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案例1：数字中国案例2：温州开创的中国“第一”案例3：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案例4：30年中国民主政治案例5：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案例6：浙商的“走出去”战略案例7：我国工业安全触警戒线 外资市场控制率近1/3案例8：杀出一条血路来案例9：像小平同志那样改革案例10：邓小平与农村改革案例11：“超女”带来改变案例12：和平崛起:从特区到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案例13：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收购”案例14：“入世”其实很简单案例15：真正“走出去”，还有多远？案例16：走出国门闯天下的海尔&&&&&&&案例1：数字中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份&&GDP（亿元）&&人均GDP&&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城镇恩格尔系数&&农村恩格尔系数&&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数&&2009&&335353&&18858&&5153&&2008&&300670&&22698&&15781&&4761&&37.9&&43.7&&39.6：27.2：33.2&&2007&&257306&&19524&&13786&&4140&&36.3&&43.1&&40.8：26.8：32.4&&2006&&211924&&16165&&11760&&3587&&35.8&&43&&42.6：25.2：32.2&&2005&&183217&&14053&&10493&&3255&&36.7&&45.5&&44.8：23.8：31.4&&2000&&99215&&7858&&6280&&2253&&39.4&&49.1&&50：22.5：27.5&&1995&&60794&&5046&&4283&&1578&&50.1&&58.6&&52.2：23：24.8&&1990&&18668&&1644&&1510&&686&&54.2&&58.8&&60.1:21.4:18.5&&1985&&9016&&858&&739&&398&&53.1&&57.8&&62.4：20.8：16.8&&1980&&4546&&463&&478&&191&&56.9&&61.8&&68.7：18.2：13.1&&1978&&3645&&381&&343&&134&&57.5&&67.7&&70.5：17.3：12.2&数字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案例2：温州开创的中国“第一”翻开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温州撬动中国的变革》，详实的档案记载着温州开创了许许多多的中国“第一”：第一份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第一家实行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第一批农村专业市场第一座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集资建造的飞机场第一个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制订“质量立市”细则的地方政府第一个境外中华商城、第一座建立信用体系的城市、第一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案例3：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先看市民生活。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国际背景：新科技革命。1945年7月，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1957年，美国西屋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压水堆型商用核电站，苏联以及英法等国也相继建成了核电站。核电站作为一种新能源，开始迅速发展。在信息技术方面，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电脑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1958年出现了晶体管计算机。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每秒运算千万次的集成电路, 即第三代计算机。1971年世界上第一台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做芯片的微型计算机在美国制成。在超大型计算机发展的同时,微型计算机和微处理机, 家庭和个人用电脑迅速发展。在空间技术方面，日,11月3日,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此后，美、苏两国开始了激烈的太空竞争。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1981年4月，“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又成功发射。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美国科学家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DNA重组实验；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此外，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等也迅速发展。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美欧日经济实力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从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了106个月，6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繁荣的十年”。1975年，美国GDP总额达到15265亿美元，是1957年的3.2倍。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间，西德GDP增加了5倍多，是除日本之外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年，法国工业年均增长5.9%，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09亿美元。日本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1955年，日本编制《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年）；1960年，又实施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年为9.8%，年为11.8%。从年，日本GDP增长了7.2倍。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但在随后的20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山东。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只有148亿美元（《港澳经济考察报告》，1978年5月31日）。中国差距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其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第558页）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我们“实在觉得很寒碜”。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专门听取了访日团、港澳团和西欧五国团的汇报。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大家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党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真是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时代了！资料来源：学习时报& 曹 普日&案例4：30年中国民主政治人大代表从&哑巴&到为民仗义执言·中国30年立法故事：&黑砖窑&加速劳动合同法修改·中国30年人大监督故事：黄静裸死案终结多头鉴定·中国30年选举制度：从首张反对票到同比例选举30年来，穿过时代的风雨，人大监督经历了由“橡皮图章”到“刚性监督”，由恢复到发展直至不断深化的转变过程从一般性监督———组织代表视察、调查、检查等，到刚性监督———质询、否决、罢免以及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人大监督方式不断创新。从宪法的原则性赋权，到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的颁布实施，人大监督走向规范。从审议“一府两院”报告，到“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监督重点”，人大监督的重点更加明晰。从代表审议报告，到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人大监督的过程更加公开、透明。以民为本，监督为民。人大监督，为民意前行。中国30年选举制度：从首张反对票到同比例选举——从鼓掌、举手、无记名投票到电子表决，人大代表清晰表达真实意愿。从城乡人口选举比例4:1到1:1，权利受到空前重视。从全部赞成到反对票的出现，民主空气日趋浓厚。从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选举制度日趋完善。从党政干部比例偏高，到增加一线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增加妇女代表比例，代表结构更加优化。如今，电视辩论、网络论坛、手机短信……公民参与新形式、新途径正在出现。30年来，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选举制度，一次次里程碑式的变革，激发了人民参政议政的热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满无限生机和活力。6个故事讲述我国的民主选举:从举手表决、无记名投票发展到电子表决;城乡人口选举比例由4:1开始逐步探索1:1;代表结构日趋合理。30年来，人大代表履职的理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从举举手、投投票、当“哑巴”代表，到去官腔少客套，尖锐质询，为民仗义执言。从无所作为到明察暗访、自费调研，众多代表更加注重倾听民声民意。从工作走马观花到广泛搜集民情民意，议案建议件件关注民生。“人大代表不只是荣誉，要常怀忧民心，为百姓办实事。”从荣誉到责任，角色的变迁使得代表的作用日益彰显。&案例5：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选摘自[美]萨拉·邦焦尔尼（著）《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忽然发现，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有25件。与此同时，家里的DVD、鞋、袜子、玩具、台灯……也统统来自中国。