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鲁：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现实意义
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他全部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思想的重要特色。研究鲁迅的这一思想，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体民族的素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改造国民性”问题，从五十年代末起，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被回避了。但是，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不谈这个问题，对于鲁迅的思想体系就不会有正确的认识。本文不研究“改造国民性”问题在鲁迅思想体系中所占的位置，只力图对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现实意义做一初步的探讨。
一、国民性思想的提出
鲁迅不是最早探索国民性问题的人。在他以前，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孙中山、陈天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曾探讨过国民性问题。但鲁迅是第一个系统地探索和批判国民性的人。
清朝末期，是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帝国主义用鸦片敲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其他列强纷至沓来，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卑躬屈膝，在多次对外战争中遭到惨败，老大的封建古国岌岌可危。而整个社会风气积重难返，被统治的人民大众或者愚昧无知，或者安分守己，或者忍气吞声，敢于面对现实，挺身而出，倡言反抗者，为数寥寥。在中国的死水中掀起波澜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也以失败告终。
在国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可在东方古老的中国，面临的还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很明显，中国已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之清王朝的对内加紧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对外卖国投降，如不进行社会革命，中国将面临亡国的危险。而要进行社会革命，首先遇到的就是人的问题，即国民性问题，后来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鲁迅入仙台医专学习，正值日俄战争时期，这是日本与沙皇俄国以我国东北为主要战场，进行的一次分赃战争。在课间，教师放映了关于日俄战争的画片，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从一个砍头示众的场面，鲁迅看到“示众的材料”固然麻木，广大“看客”也同样麻木。这个刺激人心的场面，使鲁迅认识到，走从医学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的老路，在中国行不通，必须先要改革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麻木无知的人，对封建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是无可奈何的。鲁迅弃医从文，把改造国民性从理论探讨付诸于行动。
二、国民性与民族性
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介绍鲁迅与他讨论关于国民性的三个互相关联问题中的第三个问题时，是这样写的：“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而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写的《回忆鲁迅》一文中，将“中国国民性”改成“中国民族”，这说明在许寿裳看来，国民性和民族性是相同的概念。鲁迅的许多文章，也往往把国民性与民族性做同义词运用。
人性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带有本民族特征的心理素质，这是由于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态、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决定的。在中国，国民性是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为主体的各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共有的精神状态、心理素质和思想意识。这是一个大于阶级的概念。国民性的表现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所属阶级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总是带有民族特征。
三、国民劣根性
在近代历史上，鲁迅是研究中国国民性最透彻的一个人，他的很多作品，包括书信中，都谈到了国民性问题，纵观鲁迅的创作，可以看出，改造国民性贯串了鲁迅思想的始终。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九周年的时候，许寿裳在《鲁迅与民族性研究》一文中写道：鲁迅对于我们民族有伟大的爱，所以对我们的民族由历史上，社会上各方面研究得极深。他在青年留学时期，就已经致力于民族性的检讨过去和追求将来这种艰巨的工作了，从此抉发病根毫无顾忌，所以呼吁异常迫切，要皆出于至诚，即使遭到了一部分讳疾忌医者的反感也在所不计。正惟其爱民族越加深至，故其观察越加精密，而暴露症结也越加详尽，毫不留情。他的舍弃医学，改习文艺，不做成一位诊治肉体诸病的医师，却做成了一位针砭民族性的国手。
可见，鲁迅对于国民性问题的关注，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与振兴。鲁迅“向来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华盖集续编·空谈》），他“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国民劣根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精神胜利法
