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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物才称得上英雄？《三国演义》中以勇武助刘备建立一番功业的张飞固然是，《水浒传》里用谋略帮晁盖智取生辰纲的&&&&&&&&&&&&&&&&&&&&&&& &何尝不是？《&&&&&&&&&&&&&&&&&&&&》中不屈服于命运、坚持崇高理想追求的保尔·柯察金固然是，《名人传》中“扼住命运的咽喉”、创作了不朽乐章的音乐家贝多芬又何尝不是？&&&&&&&“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这首诗揭示了《红楼梦》中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其中“阆苑仙葩”指的是&&&&&&&&&&&&&&&&&&&&&&&&&&&&&&&&&& &，“美玉无瑕” 指的是&&&&&&&&&&&&&&&&&&&&&&&&&&&&&&&&&&&&&& &。
题型：填空题难度：中档来源：
吴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林黛玉 贾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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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什么样的人物才称得上英雄？《三国演义》中以勇武助刘备建立一番功业..”主要考查你对&&课文理解，名著赏析&&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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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理解，名著赏析
课内课文的理解以及课外名著的赏析，包括课文脉络、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及重点句子的理解等。 课文理解的步骤和方法：第一、理清文章的结构。首先，可以抓住课文的题目，课题往往是最直接体现文章主要内容的。如看到“拥抱大树”这个题目，脑海中自然会出现问题：谁拥抱大树？为什么要拥抱大树？怎样拥抱呢？于是课文的主要脉络就自然呈现了。其次，可以尝试给课文加小标题的方法。这也是给课文分段的一种变化形式，但相比较之下学生的兴趣会比较浓厚。如《猎人海力布》一课，课文内容比较长，学生一时无法理清，可以让学生尝试加小标题，学生出现几种回答：分成两部分“救龙女、得宝石”和“救相亲，变石头”；分成四部分，将以上的两部分分别再分开；也有学生分成三部分，将“救龙女，得宝石”分开……在大家相互的讨论中，学生对事情的发展过程就清晰地掌握了。第三，找当然，对于课文结构的掌握，都是基于读懂课文的基础之上，学生要借助工具书等方法，将课文读懂，才能进行进一步的理解。第二、找特殊的句子，比如总起句、过渡句、总结句等。这类句子能很好地告诉我们课文的主要内容，如《音乐之都维也纳》，文章开始就以总起句告诉我们“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世界著名的音乐之都。”接下来以“维也纳是欧洲古典音乐的摇篮”、“维也纳是一座用音乐装饰起来的城市”、“维也纳几乎一天也离不开音乐”以及“在维也纳，歌剧院、音乐厅星罗棋布，其中以创建于1869年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最为著名”，文章的结构自然就清晰了。第三、句子的理解。文中总会有些重点的句子，怎样在全文中找到这类句子，有时需要教师的 引导，才能找到这类句子，如《看不见的爱》一课，学生都能理解文章中描写了母亲对孩子的爱，从哪些句子中感受到呢？学生自然会主动地到文中寻找描写母爱的动作、语言的句子，并从这些句子中来感悟母爱。理解句子还可以找一些有修辞手法的句子，修辞的句子，学生能通过理解其修辞手法，感悟作者的用意。此外，也可以通过变式比较来理解句子。对一些描写比较生动和含蓄的句子，可以给出一些句子加以比较，让学生感受原句的魅力。第四、对词的理解。对词的理解，应当是以上方面的基础。但是很多词的理解不是简单查字典就能感受到在文中的含义的，应当联系句子的理解一同进行。一些重点词语的理解，也是在分析重点句子的同时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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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填空。（4分）《水浒传》中“倒拔垂杨柳”的人物是（&&&&&&&），《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的主要人物是（&&&&&&），《红楼梦》中“教香菱学诗”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
题型：阅读理解与欣赏难度：中档来源：不详
鲁达&&&曹操&&&林黛玉&&&保尔柯察金试题分析:做题时注意题干中的名著名称和题干要求。鲁达(鲁智深)人物绰号：花和尚性格特点：嫉恶如仇、俠肝义胆、粗中有细、勇而有谋、豁达明理。主要事件：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大闹桃花村、火烧瓦罐寺、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煮酒论英雄》里有两个英雄人物，一个长歌当啸，豪气冲天，指点群雄；一个寄人篱下，一味谦恭，装孬不折本，他们就是曹操和刘备。香菱学诗，大致可分三个步骤。首先是拜黛玉为师，并在黛玉指导下细细品味王维诗。其次是一边读杜甫诗，一边尝试作诗。其三是经历了两次失败，终于成功保尔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公，奥斯特洛夫斯基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点评：阅读名著要注意积累常识、主要人物、人物性格、人物故事、相关情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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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常识主要包括几个方面：（1）作家作品。包括：中国古代作家姓名、字、号、溢号、朝代、作品及作品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品集的体例；中国现代当代作家姓名、籍贯、时代、作品及作品集、成名作、代表作、对作者及作品的评价；外国作家的姓名、国籍、时代、作品及作品集、成名作、代表作、文学流派、对作者及作品的评价。（2）古代文化常识。如天文历法、山川地理、官职、科举礼仪、称谓名号、文化典籍等。（3）文体知识与类别。包括古代文体知识及类别、现代文体知识及类别和应用文的常用格式，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诗歌、散文、小说等。（4）有关作品内容的知识。如名家名篇中的人物形象、情节安排、环境描写的名句、名段；古代作家作品中的成语、典故、名句的出处；诗、词、曲的名句；等等。 易误解的文史常识：（1）“先母”“先父”已作古 “生母”一词意思就是“生身母亲”，与自己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生母”一词通常是在有相对词出现的场合下对举使用，很少单独出现。