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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校花校草，体验校园广场胡文辉：作为回忆文本的《燃灯者》
　　《燃灯者》可算是一部横空出世的书。从报章到网络，几乎是一面倒地叫好，而我，无论对作者赵越胜先生，还是他回忆的对象周辅成先生，都几无了解，没读过他们的论著，以至于我曾不免势利地想，有那么神吗？恐怕有一点文化光环的效应吧？
　　听闻内地版是删节本，遂从网络下载了电子本，并打印出来。读毕，觉得确实不差，文采焕发，字句干净，也不无深刻的思辨，赢得掌声响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原来手头有一部“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读赵著，才知道还有一部书名差不多的书：周辅成编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上网一搜，始知此书十分稀见，赶忙订了一部复印本。到手略检一过，体例与“文学家艺术家”一册完全相同，网罗人物及著作甚丰，摘选细致，条目清楚，更超前地附有人名索引，甚便参考。仅此一编，就可见编者对于西方著作和思想的学力，尤其在中国的知识语境中，更可谓不是“著作”、胜似“著作”了。
　　不过，我猜赵著有文化光环，也不算错。作为一个思想文本、启蒙文本，它相当出色，配得上那些掌声；但作为一个历史文本、回忆文本，它却是有缺憾的。而我重视此书，却是由于其历史价值，因此，我要以回忆录的要求来衡量它，提出一些批评性的意见，而不是加入到为其浓厚的道德理想和人文精神喝彩的行列。
　　“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
　　赵先生对周辅成的描述，处处带有自觉不自觉的神化笔调。第三节写第一次上周家拜访，周带他到书房，“顶头有一架书，都是外文，其中一套，暗红色皮面，烫金书脊，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中央。我过去用手摸，听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康德全集’。先生语出，我摸在书背上的手似乎触电。……我与先生相对无言。夕阳正沉在未名湖上，一缕金光入室。刹那，这狭窄局促的小屋显出辉煌。”又第十二节，讲他从国外给周打完电话后，“先生言犹在耳，透骨的悲凉弥漫开来。寂静中，仿佛见到先生，在清河小营哲学班的教室里。先生刚擦完黑板，回身转向我们，飞舞的粉尘在阳光裏挟下变得金灿灿的，罩在先生身上，先生的身影模糊了，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而耳边的天音却有着川音：‘巴门尼德说存在是一’。”
　　——这两处的描述，让我想起台湾吴咏慧（黄进兴）写罗尔斯的笔法：“波士顿初秋的下午，夕阳斜照，有点暖意，最适合听哲学讲演。罗尔斯那天很卖力地论述他对康德哲学的解释，意在反驳20世纪‘功利主义’的大师穆尔的论点，真是毕生罕见的世纪大对决。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眩目。”（《哈佛琐记》，三联书店1997年版）十数年前读此，在书边批了一句：“这一段颇精彩，但又太‘圣化’了。”今读《燃灯者》此处，自然也有同样的感受。
　　层累地造成的成分
　　赵先生作为学生回忆恩师，多少有些神圣化，还是可以理解的。对场景的刻画过于具体，过于细腻，显得不真实，似也无关紧要。但有时顺带将个人的、事后的体会融入回忆中的老师身上，使得周辅成的形象里夹杂了一点赵越胜的表情，这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如第五节，写日本电影《望乡》1970年代末在大陆公映，引发轰动，并引起一些卫道士的攻讦，赵为此写了篇《〈望乡〉的伦理学》，而周看后表示赞许，“先生说你谈《望乡》的伦理学，实际上是谈妓女的道德。这看似悖论。妓女在世人心目中总和道德沦丧相连。妓女这个名词似乎就是道德败坏的象征，但谁能说妓女就没有道德？先生说，谈妓女的道德人格，古今中外并不罕见。古有唐人白行简的李娃，清人孔尚任的李香君，今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外国有萨特的丽茜，《望乡》中的阿琦婆。她们都是心中有大义大爱的人。”《望乡》公映是在1978年；赵文发表在《光明日报》，我没有查具体出处，但想来不晚于1979年（编者注：赵文发表于日）；而陈寅恪的遗著《柳如是别传》是1980年8月才刊行的。因此，周当时不可能提及陈寅恪和柳如是，那可能只是出于赵后来的想象和铺衍，借用顾颉刚“疑古”的话，可以说是一种“层累地造成的记忆”。还有，“萨特的丽茜”出自其小说《可爱的妓女》，小说后拍成电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1980年代初曾引进中国——我怀疑，甚至这个丽茜，也未必真的出诸周辅成当日之口，一样是来自赵越胜今日之笔。
　　对此，可以找出点旁证。第八节写周谈起戴震，“先生以为，这是戴震思想的中心，归乱源于统治者，而人民是受害者，这表明了戴震的人民立场，其实这是先生观察社会、评判是非的一贯角度。在平民与权势、卵与石之间，先生总是站在平民一边，站在卵一边。”村上春树那句“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的名言，是2009年2月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的，而《燃灯者》完稿于同年9月，定稿于10月。因此，赵在行文之际，很可能不自觉地借用了一个新近流行的比喻来形容当年的周老师。这证明赵越胜在写作上确有“层累地造成”的成分。
　　几处小毛病
　　此外，书中还有其他的小毛病。
　　第二节写初访周时，周已强调第一要事是学英语，“不懂外文，学不深的。将来你要读的书大多是外文的。现在回想，不知先生为何认定我会去念外国哲学。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英文大字不识一升，而先生似乎先知先觉，已经看到国家要大变了。”拜托，这算什么逻辑呢？你所以读外国哲学，明明就是周先生的指导造成的，怎么倒成了他“认定”你将来会读外国哲学，证明了他的“先知先觉”呢？
　　第五节谈《望乡》问题，讲到近代被拐卖去东南亚为娼的那些日本贫苦女性时说：“她们渴望回到故土，回到亲人身边，死后的埋骨地也面向大海，朝向日本。所以电影的名字叫《望乡》。”这是记忆不清，有点想当然了，其实电影里的情形恰恰相反。《望乡》的原作者山崎朋子后来在《山打根的墓》一文中特别谈及此事：“一切坟墓都朝向山打根湾，背对着日本……日本对她们来说是幼小时生活过的地方，从心情上讲是怀念的，但从本质上日本又是她们憎恨的对象。……我感到背对日本面临山打根湾而立的无数无依无靠的日本妓女的孤魂，对祖国日本是采取了一种拒绝的态度。”（《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日妓的墓背向日本而立，透露出一种弱者无告的愤怒，一种死者无言的反抗，我觉得恰恰是《望乡》里最深刻也最感人的一个细节，是不可不辩的。
　　读过《燃灯者》的电子本，发现内地版虽未收入《忆宾雁》、《骊歌清酒忆旧时》两篇，却另收入一篇电子本所无的《聊与梅花分夜永》，故又买来一阅。全文涉及儒家理想最多，可见周辅成在见识上过于理想主义，其思想维度不离道德、文化、人格，不免有些书生之见。而赵越胜感慨“当下的士林已远不是先生那一代人在青灯独守、古卷常翻中凝练出的沉静深邃”，也不免有些欧阳修所谓“凡人之情，忽近而贵远”的心理。其实周辅成那一代人，又有几个算得上“沉静深邃”呢？在学问上比周更有成就的冯友兰、金岳霖又如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
　　我们对“师道”不满的心理投射
