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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麻城孝感乡的问题--给邓经武先生的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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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麻城的孝感乡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经武先生：
您好！读了您关于“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的几篇大作，本有很多感触，但受时间、精力限制，先简要地给您谈点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你的大作值得肯定的有三点：
1.&揭示了史学家们(特别是川渝地区的史学家们)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川渝地区的许多人（注意，并不是所有的人）“动辄”称自己的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
2.&揭示了研究川渝移民史的人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现在川渝地区的多数人究竟是元末明初移民的后代(土著？！)还是明末清初移民的后代？
3.&正确揭示了存在有不少人“冒籍‘麻城县孝感乡’”的现象，且正确揭示出部分缘由。
为给出上述问题1和问题2的答案，您非常非常大胆地对前人的定论提出了“质疑”，勇气可嘉，但是您所给出的“新结论”和“求证”自己新结论的思维方式、方法却反受质疑（成都的陈世松研究员和孙晓芬教授都已撰文“顺便”不点名地对你的“新结论”做了反驳、麻城的凌礼潮先生更是直截了当地对您“求证”出的新结论及及其求证思维方式都做了“批驳”。）&
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1.&您断言“‘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太过轻率。
因为您最初的推断逻辑其实就是“1998年我在五台山上的一个学术会上”,&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这个“惹祸的”地名，“询及湖北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导师孙党伯教授，对方顿时哑然失笑。后答以湖北确有麻城县，但该县绝无孝感乡，倒是很远的地方另外有一个孝感县。行文于此，找来一份地图册翻开一看，麻城县与孝感县虽同在湖北省，地理空间上却相差‘一帽子远’。自己亦顿时嫣然”，于是乎，“‘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
由这段文字看，在开先否定“麻城县孝感乡”的历史存在时，您连《麻城县志》、《黄州府志》、《湖北通志》这样的地方志看都没有看过，――先问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博士导师，然后查阅了一下现代版湖北地图，如此而已！
随后，在《巴蜀移民潮：对一个定论的质疑》一文中您才查阅了有关地方志等，但惟独未引证《麻城县志》、《黄州府志》、《湖北通志》中都有的麻城县历史上存在过“孝感乡”的记载，按您在新文中所做解释，是因为您（似乎？！）知道了有这样的记载，但因“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所以你就“坚决不信”，因而也就避之不提了。&
然而，像您这样作“思辩逻辑”似的推理是否又有“先入为主”且“以论代史”的嫌疑呢？
又注意：“不可轻信”显然不等同“不可信”，何况先还提醒了“不可偏废”呢！
另外，据我所知，现麻城有的人家的老族谱上也有明确记载麻城有过“孝感乡”的。如果照您所说麻城的地方官会为某目的（可以安排自己的亲信去当“乡长”或可以吃“编制”的“空额”？！）凭空编造出一个“麻城县孝感乡”的存在，那麻城当地的老百姓也跟着“编造”又为哪般？这照常理当作何解释呢？――也许这些个家族的某些人就是当初虚构的“麻城县孝感乡”的“乡长”及其部属？？
认定“麻城县孝感乡”存在与否，确实不涉及与人“争什么”的问题，但是古往今来，治学者力求“严谨”总是应该的吧！
2.&您所下“虚构‘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地名”之“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的结论太过武断！
其实，说到底您得出上述结论的简单推断逻辑就是：尽管大量事实说明现在的川渝人多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填四川“移民的后代，但因为其中许多人都说他们的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而即便“动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全部人口，也根本无法去填充整个巴蜀大地”，于是“事实”也就不是“事实”了，肯定是虚构！为什么会几乎是全民都来“虚构”呢？肯定有这样那样的个人“目的”啊！结果“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的四川土著，都在这场‘捏造姓名，指称依傍’（的）冒籍大潮中成为赢家，何乐而不为”?&川渝历史上的“‘移民潮’运动”的“定论”就这样“假造”出炉了！
“从史料的辨析着手，结合……考证，运用逻辑学的方法”来做历史研究工作原来如此啊！！
似乎容易点了吧？！
为此，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明朝初年的“山西洪洞县”的大移民：现在河南、河北、山东绝大部分人和陕西部分地区的人都说自己的先祖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比一个“乡”可小得多得多了），这也曾经令许多学者困惑，因为他们同样考虑到：即便“动用山西洪洞县的全部人口，也根本无法去填充整个河南、河北、山东大地”。
但是，他们未像经武先生您样得出结论：“‘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而是通过查阅大量的方志，并对史料作仔细分析、考证，还做了诸多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对现在河南、河北、山东绝大部分人和陕西部分地区的人为什么都说自己的先祖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作出了较为科学的解释――明初官方在在洪洞县广济寺设置移民“办事处”，洪洞县及周边的民众在此办理移民手续，而广济寺门前正有一棵“大槐数”。
于是，大槐树处就成为北方向各地移民的集散地，以致在广大地区留下“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
而经武先生您在下“虚构‘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地名”之“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的结论之前，究竟做了哪些细致的考证、调查研究工作呢？――地方志查得多些乎？在民间做过细些的调查乎？到麻城去实地考察过有无移民后代记住的其先祖“迁出地”“鹅掌大丘”、“高坎堰”乎？从您的论作中人们真得不到什么肯定的答案来！
其次，我还顺便建议经武先生您注意一个生物繁衍的数学问题：在“生态环境正常”的情况下，许多生物的后代可成“几何级数增长”：即一对父体、母体的第n代个体可达到2n个。照此，明初移民到四川的一个男性，正常情况下到明朝末年其后代可能超过500人(按繁衍了不少于9代人算)。如，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毛泽东主席元末明初先祖的后代的主体现生活在湖南韶山、云南昭通和四川与云南接界的彝族地区，人数“相当”多（他们都称自己的祖籍是“江西……”）。又如，麻城的一个李氏家族在麻城及红安等地已有800多年的繁衍史，就是在麻城、红安和孝感市等地的后代也数以万计（他们都说自己的先祖来自南昌“筷子巷”，――一个小小的“筷子巷”就成了多少万人的“祖籍”）。特殊情况下还有：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明朝朱元璋的龙子龙孙到明末就以万计了（他们都会说自己的祖籍是安徽凤阳某某村，――一个小小的村就成了现在几十万人的“祖籍”），……。
说得再远一点，唐朝西平王“李晟”的后代遍布江西、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地，数量大得惊人（对此类现象解释不了的一些社会学者会简单地说这是因为存在“联谱”和“攀附名人为祖宗”的陋习所至）。
基于此，明朝初年单从麻城县孝感乡到四川的一个移民就可能导致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称自己的祖籍是麻城县孝感乡。而且，到现在的川渝地区是很容易找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例证的。