面对此情此景，她不禁想到：如果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还能否生存下去？全球化时代真的已经悄悄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吗？于是萨拉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从而诞生了《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 别了，吾爱& 在一个阴沉的星期一，我们把“中国”从家里请了出去。那时，圣诞节刚过两天，孩子们在楼上酣睡。当然，我说的中国，不是地球对面的那个国家，而是所有标着“中国制造”的塑料制品、棉制品和金属制品。已经有的“中国”，我们留着，但我们打算再也不往家里添置新的了。& 这倒不是中国的错。它用无数廉价玩具、器皿和鞋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欢声笑语。我有时候也担心美国流失的工作岗位，可在我家，价格便宜就是无上的美德。中国产品，让我们无力抵挡。但在这个阴沉的下午，我坐在沙发上，环顾节日后乱得一塌糊涂的家，后背猛然冒出一股不安的凉意来。照理说早就该注意到，可我直到此刻才发现——中国占领着我的家！& 我赶紧从沙发上起身，清点起圣诞节礼物来，并把它们分成两大类：中国，非中国。清点结果，中国，25；非中国，14。我想，儿童特别节目真该更新一下地理知识了。圣诞老人的小矮人们并不是在冰雪覆盖的北极作坊里干活，而是在远离咱家乡海岸至少7000英里的工厂里工作。圣诞节，孩子们一年到头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来的一天，原来竟是个中国节。如此细细琢磨一番，事情似乎已经失控了——突然之间，我想把“中国”给请出去。想要彻底驱逐“中国”，为时已晚。要是把我们已经抬进家门的“中国制造”全扔了，我家也就差不多空了。不光如此，丈夫凯文铁定会杀了我，他是个很包容的男人，但也有底线。& 我丈夫的女式太阳镜& 三月中旬的一个温热下午，凯文下班回家，整个人都变了。变的是他的脸——居然戴着一副超小款的女童太阳镜，热辣的粉红衬黑色，一边的镜片上还写着“街头美少女”字样。& 凯文堕落到这般田地，始于上个星期他把自己的意大利太阳镜给弄丢之后。他知道，要是想不买中国产的太阳镜，就会花掉一大笔钱；可我们最近正好缺钱。他工作上的一个朋友，为他的困境提供了一段哲学般的建议……& 很快那副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粉红衬黑色太阳镜就玩儿完了……我在阁楼的一只箱子里，为凯文的困境找到了临时解决方案：一副雪镜，它镜片又大又圆，黑得不透光，两边还有皮眼罩。凯文戴上它，就像是一匹拉车的老马。在街区湖边跑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吸引了无数惊恐的目光，马上就来了劲。& 但归根结底，雪镜并不太理想。它太重了，戴了20分钟，凯文的脑袋就痛了起来。皮眼罩挡住了他眼角的余光，开车太危险。所以我尽了自己为妻的本分——援救凯文的眼睛。我开车去了商场，在柜台间急速穿梭，再一次咬牙切齿地想到中国占领了全世界——至少，占领了全世界的商场。我挑了至少60副太阳镜，全都是中国货。回到家里，我发现网上卖的美国、意大利太阳镜不少，但看到价格心里敲锣打鼓的——大概150美元起，而我们只买得起中国太阳镜。凯文的部门秘书救了他。她在一元店里买了两副太阳镜，一副一元钱，因为她听够了凯文的抱怨。我真感激她决定破费两元钱。凯文把秘书送给他的那副太阳镜又弄丢了，他威胁要造反了……斯麦德列太太警告过我要提防网站，但凯文的臭脸和被太阳晒伤的眼睛，令我拼死想给他找一副非中国产的太阳镜，所以，我克制不住在网上来了次非中国产太阳镜大搜捕……接下来的尝试让我碰到了更多废话。我只好认了输，走进厨房，坐在桌子边上，盘算该怎么才能凑钱买得起意大利或美国产太阳镜……&案例6：浙商的“走出去”战略&“康奈”专卖店开进欧美大都市2008年08月28日 14:35:50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1年，康奈果断地启动“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国际化战略，开创性地在法国巴黎设立第一家海外专卖店。随后，欧美地区的康奈品牌专卖网络应运而生。2006年7月9日，280平方米的康奈旗舰店开进巴黎商业黄金地带，被媒体誉为“中国鞋业品牌跻身境外主流商圈的标志性事件”。截止目前，康奈已在欧、美、亚、非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200多家专卖店，进入了数十家境外主流商场。康奈计划3年后努力达到海外专卖店(柜)1000家的规模。SATRA是一家1919年组建于英国的全球性鞋类研究机构。为了在技术标准上与国际接轨，康奈2001年成功地成为SATRA组织的成员，得到了SATRA每年都为康奈提供包括提高产品工艺、产品品质、产品检测技术标准等方面的技术服务。同时，康奈主动提出与STATRA合作建立实验室，并在SATRA的技术服务下，投资1000万元建立鞋类研发实验室，研发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等。　　通过自主研发，并借助SATRA等专业机构的力量，近三年连续推出商务舒仕鞋、经典舒仕鞋、动感舒仕鞋，其鞋类舒适度技术达到世界先进，受到全球消费者的一致青睐。康奈还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参与包括《皮鞋标准》等国家制鞋标准的制定，并担任全国制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副秘书长单位、全国制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此外，积极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遵循PDCA循环法则，通过对领导、战略、顾客与市场、资源、过程、测量与改进、经营结果等七大方面的持续改进，使企业取得卓越领先的经营绩效。2007年，康奈率先在全国同行中荣获管理领域的最高奖——全国质量奖，实现了从优秀到卓越的飞跃。截止目前，康奈已组建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到2010年，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将完成20亿元人民币投资额，建成占地228万平方米、可容纳60家轻工制造企业的境外重要生产基地，年产值将达248亿人民币。同时，康奈计划在今后几年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几个鞋业品牌进行整合，将康奈品牌快速切入它们的渠道，从而完成从单一的“产品出口”向“资本输出”、从传统的“中国制造”向“世界制造”的跨越。到2015年，康奈要实现主导产品销售收入100亿，创利税11亿的目标；实现综合实力国内行业前茅，中高档皮鞋进入国际20强之列。浙江越美“走出去”越美集团是从出口产品到“输出”企业再到“输出”产业集群的外贸企业典型。20世纪90年代，越美依靠中间商出口产品，一年出口额不到300万美元。2000年开始，他在尼日利亚办起了贸易公司搞批发，站稳脚根后，2004年、2006年又先后在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创办2家加工企业。到2008年，已达21亿元，平均每年增长65%以上。2004年，经过中国商务部和尼日利亚政府批准，越美集团投资100万美元，在尼日利亚卡拉巴保税区设立了第一家境外加工贸易生产企业——“金美(尼日利亚)纺织品有限公司”。越美在当地兴建厂房7000多平方米，招聘当地工人130多人，又从国内投入设备和聘用技术人员。近几年，越美集团不断追加投资，目前，已累计投资1088万美元。2006年8月，越美又在西非塞内加尔投资500万美元，创建了第二家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境外办厂让越美集团不仅顺利越过了尼日利亚本国针对纺织品进口的限制，还享受到了当地政府免税优惠政策，而且利用欧美国家与非洲各国签订的国际贸易条约，产品进入欧美市场也畅通无阻。2007年，越美集团决定投资5000万美元，设立越美(尼日利亚)纺织工业园。越美纺织工业园一期占地600亩，拥有厂房28万平方米，计划引进15-17家纺织类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这是在尼日利亚国家级保税区建立的我国首个境外纺织工业园区。目前，已经有30多家企业表达了加入园区的意向，绝大部分都是在尼日利亚有过多年贸易经验的浙江纺织企业。2008年以来，他在尼日利亚国家级保税区建立了一个境外纺织工业园区，目前有意向加入的纺织配套企业达30多家。浙江越美集团在尼日利亚投资办厂几年来，迅速带动了当地纺织产业链的发展。由于订单应接不暇，越美集团将一部分订单给尼日利亚的农民加工，当地农户已藉此发展了4000多台织布机，一年可增收4000多万元，同时带动了当地的棉纱贸易商、花版制作商、印染企业和仓储企业等各类企业发展，获得所在国政府的好评。“输出”企业带来的好处可多了，如既能及时了解当地市场需求，又能绕开贸易壁垒，还能规避人民币升值的风险。先行“走出去”的企业发现，如今到境外创建纺织园区，园区企业可以享受双重的优惠政策，一方面是我国商务部的“纺织企业走出去专项资金”支持，一方面可以享受所在国自由贸易区政策的相关优惠，出口产品还可以享受所在国退税奖励。通过“走出去”创办企业或产业集群，能推动国内相关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既可以让那些闲置设备产生效益，又可以缓解国外对于中国出口“低价”倾销的指责，实现出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万向“走出去”&&& 万向诺言：“奋斗十年添个零”.cn& 2009年11月20日1969年7月8日，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组建成立。1979改名为萧山万向节厂1984年，获得美国最大万向节供应商舍勒公司的3万多套万向节的订单，迈出了国际化道路上的第一步。万向节初次出口美国，实现了产品走出去1992年，从国内派人、到本土化招人，到国内外一体化培养人组建万向北美技术中心，开始万向人员走出去，感受与国际的差距，以此为海外技术创新体系的核心，先后在万向英国公司、万向欧洲公司等海外公司设立二级研究机构，负责新产品开发设计，保持与国际先进技术同步开发，实现技术国际对接。1994年，万向美国公司成立，标志着万向公司走出国门。使万向充分利用国内的资源优势，融合美国本土化运作，加快了国际化的进程。1997年7月,万向收购英国AS公司60%的股份。2000年，收购第一个购买万向产品的国外公司——美国舍勒公司——拥有70余年历史和多项专利。2000年10月收购美国LT公司35%的股权,成为LT公司最大股东2001年1月,完成QA I公司10%股权的收购,成为其第3大股东。2001年收购美国上市公司——UAI公司21%的股份，开创中国乡镇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先河。2007年,万向收购并出资2500万美元收购美国A I公司30%的股份,为其史上最大一桩海外购并案。2009年夏天，万向在美国的第一个太阳能电池板工厂在伊利诺伊州破土动工。目前，万向集团在美国、英国等8个国家, 拥有近30家控股公司。2009年7月8日、万向集团创建40周年庆祝会上，许下一个承诺：到2019年，企业日创利润1个亿，员工最高年收入1个亿。并同时万向的目标是：力争“奋斗十年添个零”。上世纪70年代，企业日创利润1万元，员工的最高年收入为1万元；80年代，企业日创利润10万元，员工的最高年收入为10万元；90年代，企业日创利润100万元，员工的最高年收入超过了100万元。从1万、10万，到100万、1000万，奋斗十年添个“零”，是万向创业40年来持续发展的写照，更是激励万向勇攀高峰的动员令。2009年7月8日，是万向集团创业40周年的纪念日。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宣布，企业提前实现日创利润1000万元，员工最高年收入1000万元，兑现了10年前他许下的一个承诺。面对下一个十年，鲁冠球毅然提出坚持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到2019年，万向日创利润将达1亿元，员工最高年收入1个亿。思路决定出路，作为决定地位。