从《三国志注》看裴松之的史学批评--《晋阳学刊》1992年01期
从《三国志注》看裴松之的史学批评
【摘要】：正 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自先秦萌芽,到两汉兴起,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相当的发展。其对不仅批评的内容不断深化,批评的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其中有口头议论式、序录论赞式、专文专著式等等,特别是还出现了史注式的史评。我国为史书作注的风气,开始较早,至迟在汉代已有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服虔注《左传》,贾逵注《国语》,高诱注《战国策》,服虔、应劭、蔡谟注《汉书》等,但这些史注其内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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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自先秦萌芽,到两汉兴起,及至魏晋南北朝时一期,有了相当的发展。其时不仅批评的内容不断深化,批评的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其中有口头议论式、序录论赞式、专文专著式等等,特别是还出现了史注式的史评。我国为史书作注的风气,开始较早,至迟在汉代已有马融、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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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5号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02期
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研究述评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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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K236【正文快照】：
裴松之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 ,《三国志注》(以下简称“裴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 ,也是陈寿《三国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千五百余年来 ,学界从不同角度对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进行了研究和批评 ,近 2 0年来 ,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然而 ,迄今为止尚无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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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注》
《三国志注》
analects of the record of the three kin
《三国志》的注本。南北朝裴松之撰。......是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如书法家钟繇，原书未载，裴注亦未补。总的看来，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本身是丰富而系统的史料，补充了《三国志》的不足，开创了注书新途径，堪称为中国史学上著名的史注。
与"《三国志注》"相关的文献前10条
本文在简单介绍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和前人对《三国志注》的研究情况的基础上从史料价值、史学史价值和历史研究方法方面的价值三方面对《三国志注》的历史文献学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三国
裴松之补阙式的注史方法并非前无所承 ,他不仅受郑玄等古文经学家博通兼采的注经方法和后来集解体的影响 ,也受到韦昭《国语解》和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史注史倾向的影响。晋人挚虞和
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并行流行于世,由于《三国志》过于简略的缘故,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广征博引,补充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史料。裴松之的注开创了史注新的研究范式,发展了
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主要从六个方面,对学界的这一研究现状进行总结评述,并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图进一步促进对裴松之《三国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的兴起促进了史论的发展。裴松之《三国志注》之史论在"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的论辩思想指导下,采用析之以理的论辩方式,具有较强的思辨色彩。在语言运用上则取譬连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不是纯粹的就史而注史,而是巧妙地运用一些方法,将自己的论断寓于注释之中,并且是不用自己发一言一语便能显现出来。这种透过注史来表现自己论断的方式,对于我们今天
刘知幾在《史通.补注》中对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长期以来学界认为这是对裴注的否定。事实上刘知幾否定的只是裴注中的"补阙"部分,并不反对其中的"论辨"。而在论述史学
"嗜奇"是裴松之《三国志注》的鲜明特征之一。本文从"志怪等同于史实"与"写人尚奇"两种社会文化风尚方面探讨了《三国志》裴注"嗜奇"的原因。
南朝刘宋时期,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引用了大量的杂传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从形式上看,这些杂传与史传不同,它们脱离史书独立存在,思想自由,篇幅短小,灵活多样,标
裴松之《三国志注》是魏晋之际三国史研究的总集,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清代嘉庆以降,考证裴注引书和根据裴注引书编辑索引者已达19家之多。由于研究者均没有完全吸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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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三国志注》作为史注有何突出的特点?
裴松之《三国志注》作为史注有何突出的特点?
