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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文科名师
1、潘光旦：著名社会学家惨死于文革
潘光旦（年）字仲昂，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2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于1927年参与筹设新月书店。著作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另有译着《性心理学》等。
（《性心理学》原著作者英国性心理学大师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
），是与弗洛伊德齐名的性心理学泰斗。）
回国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馆长等职。他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于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潘光旦先生一生学问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中共政权下，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由于中共当局的无知和粗暴，竟然荒谬地撤消社会系学科。潘光旦遂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改行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必须首先着重研究潘光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他是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之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著名教育家。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出了“位育”之道——这可能是中国学界自严复后将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相结合最早的成功范例。潘光旦一生都在极力倡导的‘通才教育’思想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当我们走过了近50年专业化教育的弯路，目睹这一弯路造成国民人文素质严重滑坡的时候，重温这位集科学家的睿智和文学家的文采于一身的教育家的思想，对正在呼唤通才教育和人文关怀的当代中国教育界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潘光旦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必须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和完善为最终目的。教育就是为了促进个性发展，让受教育者完善“自我”，把自我推进到一个“至善”的境界，成为“完人”。专业教育必须在完成人的教育之后，在成为完整的“人”的意义上，才谈得到进一步专业化，否则只能是‘优良的工具’而已。当我们深入了解潘先生的全面教育思想以后，很自然地就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近代中国教育会背离对人的全面培养这一根本原则？为什么会出现教育的专业化、技术化、工具化等等不良倾向？
根据潘教授的长期观察和思考，在专制主义政体的国家里，教育的专业化、技术化是很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就是因为专制主义政体要求‘一切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政治’、‘政治统帅一切，当然包括教育在内’。这就是祸根，就是所有扭曲现象的源头。5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就非常坦率地公开说：清华大学培养目标首先是要听话，其次还要有用。‘听话’和‘有用’四个字十分准确地概括了中共政权对教育事业的最终目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潘先生的教育思想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被视为‘异端’也就不足为怪了。
潘先生还十分准确地使用3个S来概括中共政权下知识分子的命运：Surrender、Submit、Survive。头两个S是：“屈服”和“投降”。第三个S则是活命。这三个S既是事实的概括，又具有震撼人心的意义：只有“屈服”和“投降”，才可能“活命”；要想活命，就必须投降和屈服。事实正是如此。当一个政权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包括经济和职业的资源，甚至粮食，再由这个政权来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知识分子和所有普通人就只有“屈服”和“投降”，没有别的活路。
托洛茨基曾经批评斯大林把“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古老的法则变成了“不服从者不得食”（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里曾引用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所有大学里也是如此。更具体地说，就是“不检讨者不得食”、“不交代者不得食”、“不服从分配者不得食”。在对每个人的控制手段上，从50年代开始，逐步收紧，逐步严密、细化。最后甚至深入到每个家庭、每个月只能消费几两油、几斤米，都得听命于‘上级’和领导。
早在封建时代里，还允许某个人遁迹山林，不食周粟、耕读为生。可是在中共统治下，这种可能也没有了。如果不听话、不检讨，就只有饿死一条路。中共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这也许就是许多知识分子过去敢于‘横眉冷对’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共政权下却一个个乖乖地低眉俯首、夹紧尾巴的主要原因吧？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本领高，实在是高！他实现了历朝历代皇帝所梦寐以求而未能做到的梦想：控制一切，包括思想、语言在内。每个臣民如何思考、如何说话都必须按照他的要求和模式；否则就不给饭吃，让你饿死。
潘光旦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和吴泽霖、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等被称为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五大右派’。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