同“生母”相对的词有“嫡母”、“庶母”“继母”、“养母”、“过继母亲”等。过去，男子可以有妻有妾，正妻所生的子女称自己父亲的妾为“庶母”，妾所生的子女称父亲的妻子为“嫡母”；男子已有子女而后续娶，原有的子女称父亲续娶的妻子为“继母”或“后母”。当然，这些都是书面语言，至于口头的称呼，往往会因地域、方言、习惯及其它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其基本含义则不会有太大出入。 而“先母”则与之有所区别。“先母”一般出现在社交场合，是对他人讲到自己已谢世的母亲时所用的敬词，即“我的已经逝世的母亲”，因此，“先母”必须是第一人称用语。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可以使用这个词语。不论出于多么敬重的心情，称呼别人去世的母亲都是不能使用“先母”这个称呼的。“先父”的使用与此相同。对此不可不慎。 （2）“家父”“令尊”是两人说起敬称，有句话需要记住，那就是“家大舍小令他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社交场合，说到比自己大的家人，譬如说到自己的父母、兄长时，前面要加一个“家”字——家父、家母、家兄；说到比自己小的家人，譬如弟弟、妹妹时，就要用“舍”字——舍弟、舍妹，以此来表示谦虚。而说到别人的家人，譬如父母时，前面一般加上“令”字——令尊、令堂，以示尊敬。因此，“令尊”、“令堂”是对别人父母的尊称，而“家父”、“家母”则是对自己父母的谦称。很明显，“家父”、“家母”与“令尊”、“令堂”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家父”仅作子女对别人谦称自己父亲之用，别人万万用不得。“令尊”中的“令”，含有美好义，是称对方亲人时的敬词，万万不可用在自己身上。敬词与谦词互相对应（如“令尊”与“家父”）却不可互相替代，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需要时时记在在心上。 （3）“美轮美奂”房屋好成语是约定俗成的，一旦固定下来，就不能随意变更它的意思，更不能随便改变其用法。常见于报刊之中的成语“美轮美奂”，就经常被用错或写错。“美轮美奂”这一成语出于《礼记·檀弓下》：“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日：美哉轮焉！美哉奂焉！”轮，盘旋屈曲而上，引申为高大貌；奂，鲜明，盛，多。美：赞美；郑玄注：“轮，言高大。奂，言众多。”美轮美奂，形容房屋高大华美，多用于赞美新屋。例如：“学生中有人痛恨曹汝霖卖国贼，生活奢侈，就放了一把火，想把这个美奂美轮的汉奸住宅付之一炬。”可是，就是这么明确的写法和用法，很多人却写错、用错。先从写法上说，这个词其正确的写法是“美轮美奂”，有时也写作“美奂美轮”。因为并列结构型词语的词序，前后调换并不影响整体语义。另外，当“轮奂”连用，也可写作“轮焕”；焕，则有“焕然一新”之用法。如白居易《和望晓》诗有云：“星河稍隅落，宫阙方轮焕。”而现实中却有很多人写成了“美仑美奂”、“美伦美奂”等，这些都是错的。其次，从用法上来讲，“美轮美奂”是一种美，然而它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严格的规范。它专指建筑物之众多、高大、华美，而不是其它形式的美。有人这样写道：“导游带着大家游览了美轮美奂的彩塑和壁画。”“《千手观音》舞蹈美轮美奂，感动了全国观众。”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有人在描写女性貌美时，也敢用“美轮美奂”来形容。造成这些错误用法的原因在于，把一个只能用于建筑的特定成语，任意扩大范围，运用到非建筑类的事物中去了。虽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语言变化发展很快，但是也不能因为很多人用错，就可以宽容地认为其词形词义可以改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够因为时代发展，就借助让词语“发挥更大作用”的名义乱用。（4）“莘莘学子”多少人首先从读错“莘莘”来说，这个字的确有两个发音，然而，“莘莘学子”中的“莘”字应当读“shen（阴平）”，而不是记者口中发出的“xin”。其次是“莘莘学子”一词的使用错误问题。有很多词语，人们大体上经常看到或者使用，但是没有完全理解，所以在实际使用中常常用错。“莘莘学子”四个字连在一起，像个成语，其实不是成语，而是个自由组合的词组。“莘莘”是个叠字形容词，表示“众多”，在古汉语中用途比较宽泛。“莘莘”出自《国语·晋语四》：“周诗日：莘莘征夫，每怀靡及。”《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辞书均释其为“众多”之意，这样，“莘莘学子”应是“众多的学子”。如同上面提到的那个错误标题一样，下面的例句也是因为不太理解“莘莘”之意而出了错，在“莘莘学子”前加了“一大批”、“许许多多”，或者是在“莘莘学子”后面加上了个“们”字，造成了词意重复的错误。例如：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许许多多来自中国的莘莘学子共同为祖国祈祷；一大批莘莘学子走出校门，成为祖国的建设者；莘莘学子们站在主席台下，聆听校长的讲话。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错误用法需要注意，那就是在“莘莘学子”前加上“一位”、“每一个”。因为“学子”和“莘莘”连用，意思就是“众多的学生”了，所以就不能再加“一些”、“每一位”这类词了。再用这些限定，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例如：作为一名莘莘学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每一位莘莘学子都应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些用法都是错误的。点拨：文史常识的掌握没有捷径，主要靠平时的积累、辨别和识记才能准确、灵活运用，主要的考查题型也比较灵活。其中单选题、填空题、问答题、连线题、阅读理解与欣赏、默写题和判断题、改错题都有涉及。中国古代主要文学流派或团体的归类：1、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2、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3、墨家的代表人物有：墨子。4、法家学派化人物有：韩非子。5、屈宋：指战国时期的屈原、宋玉。6、扬马：指西汉扬雄、马司相如。7、三曹：指曹操、曹植、曹丕。8、建安七子：指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禹、应玚9、沈诗任笔：指南朝齐梁间的沈约和任昉。10、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11、沈宋：指初唐武后时期著名的宫延诗人沈全期和宋之问。12、唐代诗人属于边塞诗派的有：王昌龄、岑参、高适、王之涣、李颀。13、张王乐府：指张籍、王建所写的乐府诗。14、郊寒岛瘦：苏轼语，是对中唐诗人孟郊、贾岛诗风的形象概括。15、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和白居易。16、南唐二主：指五代时南唐的两个皇帝，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17、三苏：是苏轼、苏洵、苏辙。18、唐宋八大家：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19、宋代词人中属于豪放派的有：苏轼、辛弃疾。20、宋代词人中属于婉约派的有：柳永、李清照。21、元代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22、明代后七子：指宗臣、李攀龙、王世贞、谢榛、梁有誉、涂中行、吴国伦。