暴露和批判精神胜利法，《阿Q正传》是其代表作。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写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作者自序传略》中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他在一九三三年写的《再谈保留》中又说：“《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阿Q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过着半流浪生活的雇农，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阿Q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孱弱的，他不敢当然也不可能直面人生，对于失败、屈辱和痛苦，用消极的精神胜利法自欺自慰。他“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阿Q的精神胜利法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无视自身固有的缺陷，自我欺骗。阿Q穷困潦倒，连个住处都没有，可是与人口角时，间或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连个老婆都没有，却说：“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他的头上长了一个“癞疮疤”，连“光”“亮”“灯”“烛”都要避讳。但人们取笑他时，他却说“你还不配”，仿佛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
其二，逃避现实，自我陶醉。这是一种畸形的自我心理平衡。阿Q被别人打败了，心里颇为气愤，他却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自己是老子，别人是儿子，于是他胜利了。别人再打他，他把自己比做“虫豸”，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就是第一个”，他就成了天下“第一个”了。阿Q在赌场里被赌徒们抢走了洋钱，他深感失败的痛苦，但他立刻想起一种“转败为胜”的妙法：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于是他又胜利了。死到临头，让他画圆圈，他一生没拿过笔，画不圆，只画了一个瓜子形，但他马上想，“孙子才画得圆呢”，他不是孙子，是爷爷，于是乎又胜利了。
其三，“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坟·杂忆》）。这种精神胜利法是建立在怕强凌弱矛盾心理之上的。在强者面前，阿Q是一副奴隶相。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阿Q手舞足蹈地说，他和赵太爷是本家，细细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赵太爷满脸溅朱地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阿Q不开口”，“只用手摸着左颊”。阿Q向吴妈求爱，秀才用竹杠“篷的一声”打了一下，大竹杠再劈下来，“阿Q用两手去抱头”，“翻身便走”，连衣服都忘了拿。在“哭丧棒”面前，只有“赶紧收紧筋骨，耸了膀等候着”。在弱者面前，阿Q有他的胜利办法，“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阿Q一天连受王胡和“假洋鬼子”的两次屈辱，当他遇到小尼姑这个弱者时，他将屈辱之后的“敌忾”发泄在小尼姑身上：摸新剃的头，拧面颊，他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阿Q取得了胜利。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有普遍性的，他反映的不仅是末庄的阿Q，而是封建社会中落后农民的一种典型的精神状态，它的实质是落后国民的愚昧、陈腐的思想方法和病态心理。
（二）卑怯与奴性
对国民的卑怯与奴性，鲁迅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写道：“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史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两地书》）。鲁迅认为有“单单的奴隶”和“万复不劫的奴才”，奴隶和奴才是有区别的，但都是奴性的俘虏。“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镣铐罢，也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复不劫的奴才了”（《南腔北调集·漫与》）。“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南腔北调集·谚语》）。“乡下人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叩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坟·从胡须说到牙齿》）。卑怯发展下去就是奴性，而卑怯，无疑是封建专制的恶果。
（三）麻木与迷信
迷信使人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的关系，而麻木则是迷信和愚昧的结果。中国国民性中迷信和麻木有各式各样的表现，以迷信充科学，瞒和骗及看客的冷漠。一九三五年“华北华南，同濒危机”的时刻，上海出现了“碟仙”。鲁迅愤慨地指出：“‘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人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花边文学·偶成》）。一九三三年，在《电的利弊》一文中鲁迅写道：“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对于“看客”式的麻木，鲁迅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笔触，描绘了落后国民的精神状态。鲁迅的许多小说的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孔乙己》中那些幸灾乐祸、以嘲别人为开心的酒客；《药》里用蘸着革命者鲜血的馒头为儿子治病的华老栓；《示众》、《阿Q正传》里围观示众、杀头的看客；《明天》里在寡妇丧子的悲哀里图逞私欲的蓝皮阿五；《祝福》里以阴间受苦来吓唬祥林嫂的柳妈等，这些社会底层的人数量很大，他们自私、麻木、愚昧、冷漠。鲁迅在《铲共大观》中对看女尸的场面尖锐地指出：“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民众，其实还是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鲁迅从杀与被杀之间，一面暴露杀人者的残酷，一面暴露看客的麻木，看客只知看杀人，并不考虑杀什么人，人为什么被杀。
将什么都看成戏，也是中国人麻木的一种表现。“大家本来看得一切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对小市民的麻木，鲁迅写道：“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围满一大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花边文学·一思而行》）。
对于权势的迷信。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天”是社会政治观念的最上层，“天子”是安定社会秩序的唯一权威。迷信、驯服、依赖权威，成为社会生活的准则之一。“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个伟大”，“万岁，万岁，万万岁”和群众的疯狂行为，将对权威的迷信推向中国历史的顶峰。