1966年8月，大规模的校园暴力开始，学生红卫兵控制了各个学校。到处都建立了“牛鬼蛇神队”，又称“劳改队”或者“专政队”。潘光旦是“摘帽右派份子”，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是铁定进入“劳改队”的人物。潘光旦又是个残疾人，他的一条腿早年因伤而截肢，平时走路要撑双拐。当时潘光旦已是67岁的老人。1966年夏天，校园“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常常被命令在校园里拔草。拔草虽然不是重活，但在夏天赤日炎炎下暴晒，就是一种很严厉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让这些“牛鬼蛇神”天天、时时刻刻地‘示众’，以便来来往往的革命群众可以恣意侮辱他们。“劳改队”由学生红卫兵负责看管。拔草需要蹲下，潘光旦只有一条腿蹲不下，他要求用一个小板凳，看管他们的红卫兵竟然不准许。于是他只能坐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干活。过往路人，目睹此景，不胜唏嘘！潘光旦的家被抄了，所有的房间都被封了，只准他睡在厨房外面的地上。他腿有残疾，仍然得每天去“劳改队”中“劳改”，得不到任何宽待。坐在地上劳动受寒、受潮湿，以致膀胱发炎。病重之后，又得不到应有的医疗。
1967年6月，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劳改队”中“劳改”10个月后，潘光旦去世。6月10日的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好，急忙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潘光旦逐渐停止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救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潘光旦停止呼吸。
临终时，潘光旦向老朋友吐露心言：用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他的后半生，才有了‘四个Ｓ’的说法。从1951年开始，他使用前三个S的对策：他不断地屈服与投降，为的是活命，但最后还是逃脱不了彻底的毁灭的命运，也就是最后一个S（Succumb）。
潘光旦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父女无法见面。另一个女儿嫁给北京大学的程贤策，这个女婿在遭受三个月的“批斗”后，于日自杀身亡。另一个女儿和丈夫都因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而被长期关押（夫妇俩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仅仅是夫妇间的悄悄话）。这个女婿就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胡寿文。据胡寿文晚年的回忆：日，北大校园里开始了大规模暴力“斗争”，斗“黑帮”。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因此，几乎窒息昏死过去。幸亏急中生智，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套，才没有被勒死。后来，他又遭到学生们用铜头皮带毒打，衬衫的布丝被打进肉里，脱不下来。被打耳光乃是家常便饭。他也不断地被拉到“斗争会”上被“批斗”。“斗争会”常常延续几个小时。在“斗争会”上，斗人的人，都坐着；对被斗的人，最客气的做法，也要长时间低头站立，听取“批判”，常常还有“坐喷气式”，即90度弯腰双臂后举形状如喷气式飞机；如果坚持不住而倒下，则遭毒打。
和潘先生同样著名、也是社会学家的吴景超（年），也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罪名是“章罗联盟”的谋士。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折磨后，于1968年死于肝癌。
像吴景超、费孝通、储安平、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吴晗、钱端升等等，他们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于新时代的到来充满幻想，可是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了自己整个人生的信念，最终产生了莫大的悲剧。这显然不仅仅是某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大悲剧。而制造这个大悲剧的罪魁祸首今天仍然在被人们顶礼膜拜，其高大的头像仍然高高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之上，这实在是对全中国人民莫大的侮辱和讽刺。他几乎毁灭了整个国家，当然也差一点毁灭了整个党。但令人莫解的是这个党依然奉为至尊，是耶，非耶？智乎，愚乎？
伽利略被烧死了，但地球还是在绕着太阳转。
——1910年出生的水利专家黄万里
关于选举：有备选叫人家选，这是尊重；没有备选叫人家选，这叫侮辱。
——著名学者陈四益《读书》2011年1期
2、陈梦家：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不堪凌辱愤而自缢
&陈梦家（年）笔名陈慢哉，出生于南京，祖籍浙江省上虞县。他最初爱好文学，是新月派的重要诗人。后来改行成为古文字学家，最后又改而从事考古学研究。
陈梦家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1932年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1934年改攻古文字学，后留校任教，主讲古文字学、《尚书》通论等课程。1937年在西南联大、美国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7年在游历了英国、法国、丹麦、荷兰、瑞典等国后，于同年秋季到清华大学任教。
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受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理论的影响，1930年1月，年仅19岁的陈梦家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7期上发表诗论《诗的装饰和灵魂》，公开宣告自己关于诗歌创作方面整套的艺术主张：
首先，诗就其本质来说“是美的文学”，“诗应当是可以观赏的、歌咏的、思味的文学”，因此，“诗必须具有其独具之形象与灵魂。”
其次，诗的成分“简要的可从其性质分为两种：一是外在的形式，就是韵律”“一是内在的精神，就是诗感”。在诗的形式上，他主张“用美术和音乐的调配，便因美观的格式与和谐的音韵所生出的美感，衬托诗的灵魂”。同时他又指出：“诗的灵魂－－就是诗的精神--应当较之外形的修饰更为切要。”诗在内容上“不仅是一些平凡的描摹与感慨，更要有哲学意味。”
第三，在风格上，突出地强调“诗，要其有自然的格式，自然的音韵，自然的感情”，要把“哲学意味溶化在诗里”。
1931年，刚满20岁的时候，陈梦家的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一时好评如潮，陈梦家从此诗名大噪。1931年7月，《梦家诗集》增选后再版发行。
