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壳为什么用铜制作，而不是用钢铁?_百度知道
子弹壳为什么用铜制作，而不是用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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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并不是所有子弹壳都是铜做的。中国现在的子弹壳大部分是钢作的！！是钢刷铜漆。铜的延展性比较好，所以，弹壳的锥度可以做的更大，而且也不容仪破壳。而且铜不容易被氧化，利于保存。但是中国铜比较匮乏，如果都用铜做子弹，经济承受不了，如果爆发战争，也不利于大量制造。
大部分的子弹壳是用铜做的,因为铜具有较好的延展性便于制造是拉伸成形而且有足够的强度可以承受发射时地压力.钢铁较脆较硬,不适合做弹壳.
子弹头好象是钢的
子弹壳通常都是用黄铜制作，主要原因是黄铜的拉伸性能比较好，另外黄铜还不易生锈。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德国解决了钢板的多次拉伸工艺，已经开始采用钢制子弹壳，再镀铜防锈。进入上世纪即六七十年代，世界各国已经普遍采用钢制子弹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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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第十一章&众志成城造全新子弹
一九四一年，整个世界是个“多难”之年：
▼一月，反动派接连几次发动了“反共高潮”，最后蒋介石又制造了“皖南事变”。
▼3月20日——维斯拉河南岸犹太人进入犹太人封闭区最后期限，在那里德军进行了大屠杀.
▼4月21日——福州正式被日军攻破沦陷（史称福州沦陷日）
▼6月5日——发生重庆隧道惨案，死亡数万人：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寇沿长江西进宜昌，窥视重庆，动用大量空军日夜轮番空袭，对重庆市区进行惨无人道的“疲劳轰炸”。1941年6月5日，晚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防空大隧道窒息惨案。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死、伤市民数千人。这是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
▼六月，希特勒突然向苏联发起进攻。
1941年6月22日，阿道夫·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执行巴巴罗萨计划，对苏联发动猛烈进攻，苏德战争爆发。
▼夏季，秋季，日寇在华北采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连续５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在晋察冀边区烧杀抢掠残暴的制造无人区。日军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晋察冀根据地进入最艰苦困难的时期。
▼9月20日——德军在基辅附近全歼苏联西南方面军，苏军损失近66万余人
▼年底，日寇突袭珍珠港，美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还有其他20多个国家同时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寇集中力量应付太平洋战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扫荡的频繁性也有所减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的“英侨”，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班威廉教授和新闻系林迈可，由于形势紧张，他们每天都用短波无线电收音机收听国外播放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消息，一听到这个消息，怕日寇把他们抓起来当俘虏，就带着各自的夫人，一同架着一辆小汽车，离开燕京大学，直奔北平西山，想先逃到八路军里，再想办法回英国。他们在北平西山，遇到了我们的游击队。被沿途各转运站，“接力”地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转送。我在燕京大学研究生院读研究生就读时，班威廉教授是我的老师。