（四）中庸与守旧
儒家的中庸思想，在中国有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北宋的程颐道出了中庸的内容：“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遗书》卷七）。折中与不变，是一切事物正当不移的道理。中国国民性中的的中庸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显著的是对旧事物的因循和对新事物的挑剔、求全责备。“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中国太难改变，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自己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用形象的语言，将中国人的守旧观念描绘出来。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陈腐的东西，鲁迅深恶痛绝，他感到“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华盖集·通讯》）。中庸之道，对新事物是加以排斥的，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持续两千余年，中庸之道，是其支柱之一。长期的封建传统和观念，使统治者和广大国民都各有其中庸之道。如果有一些变革，不是流产就是夭折。“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的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上没有创作；至于多数人继续的研究，前赴后继的探险，那更不必提了。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一切的冷笑”（《热风·四十一》）。
（五）博弈思维与缺乏率真
早在留日初期，鲁迅就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在生活中时常做戏，“中国本来喜欢玩把戏，乡下的戏台上，往往挂着一付对子，一面是‘戏场小天地’，一面是‘天地大戏场’”（《二心集·新的女将》）。“不幸因为是‘天地大戏场’，可以普遍的做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为面子起见，用权术来解围”（《二心集·宣传与做戏》）。形容一些文人的文章“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中国之所以有《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那样精彩的作品，无不与中国人的博弈思维比较发达有关。中国人的“窝里斗”天下闻名。“因为中国向来就是‘当面输心背面笑’，正不必‘新的时代’的青年才这样。对面是‘吾师’和‘先生’，背后是毒药和暗箭”（《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在国际关系中，我们时常处在被动地位，与博弈思维有直接关系。将社会生活看做一场戏，人与人之间就会缺乏直率与真诚。在中国历史中，实事求是，直率地表达见解而受难的人和事，屡见不鲜。
（六）散漫与不认真
鲁迅从郑板桥一块“难得糊涂”的图章，指出“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准风月谈·难得糊涂》）。即使祭鬼神也没有认真的态度，“与其迷信，模胡不如认真。倘若相信鬼还要用钱，我赞成北宋人似的索性将铜钱埋到地里去，现在那么的烧几个纸钱，却已经不但是骗别人，骗自己，而且简直是骗鬼了。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是为了不认真的缘故”（《花边文学·&如此广州&读后感》）。鲁迅认为日本人做事有认真的态度，“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二心集·新的女将》）。
在中国传统的氛围中，过于认真不合时宜。鲁迅在纪念韦素园的文章中写道：“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四、国民劣根性的成因
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形成，与这个民族所生存的地理环境，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态和文化传统诸因素密切相关。关于国民劣根性的形成，鲁迅作过朴素而精辟的论述。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鲁迅致尤炳圻的信中说：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人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鲁迅在这里指出了国民性形成的地理、生产方式和政治原因。
（一）地理环境与国民性
中国的先人自古生活在东亚大陆，东临沧海，西北横亘戈壁，西南耸立青藏高原，形成一面临海，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相当开阔的地理格局。这种地理环境中产生的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典型的大陆民族文化特征。这种文化是国民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将在后文论及。
（二）物质生产方式与国民性
早在六千年前，中国就进入了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由千万个彼此雷同、分散而又少有商品交换关系的村落和城镇构成社会基本框架。单一的农业经济模式与社会构架，使得社会生产力发展得十分缓慢，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处于相应的停滞状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大部分时间被束缚在土地上，由于一家一户的生产是独立的进行，使得他们之间相互隔绝，互不关心，至于国家的政治，更是很少问津。小生产的经营方式，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弱，靠天吃饭，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加之封建统治和传统文化的濡染，使他们极易形成愚昧、麻木、迷信、保守、目光短浅和权力崇拜的心理。
（三）社会组织形态与国民性
延续数千年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的封建制国家，始终是父家长制政治体制，父亲在家庭是一家之主，君主在国家则君临一切，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宗法社会，养育了人们崇拜祖训、祖制和权力的价值观，使许多人以升官发财作为唯一追求的终极目标，争权夺利成了官场内外斗争的核心内容，从而影响了整体社会心理，导致国人个性的弱化，给精神胜利法、卑怯、奴性、博弈思维和缺乏率真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
“历受游牧民族之害”是鲁迅揭示国民性弱点形成的一大政治原因。