　　读毕赵著，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周对赵那么好，也是由于他作为老师太过寂寞了，在政治高压下，他实在缺乏传道授业的条件和对象；他对赵倾注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诚然是照亮了他的心灵，但那只是赵先生一个人的幸运，却是时代的不幸！近阅韦政通对新儒家牟宗三的回忆，特别提到牟爱护学生备至，“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看过像他那样爱护学生。”（《牟宗三先生的生活片断》，《时代人物各风流》，中华书局2011年版）我就有些刻薄地想：牟宗三1950年代在台湾时还门前冷落，也就难怪他那么爱护学生啦。而以大陆的学术环境，周辅成的寂寞，显然又是远过于牟宗三的。
　　我又想，《燃灯者》所以引来满堂喝彩，恐怕也跟时下的文化心理有关：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舆论颇有“师道沦落”之叹，正因此，才更需要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燃灯者”作为榜样；对“燃灯者”的热情，正是我们对“师道”不满的心理投射——正如对《批判官员的尺度》一书的热情，显然也是我们对官员不满的心理投射。
　　终究是出于对师友感激太深的缘故……
　　作为一个记忆文本，《燃灯者》还让我想到两个话题：
　　一是1970年代的集体记忆问题。
　　前两年读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就有一个感觉：“文革”的回忆已经很多，但过去大多侧重1960年代，而1970年代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也应当开始重视和挖掘了。也许，它会成为下一个回忆热点吧？而在我看，这部《燃灯者》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为1970年代的知识状况和精神气候提供了一个反思性的文本。
　　说到这，吴亮先生约略同时推出的《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也是一部以1970年代为中心的青年回忆录，正可与赵著相提并论。吴著文字较枝蔓，想表述的内容太多，缺乏剪裁，作为阅读文本远不及赵著。但赵著只写了周辅成等三位“精英人物”，只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高端；而吴著内容更为丰富，着重记录他作为普通人所接触到的书本，反映了知识界的一般状况。论历史和思想价值，两书各有所重，亦各有所长。
　　一是回忆录的写法问题。
　　学生写老师，向来是回忆录的大宗。而其中的大多数，无非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式的写法，借用《仰望陈寅恪》这个书名，可称为“仰望派”。但也有个别狂士，下笔轻薄露骨，如李敖写姚从吾“长得一副中原老农相”，写殷海光“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这只好称为“俯瞰派”。还有一种，对老师就事论事，有赞有弹，如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庶几近之，则可称“平视派”。
　　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曾引过唐德刚的一段话：“胡适之先生讲学一辈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继承胡学、研究胡学，就千万不能忘掉这一条胡适遗教的中心要义。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纪念胡适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这个“半肯半不肯”的态度，也就是“平视”的态度，我最赞同。
　　从此角度而言，尽管《燃灯者》是一个很有光彩的文本，但显然过于“仰望”了。在赵的笔下，周辅成的形象何等完美，似乎梁启超写康有为，罗尔纲、周汝昌写胡适，严耕望、余英时写钱穆，也有所不及吧。——相比之下，他写刘宾雁，倒较为切实的。
　　不过，《燃灯者》的跋写得甚好。可见赵先生是“未免有情”的人，将师友视为他个人的“燃灯者”，笔下虽嫌过于渲染，但终究是出于对师友感激太深的缘故。这样的话，我的批评又嫌过于较真，缺乏了解之同情，未免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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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浊浪翻涌中的一股清流《周辅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小记
　　肖雪慧：浊浪翻涌中的一股清流——《周辅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小记时间:&&& 作者:肖雪慧1．相聚在老人去世之后周辅成先生去世一年之后，今年6月12日，“周辅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在清华大学甲所举行。我是一月中旬收到书面通知的。实际上，周先生去世不久，他在京的弟子就已经积极着手筹备。万俊人是周先生的关门弟子，跟老人情谊甚笃。老人去世后那段时间，万兄邮件中有一句“先生的丧事之简陋，令人心痛”，这话，现在想起也难过。那时他在邮件中就提到正筹备纪念会和周先生文集出版事宜。岁末收到邮件，告知会议通知将很快由北京寄出。十来天后，就收到了。学生齐聚为周先生祝寿，是万俊人和周先生所有学生多年心愿。记得大概是 94年那次去北大，他告诉我，待2001年周先生90岁时，准备为先生庆寿，那个时候，海外漂泊的弟子应该能回国了。还说，一定请我一起参加。然而，这个预期落空了。不过，正巧周老九十岁那年，我因《独钓寒江雪》出版去北京，上朗润园看望了他。那段时间老先生倍感孤独，特别是此前两年，万俊人离开北大哲学系去清华，他很伤心，几次信中提起，总认为北大更适合他这个得意弟子的发展。不过现在看来，留在北大未必更好。为周先生做九十大寿的预期落空，如今，周先生已逝去一年，6月17日是他九十九岁诞辰日，传统上，九十九时做百岁寿诞。这个百年诞辰纪念会，海内外学生，能来的都来了，不能来的还是不能来。但无论如何，周先生的子女、弟子和忘年交终于有了一个机会相聚畅谈。会议安排在清华大学甲所。其实，最该举行这个会议的地方是周先生为之服务半个多世纪的北京大学。不过甲所也挺好。甲所隔壁就是保存完好的国学研究院旧址——这地方现在被清华大学行政中心占据，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年，周先生作为我国创立研究生教育体制之后首批研究生之一，就在这里求学。这期间，他一边作东西方哲学史和伦理学的研究，写下一批极富创见和深度的哲学、伦理学、美学论文，一边承担着编辑清华大学文科理论刊物《清华周刊》的任务。虽说纪念会没能在周先生长期工作的地方举行，但在他青年时代求学之地进行，我想，老人若泉下有知，还是会感到安慰；而对清华，纪念会让人记起曾有周先生这样的学者在此研读，忆起这所百年老校早年的辉煌。2.中山大学一封信、北京大学一个人座谈会邀请人不多，总共就二十来人，都是周老的弟子和忘年交。三位八十上下的老者引人注目。他们是1949年之后北大哲学系最早几届学生，视周老为恩师。其中一位是老地下党，他的亲人、长辈中出了四个烈士，他自己也立誓成为忠诚的党战士。为了“提高思想和理论水平”，以更好“为党工作”，49之后进了北大哲学系，学业结束后分配到市党校，“跟党有了近距离接触”，于是“终于明白了党是怎么回事”。他的“明白”，换来一顶“反党分子”帽子。除三位八旬老者外，与会者中最年长的就是中山大学的章海山教授了。他六十年代师从周老，主攻西方哲学史，是周老第一个研究生。用周老的话来说，他是“第一个受过伦理学基础教育而执教的青年教师”。尽管年逾七十，章海山还是为了这个纪念会专程从广州赶来，跟周先生的情谊不说也可想而知。