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下马系列之——突围将军李先念
对于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多数人只知道他是共和国的理财家。但是，李先念做为中共早期著名的将领的史实，恐怕不为众人所熟知。尤其是，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伴随着“西路军”惨败和“中原突围”事件，所引发的两次大起大落，知之者更是凤毛麟角。
1.&红军西路军——悲壮的历程
1.1. 西路军的来龙去脉
关于西路军的战史，在中*共党*史上曾遭到严重的歪曲。虽然1983年前后，邓小平作出了，关于西路军的历史问题的正确批示。但由于毛泽东在《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中信口雌黄，将长征中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嫁祸于英勇的西路军全体将士。致使1985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艰难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在谈及西路军时，一律采用“奉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字眼，回避了“中*革军*委”这个主语，噤若寒蝉之状由此可见。直到日，在徐向前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才为西路军作出公开结论。尽管如此，我近来发现，仍有诸如：“张国焘分裂红军，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西征”等，不实之辞见于报端。因此，有必要在此多费些笔墨，重述事实：
日，毛泽东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发布《十月份作战计划纲要》（即宁夏战役计划）：确定红军向黄河以西的宁夏和甘肃方向发展，力争打通与当时被苏联所控制的新疆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得到苏联援助的大批武器弹药。决定由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全部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部组成西征部队，在10月下旬执行打过河西的作战计划。
1936年10月下旬起，红四方面军红30军、9
军、5军；以及骑兵师、妇女团和总部机关，相继在甘肃靖远西渡黄河。后卫部队红4军、31军因渡口被敌抢占，滞留于河东岸，红四方面军被截为二段。与此同时，彭德怀所率红一方面军却在河东按兵未动，这种微妙的态势我们先按下不表。
由于战局的变化，随后军*委主*席团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于11月10日，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命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西路军正式成军。下辖：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红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另有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及总部机关人员，全军总数为21800余人。
西路军西进之初，全体将士挟过河之勇，一路厮杀，频频得手。倘若此刻，西路军马不停蹄，趁马匪（马步芳、马鸿逵）惊魂未定之际，实现原定“打通国际通交线”的战略目标，并非没有可能。可就在此时，中*央指示西路军，在永（昌）凉（州）地区建立根据地。原西路军多名将领在回忆录中都指出：“红军自创建之初，建立根据地从未离开过山区。而河西走廊地形平坦，处于严寒地域，又是回族聚居地区。身为回民首领的青宁“二马”不但人熟、地熟，而且他们的骑兵部队机动性极强；天时、地利、人和均被敌人占尽。我军企图在此立足，无异于自杀！”鉴于此种情况，徐、陈多次将在河西走廊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不利处境报告中央，请示行动方针。就这样，西路军在一条山附近，待命10多天，贻误了宝贵战机。
关于这些情况，做为“游击战”开山鼻祖的毛泽东岂能不懂，但军*委主*席团为了总体战略需要，仍要求西路军在甘东地区牵制青、宁“二马”，并保持“向东”回旋余地，迷惑敌人，以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军*委主*席团遂即电示徐、陈：西路军原地休整，准备二次西进。不日，“西安事变”形势紧张，党*中*央电令西路军东返，以策应张、杨两部。西路军刚要调动部队，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然而，蒋介石回到南京，调兵拟进攻西安。形势又起的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出自军*委主*席团之手的封封电报，忽东忽西，犹如儿戏，令陈昌浩、徐向前蒙头转向，不知所措。导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最终陷入寡不敌众的绝境。
