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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三关镇创建湖北省旅游名镇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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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巴东县野三关镇泗渡河村二组诉被告郑长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原告巴东县野三关镇泗渡河村二组。负责人郑家松，组长。委托代理人郑孝东，男，生于日，汉族，农民，住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泗渡河村2组。委托代理人蒋祖琳，巴东县野三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郑长俊，男，生于日，土家族，农民，住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泗渡河村1组，居民身份证号码：103012。委托代理人郑浩（系被告郑长俊之子），生于日，土家族，农民，住所同上。原告巴东县野三关镇泗渡河村二组诉被告郑长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于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向芳独任审判，于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负责人郑家松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孝东、蒋祖琳，被告郑长俊均到庭参加诉讼，因需重新核实案件事实，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靳永辉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谭贤贵、向芳参加的合议庭，于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郑孝东、蒋祖琳，被告郑长俊及其委托代理人郑浩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巴东县野三关镇泗渡河村二组诉称：2007年因川气东送工程，地名为“龙冲”的林地被征用并补偿12400元，但被告以被征林地属其自留山为由将该补偿款领走。后经巴东县野三关镇人民政府确权，该林地的使用权应由原告享有，故该林地的补偿款应由原告享有。现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返还被征用林地补偿款124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元。原告巴东县野三关镇泗渡河村二组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有如下证据：证据一、林权证1份，巴东县国土资源局野三关国土资源所的证明1份。用以证明原、被告所争议的林地属原告管理使用。证据二、巴东县野三关镇人民政府关于郑长俊与泗渡河村二组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1份，巴东县人民法院〔2009〕巴行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书1份，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9）恩中行终字第53号行政判决书1份。用以证明原、被告所争议的林地属原告经营管理。证据三、土地丈量调查表1份，经济林木调查登记表1份，占地补偿兑现表1份。用以证明被告领取了征地补偿款12400元。证据四、巴东县野三关镇泗渡河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1份，用以证明巴东县野三关镇泗渡河村二组的“渣子山”因川气东送工程被征用，但至今没有得到补偿款，绘制的现场图中的山林系巴东县野三关镇泗渡河村二组所有。证据五、郑家松的证明1份，用以证明郑家松给郑长俊出具的证据是不属实的。被告郑长俊辩称：小地名为“偏坡”的林地是我多年经营管理的林地，且在我的林权证上都有记载，我持有合法的林权证，国家将属我经营管理的林地“偏坡”征用后，我理应领取12400元补偿款。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日郑长俊自留山证复印件1份、巴政林证字（2009）第100368号林权证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所争议的林地由被告经营管理。证据二、姚圣文、郑勇敦分别出具的证明各1份，用以证明被征用的土地系被告的山林，征地是为了修便道。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无异议，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四、五有异议，认为不清楚原告持有林权证，对巴东县国土资源局野三关国土资源所的证明不予认可；证据二对争议的林地四界没有说清楚；证据四中村委会不清楚征地的事，当时村干部没有在场；证据五中证人没有给被告出过证明。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被告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为 “偏坡” 的林地与原告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为 “龙冲”的林地是相邻的两块林地，对争议的林地已通过政府确权，应由原告经营管理。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二所说的便道是被告2009年修建的，但承建川气东送工程的公司于2007年就走了，姚圣文虽是村干部，但征地时并没有在场。