我有些意外的是，他代为宣读的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萍女士的一封信。这封信以李萍女士本人和中山大学的名义向周先生表达敬意，为周先生早年曾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而深感荣幸。信写得情真意切，全无时下大学当局惯用的那类官话，这已属不易，而毫无避讳的高度评价这位不受权势待见、被边缘化和排斥的大学者，更不易。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态度令人无语。去年周老、季羡林先后去世，两位老者学识、人品的高下，人们心中有杆秤。但北大校方似乎已经习惯于看政治权势眼色行事，对周老去世表现出很不体面的沉默，几乎与此同时，却随“弘扬国学”的官方意图起舞，高调配合，大办“国学大师”丧事。这次座谈，通知上写“由先生曾经求学的清华大学哲学系和先生长期执教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但另一主办方似有难言之隐，仅一人到会。到会的他，对周先生十分尊敬、对周老的故去痛惜、难过，但我觉得他显得有些尴尬，而这份尴尬，本不该落到他头上。去年从北大哲学系讣告看到周先生于1987年“因故退休”四个字，已猜到他非正常退休跟他那位著名弟子竞选人大代表有关。这次，好几位会上会下都提到当年旧事：有关部门有书面意见，大意是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怎么能带博士！然而，选举与被选举权是经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参加竞选并胜出，怎么就成了罪过？甚至成了学业导师的罪过？不过，有关部门用不靠谱的说法把周老排斥于他终生热爱的事业之外，这不奇怪。但北大校方亦步亦趋，对周老的排斥、冷落甚至延续到老人去世之后，尤其是对先后去世的两位98岁老人厚此薄彼，反差强烈，把大学的不独立、没骨气表现得十分不堪。3.“他热爱学生”“唯有对周先生的评价中有一句'他热爱学生！’”——没记住这句话是周先生哪位弟子发言时说的，也没听清说的是何种情况下对一批北大老先生的评论。但这句话本身，我印象深刻。他的学生忆起读研时，周老让学生自己安排每周每天一个学生上他家面授。这让我联想起十多年前读过一本书中以诙谐笔调介绍的牛津大学导师制：学生到教授家中，烟不离嘴的教授总是使劲喷烟，学生就在一对一接受教授几年喷烟中领悟学问的真谛，四年下来，被喷成一个成熟的学者。周先生的陋室，架上满是书，墙上是他的手书条幅，头脑中是几十年知识积淀和思考，到他家，听着周先生洪亮的谈话声和爽朗笑声，就置身于一个学问的气场，学生一对一接受指导并徜徉于广阔无垠的知识和思想天地。做他的学生是幸运的，但幸运的并非只是他的学生。从伦理学恢复到周先生1987年“因故退休”，短短几年，有缘师从周先生，当他弟子的不多。这次到京参加座谈的，好几位都不是周先生的弟子，但跟周先生的师生情谊不下于他的弟子。来自湖南的李建华，现已是我国伦理学界有成就的学者。他刚发言，万俊人一句插话引得大家忍俊不禁：“那年先生招收四名，建华刚好考了第五名。”李建华佩服周先生的学问人品，考试失败，极端沮丧之下给周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没料想，周先生很快回复一封更长的信。周先生的鼓励和开导助他走出了情绪低谷，此后，周先生一直跟这位并非弟子的弟子保持联系，无保留地进行思想学术交流。兆明兄也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站期间常去北大周先生家拜访，从那时起就一直得到周老的支持和鼓励。199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道德生活论》出版。出版前，书稿寄给了周先生，周先生看稿后反复写信交换意见，又欣然提笔写序，对青年学子的探索精神给了很高评价。书稿交付出版社后，周先生建议用罗丹的思想者雕塑作书的封底。当时，这尊雕塑的照片不好找，周老听他说没找着，也帮着找，最后，把自己一本藏书中的《思想者》雕塑照片撕下随信寄去，信中叮嘱：“用后还给我！”这个小小细节十分动人。周先生学问根基深厚、融通中西，对印度思想、文化也有很深研究，是我国大学近几十年来很稀缺的学者。他被排斥于教学之外，是中国学界损失，但直接受影响的，是他的学生。万俊人访美时对流落异国他乡的大师兄说了一番话：“当年那些事的是非不去说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你，先生不能上课了，我们没有机会在先生门下读博士了。”他师兄听了，潸然泪下。4.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周先生的长子是从重庆赶来参加他父亲纪念会的。他谈起他父亲一生最推崇两个人：吴宓和许思园。我自认阅读面算广了，对中外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有兴趣，可许思园，却陌生。直到看了周先生文集《人与人的解放》中那篇“许思园的人生境界和文化理想”，许思园才进入视野，知道了这是一位20岁就用流畅英语写书、且书一出版就引起海内外惊叹的奇才；一位终生践行自己道德哲学思考的真人。这次会上，周先生长子的长篇发言，更勾起我强烈兴趣。会后到万圣书店，第一件事就是查询许思园的著作，但没有。在书店跟朋友聊起，他们马上网上淘书，仅两个网上书店还各有一本许思园的《中西文化回眸》，我得一本。从北京回到成都，两天后就收到，一收到就放下其他事，先读这本。这是许思园中国哲学论、中国文化论、中国诗论以及科学原理研究的合集。他的处女作《人性及其使命》并未收入其中。《人性及其使命》是写成6年后，在1933 年出版的。出版后受到吴宓、张东荪、泰戈尔、纪德、托马斯.曼、范佛勒、桑塔亚纳等众多中外思想界著名人物激赏。托马斯.曼断言“此书之出版定能使作者思想、天才为举世所注意。”英国戏剧家白克司赞赏其文字“庄严肃穆”，作者“对于人类永久的问题比诸政治上、经济上喧闹的纷争更为关心”；奥地利诗人范佛勒认为作者提出的“是一个能融化欧洲数百年来思想产物与古远的东方智慧在一起的哲学”；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大为赞赏“富有理想及优雅情操”、“作者在内心分析方面擅有特殊之天才”……等等，这些，我在读淘到的《中西文化回眸》时也处处感受到，虽然书中部分观点我不尽认同。许思园在科学方面也有很高的研究兴趣和洞见。1942年用法文写的《从一种新的观点论几何学基础》，受到法国大数学家高度评价；那段时间先后出版的《相对论驳议》法文版和英文版，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提出批评质疑，引起当时很多著名学者重视。在美期间受爱因斯坦邀请，到家中纵谈战争、宗教、哲学、科学……1949 之后，许思园的命运发生逆转。5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57年被划右派后，开始还可以教授英文，到64年，连这也取消了。在困顿、寂寥中，有人劝他也学北京那些名教授写点批林批孔文章，以改善处境，他涨红了脸：“我不干！”1974年，在曲阜县医院病逝。时年67岁。①托马斯.曼根据许思园20岁写出、26岁出版的书预言：作者的思想、天才定为“举世所注意”。但1949之后没几年，正当盛年的许思园，正常研究之路遭遇不正常的政治而戛然中止。网上淘的《中西文化回眸》中那几论，都是年间写的。这些篇章，是他去世五、六年之后，周先生得知消息，找出遗稿 “为朋友们编的”。而许思园的去世乃至他1949之后二十多年的生活，几乎无人知道，周先生也不知道。一个才华横溢、思想和人格卓然独立、早年就引起“举世注意”的学者，就这样不为人知了，身前身后都孤寂无闻。周先生的遭遇跟许思园有些相似。还在世，就因被刻意排斥和边缘化而很少为世人所知，即使学界中人也知之不多。这情形，跟他的学问和对学术的贡献很不相称。周先生的长子说，许思园浓缩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父亲也一样。从1949之后直至周先生去年去世，这一言难尽的60年，周先生见证了中国思想、学术界遭遇的持续逆淘汰，他本人则不可避免地成了逆淘汰目标。