1.2. 疾风知劲草
在中*央*军*委的瞎指挥下，1936年11月，红九军古浪一战损失过半，军参谋长陈伯稚牺牲，军长孙玉清被撤职，九军元气大伤，建制残缺。接着1937年1月，军长董振堂率红5军血战高台，经过9天苦战，5军全军覆没，董振堂以下3000多将士血洒高台。此战，前往救援的骑兵师，连同师长董俊彦在内，伤亡殆尽。这时，西路军的3个主力军，只有红30军所建制完整，除在古浪解救红9军时伤亡300余人外，保持着基本战斗力。成为西路军战斗序列中唯一的生力军，西路军上下都将目光投向时任红30军政委李先念身上。
&&& 李先念，1927
年11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木匠出身的他从副班长做起，集英勇、果敢和智慧于一身的李先念，很快就脱颖而出。他凭借战功，1932年升任红11师政委，1933年任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
在西征的征途上，李先念政委及程世才代军长率领红30军，做为开路先锋，于日在靖远渡口打响了西征第一枪，率先抢渡黄河，为西路军开山辟路（事后才晓得，这是一条通向死亡之路）。在此后4个多月的“东”拼“西”杀中，红30军先是做为先头部队，一口气杀进凉州城内。12月，西路军执行中*央“东进指示”行动开始后，红30军又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全军后卫的重任。日，红5军高台失利后，西路军全军收拢在倪家营子，这个由40多个土围子组成的村落，最终成为西路军将士们的噩梦。
1月23日，马匪的步骑兵7.3万余人扑向倪家营子，将西路军死死围住。这时的西路军仅剩1.2万余人，守卫倪家营子的任务，落在了30军和9军残部的头上。此刻，两军的战斗部队，“合计10个团，每团800人左右，是主力。另有总直属队和五军剩下的小部分人。”（摘自程世才回忆录），其余为总部机关干部及勤杂人员等非战斗人员。西路军与马匪在倪家营子浴血战斗达一个多月，歼敌1万余人。30军88师在师长熊厚发的指挥下，彰显出非凡的战斗力，其下辖的263团、265团和268团表现异常骁勇。
2月21日，西路军以8000余人之残师，由倪家营子突出重围东返，敌人尾随追击。2月25日，红30军在李先念的指挥下，突然杀了马步芳一个回马枪，全歼他的精锐部队青海省宪兵团（又称撒拉团）1000多人。此一役，堪称绝地反击的经典战例，更显示出李先念“疾风见劲草”的英雄本色。但是，也恰恰是这一场胜利，促使陈昌浩做出错误判断，以为马匪已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26日，西路军居然重返倪家营子，红军的这一蠢举，令敌军将领高兴地无法相信。二进倪家营子后，西路军身陷绝境，经过九昼夜血战，红军已经弹尽粮绝，甚至到了连水都没有的境地。最后不得不再次突出重围，向祁连山脉进发。
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肃南红石窝山召开扩大会议（即石窝会议），会议决定：1、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单独突围回延安向中央汇报；2、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成员为：李先念、李卓然、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人，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3、西路军残部编为三个支队，每个支队各约1000余人，就地游击。由王树声率领，约5个连步骑兵，为右支队，向东发展；毕占云率领的中路军，除少数战斗员外，大多数是伤员及家属；李先念率30军残部5个营及总部直属队，为左支队向西发展（史称“石窝分兵”）。这时，身为西路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实际上已被弃用，李先念在最后关头，勇敢地扛起西路军的大旗。
石窝分兵后不久，王树声支队、毕占云支队分别被马匪击溃，王树声、毕占云等将领历尽艰辛，各自只身化妆、乞讨，返回延安，这是后话。
只有李先念、程世才所率左支队，进入祁连山，边打边走一路向西疾进，始终保持完整战斗队形，经过43天冲杀，掩护西路军工委走出祁连山。在安西城下，据事先侦察，城内只有一个排的敌军把守，于是工委决定拿下安西，以补充弹药给养。战斗打响后，才发现守敌兵力已增加至数团，结果匆忙撤出战斗，敌军乘机紧追不舍，在红柳园子，西路军左支队被敌人冲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红30军的将士们在遭受最后致命一击后，仍然连、排、甚至班为单位各自为战，自行向星星峡靠拢，重新集结。危难之中，方显出百折不挠的铁军本色。红30军幸存的将士们，见证了西路军血腥战史的全过程。
关于西路军左支队最后突围抵达猩猩峡的人数，各种说法不一：有人称仅有400多人；另一种说法称有800多人。老红军战士饶子健时任红88师参谋长，“石窝分兵”后任左支队一支队参谋长，又是率队第一个到达星星峡的亲历者。他在回忆录中说：“起先只有二、三十人的队伍，慢慢地收容了800多人。”