1931年9月，徐志摩将《诗刊》交予陈梦家主编。11月19日，这位中国的“诗哲”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坠机身亡。导师临终遗言与悲剧性的命运引起陈梦家内心的震动和深沉的思索。
1932年1月，陈梦家编完了老师徐志摩的遗稿《云游》集。正当陈梦家规划自己未来生活道路时，“1·28”战争爆发了！19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寇的隆隆炮声震醒了深埋在诗人心底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战争的第二天，他即与同学刘启来到122旅旅部，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后来甚至亲临火线，抢救伤员。他看到勇敢的中国士兵们在枪林弹雨中无畏地冲杀，挂彩的伤员染成了血人，有的战士牺牲时仍保持着托枪瞄准的姿势。田野上到处是抗日志士的新坟。在战士墓前，陈梦家写下了动人肺腑的悲壮诗篇－－《在蕰藻浜的战场上》。1934年1月，陈梦家的诗集《铁马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月，陈梦家赴北平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专攻古文字学。这时他的主要精力已移向学术研究，但课余常在津、沪《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及《文艺月刊》、《新诗》月刊等报刊上发表诗作。他后期的诗作，诗风老成，技巧纯熟，但已失却了前一阶段的激情，表现一种闲适自如的意趣。
陈梦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诗名很大，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目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
1936年9月，陈梦家获硕士学位，留燕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从此全力专注于中国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和指导下，不少后期新月诗人如孙毓棠、俞大纲、孙洵侯都由诗人成为学者，走上同一条路。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陈梦家由闻一多先生推荐，到长沙清华大学教授国文。是年秋，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1944年秋，经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1947年夏，游历英、法、瑞典、丹麦、荷兰等国。他在国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与惊人的毅力，备尝艰辛，致力于收集流散于欧美的我国铜器资料。1947年秋，他拒绝别人劝他留住美国的要求，毅然启程回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
中共掌权后，于1952年搞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大压缩文科学科，‘古文字学’被迫取消。陈梦家这一次是被迫改行，转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并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
50年代初，中共开始所谓“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份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学校一律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做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则被“隔离反省”。
1957年，在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和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四位并称为史学界著名的‘五大右派’。其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还是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当年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分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学者。
划成“右派分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做踩水车等项劳动。
‘文革’开始，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斗”。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
日，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野蛮、最疯狂的阶段。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6位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一直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像杀猪一样”，邻居如是说。被折磨者的凄厉惨叫在夜空中回荡。邻居们听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成批地运走大量尸体。
这一天的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耍了”。这时，考古所的造反派跟踪而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被关在考古所里的陈梦家，一定听到了被打者死前的惨叫声。那时候，他所面临的已不只是诗歌和学术的毁灭，也不仅是体面和尊严的丧失，而是面临生命的殒灭，甚至死得不如一头猪。在农村，猪养大了，要聘请会杀猪的人来，一刀杀死。杀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的大杀戮中，被害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而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残忍手段进行虐杀，虐杀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延长数日。显然，这种杀害方式也更为残酷、更令人感到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日晚上的大规模虐杀，只是因为找不到更好文字来表述和形容。