消息传到神南，工业部的杨成政委还带着我，专程到他们路过的村庄，迎接他们，表示欢迎。
1941 年12 月8
日清晨，班威廉的好友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在规定的时段没有收听到上海英国电台的节目，却意外地收听到了德国电台的广播，该台报道美日两国已经交战。林迈可马上通知了班威廉，然后班威廉夫妇与林迈可夫妇一起驱车逃离燕京大学。几分钟后日寇便封锁了校园，将英美籍教师关入了集中营，燕京大学也被迫宣布闭校，直到1942
年秋才在成都复课。由于在此之前，林迈可通过地下组织与抗日根据地有过联系，还帮助游击队购买紧缺的药品和通讯器材，因此四人很快联系到平西游击队，并由其护送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共中央下达指示，“对敌占区英美及其系统下的人士,
不问其是否顽固, 应多方设法欢迎并保护其到我区,
或经我区退走”，由于事出突然，许多在北平的英美籍人士未能逃离，尽管如此，平西游击队还是从北平救出不少英美人士，为抗日根据地赢得了很好的国际声誉。
班威廉(Willim Bmd),英国人,
是低温物理学家。开始在英国大学任教。1929年受聘于燕京大学，达16年之久，
1932年原系主任谢玉铭赴美后,职务由班威廉接替。班维廉自1932年至1942年任系主任职达10年之久,
为燕大物理系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这十年间物理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他是一位十分勤奋,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和学者。他在科研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研究领域涉及统计力学、热磁学和电磁学、相对论、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低温超导等。他在燕大期间单独发表十余篇论文,与别人一同发表的文章就更多,还有专著。在此期间学生的硕士论文大多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他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事业,曾勇冒风险与他人一起秘密装无线电收发报机,打算偷运往中央领导的平西抗日游击根据地，以改善那里的通讯状况，后因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而未成。在日本珍珠港偷袭前夕，他从收音机听到消息后，在地下党组织协助下逃出北平，与林迈可教授夫妇经平西根据地，班准备转道解放区回国，被聂荣臻同志挽留在无线电研究班任教，在边区无线电高级训练班任教，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通讯人才。辗转到了延安，然后经重庆回美国。先后在芝加哥的核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及华盛顿大学任教继续取得了不少成果。1993年病故。
——北京大学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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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敌人的各种物资也紧张起来，他们不再给农民派买肥田粉了。肥田粉我们由购买困难，到买不到了。怎么办？我们生产炸药的工艺是不完整的。用肥田粉代换取得硝酸铵，已经是“半截子工作”，而肥田粉来源又来自敌区，这就等于将脖子伸出送给敌人去掐。这种情况成了我们先天的缺陷，原料一断，我们便无法工作。
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开始我们想到的是由人尿中寻找铵的来源。这建议提出后，被我们自己否定了。尿是当时老百姓种蔬菜的肥料来源之一，又是不容易运输的液体。过去我们想招收男工人，这与民争一部分男劳力，都行不通，这种与民争液体肥料的事，能行得通么？显然不行，这个办法被否定了。韦彬同志提出购买牛羊骨头，进行“干馏”取铵。牛羊肉已被人吃了，剩下的骨头是无用之物，收买它们进行“干馏”，应该可以。