而整个中国思想、学术界持续逆淘汰，大半个世纪下来，留下了一堆泡沫翻滚。5.学界劣币逐良币的现实和媒体的“存疑”周先生痛惜地说，许思园“死在大家都是沉默低头的时候，大家脸上没有笑容的时候”。相比之下，周先生本人在1949之后，总算还有过短暂几年相对正常的学术环境。周先生性情豁达，不论环境正常与否，都在坚守。伦理学被取缔后，他从不放弃恢复这门学科的希望，一直为之努力。他坚信，一个国家取缔伦理学，是不正常的。早在57年“反右”之前，他就几次参加恢复伦理学的讨论。从60年代起，周先生既做组织筹备工作，又从培养教学研究力量上着手。如前说，文革后，中断近三十年才恢复的伦理学，“第一个受过伦理学基础教育而执教的青年教师”，正是他六十年代的学生。在恢复伦理学无望的那个时期，周先生为将来重建伦理学作了一项远比他的其他筹建准备更重要的工作：以单干方式自己组织人手编译出版了大型作品《西方伦理学原著选编》和《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这两部原著选编、言论选辑为日后学科恢复后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学术资源，使之不致面对一片荒漠。去年得知周先生去世，写纪念文章时，我一个特别的愿望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可敬的老人对我国学术的贡献。根据我所熟悉的我国伦理学界情况，写了《记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奠基人周辅成先生》。文章开头介绍：“说周辅成先生是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奠基人，不仅因为他在北大组建并领导了我国最早的伦理学研究室，参与了创建中国伦理学会，更因为他在伦理学被打成反动学科、成为禁区的年代，不懈地为将来建立这个学科作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学术准备——编撰出版《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下卷和《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这几部著作把后来者带进伦理思想史、带进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进程之中，使之具备基本的人学知识，这对任何致力于伦理学研究的人来说，都是基础性的。”对周先生贡献于中国伦理学的上述几方面介绍，都有坚实的事实支撑，绝非后来那些地位显赫的“学术权威”可以相提并论。而周先生早年在清华国学院就致力于中、印、西方哲学研究和伦理学研究，他广博深厚的学术背景，更是那些功夫在学术外却好风凭借力、扶摇上青云的“权威”不能望其项背的。然而，周老在1984年就被排斥于他参与创建的中国伦理学会之外，1987年又“因故退休”。而当他淡出于人们视野之时，学阀不仅控制了整个学会，更控制了全国伦理学硕士、博士点的分布。逆淘汰导致学界中真学者与伪学者的倒置，使真学者淡出于人们视野。所以，当我把文章发给一家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报纸对 “中国伦理学学科奠基人”的定位“存疑”，就不奇怪了。纸媒体对周先生的学术地位“存疑”，文章只能挂在博客上。这次会上，从赵越胜的姐姐口中才知道，在一片沉默中，总算从我那几篇博客文章听到一点微弱声音。这次还知道，有些声音发出来后，很快就被“网络故障”吞没了。万俊人的师姐姜女士就遇到这种情况。他这位在美国大学哲学系当系主任的师姐说，得知恩师去世，很伤心，写了文章追念先生，文章挂在北大哲学系悼念网站，可不知道什么原因网站被黑，什么也看不到了。6.“一条永远的清流”几个月前，收到朋友发来赵越胜六万字的《辅成先生》，一口气读完。是我所了解的周先生：至情至性，不阿权贵，嫉恶如仇，又宽宏大度。但更立体更丰满。而我最感慨的，还是这位文革时期的青年工人跟作为北大教授的周先生之间那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关系。赵越胜的《辅成先生》不胫而走，很多过去不曾了解周先生的人通过它知道了还有这么一位可敬的老先生。这次纪念会，我以为赵越胜能来，但没能来，不过，他的姐姐来了。会后，在饭桌上，听她聊起，知道赵越胜已经将《辅成先生》跟他写另两个人物的文章一起结集出版，书名《燃灯者》。说到这本书，她讲了一个小插曲：去年追悼会上，看见一位悲伤的中年男子在周先生遗像前使劲磕头。心想一定是万俊人。这次一见着，就把要带给万俊人的《燃灯者》送给了他，一介绍，知道认错了人。原来，他是万俊人的师兄，专程从海外赶来。他发言不多，但一句“永远记得老师富有感染力的爽朗笑声”，引起所有人共鸣。那是只有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人特有的笑声。这位智慧的老人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依然清醒，这真是一个奇迹。他平静离去，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在思想、学术方面，更难得的是他的人格和精神。如果学界还希望去浊扬清、恢复自尊，就应该去了解周先生，从周先生身上可以得到重要启示。日注：①关于许思园的叙述，根据的是周先生长子的发言和《中西文化回眸》相关资料。周辅成先生心中的那盏灯作者： 朱正琳 09:20:11 来源：南方周末博主按：前些天，从校图书馆借了一本北大哲学系学生回忆读书时光的书，该书是纪念北大哲学门成立一百周年的文集，其中有个学生谈到了她阅读有关周辅成先生事略的图书《燃灯者》，并称该书对她人生观影响巨大。周辅成先生的大名，本人以前未曾专门留意，但也总觉得似曾相识。本人博客也转抄过一篇关于周先生的博文，但未进一步作功课预习与深化。于是，趁放假有空读闲书之际，本人从校图书馆借来该书，一读为快。读罢此书，收获良多。作者赵越胜与周先生交往三十余年，这篇回忆文字将时空回溯至往昔时光。周先生类乎圣徒式的古典学人，对时政也多有指涉。胡兄下面的阅读文字中所提到的一些感受，本人也深深体验到了。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对学界说些什么？周先生是个老辈学人，是个大伦理学家、哲学家。从周先生的睿智与眼光，他对学界乱象痛心疾首，对世道荒谬、人心不古更是忧心忡忡。2009年，周先生以九十八岁高龄离世。世纪老人，堪为人瑞。面对这恶浊的时代，老人带走了学问，也带着遗憾地寂寞地离世。北大校方并无任何表示，学界也选择了沉默。另，这本《燃灯者》还得翻看几遍，也得从图书馆借借周先生的书来读读，以了解先生的学术思路与现实关怀。补：燃灯者，佛家指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引车卖浆者绵可为燃灯者。以下内容亦抄于网络一博文，谨注。读四川大学教授刘利民文章《寂寞的燃灯者 — 周辅成先生记忆》。日载于博联社。民称，1980年代，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辅成的研究生胡平因参选人大代表竞选时的发言而获罪，上了“自由化”的黑名单。七十高龄的周先生四处奔波，为其联系工作。有关领导大光其火：“胡平自由化，他的老师比他还自由化”。由此，一连串的厄运接踵而至：在1984年召开的全国伦理学第三届年会上，先生被莫名其妙地逐出了领导层；1987年，他被“因故退休”……，可自始至终，也没有人明明白白地向先生解释一下这个“故”究竟是什么。民又称，即便在今天，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学养上，陈寅恪先生都是堪称领袖群伦的师表。虽然周辅成年轻时曾亲炙陈先生教益，但他却毫不掩饰自己对陈寅恪教学能力的不满“陈寅恪上课，并没有条理，也没有形成讲稿，他手拿一个书夹子，里面装一些条子，是读书的时候记下来的，根本就没有形成文章。常常风一吹，把条子吹走了，他在地下到处找，所以他教书不在行。”余谓，原来胡平乃周辅成弟子！周辅成对陈寅恪评价似是。