万向走出去实施了 “三部曲”——“产品走出去、人员走出去、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万向集团从“引进来”转变为“走出去”，实现外向国际化高度发展后,万向的策略是“走出去”、“引进来”同时并举,通过内外资源的融会贯通,使资源实现最大限度的转化为企业的利益目标。万向从产品“走出去”,实现“点”的突破,到人员“走出去”,把这些“点”,连接成“线”,再到企业“走出去”,把“线”拓展成“面”,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与国际资源对接20家龙头浙企将在海外建立区域营销中心&&& .cn/mlzj/system//.shtml2009年创造“神话”的海宁“卡森集团”通过近年来在澳大利亚陆续开设的120家直营专卖店，销售自有家具品牌“EVERYDAY LIVING”，实现销售约1.5亿澳元，在澳大利亚家具品牌销售排行中位居第三，行业影响力上升至第二位。2009年，“卡森”模式在浙江出口企业中蔚然成风。据省商务厅统计，2009年，浙江企业新建区域营销总部、地区性物流仓储分拨中心、专卖店、售后服务等各种形式的境外营销机构突破400家。抽样调查显示：平均每个境外营销机构能够带动出口557万美元。桐乡“巨石集团”，2009年，全球400万吨玻纤产品，“巨石”一家就占了23%。究其原因，该集团在意大利、印度、巴西、南非拥有的12家贸易公司功能不小。金融危机下，我省不少企业在境外租用仓库，设立仓储中心和销售机构，在淡季时确保了生产规模，在旺季时把握住了销售机会，有效降低了出口波动风险，做到了生产稳定。浙江金蝉家纺服饰有限公司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80%。2009年，“金蝉”在纽约设立贸易公司，绕开进口商环节，直接与美国本土贸易商打交道，有的还直接进入超市销售，对销售渠道的控制力显著增强。在逐步拥有自己的营销渠道后，浙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角色正从制造商向经销商、品牌持有人转变，成为浙江外贸转型升级的一大亮点。在2009年省商务厅制定实施“建立境外营销网络专项行动方案”的基础上，2010年将对境外设立营销机构进行重点扶持，在2009年400家的基础上新增10%，其中，争取引导20家行业龙头企业在海外建立区域营销中心。(2010年1月11日)&浙江首次派驻境外商务代表——10名浙商成为全球“经济使者”.cn/mlzj/system//.shtml2010年2月3日，浙江省共有17位各界代表接受聘任，聘期一年，成为浙江省驻省外、境外商务代表。其中，10位浙商被礼聘为驻日本、韩国、泰国、越南、博茨瓦纳、尼日利亚、俄罗斯、美国、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商务代表。向省外、境外派驻商务代表，在浙江省历史上是首次。这是2010年浙江省开拓国际国内市场的一项有益尝试。入选商务代表必须保证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驻在国(地区)，要非常熟悉当地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习俗，还要与驻地相关政府部门、经济界人士有良好交往。入选后，在不影响其原有工作的前提下，商务代表将为我省在派驻地开展非经营性的商务促进工作。1998年就到博茨瓦纳投资兴建纺织厂的达亨集团董事长何烈辉在博茨瓦纳做了12年的“外商”后，今天，多了一个“新头衔”——浙江省驻博茨瓦纳商务代表。这意味着，2010年，何烈辉在博茨瓦纳投资兴业的同时，又将担负起浙江“经济使者”的神圣使命，成为浙江与博茨瓦纳深化贸易、投资合作的沟通桥梁。温州商人虞安林就在不久前，他刚刚提出了一个中俄共建规范化市场的方案，希望彻底解决困扰浙江对俄贸易多年的“灰色清关”问题。成为浙江商务代表后，今后他与省商务部门的沟通将坐上“直通车”，实现这个方案的信心更强了。截至目前，我省核准境外投资企业共有3900多家，位居全国第一，覆盖全球129个国家。大批海外浙商已经成为我省经济独一无二的优势和资源。从中选聘浙江驻外商务代表，可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据了解，今后，省商务厅还将根据需要，继续从海外浙商中选聘更多浙江商务代表。(2010年2月3日&案例7：我国工业安全触警戒线 外资市场控制率近1/32009年11月30日北京日报本报讯（记者 涂露芳）北京交通大学产业安全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09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称，近10年来，外资对中国第二产业即工业的市场控制程度稳步上升，平均控制率已接近三分之一，超过一般行业市场控制度的警戒线。目前，中国的外资企业已多达60多万家，世界500强几乎悉数来华。外资主要通过市场控制、股权控制、品牌控制、技术控制等途径对东道国的产业安全产生影响。在工业领域，外资对中国采矿业、电力、燃气、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市场控制度较低，而控制度最高的是制造业。近10年，外资对制造业市场控制度基本在30%以上，2005年至2007年达到35%以上。尽管2008年这一数字有所下降，但仍高于30%。以汽车产业为例，外资企业市场控制率1998年以来稳定在30%左右，股权控制率2006年已升至43.62%。无论是整车还是零配件领域，外资企业股权控制度都在上升，尤其发动机领域，外资股权控制度2006年高达78.26%，将对我国汽车工业安全造成一定危害。钢铁行业，外资市场控制度2008年为12.9%；石化产业外资市场控制度18.8%；激烈竞争的纺织产业领域，外资市场控制率超过28%，其中服装、鞋帽制造领域，外资市场控制度在45%至50%之间；轻工业产业外资控制率近10年也超过了37%。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电子信息产业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度2004年以后均在80%以上，外资在该领域发明专利控制度平均达到36%。另外，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决定性因素，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已经达到近70%的水平。报告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引进外资的国家产业安全管理与预警机制，在保持吸引外资合理增长的同时，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并加大鼓励外资实质性转让技术的政策支持力度。国务院国资委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当前产业安全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产品缺乏竞争力。中国出口依赖于简单加工、低端产品赚取微薄利润的模式不可持续，必须加强技术与管理的创新能力。&案例8：杀出一条血路来早春时节的北京中南海。湖面的冰层刚刚化开，湖水在阳光照耀下波光粼粼。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湖边，有三个人正在散步，后面远远地跟着警卫人员。在融融春光中，这三个人的脚步很缓慢，也显得很沉重。这是邓小平和广东省委的两个负责同志。&&& “文化大革命”像一场噩梦刚过去不久，怎么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重振中华民族的雄风，这个问题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毫不隐讳地把当前存在的矛盾、广东的劣势和优势一五一十地向邓小平作汇报。&&& 邓小平听着汇报，低头不语，默默地走着，思索着，一个早就萦绕在他心头的想法成熟了。他抬起头来，两眼炯炯望着身边的这两位负责人：“你们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见听者有些不解，他又补充说：“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省委的两位负责人都经历过陕甘宁特区的阶段，当然知道特区是怎么回事，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坚定地点了点头。&&& 一群报春的燕子，叫喳喳地从他们头上飞过，春天的阳光更暖和了。&&& 几个月后，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当时称“出口特区”。1980年3月，“出口特区”又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日中午，一列从广州开来的火车缓缓驶入深圳火车站，年近八旬的邓小平身穿灰色中山装，红光满面地走下火车。&&& 他是专门来看特区的。还在广州时，他就满怀深情地对广东省的负责同志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特区的领导衷心地欢迎邓小平的到来。因为，尽管特区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这座新兴的城市，也有众说纷纭的评论，他们期待着总设计师的评价。&&& 深圳在兴办特区前，是宝安县的一个小镇，以农业为主，收入很低，人员外流严重。但是，这里毗邻香港，风景秀丽，海岸线长，气候宜人，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 兴办特区后，深圳的变化日新月异。1983年的工业产值超过了办特区前的1979年10倍，职工和农民的收入水平也提高几倍。特区还同外商签订协议2378项，协议投资118亿港元，引进15000多台（套）设备。&&& 特区的领导汇报了40分钟，邓小平听得聚精会神，还不时插话询问。但是，他最后的表态是：“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 说完，邓小平手一挥：“到外面看看去！”&&& 邓小平登上当时楼层最高的国贸大厦，俯瞰市容，接着，他来到上步工业区，参观了一家电脑公司。随后，他又到了一个渔村，与渔民亲切交谈，合影留念。&&& 1月26日，他离开深圳前，又驱车前往蛇口工业区，视察蛇口港。他看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微笑不时在他的脸上浮现。但是，他还是没有表态。&&& 1月26日下午，邓小平从蛇口登船去珠海视察。几天后，珠海传过来一个消息，小平同志题了词：“珠海特区好！”&&& 深圳人沉不住气了。珠海特区好，深圳怎么样呢？总设计师为什么不表态呢？&&& 深圳的领导决定派接待处处长张荣到广州去，试探一下有没有为深圳题词的可能。&&& 张荣连夜出发了。深圳人在焦急地等待。&&& 邓小平对深圳特区是满意的，但是，他要多听听，多看看，才能作出结论，才能知道这条血路是不是杀出来了。&&& 大年三十这天，阳光明媚。邓小平下榻的珠岛宾馆，鲜花盛开，鸟语花香。邓小平在庭院中散着步，思索着。&&& 回到房间，他看到纸和笔都放好了，张荣正坐在一边等。他笑了。&&& 邓小平坐下，喝了一口茶，问张荣：“题什么?”&&& 张荣激动得不知怎么说，连忙从包里拿出几张草拟好的题词稿递给小平，说：“随首长吧，首长题什么，我们都高兴。”&&& 邓小平看了这几张题词稿，不作声地推在一边。然后站到桌前，饱蘸浓墨，挥笔一气呵成：&&&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这是邓小平反复斟酌了的话，这是他对建立经济特区的肯定。&&& 有了总设计师的肯定，深圳特区的建设速度更快了，各个特区也都加快了步伐，带动了全国的发展。&&& 这条血路终于杀出来了。&案例9：像小平同志那样改革伴随着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召开和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党、全国人民纪念邓小平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这些不同规格、不同类型的纪念活动，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对邓小平的真诚缅怀之情，还显示了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里汲取精神营养和力量之源的努力。