根据明朝的成化八年（1472年）之前麻城县确实有过“孝感乡”，但这个“孝感乡”因户口消耗于1472年被并入了仙居乡且再也没有恢复的史实，以及明朝的“洪武”、“永乐”年间确实有过“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我认为
(1)&明朝前期官方组织的麻城填四川的合法移民应该多来自“麻城县孝感乡”；
(2)&确证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四川、重庆人多数应该是元末明初“湖广移民”的后代，而不是清代前期“湖广移民”的后代。
如果相对于清朝前期的新移民而言，将元末明初“湖广移民”的后代视为“土著”，那么如经武先生您样，说现在的川渝人中有相当数量应为这些“土著”的后代，这本是不错的（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孙晓芬教授在其论著中早就估算过这些“土著”在现代川渝人中所占的比例）。
但是这些“土著”也有一个先祖来自何方的问题！
而照我的看法，称自己的祖籍为“麻城县孝感乡”的“始作俑者”恰好是这些“土著”。确实是清初才从“湖广”移民川渝的人也称来自“麻城县孝感乡”，自然是有“冒籍”之嫌。两方面的例证都可以找出很多。
如，前总理李朋的先祖李朝翰是1500年前后迁到四川高县（原庆符县）的，族谱上称其来自湖北麻城，这个家族的成千后人现在仍称自己的祖根在“湖北麻城”（也许会再加上孝感乡），――上世纪90年代中，李朋正是工作之余闲聊时对湖北省的领导说到祖籍在麻城，在有关方的积极配合下找到了自己四川家族在麻城的“根”。
如，照您所新述，你的家族也曾“冒籍”“麻城县”，――但好象也没有什么复杂、深刻的“社会背景”。
最后，也来“幽默”一把：虽说我从事的不是史学工作，连“文学”也从未“弄”过，但也一直记住了大文&人胡适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反老师所说记在心里的）。您研究、考证川渝大移民问题时所做“假设”可谓“大胆”，但“求证”实在是不“小心”，所以你质疑“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定论”的种种说法也令不少人“顿时哑然失笑”亦或“顿时嫣然”，也就不奇怪了哟！！
以上说法，供您参考！不妥之处，请指正！
2006年2月14日
麻城孝感乡考辨――兼与邓经武先生商榷
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麻城的孝感乡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从那里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几乎填充到了四川省的每一个角落。
民国《简阳县志》卷17“氏族表”中载，麻城孝感乡胡彪等人“明洪武初移民实川，彪与虎、群二人同入川，至简（州）正教乡定水寺插业同居”。
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仁寿《李氏族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
民国《泸县志》：“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
民国《南溪县志》：“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
泸州《王氏族谱》：“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
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咸丰《云阳县志》卷2：“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明洪武二年，叶端祥之子叶根一偕弟根二，同丁、陈、王、潘、肖、张、毛、莫九姓一道，从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高干堰铜鼓滩入川落迹（籍）忠县。”
光绪《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阶,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修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
民国《资中县志》：“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多。”
光绪资中《徐氏族谱》：“吾徐氏，麻城县孝感籍也，妙洪祖避徐寿辉乱迁蜀……。”
江津《幸氏族谱》：“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
谁也无法统计，从孝感乡到底迁出了多少人口；谁也无法相信，区区一个小乡，为何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人口输出量；谁也无法推算，现在的四川人中到底有多少非孝感乡人的后裔！
难以相信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相信！
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就有人对此提出怀疑：“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这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独适孝感一乡？”&
最近而又最典型的有邓经武、雷兵的结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
但是，质疑一个定论固然需要非凡的勇气，而否定一个史实却显得过于草率，历史的真实并不因为有人质疑而虚无化！
下面，我们通过史料的搜寻来看看麻城县孝感乡到底隐藏着多少历史的秘密。
一、明初的麻城四乡
明初麻城的区划情况在清康熙9年的《麻城县志》中可以找到清楚的记载：
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
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亭川乡原额二十五里,后并作二十四里。国朝因之。
所谓 “初分四乡”当然是指明初已分全县为四乡。也就是说，孝感乡在明朝277年的历史中，存在了105年。但这并不等于说，孝感乡的寿命只有105年。元代麻城的基层区划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而不甚了了。不过，据北宋王存的《元丰九域志》记载：“中，麻城。（黄）州北一百七十五里。四乡。歧亭、故县、白沙、永泰、桑林、永宁六镇。有龟头山、永泰河。”则北宋时麻城即为四乡区划。最近在网上读到周启志的《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周先生引《石柱厅乡土志》说：“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证明麻城的四乡划分和孝感乡的存在,历宋元而明并无变化。我们相信,在中国历史上，“乡”这一级组织相对于州县的频繁撤并省废来说，其稳定性要大得多。这与它们在政权割据和攻城略地中无足轻重的地位是一致的。成化八年麻城改为三乡以后，至清代“国朝因之”，直到清末乡之设置再无变化，就是最好的证明。
关于明初四乡的位置，尤其是孝感乡的方位，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弘治《黄州府志》记载合并后三乡的位置为：“太平乡在县东,领四十三里；亭川乡在县南,领一十二里；仙居乡在县西，领三十九里。”（卷1）我们认为，初分四乡时，四乡乡界如“十”字形。孝感乡的位置应该在西南,而仙居乡在西北。孝感乡的范围当包括现在的白果镇北部、铁门岗乡、歧亭镇、宋埠镇、中馆驿镇、顺河集镇南部、南湖街道办事处、龙池桥街道办事处南部、鼓楼街道办事处南部，以及今红安的城关镇、两道桥乡、杏花乡南部、桃花乡、叶河乡、永家河镇、八里和太平两乡镇的河东部分。(附图一)需要指出的是，四乡中其他三乡均为高山丘陵，只有孝感乡位于举水冲积平原上。
这样确定孝感乡位置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麻城西北光山州曾有仙居县，至宋南渡始废。西北境有仙居山，黄安建县时划入辖境。应为仙居乡得名之源。又麻城县城西北十里亦有仙居山（今名五脑山），因麻姑在此成仙飞升而得名。城北还有仙居坊。
第二，孝感乡并入仙居乡，而仙居乡既在县西北,再往东是太平乡，则孝感乡只能在县西南；
第三，众多来麻寻根的四川人提供的地名中，我们只找到了寥寥几个历近700年沧桑仍未改变的故址，但已足够我们重现明初四乡，尤其是孝感乡的地理位置了。四川仁寿《李氏族谱》称：“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这里所说的“青山”，就在县西今顺河集镇南部，现在的麻城行政区划图上就可轻易找到，我们相信它已靠近孝感乡的北部边界。另据重庆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称：“2002年9月10-12日叶国村带妻专程去麻城考察：……据现歧亭镇叶家大湾村的一些年岁高的人讲，孝感乡就是现在的歧亭镇一带,和仙居相近。……但歧亭镇叶家大湾村（叶姓1000多人）人们的风俗称呼与我县叶姓一样,如叫祖父称‘爹爹’少称‘爷爷’；对外公外婆称‘噶噶’（ga）。”