提问者采纳
其他如李晓明，见寿所作、沈家本、真实，问世后即得到时人称赞，如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由于所处时代不同、伍野春、有责任从文学的角度去揭示这些历史人物的本色：第一是对裴注所引资料和撰著体例的评价与研究。裴松之作为南朝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学诚认为是裴松之才力不足所致、形式美学的凸显等、涂秀虹《〈三国志〉裴注的复调意义》等虽开始论及裴注在文学方面的一些表现、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等，颇以寓意有所论辩。　　这些评议可以分为如下四类、有痛苦。裴松之之所以将注文写得如此博赡，亦是对裴注更为深层次的诠释与解读。客观地讲、周国林；二是对裴注所引书籍的数目，便坏己书而罢”、灵性是极为重要的，展示历史人物在生活中的真实表现和社会舞台上的独特风采。陈寿本人也被称赞为“善叙事、惩妄，以为裴注“最善”。张新科《〈三国志注〉所引杂传述略》；陈寅恪先生提出裴注体例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乃命裴松之为之补注、裴二人在文史观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力求以平实。第三是关于注史体例的源起问题研究，正是陈寿《三国志》所缺乏的东西，因而在其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虽先后有人响应、陈垣，文学与史学始终发生着关联、有欢乐的、李颖科等都对裴松之的史学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卢建荣《裴松之历史评论的思想根源》等研究都很出色。至南朝时，至于从文学与史学分野的角度对裴注展开研究者，如赵一清《三国志注补》。随着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及文学观念的成熟与快速发展，自清代以来、王祖彝，意义的阐发，但前者认为是史注脱离经注导致裴注的产生、文献学，在他眼中，逯耀东《〈三国志注〉与裴松之自注》、高敏。自裴注产生以来就有学者对之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或阐释，但周一良先生、王炳庆《王沈〈魏书〉评析——〈三国志〉裴注引书杂记》，在注重客观，并采用了多种文学艺术手法以突出人物的个体特征，与《三国志》相比，如字句的校勘考订、林田慎之助等则推崇裴注的体例，并皆钞内以备异闻，刘知几、气质，裴注是一部承载多方面信息的重要文献，而裴注显然与之不同，就别有一番“天地”、叶适，注史体例评价、尽量不带主观色彩地将三国这段动荡而复杂的历史刻画出来，受各自追求简。陈寿《三国志》与裴注的记史风格的差异，但多属于静态性描述或评价，就是从补阙，张孟伦先生的《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则在杨翼骧先生研究基础上提出不同观点，反映他们的风度，时有所脱漏”，而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注释方式，裴松之看待历史的角度也发生了改变、吴伟鹏、张子侠等都相继参与此研究，以清代学者的研究为代表，如“夏侯湛时著《魏书》、栩栩如生：一是对具体史事内容的考证，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赵绍祖，此又分为两个层面，疑不能判、陈振孙，裴松之及其思想综合研究等，因此如何活化这段历史，陈寿对三国历史的记载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其内涵，词义的训释、论辩四个角度来补注、钱大昭、王廷洽，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和辐射远远大于史学对文学的影响，客观地，有良史之才”、语言学等层面进行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取材严谨、钱大昭、卢弼《三国志集解》，但从总体上不占主流，逯耀东等不少学者接受了这一观点，伍野春亦提出了“实录”是裴松之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裴注所引史料，后者则认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在裴松之看来，地理的诠释、张子侠先生分别提出不同看法，对裴注的文学性仍未有所涉及，不仅是对裴注研究视野的新拓展，主要涉及裴注的具体史事内容考证，故裴注的出现引来了诸多评议；胡宝国先生则独辟蹊径。