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系国家机关颁发的公文书证，具有客观真实性，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一虽然具有客观真实性，但巴东县野三关人民政府已作出决定，确定了原、被告所争议的林地界址，即大沟冲沙潭抵长田坎头，川气东送工程征用山林的目的是为了建弃渣场，从现场看，所建弃渣场在原、被告山林界址以西，即在原告山林范围内，因此，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提交的证据四与本院采信的证据能印证一致，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五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二中的证人未到庭作证，本院无法核实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日原告在巴东县野三关镇泗渡河村“龙冲”（小地名）分得渣子山10亩，并取得巴东县人民政府颁发的NO0005293号林权证。1984年被告分得“偏坡”（小地名）4亩自留山，日巴东县人民政府给其颁发了NO0063095号自留山证。原告山林东界“大沟冲沙潭”与被告自留山西界“二队水田堤”连界，双方因界址发生争议。日巴东县野三关镇人民政府作出了野政文字〔2008〕14号处理决定：泗渡河村二组与郑长俊争议的林地为东西交界，其界址为大沟冲沙潭抵长田坎头为界，以东属郑长俊经营管理，以西为泗渡河村二组集体所有。被告不服，向巴东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日巴东县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巴东县野三关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野政文字〔2008〕14号处理决定。被告仍不服，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巴东县野三关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野政文字〔2008〕14号处理决定，巴东县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了该决定，被告不服向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日作出判决，维持了巴东县人民法院的判决。2007年因川气东送工程，原告林权证中记载的小地名为“龙冲”的2.48亩林地被征用并补偿了12400元。日被告郑长俊以被征用的 2.48亩林地为其经营管理为由，领取了该补偿款。原、被告为此发生争议，经协商处理未果，原告遂于日诉至本院，要求被告立即返还征地补偿款124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元。本院认为：根据巴东县野三关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野政文字〔2008〕14号处理决定，2007年因川气东送工程被征用的林地应由原告经营管理，因此该林地被征用后的补偿款理应由原告所享有，被告郑长俊领取该林地补偿款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00元，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长俊返还原告巴东县野三关镇泗渡河村二组林地补偿款124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巴东县野三关镇泗渡河村二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郑长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款邮汇恩施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靳永辉&&&&&&&&&&&&&&&&&&&&&&&&&& 审&&判&&员&&&&谭贤贵 &&&&&&&&&&&&&&&&&&&&&&&&&& 审&&判&&员&&&&向&&芳&&&&&&&&&&&&&&&&&&&&&&&&&&&& 二0一0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谭凤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　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第一百零六条　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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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域找律师陈行甲：巴东的出路是旅游，希望媒体客观报道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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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感受――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有些媒体对我的报道，搞偏了。
　　记者：行甲书记，你当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之后，有什么压力吗？
　　陈行甲：说实话，压力蛮大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到现在，我还觉得获奖有点名不副实，这不是矫情，我真是这么认为。因为无论经济总量、发展速度、民生改善等，巴东远不如很多兄弟县市，在恩施州也不是领头的。我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尽心尽力履行职责，但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还是有距离的。巴东地处武陵山区、三峡库区，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贫困县，我获得这一殊荣，体现的是中央对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的高度关注。我沾了巴东的光，唯有更加努力，才能不负组织和群众的期待。