需要指出的是，曹树基先生认为，“黄安位于麻城之西部，孝感乡极可能并入了黄安。”曹先生用 “极可能”一词表示了谨慎地猜测，但这个猜测只对了一半，因为孝感乡并入黄安的范围只有将近一半。乾隆《麻城县志》有一幅三乡区划图（附图二）,乡界恰如一个“丫”字，只是下面一竖有一个先向右后向左的弯曲。“丫”字的上部是太平乡，左边是仙居乡，右边是亭川乡。说明当时乡界划分均呈由城区向周围辐射型，除城区（明时称关厢）划入亭川乡外，其他各乡均与城厢接壤。可以想象，孝感并入仙居乡以后，面积占总版图的二分之一，幅员过广，于是将县仙居乡北部若干里甲划入太平乡，使三乡面积大体相当（附图三）。于是，太平乡辖区从麻东北扩展到麻西北，与黄陂接壤，乡界终于形成上面所说的“丫”字形状。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嘉靖42年设置黄安县时，从麻城划入的20里甲中，也包括太平乡部分里甲的原因。
二、孝感乡的里户数和人口
按照明朝的规定,在乡村中,人户被编成里甲。每110户为1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长,余下百户为10甲，每甲有10户。这个规定到洪武14年（1381）开始规范化推行，同时规定每十年重新册定一次人口。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有一个令很多人费解的问题，即原额分乡里数加起来超过了总数，等于137里，而不应是130里。其实，这两个数字也不矛盾，成书于天顺年间的《大明一统志》和弘治《黄州府志》均记载麻城为135里。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又记麻城为120里。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记载，正可以说明明朝初年麻城人口减少的速度之快。
上述引文中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按原额全县137里，亭川乡只占总里数的22.3%。成化8年由25里并为24里，只减少1里，故其辖境亦应较为稳定。而太平、仙居两乡由112里并为50里，减少62里，说明两乡为麻城人口主要输出地。二是太平、仙居的原额112里中，包括了孝感乡的里数。那么，即使按三乡平均算，孝感乡也应有37里，何况孝感乡位于人口稠密的麻西南平原地区。因此，明初的孝感乡，当至少有4000余户，约2.5万人。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在洪武14年（1381）开始在全国通过编制赋役黄册推行里甲制度的。前引康熙《麻城县志》所说的130里,应该是这时编定，并且是严格按照110户为一里编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推算出当时麻城的总户数为14300户,总人口约为8.5万（按户均6人计算）。即使按照6‰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明初至洪武14年，麻城人口应有90760以上。也就是说,14年时间，麻城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4000多人。这4000多人的消失，唯一的解释就是迁出了麻城。其中，孝感乡人至少在2000人左右。
表1：明代麻城户口表
洪武14年（1381）
洪武24年（1391）
成化8年（1472）
弘治5年（1492）
注：洪武24年、弘治5年户口数均据弘治《黄州府志》卷3。康熙《麻城县志》记洪武24年户15809，口105112。我们认为前者更准确。
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与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
我们以明初麻城的9万人为基数，以6‰的递增率计算，到成化8年，麻城总人口应该约有9.6万人。据表1知麻城成化8年实际约有7.2万人。也就是说，麻城全县人口输出能力只有约2.4万人。那么，孝感乡大量输出的人口是从那儿来的呢？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关麻城和孝感乡的人口来源问题。
元末明初，江淮之间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战乱当中。西有陈友谅，中有朱元璋，东部则有张士诚，各路英豪崛起，相互厮杀火并。人口的急剧减少，使这一区域成为战后移民充实的主要地区。
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境内多高山丘陵，只孝感乡全部为土地肥沃的平原，自然成为移民们定居的理想选择。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戮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省黄州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则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凶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麻，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冯氏族谱•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迁麻，至德荣公，乃念三公之次孙，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载旧谱（顺治元年）叙曰：“冯氏自宋元以来，历世二十，经年四百余矣。记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潭公，元季随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复业。”
光绪《凌氏宗谱》:“吾祖自始祖受辅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缅维故都，则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刘伶卫大栗树白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妣而来。”
民国《彭氏族谱》：“（本邑）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乾隆《邹氏族谱》：“自始祖迁八公以元进士由江西来守于黄，因卜宅麻城之西北点兵。”
光绪《邓氏宗谱》：“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坡公始由南昌寄籍于麻城。”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65.7%。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周氏家族，因为曹树基先生以为：“在麻城县志中，该家族中有40人名列其中，考中进士者竟有15人,是当地一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其来历不详,亦极可能为土著。”但光绪《麻城县志》卷33有一篇王世贞的《周鲁山先生墓志铭》,对周氏家族的来历记得非常清楚：“周之先不及考也，考自元末而有受七公者，从饶之鄱阳徙于黄，遂为黄麻城人。”
这样的例子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很多，你如果在麻城随便问起谁的祖籍地,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告诉你是江西,就象四川移民都说祖籍麻城一样。正是由于这些源源不断来到麻城的移民，使麻城的人口不断得到补充。以至全县总人口不仅不见减少，有时甚至有所增加（见表1）。
曹树基先生在详细分析江西迁入黄州府的人口情况后说：“洪武年间的黄州府有64.2万民籍人口，加上黄州卫和蕲春卫的二卫军人及其家属，折算之共有军籍移民3.4万人口，合计全府人口总数为67.6万。……民籍人口中至少有5万人口迁往毗邻的德安府，因为路近，他们不大可能马上在新地取得户籍，而实际上他们以不在户籍所在地生活。所以减去5万人口，全府人口为62.6万。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万。……而民籍移民为30.4万。”这30.4万人口，至少有10万人迁入麻城（不包括占移民人数13%的从江西以外迁入麻城的人口），而入居孝感乡的人口当在6万以上。
江西师大方志远教授认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首先“填”的都是平原及丘陵区，而“湖广填四川”几乎是与“江西填湖广”同时发生的。大规模迁入的人口，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输出能力。
至于江西民众大量涌入江北地区的原因，我们赞同主要是逃避重赋的观点。江西在元末属于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即使在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其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因此，江西地区长期遭受着明朝统治者的“重赋”待遇。
朱元璋在洪武4年（1371）曾下诏曰：