“改革尚未结束，同志仍须努力”。纪念活动结束了，但纪念不会结束。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这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像邓小平那样勇于改革、善于改革、为人民改革，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深入进行下去。要勇于改革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不会人人都说好。尤其是在改革的攻坚阶段，阻力、反对等都不鲜见。这就需要勇气，要像邓小平那样有大无畏的改革勇气。这种勇气首先是勇于解放思想，敢于说老祖宗从来没有说过的新话。邓小平勇敢地告诉中国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是错误的，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及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这说的是前无古人的新话；邓小平又石破天惊地告诉中国人，不要对计划崇拜和不要对市场害怕，不要争论姓“社”姓“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这更是一条闻所未闻的新路。这种勇气也体现在邓小平不回避矛盾，不迁就妥协，既有把改革者不拘一格推向改革前台的干练果决，又有让不改革者退出历史舞台的超凡魄力。正是有贯穿这样精神的南方谈话，掀起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新高潮。这种勇气还体现在邓小平明知道改革有险阻，但义无反顾，绝不退缩。对于搞经济特区，当时不但是有人不理解、不支持，更是有着尖锐的对立与反对，甚至被扣了各种各样的大帽子。但邓小平指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当和平时期要提到“血”的时候，我们也就明白了其中的艰难程度，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邓小平要明确宣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今日中国，当我们重温邓小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句话时，更重要的是要领会背后那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要善于改革改革不易，改革很难。所以改革一定要慎重，有勇气是前提，但不是只要有勇气就够了。像邓小平一样，我们就不仅要勇于改革，还要善于改革。所谓善于改革，就是改革一定要统筹兼顾，全面考虑。尽管我们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切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绝对不是“单打一”，单兵突进。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软一硬不相称，配合得不好，改革开放就会出问题。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求正确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是对邓小平这一思想的一脉相承与发扬光大。所谓善于改革，还在于改革一定要审时度势，选准时机，掌握好节奏，把握好分寸。邓小平早就提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但是邓小平又清醒地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的一种重新调整和分配，会涉及千千万万的人，这种阻力是不可小视的。处理不好，会欲速则不达。所以，邓小平更多的是不断为全面的改革准备条件，但引而不发。今日的中国,尽管很多条件都已逐渐成熟，社会情形也有了很大改变，但在一些关键性的、敏感性的改革方面，还是要像邓小平要求的一样，“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即使有些改革必须而且已经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也要像邓小平所说的：“把尾巴夹得紧紧的，要善于藏拙。”我们不能一厢情愿，更不能头脑发热，指望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要为人民改革改革，绝对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改革是有着鲜明的目标指向的，这就是人民的利益。改革必须为了人民，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最为重要的政治交代之一。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指出的，邓小平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的诺言。在这里，人民群众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13亿全体中国人民。为人民改革，就要在改革中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让人民群众不仅成为改革发展的推动者、承担者，更要成为改革发展成果的拥有者、享有者，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这次讲的“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不仅要通过改革“把蛋糕做大”，更要通过改革“把蛋糕切公正”。这公正的着眼点始终是最大多数，绝对不是个别的群体、个别的集团和少数人。进一步明确地说，就是要看是不是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改革，同时也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案例10：邓小平与农村改革邓小平的“猫论”是何由来？中国农村改革大幕是怎样开启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一线人物、中共老一辈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财经》：您是1978年中国农村改革的倡行者。我们想请您回忆一下，邓小平在这场关键性改革中，发挥了哪些指导作用。　　杜润生：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是个禁区，邓小平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应该说是肯定“包产到户”。　　1978年，中国农村开始探索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这个重大的变革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邓小平在这一变革中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以他坚决的支持，为这个变革铺平了道路。　　1980年初，国家准备搞长期规划，这一事情交由姚依林负责。长期规划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贫困地区粮食供应的问题。　　当时中国的贫困地区，大约有两亿五千万贫困人口。几乎完全由外地来调进粮食。那就有个运输问题，但有的地方甚至连车都进不去，粮食要靠人背。这样，粮食在路上就消耗得差不多了。在会议上，我们提建议：与其给他们粮食，不如叫他们搞“包产到户”，就是现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姚依林拿着这个建议，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说，“这个办法好！可以试一试！试的结果如果没有效用，还可以改嘛！”　　《财经》：听说“黑猫白猫”的论述，就是他在农村改革中提出来的？　　杜润生：那是更早的事情了。最初说的是黑猫黄猫，不是白猫。（笑）早在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地区的汇报。当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不让地区农民自发搞“包产到户”。在那次汇报上，支持和反对“包产到户”的人，基本上是各占一半。邓小平在会上引用民间谚语：“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在总结各地农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其实，在后来我们向邓小平建议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浙江、安徽与四川等地“包产到户”已经受到农民欢迎。邓小平也已经得到来自实地的信息。也可以说，正是农民的大胆实践，为邓小平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和开展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认识基础。　　《财经》：“包产到户”，实际上是与当时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体制相矛盾的。小平同志是怎么下定决心的？　　杜润生：人民公社制度，实质上是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扩大版本，它难以解决人民温饱，反而形成短缺经济。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曾使人民付出生命代价。农民“包产到户”，四起四落，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种种无情打击。小平同志为了扭转局势，不怕承担风险，这正是伟人风范。　　《财经》：为什么在中国搞“包产到户”这么难呢？　　杜润生：主要是涉及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机和条件问题，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类大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尽管在中国“左”倾思想、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已经过去，随着邓小平的复出，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但在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还是指明“不要包产到户”。　　可以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长期贫穷的中国农村向何处去，历史性地摆在了所有中国人民面前，更是摆在了主持工作未久的邓小平面前。面对各方的疑惑与分歧，邓小平的态度鲜明而坚决，积极支持这项改革。他在一次次的批示当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支持态度。在1980年5月，他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当中也明确提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这样一段态度鲜明的讲话，在当时对消除一些人的疑虑，统一认识，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结果，在贫困区，一搞“包产到户”，贫困人口就大量减少，国家的负担也减轻了，群众的积极性也提高了。而且，“包产到户”不仅受到贫困地区的农民欢迎，一般地区的老百姓也觉得比过去的人民公社好。于是，它就在全国展开了。　　