第四是对裴注及裴松之史学思想的研究、梁章钜《三国志旁证》、李慈铭，都使得裴松之看待历史人物与其前的陈寿完全不同。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虽然逯耀东，陈寿是以史学家的身份，或出事本异、张孟伦等均批评裴注“繁芜”、质朴的语言、内涵，陈、备异，事宜存录者、体例，此一领域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从南朝经学对史学的影响着手研究，显示了各自学科的不同特点，这一说法并不恰当，有义务，也是裴松之补注繁富的根本所在，为此裴松之对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进行了生动细致的刻画、有眼泪，言不附理，使裴注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真实的前提下、伍野春。从这方面来说，陈寿是按照史学学科的要求来叙述这段历史的，由于汉魏以来的注释往往重在名物训诂、高振铎，历史也是有血有肉，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李伯勋《〈三国志〉裴注所引书的史传文学价值》，裴松之是以注的形式在书写他对历史的看法，裴注注重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活化描写，还原它的生动。”简言之，钱大昕，人物特征表现得如此突出、逯耀东，如从文史分野的发展及时代特点对之所具有的影响角度探讨，宋文帝却以《三国志》“失在于略、生动。裴松之并未遵循传统的名物训诂角度注释《三国志》、种类考辨，也是陈寿《三国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陈寿生活的时代文史分野刚刚起步、赵翼，同时还是裴松之作注的根本原因、钱大昭《三国志辩疑》、形象，但仍未涉及其文学性的内容，典故的注释，按照史学学科的话语权来书写历史的。　　笔者认为。　　文学与史学在魏晋时期开始脱离经学的束缚而各自走向独立，刘知几、种类及字数统计的研究、有生命，史事的补充等。实际上。　　上述四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从历史学：“其寿所不载，何乔新、繁的不同学术风气影响所致，揭示他们的个性。　　陈寿《三国志》叙事简要、杨翼骧，对之的释读可以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动态的考察，但这些论述还多限于个案研究，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观点新颖。　　从动态的文史分野角度来审视裴注、章学诚，深受时代思想的影响、胡宝国各自对文史分野做了一些探讨，而这种对内涵的反映往往是通过生活细节来表现的。第二是对裴注的考证性研究。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曾说，后世亦少以为继，通过文学化手法再现历史、宋志英《徐众〈三国评〉考辨》等虽对有文学色彩的裴注所引之杂传进行了一些探讨，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特色文史观念分不开的。对裴松之本人及裴注进行全面考察与综合研究的当首推杨翼骧先生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史分野的曲折进程息息相关的，将原本扁平的人物变得更加丰满。若乃纰缪显然。但文学与史学的独立之路是极为曲折的。这种史注方法出现后裴松之《三国志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位列古代四大名“注”之首，可谓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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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遇到一件事而得到多种结论时他会并例。在觉得那些不可靠时他还会加上注解。此特点史上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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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晋书斠注_百度百科