朕起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朕以中国精锐驻守遐荒，岂但风俗之殊，亦有寒暑之异，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吾民，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未免劳民，理势相须，盖不得已。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今年秋粮尽行蠲免，以济民难。……事有缓急，故恩有先后。咨尔人民，其体朕怀。
所谓“豪强割据”即是指陈友谅，陈友谅于至正23年（1363）为朱元璋所灭，至洪武4年正好九年。这个诏书明确说江西“归附之后，供亿更繁”，这正说明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后，尽管江西“资财空匮”，还要加重江西的赋税负担，以至到洪武四年尚“其为困苦”。江西的这种情况，与江南一样，实际都是朱元璋对原先敌对势力占领区实行重赋政策的结果。
然朱元璋仅减免了一年秋粮，并未降低江西的赋税科则。洪武21年（1388），南昌府丰城县民反映赋税太重，朱元璋才降低江西的科则。《明太祖实录》卷190记载：
南昌府丰城县民言：农民佃管田一亩岁输五斗，诚为太重，愿减额以惠小民。户部定议一亩输四斗。上曰：“两浙及京畿土壤饶沃，输四斗；江西群（？郡）县地土颇硗瘠者，止令输三斗，著为令。”
但每亩3斗的赋税，对土地瘠薄的当地来说，仍然是属于重赋。事实也正是如此，南昌府在明代始终存在重赋问题。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江西的瑞州（今高安、上高、宜丰三县地）、袁州（今萍乡、宜春、分宜、新余等市县地）二府。这与麻城移民大多来自这几个地方的记载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看黄州府的情况，弘治《黄州府志》：
洪武24年,官民田地塘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十九亩三分五厘，夏税小麦三千五百五十石二斗三升三合四勺，大麦八斤九两九钱六分……。秋粮米二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斗九升三合九勺。（卷3）
按上述税额计算，黄州府平均每亩税赋仅6.2升，只相当于南昌府的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江西人口大量涌入麻城地区是势所必然的。
事实上，麻城已成为一个移民中转站，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最典型的如泸州《王氏族谱》序言所说：“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在麻城居留的时间才两年多。
遗憾的是，孝感乡的人口输入量最终没有赶得上输出量的增长。到成化8年，动态平衡终于难以维持，孝感乡结束了自己输出和中转人口的任务，在麻城的历史上永远消失了！
下面是明朝三个时点江西、湖广、四川三省的户口变化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孝感乡必然消亡的趋势。
洪武14年（1381）
弘治15年（1502）
万历6年（1578）
资料来源：洪武14年《太祖实录》，弘治15年、万历6年转引自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表2-7”。
从上表可以看出，江西的人口持续下降。湖广的户口数大幅下降后，直到万历初仍未能恢复。而四川的户口则持续上升，洪武14年到弘治15年的121年间，增长幅度达77.4%。这样，孝感乡于成化8年被撤并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四、麻城至四川迁徙路线
麻城移民入川的路线分水、陆两途。据四川省图书馆藏《湖北麻城王友山冯氏巴县谱系拾略》：“明末，王应熊以英年洪识，佐命燕京，后值蜀乱，奉诏赴川镇抚，在荆襄摒挡就绪后，由麻城携祖公友山、祖婆冯氏，暨诸兄嫂子侄全家男女溯江而上，至渝城驻跸。”此为水路入川。又石柱县《秦氏繁衍史•传记》：“秦公讳安司逸其字，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也。……元季遭徐寿辉乱，安司公偕兄弟七人入蜀，自荆州石码头分袂，俱散处蜀中。”此为先由水路入川，到荆州后水陆并进者。《万县何氏家族史料汇编》：“子孙世居湖北麻城孝感高家堰、洗脚河、太平坝、千家村、凤凰山一带，皆其族也。传至二十余世，至元末明初洪武二年己酉岁，松、柏、梓三人品投来川。……因岳母隆（龙）氏年迈随后岳父杨仕虎。行至长溪河，丈婿二人骑马过河，以姓氏更名曰杨何溪。”此为陆路乘马入川。
根据明人黄汴《天下水陆路程》、程春生《士商类要》、明清两代官书及地方志书，我们可以大略勾勒出入川的道路里程。水路为：麻城至湖广武昌240里、武昌府夏口驿至荆州府荆南驿965里，荆南驿至四川夔州府永宁驿860里，永宁驿至重庆府巴县朝天驿1360里，朝天驿至成都府锦官驿2235里，全程5660里。陆路为：麻城至黄安90里，黄安至黄陂120里，黄陂至孝感县120里，孝感至云梦县40里，云梦至德安府60里，德安至随州130里，随州至枣阳130里，枣阳至襄阳140里，襄阳至巴东县930里，巴东至四川巫山县120里，巫山至成都府城1620里，全程3500里。
五、孝感乡迁川人口辨正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麻城孝感乡迁川人口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军人及其家属；二是明初入川的麻城土著；三是江西移民在麻城居住数代或数年后入川的人口。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但我们并不否认这个庞大的群体里面存在着误籍与冒籍的情况。下面试作粗略辨正：
第一，孝感县误籍为孝感乡。元至正17年（1357），随明玉珍入川的部队和随军家属，据曹树基先生估计有40多万人。这40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麻城人，也有相当一部分孝感县人。这部分孝感县人的后代或口耳误传，或家谱中仅记祖籍为“湖北孝感”，就极可能误为麻城孝感乡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人数量十分有限。因为入明以后，孝感县是没有人口输出能力的。明初，孝感县与安陆、云梦、应城和随州同属德安府管辖。由于元末战争的破坏，使这一地区的人口消耗极大。查《明史•地理志》，洪武初年，德安辖区仅有云梦县未被省废，其余各州县皆是洪武13年复置的，而德安府也降为州，从属黄州或武昌府，至洪武13年才复为府。康熙《安陆县志》作者说：“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得城东老户湾数户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空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舍，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编七里。”明确指出迁入的移民为黄州府之麻城人。孝感县《夏氏族谱》在谈到自己的祖籍时说：“荣二祖，其先麻城太平乡古井巷人，明洪武初迁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孺子徙居孝感县。”&又据广水市政府网站《历史述要•明初江西移民应山》介绍：“就保留下来的姓氏族谱看，应山现有十之八九的姓氏，均为明朝初年至明朝中叶从江西、安徽、麻城过来的移民，而以麻城移民为多，所谓‘麻城过籍’便由此而来。”又据麻城市第一中学教师郑重建先生说：“1984年元月，笔者在省参加《布谷鸟》编辑部举办的全省业余骨干作者培训班学习期间，邂逅原孝感县文化馆馆长宋虎先生（此人为楚剧《双教子》的编剧，湖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先生年龄60开外。其时，宋先生见我来自麻城，甚为高兴，他亲切地称我为‘小老乡’。我觉得很新奇，便问：‘先生何以称晚辈为老乡呀？’答曰：‘我们孝感民间有一种民俗，把睡觉说作是回麻城去了，因为老辈有许多人自称原来的祖籍便是麻城’。”
第二、本县移民冒籍孝感乡。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来自麻城其他乡的移民冒籍孝感乡；二是成化8年孝感乡撤消以后，来自原孝感乡辖区的移民仍自称祖籍孝感乡（甚至还有自称是明末清初迁自孝感乡的）。这两种情况历明清两代而不衰，但这种冒籍无关弘旨，因为他们冒的是“乡籍”而非“县籍”，他们毕竟是真正的麻城人。
第三、外地移民冒籍孝感乡。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四川移民中麻城孝感人在各地的势力都很大，为优化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冒籍孝感乡人。也就是民国《南溪县志》所说的“（孝感乡）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冒籍以自求庇”。曹树基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引民国《云阳县志》所举该县向、何、谭、孙、于、张、贾、李、王诸大姓，都说是“明洪武年间自麻城迁入”的例子，然后说：“向氏是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不可能迁自麻城的。”实际上就是肯定向氏属冒籍之列。但此论也略显武断，向氏为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事实，但他们可以先迁到麻城，取得麻城籍以后再迁四川。就如曹先生所说的“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有些外地移民在孝感乡停留时间很短即入川，有的则定居数代成为土著后再迁移。”麻城向氏正是后一种情况。据四川长寿《向氏支谱》载,其族于“元人入侵时,为避战乱,文秀由湖南沅陵迁湖北麻城县,生子爵禄,安居乐业。不知相传数代,至本支始祖万恩公住麻城县孝感乡向家坪、中坝、陈家沟一带(现麻城市松鹤乡)”。