陈较有系统之著作仅《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魏晋南北朝史讲义》系学生整理而成。其他著作犹如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周辅成先生给赵越胜讲解苏格拉底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正被种种谬见与谎言笼罩着……这本简体字版的《燃灯者》脱胎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繁体字版（2010）。作者赵越胜与我是老朋友，他的《辅成先生》一文，电子版的未完成稿、修改稿和定稿以及繁体字版的成书我都曾一一读过，且每次读都有新的感触。这回又从简体字版读，感受自然就更复杂一些，是后记里的一段话让我拿起了笔。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辅成（）（张建辉/图）“让别人也看看”我就从后记里那段话说起。越胜说，未完成稿曾传给周辅成先生：“先生一气读完，只说了一句：写写也好，让别人也看看。”我的感觉是：辅成先生真是君子坦荡荡啊！接下来越胜又说：“此是何意？先生知道我往来素不过两三子，这别人是谁？莫不是先生让我将此文公之于众？”给人的感觉，作者看来还差点火候，还得跟先生学哩！我认为辅成先生是目光如炬，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学生在为他树碑立传。他那轻轻淡淡的一句“让别人也看看”，顿时让我这个“别人”心中豁然：文章另有一位应予彰显的真正主角，袭用燃灯者的比喻，就是辅成先生心中那盏灯或那团光亮。光亮从何而来？文中其实多有提示：用古希腊先哲的说法，是来自善的知识或善的理念；换成中国先哲的说法，则是来自善道或大道。对于这样一位主角，当然没有什么理由藏着掖着或私相授受。回过头去看，当年那个“半文盲的小青工”赵越胜，在辅成先生眼里不也曾是“别人”？而辅成先生却未尝有一丝踌躇，敞开胸怀与他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平等对话，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切磋学问、砥砺道德。今人读来，常觉那种师生情谊感人至深，但却容易忽略至为重要的一个事实，即：那种“对话”在当年是一种“禁止的游戏”，极有可能给他俩而主要是给辅成先生带来灾祸。那么，辅成先生何求？他无非是想让“别人”也见到自己所见到的那团光亮而已。因此，“让别人也看看”乃正大之言，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越胜其实是深知这一点的。看他慷慨悲歌，哪里像是只为“二三子”而作？文前题词引托马斯·阿奎那的那段名言也是明证。其词曰：“美德都是庄严宏大的/庄严，就其实质而言与慷慨一致/就其形式而言与勇敢一致。”的确，让越胜受惠最多的，与其说是辅成先生的智慧，不如说是辅成先生的美德。越胜当然明白，没有那种“让别人也看看”的慷慨与勇敢，就不会有“燃灯”一事。言及此，我不得不顺便说一句，简体字版的有所删节，虽然是太情有可原了，但终究是伤害了文章所要表达的“庄严”。《燃灯者》，赵越胜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年9月，32 元“读哲学第一步就是读懂苏格拉底”辅成先生对越胜教诲多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教诲是“读哲学第一步就是读懂苏格拉底”。他对苏格拉底的解说要点有三。一是指出“张扬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而（在苏格拉底）“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二是推崇苏格拉底的“精神接生术”，并言简意赅地将之概括为“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三是强调苏格拉底“信奉平等对话”，并据此批评柏拉图的“哲人王”是“未学得（苏格拉底学说）真髓”之论。按我的领会，把这三个要点融会贯通，就能得出一个对于当年的我们尤为重要的结论，即：凭着向善之心和正当地运用理性，人是能够独立地求得“善的知识”的，并因而能够独立地作出善恶判断。简单解释一下我的领会。人有向善之心，古往今来的哲人们多有此议。近世哲学家康德就尤其强调这一点，而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宇宙万物皆有向善之心”，人当然更无例外。但仅有向善之心显然是不够的，你还必须有“善的知识”，否则你自己无法判断善与恶。从日常经验看，我们好像是向来就具备某些“善的知识”的。这些知识大多来自传统，来自我们习以为常未加审视的种种既成之见，而这些既成之见说到底则总是来自某种“神意”或其他权威。苏格拉底却对我们说：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有精神生活，而精神生活的目的就在于自己独立地寻求“善的知识”。按他的看法，人只要学会“哲学地思考”和“平等对话”，就确实能够独立地寻求“善的知识”。“哲学地思考”一说也许会让人望而生畏，但在苏格拉底那里其实却很简单：知道自己无知，知道自己的各种定见都有可能是错误的，“哲学地思考”就已然开始。换句话说，“哲学地思考”不是要先学了足够的哲学知识之后才能做的事，相反却是要把所有既成之见（无论来自何种权威）先都放下。因此可以说，是个人就都能“哲学地思考”。只是因为我们头脑里总是充满各种“哲学上的偏见”（波普语），才妨碍了这种思考的进行。附带一说，苏格拉底的确从来不写书，但他却也从来没有把哲学当成私人圈子里的游戏。孔夫子主张“有教无类”，而“街头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平等对话”门槛则更低。事实上那是他参与公众生活的一种方式，也因此他才被处以死刑。辅成先生给越胜讲解苏格拉底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正被种种谬见与谎言笼罩着。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与苏格拉底的主张恰恰相反。我们被告知：只有“改造思想”，把某种既成之见变成自己的见解，才有可能知道善与恶。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也曾努力去学习，后来却发现，不是我们掌握了理论，而是理论掌握了我们。原因说穿了其实也不值一哂，因为“理论”早已经在拥有解释权的导师或祭司的“掌握”之中。你必须以他们的解释为准，而他们的解释却变幻莫测。因此，事实上我们已被剥夺了知善恶和独立做出善恶判断的权利，剩给我们的只有两个字：听话。当然，现实生活的荒谬也在教育我们，让我们这一代人终于喊出一声：我不相信！接下来是有向善之心的人都不得不独自在暗昧中摸索着寻求“善的知识”，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自己不知善恶该怎么活着。首先要做的当然是从理论的掌握之中挣脱出来，我在后来的回忆中称之为“理论突围”。那场突围可谓陷阱多多！能得辅成先生点拨而“第一步读懂苏格拉底”，是何等地幸运？我羡慕越胜。我们的生活经验一再证实了苏格拉底是对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能力独立地寻求善的知识，有能力独立地作出善恶判断，有能力“哲学地思考”。这些能力的确不是哲学家们的专长，更不是祭司们的专利。就拿《辅成先生》一文中提到的“四五事件”为例来说吧：几乎所有人都明确地做出了自己的善恶判断，善恶是非原来是那样鲜明！如辅成先生所言：“民心向背已定。”在那样的时刻，有谁还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和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我在自己的记忆中还搜索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四五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之后，《人民日报》的一篇批判文章里居然出现了“一切善良的人们”一语。