为了能收买牛羊骨头，又不致暴露大安沟军事工业基地，我们在神南收买牛羊骨头，并在神南后面山上，盘个可以用火焰在外面加热的密闭窑室。将收买来的牛羊骨头放在窑室里干馏，窑室后面连个缸塔，把大安沟运来的硫酸从塔顶淋下，吸收干馏出来的气体，做成硫酸铵，再用火硝对它进行代换，做成硝酸铵。
于是，神南附近，常有老乡赶着驴驮子，载着装满骨头的筐篓向神南运送。
蒸骨头这个办法，虽然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它有两个缺点：
一是，在较近的距离内，骨头资源有限；二是，用煤量大，所得硝酸铵成本过高。
我们依靠地方的群众的手工业、场(厂)，提供原材料与燃料，依靠农民兄弟提供生活资料和各种运输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当时，在根据地随着军区军工化工厂的建立，地方、广大群众也到处办起了化学工厂，熬土硝、烧硫磺、酿酒，开化学厂等。不仅保证了供应骨干厂原材料，而且自己也生产了土炸药、土炸弹、土地雷等。根据地军工厂在千山万壑、山势险阻的深山沟里，没有任何机械化的运输工具，其实那时机械化运输工具也根本无法进入崇山峻岭中。比如运大缸，无论普通的或特定制的，只能裸露的捆在驴驼子上，缸很大，路很窄，困难多多；又如运钢轨，山路崎岖，都是很危险的。但为了把大量的物资按时送到工厂，同时又要把生产出来的军产品，以尽快速度送到前线部队，边区政府组织无数的群众组成一条川流不息的运输队伍，由他们用最原始的运输工具，象蚂蚁搬家一样来完成运输任务。有人说：“这是在毛驴背上建工厂”确实是如此。
在抗日战争中，组织上将一切可能动员的人力、物力，兵、民力量，充分动员起来，是我们最后胜利的保证。在军事工业方面也是如此。军事工业是加工工业，它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为了军工部门的需要，边区的人民做了大量工作：破坏敌人铁路，运送铁轨，破坏敌人通信线路，割取铜线，搜集集中破锅烂铁，捐献制钱、铜器、银元等等，用简单的办法和用具提取大量的硫磺和火硝，也送来水银、木炭和油脂等以供应需要。这些都是军工部门得以维持生产的条件，它来自军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军区军事工业技术力量与边区民用工业技术力量的结合，才出现了通过制造钙皂提取甘油和利用熔化玻璃的大坩埚蒸取纯锌的作法。
战场上指战员们使用的枪、炮与子弹、炮弹、火药的关系，如同人吃饭时，锅碗瓢勺筷子等家什与吃的饭菜的关系。家什可以反复利用，饭菜是消耗品，人不可一日无食；枪、炮在战斗中可以反复使用，而子弹、炮弹、火药是大宗消耗品，打仗不能没有弹药。
最初发给战士的子弹，主要是用旧子弹壳重新装填火药、配上新的或用过的子弹头——即我们以前生产的复装子弹。旧弹壳很难反复生产，黄铜弹壳重复使用5次左右，则不可再复装，钢弹壳复装效果不理想。
军区司令部曾有过“战斗后，要及时收集废子弹壳”的命令，执行起来，效果不大。战士作战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捡弹壳，捡自己的、战友的。还有敌人用过的，捡了就可以跟军工部换子弹。战士只有立了战功，他得到的奖励就是从来没用过的新子弹。而且在长期战争进行之中，日本兵“鬼”了，也有“收回子弹壳”的布置，他们的机枪上都加个小布袋，收集打过的子弹壳，打完仗，将子弹壳带走，我们什么也拣不到。
制造子弹壳又成为我们复装子弹的关键，成为我们制造子弹的数量“限制线”。
我们是否能自制子弹壳呢？关键在于原料，即质量很好的黄铜。子弹壳和子弹头不一样，它的筒身较长，铜太硬了冲不出来。它是在枪膛中使用的，铜太软了，又容易“涨膛”，打枪后退不出子弹壳。制造子弹壳原料的质量是一点不能马虎的。然而，质量很好的纯净黄铜，我们怎样才能得到呢？
我们已经能够自制无烟火药，子弹壳、子弹头材料是精铜，若完全自制子弹，必须首先解决如何得到精铜的问题。
有一次，我在北庄矿冶科翻看书籍。翻到一本有色金属冶炼方面的书，薄薄的一个小册子，是《百科小丛书》中的一册。其中谈到“将粗铜炼成精铜”的方法。它讲道：“将粗铜放在反射炉中熔炼、氧化、去液后，用生树枝反复搅拌，即可得到精铜。”书中只有一行字，对我却很有启发。在边区，可以收集到有一些杂铜，财主家有积存的“制钱”，此外，还有铜器、铜佛等。它们主要含有铜和锌，也含有其它杂质，比较脆。
在工业部工作轰轰烈烈展开时，晋察冀边区，还有一些单位也在搞工业，那是些民用工业，属晋察冀边区政府工矿管理局领导。工矿管理局局长是张珍同志。他到各处视察工业，他到过神南，曾到过工业部技术研究室。工矿管理局所属厂矿，有：煤矿、纸厂、皮革厂、机械厂、肥皂厂、玻璃厂、酒厂等，这些厂矿都是手工业式的。其中有一部分在灵山和城南庄一带，我出差，靠近那些地方时，曾去参观过。