上述误籍和冒籍情况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对此，我们并不讳言。但如果因此而否定整个孝感乡和那些孝感乡先民的历史存在，则未免以偏概全。
&&& 六&&不要重演“大禹是条虫”的闹剧
最后，我们想谈谈邓经武先生那篇大作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第一，没有充分地占有资料。众所周知，要想否定一个定论，除了必须掌握并否定所有支持这个定论的材料以外，还应尽可能的找到新的反证材料。可惜的是，这两者邓先生都没能做到。我们注意到邓先生没有引用过《麻城县志》，研究一地历史而不研究其地史志，令人颇感奇怪。是不是清代三部《麻城县志》邓先生手头都没有呢？当然，邓文引了谭其骧先生“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的话，以否定族谱资料和地方史志的可信性。但谭先生强调的是要通过分析和研究后再加利用，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读懂的话。不知怎么吓得邓先生连看都不敢看。
第二，逻辑推理错误。邓先生先罗列了麻城县和孝感县的有关史料，证明了两个地名的不相干，推论出“麻城县和‘孝感乡（县）’是两个互不隶属而并行的同级行政地区”。并由此得出结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我们且不说这个推理过程中将“孝感县”偷换成“孝感乡（县）”&的问题（偷换概念也是逻辑错误），仅就这个“因为A与B无关，所以A与C必然无关”的推理公式，我们就不敢恭维。
第三，囿于先入之见不能自拔。因为只知道有个孝感县，故陷入以证明孝感县的存在来反证孝感乡不存在的泥潭。
第四，史料为我所用。邓文虽然对地方史志表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厌弃,甚至骂康熙版《成都府志》和《明清史料》“只是骗人的‘鬼话’”。但他也有连族谱资料都愿意使用的时候，当然，这就要看这些材料是否能为我所用了。如蜀州火井塘《杨氏家谱》、民国版《荥经县志》，还有咸丰《云阳县志》。最有意思的要数对《云阳县志》的引用了。邓先生在试图证明四川土著多于移民时说：“咸丰版《云阳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也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但是，请读者不要上当，《云阳县志》紧接着说：“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我们怎么也看不出哪里“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学问做到这个份上，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总之，孝感乡的存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我们不敢想象：从600多年前直到现在，涉及数十代人；从湖北到四川，跨及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家都在共同“虚构”和编织着一个“子虚乌有”的孝感乡的神话。据曾在网上与邓先生讨论过孝感乡问题的周启志先生写信告诉我，说邓先生祖籍也是麻城中馆驿镇的邓家榜。我想，如果邓先生的始祖是明成化八年以前迁川的话，那么准确的祖籍地也应该是孝感乡！
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界曾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疑古”思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疑古是无可厚非的。在更多的情况下，疑古恰恰是学术进步的动力。但后来弄出一个“大禹是条虫”的惊世之论出来，让大家都目瞪口呆。我们希望，在移民史研究领域，不要重演这样的闹剧！
[主要参考文献]
1、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康熙九年刻本《麻城县志》，1999年影印本。
3、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弘治13年《黄州府志》。
5、万历《黄安初乘》，2005年影印本。
注：作者系麻城市政协主席，原载《寻根》杂志2005年第五期
巴蜀移民潮：对一个定论的质疑
邓经武&&雷兵
内容摘要&&本文从史料的辨析着手，结合“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地名的考证，运用逻辑学的方法，对当今四川人都是“湖广填四川”移民后裔这一定论进行质疑。文章认为，明清移民入川确实发生过，但四川土著的数量大于外来移民，当今大多数四川人仍然是土著的后代。
明清之际战乱对四川造成的灾难性恶果，当时的材料是这样记载的：“自乙酉以迄戊戌，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当时遵义府隶属四川DD引注）、黎州、武隆等处免于屠戮，上南一带稍存孓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⑴，乾隆版《富顺县志》卷五载，当时全县“民之存者不一人，若能完其家室者，千万中不一见也，鸡彘绝种已数年”，甚至在最富饶、人口最密集的成都平原，荒芜的情况严重到“成都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内冢白骨亦无一存，孓遗无可为食，地中掘枯骨而糜之以糊口”⑵。于是，就有了“湖广”（今湖北和湖南）移民“填四川”的大潮。
绝大多数四川人都是移民的后代，并且大多数都来自于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众多历史学家如是说，几乎所有的四川人如是说，甚至各类家谱、族谱亦如是说，简直就是定论了。
一、川人的普遍寻根指向：麻城县孝感乡
确实，由于巴蜀大盆地的气候温湿，物产丰富，具有“天府”般的自然优势，以至于历来都是中国大规模移民潮涌向的地方。在中国大一统格局形成之初，秦始皇就以国家的意志，开始向巴蜀大移民，即史载“秦移万家入蜀”，后又将商鞅、钡拿趴褪饲恐魄ㄒ迫胧瘛Ｕ馀胺窍韧踔ǎ谎鬃又酢钡脑蛹液鸵於诵八嫡呷胧瘢爰摺奥摹狈绲陌褪竦赜蛭幕钩伞巴嘤Γ嗲蟆保褪竦赜蛭幕黾恿诵孪恃海税褪裎幕摹氨咴怠碧厣：骸⑻频壤醭持握撸坏┟娑怨曳段诘脑趾Γ疾捎们钊嗣瘛熬褪嘲褪瘛钡拇胧├椿汉兔芎妥蘧梦；Ｒ虼耍泄飞戏⑸啻纬潭炔煌摹耙泼癜褪瘛钡氖录Ｖ劣谘镄巯茸娌剑诮湔ㄖ抑形芑龆疤佑谖咨剑蚣已伞！焙笥帧八萁洗Π徒荨保儆诤捍氨艹稹倍八萁洗荷街簦慧雹牵畎住⑺臻认茸娴娜胧竦龋蚴歉霰穑寺浴Ｎ颐潜匦胫厥诱庋桓鍪率担褐泄飞霞复未蠊婺５囊泼癜褪竦某绷鳎⑽创痈旧细谋渌拇ㄈ说拿裣担ㄈ酥郑┕钩桑参茨芨谋浯笈璧刂圃妓纬傻陌褪衩袼追缦耙约啊八拇啊钡姆窖苑揭籼卣鳌０凑杖死辔幕У睦砺郏恢忠熘饰幕胍桓鼍哂星渴朴攀频男禄肪持校３；帷叭胂缢嫠住钡乇坏钡赝林幕
我们还是把名人作为个例研究。前国家主席在其《杨尚昆回忆录》说：“历史上四川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一次是元末明初，因为连年的战争，人口大幅度下降，土地也荒芜了，朱元璋打下天下后，为了恢复元气，从两湖还有广东大量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第二次，是明末清初，起义的农民军和官兵连年激战，四川人口降到全国倒数第三位。据县志记载，安岳县甚至‘户不盈十，丁不满百，难以设官’，不得不归并到遂宁县。所以，清朝前期又出现了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这次移民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各省有&100多万人入川，占当时四川人口总数的一半。所以，清代四川的人口，大多是两次‘湖广填川’移民的后裔”。杨尚昆又联系自己的家史说：“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意识伴随着作者的大半生，这当然是由于家庭的口耳相传和整个社会民间传说的浸润，作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误会”？