邓小平同志后来曾说道：“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期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这当然是很长的过程。”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对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概括。　　《财经》：看来，当时邓小平的支持对推进这场改革很关键了？　　杜润生：在当时的背景下，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包产到户”的做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可以想像，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强力支持，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很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或者被大大推迟，并和农民长期顶牛。这就会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案例11：“超女”带来变化2005年底，周笔畅、李宇春、何洁在广告上频频出现，张靓颖参排的音乐剧正为外界关注。而早在半年前，她们都只是无名小辈，她们的命运在2005年陡然上扬。她们都有个共同的名字“超女”。 不知报名之初，周笔畅、李宇春是否想像到今日的成功。 经过一轮轮的海选、PK，她们走到最后的决赛。 李宇春凭300多万短信投票拿了“超女”头名，周笔畅、张靓颖紧随其后，还有何洁、纪敏佳，等等——“超女”明星就这样闪亮登场了。 美国《时代》周刊的亚洲版把10月3日的封面给了李宇春，把她列为该周刊评出的25位年度亚洲英雄人物代表之一。2005年的“超女”惹人注目，除了超高的人气，还在其自有一套的“偶像”标准。当叶一茜、陈西贝等含泪下台，台上的“美女”已所剩无几。人们常用“可爱”形容周笔畅，用“帅”形容李宇春，却都不用“美丽”或“漂亮”。 赛场上，李宇春遇到难题：能否穿裙子给大家看看？她犹豫几秒后，笑答：“再说吧。”短发，长裤，挥手甩头，潇洒利落——这就是新“超女”冠军的典型出场。裙子，女性的经典装束，但李宇春和周笔畅就不爱。即使其他选手都裙装亮相，她俩依然穿长裤特立独行。在女性主义学者眼里，这等于“直接拒绝了自己作为女性的某种穿着特性”。“超女”之后，望着“帅”女生、“男仔头”，传统的偶像标准仿佛刹那间消逝。“超女”们的单纯、直率、天真，以及在残酷竞争中流露的真性，征服了大众。《时代》周刊说，李宇春等“超女”挑战了中国传统的规范。“所带来的震撼已经超过了自身，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新偶像。” 虽然没有“超女”明星的幸运和大红大紫，15万参加比赛的“超女”也在2005年体验了一把追梦的快乐 。“超女”节目的主题歌词云：“想唱就唱”，“就算没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勇敢地自我欣赏”，“就算这舞台多空旷，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这是绝好的宣传和鼓励。女孩子们纷至沓来，总共约15万女生成为“超女”。 “不论年龄、不问地域、不拘外貌”，这就是海选。所有怀揣一夜成名梦想的曾经寂寂无名的普通女子，都因轻易就获得参与其中的机会而看到了成功的一点星光，不论成功是以什么方式出现。面对评委的批评，有选手反驳：“我唱得不好与我参加比赛有什么关系？” 杭州赛区一个女孩把一首歌开头第一句“爱……”唱成了“海……”，评委打断说：“你改词了”。女孩反问：“我就是要唱成‘海’！我才20岁，我不懂什么是爱，我要唱成‘海’不行吗？” 除了家喻户晓的总决选前十名，还有冯家妹、陈西贝、韩真真等，以及在海选中因一曲“我的故乡并不美”而“闻名天下”的黄薪。不管自己是否字正腔圆，不管表演是否足够精彩，只要想唱、想成明星，就大胆站出来。追梦的勇气也许比追求本身更可贵。 张靓颖在“真情告白”时说，“人的梦想是阶段性的，这个梦想实现了，会有新的梦想产生，有梦想就有希望有追求。”仿佛参透了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真谛。看着15万超女的热情，看着她们的集体追梦，仿佛中国人传统上老实、沉稳、中庸的风格一扫而光。时代变了，“新人类”多了？还是中国人就在变？ 2005年中，15万“超女”在追梦中感受幸福，数以百万的歌迷粉丝，在这集体狂欢中感受激情。年底回眸，夏天里的激情发段于何处，可能难以说清，但当时的狂热，仿佛就在昨夜。舒穆和郑晓(化名)都受过良好教育，工作稳定，思维理性。但惟有这一次，她们“疯狂”了。被粉丝们激烈的网络论战和竞争推动，一步步深入其中，又大浪淘沙般脱颖而出，走到“玉米”的队伍最前列。无论是“笔迷”还是“凉粉”，每个粉丝团都有明确的领导，内部都有清晰的分工。粉丝团的任务也包罗万象：宣传拉票，网络造势，现场加油，探望偶像，服务偶像，甚至帮偶像规划未来的发展之路。粉丝团的工作核心都是短信投票。允许民众参与并建构自己的偶像体系，这或许是广大粉丝积极参与的重大推动。短信投票被外界解释注解出许多的含义。不管如何，让百姓能用推选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参与并建构自己的偶像体系，这或许是广大粉丝积极参与的重大推动。广大的粉丝，一掷万金、包机追星；没钱的捧人场，费劲唇舌，拼命拉票……甚至74岁的老奶奶也来凑热闹。　　有人说，热情的粉丝才是真正的“超女”。 随着一场“超级女声”，许多人的热情在瞬间激发，其潜藏才能得到开拓，生活人生仿佛陡然一变。是他们自己为“ 超级女生”改变，还是他们心中本就蕴藏着改变的愿望和潜质？曲终人散，余音绕梁之后，也会绝去。 但有些人令我们难以遗忘：脱颖而出的“超女”明星，追逐梦想的参赛者，激情狂热的粉丝们。胜出的“超女”明星扰乱了审美的标准，虽败犹乐的“超女”参赛者展示出新的人生，“超女”粉丝群则打破了他们以往的沉闷和刻板。回想“超女”，留下的，也许就是改变，人的改变，改变中的人。 &案例12：和平崛起:从特区到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20世纪7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已经进行了从西方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开拓。1978年又扩大引进外国资金和设备，共签订了78亿美元的引进项目合同。这些活动虽然对后来的开放有一定支持，但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引进技术设备，不具有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性质。对外开放的突破口，是设立沿海经济特区。1979年4月，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邓小平敏锐地发现其价值，当即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年，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特区的生命力很快迸发出来，几年时间，昔日的边陲小镇和渔村变成了高楼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1984年，邓小平视察特区后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个比喻概括了特区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首先，特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给全国经济作出了示范，“特区速度”激励和拉动着全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其次，特区成为全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的吞吐港。第三，特区改革为全国改革提供了宝贵的试验，如建筑工程招投标承包、劳动用工合同、干部聘任、外汇调剂、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劳动保险社会保障体系、股份制改革等，都是特区成功后辐射到内地的。从1984年起，国家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又批准建立了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辟长江、珠江、厦漳泉三角洲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广西、河北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划定海南省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90年批准成立上海浦东新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保税区；1991年又批准成立21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1992年起，对外开放进入了由点到面的新阶段，开放地区向内陆扩展，出现了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开放带，全国各省区17个省会的内陆开放城市，黑龙江、吉林、云南和内蒙古、新疆、广西、西藏的边境经济合作区。到2003年，我国已形成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沿边、沿江地带和内陆地区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全方位，就是对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状况的国家都实行开放政策；多层次，就是根据各地区特点，采取不同的开放方式；宽领域，就是根据不同产业采取外贸、引资、劳务合作、旅游、跨国经营等各种方式。当然，这个格局的形成，在政策和体制方面也经历了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从1979年起，国家陆续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1986年又颁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敞开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门。这一时期，对外借款是吸引外资的主要方式，直接投资多以“三来一补”为形式。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开始了改革以来中国外贸体制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在外贸企业中普遍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1991年又开始了调整和改革汇率机制、外贸全行业实行自负盈亏的第二次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把对外开放推向了逐步实现与世界经济互接、互补的深化发展阶段，中国多次大面积、大幅度调低进口关税，举办了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审时度势，作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重大战略决策。经历15年的艰难谈判后，2001年中国签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标志着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经过20余年的努力，中国迈进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到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年均增长9.35%的高速度，成为这一时期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到2000年已超过意大利，上升到世界第6位。