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_百度百科
[shǐ jì]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时代，下至汉武帝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1]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1]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1]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1]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修订法律，申明军法，制立章程，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2]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 《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1]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与世长辞。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战败投降，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3]
《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中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1]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 《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 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分、表、书、世家、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
“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 是 五帝，夏，殷，周 ，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楚霸王，汉高祖刘邦，高后，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刘彻。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1]
卷数内容【本纪】
史记卷十一
史记卷十二
史记卷十三
史记卷十四
史记卷十五
史记卷十六
史记卷十七
史记卷十八
史记卷十九
史记卷二十
史记卷二十一
史记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记卷二十三
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③
史记卷二十五
史记卷二十六
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史记卷二十八
史记卷二十九
史记卷三十
史记卷三十一
史记卷三十二
史记卷三十三
史记卷三十四
史记卷三十五
史记卷三十六
史记卷三十七
史记卷三十八
史记卷三十九
史记卷四十
史记卷四十一
史记卷四十二
史记卷四十三
史记卷四十四
史记卷四十五
史记卷四十六
史记卷四十七
史记卷四十
史记卷四十九
史记卷五十
史记卷五十一
史记卷五十二
史记卷五十三
史记卷五十四
史记卷五十五
史记卷五十六
史记卷五十七
史记卷五十八
史记卷五十九
史记卷六十
史记卷六十一
史记卷六十二
史记卷六十三
史记卷六十四
史记卷六十五
史记卷六十六
史记卷六十七
史记卷六十八
史记卷六十九
史记卷七十
史记卷七十一
史记卷七十二
史记卷七十三
史记卷七十四
史记卷七十五
史记卷七十六
史记卷七十七
史记卷七十八
史记卷七十九
史记卷八十
史记卷八十一
史记卷八十二
史记卷八十三
史记卷八十四
史记卷八十五
史记卷八十六
史记卷八十七
史记卷八十八
史记卷八十九
史记卷九十
史记卷九十一
史记卷九十二
史记卷九十三
史记卷九十四
史记卷九十五
史记卷九十六
史记卷九十七
史记卷九十八
史记卷九十九
史记卷一百
史记卷一百一
史记卷一百二
史记卷一百三
史记卷一百四
史记卷一百五
史记卷一百六
史记卷一百七
史记卷一百八
史记卷一百九
史记卷一百十
史记卷一百十一
史记卷一百十二
史记卷一百十三
史记卷一百十四
史记卷一百十五
史记卷一百十六
史记卷一百十七
史记卷一百十八
史记卷一百十九
史记卷一百二十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第六十七④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史记卷一百三十
①不列名义上的天子汉惠帝本纪，以吕太后有实际统率，理由与项羽同。
②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荀子的《礼论》及《议兵》来代替正文
③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礼记》《乐记》代替正文
④未阐述诸侯国之俗，仅记司马季主之事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说：“谈乃据《》、《》、《》、《》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司马迁画像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乐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余篇”，班固在《·》中著录冯商所续《史记》七篇；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1]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1]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各家，以及明朝的、清朝的，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4]
今本《史记》中有些篇章或者有些段落不是所撰写，明显有补窜痕迹，如《》有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之语，《》中有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语，《贾谊传》中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语，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后人补窜。而对于《史记》缺篇的补写，在《太史公自序》末注文中引三国时的话，说《史记》亡十篇，“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续，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认为褚少孙补了亡佚十篇中的四篇。《龟策列传·正义》则认为褚少孙补十篇，《廿二史札记》卷一也认为褚少孙补十篇。但是，据《汉书·艺文志》、《论衡·须颂篇》、《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古今正史篇》等，西汉后期补续《史记》的多达17家。认为真正补续的只有褚少孙一人，其余均为续写西汉史，大都单独别行，与续补附骥《史记》而行不同[5]