（见《艰难的历程》下册第353页）他当时身为参谋长掌握着部队战斗兵员的第一手资料。另一位当事者，时任西路军三局局长宋侃夫回忆：“日，我们800多人分乘几十辆卡车，离开星星下。”由此可以证实：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总人数应为800多人。更为可贵的是，随李先念突围抵达星星下的左支队成员中，仅师以上干部就有20多人，为中*共保存了一批宝贵人才。
1995年我去兰州出差，特意转道白银市会宁县拜谒三军会师塔。时任市人大主任的亲戚对我说，前几年她曾专门组织散落在辖区内的西路军女战士，搞过一次纪念活动。“会师塔”下，老战士们抱成一团失声痛哭，对徐向前在西路军历史问题上，一直采取回避躲闪的态度，表示愤慨，多有微词。与此同时，交口称赞李先念、王定国等人为老战士们多方奔走，落实政策的战友情怀。李先念无愧于“西路军军魂”的称号。
1.3.&延安大整肃——屈辱的岁月
1937年底，李先念由新疆经兰州、西安，返回延安，进入抗大“学习”。等待他的是“批判张国焘运动”，据李先念回忆，批判运动上纲上线很严重，抗大政治部的提纲就是三条：“第一，四方面军是土匪；第二，四方面军是军阀；第三，四方面军的干部都被张国焘给收买了。”关于对红四方面军的斗争之激烈程度，具体的内容和手段我们现在无从知晓，但仅从许世友“聚众兵变”事件中，便可初见端倪。西路军老战士傅家佑时任总供给部科长，在突围中亲眼目睹总供给部长郑义斋饮弹身亡。他和战友们在弹尽后被俘（其中包括秦基伟），后来被国民党武装遣返回延安。他曾亲口对儿子说：“最痛苦的日子，就是回到延安后，受审查、被批判、写检查，精神上的痛苦程度，远远超过在马匪战俘营。”面对敌人的枪口、酷刑和非人折磨，他们不会有丝毫的胆却；但是，当看到自己的同志投来猜疑、甚至鄙夷的目光时，他们的心在战栗，在流血。秦基伟将军在被武装押往延安的路上，以解手为名成功逃脱，最后没有作为被俘人员，庆幸地躲过了延安大甄别。
目前，关于李先念西路军时期的政治结论，仍未解密，我们尚无从谈起。但是，从对他的组织处理意见中，可以推断出：“李先念肯定被列入张国焘的死党。”抗大学习（应该说是受审查、接受批判更为准确）结束后，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安排他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任营长。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这是一个典型的组织处分：只有政治上犯有重大错误的人，才会享受如此“殊荣”。这个处分带有明显的羞辱成分，就凭李先念在河西走廊的征杀中，保存了20几个师以上干部和800名战士的战功，当个副师长都不为过，就是论资排辈也应该是旅级干部。众所周知，一二九师本身由四方面军为主组建，全师所辖385旅、386旅旅级指挥员均为四方面军军级干部，各团干部都是四方面军师职担任，偏偏安排李先念在129师做营长。如此安排，就算李本人强忍无语，129师那个愿意做这位威名远扬“营长”的团长？其打压四方面军干部的险恶用心，岂不昭然若揭。
对于这个拙劣的处分，后来连毛泽东也实在看不下去，为了稳定原四方面军将士的军心，又能物尽其用，考虑再三，他决定派李先念重返大别山，开展敌后抗战。就这样，李先念以待罪之身，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洪流中。
2.&孤悬敌后，东山再起
1939年1月，李先念率领160余人，以新四军豫鄂独立大队番号，在豫鄂边区开展抗日斗争。李先念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把仅有百余人的游击大队，发展壮大成为拥有九千余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1941年2月，这支拥有1.5万人的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１９４３年１月，又任命李先念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就在鄂豫边区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时候，毛泽东于当年11月，突然派遣郑位三做为华东局代表（监军）抵达鄂豫边区，担任边区书记兼新四军五师政委，全面负责领导工作。原来毛泽东对于李先念这名张国焘的爱将，此前一直存有疑虑，据资料显示，毛泽东在给华中局的电报中要求，郑位三有一台直接和中央对话的电台以及严密、可靠的机要班子，电文中指出鄂豫边区的机要部门已经被敌特占领云云。准备对五师领导机关进行大规模整肃、改造。
来自内部的无端猜疑，加上日益严重的战争形势，李先念又一次忍辱负重、披肝沥胆，对革命信仰毫不动摇，继续积极开展工作。面对自己的鄂豫皖苏区的老上级郑位三，他除了十分尊重之外，还做到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很快便赢得了位老的信任。郑位三经过深入调查了解，没有发现五师及李先念有任何重大问题。于是1944年10月，中*央任命李先念为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翌年又任命他为中原军区司令员，至此，“五师敌特案”方告一段落。