作家比政治家更注意历史文化的寻根。1947年，艾芜这样追述着自己的家族历史：“明末的时候，张献忠在四川大肆屠杀，弄得好些地方，都没有人烟了。湖广人大量地迁徙进去，才把空下的地方，填满了人家村落。所谓湖广人，便是指湖南湖北两省人说的。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⑷。“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艾芜生活的时代，人们普遍重视自己的“根”在何方，他听到的传说或看到族谱，使他对之坚信不疑；1948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又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他这里已经明确地把自己的籍贯落实到“乡”！。而《汤氏族谱》所载的事实上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今武冈县）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
在互联网上，寻根指向 “麻城孝感乡”的人比比皆是：一位叫陈益蛟的网民说自己的“祖籍是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四川简阳县普安乡杨金章在网络上留言追寻“祖上在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的情况”并自述“:据我父亲讲，我祖上杨惠杰是洪武年间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马桑坪（当时在湖北有12代）迁到四川简州府东乡烂坝子（即现四川简阳县普安乡）的……请知道我家祖辈杨惠杰迁入四川前原居住地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马桑坪的上代情况详细介绍一下，我家族谱没有记载湖北麻城杨氏家族的情况。最好能帮助寻找我家前辈在麻城县孝感乡马桑坪（家谱记载的地址）的情况”；四川泸州易小平在网上说：“相传明末清初，我祖易朝鸾、明鸾、鸿鸾三公由湖广黄州麻城县孝感乡填川蜀都定居泸城（现四川省泸州市泸县），我分支无古谱可查”，这两份“族谱没有记载湖北麻城杨氏家族的情况”、“分支无古谱可查”的情况，其实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最讲究“郡望”和“根”之所在的中国人，常常不厌其烦地要寻根到“三皇五帝”，怎么会把中间一段家族迁徙历史遗漏？
为何要“填四川”的说法也很不统一。《宣汉县志?人口志》记载，韩氏一族，原籍湖北麻城，明初“奉旨入川”居万源县，后迁宣汉县；川南内江县《周氏族谱?修谱自序》云：“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插入川”，隆昌县民国28年版《黄氏族谱》载：“明初，洪武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DD此为“奉旨说”；《明太祖实录》卷181记，洪武“二十年三月丙子，汉州德阳县知县郭叔文言：‘四川所辖州县，居民鲜少，地接边徼，累年馈饷，舟车不通，肩任背负，民实苦之。成都故田万亩，皆荒芜不治，请以迁谪之人开耕，以供边食，庶少纾民力从之”――此为“填川垦荒说”；光绪版《张氏家谱》载，“康熙年间，瑞贤公嘱子恭人：‘蜀地甚好，胡不往归。’于是恭人公于雍正已酉年，承父命，偕兄俊人，至于新都马家场”。又如光绪《严氏族谱》载：“西蜀古称天府，杨子云、诸葛武侯之所居也。凡吾子姓往川者，俱意气勃勃，莫不争先恐后。于是或居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者，处处大有其人在也”；再如民国版《周氏族谱》载：“蜀都土沃财丰”，“族中人饱间而羡慕之。到清之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徙居川省者不啻是星罗棋布，幸何如也”；民国《范氏族谱》也有类似记载：“十一世端雅公称，‘吾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而行’，于雍正六年辛酉，遂率子五人相随入蜀，乔居永宁”――此为仰慕巴蜀而自愿迁徙说。
我们的看法是，三种说法都有事实依据，移民入蜀也是确实发生过。道光年间魏源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清初)“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但明清之际的战乱真的把四川土著“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许多史学家根据当时的一些史料，统计出清初人口“稍存孓遗”的严重程度，又计算出后来人口猛增的数量，得出当今四川人都是“湖广填四川”移民后代的结论，甚至肯定“没有十代以上的四川人”！其实，战乱之后四川人口的增长，应该有外逃漂流的土著战后返归家园等因素。在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就在奏疏中揭发：蜀省绅士，“旅寄于秦、楚、滇、黔、江、豫等处”，拒不回籍，康熙六年（1667年），张德地再次上书建议颁诏天下，外省“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政府重申：“四川乡绅应回原籍”。四川省蒲江县临溪漕《陈氏族谱》就这样记载:“遇张献忠兵乱,遂率家避兵乱于洪雅钟宝寺,国家太平后,奇龙公遂籍于洪雅,奇虎公迁仁寿,奇彪公迁嘉定,我始祖妣赵氏(奇凤公已卒)携二世祖芳毓公迁蒲江,生三世祖”；蜀州火井塘《杨氏家谱》就说自己本是土著（重庆市潼南县）：“据家谱记载，在明末清初张献忠进入四川后，在潼南县将我杨氏族人杀得血流成河，只有一个人逃了出去，在西秦大概就是今天的陕西一带避祸二十余年返回潼南。从此香火延绵，这人就是我的第一代先祖：杨正文”⑸；民国版《荥经县志》卷九载：“相传石、黄、王三姓以避深山得免”；清代著名诗人吴伟业在《绥寇纪略?盐亭诛》中也说：“叙州人逃入深山，草食木衣，久与麋鹿无异”，如此等等，已经透露出，四川土著很多只是暂时逃离战场另寻安身之所，并未被完全屠杀殆尽，战乱后又返归家园。邓小平女儿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引述过《邓氏分谱》这样的记载：“爰逮明末，天下大乱，四川为最。（邓氏族人）持谱而散四方者，不可胜数。时，吾祖日方携眷属之粤东廉祖任上，以避之河(祸)。过三叉河，海贼劫抢，举家溺水。其子嗣祖、绍祖弟兄独存，所带之行李、谱牒，随之损失矣。及至清初，嗣、绍弟兄奉谕回籍”；咸丰版《云阳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也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
二、一个诗意想象的地名：麻城县孝感乡
民国版《荣县志》等代表着一批清醒者的怀疑：“明太祖二年，楚人入蜀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对此，当今专家也指出其可疑之点：洪武二年(1369年)，四川地区正值明N大夏政权的开熙五年，当时蜀地尚非明太祖所有。所谓“奉旨”入川之说，显然不能成立。清雍正五年(1727年)的资州《陈氏老谱原序》上，原本写道：陈氏乃“湖广麻城孝感乡居民坝人氏，自洪武十八年入川是实”。但是，到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陈氏族规序》上，却改为：“自明洪武二年己酉又二月十四日入川”。到了同治年间，又把入川时间改为“明初”。”这种把从麻城孝感乡“奉旨”移民入川时间，通通提前为洪武二年，或者笼统为“明初”的现象，在四川是较为普遍的⑹。著名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就警告过我们，其文标题就是：《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既然迁徙的时间可以造假，假造地名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是来看“移民之根”。湖北古为楚、荆州，北宋初年，以洞庭以北至荆山，西包沅澧二水之地，置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在元代，湖北的东南部和湖南、广西被划为湖广行省（“四川省”得名亦在此时），省内有襄阳、黄州、蕲州、兴国、峡州、武昌、江陵（中兴）等州和德安、沔阳、安陆等府，康熙六年（1776年），湖广左司改为湖北省。元明时流行“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这种鱼米之乡环境，人们是很难割舍的，更何况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是“安土重迁”？
先说“麻城县”。沈d《旧唐书?志第二十?地理三》：“麻城，汉西陵县地。隋置麻城县。武德三年，于县置亭州，领麻城、阳城二县。八年，州废，仍省阳城入麻城，县属黄州”；到明代“黄州领黄冈、木兰、麻城、黄陂四县”，中国16世纪著名思想家李贽卸任姚安知府（1580年）后，所居住的“芝佛院”就座落在麻城城郊的山上，当时的利科绘事中张问达上书万历皇帝揭发李贽：“尤可恨者，寄居麻城，律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李贽在《预约?感慨生平》中也说：“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况别省之人哉！”此外《清史稿?志一百三十四?邦交七》也明确提到这个地方：“（光绪）十八年五月，瑞典国教士梅宝善、乐传道二人往麻城县宋埠传教，被殴致毙”；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就修有《湖北通志》、《麻城县志》，如此种种，都显示着这个地名从未变化过。