夜已深了，陈梦家仍然在奋笔直书。他在写什么？写遗书！然后服用大量安眠药。这一次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未死。但10天以后，陈梦家该为自缢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死于日，年仅55岁。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尽侮辱和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愤然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地运转，而陈尸依然堆积如山。所有被打死和自杀者，当局一律不准留骨灰。无数的冤魂连个姓名都没有留下，就顿时化作一缕青烟，从人间消失了。什么叫‘人命如蚁’？请看‘文革’中这一幕。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根据这份《简报》的统计：到8月底，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原本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在最高当局的秘密档案库里，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的具体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中所谓“累累”“战果”，实际就是无数无辜老百姓生命的被毁灭。‘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1984年》作者的预见。
【编者按：】《1984年》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8年创作、次年出版并风靡全球的一部政治小说，也是具有强烈预言性的幻想小说。令人叹服的是：从来没有到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奥威尔，竟然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能够预见到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极权统治的荒诞和残忍。在小说中，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街道上永远贴满了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老大哥’的巨幅画像。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叫总统，也不叫国王，而叫‘老大哥’，听起来就像是所谓的‘公仆’、‘人民的儿子’那样亲切，但人们所承受的却是最高领导人最无耻、最无人性的极权统治。全社会的根本信念只有一条：
‘老大哥’是全能的，‘党’是一贯正确的。
在这个国家里，最严重的罪行是‘思想罪’。穿着便衣的思想警察混迹于人群之中。没有人敢保证自己明天不会被逮捕。
每天的工作间隙有两分钟‘仇恨’时间。所有人必须放下工作来观看：又一个从党的高层揪出来的叛徒、变节分子被丑化的嘴脸。人群中爆发出愤怒的叫喊，有人声嘶力竭地叫骂着“猪猡！”……
党是不应该讲‘人性’的，因为‘人性’会脱离党的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应该把它转化为对战争狂热和对领袖顶礼膜拜。
谁控制过去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篡改历史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如果‘老大哥’说过某句话、党所做的某个预测与后来的事实不符，相关的报纸便会悄悄收回来销毁，经过修改的内容会被重新翻印。报纸的日期没变，但观点变了。要证明‘老大哥’和‘党’曾经犯过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找不到任何证据。过去的印刷品全部被更新了，没有留下如何痕迹。
这个政权下面设有‘真理部’，任务是负责修改历史；还有‘和平部’任务是发动战争；‘友爱部’则专门对老百姓严刑拷打。人们在阅读之余，不能不惊讶于：作者如何能够在40年代末期就栩栩如生地、精确地预测了、并且生动地描绘了极权制度下的景象及其未来的必然走向？
当中国的读者读完这部小说后，难道不会感到“似曾相识”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难道不是时时都感觉到那个所谓‘真理部’无处不在的阴影吗？
3、刘盼遂：被抄家毒打致死
刘盼遂（年）河南省信阳市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曾任山东第二女子师范、曲阜第二师范教师。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考试中，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先辈。1928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河南中州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刘盼遂曾与王重民、孙楷第、张西堂、谢国桢、王静如、罗根泽、孙海波、肖鸣籁、齐念衡、庄尚严、傅振伦等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学文”学社。1946年起，开始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当时称北平师范学院）教授。
刘盼遂的一生从事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经学、小学、史学、文学、钟鼎、甲骨、校勘、目录等方面造诣精深。尤精于小学，即音韵、文字、训诂等学问，曾出版《文字音韵学论丛》、《段王学五种》等著作，对古音分部和段王学的整理与研究，远迈前贤，达到新的境界。他还善于将小学的学问运用于笺释、校勘、辨伪、辑佚、考古等方面，着有《论衡集解》。此书被叶圣陶先生赞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而《颜氏家训集解》、《世说新语集解》、《天问校笺》等著作，以及《穆天子传古文考》、《嫦娥考》等论文，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人们研读、征引的重要依据。刘教授学识渊博，博闻强记。他的同事或学生，要查典故时常常不必翻书而直接问他，都能给予满意的回答。所以大家给了他一个外号叫“活字典”。
他的代表作是关于李唐为蕃姓的考证。在30年代李唐族源的争论上，刘盼遂先生曾发表《唐代白氏为蕃姓之史料二事》和《李唐为蕃姓考》、《李唐为蕃姓续考》、《李唐为蕃姓三考》等，力主“李唐为蕃姓”之说。这些文章根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众多文献中有关史料证明“李唐为蕃姓”之立论。其立论之依据前后共达17条之多，读者不得不为其扎实的史料功底而称叹。