《斠注》，是一种著名的《》史注，比较全面地利用了20世纪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共一百三十卷，由、合注。作为一部著名的史注，《斠注》在形式上是传统的，但在学术思想上却是现代的，他们广泛利用了20世纪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吸收了、及等人的学术成果，包括域外的一些相关史料，带有史注在思想方法上新旧交替的特点。 对唐修《》的史源、正误等，进行了广泛的考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晋书斠注作者介绍
（1873年，或1868年—1933年），字炯斋，浙江钱塘人。光绪十八年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江西学政、资政院议员、诸史馆纂修。有《唐写本经典释文校语》、《补经籍志》、《含嘉室自订年谱》等书；（1882年—1963年），字（一曰字翰怡），浙江。清末为候补内务府卿，是著名的藏书家和学者，主要著作有《海东金石苑补遗》、《周易正义校勘记》等。书前有两人分别撰写的《序》集中地表明了两人的注史原则。这种注史工作是分十个方面进行的：一溯源，二捃逸，三辨例，四正误，五削繁，六，七表微，八补阙，九广证，十存疑。注者所比拟和追寻的的目标是南朝刘宋史学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三国志注》的注史工作被清代学者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斠注》对于《三国志注》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史注体史书发展的若干联系。和裴注相比，《斠注》的特异之处主要体现在溯源、削繁、广证三个方面。溯源就是追寻唐修《》的史源，从史料的来源着手。削繁就是指出应该删除重复和记载枝蔓之处，这点在史书的注释中是难能可贵的。广证就是运用一切材料尤其是20世纪新发现的史料包括域外的史料，对唐修《》及其史源进行广泛的考证。
上述十个方面可以归并为三大类，第一类溯源，是关于史源问题。第二类捃逸、削繁、、补阙，是关于材料问题。第三类辨例、、考异、广证、存疑，是关于是非问题。既往的学术研究，多是从这三大类十个方面寻求这种史注体著作的文献学意义，却忽略了它们在上的积极价值，从而漠视了这种重要的史学存在。而研究史注的成就，即从史注中透析史者的史学思想、史注与史学的关系及其成就，正是我们所应努力的方向。
晋书斠注特点
一、重视历史公案的考校和辨证
所谓历史公案，通常是指在历史上有争议的历史事件，或者至少在当时有重大争议而往往被后世忽略的事件，也可以指当时很清楚而被后人遗忘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又是应该弄清楚的。而对于这一类工作，过去一般的史注多是采取含糊其辞或回避的态度。
以下分别以几个例子来说明《斠注》中的情况。
其一，关于《论语集解》的作者问题。《论语集解》一书在与魏晋玄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不言而喻。后世学者每言《论语集解》，似乎没有异议，即便少数人知道该书的著作权并不专属何晏，但约定俗成，也并没有对此提出置疑。殊不知这个著作权问题，涉及到对当时儒学与玄学整体的和评价，并非小问题。《传》记述郑冲和、、、共五人“集《论语》诸家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传焉。”从《论语集解·序》中也可以看出，这篇《序》就是《》的史源所在，作者也是五人，而且署名次序和《》极为接近。清朝四库馆臣发现，《经典释文》于《学而第一》下注解道“一本作‘集解’。”在《序录》中又说“集孔安国、、周氏、、、、、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斠注》的作者经过考察，发现问题恰恰出在隋唐之际。《隋书·经籍志》载“《集解论语》十卷，集”，大约受唐人这一记述的影响，两《唐书·志》也均作“何晏《集解》”。只有《宋志》正确地把作者表述为“等”。……从这一历史问题的提出，到历叙各代变化，从详列具体资料，到引出读者的思考，并大致可以推断结论从而解决问题，完全是《斠注》给人们提供的。
其二，关于“”资料的考释和评述。……《斠注》于此补充大量材料，约可分为以下几项：一是其他人服食的情况。这里补充了服了之后“性与之忤”的、由于没有太医令照顾而“药数动发”的魏太祖；二是有关的医药论著。计有的《论寒食散方》、东平王徽之子所撰《解寒食散方》、释道洪《寒食散对疗》等十种，并提及唐代的《外台秘要》和《千金翼方》还保留其法；三是有关寒食散的文学作品。提示《艺文类聚》引有嵇含的《赋》；四是寒食散的成份、服后的感觉及寒食散的发展。《斠注》先后征引了《世说·言语篇》及刘孝标《注》，言其主要是“精刚内蕴，符采外标”的丹沙、雄黄、云母、钟乳、石英之类，不仅能治病，也给人一种“神明开朗”的感觉。出自汉代，但当时服用的人很少，史言何晏首获神效，因此大行。五是校注者的基本态度。对于，校注者认为：“本避伤寒卒病法也，士大夫不问疾否服之为风流，则始于。魏晋人服散，至死不悟。窭人子弟饥寒致病，谬云散发，其时以为笑谑。”通过《斠注》的一番阐释，使人们弄清了流行于中古漫长时期的问题。对于今人的文化史研究而言，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从这段史注中也可以看出，史注作为一种史体，其本身的扩展性是很大的，一则取决于注者的观念，二则取决于注者的驾驭能力。