在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五师在李先念的卓越指挥下，历经百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孤悬敌后的险恶坏境中，独撑中原抗战局面。五师虽然名为新四军，但是由于战略地位重要，所以自始至终从未纳入新四军的战斗系列，而是直接听命于中央军委指挥。
截止日寇投降时，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中原解放区，已经拥有6万余人的正规军和３０余万人的民兵武装，９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根据地人口达１３００多万，并建立了７个专区和３８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成为中共领导的六大战略区之一，即刘伯成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陈毅、粟裕、谭震林领导的华东解放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解放区）、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晋绥解放区。李先念凭着自己非凡的才干，英勇善战，从“营长”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大将军，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为自己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后来毛泽东曾亲口对龙云说过：“李先念是我们党的青年英雄。”
李先念做为民族英雄步入辉煌，成为新四军五师的灵魂。
3.中原突围——悲壮再现
1945年日寇投降时，毛泽东着眼全局，立即命令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南下大别山，归建中原军区；同时电令王震的359旅南下支队，自粤北山区北返鄂豫皖边区，加入中原军区序列，中原军区因此实力大增。为日后与蒋介石逐鹿中原，埋下伏笔。中共此时的战略意图十分清晰：以中原军区为钉子，构成对武汉外围威胁之态势，吸引国民党军大批主力，为中共调整战略部署赢得了时间。
执行中*央指示，坚定不移
以李先念、郑位三为领导的中原部队坚决贯彻中央意图，坚持中原战略区斗争达十个月之久，吸引了国民党30万军队，有力地支援了其他解放区。据资料显示：李先念率部在鄂豫边区苦苦支撑期间，被国民党军层层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纵横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域中，除了武装摩擦不断，甚至连粮食、给养等都十分困难。
1946年5月，周恩来以“军调小组”工作为名亲赴宣化店，安排中原部队突围事宜。当得知之，蒋军预定日，向中原军区发动围歼计划后，6月23日，毛泽东电令李、郑：“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日，中原部队在李先念的周密策划下，在危急时刻，开始举世瞩目的“中原突围”，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
然而，多年以来对于李部突围的时间，非议之声不绝于耳。什么李先念对国民党抱有和平幻想，对于中*央突围指示执行不力，犹豫不决，迟迟不采取行动，险些使“皖南事变”重演等等。肆意抹杀李先念及新四军五师将士们顾全大局，不计牺牲，在绝境中坚守斗争，为其他兄弟战区赢得战略主动的伟大功绩。是可忍，孰不可忍。
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中原突围时期，李先念面对的最大难题是：中原军区所属部队建制庞杂。稍有军史知识的人都清楚，共军内部历来也是山头林立，存有门户之见。记得有资料称：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时，就曾担心第一批入朝部队都是四野的部队不好指挥，结果后来发现，其中的多支部队含有红三军团的血脉，这才底气十足地走马上任。
这时的中原部队由三大部分组成：新四军老五师（即原鄂豫皖边区部队）这是主力、王震率领的八路军359旅，以及王树声带领的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1945年底中原部队整编后，中原军区下辖两个野战纵队和三个军区：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江汉军区、鄂东军区、河南军区，五大战斗单元。其中三个地方军区清一色由老五师部队组成，按照指定地域自行开展斗争。在组建两支野战纵队的时候，为了力求保持三方（李、王、王）部队的平衡和团结，从中央到李先念可以说都费尽了心机。上至中原军区及纵队领导，至各旅指挥员都是“老五师”与八路军混编。具体编制如下：
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副司令员：王树声（八路军河南军区）、王震（八路军359旅），一正二副的配置，照顾到三方部队的利益。
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兼）；下辖：1旅旅长皮定钧（八路军太行军区）、2旅旅长张才千（新四军老五师）、3旅旅长闵学胜（八路军太岳军区）。