他还与郭预衡共同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曾任河南通志馆编纂，参与编写《长葛县志》、《太康县志》、《汲县志》。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着有《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谱附伯伸先生年谱》、《段玉裁先生年谱》、《经韵楼集补编》。他还着有《〈论衡〉注删要》、《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论衡校笺》、《后汉书校笺》，《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世说新语校笺”叙》、《“世说新语校笺”凡例》，《说文师说》、《中国文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反切不始于孙叔然辩》、《黄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兑》，《甲骨文殷商庙制征》、《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赤子解》、《中华人种西来新证》、《齐州即中国解》、《义山锦瑟诗定诂》、《“永乐大典”漫谈》等论文。
刘盼遂先生做学问可以用“朴”字概括，朴实无华，而又博大深邃，可谓继承了乃师王国维的风格。而他做人也可以一个“朴”字概括，他一生淡泊名利，很少社交活动，也从不在背后随便品评他人。他在清华的老同学谢国祯曾善意地劝他多参加些活动，而刘先生则讲了句很有趣味的话：“谢多情，刘寡欲！”颇有《世说新语》的味道。但刘盼遂也不是不懂情趣的人，春秋假日，他常带学生野外郊游。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好好先生，却在1966年8月下旬被红卫兵揪斗致死。对于刘盼遂先生的死，谢国桢先生写有一篇《记清华四同学》，谈到刘盼遂之死时，他说：“66年秋……余于8月21日晨，访君（按：指刘盼遂）于其保安寺寓庐，时夜雨初过，君院中所植盆荷正开，荷叶迎风，花红映日……而余家中……蕙兰，含苞待放，清香扑鼻，乃邀君至余家看兰花，酌以清酒，君饱餐而归。当时余有句云：‘朝看芙蕖映朝霞，暮看兰蕙茁新葩；握手言欢从此去，建国门外即天涯。’孰知竟成谶语。8月23日余受冲击，君遂以自沉，卒年七十有一。是月之晦……过君保安寺之旧居，则见夕阳在墙，板扉洞开，出入无人。犹闻笛声，《广陵散》自此遂绝，无异读潘岳之《怀旧赋》也。”可谓字字含情，句句催泪，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读之令人心酸。
斯人已逝，但无可否认，刘盼遂作为近现代少有的古典文献学家，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将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另外，刘先生还是一位藏书家，其丰富的藏书也是一份珍贵遗产。刘先生在‘文革’被打死的时候，家中的丰富藏书被洗劫一空。康生听说刘的死讯，立即派戚本禹到刘先生家里去抄家，实际上是去挑书。刘先生所藏的几十部宋版、元版和明版图书全部被挑走。‘文革’后，这些书有一部分还了回来，放置在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其中一部宋版的《十三经注疏》被国家图书馆拿走，只给了刘先生儿子5000元。2002年6月，刘先生那一批二千八百余册的藏书，由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转赠给北师大图书馆。
人们可以稍感欣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聂石樵教授花了20余年，悉心整理出版《刘盼遂文集》。该文集搜罗到的文章涵盖了刘盼遂先生一生最重要的文字，展示了他遍征古代文献，出入于语言文字与文学、历史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如聂石樵教授在前言中的精辟概括：《文集》体现出刘盼遂在小学、经学、史学、文学、校勘、目录方面的专心研究成果。他继承了干嘉学派的治学方法，而又将其发扬光大，不仅以小学通经，更以小学通史、通一切古籍，从正经、正史到戏曲、小说，乃至敦煌曲词与民俗方言，均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反映了民国学人在学术认识上的现代性，也昭示了古典文献学在新的时代的发展道路。
关于他的死，经他的学生仔细查询结果是这样的：刘盼遂先生的家在北京西城区西单商场斜对面的一个胡同里。他从教多年，倾其所有，买下一个小四合院。院门上有小匾，匾曰：“安之居”。这三个字和居住在这里的人被残酷打死的惨状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几乎成为一种无言的讽刺。
8月下旬某日，北师大的红卫兵“勒令”所有的“民主党派”成员到学校集中。刘盼遂是“民盟”成员。当时教员们家里都没有电话。他的一个“民盟”同事为此打电话到他家附近的公用传呼电话，那边的回答是刘盼遂已经被抄家，胡同里别的“牛鬼蛇神”也被关在他家，因此不能传达这个电话。这个同事不敢再多问，更不敢前往他家。
刘盼遂夫妇育有一儿一女。儿子结婚后和他们一起住。女儿结婚在外，当时因怀孕而来娘家住。刘家的院子不大，正房是他们夫妇住，厢房住着儿子媳妇，还有两间破房子是书库。刘盼遂有很多书，放在高至屋顶的书架上。
来刘盼遂家抄家的是附近的中学及小学的红卫兵学生。刘盼遂有自己单独的小院，是他被抄家的最初原因。红卫兵乱翻刘家的东西，在刘盼遂女儿的褥子底下搜出一张几百块钱的人民银行存折。红卫兵认为：刘家人隐藏存折，必定也藏有金子。于是开始殴打刘盼遂夫妇，要他们说出金子埋在哪里。刘盼遂一生当教师，所有的积蓄就是自己的住房和藏书，实在没有金子。因为交不出金子，他们夫妇被毒打。他们被捆绑在院子里，不准回屋子，不准吃饭，只给他们喝院子里自来水管的生水。
红卫兵又开始挖掘刘家的地面，他们猜想刘盼遂一定是把金子埋在地下。在屋子里和院子里挖来挖去，没有任何收获。他们一边挖，一边殴打折磨刘家的人。经过几天的折磨，刘盼遂的妻子先被折磨死了。
刘盼遂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识字不多。家里有同事或者学生来访，她一般不参加谈话。人们称她“师母”，不知道她的名字。所以这里无法记录她的姓名，非常遗憾。
刘盼遂看到妻子死了，非常难过。他头朝下扎进了家里的一个水缸。水缸不大，里面的水也不多。红卫兵发现后，把他从水缸里拖了出来，继续殴打。刘盼遂很快就被折磨致死。
关于刘盼遂之死，还有另一种版本：在抄家时，红卫兵把他家的藏书全部付之一炬，在熊熊的大火中，他毕生珍爱的藏书毁于一旦。他感到锥心般的疼痛，在万念俱灰的心理支配下，纵身一跃，扑向火海，毅然和所爱的书籍同归于尽。但被红卫兵拉出来痛打，终于被打死。编者宁愿相信后一种说法，因为扑向火海这一外在行动完全符合一个虔诚书生的内在性格发展逻辑：视书如命，既然书被烧了，人也就没有再活下去的意义了。
刘盼遂夫妇的死亡日期，是1966年8月“二十几号”。到底是几号，现在仍然无法查清。但是人们记得是“二十几号”，因为那是红卫兵杀戮的高峰时期。而刘盼遂的家，他们夫妇被打死的地点，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一公里。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盼遂先生一生从事古代文献研究，在考查和研究千年以前的事情上颇有成就。但是他自己被折磨致死的具体日期竟然无法考证、成为“不可考”。这是‘文革’的必然结果，也是当局长期禁止披露‘文革’罪恶的证明。