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站在街头听着广播（满街都是大喇叭！），心想：善良？真是一个阔别已久的字眼！什么时候了，连他们也都想起它来了？“因为他是越胜，我容忍了”回忆文章有时候难免会只是在说个大概，因为细节记不清了，你又不能虚构。越胜这篇文章却有点不一样，几乎全是细节构成的，每一笔都不是在说个大概。当然，有些事情让人刻骨铭心，忘不了，那年头这种事又尤其多一些。但其实越胜是得益于勤记笔记的好习惯。每一次与周先生见面，哪怕是在饭店里吃饭，他都当场把他们的对话一笔一笔记下来。也许回去还会记日记。总之，这本书里很完整很准确地再现了多场有情景有层次的思想对话，来龙去脉起承转合全都一丝不苟，尤为珍贵。那些对话在当时无疑都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即便在今天读来，也常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除了前面已说过的讲苏格拉底的章节，可圈可点的章节还有很多。譬如，讲伊拉斯莫《愚人颂》三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一节（32页）；讲康德三大批判无高下之分一节；讲嵇康的“七不堪”、“二不可”一节；讲“幸福是一种具有伦理意义的心理感觉”一节……其他还有解说朱熹、分析电影《望乡》等等等等，不胜枚举。按我的看法，这些对话不仅使周先生这个人物——一位哲人，一位思想者的形象立住了，而且使这篇文章的另一位主角——那盏灯、那团光亮也得以凸显出来。越胜作文，朋友圈里有一种说法，有点爱“转文”。一是旁征博引，小文章好像都恨不得想写得无一字无出处。二是用词求古雅。比如，夜里读书，你说挑灯夜读已经够文气了吧？可越胜嫌俗，他要说“古卷青灯”。我们为此有过一点争论。他引孔子的话为自己辩护说：“言而无文，其行不远。”平心而论，越胜对“文”的追求和思慕之心，诚意十足，“转”起来热情饱满，没有卖弄之嫌。又或许还因为他去国二十年，没有染上我们这里滋生蔓延的老气横秋和油腔滑调的习气，竟使得他的“转”甚至给我们带来几分清新？所以，背地里我也常说：“因为他是越胜，我容忍了。”这篇《辅成先生》，的确当得起文质彬彬四个字。作为回忆文本的《燃灯者》作者： 最后更新： 09:59:41 来源：南方周末学生回忆恩师，多少有些神圣化，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有时顺带将个人的、事后的体会融入回忆中的老师身上，使得周辅成的形象里夹杂了一点赵越胜的表情，这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燃灯者》可算是一部横空出世的书。从报章到网络，几乎是一面倒地叫好，而我，无论对作者赵越胜先生，还是他回忆的对象周辅成先生，都几无了解，没读过他们的论著，以至于我曾不免势利地想，有那么神吗？恐怕有一点文化光环的效应吧？听闻内地版是删节本，遂从网络下载了电子本，并打印出来。读毕，觉得确实不差，文采焕发，字句干净，也不无深刻的思辨，赢得掌声响起，不是没有理由的。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原来手头有一部“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读赵著，才知道还有一部书名差不多的书：周辅成编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上网一搜，始知此书十分稀见，赶忙订了一部复印本。到手略检一过，体例与“文学家艺术家”一册完全相同，网罗人物及著作甚丰，摘选细致，条目清楚，更超前地附有人名索引，甚便参考。仅此一编，就可见编者对于西方著作和思想的学力，尤其在中国的知识语境中，更可谓不是“著作”、胜似“著作”了。不过，我猜赵著有文化光环，也不算错。作为一个思想文本、启蒙文本，它相当出色，配得上那些掌声；但作为一个历史文本、回忆文本，它却是有缺憾的。而我重视此书，却是由于其历史价值，因此，我要以回忆录的要求来衡量它，提出一些批评性的意见，而不是加入到为其浓厚的道德理想和人文精神喝彩的行列。“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赵先生对周辅成的描述，处处带有自觉不自觉的神化笔调。第三节写第一次上周家拜访，周带他到书房，“顶头有一架书，都是外文，其中一套，暗红色皮面，烫金书脊，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中央。我过去用手摸，听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康德全集’。先生语出，我摸在书背上的手似乎触电。……我与先生相对无言。夕阳正沉在未名湖上，一缕金光入室。刹那，这狭窄局促的小屋显出辉煌。”又第十二节，讲他从国外给周打完电话后，“先生言犹在耳，透骨的悲凉弥漫开来。寂静中，仿佛见到先生，在清河小营哲学班的教室里。先生刚擦完黑板，回身转向我们，飞舞的粉尘在阳光裏挟下变得金灿灿的，罩在先生身上，先生的身影模糊了，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而耳边的天音却有着川音：'巴门尼德说存在是一’。”——这两处的描述，让我想起台湾吴咏慧（黄进兴）写罗尔斯的笔法：“波士顿初秋的下午，夕阳斜照，有点暖意，最适合听哲学讲演。罗尔斯那天很卖力地论述他对康德哲学的解释，意在反驳20世纪'功利主义’的大师穆尔的论点，真是毕生罕见的世纪大对决。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眩目。”（《哈佛琐记》，三联书店1997年版）十数年前读此，在书边批了一句：“这一段颇精彩，但又太'圣化’了。”今读《燃灯者》此处，自然也有同样的感受。层累地造成的成分赵先生作为学生回忆恩师，多少有些神圣化，还是可以理解的。对场景的刻画过于具体，过于细腻，显得不真实，似也无关紧要。但有时顺带将个人的、事后的体会融入回忆中的老师身上，使得周辅成的形象里夹杂了一点赵越胜的表情，这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如第五节，写日本电影《望乡》1970年代末在大陆公映，引发轰动，并引起一些卫道士的攻讦，赵为此写了篇《〈望乡〉的伦理学》，而周看后表示赞许，“先生说你谈《望乡》的伦理学，实际上是谈妓女的道德。这看似悖论。妓女在世人心目中总和道德沦丧相连。妓女这个名词似乎就是道德败坏的象征，但谁能说妓女就没有道德？先生说，谈妓女的道德人格，古今中外并不罕见。古有唐人白行简的李娃，清人孔尚任的李香君，今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外国有萨特的丽茜，《望乡》中的阿琦婆。她们都是心中有大义大爱的人。”《望乡》公映是在1978年；赵文发表在《光明日报》，我没有查具体出处，但想来不晚于1979年（编者注：赵文发表于日）；而陈寅恪的遗著《柳如是别传》是1980年8月才刊行的。因此，周当时不可能提及陈寅恪和柳如是，那可能只是出于赵后来的想象和铺衍，借用顾颉刚“疑古”的话，可以说是一种“层累地造成的记忆”。还有，“萨特的丽茜”出自其小说《可爱的妓女》，小说后拍成电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1980年代初曾引进中国——我怀疑，甚至这个丽茜，也未必真的出诸周辅成当日之口，一样是来自赵越胜今日之笔。对此，可以找出点旁证。第八节写周谈起戴震，“先生以为，这是戴震思想的中心，归乱源于统治者，而人民是受害者，这表明了戴震的人民立场，其实这是先生观察社会、评判是非的一贯角度。在平民与权势、卵与石之间，先生总是站在平民一边，站在卵一边。”村上春树那句“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的名言，是2009年2月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的，而《燃灯者》完稿于同年9月，定稿于10月。