工矿管理局的玻璃厂，曾吹过特定样式的专用灯罩，这是工矿管理局的创造之一。边区不生产煤油，外面运来也不容易，植物油，粘度太大，不够明亮，也容易烧焦灯心，需要常常拨灯捻。工矿管理局就试验将植物油加热，蒸馏出粘度较小的“轻油”。用这种“轻油”点灯，燃烧不完全则冒黑烟。于是，他们就在玻璃厂制造了一种特定的专用灯罩。这种灯罩的筒状部分，比一般煤油灯要长一些，它的抽力也更大，进的气更多，从而克服了燃烧不完全的毛病。这是边区的“最豪华”的煤油灯。
一次，我出差到工矿管理局附近的单位，顺路去看望张珍同志。张珍同志在闲谈时对我说：他想收集杂铜，进行蒸锌，“作为边区出口物资”之一。后来，听何振廉同志讲，张珍同志作卫生部长时，他见到溶铜时，氧化锌粉末飞扬，想到收集氧化锌粉，进而采集金属锌。
张珍同志在他的岗位上，想到的是“蒸锌”后，可以增加边区的“出口物资”。我听了后，很受启发，立刻联想到子弹壳的制造需要很好的黄铜。
张珍同志提到的“蒸锌”方案若实现，那么设想一下：通过蒸馏杂铜，使锌升华，锌气冷凝成液体，再凝结为锌块，杂铜中所含的锌，就和粗铜分开。纯铜是可以由电解铜取得。一般在学校中，学生都做过电解铜实验。我们有电机，又有硫酸，应该可以进行。若有纯锌，又有纯铜，当然可以自己配制压出子弹壳所需的好黄铜来。蒸锌后的粗铜，含的杂质太多，我们将无法控制“电解液”的必要纯度，还不能直接用于电解。如何处理粗铜，使它合乎电解铜“原始阳极板”的质量要求，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环节，是我长期思索还无法解决的环节。
现在，《百科小丛书》中讲的将粗铜炼成精铜方法，正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我和付江同志商议之后，认为进行这一系列工作之前，首先应当做一次较大规模的“蒸锌”试验。
在此之前，张奎元同志更是时时为了子弹壳来源问题耿耿于怀，过去我和张奎元同志闲谈时，将张珍同志讲过的“蒸锌”问题对他讲过。他就在五连用山炮弹钢壳作为装杂铜的容器，在壳口上加一小段弯曲的小铁管，作为冷凝管，曾用这个办法试验“蒸锌”。
五连开始生产的子弹，是复装子弹，它是利用旧弹壳配制一个新弹头。后来搜集旧弹壳越来越困难，便开始研究制造新弹壳。最早制造新弹壳的原料是铳制子弹头剩下的边角科。我们把这些边角料铸成铜条，然后再铳成弹壳。但经过试验，由于材料强度不够，易涨膛，退不出壳来。于是我们开始研究用黄铜制弹壳，可是黄铜从那里来？付江和孙艳青提出用纯铜和锌是可以熔炼出锌黄铜。锌从哪里来？那时山里有些老财，埋藏有大量的制钱，其中含锌量比较高，付江、孙艳青说的锌沸点比较低，可以从制钱中蒸出来。但是手边没有“蒸锌”的装置图。我就担任了“蒸锌”的试验任务。我到了五连，找了一个旧炮弹钢壳，口部用丝扣连接上一根弯曲的管子，然后放进制钱，放到炉子上加热。没有温度计，但只要保持炮弹壳不被熔化掉就行了。加热一段时间后，把弹壳取出，便出现锌汽化后，又凝在弯曲的管子里的现象。这就是说，锌在弯曲的管子里产生了。我把它倒出来，送给付江和孙艳青看。他们一见大为高兴的说，这就是锌。——张奎元
但是，由于氧化锌在铁管的弯曲处堵住了，锌气无法自动冒出来。不能大批量生产。
现在，《百科小丛书》中讲的将粗铜炼成精铜方法，正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我和付江同志商议之后，认为进行这一系列工作之前，首先应当做一次较大规模的“蒸锌”试验。
看来只有工业化“蒸锌”解决了，而且有把握后，我们才好迈出下一步。但是，有规模有实用价值的蒸锌，在哪里进行呢？我们讨论的结果，只有玻璃厂熔化玻璃的“坩埚窑”才有试验的条件。
我和付江同志收集了两麻袋老年间用的“制钱”，用毛驴驮着，到古洞村玻璃厂所在地去试验蒸锌。
古洞村，离敌人据点不远，不过十多里山路，我们的职工同志们在这里正常的生产、生活，没有什么顾虑。这是因为，如果敌人打算离开据点出来“扫荡”根据地，一般需要“增兵”，只靠据点里的少数兵力，他们是不敢轻易离开据点的。另一方面，老乡们又都是我们的“耳目”。敌人一增兵，我们立刻知道，得到消息后，需要“坚壁”的物资立即“坚壁”起来，人员立即撤走。敌人来到时，也将一无所获。我们的力量，在于“依靠群众”。“群众”这个优越条件，敌人是无法和我们竞争的，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所以玻璃厂离敌人不过十多里山路，也能正常生产、生活，没有顾虑。