当时，红卫兵还把临近街道上抓来的“阶级敌人”也关在刘家的小院里。其中有的被打死在那里，但是他们的身份和名字，现在还无法查出。
刘盼遂的女儿也被打。她正在怀孕，被打以后，当然就流产。她在一个学校的教务处工作，逃到学校，幸免一死。其儿子溜出家门，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请求学校派人去家中说明刘盼遂不是“地富反坏”分子，这样红卫兵就可能释放刘盼遂和他的妻子。当时，北师大文革前的领导人已经被“打倒”，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而这个新的权力机构却置之不理，听任红卫兵把刘盼遂夫妇打死。
实际上，北师大当局如此做法，事非得已。毛泽东刚刚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给毛泽东献上袖章的人，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宋彬彬的中学在8月5日打死了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这所中学距离刘盼遂家非常近，走路只要10分钟。在8月18日以后，已经开始了的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红卫兵在北京全市抄家打人，显然都是在权力当局支持和纵容下进行的。那时候的北师大当局，紧跟最高领导的“伟大战略部署”犹恐不及，岂敢公然干扰红卫兵的‘革命壮举’？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北师大当局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他们当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同样住在西单一带的北师大中文系杨敏如老师，也被外贸学院外语专科的红卫兵抄家，砸毁他们的唱片、钢琴、图章、书籍、画和碗碟，拿走了他们的首饰。杨敏如老师的丈夫是电子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曾在著名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当时在单位也遭到大字报的攻击，但电子工业部当局派人来告诉红卫兵：他不属于“敌我矛盾”。于是，尽管杨敏如的家里被砸得一塌糊涂，很多东西被拿走，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刘盼遂夫妇那样被毒打致死。虽然他们的财物无法找回来，但是他们这样想：人活着就不错了。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肖璋教授，也住在城里。红卫兵巡逻的时候，发现他偷偷把银器丢掉，就把他捆起来殴打。他说他不是坏人，请求红卫兵打电话给北京师范大学当局查证他的身份。据说北师大当局帮他说了许多好话，他才没有被打死。
有人在为刘盼遂之死惋惜之时，又认为刘盼遂和他太太都不善于表达，不会给红卫兵说好话，因此招致杀身之祸。在‘文革’前，刘盼遂曾经多次被林彪和妻子叶群接去他们家中，为他们讲课，讲解古文。有人说，林彪当时刚刚当上了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如果刘盼遂能利用一下林彪的地位，也许就能自救。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是也太天真。北京当时发生的红卫兵大屠杀，就是在毛泽东和林彪的共同支持和鼓励下进行的。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对红卫兵的行为给予热烈支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林彪会给刘盼遂特别的面子吗？未必！
周恩来当年曾拟就一个“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在‘文革’后一直被当作他“保护干部”的善行的被反复嘉许，甚至津津乐道。但是那份名单上，只有13位声誉最高的“民主人士”，远远轮不到刘盼遂，尽管他也是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
又据目击者云：抄家打人者是北京34中的红卫兵。今天再来追究打人者谁，似乎毫无意义了。
其国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人连最基本的生命权都没有保障的时候，投票权更无从谈起。这个国家能有多高的国际地位呢？
如果仅仅依靠武力，人多势众，恐怕难以称得上是真正强大，更谈何对世界的影响力？
4、王重民：宁死也要捍卫学术尊严的古文献学家
王重民（年）字有三，号冷庐主人。出生于河北高阳西良淀村。中国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敦煌学家。早在保定直隶第六中学读书时就喜欢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1923年在北京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回保定六中筹设团支部，被直隶省军阀曹锟发觉下令通缉，1924年改名为‘重民’，取“国家三宝，以民为贵”之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国文系，专攻文史，致力于古籍文献及目录学研究。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海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1928年，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并将原北海图书馆并入，王重民亦随之进入该馆工作。由于工作努力成就显着，于1934年被派往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搜集、整理、研究流散在法国和欧洲的敦煌遗书、太平天国资料、明清间来华传教士著述及珍本中国古籍等。二战爆发后，来到美国，将北平图书馆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近3000余种善本书全部制成显微胶卷，并撰写提要，后又为国会图书馆和其它大学图书馆整理、鉴定中国所藏中国善本书，并写提要。在海外数年，他对总共近6000种中国善本古籍一一作了提要，详细记录了这些书籍的版本特征、流变、作者、编校者及刻工等情况，对古籍研究贡献很大。1947年，王重民回国，出任北平图书馆代主任，并在北大兼职，参与了北大图书馆专业的创办。两年后，中共政权建立。他作为北平图书馆代馆长，负责将全部图书移交给代表新政权的军管会。不久，出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并兼任北京大图书馆系主任。
此时，王重民已是敦煌学、目录版本学、图书馆学等方面公认的权威。但在办馆方针上与主管领导人的思路不同，以至于在处理馆务上的某些设想无法贯彻，在1952年断然向文化部提出辞去副馆长的要求。他的辞呈立即获准，于是在北大专职任教，仍任系主任。
王重民一生从事文史方面许多学科的研究，著述颇丰，共有专着、论文160余部(篇)。其主要成就有以下四方面：
