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大渡河『十八勇士』之一——朱祥云的后代在莱芜
□记者 张达
&&& 在中国革命史上，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翻开中学历史课本，&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的字样赫然在目。而在关于长征的记载中，强渡大渡河同样占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 日，中央红军准备渡过大渡河。这道被称为&天险&的关口，就是蒋介石想要将红军全部剿灭的最有利地点。时任红1团第1营营长的孙继先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强渡大渡河，这18人便被称为&十八勇士&。光阴荏苒，长征和强渡的故事已经离我们远去，有关&十八勇士&的记载也只有寥寥几人和寥寥几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大渡河为何要强渡？强渡究竟有多难？&十八勇士&如何能强渡成功？勇士们后来都归落何处？这些问题，我们仅能从史书中略窥一二。
&&& 然而，2015年3月的一天，记者偶然接到了一条线索：&十八勇士&之一的朱祥云烈士其子女就生活在莱芜。这不能不让人闻之激动。记者几经周折找到了烈士长子朱胜利，从他口中，我们再一次听说了强渡大渡河的故事，并了解到了勇士朱祥云其人其事。
烈士的子女为何在莱芜？
&&& 一走进牛泉镇南三官庙村，一位方脸膛，粗眉毛，面色红润，衣着朴素的老人就站在路边。乍一看，老人除了面容英武一些之外，没什么特殊之处，但是刚一开口，不同就立马体现。这位在莱芜农村生活了50多年的老人，竟然操着一口温软的南方口音，与其他村民截然不同。听起来，让人半天猜不出究竟是哪里人。
&&& 老人名叫朱胜利，67岁，十二三岁时随母亲、弟弟、妹妹一起来到莱芜牛泉镇南三官庙村。年轻时进厂子当过工人，如今在家务农。随老人走进一所普通的农家小院，挂在墙上的烈士证与照片立刻吸引了我们的目光。烈士证上写的正是&十八勇士&之一&&& 朱祥云的名字。照片中则是朱胜利老人儿时与父亲朱祥云、母亲金兰英、弟弟朱建国以及当时保姆的合影。这张照片，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朱胜利让同村的一位哥哥陪同去济南寻找老街坊时，一位当时的邻居朱瑞庭(音同)保存下来转送给他的。
&&& 原来，1960年，朱祥云在济南去世，两三年后，朱胜利的母亲金兰英带着三个孩子改嫁到莱芜牛泉镇南三官庙村，从此之后扎根农村，做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由于父亲朱祥云是湖北人，母亲是江苏人，建国后，朱祥云先后去过多个地方任职，最终落脚济南，朱胜利的口音也就夹杂了湖北、江苏、潍坊、济南等多地的特点，成了今日这种&四不像&。
&&& 按说，朱胜利原本可以跟母亲和弟弟、妹妹在济南享受到烈士家属的优抚待遇，但是由于母亲一个人要拉扯三个年幼的孩子，实在艰难。当时，一个熟人的妻子是莱芜人，她将自己老家的一位亲戚介绍给金兰英，见过几面之后，一心想进农村过平淡日子的金兰英就与孩子们改嫁到莱芜，直至去世，再也没有走出过三官庙村。
毕生所愿让孩子保家卫国
&&& 1960年，朱祥云因食道癌于山东省立第二医院(今齐鲁医院)去世，享年62岁(或63岁)。当时，作为长子的朱胜利也不过才7岁，正值调皮贪玩的年纪，因此，他的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父亲的部分，只有零零散散的记忆碎片供我们捕捉。
&&& 据朱胜利称，自己1949年出生在潍坊，1957年，父亲调到济南工作，在当时的济南市第三招待所任职。他们全家先是住在省府东街的历山旅社，后搬至泉城路高都四巷39号，也就是济南市第三招待所的家属区。他说：&我当时并不知道父亲具体做什么，只是感觉他的工作比较轻松，每天早上去单位待一会儿，没什么事儿了就回家。由于贪玩，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交流的次数也很少，只知道他曾经是一名红军，参加过长征。&&那天看到母亲从省二院哭着回来，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你父亲没了&，那时的我对人没了还没有什么概念，只是大体知道是再也不能见到了。&过后，济南高都四巷小学等单位邀请母亲金兰英去作报告，讲述朱祥云烈士生前的革命事迹，感动了许多人。只可惜，那些感人的故事，朱胜利和自己的弟弟、妹妹直到今天也没有听过。
&&& 在儿子朱胜利的印象中，朱祥云是个和蔼而又严肃的人，像那个年代所有参加过革命的老红军一样，他总是穿一身黄军装，背着行军包，包里放着一张中国地图。在家时，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教孩子们耍大刀。&父亲一生都为自己曾是一名军人感到自豪，他常说&我参加革命的时候，部队的装备少，敌人的装备比我们多，还比我们先进，敌人来了，我们就拿着大刀往前冲。&&据朱胜利老人回忆，父亲教自己耍大刀时，曾经脱光上衣，他清晰地记得父亲身上有着累累伤痕。&他的前胸、后背、腿上，到处都是伤，腿上有的伤痕深到能伸进去一节手指。那些，都是父亲的&军功章&，记载了他的光荣岁月。&说起父亲和蔼、慈祥的一面，朱胜利记得，父亲生病住院，母亲曾带着他们兄妹三人去医院看望，年幼的妹妹在病床边大便了，周围有人大惊失色，可是父亲不仅不生气，还乐呵呵地从病床上起身，一边说着：&好歹姑娘来了，我给扫扫吧。&一边拿起扫帚亲自扫了起来，慈父本色尽显。