中国已经成为吸引世界投资的最重要国家之一，2003年签定利用外资合同额比1983年增长32.6倍。同时，中国也在逐步扩大对外投资，2003年超过了日本，成为首个在对外投资供给上进入世界前5名的发展中国家。&案例13：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收购”&&& 下列中国企业收购外国企业的事件，件件是“大新闻”：联想———美国IBM个人电脑业务；中海油———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TCL———法国汤姆森公司；海尔———美国美泰公司。&&& 这仅是近一两年发生的比较重大的中国企业海外收购事件，在此之前，首钢曾因收购巴西的铁矿和当地钢铁公司而一举惊世。眼下，国际舆论已经不再惊讶“中国收购”，而是议论纷纷，甚至渲染气氛，刻意把中国资本输出行为说成“洪水猛兽”。资本输出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在全世界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凭什么对中国“初出茅庐”的举动大惊小怪呢？&&&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收购”，从“三来一补”内线作战到资本输出外线作战，即使经济外行人士也不难看出其中的战略性变化。外国人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也没想到这一战略转轨来得这样快。现在外国人也在琢磨，我们自己也不乏忧虑。这一步是否迈得太快了，风险考虑是否充分了？中国资本全面出击时机是否成熟了？&&& 应该承认，至少从经验上看，我们是严重不足的。海外收购行为要比在国内“三来一补”或深度的合资合作复杂得多，涉及的法律都是我们不熟悉的，加上“人生地不熟”，很可能会“水土不服”。首钢在巴西的首例收购就曾遇险无数。其次，我们“财力”不足，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不仅财力雄厚，而且结构合理，各方面人才，经验都很丰富，尤其在管理和技术两大因素上优势尽占。而我国公司，即使如中石油、联通，中国工商银行这些可以在世界500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型公司，在管理和技术上都有明显的薄弱环节和劣势。我们收购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司，其中“奥妙”之一，正是以有形资本换取其经验，管理和技术等无形资本。这正是我们的资本输出与当年西方的资本输出本质上不同的一面。因此，一个巨大的风险蕴藏其中：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人才和能力调教好“海外媳妇”？从目前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看，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因此，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还不到火候。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迈出了这一步。这是“破冰之旅”，是积累经验、培养人才，锻炼队伍的开始。失败和教训都是难免的，但这一过程完全可以比西方国家当年资本输出少走许多弯路。一是WTO时代，为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走向世界”铺就了黄金大道。国际经济秩序和环境比20世纪、19世纪、18世纪强100倍。我们只要尽快学会、用好WTO的相关游戏规则就行了；二是我们具备发展中国家低成本起步的诸多优势。当前，全世界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加速进行，传统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轨的速度加快，为“中国收购”创造了极好的历史契机；三是我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大大提高，外汇储备极为雄厚，是“中国收购”的最大“担保”。四是我国企业在与外商合资、合作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多年的反倾销作战也使我们认识到单靠国内市场是难以做大做强，更难以追赶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综上所述，“中国收购”利大于弊。当“中国收购”逐渐被国际普遍认可，接受并欢迎的时候，中国的国际形象才会全面正面地树立起来，中国的现代化才名符其实，中国的对外开放才算彻底实现，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称得上完美、成熟。&案例14：“入世”其实很简单2001年11月10日，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国入世的决定；11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并递交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批准书；30天后，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入世了──终于入世了。15年坎坷之路怎样走过，入世究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该怎样应对入世？参加了13年的复关/入世谈判，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秘书刘光溪博士，日前应邀回家乡与各界人士座谈，畅所欲言，袒露心迹……入世谈判再一次表明：弱国无外交“中国入世谈判耗时之长，谈判之艰难，创造了世界之最，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如此遭遇。”这是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感慨。入世，在世贸组织协定中，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刘光溪顺口就背了出来：“任何国家或在处理其对外贸易关系及本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规定的其他事项方面有完全自主权的单独关税区，可按它与WTO成员协定的条件，加入本协定。此加入适用于本协定及所附的多边贸易协定。”那么，为什么耗去了我们15年的时间?“艰难的入世谈判再一次表明：弱国无外交，实力决定一切。”刘光溪非常激动地说，“1978年，我国进出口只有250亿美元，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0部出口大片。去年达到5000亿美元，也仍然是小弟弟。我们自己的腰杆子不硬，哪里有更多的发言权？所以，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把经济搞上去，国家和民族强大了，世界上谁还敢对中国呲牙?”刘光溪介绍说，1987年10月至1989年5月期间，谈判进行得还是相当顺利的。5月25日至28日，中美经过双边磋商，就5个问题达成了共识。第一是复关，美国人说，叫复关可以，叫重返也行。第二是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予以承认。第三是进行价格改革，我们当时已经作了承诺。第四是关税减让谈判。第五是选择性的保障条款。美国代表团团长承诺，回国后即致函布什总统，修改1974年《贸易法》中的402条款，即针对共产党国家的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的审议问题。年内，中美两国即可望看到中国复关。第一缕曙光初现，中国代表团成员们欣喜若狂。但是不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开始了对华的经济制裁，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拖延与中国的复关谈判。从这年12月的第8次中国复关工作组会议，直到日，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奥克兰会议上见面，双方才终于达成新的共识。刘光溪说：“我最痛彻肺腑的一点是：入世谈判，名义上是一场贸易谈判，实际上具有诸多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谈判的顺利成功与否，取决于两国政治、经济和大的国际形势。要取得‘双赢’，中国的综合实力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我们越来越强的综合实力，很难说入世谈判现在还是个什么样子。”入世谈判是中西方思维、理念、体制大碰撞整个谈判过程，刘光溪感受颇深的另一点是中西方思维、理念、体制等方面的巨大碰撞。“最大的碰撞表现在两方面8个字，”刘光溪扳着手指说，“市场经济、市场开放。”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形成的特有体制，西方国家对我们的“中国特色”根本摸不着头脑，甚至在语言交流上都有障碍：单词很清楚，合起来就模糊。主要的谈判方美、日、加拿大等国，提出了几千个问题，形形色色，什么都有。比如，什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外汇流程、利税分流?中国为什么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等等。很流利地翻译过去，对方却一脸茫然。一名WTO官员摊开双手苦笑道：“刘先生，我很佩服你的口才。但是你的话没用，我们听不懂。我们就要你一句话：中国究竟搞不搞市场经济？”这是当时一个谁也不敢趟的“雷区”。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方代表才敢于宣布：以后不要再审议我们了!中国搞的是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要完善，兼顾社会发展和公平，消除两极分化。“话一讲完，谈判的气氛马上为之一变。”刘光溪苦涩地笑道，“花了6年的时间，我们终于解释清了4个字：市场经济。”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随之而来的还有4个字：市场开放。刘光溪说：“当时，中国的平均关税高达46%以上，哪个国家有如此之高？还有一些很宏观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怎么改，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怎么按市场经济操作，政府职能怎么转变?等等。1999年11月，中国刚刚转入入世谈判，美国人就列出了一张中国入世的‘路线图’，有30多项内容。单从这些条件上看，中国绝对入不了世。”入世首先要改革政府管理、国有企业、司法制度“入世谈判的巨大碰撞，使我们看到了与世界经济的巨大差距。”刘光溪一言中的，“这种差距，实际上要害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行业垄断、不合规则的政策和官商勾结这三大害。当务之急是三个层面的改革：一是政府管理，减少干预，强化服务。二是国有企业，要按市场规律解决深层次问题。三是司法制度，要使立法、执法体系更加透明、稳定。”刘光溪认为：“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我在1998年3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政府入世，首先要观念入世，官员的脑子要洗一洗，真正与WTO的原则接轨。原来不到位的要到位，越了位的要还位，错了位的要正位。这一点非常重要。官员不是企业家，不要有企业家的头脑，要有官员的头脑。”政府的职能为什么难以转变?