。则根据有关资料，认为真正补续《史记》的除褚少孙之外，还有，《汉书·艺文志》对冯商所续《太史公》保留七篇，当是补亡之作；删除四篇，应是续《史记》之文。[6]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也窜入了其他文字，失去原貌。至于《史记》中哪些属于窜入文字，古今以来的学者也有许多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史记探源》中认为，《史记》属于今文学，由于的窜乱，乃杂有古文说。刘歆伪造《左传》，凡《史记》中出于《左传》的内容，皆为刘歆所窜入。而且，崔适列举八条理由证明《史记》断限止于“麟止”（汉武帝元狩元年），所以，“麟止”（元狩元年）后的记载皆为窜入。他认为，《史记》中有29篇为后人所补和妄人所续，它们是：《文帝纪》、《武帝纪》、《年表》第五至第十（6篇）、八书（8篇）、《三王世家》、《张苍传》、《南越传》、《东越传》、《朝鲜传》、《西南夷传》、《循吏传》、《汲郑传》、《酷吏传》、《大宛传》、《佞幸传》、《日者传》、《龟策传》。崔适还认为《年表》五至九为褚少孙所补，其余妄人所续[7]
。崔适的一些观点颇有偏激之处，《史记考索》附《史记百三十篇伪窜考》一文[8]
，对“十篇亡佚”和崔适提出的29篇补续及其他说法涉及到的篇目共48篇进行辨析，有肯定前人者，也有反驳前人者。
据日本学者《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总论》“史记附益条”，涉及《史记》补窜的篇目有34篇，它们是：
本纪2篇：《秦始皇本纪》、《今上本纪》。
表6篇：《三代世表》、《汉兴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书6篇：《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
世家7篇：《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齐悼惠王世家》、《曹相国世家》、《梁孝王世家》、《三王世家》。
列传13篇：《贾生列传》、《郦商列传》、《张丞相列传》、《郦生陆贾列传》、《田叔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酷吏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9]
这些篇目中，有些是褚少孙所补，有些则是后人补窜。今人张大可经过详细考释，认为窜补篇目除以上34篇外，还有《孔子世家》、《韩信卢绾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并将所有补窜篇目内容分为四类：褚少孙等续史篇目内容、好事者补亡篇目内容、读史者增窜篇目内容、司马迁附记太初以后事篇目内容。共有16篇涉及太初以后记事，凡22人，是司马迁对历史变迁“综其终始”的简略附记，总计1541字，这些人和事集中在两件大事上，一为巫蛊案，一为李陵案[10]
。赵生群则认为，《史记》记事迄于太初，太初以后所记载的事件，是后人补窜。[11]
《史记》版本大致分出4系。[1]
第一系：宋刻十。
第二系：约有4种，分别为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十四行刊本；南宋孝宗年间建阳刊本；南宋绍兴十年朱中奉刊十二；南宋绍兴年间转运使司刻九行本。
第三系：为集解索隐二家注本，现存2种，一种是南宋二年张杅刻本，一种则是南宋淳熙八年耿秉重刻张杅本。[1]
第四系：现存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刻二家注本，此后又分为2支。第一支较为简单：南宋庆元二年建阳黄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铠刻本、明柯维熊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明秦藩刻本、清同治年间崇文书局覆刻王延喆刻本、清同治年间刻校本。第二支较为复杂，这一支的起头是蒙古中统二年刻本，由中统本出的有明刻本、明建阳慎独斋刻本、明建宁官刊本以及元大德年间刻本。而从本又分出明南京国子监刻本和北京国子监刻本。而清乾隆四年则从本出。
此外还有一系即明末汲古阁十七史本，此本为单集解本，据说源自宋刻，但具体底本不详，据此本重刻的则有清同治年间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刻）。[1]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与单篇论文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
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4]
宋元之后，《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南朝（宋）时（子）注）、《》（唐朝时）、《史记正义》（唐朝时张守节）。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12]
自宋朝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朝的《史记志疑》、的《史记探源》、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朝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13]
清《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部分，清《史记志疑》，清《史记札记》，清《史记琐言》，近人《史记新证》。上述诸
《史记探源》(清朝·崔适)
书中，清人之作以、梁玉绳、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14]
史记探源 八卷 （清）崔适撰 宣统二年（1910）刻本 1　　校刊史记集解索引正义札记 五卷 （清）张文虎撰 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刻本 2　　史记正义佚文纂录 李蔚芬撰 民国时期刻本 3　　史记订补 八卷 （清）李笠撰 民国十三年（1924）刻本 4　　史记琐言 （诸史琐言 卷一至三） （清）沈家本着 沈寄簃先生丛书本 5　　学古堂日记·史记 （清）雷浚等编 光绪刻本 6[15]
　史记校 二卷 （清）王筠撰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印本 史记识误 三卷 周尚木著 民国十七年（1928）石印本 7　　史记考证 七卷 （清）杭世骏撰 民国时期《道古堂外集》刻本 8　　史记正讹 （清）王元启撰 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 9　　史记校注 佚名著 民国时期影印本 10　　史记拾遗 （清）林茂春撰 稿本 11　　史记注补正 （清）方苞撰 广雅书局刊本 12　　史表功比说 （清）张锡瑜撰 广雅书局刊本） 13　　景佑本史记校勘记 龙良栋著 台湾影印本 14　　史记毛本正误 （清）丁晏撰 广雅书局刊本 15[15]