第二纵队：司令员文建武；下辖：13旅旅长刘世安（老五师）、15旅旅长王海山（老五师）、359旅旅长郭鹏（八路军陕甘宁边区）。
军区核心层中李与二王的关系甚为微妙，李先念与王树声同为红四方面军出身，他们所率的部队虽属同门——红四方面军（河南军区部队亦来自129师），但抗战时期，八路军与新四军相互存有成见，八路军以为新四军战斗力差，新四军则认为对方文化素质低，双方互不服气。早在红军时期，王树声任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是李先念的顶头上司；10年后，李先念成了王树声的直接领导，二人之间难免生出些尴尬。王震原为红二方面军6军团司令员，抗战期间，他的359旅做为中共御林军，长期驻防延安，因垦荒而名扬天下，南泥湾的白面、菜蔬、猪肉，让中共首脑衣食无忧地领导着抗日战争，因此深受毛泽东赏识（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亲令359旅南下广东，与东江纵队会合，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后因形势变化，北返归建中原军区。王震自南下以来，始终直接听命于毛泽东指挥，与李先念素无往来，359旅的电台一直与延安保持热线联系，因此李先念对这位“天子”身边的近臣只能敬而远之。
中原军区下属各部之间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其中第一纵队下辖3个旅9个团，各旅分别由2个八路军团和1个新四军团混编而成。第二纵队的13旅是清一色老五师部队，359旅是陕甘部队，15旅则是八路军与老五师混编而成。部队组建后至中原突围时，新编各部都未经过战斗考验，旅以上指挥员对于自己的部队即缺乏了解，又要顾及下属各团队之间的平衡关系，部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对于中原军区的现状，中*央心知肚明，原计划委派徐向前担任中原局书记。以徐的资历及威望足以摆平李、王两部，只要原四方面军内部关系能理顺，同王震359旅的关系，处理起来就会容易得多。然而偏不凑巧，徐帅此时身染沉疴未能就职，中原军区的重担最后还是落在李先念的肩上。面对这副“乱摊子”，李先念又一次挺身而出，充分发挥卓越的组织才能，巧妙协调下属各部关系，妥善部署突围计划：
他首先把坚守江汉、鄂东、河南军区根据地的艰巨任务，统统交给自己老五师部队，使八路军系统部队心悦诚服。其次，李先念将突围部队分成南北二路，自己与王震率领中原军区机关及第2纵队为北路军，王树声率第2纵队（缺第1旅）为南路军。这种安排可谓用心良苦：一是，表明自己与王震共进退的决心；二是，万一突围行动失败，将来在中*央面前，王震可以为自己作证，避免当年西路军冤案的重演，堪称一石二鸟。王树声的南路军力量相对单薄，但是可以避免李、王在军事行动中发生芥蒂。所有这一切，充分体现出李先念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圆滑的政治技巧。
6月24日，中原野战军1纵1旅（皮定均旅）向东突围，迷惑敌人，正式拉开中原突围的序幕。26日，中原主力分为南、北两路开始向西突围。
关于中原突围过程中的诸多战事，已有众多文章记述，在此不作赘述。
但是关于李先念率领的北路军，在突围后期发生事件，不能不重提。7月11日由于军情急迫，北路军在内乡地区分兵两路行动：由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局、军区直属队及13旅、15旅45团为左路，向南化塘前进；由王震率359旅、干部旅为右路，取道荆紫关前进。7月15日，党中*央致电中原局：“胡宗南有节节堵击，北上很难通过。且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任务。因此，我中原军全部（注：是全部）应在鄂豫皖川陕五省机动灵活之作战，以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之作战。”
8月初左路部队（真凑巧又是“左路”）在李、郑率领下，经过长途熬战，冲破敌军重重阻击，胜利进入伏牛山区，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任务。突围部队未做休整，立即遵照中*央指示，在豫鄂陕地区就地战略展开，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与此同时，王震率领的北路军右路部队，在突破紫金关等敌军多道防线后。手眼通天的王震在得到毛泽东首肯后，径自率领359旅脱离中原军区序列，于8月29日重返陕甘宁边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特意为359旅重返延安，召开了欢迎大会。
突围部队在豫鄂陕边区，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达半年之久。这期间，郑位三因病，于8月中旬返回延安。9月以后，鉴于陕南形势日益恶化，为了保证李先念的安全，中*央电令：李化装离队，返回延安。9月25日，李先念离开他亲手创建的新四军五师，只身奔向延安，10年前的悲情重演，历史又一次嘲弄着李大将军。
李先念离队之后，突围部队以长征的团职干部自动离队，当时的艰险程度可想而知。那段噩梦使得家父对“保安”这个字眼终身耿耿于怀，记得有一次，他看见大院里的保安，自言自语地念叨：“叫什么不好，干吗非要叫保安。”