&&& 由于出生在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之际，朱祥云便为大儿子取名&胜利&。二儿子出生时，新中国正面临发展建设的起步阶段和关键时期，因此，取名&建国&，意为希望国家建设得更好。1957年小女儿出生时，前苏联发射成功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朱祥云给女儿取名&卫星&，是希望中国也能有自己的卫星发射升空。从三个孩子的名字当中，足以看出朱祥云对国家的一片热爱之情。朱胜利说：&父亲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我们去当兵，保家卫国。&
强渡大渡河为何被载入史册？
&&& 翻阅关于中国革命史的书籍，关于长征意义的描述已经无需赘言，而提到强渡大渡河，只有只言片语。但这丝毫不影响其伟大的意义，所有的书中都不难找到&强渡大渡河是红军的一次生死之战，能否渡过河去，是中国革命的关键。&等类似的字眼。
&&& 如果不是几年前从电视剧《长征》中看到强渡大渡河&十八勇士&的名单，连朱胜利自己都不知道父亲竟然就是当年的&十八勇士&之一。凭借自己对那段历史的多方了解，朱胜利向记者详述了强渡大渡河的惊险故事。
&&& 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一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也有1个营筑堡防守。25日清晨，红一团开始强渡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朱胜利的父亲朱祥云便是其中之一。参加渡河的全体队员都配备了1支驳壳枪和1支冲锋枪，每人还在肩头斜背了两把大刀。
&&& 天大亮以后，渡河战斗打响了。在十几个号兵激昂的冲锋号声中，连长熊尚林带着8位勇士乘木船向对岸划去。红军阵地上，几十挺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也准确地射向对岸敌人的碉堡。当勇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划到河中央时，突然，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一位船工，小船在水面上慢了下来，大家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 刘伯承大声命令死死封锁敌人的火力点，同时命令炮手轰击敌人的碉堡。子弹像雨点般打在敌人碉堡射击孔周围，迫击炮也准确地&掀翻&了敌人的两个碉堡，敌人的火力顿时弱了下来。河中央的勇士们也纷纷拿起了船桨和木板划船。
&&& 好不容易船靠了岸，战士们跳下船，趟着齐腰深的河水冲上岸。这时只见村子里拥出200多名敌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顺着山坡上小路冲下来，企图将红军战士重新再挤进河里。情况一下子变得危急起来。
&&& 在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催促下，红军的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在敌人群里开了花，敌人马上四散开来，为重机枪提供了极好的射击机会。紧接着，敌人东倒西歪，一个个倒了下去。勇士们飞一样冲上山坡，一阵手榴弹，一阵冲锋枪，很快消灭了残余的敌人，占领了敌人渡口的阵地。在勇士们的掩护下，重机枪和营长孙继先乘第二船也过了河。敌人仍然不甘心失败，向渡口阵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第一批渡过去的勇士们占领了敌人的碉堡，在第二船到达的重机枪掩护下，战士们挥舞着大刀冲向敌群，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把渡口牢牢地掌握在了红军的手中。登岸以后，红军迅速占领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向敌人猛射，敌人溃逃。这时，后续部队也上来了，红军趁势穷追不舍，一口气消灭了沿河20公里的敌人，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以红军的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为红军后续部队扫平了障碍，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烈士的墓地不见了
&&& 自从随母亲来到莱芜后，朱胜利心中一直记挂着一件事&&& 为父亲扫墓。但由于在莱芜扎根农村，继父家里十分困难，生活条件大不如前，回济南几乎是奢望。
&&& 上世纪七十年代，朱胜利在同村哥哥陪同下去济南希望为父亲扫墓时，因为记错了方位，没有找到父亲墓地的位置。等弟弟朱建国当兵回来，兄弟俩又去了一次，由于弟弟中途改变行程，朱胜利孤身一人又无果而返。2013年的一天，这件悬在心中多年的愿望再次让朱胜利坐不住了，他叫上老伴一起来到济南，发现埋葬父亲的千佛山公墓已经不见了踪影，原先的墓地已经高楼四起，父亲的墓地去了哪里呢？
&&& 朱胜利夫妇咨询了济南市民政局和山东省民政厅，对方均称查不到朱祥云烈士的信息。于是，找到父亲的墓地，为父亲扫墓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心病。&不管搬到了哪里，我希望有生之年能找到，我要把父亲接回家。&朱胜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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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是谁？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又是谁？
十八勇士的名单：
　　第1军团第1师第1团1营长孙继先、第2连连长熊尚林、第2排排长罗会明、第3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
红军缴获了敌人留在河南岸唯一的一条小船后，刘伯承、聂荣臻赶到河边，表扬了夺船的指战员，找到一位四十多岁的老船工了解情况。杨得志站在河边，用望远镜观察对岸...