23、唐宗派：是明代前后七于的反对派作家有：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24、公安派三袁：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25、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指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26、南施北宋：指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和宋琬。27、宋诗派：即清代“同光体”诗人，代表作家是陈三立、陈衍。28、浙西词派：清初词派，以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朱彝尊为代表。29、阳羡词派：清初词派，以江苏省宜兴人陈维崧为代表。30、常州词派：清中叶词派，代表人物是张惠言。31、桐城派：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姚鼐。32、苏州作家群：清初戏曲家群体，代表人有李玉、朱素臣、朱佐朝。33、南洪北孔：指清初著名的戏剧家洪异和孔尚任。34、南社：成立于1909年，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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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少年中水浒和三国代表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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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三国分别指的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属于我国四大名著中的两本。《水浒》写的是梁山108好汉的故事。《三国演义》是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争霸的故事。中华少年中“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意思是指在读这两部著作的时候感受书中的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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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第七章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
第七章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于这两部小说的产生年代，过去一般笼统地说是元末明初，而通行的文学史都把它们编入明代。我们认为，根据《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者附加的小字注所提及的“今地名”系指元代地名的情况，以及某些重要地名变更的年代，大致可以判定此书完成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以前，按习惯可以说是元后期。至于《水浒传》，罗贯中也是它的作者之一，对小说作了进一步加工的施耐庵则生活于元末明初。因此，把这两部小说编入元代文学要更合理些。进一步说，这两部小说的形成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就其所联系的历史背景而言，显然与元后期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形态有密切关系。所以说，尽管元后期与明初实际年份相差不多，但作为文学史的一个环节来叙述，也是把它们编入元代文学比较合理。
　　这两种小说都是“章回小说”的形式，后来的古代长篇小说也都是采用这种形式，它最初起源于民间说话中的“讲史”。在说话艺术中，“小说”类基本上都是能够一次说完的短篇故事，“讲史”类则专门演述长篇历史故事，必须连续讲若干次，每讲一次，就相当后来的一回。现存早期的讲史话本，均为元代所刻，其情况在前一章已作了介绍。这类讲史话本大抵都是根据说书人的简要底本敷演为书面的读本，内容以史籍载录与民间传闻相杂。以故事情节为主，较少注意人物形象的描写，文字大多比较粗糙。在这样的基础上，由于罗贯中、施耐庵这样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文人的参与，通过对已有的材料的整理加工和提高，终于创作出中国最早的成熟的长篇小说。其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仍是继承着“讲史”的传统，而《水浒传》则既吸收了“讲史”中的有关内容，又汇集了大量关于水浒英雄故事的短篇“说话”及戏剧故事加工创作而成。　　第一节　《三国演义》
　　一、《三国演义》的概况与罗贯中　　三国故事很早就流传于民间。据杜宝《大业拾遗录》，隋炀帝观水上杂戏，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而刘知幾《史通·采撰》言及，唐初时有些三国故事已“得之于道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到了晚唐，三国故事已经普及到小儿都知的程度。
　　随着说话的兴盛和戏剧的流行，这一人所熟知的题材自然格外为艺人所青睐。宋代说话中，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同时皮影戏、傀儡戏、南戏、院本也有搬演三国故事的。苏轼《东坡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此时三国故事已有明显的尊刘贬曹倾向。宋代这一类故事的话本没有留传下来，现存早期的三国讲史话本，有元至治年间所刊《三国志评话》（参见前章），其故事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但情节颇与史实相违，民间传说色彩较浓；叙事简略，文笔粗糙，人名地名多有谬误，未经文人的修饰。与此同时，戏剧舞台上也大量搬演三国故事，现存剧目即有四十多种，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皆已具备。而后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创作出杰出的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它是文人素养与民间文艺的结合。一方面，作者充分运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其它一些史籍所提供的材料，凡涉及重要历史事件的地方，均与史实相符；另一方面，作者又大量采录话本、戏剧、民间传说的内容，在细节处多有虚构，形成“七分实事，三分虚假”的面目。