　　记者：你受表彰后，媒体对你很关注，甚至把你以前的一些讲话也找出来重新报道，你快成“曝光率”最高的优秀县委书记了。这是否也让你感到压力？
　　陈行甲：哎呀，我都快被媒体“炒熟”了。应该说，大多数媒体对我的报道比较客观，对巴东和我个人也是鼓励和肯定的，我非常感谢。但极少数媒体为了“抓眼球”，片面地把我“塑造”成了反腐英雄、政治明星，有意把一些负面的东西放大，也屏蔽了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搞偏了。比如，有些话我确实说过，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特定的语境里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有媒体把听起来“很过瘾”的话抽出来做标题，还刻意放大，内容上突出一点不及其余，屏蔽了环境、背景和巴东干部群众激情奋进的状态，给人巴东很灰暗的感觉。难道巴东就县委书记陈行甲能干、就陈行甲是中流砥柱？广大干部群众都成了灰暗的“陪衬”？这让外界怎么看巴东？这种报道不符合客观事实，是一种误导，给我们造成了困扰。
　　谈县域治理――
　　治县，必先治政治生态、社会风气
　　记者：郡县治，天下安。县市这一级治理非常重要，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很重，你怎样理解县域治理的？
　　陈行甲：县市一级，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任务重、责任大。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基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多层次、多方面的，县为基础。就像没有县市、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小康一样，没有县市、农村好的治理，就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记者：你认为，什么是县域治理的“牛鼻子”？
　　陈行甲：是地方政治生态，一定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态坏了，就会“一团麻、一团糟”，处处被动；而如果风清气正，就容易形成“顺风顺水”之势。治县，必先治政治生态、社会风气。
　　我2011年10月来工作之前，巴东连续3年发生3件“大事”：2009年邓玉娇事件，2010年水布垭翻船，2011年冉建新暴死，都发生在五六月间。当时干部队伍很压抑，生怕再出什么乱子，特别一到五六月间就很揪心。而民间呢，怨气、戾气很重，有个什么事就容易借题发挥。当时让人感觉这个地方像中了魔咒似的，出不来。
　　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个“末”是什么？是干部作风！前些年，巴东出了那么多事，看似偶然，实则不然，哪一桩不是因为干部作风问题引起的？所以我来之后，和县委县政府一班人，首先抓党风建设，整顿政风行风，先整治“两违”、“吃空饷”等治标，再推“五个严禁”治本。抓党风，整政风，顺民风。
　　刚开始，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我第一次信访接待日，外面黑压压的一大片，原计划一上午，一直持续到晚上。2012年六七月间，巴东发生了8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有在法院门口喝药的，有长江大桥跳桥的，有野三关跳崖的，逢死必闹。网络上也是风言风语、跟帖跟风不断。对这些，再苦再难再不中听，都必须要面对。
　　对民间舆论和不同声音，我们坚持“堵不如疏”。老百姓有怨气，与其在外面骂巴东，不如让他们“在家里骂”。网友“石头会说话”发帖《致巴东县委书记一封公开信》，洋洋五千言。我深夜公开回帖，还公布自己的邮箱。从那开始，我养成了在网上公开回应的习惯。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巴东风气一天天好起来，老百姓气顺多了，没再发生一起极端事件，干部群众干事创业心更齐、劲更足。
　　记者：你整治“两违”动真格，还在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之前提出“五个严禁”约束党员干部，反弹很大，你是如何应对的？
　　陈行甲：这是治理巴东必须采取的行动。
　　我来巴东动的“第一刀”，就是清理整顿违法占地、违规建设“两违”现象。当时巴东城区长江两岸“两违”乱象丛生，安全隐患重重。巴东地质条件差，有人曾预言，下一个轰动全国的“大新闻”很可能就是房屋大面积倒塌。再不整治行吗？当然，涉及“两违户”利益，说情的，告状的，威胁的，都有。我们不为所动，坚决整治。我们在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腐败中，有人曾放出狠话威胁：“既然陈行甲想搞死我们，我们也要搞死他，搞不死也要搞臭他。”我们坚决查处了建设领域根子很深的“中标大王”、“中标二王”，并揪出、查处了9名干部。连这都不怕，还怕什么？事实证明，邪不压正！就像毛主席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整治“两违”中，我们一共查处了535户“两违”房。
　　我们“五个严禁”是：对属于职责范围内能够办理的事不按规定时限或承诺时限办结；吃、拿、卡、要；工作日午餐饮酒；机关干部工作时间上网玩游戏、炒股票、看电影；赌博。当时，光工作日中餐禁酒一项，有些干部就很不适应，还跟我说，“你不懂我们土家族，喝酒，是我们的民族习俗。”我就说：“既然选择为党和人民工作，党员干部是我们的第一身份。”为此，我们成立“五个严禁”督查办负责督查，以禁酒为例，工作日中午到餐馆酒店明查暗访，不管你是什么级别，查到就公开通报处理。从此，这种现象被遏制住了。其实，凡事只要在理、干部带头且“用一把尺子来量”，都能很快凝成共识。我们整治街道“违停”，县领导的车“违停”被拖走了，还作了检讨，“违停”就大大减少了。