我估计是这样的：先在一边岸上将铁链一头安装固定好，另一头用绳子栓好，将绳子抛到另外一边岸上，在那边用绳子将铁链拉过去。
日，一方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去，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而国民党的追兵紧追不舍，形势十分严峻。5月26日...
弱弱的问下白菜那么贵吗？
答: 就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点！
答: 社会民主连线是香港一个由激进民主派、在港组建中国各大政党的政治性组织。中文简称「社民连」，英文名称为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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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分类似乎错了
这个不是我熟悉的地区十八勇士纪念馆什么时候对公众开放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年周年活动的前两三个月左右，位于十八勇士纪念碑后的敬老院贴出了建设十八勇士纪念馆馆体效果图。没多久敬老院拆除，开始建设。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以后的一两个月，纪念馆建设完成。可迟迟没有开馆，之后却挂上了慈善和民政办公的牌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年周年活动的前两三个月左右，位于十八勇士纪念碑后的敬老院贴出了建设十八勇士纪念馆馆体效果图。没多久敬老院拆除，开始建设。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以后的一两个月，纪念馆建设完成。可迟迟没有开馆，之后却挂上了慈善和民政办公的牌匾，经常有老年人在疑似门面房里打牌，成了老年棋牌室了。今天却看到办公桌已经排好了。我很想知道，说好的十八勇士纪念馆呢？不求你把海州湾建设的多么好，你没有那本事，不求你拍十八勇士的电影或电视，因为你没钱，钱都拿去扒路了，可千万别拿上级建设十八勇士纪念馆的钱，给自己建设办公用房呀？
本文来源： 赣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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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上将晚年揭秘强渡大渡河十八勇士真相
杨得志上将晚年揭秘强渡大渡河十八勇士真相来源：中国新闻网 & &作者：周燕导读：军强渡大渡河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在孙继先晚年，在澄清大渡河战斗史实的问题上，却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他既不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勇士，又不愿意违背历史事实，屈从被误解的历史结论。他的老首长杨得志上将言之凿凿，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谜团。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在长征中曾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从而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红军强渡大渡河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在孙继先晚年，在澄清大渡河战斗史实的问题上，却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他既不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勇士，又不愿意违背历史事实，屈从被误解的历史结论。他的老首长杨得志上将言之凿凿，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谜团。杨得志撰文讴歌大渡河畔英雄多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着许多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在20世纪50年代，青年们迫切要求熟悉中国革命的历史，从英雄人物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去投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1957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丛书，正是顺应时代的呼唤，开革命回忆录写作之先河。《红旗飘飘》刚一发行，即在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1957年7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二集中，收录了一篇杨得志的力作——《大渡河畔英雄多》。杨得志的文章分为“光荣的使命”“胜利的前奏”“天亮以后”“我一定要去！”“庄严的时刻”五个小节。其中在“我一定要去！”