　　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一些零星记载也互相抵牾。现在一般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或谓无名氏作）等书提供的材料，认为他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祖籍太原，在杭州生活过。贾仲明说他“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据此，可以知道他在元末至正二十四年（1364）还活着。另外，明人王圻说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稗史汇编》），清人徐谓仁说他曾客于张士诚幕中（《徐炳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均不知何据。中国最早的两部优秀长篇小说中，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和《水浒传》作者之一，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杂剧作家，剧作存目三种，今传《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传世的《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也署罗贯中名。
　　《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年间的刊本，二十四卷，分为二百四十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
　　后来的各种版本，都是依据嘉靖本，在细节方面各有些改动，总的面貌未有变化，只是有一种假托的“李卓吾评本”将原书的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此书作了较大的加工整理。他们修改了回目，对情节和文字也作了些增删，并削除了原书的论赞，逐回加上自己的评论。经过这一番加工，全书在艺术上有所提高，但原书的正统道德色彩却也更为浓厚了。这种简称为《三国演义》的一百二十回本就是后来通行的本子。　　二、《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　　中国古代的通俗文艺、对于“正”与“邪”的分辨大抵是截然分明的。《三国演义》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书中代表“正”的一方是蜀汉，以刘备最为突出；代表“邪”的一方是曹魏，以曹操最为突出。这是三国故事很久以来就形成的倾向，只是在小说中表现得更充分。比较简明地分辨“正”、“邪”，其实是通俗文艺很难避免的，因为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容易了解历史人物，对历史作出一种道德化的解释；也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观众和读者的感情投入。——所谓“正”的一方，对欣赏者而言就是“我方”。苏轼记“薄劣小儿”闻刘备败则忧而出涕，普通成年人的感情其实也与此类似。
　　在三国的三方中，怎样来分辨“正”、“邪”，则是由一种尊崇“正统”的封建道德观决定的。历史上的曹操，本来是一个蔑视传统伦理的“奸雄”式人物，他虽然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却不大容易在传统道德标准中得到肯定；刘备虽然没有太大的政治成就，却因为他与汉皇室的一点可疑的血统关系，更容易被树立为正面人物。由此来分辨正邪，体现出皇权神圣的意识。不过，小说通过对曹操的残暴奸诈的描绘和对刘备的宽厚仁爱的赞扬，也表现出作者、也是民众的对于“仁政”的向往。小说中写刘备从当阳撤退时，虽形势危急，仍不肯抛弃跟随他而行的十几万百姓，诸如此类的情节，与其说是敷演史实，毋宁说是写出了老百姓的希望。
　　与封建正统道德同时存在的，是民间的尤其是市井的“义”的道德，这与《水浒传》的情形颇为相似。“义”本来是一个浮泛的道德概念①，但民间所说的“义气”，则有它的专指。它特别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助以及知恩图报的原则。在农业社会中，由血缘所形成的宗法关系高于一切，而在市井社会，很多活动超越了狭小地域以及家庭、宗族的范围，“义气”就显得特别重要。旧时江湖帮会特别重视“义气”，原因就在于它能帮助建立强有力的共同利害关系。
　　《三国演义》从一开始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开始拿市井道德与封建正统道德相结合来解释历史与政治。三人名为君臣，实为兄弟。关羽更是“义气”的化身，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动，最终演出“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的壮举，体现了“结义”的关系一旦形成就不可违逆的道德原则。但赤壁之战中关羽奉命扼守华容道，却又因为曹操旧日有恩于他而放了曹操一条生路，这又是“义气”的另一种表现，即受人之恩不可不报。实际上，这是尊重利益交换的道德准则。小说中所描写的这一切，在高层政治中实际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这样写，对于市井读者却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道德是他们在生活中所尊尚的。关羽的形象后来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在民间受崇拜的程度，远远超过孔夫子。这固然与统治者要求人民效忠有关，却也离不开民间从自身的观念出发的理解。
　　①“义”本义为“宜”，即“正当”的意思。
　　当然，《三国演义》不只是、而且主要不是什么道德教材。
　　它在向广大的粗具文化的读者提供娱乐的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从而扩大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范围。三国本来是一个风云变幻、豪杰辈出的时代；由三方鼎立而彼此间组合分化、勾心斗角所形成的关系，较之双方对峙（如南北朝）或多方混战（如战国），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复杂性，能够充分而又清楚地显现政治作为利益斗争的手段的实际情状。
　　当小说对这种历史情状作出较真实的描述时，道德化解释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力量，而给人们以一种更深刻的对于历史的认识。与此相关联的是，小说大量传播了在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智慧。诸葛亮可以算是《三国演义》中智慧人物的代表，他在无论何种复杂的情况下，都能审时度势，掌握大局；在无论多么危急的情况下，都能运用巧思，转危为安。与诸葛亮不相上下的智慧人物是曹操。虽然他的智慧通常表现为反道德的“奸诈”，但对于读者来说，在完成表面的道德评判之后，这种智慧仍然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另外，周瑜和司马懿，也是小说中以谋略机变见长的人物。运用智慧的故事，在阅读上有其特殊的紧张感和愉快感，同时又有实用的价值。这也是《三国演义》吸引读者的重大原因。不但古代的造反者常以此书为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课本，今日在国外，还有许多人从中寻找可用于“商战”的技巧。　　三、《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在《三国》与《水浒》之间，通常认为《水浒》的艺术成就要更高些，但《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的长处，显然是《水浒传》所不及的。那就是：它具有一个相当完整细密的宏大结构，有条不紊地处理了繁复的头绪，描绘了极其壮阔的、波谲云诡的历史画面。