再说“孝感”，该地在周王朝时，为楚、郧、贰、轸等诸候国割据之地，贰国、轸国、郧国均建都于此。秦属南郡，汉属荆州江夏郡，晋以后为安陆郡。南朝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因此地“孝子昌盛”之故，遂置县“孝昌”。唐改名为安州（唐代诗人李白“酒隐安陆”就是这里，他在安陆娶妻栖居十年之久，并写下大量咏吟当地风物的诗歌）。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庄宗李存勖因县名中的“昌”字犯了其祖父名讳，遂根据孝子孟宗哭竹“至孝之所致感”和董永卖身葬父等孝子行孝的事迹，改孝昌县为孝感县，为孝感得名之始。宋时为德安府，府治安陆，属县有安陆、孝感、云梦、应城、汉川、应山、随州等地。明正统四年（1439年），孝感知县黄巩在撰写《修孝子墓记》中说：“孝感县旧为安陆县地，后置县，以孝子董永名”。明万历时的德安知府张惟方撰写《孝感县志序》中说：“今上（明神宗）御宇之二十七年（1599年）余方由孝感入视郡事，顾瞻邑南有汉孝子董永遗迹焉，考南宋（南朝宋王朝）时始号孝昌，说者谓因董永得名，此邑所由也”。明清之际,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七专设《孝感县》云：“汉安陆县地，刘置孝昌县，以孝子董永名也”，《清史稿?本纪?仁宗纪》：“秋七月辛亥,明亮奏剿平孝感县教匪”，康熙十二年（1673年）修有《孝感县志》，清末的湖广总督、学者张之洞在其所编《百孝图》中云：“汉董永千乘人也，奉父避难于湖北德安……湖北孝感县名本此”。由此可见，“孝感县”这个地名至少在明清时期是固定的、清楚的。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麻城县和“孝感乡（县）”是两个互不隶属而并行的同级行政地区。
这个地名太重要了，我们只得再罗嗦几句，用明、清两代“地理志”的专门材料来证明。《明史?地理志第二十?湖广?黄州府?麻城》说：“麻城，府北。东有龟峰山，举水出焉，流入黄冈县。东南有长河，又南有县前河流入焉，下流注於江西。有双城镇、鹅笼镇，东北有虎头关三巡检司。又西北有木陵关，在木陵山上。东北有阴山关，在阴山上。又北有黄土关，与木陵、虎头、白沙、大城为五关。又西有岐亭镇，嘉靖五年筑城”。而该书的《湖广?德安府?孝感》部分说：“孝感，府东南。洪武九年四月属黄州府。十年五月省入德安州。十三年五月复置。北有姿铝魅腱逗核Ｄ嫌新俸樱楹臃至髦梁貉簦箱芩虢１庇行『酉⒍嫌新硐佣布焖尽！
《清史稿?地理志第四十二?湖北?黄州府?麻城》：“麻城，繁，难。府东北一百八十里。西：大安。西北：羚羊。东南：白臬。举水出县境龟峰、黄蘖诸山，受阎家、柏塔、麻溪、白果、浮桥诸河，下流至黄冈入江。又木樨二里河与东义州河，并南流，亦至黄冈入巴水。东北：殷山畈，上有阴山关，相近有虎头关巡司。又北木陵山，上有木陵关，与黄土、虎头、白沙暨黄安之大城，为麻城五关。又西鹅笼山巡司，一名铁壁关，后移县西南宋埠。同知驻岐亭镇”。从《中国政区地名检索》中可以看到：麻城全部的乡（镇）地名有：宋埠、白果、夫子河、岐亭、中馆驿、浮桥河、福田河、黄土岗、阎家河、三河口、木子店、张家畈、铁门岗、闵家集、罗家铺、顺河集、西张店，就是没有“孝感乡”。
《清史稿?地理志?湖北?汉阳府?孝感》：“孝感，冲，繁，疲，难。府北一百四十里。雍正七年自德安府来属。北：黄茅岭。东北：大悟，一名上界山。又北有姿院幽闲叛糁萘魅搿Ｄ希郝俸樱姿铝饕玻贤樗徜芩虢Ｌ健⑺哦颉Ｏ刎┳ざ下硐友菜荆笠贫毖畹赕洹Ｓ直毙『酉菜荆吻焓荒旮淖や芸凇Ｓ芯爬锕兀幻漆兀逖羧刂灰病Ｏ丶靶『酉⒀畹耆洹薄Ａ礁龅胤降南绞簦藿徊婊蛑氐ΑＦ涫担缇陀邢感娜颂岢龉骋桑窆妗赌舷刂尽肪椭室晒骸敖袷衲侠醋院阒易澹萜涫迹嘌月槌窍匦⒏邢纭：似淙耸词咕∠缫孕校嗖挥τ腥羰侵啵蚁娉菹赜胧窳诒日呔∪私钥梢砸仆我远朗市⒏邢纾俊痹谥泄械南绲牡孛校挥兴拇ㄐ鹩老赜小奥槌窍纭保拇ǖ卵羰杏小靶⒏邢纭保庖残硎橇礁鱿匾泼袢胧竦恼媸档木劬拥亍Ａ硗猓拇ㄊ∧谝桓龈觥翱图曳窖缘骸钡牟辛簦布锹甲耪庵终媸档睦贰５暇勾τ谒拇ㄍ林耐粞蟠蠛Ｖ校裨蚝我猿莆暗骸保
三、时代移民大潮：并非仅是四川
据专家统计，元代中书省（河北、山东等地）和河南江北行省（河南、安徽等地），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平均不超过10人。安徽凤阳一带，人口密度更降至每平方公里不足5人⑺。尤其是湖南常德府武陵等十县，“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因此武陵人上书要求：“邻近江西州县多有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移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朱元璋“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⑻。可见，需要移民的绝非只有四川。明洪武二十一年八月（1388年），户部郎中刘九皋上书建议：“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⑼。清王朝建立之际，所面临的残酷现实是：“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这里当然有夸大的成分，以显示“当朝”治理国家的辉煌业绩，即所谓“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⑽，但战争所造成对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也是不争的事实。顺治年间，“直隶、山东、江北、山西，凡驻满兵，给无主地令种。四年，给事中梁维本请开秦、豫及庐、凤荒田。六年，令各省兼募流民，编甲给照，垦荒为业，毋豫徵私派，六年后按熟地徵粮。十年，定四川荒地听民开垦。陕荒则酌调步兵，官给牛、粮。于是湘、鄂、闽、鲁、晋、豫等省空荒任民播种，限年垦齐”⑾。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尤其是“湘、鄂、闽”省自己就有大量“空荒”之地需要开垦“填”充，为何要舍近求远？
据《清史稿?本纪?仁宗纪》记载：“免湖北被贼之孝感等四十七州县卫新旧额赋”，“免河南、湖北被兵六十七州县新旧额赋，徵兵经过直隶、河南、湖北田赋。又除江苏、湖北各一县坍田额赋”，“免顺天、江苏、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七十州县灾赋，及兵差经过、坍田额赋各有差”，“免直隶、山西、浙江、安徽、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二百三十一州县卫额赋有差”，“免直隶、陕西、江西、四川等省五十六州县灾赋。除江苏、福建、山东十县卫坍田额赋”，“（8年）免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陕西、湖北、四川、云南、甘肃等省四百十八州县卫灾赋逋赋有差”，“（9年）免直隶、湖北、四川等省二十一州县灾赋有差”，“（10年）免直隶、山西、陕西等省三十四州县灾赋及两淮十一场额课有差”， “（11年）免直隶、四川等省三十五州县灾赋有差”。由此可知，巴蜀大盆地并不是当作当时中国最荒芜的地区。“湖广”自身的问题，比四川也好不了多少。
移民问题在当时中国很普遍，安徽凤阳人到处漂移，成为明清以来最突出的现象。“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南方客家人都把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作为他们的发祥地，在北方，人们会普遍地说自己是山西大槐树（洪洞县大槐树）下的移民，在安徽这一带，人们会说自己是江西瓦西坝出来的移民。云南人会说自己的根是老家南京杨柳巷⑿。明代四川也发生过向山东移民的问题，有研究者提出：“由四川移民到山东的多集中在莱州，因此，莱州风俗多有与东邻不相同”⒀。《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87记载，乾隆43年、44年（1778－1779）两年中，四川就有大量移民进入陕西兴安县一带垦荒。
其实，在民间传说和众多史籍记载中，山西移民的规模更是远远大于“湖广填四川”。山西《洪洞县志》中记载说：“明洪武、永乐年间，屡迁山西民于滁和（安徽）、北平、山东、河南、保安（湖北）等处，树下为荟萃之所”（树下指洪洞县广济寺“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之下）。当时的迁民条令又规定同姓不得落籍一土。移民不忍手足分离，无奈分同宗为数姓。故至今河南、山东等地区仍流传“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山东没二郭”等说法⒁。这就是遍及中国十几个省份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的传说。中国很多省区到处流传着“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并且到处可以看到各种碑刻、家谱把这种传说记录在案，言之凿凿，使人难以怀疑。这些传说把人们迁移的原因，指定为明初大将常遇春或者胡大海幼年时受到当地人的百般欺辱，得志后大肆报复屠杀当地人，迫使洪洞县大槐树旁边的人们外迁逃难。这些传说，实际上和四川地区民间的“八大王剿四川”以至于带来“万户萧疏”的恶果等传说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张献忠昔日在四川地区饱受凌辱（甚至植物都与他过不去）为报仇而大肆屠杀川人，导致四川地区人口锐减，才有“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这两处关于人口锐减原因的传说，同是一个模式，值得怀疑之处甚多。