因此，赵在行文之际，很可能不自觉地借用了一个新近流行的比喻来形容当年的周老师。这证明赵越胜在写作上确有“层累地造成”的成分。几处小毛病此外，书中还有其他的小毛病。第二节写初访周时，周已强调第一要事是学英语，“不懂外文，学不深的。将来你要读的书大多是外文的。现在回想，不知先生为何认定我会去念外国哲学。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英文大字不识一升，而先生似乎先知先觉，已经看到国家要大变了。”拜托，这算什么逻辑呢？你所以读外国哲学，明明就是周先生的指导造成的，怎么倒成了他“认定”你将来会读外国哲学，证明了他的“先知先觉”呢？第五节谈《望乡》问题，讲到近代被拐卖去东南亚为娼的那些日本贫苦女性时说：“她们渴望回到故土，回到亲人身边，死后的埋骨地也面向大海，朝向日本。所以电影的名字叫《望乡》。”这是记忆不清，有点想当然了，其实电影里的情形恰恰相反。《望乡》的原作者山崎朋子后来在《山打根的墓》一文中特别谈及此事：“一切坟墓都朝向山打根湾，背对着日本……日本对她们来说是幼小时生活过的地方，从心情上讲是怀念的，但从本质上日本又是她们憎恨的对象。……我感到背对日本面临山打根湾而立的无数无依无靠的日本妓女的孤魂，对祖国日本是采取了一种拒绝的态度。”（《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日妓的墓背向日本而立，透露出一种弱者无告的愤怒，一种死者无言的反抗，我觉得恰恰是《望乡》里最深刻也最感人的一个细节，是不可不辩的。读过《燃灯者》的电子本，发现内地版虽未收入《忆宾雁》、《骊歌清酒忆旧时》两篇，却另收入一篇电子本所无的《聊与梅花分夜永》，故又买来一阅。全文涉及儒家理想最多，可见周辅成在见识上过于理想主义，其思想维度不离道德、文化、人格，不免有些书生之见。而赵越胜感慨“当下的士林已远不是先生那一代人在青灯独守、古卷常翻中凝练出的沉静深邃”，也不免有些欧阳修所谓“凡人之情，忽近而贵远”的心理。其实周辅成那一代人，又有几个算得上“沉静深邃”呢？在学问上比周更有成就的冯友兰、金岳霖又如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对“师道”不满的心理投射读毕赵著，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周对赵那么好，也是由于他作为老师太过寂寞了，在政治高压下，他实在缺乏传道授业的条件和对象；他对赵倾注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诚然是照亮了他的心灵，但那只是赵先生一个人的幸运，却是时代的不幸！近阅韦政通对新儒家牟宗三的回忆，特别提到牟爱护学生备至，“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看过像他那样爱护学生。”（《牟宗三先生的生活片断》，《时代人物各风流》，中华书局2011年版）我就有些刻薄地想：牟宗三1950年代在台湾时还门前冷落，也就难怪他那么爱护学生啦。而以大陆的学术环境，周辅成的寂寞，显然又是远过于牟宗三的。我又想，《燃灯者》所以引来满堂喝彩，恐怕也跟时下的文化心理有关：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舆论颇有“师道沦落”之叹，正因此，才更需要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燃灯者”作为榜样；对“燃灯者”的热情，正是我们对“师道”不满的心理投射——正如对《批判官员的尺度》一书的热情，显然也是我们对官员不满的心理投射。终究是出于对师友感激太深的缘故……作为一个记忆文本，《燃灯者》还让我想到两个话题：一是1970年代的集体记忆问题。前两年读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就有一个感觉：“文革”的回忆已经很多，但过去大多侧重1960年代，而1970年代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也应当开始重视和挖掘了。也许，它会成为下一个回忆热点吧？而在我看，这部《燃灯者》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为1970年代的知识状况和精神气候提供了一个反思性的文本。说到这，吴亮先生约略同时推出的《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也是一部以1970年代为中心的青年回忆录，正可与赵著相提并论。吴著文字较枝蔓，想表述的内容太多，缺乏剪裁，作为阅读文本远不及赵著。但赵著只写了周辅成等三位“精英人物”，只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高端；而吴著内容更为丰富，着重记录他作为普通人所接触到的书本，反映了知识界的一般状况。论历史和思想价值，两书各有所重，亦各有所长。一是回忆录的写法问题。学生写老师，向来是回忆录的大宗。而其中的大多数，无非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式的写法，借用《仰望陈寅恪》这个书名，可称为“仰望派”。但也有个别狂士，下笔轻薄露骨，如李敖写姚从吾“长得一副中原老农相”，写殷海光“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这只好称为“俯瞰派”。还有一种，对老师就事论事，有赞有弹，如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庶几近之，则可称“平视派”。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曾引过唐德刚的一段话：“胡适之先生讲学一辈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继承胡学、研究胡学，就千万不能忘掉这一条胡适遗教的中心要义。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纪念胡适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这个“半肯半不肯”的态度，也就是“平视”的态度，我最赞同。从此角度而言，尽管《燃灯者》是一个很有光彩的文本，但显然过于“仰望”了。在赵的笔下，周辅成的形象何等完美，似乎梁启超写康有为，罗尔纲、周汝昌写胡适，严耕望、余英时写钱穆，也有所不及吧。——相比之下，他写刘宾雁，倒较为切实的。不过，《燃灯者》的跋写得甚好。可见赵先生是“未免有情”的人，将师友视为他个人的“燃灯者”，笔下虽嫌过于渲染，但终究是出于对师友感激太深的缘故。这样的话，我的批评又嫌过于较真，缺乏了解之同情，未免苛刻了。知识分子的公德心作者： 最后更新： 09:55:02 来源：南方周末标签&一个民族，如果毫不吝啬地把至高的荣誉都献给那些整天受媒体追捧、到处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文化人，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乐颠颠的，那才是最大最深的悲哀伦理学家周辅成先生是1911年生人，于两年前的日上午11时30分，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享年98岁。今天收到北大出版社新出的《周辅成文集》2卷本，沉甸甸的。两年前，北大三位老教授周辅成、季羡林和任继愈先后谢世，季、任两位先生的身后哀荣和周先生的冷清，让我心有所感，曾写过一篇小文。98岁的季羡林和93岁的任继愈同日去世，尤其是季羡林的离世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媒体以铺天盖地的好词好句为他们送行，可谓备极哀荣。这两位老人在各自的专业上都是有建树的，关于季羡林先生，广为流传的那个故事说他曾在路上为北大学生看行李，如果此事属实，可以为老人的私德做一个小小的注脚。