　　《三国演义》的故事框架是在历史记载的基础上构成的，这一点有时对作者的创作才能的发挥带来妨碍，像金圣叹所批评的“笔下拖不动，踅不转”那种情况确实存在，但这只是一部分。从总体来看，作者对《三国志》以及裴松之注所引大量零琐而又不免彼此矛盾的史料的处理，不仅显示了高度的史学修养，而且表现出高度的叙事技巧。在史料的基础上，作者作了许多铺张渲染，更增添了不少纯出乎虚构的情节，这些往往成为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在上述几种成分的组合下，全书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充分地描绘出魏、蜀、吴三方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有声有色的活动，并由此展现历史人物各具风神的形象。尤其是对战争的描写，成就最为特出。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大规模的战争，从战事的起因、力量对比、彼此的方略及内部争执，到战争的过程及其变化、胜负的决定及其缘由、有关人物在战争中的作用，都能叙述得生动而具体，写出战争的巨大声势、紧张气氛，处处扣人心弦。特别是赤壁之战，作为三方同时卷入、决定三国鼎立之势的关键性战争，从《三国志》中简略的记载，经过铺排和虚构，成为小说中整整八回的篇幅，写得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始终充满戏剧性的变化，从中可以感觉到作者广阔的视野和宏伟的构思。也许就是这部小说中表现出的作者的精神气质，使有些人推测他是“有志图王者”。
　　在确定《京本通俗小说》为伪造之后，再来看中国通俗小说的演变过程，会发现《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实有重大的进步。以前的通俗小说，都是以写故事为主，对人物的性格很少注意。即使文言小说，尽管情况比通俗小说好些，但同样也受到重情节、重文采等因素的牵制，加以篇幅有限，在这方面的成就也不特出。而读过《三国演义》，人们却自然会对小说中许多人物留下鲜明的印象。尽管比起后来的小说（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写人物的笔墨还不够细致，人物的性格层次也不够丰富，但作者在叙述历史故事的同时已经注意到描绘人物，注意到人物个性的差异，这种意识对促进小说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国演义》写人物，与它的截然分明的道德评判相关联，有一种“类型化”的倾向。他们的品格性情，大都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出来。如刘备的宽厚仁爱、曹操的雄豪奸诈、关羽的勇武忠义、张飞的勇猛暴烈、诸葛亮的谋略高超和勤于国事、周瑜的聪明自信和器量狭小……。这种单纯鲜明的性格，犹如京剧的脸谱化表演，容易为读者所把握。而在单一的性格方面上，作者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夸张的笔法，还是能够把人物写得较为有声有色。像关羽温酒斩华雄的一节，虽文字不多，却足以令人感佩他的威猛。写诸葛亮出山的过程，先借司马徽、徐庶之口，影影绰绰地虚写他的非凡才能；继而是三顾茅庐，仍是从刘备等三人的眼光中虚写这位“高人逸士”的生活氛围和一种神秘色彩，逗引读者的兴趣；而后才是诸葛亮纵论天下大势，在非常开阔的时代背景上展现他的政治才能，令人觉得他的出山之难，自有贤者不可自轻的道理。就是像张飞一声喝退曹操数十万大军，虽是过于夸张了些，那种气势却似乎也有可信的一面。类似这些传奇式的生动情节，给人物涂上了浓厚的色彩，多少弥补了其他方面的不足。
　　《三国演义》中写得最好的人物却是作为反面角色的曹操。刘备作为正面道德的代表，被符号化了，除了“煮酒论英雄”借雷声掩饰失等等少数情节，他的言行常让人觉得不可信，这一人物形象因而也缺乏生气。曹操的形象则不然。他在小说中看起来好像是个“反面角色”，实际作者对他的豪杰气概是颇为佩服和喜爱的，并未一味丑化他。因而，小说在写出他的奸诈、残忍的同时，也写出他的雄才大略、敢作敢为、善于引纳人才等种种长处。如第十二回写曹操在濮阳与吕布作战时，中了陈宫之计，仓惶败逃，“火光里正撞见吕布挺戟跃马而来，操以手掩面，加鞭纵马竟过。吕布从后拍马赶来，将戟于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
　　‘前面骑黄马者是他。’吕布听说，弃了曹操，纵马向前追赶。”
　　由是得以脱险。后负伤逃出，众将拜伏问安，他却仰面大笑道：“误中匹夫之计，吾必当报之！”这种处变不惊、在险境中镇定自若的表现，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多次，形成一种个性特征。所以，曹操的形象虽然“恶”，却很有生气，他的性格比其他人物显得复杂，也更具有吸引力。
　　《三国演义》用的是文白相杂的语言，和《水浒传》那种纯熟的白话不同。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常需在书中直接引用史料，如用纯粹的白话就难以谐调；一是带些文言成分，给人的感觉会多些历史感。这种语言简练而不失流畅，并不是容易写好的，如关羽出战华雄的一节：
　　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可以说写得很有声势。但全书比起用生动活泼的白话写成的《水浒传》，语言的表现力毕竟要相差许多。　　第二节　《水浒传》
　　一、《水浒传》概况与施耐庵　　《水浒传》的故事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其事在《宋史》之《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以及其它一些史料中有简略的记载，大致可以知道：以宋江为首的这支武装有首领三十六人，一度“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后在海州被张叔夜伏击而降。
　　宋江等人的事迹很快演变为民间传说。宋末元初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赞》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在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由此可知，一则当时关于宋江事迹的民间传闻已经很盛，二则龚开所录三十六人，未必与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相符。又据同为宋末元初人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名目，显然是一些分别独立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水浒故事，从杨志等押解花石纲、杨志卖刀，依次述及晁盖等智劫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阎婆惜、宋江九天玄女庙受天书、三十六将共反、张叔夜招降、宋江平方腊封节度使等情节，虽然像是简要的提纲，却已有了一种系统的面目，像是《水浒传》的雏形。而元杂剧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水浒戏，今存剧目就有三十三种，剧本全存的有六种，它们于水浒故事有所发展，其中李逵、宋江、燕青的形象已相当生动了。概要而言，自宋元之际始，水浒故事以说话、戏剧为主要形式，在民间愈演愈盛，它显然投合了老百姓的心理与爱好。这些故事虽然分别独立，而相互之间却有内在的联系。《水浒传》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