玻璃厂的厂长王裕同志，是搞窑业的，是一个很细心，很有经验的同志。过去，我参观玻璃厂时，认识了他，他还给我介绍过许多烧瓷方面的知识。如陶瓷烧成时的收缩率，配制彩色釉子时和烧制彩色釉子的诀窍等。我和付江同志到玻璃厂后，找到王裕同志，说明来意，请他支持。干的都是抗日工作，哪有不支持的，我们说干就干。
当天下午，我、付江和王裕同志在熔化玻璃的“坩埚窑”中、蒸起锌来。
这次，到夜里还在进行蒸锌工作，是因为等候“新坩埚”温度升高的原因。用已经烧过的旧坩埚碎片，再加上一部分新陶土，经过反复粉碎、捏合、压揉之后，做成“大坛”似的新的坩埚。将长时间阴干之后的“大坛”，放在坩埚窑里加热。虽然这坩埚在制造时已掺混过熟陶土，但干燥了的坩埚还有可能因加热太快而变形、破裂，因此，加热必须十分缓慢，通常时间较长。等到坩埚温度升到亮红，已到深夜。我和付江同志，还有王裕同志，向坩埚里装入大量“制钱”；在连接在坩埚口上的茶杯粗的陶瓷管中，锌气凝成液体，滴了下来；它滴落到管口下的地面上，凝成锌块。我和付江同志在坩埚炉旁，守了一夜，王裕同志也陪着我们在炉旁守了一夜。
“蒸锌”成功了！方法可行，我们接着研究如何正式生产。
我们回到北庄，盘起“反射炉”，准备炼精铜。在参考书中能找到的反射炉图形，靠近土崖，盘起了反射炉。烟筒不易筑，我们就在矗立的土崖表面上，顺山坡挖一条沟（土槽），用土坯盖起，直达山顶充做烟囱。我们燃起炉火，在炉温度提高之后，把经过蒸锌得到的粗铜，加入反射炉中熔炼；此时在炉中多通些空气，使火焰成为
“氧化焰”，将铜内杂质“氧化”；杂质“氧化”后形成浮渣，浮在铜水面上，将它扒去；再控制入炉的空气数量，使火焰成为“还原焰”，并用“生树枝”搅拌铜水，将“氧化”时形成的“氧化铜”还原；还原过程完毕放出铜水，铸成铜片；这就得到供电解铜需用的“阳极片”。
请化学厂运一部分硫酸和一些小缸盆，送到装有电机的五连，并请任一宇同志和佟浪同志用一些小缸盆，装好电解设备，开始做电解铜的试验。
佟浪同志是由敌区来根据地的技术人员。他原是开滦煤矿的工程师，人很开朗、大方。他来根据地时，还带来他的一个小孩子佟一匡，一个很聪明的幼龄儿童。他们开始住在神南。我在神南做测步枪子弹初速的“打摆试验”时，曾请佟浪同志帮过忙。这次又请他来帮助我们做电解铜的工作。有硫酸、有电源，又有符合要求的“原始阳极铜板”，电解铜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以后，就用这个办法生产“电解铜”。
电解铜做成了，并将纯锌运到五连，交给张奎元同志，请他帮助子弹厂试做子弹壳。张奎元和子弹厂的同志们做了铸铜板的铁模子，按三七比例的锌和铜配制黄铜后，将所得黄铜铸成黄铜片；参考子弹头的冲制方法，做了十二道冲模，将黄铜片冲成子弹壳；切出“退子弹槽”，压出“底火凹”；压底火凹时，冲子总是很快损坏。以后，增加了冲压次数，并设计了专铣底火凹的镜刀，才解决了这个问题。钻好“小透火孔”，这道工序，以后是用专门设计的专用双头小钻机钻的。压好弹壳曲面，装好“底火”，装好无烟火药，上好子弹头，锁紧子弹口，就做成了全新的步枪子弹。试枪之后，效果很好，不亚于用收集敌人的旧子弹壳制成的子弹。
我们终于有了由无烟火药到子弹壳、子弹头，完全用边区自己的原料，自己的办法，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制造出来的“完全自制的新子弹”——全新子弹。这也稍微弥补了做复装子弹时，子弹壳来源不足的问题。
世事矛盾重重，从大处讲，要目标单一，从局部上讲，也要目标单一。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在国家濒于灭亡的关头，当然一切服从抗日。抗日工作中，又必须首先搞好分在我名下的技术业务工作。就技术业务讲，就制造火药和化工产品方面讲，开始时又必须首先抓好酸及制酸设备这个主要矛盾。重点之中又有重点。随时间、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又有变动。而及时抓住它，并能锲而不舍，才能有所建树。
就抓住重点而言，有轻点才有重点。问题不在于突出重点，而在于能用理智来克服感情，能暂时地“缩短战线”，丢开轻点，即次要矛盾。问题不在于有所取，而在于有所舍。
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不能贪多嚼不烂。如，在生铁冶炼方面，我敢多嘴，那是因为不外乎物理、化学原理，加上一些专业知识而已。至于“采矿”，牵涉到地质学，矿物学等方面的知识，我过去没有学过，现在也没有参考书籍和资料，既有付江同志和孙艳清同志在，干脆，全由他们安排，我丝毫不插手。甚至在北庄开的铁矿井我也从没有下去过。但他们若有困难，我一定全力想办法帮助解决。