　　记者：有媒体称你是“反腐斗士”，你怎么看？
　　陈行甲：党和腐败水火不容，有腐必反，违纪必究，这是铁律。作为县委书记，有腐必反是履职尽责，是工作“标配”之一。我坚决反腐，但不想被称为“反腐斗士”，因为县委书记与纪委书记角色不同，不是专职做这个事情，还有很多重要的职责。反腐，是帮那些患了“病”的党员干部治病。县委书记既要领导“治病”，更要领导县域发展和治理各项工作。
　　记者：网络进村，行政审批下放，农民办事不出村……这在一些平原地区还没有实现的事，你当时怎么想到要在巴东大山里推进，目前效果如何？怎样保持？
　　陈行甲：你们问的是一个治理方法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很多工作我们按上级部署，狠抓落实就行。但我有更深的思考，巴东很贫困，原因在哪？有人说山高路远，我认为这只是表象。瑞士是标准的山区，且跟巴东纬度差不多，但瑞士那么发达、让人向往，在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很靠前。我觉得贫困有三重因素：生产方式的落后，生活方式的落后，思想观念的落后。为什么中国一些乡村越来越凋敝？为什么有的地方社会出现撕裂的迹象？光留守儿童，全国有6200万，其中有1000万儿童一年难得见父母一面。我们必须为改变贫困和落后的状况努力做些什么！
　　2013年初，我们在5个村开始试点“农民办事不出村”，让数据多跑路，让农民少跑腿。说实话，当时很多人觉得有点不着调，认为是“花架子”、“玩概念”。
　　但经过努力探索，我们充分利用县、乡政务服务中心和村级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建设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将21个部门的87个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纳入平台办理，让村民在村里就可以直接办理相关审批事项。在信息服务平台上开设邮政商易通、金穗支付通、供销裕农网、电信空中充值机等电子商务终端，创办“连锁商务网店”，实行惠农补贴领取、电费收缴、话费充值、网上购物、汇款转账、信息咨询等综合服务，实现了党务、政务、村务、事务、商务“五务合一”。如今，农民办事确实方便了，不用从大山深处赶大半天路到乡镇、县里办事了。巴东“农民办事不出村”的经验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央视《新闻联播》等众多媒体作了专题报道。
　　要保持好效果，还必须升级“农民办事不出村”，给这个平台添加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功能。7月7日，我们在巴东跟重庆巫山县交界、最边远的界河村，组织了第一次“乡村信息赶集”，这在全国也应该算第一次。那一天，有1900多农民从四面八方来到现场，一天交易额422万元！农民的热情多高啊！这让我对未来更加有信心。将来，老百姓不用带着毛子钱，背着沉重的背篓到集镇上赶集，就在村里、网上交易，同时享受其他信息服务。
　　谈发展――
　　巴东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兴旅游。破解精神贫困最根本的方式是兴教育。
　　记者：你主政巴东后，工作一年一个主题。2012年是交通建设年，2013年城镇建设年，2014年旅游建设年，今年是旅游提升年，这一步步有着怎样的逻辑？
　　陈行甲：县域发展要立足自身实际，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巴东境内海拔从175米到3005米，全县耕地平均坡度28度，农业能发展到哪里去啊？至于大工业项目，人家疯了才会跑你大山里来办大企业。但巴东大山大水大美，就是优势，而且处在一个绝佳的位置上。这里正处长江三峡的巫峡、西陵峡，西靠恩施、重庆，东靠宜昌和两坝，北边是神农架，南边是清江、张家界，巴东是一个发展旅游的“黄金节点区”。
　　我曾用诗来写巴东旅游：“我守在你必经的路口，如果你没有多看我一眼，那只能说明我太丑。”巴东景观天生丽质，“太丑”是指基础条件。那我们就把“丑”扮靓。交通建设年开始，我们打造县域“丰”字形大交通格局，3年争取交通项目50余个，不含高速公路，总投资26亿多元，力度前所未有。全县322个村全部通了水泥路。打通干、支、微通道，方便百姓出行，也吸引游客进山。城镇建设年开始，我们提出“打造长江边最干净的县城”，成效明显，游客来了，看着舒心，住得舒坦。
　　去年以来，宜巴高速通达巴东，连通东西；连接神农溪至神农架的“双神”旅游公路通车，贯通南北。巴东靓了，兴旅游的黄金期到了。
　　当然，说根本出路是兴旅游，不是说工业不搞了，农业也不要了，工业农业都要搞，但都要围绕旅游做文章。
　　记者：前不久，你在野三关镇巴东二中与学生交流的视频刷爆微信“朋友圈”，大家看到你像大哥哥一样跟同学们交流，很感动。听说你每年都要安排时间去学校听课、讲课、交流，像你这样做的县委书记还真不多见。人们说，教育很可能是你在任期内难以收获的政绩，肯定不如抓项目来得快。对此，你是怎么想的？
　　陈行甲：我一直觉得，贫困分为两类：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物质贫困还好解决些，精神贫困更可怕。巴东精神病患者就有1587人，重度721人，为什么会这么多？山区闭塞，人们受教育不够。教育是塑造人的精神的，人的精神没了支撑，就容易苦闷，苦闷到极端无法排解，精神就容易出问题。
　　解决精神贫困最根本的方式就是教育。我个人来说，是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关注教育，很看重去学校跟老师和孩子们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得到了激励，老师们受到了重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件事我一定要去做。每次到边远的山村走访，村小学是我一定要去的。
　　现在，巴东基础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去年，巴东一中有15人考上清华和北大，今年又有9人达到清华、北大录取分数线，外界称之为大山深处的“巴东教育现象”。大山里的孩子有出息了，我就很自豪。
　　谈民生――