　　但《水浒传》究竟为何人所作，却有不同的说法。此书最早见于著录，是明嘉靖时人高儒的《百川书志》，云：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人郎瑛《七修类稿》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赏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二者的说法其实相近。稍后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为罗贯中作。明万历时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杭州）施耐庵所作。据这些记载大致可以判断：此书当是先由罗贯中将说话、戏剧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而成，故曰“编次”；后由施耐庵对这种本子加以发展、提高。对罗氏原本进行再加工的本子当不止一个，而以施耐庵的本子最好，故称为“的本”。至于胡应麟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见《少室山房笔丛》），当是因为见到刻本是施氏列名在前面产生的推测。
　　施耐庵生平不详，仅知他是元末明初人，曾在钱塘（今浙江杭州）生活。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氏的资料，对其生平有较详细的说法，然可疑之处颇多。《水浒传》“施耐庵的本”的完成，大约比《三国演义》要迟二、三十年。
　　《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大致可以分为简本和繁本两个系统：简本文字简略，描写细节少；繁本描绘细致生动，文学性较强。这两个系统的先后问题，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现在认为繁本在先的占多数，我们也持这种意见。换言之，所谓“简本”，其实是节本。在繁本系统中，现在所知的最早版本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当即一百回）。另有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所刻行的一百回本，也是较早的刻本，但已经过修改；最明显的是第七十二回柴进在皇宫内御屏风上所见“大寇”姓名，由原来的宋江、王庆、田虎、方腊变成了宋江、辽国、方腊①，此本在国内已失传，日本有“无穷会”所藏一种明刻清印本，从其版本特点来看，当是完整保存了郭本面貌的刊本。至于现存较完整的早期百回本，有天都外臣序本（序作于万历己丑即1589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它是郭勋家所传，以前的研究者颇有因此而认为它是郭本的翻刻本的，其实不确，它的底本可能是郭勋家所藏的未经修改的早期本子。上述百回本在梁山大聚义后，只有平辽和平方腊故事，没有平田虎、王庆的故事。繁本中还有一种一百二十回本，是袁无涯根据杨定见所提供的本子刻行的，但增入了一般繁本系统所没有而只有简本系统才有的平田虎、王庆故事，并作了增饰。书名因此称为《忠义水浒全传》。过去多认为这种本子刻于天启、崇祯年间，其实袁小修在其《游居柿录》中已提到它，其刊刻年代当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以前。明末金圣叹将繁本的《水浒传》砍去梁山大聚义以后的部分，又把第一回改为楔子，成为七十回本，诈称是一种“古本”。因为它保存了原书最精彩的部分，文字也有所改进，遂成为最流行的版本。简本系统的《水浒传》也有许多种，现在只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现知较早的本子有明万历年间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
　　①参见章培恒《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载《复旦学报》1991年第三期；王利器《李卓吾评郭勋本〈忠义水浒传〉之发现》，载《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三期。　　二、《水浒传》的思想倾向　　《水浒传》通常被评价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当然，小说中描写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确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于艺术虚构，可以说，除了“宋江”这个人名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大框架外，它与历史上宋江起义的事件没有多少关系。这部小说的基础，主要是市井文艺“说话”，它在流行过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阶层趣味的制约。而小说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后期东南最繁华的城市杭州生活，他们的加工，并未改变水浒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质。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梁山英雄的个性，更多地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这些基本特点，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用封建统治者的眼光来衡量，梁山上的人们当然只能算是“盗贼流寇”之流。小说要公开歌颂这样的“盗贼流寇”，并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首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不可能圆满和充分），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之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的“替天行道”的口号，和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所标榜的“忠义”这一准则，就是作者为梁山事业所设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况下，“天”这一居于人间权力之上的最高意志，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道”作为合理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的抽象总和，也是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也承认：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而《水浒传》正是通过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现象，证明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释为“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其实，梁山上不主张“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风李逵便动辄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是这一种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