和“庄严的时刻”中，杨得志写道：十八个勇士(连孙继先同志在内)每人佩戴一把大刀，每人背一挺花机关枪(冲锋枪)、一支短枪，每人带五六个手榴弹，并且带着工作器具，以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大渡河边还是像方才一样，只有河水冲击咆哮，我用望远镜看看对岸，敌人像是很安静。因船小，船工不同意上船的人太多，临时决定十七人分两批渡过。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一班的八个同志跨上了小船。庄严的时刻到了，熊尚林带领八个同志跳上了渡船。……过了河的船很快地又回来了。八个勇士在营长孙继先同志的带领下，又登上了渡船。……此刻，我们两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十八个勇士一起冲上去，十八颗手榴弹一齐扔出去，十八挺花机关枪一齐打过去，十八把大刀一齐在敌群中飞舞。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败不成军，拼命向北边山后面逃。我们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在崇尚英雄的年代里，杨得志的《大渡河畔英雄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5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杨得志原作，出版了连环画《大渡河畔英雄多》。1963年，《大渡河畔英雄多》被编进全国初中语文课本。大渡河十八勇士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1956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编一部总结解放军战斗历程的革命回忆录丛书。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对此非常重视，责成总政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傅钟挂帅，很快在全军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为此，总政宣传部和总政文化部联手，成立了一个由十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编辑部(即后来的《星火燎原》编辑部)，并广泛在中央、省、市一级报刊上发布征文启事。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很支持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在他看来，军事学院汇集了一大批骁勇善战的高级将领，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少传奇故事。特别是由杨得志、孙继先担任正、副主任的战役系，全系52名学员清一色的开国将军。如果大家在学习军事理论、回忆解放军战史、研究重大战役问题的过程中，把自己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经历记录下来，写成回忆录，对于继承解放军的优良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一代，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在长征中，刘伯承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革军委纵队司令员，对于这段历史，他心中有一本细账。他抓住战役系每位将军指挥、参加的经典战役战斗，一竿子插到底，逐一落实题目，人人派任务，很快就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他还特别要求杨得志和孙继先带头多写回忆录，每人都要完成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孙继先自知文化水平低，写文章甚至比指挥打仗还要难，便推托说：“有杨得志同志写就行了，我就没有必要再写了。”刘伯承可不答应，说：“回忆强渡大渡河，仅有杨得志同志一篇文章是不够的，他是大渡河战斗的指挥者，你是直接参加战斗的战斗员，你们从不同角度写，更有利于分析、积累战例，这可是政治任务！”在战役系，与孙继先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对结束不久的革命战争记忆犹新，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动笔写文章实在有困难。《星火燎原》编辑部的同志抓住了南京军事学院得天独厚的条件，派出编辑常驻南京，为将军们作口述记录，帮助他们整理成文。著名军旅作家王愿坚就是《星火燎原》编辑部派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骨干编辑之一。王愿坚曾创作小说《党费》，后该小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故事片《党的女儿》。王愿坚与孙继先还有不浅的缘分。他曾是孙继先麾下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后为解放军第二十二军)《麓水报》的战地记者和编辑，在孙继先领导下工作战斗了四个春秋。他对老军长勇敢威武的军人气质、灵活果断的指挥风格非常钦佩，也非常熟悉。听说为老军长整理回忆录，王愿坚一百个乐意。而一谈起打仗的事儿，性格沉闷、言语不多的孙继先也打开了话匣子。一个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一个兴致勃勃，运笔如飞。一篇近万字的长文，就像一泻千里的大渡河水，一气呵成。按照刘伯承的要求，杨得志和孙继先从不同角度分别完成了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文章写好后，刘伯承为他们审阅、修改。