从宋以后，极权专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元、明、清统治者的极权专制，尤为野蛮、残酷、完备。元朝是第一个少数民族（游牧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的封建国家。由于蒙古族本身所处的社会阶段的落后，它对中国的统治就带有浓厚的落后性和野蛮性。在蒙古铁骑侵入中国本土过程中，《元史》诸将列传，几乎篇篇都有“杀戮殆尽”，“骸骨遍野”的记载。在元朝统治下，大批人口被屠杀或被掳掠为奴隶，广大的农民，在农业经济遭到严重摧残情况下，生活境况极为悲苦，但面对残酷的统治者，又无可奈何，奴性心理在残酷的环境中发育成长。
到明朝，中国的封建极权专制进一步发展了。朱元璋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大权一归朝廷”（《明通鉴》卷九），废除了自秦汉以来存在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和自隋唐以来有七百余年历史的三省制度，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皇权绝对专制的局面。明律的制定，使皇权专制更加强化。明律中，把唐以来的礼以入法的趋向更加发展，将儒家的纲常名教进一步融于明律之中，完成了神权、君权、夫权，即封建等级制度的法典化。而这封建等级制度的终极目的，是维护君权。人民群众在铁桶般的统治下，只能俯首帖耳，不然就大祸临身。
到清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极权一方面上承明制，并向更加极权方面发展，另一方面具有满族贵族统治的特点。康雍乾三个皇帝统治中国近一个半世纪，他们都是独揽大权，把专制主义中央极权的政体推向中国封建政治史的最高峰。维护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大清律》比起《明律》来，其专制和残酷有过之无不及，贵族的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崇尚满洲”等等，使汉族百姓的地位更为低下。
人民群众在封建专制的高压下“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所恭维的“太平盛世”，人民群众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至于在“乱世”，则人民“连奴隶也做不成”。所以中国的历史，对人民群众来说，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种时代的更替。对于等级制度“我们自己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人要生存，要寻求心理平衡，于是人们在被压迫地位下，“所蕴蓄的怨愤，不是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因为强者太强了，到怨愤已消，“天下也就成为太平的盛世”（《坟·灯下漫笔》）。精神胜利法、怕强欺弱、奴性和苟活心理由此产生。
（四）传统文化与国民性
在谈到传统文化对国民性的影响时，鲁迅写道：“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上去。……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华盖集·通讯》）。
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是铸就中国民族性的重要因素。
其一，大陆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与海洋民族文化的外向、开放，动态型相反，其特征是内向、封闭、自我、静态。儒家的“求诸己”、“尽在其我”，道家的“自足”，佛家的“依自不依他”，以及恋土情怀、重内不重外的民族意识，无不是大陆民族文化的表现。这种文化使人在社会生活中将“自我”和“家”放在中心位置。政治和社会组织只是这种关系的逐步扩大，即以个人为中心，一伦一伦地推演出去。如族、国、天下都是家的扩大，党、团体、结社也是如此。
在这种文化心理的笼罩下，人们的思维趋向封闭、保守和偏狭，对外部世界知之甚略，“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华盖集·忽然想到》）。在一切社会组织都是“家”的外延的思维影响下，崇拜和敬畏权势成为社会的普遍心理，奴性、卑怯、迷信、麻木必然产生。
其二，农业社会文化。农业社会的政治观念有其特点。由于农业生产是分散地进行，又缺少商品交换关系，所以，需要君临一切的集权政体和统治思想，“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坟·灯下漫笔》）。这就是中国特有的专制主义产生的根由。这种专制主义剥夺人民群众的一切权力，将国家的军、政、财、文大权独握在朝廷以至皇帝个人手中。这种专制主义从秦汉时代已被确立，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两千多年。人民群众在如此长久的时间中一代一代的生活，个性发展和思想活跃，几近不可能。
农业社会文化的思维方式也有它的特点：重实际而黜玄想。农民一生附着在土地上，周而复始地从事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活动，因而他们在生活中注重实际利益，即使参与政事，也是从实际的、短期的利益基本思维出发。自私、目光短浅、少有合作、散漫、做事缺乏认真精神，从此发生。另外在日常生活中，物尽其用的节俭精神，其中有物质生产匮乏的原因，但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也是重要原因。中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遵从于“天人合一”理念，认为人与自然应是协调共存，古典的中医理论是这种理念的典型体现。但这种理念也给中国人的思维套了一个桎梏，即非宗教倾向和缺少抽象化、理论化、定量化和逻辑化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理念无疑是人类思维中的精彩部分，但它一旦局限在大陆和农业社会文化的氛围中，对于国民性中弱点的产生，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中国人的非宗教倾向，并不是以科学思维做基础的，而是以农业社会所特有的经验理性为基石，在中国影响广泛的儒家和道家，都具有这种思维特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以道德代替宗教，这是本末倒置的，因为道德水平的提高，正是宗教的功能。儒家的“仁”“孝”观念，没有预设客观化、形式化的“上帝”观念，因此法律没有绝对的神圣性，人们约束自己的行为、诚信、忍耐、宽恕、自省的自觉性趋于淡薄。因而人的行为无所顾忌，许多劣根性的行为在社会上成为常态。
其三，宗法制度的文化。这种文化首先表现为高度注重血缘关系。封建皇朝的世袭制是典型例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为宗法制度下中国人普遍的信念，这种信念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畸形。
其次是祖先崇拜。这是中国无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原因。皇权至上和“孝亲”是中国道德的本位。随着国家的家族化，，宗法观念在封建社会演化成“三纲五常”等一整套伦常体系，构成人际关系的准则。鲁迅的《祝福》，描绘了宗法社会的生活场景和对国民性弱点潜移默化的细节。