刘光溪认为，根本原因是庞大的国有企业支撑着我们的上层建筑，人都是国家的，包括各种行业协会都成了“二级婆婆”，半个政府性质。这种局面要改变，政府与企业要各归其位，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最大的职能转变。“现在的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不合理、不科学。有很多地方单纯看官员的招商引资数目、‘形象工程’建设，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乱铺摊子乱上项目。一方面层层加码马到成功，另一方面级级掺水水到渠成。结果，所谓的政绩有了，企业却完了。企业都死了，政府还能活吗?“同样，企业家也不要成为官员。官员管了很多企业家应该管的事，企业家也做了很多官员才应该做的事。企业家与政府、与官员太密切不好，真正企业家不是靠标签贴出来的，不是靠政府表扬出来的，而是市场经济承认的。”刘光溪劝告企业家，“不要迷信什么级别，你的价值不在那个虚的级别上！摩托罗拉的老总什么级别？张瑞敏什么级别？‘入世’就是‘入市’，入的是市场经济。要多研究市场，少研究官员。不要老盯着政府，老粘着官员。入世就是给了你一个舞台，让你有了演出的资格，至于你演京剧还是越剧，是满堂彩还是被轰下台，全靠自己扑腾。有出息的青年不要做什么“通才”“对外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对欧美开放。加快吸收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非常迫切。微观经济的创新要走捷径，大胆‘拿来’，以资本主义200多年的发展经验为我所用。”刘光溪分析说，东西方的文化底蕴的确不同，黄土文明与蓝色文明是两种模式。我们的文明过于大一统、超稳定，包容性太强。其他的文明，比如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等等，都演化成为新的文明，而我们的文明一直没有大的嬗变。现在的冲突不是悲剧，是一种进步，所有的文明都是属于全人类的，仅有黄土文明是不足够的。谈到文明的进步，刘光溪认为，中国应该尽快由“官本位”转入“人本位”，真正的以人为本，特别要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承问题。“有出息的青年才俊，包括企业家，不要赶时髦去做什么复合型的通才，通才就是‘万金油’，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要做社会最欢迎的‘三专’人才，通过专心致志地研究，形成自己的专业特长，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尤其不要心比天高，现在的一个冷门专业、小产业，十年几十年后，可能就是一个热门专业、大产业。”&案例15：真正“走出去”，还有多远？&&& 几天之间，全世界的文字印刷品及他们的生产者通过各种途径，被“运”到德国的中部城市——法兰克福，一个巨大的万国书店，或者称之为万国图书馆诞生了。从 1 号馆到 8 号馆，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的书，到处都是穿着西装拖着箱子行色匆匆的人——他们在看书与约会之间与时间赛跑。前方，来自 7223 家出版商的 10 万种图书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他们。&&& 这就是法兰克福书展，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地球村，一个全球出版人的社交聚会所。&&& 在出版领域，法兰克福书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在书展上的表现如何，不露声色地预示着未来一年甚至几年里，这个出版单位、这个版权代理公司甚至这个出版人在本国乃至全球出版领域的位置。&&& 2005 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出版人打赢了这一仗。这是我国首次以政府推动的形式，由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统一组团参加法兰克福书展，重视程度可见一斑。600 余位业内精英组成了一支出版“国家队”，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两位行政部门的高层领导亲自挂帅，320 平方米的中国展区内，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国际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等八大出版集团首次整体亮相。书展上，各参展单位精心挑选的 4000 余种关于中国传统、医药学、历史、旅游、中国文学、语言、少儿等方面的图书一起呈现在世界出版人的面前。新世界出版社版权负责人姜汉忠认为，我国参展规模的大幅增加，不仅意味着中国出版界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博览会越来越重视，同时预示着中国同行之间一场前所未有的竞争就要来临。&&& 5 天内，中国展台的喜讯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出版共输出版权 378 项，引进版权 481项。对于中国出版业整体精神面貌和业务素质的显著提升，国际出版业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开展第二天，英国权威的专业媒体《The Bookseller》就以《中国登上世界舞台》一文对此进行了专门的报道。&&& 然而，法兰克福书展更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不足的一面。书展为全球出版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平台，来自东方的、西方的，发达的、欠发达的等等各个国家的不同出版业放在了同一平台上，孰强孰弱，一目了然。倘佯在各个展馆，出版人们像工蜂一样急切地汲取着精华的同时，一面感受着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一面默默感叹着出版发展水平的落差。我们距离发达国家出版业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走出去仍需一段艰苦的历程，这是任何一个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出版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么，我们距离真正意义的“走出去”究竟还有多远?走出去& 努力就有收获&& &本次法兰克福书展上，仅参加环球新闻发展有限公司、国际图书贸易公司的代表就有近 400位，加上外文局、各省出版集团以及以散客形式参展的代表，估计约有 600 名国内相关业者参加书展。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参展规模，除了“取经”之外，他们为输出而来。&&& 开展首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培生教育集团、麦克米伦教育集团共同签署“对外汉语出版工程”海外合资公司备忘录；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签约输出《商务馆学汉语词典》；译文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美国）就共同创建英汉双语词典语料库合作达成协议；上海教育出版社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将共同开发的《牛津英语》（高中年级）学生配套读物系列 2 种输送到国际市场，并与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合作，输出《中国文化常识》和《标准汉语教程入门》系列丛书 2 种。——汉语学习类图书不约而同地受到大型国际出版商的热捧，全世界学习汉语的“天时地利”已经到来。&&& 20 日，发行超过 1200 万册、被称为中国“国家读本”的《中国读本》德文版权签约仪式正式举行。该书作者苏叔阳、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俞晓群、贝塔斯曼直接集团总裁瓦顿·巴赫的共同签署了版权输出合同，这意味着从此这本中国“国家读本”将通过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贝塔斯曼挺进欧洲。而在同一天，中国外文局更是一举签下 53 种图书的版权。&&& 对于 8 大参展集团外的出版集团和各出版社来说，也许没有这样令众多媒体关注的成绩，但他们的表现似乎更能反映我国出版“走出去”的整体状况。&& 另一家我国改制试点单位之一的吉林出版集团并未进入“8 大集团的整体方阵”，但设有自己的展台。集团副总编辑刘丛星率领 9 位年轻的版贸、发行员工，带来了精心挑选的 113 册图书和11 种 CD，内容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美术与设计、饮食与健康、少儿、卡通漫画及音乐等 9 大类，基本上代表了吉林出版集团的整体水平与特点。书展期间，吉林出版集团共签下 36种图书的版权输出合同，8 种图书达成初步的输出意向。集团带来了一大精品《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该书是中华民族最具推广能力的文化瑰宝之一，首次在国际书展中被推广。据观察，无论是欧美还是其他地区的参展商，拿这套书介绍资料的最多，法、德的汉学家们都很关注，有直销或者输出的可能。&&& 这是接力出版社副总编辑黄集伟首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此前本土原创的“马小跳系列”和引进的“伊拉龙系列”等品牌产品已使该社在少儿领域蜚声国内。5 天中，黄集伟和他的两个同事安排了近 30 个约见，涉及到英、美、法、德、意、西、韩、日等出版的主要国家。谈及参展收获，他说“大喜过望的谈判没有，但有小惊喜”。这些小惊喜包括拓展了新的合作伙伴，比如与英国企鹅公司的合作倾向，该公司对接力出版社有着强烈的合作兴趣，书展期间安排了四五次的会见；书展上发现了一些好选题，和后方领导进行了及时的沟通，做了一些随机的策划；“蔡俊心理悬疑小说”和已被法国引进的“马小跳系列”引起了美国、日本、韩国出版商的兴趣，初步达成了输出意向。新改名的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对于法兰克福的亮相也特别注意，他们希望“投资”两个字能给国际出版商们一个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经营集团印象。集团组织了 11 位代表参加本次书展，带来 300 多种图书，包括少儿、科普、民间美术、旅游等各组成单位的优势品种。岳麓书社还特意带来了中英文对照《中国的神》、《佛家的传说》等历来在法兰克福书展中较受欢迎的品种，吸引了不少出版商的眼球。走出去& 明白差在哪?&&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多位国内代表一致认为，“走出去”刚刚起步，真正大规模进入国际主流社会，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潜台词是书展只是“走出去”的工具之一，不可因为一时的成绩而盲目乐观，中国出版业还需要继续冷静地进一步摸索。&& 有意思的是，对于“我们差在哪里”的问题，几位受访人的态度竟出奇地一致。&& 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位负责人认为，中国出版“走出去”首先还是要立足本民族文化，发掘精髓 (非一般整理性文献资料)。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应该是尽快把中国文化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中去。刘丛星看到日本二玄社的中国书法书在多个国家出版后深有感触：中国民族的、独特的中医、太极拳、古典艺术、书法等图书，要让国外读者接受，必须用现代的视角和设计语言去包装。