《星火燎原》编辑部成立仅一年时间，各大军区政治部收到的征文就有3万多篇。经筛选后，集中到编辑部的稿件也超过1万篇，最终收入丛书的只有300多篇。《星火燎原》丛书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59年12月，毛泽东为丛书题写了“星火燎原”书名，朱德为丛书作序。由于编辑约稿周期和当时特殊的政治原因，这套丛书并未按顺序出版。1960年，讲述长征故事的《星火燎原》第三卷率先出版。杨得志的《突破乌江天险》和孙继先的《强渡大渡河》从中脱颖而出。这里特别提及的是，《星火燎原》第三卷的首篇文章《回顾长征》，是由刘伯承撰写的。在写到强渡大渡河的经历时，他明确写道：“十八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在军委扩大会上，十八勇士遭质疑据当年编辑部的老同志回忆，《星火燎原》第一卷在1958年已经完稿。书刚印刷完还没有发行，恰逢庐山会议召开。《星火燎原》编辑部也无法避免当时的政治风暴。因为有“美化”彭德怀的文章，编辑部被责令检查整顿，几位骨干编辑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上，有人突然提出：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应当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孙继先作为指挥员，也不应当算作勇士。据说，提意见的是一名空军中将。这名中将并不是强渡大渡河现场的目击者。在长征中，他曾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大多数时间随黄永胜任团长的红三团行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他被调到红三团任总支书记。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我们三团仍是走在全师的后面。这一段，我们只是跟着走，没有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掉队落伍的。当我们来到安顺场渡口时，一团、师部、二团都已经顺利渡过了河，只有两条渡船在等待我们”。孙继先也参加了这次军委扩大会。坐在孙继先身边的一位老同志，听了那名空军中将的发言后，愤愤不平，就用胳膊肘轻轻碰了孙继先一下，说：“孙司令员，你也应该出来说说话，以正视听！”孙继先小声回答说：“我能说什么？能说自己是勇士吗？”会后，军委责成总政治部负责查实强渡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还是十七勇士。有关部门查阅了档案资料，以当年红军《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记载的十七勇士的名单为原始依据，并以一名没有亲临大渡河现场的红军干部的日记为佐证，最终确认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正式发文：要求各个单位在宣传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事迹时，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径。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正式通行的党史、军史中，一律采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说法的缘由。中央红军长征时，《战士》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机关报，是一份不足16开版的油印小报。在第一八六期《战士》报上，关于渡河的过程只有一句：“牲(我)部一个猛冲和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报纸及时报道战况，出现一些疏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79年，《星火燎原》丛书再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套十卷，1982年8月出齐。在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上，还是《强渡大渡河》的标题，选用的却是杨得志的文章。书中关于勇士们渡河一段的关键内容是这样描述的：庄严的时刻到了，熊上(尚)林带领着十六名同志跳上了渡船。“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士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杨得志原文中的十八勇士分两次渡河，变成了十七勇士一次渡河。甚至刘伯承撰写的《回顾长征》一文，“十八勇士一过河去”，也改成“十七勇士一过河去”。对于自己是不是大渡河勇士一事，孙继先一直保持缄默、低调。他的几个孩子过去都听父亲讲过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故事，在初中语文课上也都学过《大渡河畔英雄多》的课文。他们都为父亲光荣的战斗经历感到自豪。可是后来，当听到有关强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并没有父亲时，孩子们都很郁闷、不解，曾多次追问父亲，想得到一个正确的解释。孙继先对孩子们说：“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经过，在我的回忆录里已经叙述得很清楚，至于我自己算不算勇士，没有必要去争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有些同志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者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如果再去争什么勇士，就太没有意思了，我感到很羞耻！”