终把梁山大军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条既是作者无法跨越的界限，却也是这部小说在封建时代能够成立和流传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社会所能够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在这种前提下，确实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相一致的东西，不仅是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诸如对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对“奸夫淫妇”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浒传》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它的前提其实是相当浮廓的、有时真有时假的，在这些前提下，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东西。小说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
　　这部以北宋末年社会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所揭露的社会黑暗现象，实际在封建专制时代具有普遍意义。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这个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市井无赖，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从此连同他的“衙内”倚势逞强，无恶不作。在全书正文的开端，这样写寓有“乱自上作”的意味。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权的上层，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一群祸国殃民的高官；在政权的中层，有受前者保护的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一大批贪残暴虐的地方官；在此之下，又有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一类胡作非为、欺压良善的地方恶霸。如此广泛的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是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梁山好汉们并不是出于纯粹的主持正义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们大多本身是社会“无道”的受害者。武松欲为兄伸冤，却状告无门，于是拔刃雪仇，继而在受张都监陷害后，血溅鸳鸯楼；林冲遇祸一再忍让，被遇到绝境，终于复仇山神庙，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宝为了索回一只他们射杀的老虎，被恶霸毛太公送进死牢，而引发了顾大嫂众人劫狱反出登州……。李逵虽然不断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责，但作者毕竟还是让他再三发出彻底推翻朝廷的吼声。可以说，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在《水浒传》中那样得到有力的伸张。
　　《水浒传》的全称是《忠义水浒传》，另有一个别名叫《英雄谱》（与《三国演义》合刻）。对一般读者来说，小说中的英雄气质才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日常的生活终究是平庸的，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但人们的内心却不甘于此。梁山好汉却是另一种人物，是传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具异能，而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则是他们共有的特点。像鲁智深好打抱不平，“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就是像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岗打虎一类与社会矛盾无关的情节，同样由于主人公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满足。
　　《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小说中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这一类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凭借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在儒家传统的“崇义黜利”的信条中，“义”和“利”常被视为相对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汉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无财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在“义”的背后，作者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力量。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和物质享乐有关。如吴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口头禅。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口腹之欲的满足，但作者无疑认识到一种自由快乐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现于对物质的充分占有。
　　《水浒传》对梁山这一虚构的小社会的描述，也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市民意识。梁山大聚义排座次后，作者热情赞颂道：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种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图景，和农民的社会理想、农民起义的政治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里人员成分复杂，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甚至偷骗也可以作为谋生伎艺，社会具有开放的特点，因而充满着活力；这里没有长幼之序、尊卑之分，摆脱了农业社会的宗法意识，也摆脱了实际的农民起义组织中所不可能没有的等级制度。虽然，这个社会本身是虚构的，但在其背后，却存在商业经济中形成的平等观念，和道德意识的变化。再看小说中大量描写到的城市景象、商业活动，以及所表现出的对商人的尊重，可见作者的理想是有其现实基础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小说中再三表现出对“大头巾”——褊狭而虚伪的儒者——的憎恶。