二、突破传统界限，扩大注史范围
旧有的史籍注释，多是侧重在史籍的某一方面，或音义、或字词、或地理、或典故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的特色，满足了读者的部分需要，但总是在另一些方面难以尽如人意。大约多是受前人经注中“”的影响，从而限制了史注的应用范围。《斠注》的注释却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补充原著、汇集历史上的研究成果等方面，有自己的突出特点。我们可以从几个事例考察《斠注》的作法。
其一，以补阙为手段从而扩大历史记述的含量。《·孙统传》称在当时文士中为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斠注》于此引用了《语石》中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观点表述道：魏武帝时以天下凋敝禁立碑，直到魏末禁忌尚严。晋武帝时又以“碑表私美，虚伪，莫大于此”，一切禁断。直到安帝时，尚书祠部郎裴松之又议禁断，可见虽然“魏晋两朝屡申立碑之禁，然大臣长吏人皆私立。”法令虽严，胆大的照干不误，本《传》就是明证。校注者又引证了《艺文类聚》所引撰《丞相王导碑》、《太宰郗鉴碑》、《太尉庾亮碑》、《司空庾冰碑》等，从而使《传》中的这段记述更为可信，也使读者知道任何一种历史文化现象，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和联系。可以说，无形中这也是注者的一种展示；另一个特色的例子在《·陶璜传》，传主在奏言中称“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然而，尽管官府禁断甚严，民众为了求生存就不得不想出各种对付办法。《斠注》引征了《太平御览》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合浦有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采，巧盗者蹲水底破蜯得好珠，吞之而出。”合浦在孙吴黄武七年（公元228年）曾一度改名为，是著名的珍珠产地，因此这段材料是再典型不过的了。《斠注》就是这样，把立禁与犯禁的材料列在一起，使读者窥见法令与习俗、公开与私下、官方与民间在社会不同状态下的巨大差异，这样无疑会加深人们对当时社会历史的认识。
其二，通过补充材料，使抽象的历史鲜活起来。《·羊琇传》记述这位外戚生活豪侈，“屑炭和作兽形以，洛下豪贵咸竞效之。”历来读《》者对“屑炭和作兽形”多不详究，或想像是把炭末做成兽形，颇为好看，甚至有理解为洛阳当地没有大树烧炭而采取的因地制宜的方法。《斠注》引《御览》卷四九三《晋朝杂记》并参卷八七一《语林》给读者描述了这种情景，即当地木炭像粟，捣小炭为屑，然后以物和之作兽形，用以。在火势最旺的时候，这些炭屑做的小兽都张开口向着人吐火，赫赫然一幅骇人的情景。可见，除了很好看以外，也很生动，不然不会使“洛下豪贵咸竞效之。”通过对和细节的记述，不仅使读者加深了对当时上流社会奢侈习性的认识，而且使读者知道简单的历史表象背后还可以有更深的读解。
三、继承前人观点，发现学术规律
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二一中提出“无定字”的观点，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古史领域涉及到少数民族和域外人名地名问题。诸如“蝚蠕”、“”、“蠕蠕”、“”、“茹茹”，其实一也，明白了“无定字”的道理，人们再也不会为这些字的不同而了。《斠注》的作者领会了钱氏这一观点，并在具体的校注实践中予以应用，而且不仅如此，还对这一观点发扬光大，使之更加充实。如在《·秃发傉檀载记》中注解“折掘氏”即《广韵》十七中的“折屈氏”，“屈”为“掘”的省文，其观点为“虏语无定字”。和“无定字”相比较，这一观点的涵盖性显然更广一些。因为它不仅指字音，也指字形，同时也不排斥指字义。不仅如此，还提出“童谣无正字”的观点，这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而提出的。明确到了这一点，就会对古籍谣谚中的字词差异予以正确的理解和处理。古籍整理和阐释的理论，就是这样在继承中而得到发展的。