　　穷乡亲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奔向他们的脚步，大地会聆听。
　　记者：来巴东不久就走遍了所有的边界村，个人微信“朋友圈”超千人，有人称你为最接地气的县委书记，是这样的吗？
　　陈行甲：最接地气，不敢当。县委书记作为“一线总指挥”，做的就是天天面对群众的事，可不能高高在上。
　　八百里巴东，是个“哑铃型”，东西宽仅10.3公里，南北长有135公里。全县近50万人，生活在大山里，其中有17.29万贫困人口。大山里穷到什么地步，你们不亲眼见，根本想象不到。我们有14个边界村，属于穷中之穷、贫中之贫，那种家徒四壁景象，看了让人窒息般难受。
　　我曾两次自带帐篷徒步穿越小神农架，每次耗时将近一个星期，走到巴东最北的沿渡河镇送子园村。实地调查之后，我们就研究方案，把这个村整体搬迁出来了。
　　还有一次，我到最南边的金果坪乡边界村，小轿车一路颠簸，走了6个多小时。我是县委书记，坐小车，路线安排合理，还这么不方便，可以想象我们老百姓到镇上、到县里办事，是多么艰难。后来，我们提出加快交通建设、“农民办事不出村”、“结穷亲”等等，都是走边界中“走”出来的思路。
　　我包里随时带一张巴东地图，每次到乡镇开完会，就摊开地图一看，不打招呼，直接到最穷、最边远的村去。不一定每次都能想得出脱贫致富的办法，但作为县委书记去看看群众，是能够做到的吧。群众觉得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一定会增加艰苦奋斗的信心。
　　记者：巴东干部“结穷亲”，从方法上来说，算不得多大创新，很多地方都有类似制度设计。但巴东专门成立“结亲办”，还放在组织部办公，年复一年坚持做下去，就很不简单。为什么要花这么大气力？
　　陈行甲：干部“结穷亲”，是我觉得到巴东做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当初，长江巴东网“干部结穷亲”专题的卷首语，我是这样写的：“这些穷乡亲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奔向他们的脚步，大地会聆听。人间最冷的不是冰寒，而是麻木！”制度出来，干部们很快行动起来，3年多来，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1210人、一般干部137人、企业家和社会人士73人，共结对贫困乡亲1422户，直接受益困难群众达4000人。
　　我对干部们说，我不要求大家给多少钱，但心一定要去。事实上，“结穷亲”涌现了很多感人事，不是几个人的事，是一大批人的事，有次在大会上我讲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庆平，他结对一个孤儿。这个孤儿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喊他爸爸，喊他爱人妈妈，假期回来就住他家里。我说，给他买了几件衣服、给了多少钱，这些细节我都不用问。“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这孩子喜欢住在他家里，就说明了一切问题。
　　记者：日，本报曾发报道《小山村的“最爱”》，报道你到“艾滋村”，和艾滋病人握手，交谈，一起吃饭夹菜的事。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陈行甲：那个时候，我们县有457名艾滋病人，社会歧视他们，他们中一些人就自暴自弃。一些不法分子经常出50块钱一天请他们去上访、堵路、闹事。艾滋病人闹事，一度成了一个顽症。我想，要社会消除错误认识，关心艾滋病人，你喊一千遍一万遍还不如跟他们一起吃顿饭，一起喝次酒，一起聊个天。那次，我给他们每个人夹菜，他们都很注意，不给我夹菜。内心来讲，给我夹菜我肯定吃，我知道那确实没事儿。
　　当然，除了一起吃饭外，我们还多方面关心这个特殊的群体。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这以后，3年多了，巴东艾滋病人自立自强，再也没有被人怂恿去闹事。
　　谈个人――
　　我见不得穷人受苦。我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记者：你办公室挂着母亲的遗像。接受媒体采访时，又多次提到母亲。母亲对你影响很大吧？
　　陈行甲：是的，母亲从小对我的言传身教，影响我一生。我小的时候，村里有个邻居，大家都喊她王伯娘，她家有七八个孩子，丈夫又病逝了，日子异常艰难。因为她嘴巴不讨人喜欢，很多人都不愿与她打交道。家里缺盐缺米时，她唯一能借到的地方，就是我家。母亲常对我姐弟俩说：“要是我们不借给她，她就没处可借了。我们家条件略好一点，能帮人家，也算是积德行善。”
　　印象最深的，30多年前的一个深夜，王伯娘敲开我家门，进门就哭。原来，她的三女儿第二天要随媒人去婆家认门，却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母亲没再问什么，从衣柜里拿出一件暗红格的确良衬衣给她。这是母亲最贵最喜欢的衣服，她自己一直舍不得穿。虽然母亲只读了两年半的书，但她用言行举止教给我怎样做人。
　　从小，我在穷苦环境里长大，我内心里一直见不得穷人受苦。这种感觉其实是母亲带给我的。我那么看重“结穷亲”，应该是这种情怀吧。
　　母亲2006年因病去世后，我每到一处工作，都把母亲的遗像带着，放在办公室里。这既是感激、敬重母亲，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记者：跟你深谈，感觉你是一位性情之人，也越来越觉得面前是一位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县委书记。这感觉对吗？
　　陈行甲：呵呵，这让我想起一位十分敬重的领导对我的评价。他说：从陈行甲身上能感受到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他这种人做事，目标不是那么具体。因为目标不那么具体，就不会因达到目标而骄傲、懈怠，或者没有达到目标就气馁。这种人，其实是有目标的，他听从自己的内心。
　　这位领导看得很准。我好像真没有现实的抑或远大的具体目标，我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野三关资讯网微信公众号y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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