有一次付江同志对我讲：铁矿井中，打眼放炮后，换新鲜空气太费时间，问我有什么省事的办法？他们是用“土坯”沿矿井通道搭成风道，再在井口外面接连风箱，用风箱向井内吹压新鲜空气，将放炮后的尘烟挤出井外的。我想了一下，对付江说，不如将风箱的活门倒换个方向，将向矿井内吹风，改为由矿井内抽风，这样可能快些。付江同志照改了，效果还好。这很简单：风道容积比矿井容积小，烟被吸入风道后，也就与人身隔绝了，当然用风箱抽出尘烟，比打入空气挤出尘烟来得快。这不需要地质学，矿物学等方面的知识，我自然可以出些主意。我虽然常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但世事总是浩如烟海，没有取舍，不集中地使用力量，如何能高效率地工作，达到原来预期的目的。
晋察冀边区地处敌人后方，直接威胁平津日寇，日寇对它的扫荡是频繁而凶狠。日寇的“扫荡”也有一些不太准确的规律。一般说来，春季和秋季，天气适宜于行军作战时，他们就集中兵力，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叫
“春季大扫荡”和“秋季大扫荡”。
一九四一年秋天，日寇以七万之众，对晋察冀实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
军工生产是日寇“扫荡”的重要目标。这时节，我们也就采取“大的动作”对付他们。我们工厂生产几个月，被迫卸下机器设备，藏起、埋好，拉起队伍去打游击，这是根据日寇进攻的情况决定的，已经成为常事。如果不发生这种情况，连续若干月，安静地进行生产，反而成为“例外”。平日，敌人不断有小股兵力的“扫荡”，多是局部的，我们也就局部地对付他们。只在被“扫荡”地区的工厂，进行坚壁和转移，其它的地方，只是提高警惕，注视着日寇的动向而已。
至于伪军，不过是跟在日寇屁股后面跑，单独行动的时候比较少。
工业部各工厂是用打游击方法进行反扫荡的，这主要是和敌人“兜圈子”。敌人向北，我们就向南，敌人向南，我们再向北，人既疲劳，又可能和敌人“遭遇”。而病号们，住在卫生所里，听见有情况，就换上老乡的服装和老乡们一齐藏在山沟里，人既不疲劳，受损失的机会也小。因此，职工们提出一个建议：“改变游击方式，全体职工改穿便衣，一有情况，就采用分散、钻山、隐蔽的办法。”这个建议被上级采纳了。于是，工业部全体人员，除部长、政委和警卫排战士之外，平日就都改穿便衣。
这次，我们化学科和矿冶科的干部们，去的是大安沟东北面山沟里一个小村——白草寺，村里只有几户人家。听说日本兵已经到了下面沟口，离我们住的地方还有八、九里路，现在是敌人扫荡时期，我们很警惕。天一明，我们就分散爬上高峻的山坡。等太阳落山了，我们再爬下来，回到村里。这时节，正是天气晴朗，一轮明月当空照的时候。防备敌人夜里或黎明前，顺山沟摸上来，将我们堵屋里，我们就轮流地在村边站岗放哨
那时节，我们谁也没有表。在边区山沟里住久了，人们已经不习惯用表，只看太阳的位置和听着部队的号声，安排自己的活动。个人的表早已丢掉不用了。为了换岗，我们做了一个“月规”，用月亮移动的影子，推算时间。这实际是件蠢事。月亮不同于太阳，它影子移转的时间是不均匀的，不能拿它作为标准。只用了一次，发现有问题，就废止了。
渡过了敌人“扫荡”时期，直到敌人撤退，我们才又回到大安沟。
回到大安沟后，听到几件不幸的消息：
一是，七连的一部分大约有三、四十位同志，由西北方向向大安沟的转移。
工业部政治处，当时随队工作年仅二十岁的青年干事李子文同志，带领工人顺着一条山沟突围，在大安沟的两面和敌人遭遇。那是一条曲折的峡谷，前后都被敌人用机枪火力封锁了。同志们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有一段一人多高的陡峭石壁挡住去路，如果能爬上块很大的大岩石，还可以从岩石背后走开，脱离险区。这块岩石很高，一个人靠自己的力量是爬不上去的，必须有人从下面托着上去。这时李子文不顾自身的安危，在岩石下面，用自己的身体陆续把工人一个一个的顶举到石壁上，使他们爬上岩石。他把别人都托了上去，送走了，最后他只剩孤身一人无法攀上巨大石壁脱险。敌人冲上来，李子文同志拉响了手榴弹英勇地牺牲了。
这次日寇到了大安沟。烧了两间房子，打破了几个缸，缸里的残酸冒出了呛人的气味。也许吸取了在杨家庵村被炸的教训，敌人没有敢作其他的搜索，就匆忙地撤走了。
第二件不幸的事，是五连埋藏的机器设备，被敌人挖到了，这是个大损失。敌人在五连所在地，长时间地挖、找，坚壁起来的机器设备大部分被敌人找到，破坏了。为此，在扫荡结束后，工业部立即命令所属工厂，凡能用上力的将其它的任务暂且停下，集中力量突击生产五连所需设备和工具。三个月过去了，工作完成，再一次将子弹厂装备起来。
紧接着还听到几件使我震动的事。
劳森同志因病故去。
军陶瑞同志也因病故去。