史记独特的叙事艺术，非常注重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探究，综合前代的各种史书，成一家之言，纵向以十二本纪和十表为代表，叙写了西汉中期以前的各个历史时代，横向以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为代表，统摄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和行业，形成纵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另外，《史记》的章法、句式、用词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别出心裁，不循常规，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独特的效果。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从历史上说，本文具体记录了楚汉相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从文学上说，本文是中国散文中最早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艺术杰作，文中描绘的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争画卷，塑造的项羽经典的悲剧英雄形象，对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即：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
《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是他一切行为思想基础，是全篇中最关重要的一名话。司马迁为了突出这句话，先写廉颇的骄横以与蔺相如的忍让映衬。但没有交代蔺相如这么做的动机，作一跌宕，从而引出舍人的规谏，以舍人的狭窄心胸反衬蔺相如的坦荡襟怀，又作一跌宕；蔺相如的答话，先将廉颇与秦王比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着指出连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将军？又一宕；接着分析赵国的安全系“吾两人”，不能两虎相斗，又一宕；几经腾挪跌宕，作了许多铺垫，到最紧要最醒目的地方，才点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来，这确实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个睛一“点”，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读者面前耸立起来了。
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划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足见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写出他虽气象不凡，但宽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鸿门宴上召项庄舞剑刺沛公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后来当刘邦脱逃时又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表现了他老谋深算的性格。
二、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在《史记》中，司马迁刻画人物，更多的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比如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一节，这是发生在起义军内部的一场斗争，这场战争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宋义作为起义军的将领在关键时刻却不去救赵，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苟且偷安，甚至另有图谋。作为次将的项羽看穿了他的意图，当机立断，斩杀宋义，夺取军权，扭转了局势。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表现了他的卓识和果断，表现了他关怀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负国家安危重任的志气。又有“项羽最得意之战”——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 “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 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再看看诸侯军的反应，“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一仗，写出了项羽不畏强敌的精神、无比旺盛的斗志，莫敢纵兵、人人惴恐的诸侯军，更是衬托出了他的英雄气概。
司马迁对项羽有过肖像描写，与肖像描写相近的是人物的特写镜头，前者偏重于静态描写，后者则是动态的，将镜头直接对准人物，着眼于他的每一个举动，描摹人物的风姿、揭示人物的心理、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霸王别姬”这段文字中，听闻四面楚歌，项羽“大惊”“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美人骏马，是往昔叱咤风云的见证，也是今朝英雄末路的见证，慷慨悲歌，道尽胸中无限失意，将项羽这个末路英雄无可奈何的心情引到极致。
三、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
《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手法。司马迁为了突出李广带兵特点，就附带写了程不识带兵的作风。“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郡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从这里，我们看到李广带兵的特点是宽缓简易“行无部伍行阵”，“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近乎无为而治。程不识带兵却非常严谨，“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乃是一丝不苟。在程不识的映衬下，红花绿叶，李广带兵的特点就格外显眼、突出。宽缓与严谨只是治军的作风不同，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读者对李广的敬慕之情也不觉油然而生。在《李将军列传》中，要写李广毫不相干的程不识就是为了衬托李广。
写李广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又是把李蔡与李广对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其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广的从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论人属第八等，没有什么能耐，可他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爵封乐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广为抗击匈奴，驰骋疆场四十余年，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连匈奴人也敬畏而称之为“汉之飞将军”。可是这样一位名将却“不得爵邑，”甚至还受到诬陷，终于被迫自刎。两相对比之下，李广的可悲命运就具体写出来了，当时用人制度，奖惩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来了。