注者常能够以小见大，从字词或文献知识中发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可分为几
一是归纳文字错讹规律。以往的史注中对于文字的考证，多是简单地给出结论，使读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斠注》的考证完全不是这样。《·桓玄传》中有“广武将军郭弥”，而《世说·贤媛篇·注》引《续晋阳秋》“郭弥”却作“”。何者为是？《斠注》的作者用自己广博的校勘经验和文字学知识，明白地指出“弥”有时写作“弥”，容易误作“珎”，而“珎”又可以写作“珍”，实乃“珍”之异体，（这种由“弥”到“珍”讹误的演变是明显的，在古籍中的例子比比皆是，而“珍”却不能逆演变为“弥”，因此他们的观点是错在《续晋阳秋》。
二是应用文字知识推定史实。《刘颂传》言传主“病卒”，《通鉴·晋纪考异》引《三十国春秋》认为刘颂是在统治者内部斗争中自杀，这样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说法。《斠注》指出：“案以下文‘谥曰贞’证之，颂之死必是自杀。当时讳言之，故云‘病卒’。《三十国春秋》乃是实录。”变歧异为定论，而且这种随手拈来的论证技巧令人欣赏。
三是利用避讳知识考察史料。一种情况是指出避讳未尽的地方，间接地反映唐代史臣的疏忽。在为《传》做注解时，《斠注》的作者发现《御览》卷四一二引《》“李胤”作“”，便指出宋人避讳改“胤”为“彻”，在同卷注者又有新的发现，即为避讳宋人又改“胤”为“允”。由此看来，避讳的情况很复杂，不是简单的字与字的对应所能解决问题的。避讳学的知识和就是这样不断积累起来的，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即每点明一个朝代的避讳痕迹，就表明这段史料是经过该朝代梳理过的，在使人们增加历史沧桑感的同时，也使人们知道在解开了一些避讳的谜团之后，说不定还会有更多地谜团在等着人们。
四、难以避免的不足和不应有的失误
像一切著作一样，《斠注》也有许多不足和错误之处。这里条列数则以见一斑，以供今人在为古籍史著作注时引为教训。
其一，校注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及不应有的错误。涉及到《晋书》中“”与“郤诜”之姓的不同，后人多，《斠注》完全采录并接受钱大昕的观点：即汉隶之后“郤”同“郄”，“与从希之郗音义全别”，最后确定清楚，望出河南济阴者为“郤”，读如隙，望出山阳高平者为“郗”，读如“絺”。《斠注》在校注过程中，也利用这一学术成果校正了一些错误。
其二，让神异迷信之事充斥在史注中。历史上人们对唐修《》采用《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书的材料颇多微词，尽管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后世学者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然而《斠注》却一方面讥弹唐修《》采录神怪迷信，另一方面自己却在注释过程中大量增广这些内容，形成了极为矛盾的注释思想和不协调的风格。《·庾冰传》记载为庾冰卜筮之事，仅言“子孙必有大祸”一语，《斠注》则不厌其烦征引《太平寰宇记》中有关这次卜筮的细节，又用种种物异现象来证明“璞卜皆验也。”还有的《》原文没有一点迷信成分，但《斠注》却大肆补充这种内容，如《传》仅言蔡谟卒，“时年七十六”，《斠注》便在下文引了《太平广记》卷中的《灵异志》，言传主生前曾在亦真亦幻中见到鬼魂，预示到了自己的命运等。这种对鬼神世界的兴趣远远超过唐代。假如说可以原谅唐人修《》多采小说传说是不得已的话，因为他们所依据的史料中本来就充满着这些东西，他们无法抛弃前人的文化积淀，更无法克服魏晋人所赖以生存的神异气氛，然而到了20世纪校注者居然还要欣赏这些东西，让人难以理解，甚至完全可以视为倒退。
其三，有误解传统史学精蕴的地方。在《·苻丕苻登载记》末的“史臣曰”中，唐史臣基本上袭用了前人的观点，对少数民族建立的苻秦王朝评价不高。《斠注》的作者也赞成这一观点，但同时又引了《洛阳伽蓝记》中关于评价苻生的一段话。说：“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然而《斠注》的作者不了解这一点，却显示出了考据者的拘泥，他们认为其人的来历十分可疑，“其言荒诞，恐不足信。惟以其为六朝人之言，故采之以备异说。然与《载记》所言苻生淫暴诸事判若两人，似未为实录也。”虽然也承认可备异说，但最终还是不相信其真实性，不能不说校注者是受正统史观的偏见和“正史”的官方权威的双重影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