孙继先多次对孩子们说：“在长征路上英勇战斗的红军战士，人人都是英雄，个个都是勇士！”尽管有关单位正式发文，在党史、军史资料中，一律采用“大渡河十七勇士”的说法，但《红旗飘飘》丛书和初中语文课本的影响力无与伦比。《大渡河畔英雄多》中的“十八勇士”，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学生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大渡河的勇士们，你们的英灵在哪里孙继先戎马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战斗，但强渡大渡河的英勇战事，在将军心中有着非常重的分量。十七勇士的下落也是将军后半生挥之不去的心结。在革命战争年代，部队天天都在行军打仗，牺牲很大，人员调动非常频繁。像孙继先这样骁勇善战的一线指挥员，随着战争的走势，调任就更加频繁。1935年7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大雪山到达毛尔盖后，孙继先即离开红一团，调到红三团任三营营长。1936年12月，调到红军大学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任第九十三师参谋长，随援西军西进，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抗战全面爆发后，随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区，继而率津浦支队深入山东敌后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战场。而红一团的老部队则随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晋察冀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对于红一团一营二连十七勇士的下落，孙继先已无法逐一给出明确的答案。然而，安顺场所在的四川省石棉县人民却永远铭记着强渡大渡河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石棉县政府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除孙继先外其他十七勇士的下落，包括向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和孙继先等亲历者求证。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勇士的踪迹已无处寻觅，唯一有明确下落的是二连连长熊尚林。新中国成立后，一些知晓熊尚林具体去向的见证人仍旧健在。其中一位是时任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的李水清将军，另一位是著名军旅作家、老红军陈靖。李水清回忆说：“熊尚林是江西高安县人，抗战爆发后，随八路军一一五师东渡黄河，参加过首战平型关的战斗。1938年八路军开辟平西根据地时，熊尚林和我一个营，熊尚林任营长，我任教导员，两人并肩战斗，又相处了两年多。1940年，熊尚林调到平北工作。据说，他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为祖国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陈靖是红六军团的一名老战士，贵州人，苗族。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撰写小说和电影剧本《金沙江畔》。离休后，他重走长征路，进行百万字的长征系列创作。日，他来到了浪花翻腾的大渡河畔，望着巍然耸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深切缅怀曾经和他一起战斗、强渡大渡河的英雄队长熊尚林，写下《大渡河勇士熊尚林的悲情结局》一文。我和尚林同志相识，是在1938年春天。当时，他是营长，我是团宣传股长。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粗犷、直率，甚至显得过于鲁莽。他身躯健壮，脸色紫红，说起话来像炮弹出膛，还总是带点脏字。他习惯把事情想得很简单，在他眼里似乎没有困难二字，可熊尚林自己却承认，我一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学习！他蔑视困难，不怕牺牲，在极端残酷的岁月，总是冲锋陷阵，强渡大渡河，激战平型关，奋勇挺进冀东，带头开辟平北……说他是英雄人物，并不过分；但我们这位英雄好汉最终却走入一条令人遗憾的歧路。艰苦的1942年，在被敌人割裂为好几块的平北抗日根据地上，熊尚林带领几十个同志英勇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长城附近，打开了局面，并由几十人发展为一个独立团。就在这时，平北分区正式成立了。在公布分区领导机构名单时，熊尚林发现没有他的名字，他又冒火了。这时，正巧我们相遇，他气鼓鼓地对我说：“陈靖，我不干了，他们不相信我，老子就单独干革命去！”我劝说他几句，要他“不可瞎来”。可是，这里离分区还有几十里，翌日，当我赶到分区报告这一情况时，熊尚林已经离开部队，带着他的参谋长和两个警卫员到独石口一带“单独干革命”去了。十几天后，一个警卫员回来了，说：熊尚林原以为到了他人熟地熟的地方，什么都好开展，但当群众知道他离开了党，离开了组织时，就不理他了。局面根本打不开，站不住脚，简直是走投无路……又过了几天，另一个警卫员也回来了，说：熊尚林和参谋长天天争吵不休，最后参谋长趁熊尚林不防备时，向他开了枪……就这样，这位英雄倒下了。