4.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司马迁生动具体的写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现出紧张多变的场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平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渑池之会上，秦王借着国力强大，肆意侮辱赵王，蔺相如寸步不让，严辞厉色，为维护国家尊严，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廉颇的步步紧逼，蔺相如隐忍退让，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因此，司马迁在论赞中说道：“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怕牺牲，甘受委屈，豁达大度，能为常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备的形象。
5.互见法的运用。
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
如《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 ”了。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隐恶”。
6.个性化的语言，凸显人物风姿。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看到秦始皇的仪仗旌旗弊日气势威严，刘邦“喟然太息”，其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大丈夫就应该是这样的啊！”将其贪图享受的无赖相刻画的入木三分。《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在刻画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较多的使用了语言描写的方法，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将刘邦的形象生动的展现在读者面前。《高祖本纪》中有一段写刘邦打败项羽建都雒阳之后与群臣的对话。这段话刘邦陈述了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能“与天下同利”，并且善于用人。层叠排比，滔滔而下，显出刘邦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志得意满。张良、萧何与韩信，都是杰出的人物，俱能为刘邦所用，则刘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刘邦表面谦逊，实际上很自负。
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司马迁也多次使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将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
深邃意蕴的叙事和生动鲜活的人物的描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史记》形成一种雄深雅健的独特风格。此外，《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可以说《史记》中写的最为壮丽动人的，便是英雄人物的悲局命运。而且全书有些都极富有传奇色彩，因为《史记》中收录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传奇，如周幽王举烽火为戏，张良和圯下老人相见等的故事都取自民间。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16]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记六艺小学，记诸子兵术，记史记皇览，记诗赋。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16]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被列入小学生语文实验教科书第18课《将相和》。[16]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的《》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2]
《史记》被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 与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说：“然自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8]
西晋：“迁文直而事核。”[17]
（据注，此句为“华峤之辞”。）
张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19]
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20]
梁启超指定的史记“十大名篇”分别是：
《史记》 中华书局版
“大江东去楚王留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威服九州”——《》（即信陵君）
“文武双雄英风伟概”——《》
“功成不居不屈权贵”——《》
“旷世奇才悲凉收场”——《》
“官场显形栩栩如生”——《》
“终难封侯”——《》
“汉匈和亲文化交融”——《》
“商道安邦定国”——《》
“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21]
．中国社会科学院[引用日期]
《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搜狐[引用日期]
．安徽大学历史系[引用日期]
张大可《史记研究·关于史记续补与亡篇散论二题》，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史记亡缺与续补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
朱东润《史记考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史记总论》“史记附益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见张大可《史记研究》中《史记断限考略》和《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二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史记太初以后记事特征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吉春：《史记续史记合注本》，作家出版社，2012年4月
潘喜颜：《清末民初日本&支那史&在中国的翻译与影响》
《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中华书局编修部．二十四史订补（全十五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苏教版《〈史记〉选读》，2008年6月第3版，《正史鼻祖 文章大宗——〈史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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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 ．晋书 ：中华书局 ，19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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