军陶瑞同志，奉命去收集钢轨（钢轨是做枪炮设备的好材料，也是做掷弹筒必须的原料）。收集了钢轨，还要从平西（北平西边）往晋察冀运回来才算完成任务。他走后，近半年没有音信，还有人认为他可能逃走了。半年后的一天，他突然押运着大批钢轨回到工业部。从平西把钢轨运到晋察冀边区兵工厂，首先需要把拆卸的铁轨，或锯或烧红折断弄成一节一节的以便运输，路途遥远需要设站转运。然后，组织老乡的驼队，并跟随老乡风餐露宿负责转运，沿途要经过数个县，其中需还绕过敌占区，渡过了水流湍急的拒马河，越过拒马岭，经过半年的艰苦拔涉，终于把一大批笨重的钢轨运到目的地。他在外面，却因吃尽了千辛万苦，本还算健壮身体，因过度劳累人却一下子垮掉了，回来后不久病逝了。
他们身体原来并不坏。在边区的艰苦生活中，或者说预防疾病条件，营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不具备的环境中，疾病夺去了有卓越绘画才能的劳森同志和尽全力为军事工业所需原材料奔忙的军陶瑞同志他们的生命。
这些同志们都是青壮年，在不应逝世的年龄故去。他们把自己的青春无私地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这使我觉悟到这场抗战，真是毛主席所讲的“持久战”。不但全局如此，就个人而言也是如此。同志们如果在这场战争中不被敌人搜杀，或不被恶劣的环境条件夺去生命，还能活下来，他们还能继续战斗，一定能见到最后的胜利。
军陶瑞，是北平协和医院的负责刷洗玻璃器皿的职员；1938年8月与张方、刘云等人一起到冀中根据地参加八路军，与张方同时分配在冀中供给部技术研究社，参与制造氯酸钾高级混合炸药，并带领刚从农村招来工兵们数次炸翻日寇火车头；同时，多次运输军用物资；1939年春因“熊案”技术研究社全体技术人员被牵连，研究社消失；“熊案”结束后，继续运输军用物资；最后一次是，为了根据地能有优质的钢材造枪炮子弹的设备，奔波穿梭在敌占区长达半年之久，成功运送钢轨到冀中根据地，自己却因劳累过度，病逝在军区卫生室。
寻找不到关于他年龄、原来姓名、祖籍、家乡、学历等等，以及他的家人的任何信息。他没有谈起过关于自己家的任何事情，由于又改了名字，可能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早已为抗日牺牲了。协和医院也没人知道在他们医院曾经出过这样一位抗日英雄，抗战胜利以后没人问起他。加之每次技术研究室人员合影，他都在敌占区与根据地之间为运输军用物资奔忙，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留下一张影像。只在父亲的书中能见到他为祖国为人民为抗日而作出的一切。1941年底前后因公病逝。
劳森，广东三水县人。1937年刚升入高中，接着“七七”事变爆发，他就参加了救亡活动。
1937年由广州北上，1938年1月由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安塞青训班学习。毕业后到抗大学习。1939年春，参加延安山脉诗歌社，五月担任编辑。同年9月随抗大总校到晋察冀边区，当即坚决要求到工厂里锻炼。留在了晋察冀军区军工部，努力于反映敌后军工生活的诗歌和绘画创作。
1941年12月带病坚持工作，并到厂里突击政治工作。
日上午五时。因害伤寒病逝于国际和平医院，逝病时，年仅二十四岁。
打头阵，开工去！
回去！回去！
沿着 “扫荡”的疯狗滚蛋的河槽，
（用我们的勇敢，
“据点”的威胁。）
是十月了……
十月的风里，
坚壁在地里的家具
到处都叫唤我们。
打头阵回去！
柴油机和化铁炉来，
早等的焦急了。
黑砂子和模子来，
翻沙在烧了房顶的场上，
好突击出一批
炮弹皮和手榴弹来……
好准备招待
再来的敌人。
勇敢地回去！
要打头阵开工了。
新的“捷克式”
工厂歌谣之一
新的捷克式闪着寒光，
一批又一批地出厂；
当那个熟手，
打中试射表上，
晋察冀的天空便宣告了，
"这土地又生长了力量！”
新的捷克式闪着寒光，
看着它就象看到胜利的光芒：
当那个熟手，把第一枪
打中试射表上，
同志们都哈哈大笑了，
“子弟兵搬来铁和钢，
我们便把新枪换上！“&&&
1941年6月在唐河畔
发疯一样地，
发疯一样地，
用那双手：
硬要把那被压住了的地底泥土挖开，
硬要把那被掩埋了的他底命运
他那双手，
又多筋又多骨头，
那手上沾着的是
黄土和血……
他擦了把汗，
发疯一样地，
发疯一样地，
用那双手：
田园被摧毁了，
生命被伤害了，
再生长，垮了，
用那双手，
硬要把荒滩修好，
筑他新命运底田地。