1947年2月，文建武、汪锋率领疲惫不堪的新四军五师主力7000余人，奉中央命令离开豫鄂陕边区北渡黄河，进入晋东南根据地。至此，新四军五师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又一次背上黑锅
中原解放军在为期八个月的中原突围和外线作战中，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仅县、团以上干部就牺牲了数十名，部队的总数损失了将近五分之二；这对处境极为严酷的中原解放军来说，是很难完全避免的。也正是由于新四军五师全体将士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换取了解放战争初期的关内中共各战略区的战场主动权。1946年3月毛主席对前去延安请示的王震交待：“新四军五师的任务就是牵制国民党军队，并要作出重大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证全局的胜利。”
事后，中央军委对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和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的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很大。”
日，原中原局在山西晋城召开了高干会议，总结中原突围和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本来中央对于“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已有定论，但是会上，中原局部分领导突然发难，有意抹煞中原突围及坚持敌后斗争的巨大战略意义，片面强调损失，个别人甚至别有用心，把矛头指向李先念，批评他“单纯军事观点”、“路线问题”、“第二个皖南事变”等等，导致会场上弥漫着相互埋怨、相互指责的情绪。会议吵吵闹闹地开了60多天。后来，毛泽东来电说：“会不要再开了，部队整顿一下，准备新的战斗”。于是会议就此草草结束，没有做出任何正式决议，但是会议中，有关“中原局执行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导致中原突围军事失败”的论断，使李先念从此不明不白地背上政治黑锅，直至今日还没有得以澄清。
五师主力经过晋城休整后，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12纵队，昔日中原的6万雄兵，除小部分被打散外，其余部队被拆得七零八落，四散于：东（皮旅东突后归建华野）、南（鄂东张体学部留守大别山区，成为日后刘邓大军的落脚点）、西（五师主力进入豫鄂陕）、北（359旅返延安），最后李先念手中仅存12纵这唯一的血脉。同年8月5日，李先念亲率十二纵队从晋城出发，随刘邓大军第三次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这时，李先念的身份是新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的身份，又一次坐在冷板凳上，黯然神伤地结束了他真正的军人生涯。１９４８年５月，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给了他个第二副司令员的闲差。
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同时宣布正式成立，李先念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和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成为他革命生涯的分水岭。之后，李先褪下戎装，步入政界。１９５３年１月，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４年9月，李先念奉调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是中*共*八届至十二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和十二届常*委。１９８３年６月，出任国家*主*席，他成为红四方面军中生前位置最高、荣誉最隆的人。
做为一名英勇善战的将军，李先念没有其他大将军攻城拔寨、枭首万余的骄人战绩。他的戎马生涯中，更多的是卓绝与悲壮，他更善于身处险境时，一次次绝路逢生，虽败犹荣。如果说，解放军中的开国将帅中有“能攻”者和“善守”者，那么“突围将军”非李先念莫属。
最为可贵是，在屡遭非议后，他那副虚怀若谷，忍辱负重，百折不饶的博大胸襟。他也许就是凭借着这些优秀的政治品质，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最终成为叶剑英最为信赖的战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挺身而出，为挽救共和国的命运立下殊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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