再次是对传统的极端尊重。政治上讲“正统”，思想学术上讲“道统”，文学上讲“文统”。一味迷恋传统的宗法意识，形成了中国人向后看的保守倾向。社会改革在国民中很难得到拥护，“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的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上没有创作；至于多数人继续的研究，前赴后继的探险，那更不必提了。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一切的冷笑”（《热风·四十一》）。
第四是使中国文化归于以“求治”为目标的政治型。文化的各个侧面无不依附、效力于政治，在社会诸多领域，“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第五是使中国文化成为以“求善”为目标的“道德型”文化，同希腊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大相径庭。汉代独尊儒术以后，经学占据了统治地位，束缚了人们独立思考，阻塞了人们探索自然科学的道路。无论从数学、天文、物理和生物等自然科学方面，中国都落后于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的西方。缺少探索自然科学精神和行为的民族，自然会产生迷信、散漫和不认真的行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重实际精神和宗法制度文化以及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三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中国科学的发现与发明、学术自由的环境和民主制度建设，长久以来受到窒息。人的思维领域中抽象化、理论化、定量化和逻辑化的思考方式也不会发达。中国在十七世纪以前的封建文化，代表了世界人类文明的第二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奴隶制文明，第三个高峰是以英、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崛起，引发科学革命，西方的工业文明大步迈进，而中国因封建文明正值日上中天，没能、也不可能加入这历史前进的行列。这就是近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所在。
经过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地位，便开始了“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考察这两个进程，可以看出国民性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的重要作用。
“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功夫主要在“科技”和“经济”方面，中国人追求的是靠“科技”达到“富强”的目的。功利意识和重物质轻精神是现代三十多年来中国人观念的特色，仅以富强为目的，却使中国人走上了急功近利和专重物质成就的道路。由于过度追求实际，过分重功利，因而缺乏敬业精神，对科学的追求主要是出于功利动机，很少有人真能“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为艺术而艺术”。中国人，包括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精英人物，没能看到科学的背景。科学不是功利思想的产物，科学是文化特显其超越精神之所在。“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才是科学的真正源头。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工业成就并不单纯是科技造成的，而是十六、十七世纪以来的宗教、道德、艺术和科学共同作用所创造出来的。中国要想把科学从西方拿到自家来，不能只着眼于科学本身。达到真正富强之目的，要克服浅薄的功利意识和物质意识，在文化层次上超越自身，从西方“拿来”更多的东西。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唯一道路，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完成这个工程是一个艰苦甚至痛苦的过程，它需要文化更新，政治体制改革和国民性改造等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当前国人慨叹道德滑坡甚至沦丧，慨叹改革停滞不前，这两个状况是三十年来轻视甚至放弃精神文明建设所产生的反馈效应。
五、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国民性中有很多优点和美德，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样毋庸置疑，民族性中也有许多弱点和缺点，有些被继承甚至发展了。鲁迅以锐利的目光洞察到一个事实：“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且介亭杂文二集·论毛笔之类》)。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克服和改造自己民族性中的弱点和缺点，这个民族就很难进步。对于国民性的弱点和缺点的改造，在鲁迅的思想中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要直面人生，正确认识自己。
对于自身所处的现实和自身的长处和短处，尤其是短处理性的判断，是中国国民性中的“短板”。“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正视“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于是无疑问，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需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其后果是“只好瞒和骗，……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坟·论睁了眼看》）。
现代中国国民性中的缺点和弱点主要有两个文化层次塑造而成，第一个层次是千百年来封建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第二个层次是建国以后三十多年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极左的指导思想体系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急功近利、重物质轻精神所形成的社会意识。第二个层次是建立在第一个层次之上的，并经过了政治的不断强化。这就是我们要认识的现实。中国要发展和富强，要改造国民性，必须要触动这两个文化层次，使之动摇，建立现代化的，更高层次的文化。
直面自身的缺陷和问题，是发展和富强的必要条件。