只是中华民族向来不缺对个人私德的要求，也不缺在私德上站得住的人，缺的是怀抱公德心，持续地为民族正气、为文明进步孜孜努力的人。梁启超先生一百多年前率先引入的“公德”这个维度，正是通往一个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之一。这个公德就是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德行和选择，它已超越古代的节操、气节，而有了现代的内涵。现代社会在评价一个知识分子时，应更多地使用公德的尺度。两位老人身后的哀荣，使我想起另一位北大老人——98岁的伦理学家周辅成先生，想起他谢世后的冷清和寂寞。我当时只在北大哲学系的网站上看到一则讣告。原因何在？当然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够，作为中国伦理学这个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倡导者，北大哲学系的资深教授，他在专业上同样有出色的贡献，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持编译的《西方伦理学原著选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有关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给国人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资源和思想火种，受惠的不仅是那些专业研究者。就因为他追求浩然独立的人格，就因为他的良知常常悖逆某些势力的意志，他成了被冷落在一边的人，很少在媒体露面，从而被北大和这个喜欢热闹喧哗的所谓主流社会刻意遗忘了。周先生的关门弟子、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曾感叹：葬礼太简陋了。周先生当然不会在意葬礼的冷清，更不会把那些奖赏、哀荣当作宝贝，他有自己的价值尺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生前的荣誉、鲜花和掌声他尚且毫不在乎，何况身后。说到底，今天真正值得举世尊敬的还是周辅成先生，因为他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不仅是私德上的无瑕疵，更重要的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公德心，他没有背对自己所经历的这个时代，总是直面现实，哪怕是在极为严峻的环境之下，他仍为一个现代中国仗义执言。这次出版的《周辅成文集》第二卷前面，有他1986年10月为北大学生刊物的题词手迹：“社会良好风气，是靠行为作出来的。养成良好风气，首先，要反对'说的是一套，作的又另是一套’。如果有任何人居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叫他是'伪君子’。其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敢于说真话。如果有人自己不讲真话，还要反对别人讲真话，这种人，我们就称他是'假卫道士’……”讲真话并不是什么高调的标准，只是底线的要求，始终是他恪守的生活准则和不变的追求。1993年，他在《论社会公正》一文中指出：“人人需要公正，比每日需要吃饭还更迫切。”“公正原则，并不是什么帝王将相或大学问家发明的，而是社会自然形成的，是人民的一致呼声。大抵，社会上有了不公平，人民就要求公平……倡导公正原则，既然源自反对不公正，那么，在实际生活中，站在鼓吹公正原则前列的，必然多半是受不公正待遇的善良人民”。他直言，“一个社会，如果整个机构，都带有严重的不道德、不公正现象，就是说，整个精神文明出现了严重的堕落腐化，这时还骂主张社会公正论或道德振兴论的人是'道德救国论’者，我看是大错特错了。”这位伦理学家的话，今天读来依然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那一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48/126”号决议，确定1995年为“联合国宽容年”，以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弘扬联合国宗旨的基本精神：宽容。1995年春天，他和王淦昌、楼适夷、杨宪益、吴祖光等在各个领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联合呼吁“宽容”，这是当年影响很大的一件事，对他而言，这只是又一次凭良心说真话而已。一个人只有怀着赤子之心，真正热爱自己脚下这块土地，才能做到不以现实利益的得失来权衡一切。他们为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进步而承担自己的责任，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德层面的担当意识，大大彰显了人格的力量。这位与辛亥同龄的老人，亲历过20世纪的一系列运动，这一切让他对宽容，对人道主义、人的解放有了更深入的看法，这不仅是他的学术研究所得，更是他的人生体验。1996年12月，他在《论人和人的解放》后记中，写下这样一番话：“知识是可贵的，道德是可贵的，文化也是可贵的。这些都是人民艰苦奋斗、用血汗换来的成绩。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向他们致敬。”在北大朗润园他家的墙上，有一张他亲手书写的条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以孟子的这番话自励，实际上，他不仅做到了孟子所谓的大丈夫，而且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始终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同为穿越了20世纪无数风云变幻的学术老人，三个人身后哀荣的巨大反差，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民族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到底更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固然需要各个专业领域都能出现私德无愧的专家型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贡献同样要给予足够的评价，但是，我们更需要周辅成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光在专业上有卓越的建树，而且热切地关怀社会，一如既往地葆有纯洁的良心，承担自己该承担的一部分，哪怕为此而被冷落。一个民族，如果毫不吝啬地把至高的荣誉都献给那些整天受媒体追捧、到处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文化人，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乐颠颠的，那才是最大最深的悲哀。在变幻不定的现世评判标准之外，在人类的文明史当中，始终有不变的确定的尺度，无论生前死后你获得了多大的人间荣耀，最终都逃不过这个不变尺度的衡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深信，挺立在精神史上的将是周辅成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重温一下周辅成先生说过的话：“历史（或时代）是十分无情的：你愚而自用，腐化堕落了，蜕化变质了，谁也不能救你。”毕竟，现世的荣誉归现世，历史的荣誉归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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