1644年张献忠由楚入蜀，建立大西政权，完全按照国家的运行方式“开科取士”，实施“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的战略，于此他肯定要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作法，无“民”何有“君”？张献忠应该是懂得这个道理的⒂，他没有绝望到选择自杀而是在转移中战死，这说明他始终没有放弃“东山再起”的打算（鲁迅把他描绘成一个因绝望而变态的杀人狂，是上了彭遵泗《蜀碧》的当），这也需要“民”众的基础（无论是兵源补充还是作战后勤保障）。1646年（顺治3年）张献忠战死，其部流入云贵继续战斗，其中就包括相当一部分巴蜀人，战争结束后他们应该返归故里。还有，清王朝军队入川遭受了长达10年之久的抵抗，难道是“鬼兵”所为？康熙三十九年,梁永祚任蒲江县令时，针对“民多四散”的现状，“永祚按籍招徕,计日授食,且给以牛种,履亩劝耕,复业者众”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移民入蜀”确实发生过，但大量四川土著存在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外来移民与当地土著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纠纷，常常见诸史籍，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徐缵功任四川蓬溪县令,因为“楚民无业者入蜀垦荒”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导致地产纠纷不断，徐善调解之,不数月“四境晏然”。同样的情形在康熙四十五年李维翰任中江县令时也发生过,李“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著,不逾年而尘案一清”。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外来移民开垦的只能是“真正的荒芜之地”当地土著耕种的土地是不准“侵夺”的。也就说，战乱之后巴蜀大地的一片荒芜，是歪曲历史的。像康熙版《成都府志》所描绘的“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等情况，以及《明清史料?第六册》说的“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寅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栏食者”等，那只是骗人的“鬼话”。
有专家指出：“人口失实是清代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失实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各地户籍编审只以壮丁为对象，乾隆前半期虽然已有以大小男女为编查对象的保甲户口．但人丁编审制度一直到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才正式停止，所以其间口数和丁数往往混见”⒄。乾隆&(1775年)在一次圣谕中就批评过地方上报的民数“竞有不及实效什之二三者”，他强调今后各省奏报民数必须实力奉行，甚至警告道：“倘仍因循疏漏，察出定当予以处分” ⒅。
雍正其实也对这个问题有过怀疑:“去岁湖广、广东并非甚歉之岁,江西、广西并未题成灾,何远赴四川者如此之众?”⒆真实的答案是，地方官员夸大困难以获取中央政府免税的优惠（犹如当今有些地方费劲地申报“国家级贫困县”），一些文化人或出于讨好当朝、或基于封建正统价值观而仇视“贱民作乱”等目的，极力夸大和过分渲染张献忠给四川造成的灾难。大量的土著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为获取利益而假冒外来移民，这些才是今天大家误认为“没有十代以上的四川人”的真正原因。乾隆十年（1745年）川陕总督公庆复就在上奏中就揭发说：“仍有捏造姓名，指称依傍”现象普遍存在⒇。“冒籍”移民的好处之一，我们可以从雍正四年（1726年）颁布的圣旨去认识：“择湖广、江西在蜀之老农，给以衣食，使之教垦，俟有成效日，题给老农顶戴，送归原籍，不愿归者听之”（21），“在蜀之老农”究竟是外来者还是本地土著，恐怕难以认定；更何况顺治十年（1653年）有特别规定，“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其各省入蜀民人，户给水田亩三十，旱田亩五十”。除了假冒的“移民”，还有冒籍的“贱民”也得到好处。
当时的户籍制度是“且必区其良贱。如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凡衙署应役之o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与奴仆等。其有冒籍、跨籍、跨边、侨籍皆禁之”，乘大乱之后的浑水好摸鱼，尤其是还有“准入籍出仕”，“入籍者，准其考试之类是也”（22）等，有这等好事，为何不作假?&“冒籍”既能够获得生存乃至于致富的（土地）资源，还可以得到未来的最美好的“出仕”前途，于是人们就纷纷编造一个子虚乌有的“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以糊弄“必察其祖籍”的官府。“贱民”们在重新登记户籍时获得了改变身份的机会，于是土著们纷纷改籍成了“移民”。而最关键的环节，还在于地方官员在这场“大冒籍”运动中是最大赢家，因为人口的增加是地方官业绩的重要考评指标（23）。四川巡抚张德地就这样向康熙请求过：“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30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民60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辛辛苦苦外出“招商引资”还可能毫无收获，而就地登记一大批“移民”却来得轻松容易。果然，这位四川总督就因为“移民人口猛增”的辉煌业绩而获得“加工部尚书衔”好处。在这当中，一些避乱外流者纷纷返乡，摇身一变为“移民”，一大批“贱民”也于之“改变家庭出身”。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的四川土著，都在这场“捏造姓名，指称依傍”冒籍大潮中成为赢家，何乐而不为？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明清之际的战乱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仅仅是巴蜀大盆地，其他省区也在所难免，有的省区遭受破坏的程度甚至大于巴蜀四川，移民现象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普遍现象而并非只有四川；“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充满诗意想象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今天大多数四川人还是四川土著的后代。
(1)欧阳直:《蜀乱》
(2)孙祺:《蜀破镜》卷五
(3)汉书?扬雄传》
(4)艾芜:&《[故乡】里面的语言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艾芫专辑 》，四川大学中文系编，1979年。
(5)全球杨氏宗亲网
(6)陈世松:《"解手"的传说与明清"湖广填四川” 》，《巴蜀文化研究通讯》2003年第1期
(7)、(8)葛健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第330、331页、第35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转引自葛健雄:《简明中国移民史》第370页。
(10)《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7、156、249。
(11)《 清史稿?食货一》卷120
(12)参见:&&寻找远去的家园&&http://gey.bdwM.net
(13)山东旅游资讯网
(14)见《安阳县文史资料》第五辑
(15)在广汉出土的张献忠的《圣渝碑》。碑文是: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其悲天悯人思想，可为佐证。
(16)嘉庆《四川通志》卷116《职宫志?政绩》
(17)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第20、2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8)《高宗实录》卷992第17页、卷995第15页
(19)《 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
(2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51
(2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田赋三》
(22)《清史稿?食货一》卷120
(23)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九《户口》
作者：皂角山李氏　来源：中华邓氏族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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