1、研究和传授目录学。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中文系主讲《普通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版本学》、《中国古典目录学》等课程。着有《普通目录学》(1957年)、《中国目录学史论丛》(1984年)、《〈校雠通义〉通解》(1987年)等。他多年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的成果大部分收在《论丛》一书中。
2、编着和主编大批目录索引。他编着的《中国善本书提要》(1983年)、《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年)、《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1935年)、《国学论文索引》初编(1929年)等和他主编的《国学论文索引》续编、三编(年)，以及《文学论文索引》初编、续编(年)等，都是研究文史的主要参考工具书。
3、搜集、研究和介绍流散于国外的中国珍贵文献。他把年在国外搜集到的大量中国珍贵文献加以整理，并对敦煌文献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着有《敦煌古籍叙录》(1958年)、《敦煌遗书论文集》(1984年)等，编有《敦煌曲子词集》(1950年)、《敦煌变文集》(1957年)、《太平天国官书》(1936年)等。在他所著的《图书与图书馆论丛》(1949年)一书中，也收有国外访书记多篇。
4、校辑整理文化遗产。经他收集、校勘、整理出版的有《徐光启集》(1962年)、《孙渊如外集》(1932年)、《越缦堂文集》(1930年)等。此外，他本人还着有《徐光启传》(1981年)、《李越缦先生著述考》(1932年)等。
1957年，在中共邀请的民主人士整风鸣放座谈会上发言，对当时主管图书馆事业工作的领导提出一些应该改进的意见，后来又在中共北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北大图书馆教育工作也提出一些批评、改进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与黄现璠、向达、雷海宗、陈梦家等人并称史学界五大右派。同时受到降级、降薪的处分，并撤消系主任职务。
“文革”开始，王重民自然被关进“牛棚”。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的“棚中花絮”一节中，曾记述了他被迫害的具体事例。
1974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进入高潮，王重民因其古籍目录、版本学方面的知识而突然大获‘上面’的青睐。
李贽是明朝思想家，是“评法批儒”中被广为赞扬的“法家”人物代表。这时，传来在福建泉州新发现了一部李贽的著作《史纲评要》。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即李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并非李贽所作，而是假造的“伪书”。这个结论，使有关方面大为扫兴。于是，他们想起了目录、版本学的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文革典型”中的“两校”，“两校”领导人则是“通天”人物。此书的鉴定，便由“两校”的领导人直接负责，要王重民再作鉴定。他们知道，王先生在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说不是伪书，便可镇住众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鉴定结果也是伪书，令他们大失所望。但他们仍不甘心，要王在图书馆继续“研究”，实际上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没想到，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识时务”找出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其夫人刘修业女士后来回忆说：“两校”领导指着王重民，大发雷霆地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
日下午2时，北大召开校批斗大会。会上校领导以不点名方式批判王重民‘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会后，系领导还专门找他谈话，问他听到会上讲话有何感想。回家见到妻子，王重民悲愤难抑，泪流不止。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强调要他“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此时他的冠心病复发，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但是，来人仍然强调他一定要作检查，然后离去。这一夜，王重民一直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样，对亲人说出去散步。然而，他却再没有回来。刘修业女士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到深夜，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缢于颐和园长廊上。”他还留下一封遗书：“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
临走前，他还在书桌上留下自己常用的一只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评传》。其妻子事后解释：“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评传》是有深意的，一则因他为李卓吾的事不肯逢迎‘四人帮’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的。”
几年前被关牛棚中被毒打倒地、跪在那里，他竟然默默忍受。而此时只是开会批判、写检查，并未拳脚相加，但他却以死相争。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这种学问、知识的真伪并非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甘心为之殉道的伟业。他，容不下权力对学术和真理的亵渎。
在王重民看来，学术上的是非问题，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更值得去捍卫。举目当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还有几个像王重民这样的‘傻帽’？王重民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因此更值得我们尊敬。
5、刘绶松：武汉大学教授夫妻双双自缢