革命造就了无数英雄，无数的英雄使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固然，英雄的个人作用不能低估，但英雄离开集体，他的历史却只能添上令人惋惜的一笔。在河北张家口崇礼县烈士陵园里，矗立着熊尚林的墓碑，墓志铭上记录着：日，熊尚林随部队转移途中，在张家口崇礼县西沟村草场沟不幸遇难，被葬在西沟村。上世纪60年代初，熊尚林的遗骨被迁葬到崇礼县烈士陵园。杨得志言之凿凿：强渡大渡河的应该是十八勇士1980年版的《星火燎原》发行不久，孙继先看到有关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叙述后，感到很憋屈：自己可以不当勇士，但对战斗过程的叙述应该符合史实。他曾直言不讳地对老团长、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说：“咱们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情况，你最清楚，怎么能这么写呢？”翻开新版《星火燎原》，看了由自己署名的《强渡大渡河》一文，杨得志很奇怪，也很恼火。他对孙继先说：“这篇回忆文章，没有经过我审查就修改了。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有关部门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原文中的‘十八勇士’，改成了‘十七勇士’，其中一些战斗过程也不符合史实。”杨得志宽解孙继先说：“鉴于新版书已经出版发行，已无法挽回，我一定在今后的回忆录中把它重新纠正过来。”1985年，杨得志撰写了长篇回忆录《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也与广大读者见面。有关强渡大渡河部分，杨得志都进行了认真校正，澄清了大渡河战斗的史实。他特别写道：“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位同志，我们决定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志带领。为加强领导，第二船派营长孙继先同志掌握。”日，孙继先在济南病逝。在治丧期间，他的小儿子孙东宁从济南回到北京，去解放军三○一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杨得志。躺在病床上输液的杨得志一见孙东宁臂上戴着黑纱，情绪立刻激动起来，哽咽着说：“你爸爸是我最好的战友，他是个好同志，优点很多，打仗很勇敢，会武术，能耍大刀……”在讲到长征时，杨得志说：“你爸爸是长征中的英雄，强渡大渡河时，第一船九人，熊尚林带着；第二船九人，你爸爸带领。九加九是十八，应该是十八勇士，你爸爸应该算勇士。”杨得志又说：“我还可以找到几位见证人。当时的二营营长叫陈正湘，他现在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还有一位是武汉军区政委萧思明，当时是红一团侦察参谋。那天，勇士们渡河的渡口距离誓师出发地还有几百米的路程，我只带了几个人送他们出发，现场的情况别人不清楚。侦察参谋萧思明就在我身边，他可以证明！”正在这时，济南军区老干部局杨局长来电话，征求杨得志对《孙继先同志生平》的意见，特别是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夺取并控制了渡口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过了大渡河，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评语是否准确。杨得志回答道：“这样写很好，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渡河，这个情况是真实的，这样写，比写他是十八勇士评价还要高！”随后，杨得志又深情地回忆起与孙继先一起战斗、工作的往事，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讲到在南京军事学院，又讲到在济南军区。他说：“‘文革’中，有人批判我，你爸爸出来说话保我，别人又去抓他。我说不要去抓孙继先，批我好了！”孙东宁临别前，杨得志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爸爸在北京住院时，我去看他，我动员他，不要一个人在济南，赶紧回到北京来。他出院后，又到我家来看我，我们俩的手握在一起，很长很长时间。他的年龄比我小一点，身体原来比我好，没想到走得这么快……”说到这儿，杨得志已经泣不成声。由于病重住院，杨得志不能去济南参加孙继先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特委派儿子杨建华代表他前往济南，向老战友作最后的告别。孙继先临终前，曾嘱咐家人：待他身后，把一部分骨灰撒在大渡河里，他要伴着大渡河的惊涛骇浪，向后人讲述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创造的惊世传奇！前些天，孙东宁为笔者找到一本1957年版《红旗飘飘》第二集。笔者惊奇地发现，在《大渡河畔英雄多》一文的结尾，杨得志请执笔人张重天清晰地写上了一段附记：十八勇士一度被认为十七勇士，杨得志同志认为正确地说应该是十八勇士(其中包括营长孙继先同志)。文中叙述经过，由于写时离开事情发生时间较长，故虽然竭力回忆，恐个别地方仍有错误，请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指正。手捧陈旧泛黄、印迹斑斑的原版图书，细读《大渡河畔英雄多》，一种崇敬之情在笔者心中油然而生——杨得志襟怀坦荡，他唯真唯实的崇高品质令人肃然起敬！（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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