&&& 更多的共识集中到这一点：中国的文化变成书，不仅仅是地图册、旅游主题书、中医中药书，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黄集伟认为，中国包括中国出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在其中切身感受着，但似乎没有把这些变化及时地以出版的形式传达出去。目前来看，“走出去”的品种还相对集中，比如儒家经典、中医药、气功等等，其实有很多外国关注的“新的空间”需要我们进一步发现，比如少儿教育。刘丛星认为，国外的少儿教育忽视知识和意志力的培养，直接导致其基础教育下滑，而中国的少儿教育恰恰特别注意这一点，少儿教育已经成为国际出版商的一个关注重点——中华古典少儿故事类已引起国外关注，儿童智力开发部分也具有输出优势。少儿书是吉林出版集团本次的输出重点，书展上带来了 11 种重点图书，几乎都已卖出，《幼儿智力早开发》、《少儿绘画技巧》还因输入地不同而卖出几次。&& “走出去”刚刚起步，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缺乏足够有效的经验和实践。黄集伟认为，外国人最早接受中国的《红高粱》等电影，是因为电影使用了很多符号式的东西，比如婚庆、红绸子等等，图书也有很多符号。在“走出去”的初期阶段，需要找到并借用这些符号。黄集伟认为，当务之急，还是作品需要具备国际性的视野。他谈到，出版社是桥梁，这一端是作者，那一端既有中国读者又有国外读者。但是很多作者写书时没想到有一个国际的阅读语境，有条件的作家现在应该有国际视野的考虑。&&& 刘丛星也表示，出版社在确定选题时，就应该打破地域限制，有国际性的概念，因而在选题角度、装帧设计等方面要更加注意。他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 DK 公司学习，作为一家有50 多年历史的以图文书为主的出版公司，“国际版”是其成功的一大秘诀：做每一本书时，公司都特别注意在不同市场的适用，图文分开放置，因而翻译成其他文字很方便。&&& 此外，出版人的观念也非常重要。黄集伟谈到，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版权输出就是落后的，习惯了用本土来要求自己。其实国内有很多书包括学术专著等都做得很漂亮，相信输出多了，也会出现更多的精装本，中国出版物的整体质量就会渐渐提升。&&& 然而，“走出去”终究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多出版人表示：不能单纯只看 10：1 的版权贸易逆差，版权引进、输出的比例与这个国家与世界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黄集伟认为，我国国民收入在国际上排名比较靠后，人均收入不够高，因而造成了这样的矛盾：100 元钱在很多家庭仍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因此图书的成本高了会影响销售，而成本低可能装帧等质量就上不去，就会阻碍输出。正如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齐平景所说，更多图书“走出去”，还要经历一段艰苦的历程。&案例16：走出国门闯天下的海尔&&& 在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中国企业中，青岛海尔集团可谓“敢为天下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走出去”，1998年后又开始到海外投资办厂。回顾海尔走过的脚印，对于那些不甘寂寞的中国企业来说，是件很有裨益的事情。海尔为什么要“走出去”?&&& 人们对海尔舍弃国内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到海外投资办厂的做法曾有一些不同议论。对此，海尔的带头人张瑞敏说：“不是你想不想走出去，而是整个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已经没有国内、国际市场的区分，都是国际市场，对手也不再只是国内同行业，而是国际同行业。如果你不融入到全球经济当中去，哪里有你的地位？哪里有你的品牌？企业没边界，如果你不接受，你就不可能进入网络经济时代。”&&& 海尔人走出去十几年，一个最深的体会是：与在中国制造出口海外相比，到海外当地制造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快速获取并满足当地用户的需求，因为只有及时创新并迅速适应海外市场的变化才能真正实现“世界级制造”。&&& 海尔人走进美国并扎下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美国，不仅本身的家电业极为发达，而且各国的家电名牌荟萃。海尔1994年开始打入美国市场，经过几年摸索，决定投资3000万美元在南卡罗来纳州建设占地445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并于2000年3月投产冰箱，同时在洛杉矶设立了设计中心。海尔人置身美国本土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美国用户的喜好和市场的需求，并根据当地的需求变化很快设计、生产出新的产品，比如海尔人发现，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500升以上大冰箱，成为美国高端用户的最新需求。海尔南卡州厂根据美国用户的需求，吸收美国企业制造对开门大冰箱的技术，设计、生产出一种新型的对开门大冰箱成为美国市场的主流产品。&&& 海尔在美国市场的冰箱销售总量，早在2001年就达到150万台，南卡州厂也实现了当年投产当年赢利。海尔对美国市场调查后生产的小型家电，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于2002年就达到50%，其中小冰箱与酒柜的市场份额双双超过60%。如今美国的沃尔玛、BestBuy、Sears等大型连锁超市和上千家经销商，销售着海尔250种不同型号的家用电器。海尔在美国市场得以如此成功，独创性是一大因素。他们尽量把每个产品做得与众不同，如将“自由式酒柜”安上遥控数字调温器，将“迈克冷柜”加上革新式的冷却室，满足了喜好别致新颖的美国用户的需求。&&& 张瑞敏说我们到美国去，虽然付出比较高的成本，但是获得的是我们需要的技术和人才。在美国设厂这几年，我们的确受益匪浅。我们可以最先设计出适合美国消费者的产品，可以提前达到美国制定的新能源标准，可以在那里加入美国家电协会，跟他们交流，及时获取最新的行业信息这些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至于成本，只要我们生产的产品和美国产品的成本一样，在市场上的售价也一样，他赚钱我也不会亏。为什么有人说不该去美国建厂？是因为思维还停留在自己只能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廉价产品的思路上，这样思考问题那当然不要出去了。海尔“走出去”的足迹&&& 坚持“先难后易”、“出口创牌”战略的海尔，已经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留下了足迹，仅在海外建成的制造基地就有30处。&&& 设在美国南卡州的冰箱厂，是中国在美国投资最大、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家企业，在美国冰箱企业中排名第六。为此，南卡州将海尔冰箱厂所在的路命名为HaierBlvd（海尔路），成为美国惟一一条以中国企业品牌命名的马路。日，海尔斥资1450万美元买下位于纽约曼哈顿黄金地段的格林尼治银行大楼，更名为“海尔大厦”，作为海尔在北美的总部。此后，海尔宣布与微软公司共同推进“维纳斯计划”，开始打入美国的信息产业领域。&&& 在欧洲市场，海尔根据当地法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选择了跨国并购的运作方式。日，海尔举行并购意大利一家冰箱工厂的签字仪式，并在法国的里昂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建立了设计中心，在意大利的米兰建立了营销中心，构建起本土化的白色家电设计、生产、营销链条，海尔人吸收欧洲国家沉淀了上百年的创品牌丰富经验，在当地生产的产品，满足了欧洲市场对环保、节能的苟刻要求。&&& 对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家电巨擎，海尔则采取了建立竞合关系的战略。日，海尔宣布与日本三洋电机建立全面合作关系。根据合作协议，海尔可得到“打入日本市场的支援”，同时承诺“订购三洋的关键零部件，支援其在中国的销售”。海尔还宣布与韩国的LG共同生产数字彩电，与我国台湾的老牌家电企业“声宝”合作，以实现优势互补、互换市场、资源共享、双赢发展。&&& 在亚洲，海尔先后兴建了一些国际合作工厂。这同直接投资建厂比，可以说是一种跨越。因为这种国际合作工厂不用海尔的投资，它们都是当地已有的家电工厂。海尔只是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从国际市场上拿到更多的定单，然后交给这些国际合作工厂贴牌生产。海尔在世界各地已经建成了20家这种国际合作工厂。&&& 海尔还先后与荷兰飞利浦、德国迈兹、日本东芝等12家国际大公司组成技术联盟，共同进行某一技术领域的开发。由于建立了这种优势互补关系，海尔遍布各地的18个实验室，源源不断地得到了技术和生产支持，始终保持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在100HZ、大屏幕、网络化、高清晰等超前技术产品上遥遥领先。推出了中国第一台全媒体全数字彩电、第一台网络e体化“美高美”彩电、第一套（8件）蓝牙网络家用电器。技术上的不断进步，使海尔买现了从制造需求到制定标准的跨越。海尔先后参加了20项国家标准的制定，还应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请，参与了巴基斯坦家电工业标准体系的制定。要不断地“走出去”，就必须得到雄厚的资金支持。海尔从1998年开始打入金融界。在国内，对青岛商业银行、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实现了控股，收购了武汉等地的几家保险、证券公司。随后又将触角伸向国际资本市场，在海外成立保险代理公司、财务公司，在纽约成己立了人寿保险合资公司，与法国巴黎巴银行建立了合资公司；2000年，在香港收购了一家投资公司——富东港有限公司，以该公司为主体开展海外投融资业务。海尔还通过并购和“借壳上市”途径一步步跨进海外股市：于2001年7月利用香港上市公司“中建数码媒体”，向其母公司购入移动电话制造及分销业务，完成并购后将其更名为海尔中建集团有限公司；日，海尔中建集团有限公司公布，海尔集团完成对了公司的注资计划，公司将改名为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这意味着海尔集团搭建起了更大的海外融资平台。“走出去”的海尔越长越大海尔的前身——青岛电冰箱总厂是一个年营业额只有348万元却亏损147万元、濒临倒闭的街道小厂。在人心涣散、连换三任厂长仍无起色的困境下，35岁的张瑞敏于日走马上任担任了厂长，也就在这一天，德国的利渤海尔冰箱生产线被引进到厂里，从此这一天成为海尔的标志性时刻。到日，海尔整整走过了20年。20岁的海尔从国内走向海外，越走越强，越长越大，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海尔目前在世界各地建立的18个设计中心、10个工业园、30家海外制造基地，使海尔从过去只能制造单一的冰箱，发展到制造包括空调、洗衣机、彩电、电脑、手机等96大门类15100多个规格的产品群。&&& 海尔在世界各地建有与56个贸易中心、58800个营销网点，拥有3000多名全球经理人，产品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欧洲，海尔产品已进入5个主要国家的前5大连锁店；在美国，已进入前10大连锁店；在国内，海尔冰箱、冷柜、空调、洗衣机四大主导产品的市场份额均达到30%左右，居国内同行业之首。&&& 2004年海尔的全球营业额达到1000亿元，是创业初期的29000多倍，成为中国第一个千亿级规模的自主品牌。2004年海尔出口创汇突破10亿美元，海外生产海外销售突破10亿美元。20年间海尔向国家上交了136亿税金，其中2004年上交20亿税金，销售额从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多亿元到亿元，海尔正经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