1941年，也是晋察冀边区人民抗日战争以来，灾难最为深重的一年。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它包括晋东北、冀西、冀中、平西、冀东、察哈尔和冀热辽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是插入华北日本占领军心脏的一把尖刀。抗战初期，侵华日军从没停止过对根据地发动围攻、清剿和“扫荡”，妄图解除他们这一心腹大患，结果都告以失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企图把华北变成他们的兵战基地，为此，日军主力回师敌后，调任冈村宁茨担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为消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堵绝八路军挺进东北的前进道路，断绝晋察冀边区军民与延安、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冈村宁茨制定了最恶毒的“无人区”计划，命令日军把“无人区”所有的粮食、财物包括长在地里的庄稼全部抢走或烧毁，所有的碾磨砸毁，
所有的水井填平，所有的树木一株不剩地砍掉。如果谁不愿走或者藏起来，
一旦发现当即枪杀。企图把所有村庄、所有房屋、农具全部烧毁，连人们居住的窑洞也都要连根挖倒。不论男女老幼，全部强逼搬到日军指定的地点，即所谓“部落”“人圈”“围子”和“治安区”去。
潘家峪是河北省丰润县（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腰带山中的一个山村，当时潘家峪周边的村庄全是敌据点，而潘家峪不但没设过敌据点，连伪保甲组织都没建过。敌人发来的“良民证”“户口册”“门牌号”全部被烧毁，没向敌人交过一粒粮、一根草、一分钱，没出过一个叛徒，潘家峪成为抗日堡垒村。潘家峪人民为保护革命根据地，引起了敌人的刻骨仇恨，丧心病狂的要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
日寇于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28）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潘家峪大惨案。
1941年1月25日晚（旧历腊月28日），驻唐山、丰润、滦县等16个据点的3000多名日军、1000多名伪军，在日本指挥官佐佐木的率领下，从四面八方悄悄地开到潘家峪。他们进村后便逼着全村1500多人先到村边西大坑集中，逼问八路军的去向。敌人又把群众驱赶到村中的潘家大院（地主潘会林的住宅），把大院封锁起来，用步枪、机枪向赤手空拳的群众疯狂扫射，并放起了大火。
大屠杀一直延续到次日下午7点钟。全村有1230人被杀害，1941年1月25日,3000多名侵华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日军仅在潘家峪惨案中就屠杀了1298名无辜的中国人,放火烧毁房屋1235间,其中有儿童妇女658名,有23户人家被杀绝。96人受伤，全部财物被抢劫一空，1235间房屋全被烧毁。大院里面，穿堂跨院，房前房后，屋里屋外，有许多亲人立着卧着被烧死。许多亲人被烧成骨灰，有的被烧成一堆焦炭。在安葬亲人时，就有800多人被烧得无法辨认。全村幸存者只有300多人。
晋察冀边区党的机关报《晋察冀日报》1941 年
日，对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罪行作了如下报道：　　“敌寇为了破坏我根据地，在其占领地区切实施行强化统治起见，把东北沿用之‘归大屯’的一套血腥办法又复施行于华北。由敌片山兵团长及盂县、平定、五台之伪县长下令实行‘并村政策’，划分各地为‘无人区’与‘治安区’两种，对‘无人区’实行‘三光政策’，杀个鸡犬不留，对‘治安区’实行奴化统治。第一批盂、平两县已划定百余村为‘无人区’，勒令居民于
日一律搬往‘治安区’，否则即全村毁灭，我同胞莫不痛恨万状，誓死与敌周旋到底”。
“敌在我二分区石砠、门限石、耿镇、高洪口、柏兰、上下社之线，建立据点后，划该线以西为‘治安区’，以东为‘无人区’，企图将该线以东村庄焚毁。迫使该区民众，离弃家乡，走向其‘治安区’，正如过去敌在东北之并村办法，目前该区部分群众，已被迫集于敌之据点附近。最近敌寇以二三百人为一路，强征民夫，在该区掠夺秋收，运往‘治安区’。敌寇这一阴谋，在彻底摧毁我之根据地后，并有可能在其他地区及其他各根据地来用同样办法”。
《血肉筑起新长城——忆1941年夏西野北村惨案》
《平西纪实——涞水县日寇制造无人区》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报刊》
李子文烈士
军陶瑞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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