这既与作者作为身具才华而流落江湖的文人的经历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市民社会对抑制人欲、扭曲人性的传统道德的反感。“大头巾”在明代成为假道学的通称，而像李贽等进步文人攻击这一类人物的主要原因，也仍旧是其心胸褊狭，言行不一。　　三、《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先后相隔不久出现的我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但两者的语言却有差异。《三国演义》由于受史料的牵制，是一种文白相杂的语言，《水浒传》虽然依托于史实，但人物情节几乎完全出于创作，用的是纯粹的白话。白话文虽在唐代变文和话本中就开始运用，但还是文白相杂、粗糙简朴；元话本中一些较好的作品在运用白话上有明显进步，但成就和影响都还有限。《水浒传》堪称是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此前的文言小说虽然也能写得精美雅致，但终究是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要做到“绘声绘色、维妙维肖”八字，总是困难的。《水浒传》的作者以很高的文化修养，驾驭流利纯熟的白话，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描述各种场景，显得极其生动活泼。特别是写人物对话时，更是闻其声如见其人，其效果是文言所不可能达到的。有了《水浒传》，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完全的确立，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极为深远。
　　《水浒传》主要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既有一个完整的长篇框架（特别是到梁山大聚义为此），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独立意味的单元，可以说是一种“板块”串联的结构。从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来说，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却也有其便利之处。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在有所交叉的情况下，各自占用连续的几回篇幅，他们的性格特征得到集中的描绘，表现得淋漓酣畅，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民间评书有专说宋江、石秀、武松等人的，也正是发挥了《水浒传》这一特点。
　　《水浒传》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无疑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作者以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了解、深刻的人生体验和丰富活跃的艺术想象，加上前面所说的语言和结构的长处，在这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水浒传》的一大特点，就是人物众多而人物各自的身份、经历又各异，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个性。金圣叹说书中“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这固然有些夸大，但就其中几十个主要人物而言，是可以当之无愧的。这在一部小说中，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武松的勇武豪爽，鲁智深的嫉恶如仇、暴烈如火，李逵的纯任天真、戆直鲁莽，林冲的刚烈正直，无不栩栩如生，使人过目难忘。作为梁山第一号人物的宋江，由于作者把相互冲突的江湖道德和正统道德加在他一个人身上，有些地方是显得观念化的。但透过一些不成功的笔墨，这个人物仍有其鲜明的特征：社会地位不高而胸怀远大，在正常的读书做官的轨道上难以求得成功，终于成为草莽英雄。历史上一些造反武装的领袖，很多是这一种类型。
　　《水浒传》所写的英雄人物，性格倾向十分强烈，性格特征十分鲜明，性格的复杂性和前后变化较少，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缺点”。因为《水浒传》本身是一部带有传奇性的小说，它的人物是理想化的人物，用浓墨重彩描绘出这些人物，显示其非凡的气质，以求强烈地打动读者，使之得到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对这类小说是合适的。而且应该注意到：
　　这些英雄人物的个性虽然比较单纯，却并非写得简单粗糙。臂如李逵，作者常常从反面着墨，通过似乎是“奸猾”的言行来刻画他的纯朴。又譬如鲁智深性格是暴烈的，却常在关键时刻显出机智。再则，作者常常能够把人物的传奇性和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结合得很好。就是说，这些英雄好汉既是日常生活中不大可能见到的，但在小说的具体环境中又是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的。因而，他们的形象显得有血有肉，生气勃勃。有些人物的性格，还是有前后变化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林冲。他初出场时，因为顾恋家庭，处事十分谨慎，对高俅父子的迫害，采取忍让妥协的态度。但他的英雄本色那时已有所显露，只是强加抑制而已。一旦到了忍无可忍之时，他的愤怒便像火山爆发，冲腾而起，再也见不到一丝的软弱。
　　小说中许多不重要的人物以及反面人物，虽然着墨不多，却写得相当精彩。像高俅发迹的一段，写他未得志时对权势人物十足的温顺乖巧、善于逢迎；一旦得志，公报私仇、欺凌下属，又是逞足了威风，凶蛮无比。这种略带漫画味的描绘有很强的真实感。还有杨志卖刀所遇到的牛二，那种泼皮味道真是浓到了家。潘金莲是小说中写得比较成功的女性。虽然作者出于陈旧的道德观念，对她缺乏同情心，但从对生活的观察出发，作者还是把这个出身微贱、受尽欺凌，在不幸的人生中不惜以邪恶手段追求个人幸福的女子写得活灵活现。后来《金瓶梅》用她作主要人物，固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毕竟也是利用了《水浒传》的基础。
　　《水浒传》继承了民间说话的传统、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它很少静止地描绘环境、人物外貌和心理，而总是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这些情节又通常包含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包含偶然性的作用和惊险紧张的场面，包含着跌宕起伏的变化，富于传奇色彩。这种非凡人物与非凡故事的结合，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紧张感，很能引人入胜。不过到了七十一回梁山大聚义以后，情节就变得松垮散漫，人物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因为梁山的好汉们在这以后所做的事情，同他们原来的性格及人生取向全然背反，而英雄被招降而走向失败的道路，没有深刻的悲剧意识是无法写好的。金圣叹把《水浒传》截到原书第七十一回为止，确有他的艺术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