直面人生另一重要方面是认识自身的优点和长处，并且继续继承和发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汉代以后，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其次是道家和佛家思想。儒家思想的经典四书之首《大学》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典籍，它依据孔孟“仁政”的思想，阐明了“治国平天下”理论。孙中山对《大学》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中国政治哲学，谓其为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国外任何政治哲学都未见到，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孙中山全集》第九卷，247页）。《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是修养自身的道德。儒家把道德看作最有价值。“仁”是一切道德的总和。孔子解释“仁”内涵有两个，一为“克己复礼”，即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一个是“爱人”即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和谐的关系。
自我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是求取人伦秩序与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特色之一，也是精华之一。尽管儒家思想在中国无论是统治集团到平民百姓都奉为社会思想信条，但“修身”却被淡漠以至抛弃，这是为什么？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
其一，封建统治集团，尤其是唐代以后，所尊的不是儒家思想的全部，特别是儒家思想中核心部分：仁义忠恕，他们所尊的是儒家学说中对统治有利的“儒术”如“三纲五常”之类。“修身”自然被置于淡漠地位。其二，儒家思想中的缺陷：道德独立于宗教以外“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显示了对宗教冷漠态度。道德本应依附于宗教，儒家将道德独立于宗教之外，使道德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封建极权的社会形态中，道德便自然地依附于政治，最后成为政治的附庸。
道德的这种属性是危险的，他是国民劣根性的胚胎和催化剂，将对国民性产生重大影响。
要“修身”要“自省”。“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热凡·不满》）！
（二）做革新的破坏者
鲁迅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历史的“废料愈积愈多”，传统的封建传统意识阻碍着社会进步，中国要进步，“修补老例”是无济于事的，“无破坏即无建设”（《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必须“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文明，施行袭击”（《两地书·八》）。
鲁迅认为改造国民性，首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重新审视，其次是对社会制度进行革命，这是他对“革新的破坏者”的期望。
革新的内容应是两方面：改正和继承。
其一，改正。改正传统文化中的缺陷。这缺陷前文已提及，即道德独立于宗教之外。
道德是精神层面中重要的部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稳步前进，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因素是社会组织形态）。道德独立于宗教之外，道德成为随风漂泊的树叶，最后只能蜷局于墙角，即依附于政治。依附政治的道德不是真正意义的道德，它只能使国民性向“劣”的一端发展。改正这个缺陷，就要建立宗教信仰，在中国，需要“革新的破坏者”完成这个使命。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教会的世俗权力，但并未遗弃基督教正统。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价值来源，经过改革后基督教成为西方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之一。
梁启超认为：“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个国家政治的基础在于社会，社会的基础在于国民，国民的素质在于国民性，国民性的优劣在于道德，道德来源于信仰，信仰的归宿在于宗教精神。因此，中国必须有宗教。可惜的是，中国一直就没有独立于政治以外的宗教，历史沿袭的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所以道德依附于政治便是自然而然的现象。
改革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使国民具有牺牲、奉献、慈悲、公正、宽容、诚信、坚毅等宗教情操，是建设富强国家之本。
这件事在中国做起来并非易事，鲁迅曾指出：“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国民精神的改变，比政体或社会制度的变革困难得多。
其二，继承。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相信价值来自一己之人而外通于他人及万物，所以非常强调“自省”、“反求诸己”，就是所谓的“修身”、“修养”。这与西方文化中人的精神解救是借助专业牧师的外力、不靠自我修持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也是其精华之一。
但遗憾的是，这个中国文化精神中的精华，却被中国人所鄙弃不顾，这足以使我们惭愧，更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继承，首先要改革，改革我们缺少改革自身缺点和弱点的勇气的缺陷。中国人不能做“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民族”，否则将“祸哉祸哉”。
（三）要善于学习。
鲁迅认为，要使国家进步、富强，既要认识自己，反省自己，又要放眼世界，学习外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即使并非中国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向他学习”（《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改革开放的实质是推动社会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但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总是伴随曲折和痛苦的。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我们走了很多弯路，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我们需要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切东西。这是自我认识、自我反省的结果。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自我认识，自我反省，这是继续前进的动力，然而也是伴随痛苦的，“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且介亭杂文二集·论毛笔之类》）。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证明，拒绝接受外来先进的科学和文化，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是不可能的，关闭自守只能停滞、落后。
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比较容易，但引进外来的文化，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排他性，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时常是“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鲁迅认为，对于外来文化应有的态度是，“看见鱼翅，并不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我们要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
在学习、摄取外来科技和文化方面，日本是我们的老师。日本的文化具有开放性和摄取性的特征。
早在六世纪，日本就吸收了中国儒家思想。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十七条》，思想基础调为儒家思想，以儒学的社会政治思想来巩固政权基础。尤其是宋明理学和阳明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其伦理观和价值观植根于日本人的心底，成为日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的重要内容。
18至19世纪，日本引进了西欧各国先进的近代思想、制度、学术、产业与经济制度，并实行了“明治维新”，使日本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又积极快速地引进了美国的议会制度等政治方面的先进制度以及管理科学等经济方面的先进理念，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使日本跃入了资本主义强国行列。
日本吸取外来文化之所以达到“富国强兵”的成功，其中有三个特征。其一，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每次吸收的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其二，极强的选择性，从不全盘照搬外来文化；其三，不改变自己的宗教、道德意识。虽然从中国、西欧、美国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但日本固有的宗教、道德意识一直支配着日本人的思想与生活。
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比起日本大为逊色。从历史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有排他性的特点，至多只是融合，如鲁迅所说的“染缸”效应。中国历来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的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华盖集·补白》）。这是日本的“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的最大区别之处。
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在学习摄取外来文化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最明显的是没有正确处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
“传统”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必须扫清一部分“传统”，才能推动“现代化”的进程，这已被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所证明。
“传统”分为“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软件”是价值观系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硬件”部分已有了部分改变，主要表现在经济制度方面，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在“软件”方面，却基本未发生“改革”，精神文明建设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传统的思想和政治价值系统仍在规范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在某些方面甚至倒退了。
西方的工业化文明不单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它具有深厚的精神基础。这些精神基础包括信仰、道德、伦理和文学、艺术。改革三十多年来的事实应该使我们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作深刻的思索，经济生活是否完全决定了人的思想与精神？三十年来我们以富强为目的，走上了急功近利和专重物质成就的道路，而放弃了提高全民精神境界的努力。其显现的结果是国家富而不强。
这种行为有中国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原因，另外与中国国民性中的弱点关系密切。过于关注GDP的量、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产品的粗制滥造和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的泛滥，道德沦落、信仰缺失，甚至于贪污腐化，无不与国民性中的过分讲实际，重功利的弱点有关。
学习、摄取、引进优秀的外来文化，是我们不及日本人的方面。当然，这里有被指斥为“全盘西化”、“卖国”的危险，其实证明了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两大缺陷；一是缺乏对中国几千年来“大一统”的政治传统观念进行改革的勇气；二是不善于引进吸收优秀的，关系到国家持续发展的外来文化。
改掉这个缺陷，需要我们对以往所经历的道路有一番深刻的反省。
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鲁迅以“刀笔吏”的锐利眼光对自己民族的弱点和缺陷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指出改造的途径。他的揭露和批判，意义在于振兴中国。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振兴与发展，是要以对自己的认识、反省和改造为基础的，而改造自己是一个痛苦和必需的过程。中国国民性中的弱点和缺点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熏陶而成，需通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两个建设才能逐渐优化国民性，这是一个长期、艰巨而又迫切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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