刘绶松（年）原名寿嵩，笔名刘濑流、宋漱流。原籍湖北省洪湖市（由湖北省荆州市代管）。中国新文学史专家。1935年入清华大学，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此后任教于重庆南开中学、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1949年后，任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教授。1952年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1955年出版《文艺散论》（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曾于武汉大学讲授毛泽东诗词，深受学生欢迎。1956年加入中共及中国作家协会，任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被选定为高等院校教材。1958年出版论文集《京郊集》。1961年赴北京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委、副主编。次年当选为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曾任《长江文艺》副主编，武汉市文联常委、文学部部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团委员。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是受高教部的委托而出版的高校现代文学史教材。在绪论里，他阐发了研究现代文学的三大任务：第一、叙述“五四”以来先驱者使用文艺武器与统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实况；第二、把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史实和经验加以正确的叙述和总结；第三、全面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不过，在当时政治文化的主导下，他强调说：“必须在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划清敌、我，分别主、从。”在这样的文学史框架中，朱自清、戴望舒等作家，显然必须进行‘低调处理’。
到了1958年，留给这位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的任务只能是“检讨”。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中写道：
我错误地肯定了许多反动作品，把毒草当作香花，起了很坏的影响。胡风分子的作品，我大都是加以肯定的，还特别立了一节谈《七月诗丛》。究竟我肯定这些作品的什么东西呢？翻开我的书，不外是“情感丰富”之类的词句，而脱离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我还肯定过丁玲的反党作品《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冯雪峰的《灵山歌》和《乡风与市风》等杂文集。对这些毒草的内容我毫无批判，而是当作香花来肯定了。这除了说明我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上有和他们共同的地方以外，是很难用其它原因解释的。
即使如此自我贬低的检讨，但也无法逃脱“文化大革命”这一鬼门关。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们夫妇都被“隔离审查”。审查的理由仅仅是：其妻张继芳是该校职员。因为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当过广播电台播音员，以及参加过“三青团”，于是被指控为“特务”。刘绶松元人则被指控为“交代问题不老实”。当时有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领导“运动”的“军工宣队”威胁说，要把刘绶松当作“坏典型”，予以“从严处理”。
在无法摆脱的阴影下，他和妻子张继芳二人忍着强烈的悲痛走上了黄泉路：日，他们回到家中，在楼上堆杂物的小阁楼中竖起一张单人木床，然后一边一个，在木床栏杆和床腿上，双双自缢身亡。他们的骨灰不准留下。留下的二个孩子（分别上中学和小学）只好由其母亲、孩子的祖母抚养。但武汉大学强行收回宿舍，刘母只好随孩子们“下放”农村。
刘绶松，这位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的命运，竟然如此悲惨。
【编者按：刘绶松教授的研究专业是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文学家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在这些璀璨的群星中，女词人李清照无疑是异彩闪烁、最为耀眼的一颗。刘绶松应该不会忘记她那首著名的《声声慢》。该词开头就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如果用这14个字来概括和总结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一开始是‘寻寻觅觅’，寻找真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经过反复寻觅，终于寻觅到中国共产党。可是，事后却发现大失所望。当年那些豪言壮语所描绘的共产主义天堂变成了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及的幻影；当年那些花言巧语所许诺的民主、自由、共和国等等变成了无法充饥的画饼；当年那些甜言蜜语所承诺的‘民为主、官为仆’，现实却变成了‘主仆关系大颠倒’。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流行的顺口溜说：‘一等人是公仆，老婆孩子齐享福；……十等人主人翁，继续革命学雷峰’。这段顺口溜就是‘主仆关系大颠倒’非常形象的、通俗的注解。
原来的理想破灭了，只好心灰意冷，过着清贫的日子。但这种‘冷冷清清’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最后是无情的打击、摧毁，导致’凄凄惨惨戚戚’的结局。本书用近百位精英被毁灭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结局。
人们不能不佩服这位女词人的英明和远见，她在800多年前就为我们‘量身定做’地预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命运。她太有先见之明了，真不愧为词人翘楚、女中豪杰。】
刘绶松平反以后的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了《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绶松文学论集》。
这两部书是刘绶松教授的永恒的纪念碑。任何权威也批不倒、砸不烂、毁不灭！
“把权力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
——引自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
6、张若名：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投水自尽
张若名（年），出生于河北清苑县。其祖父是清苑县的首富，父亲是晚清的小官。1919年，17岁的张若名同本校的郭隆真、邓颖超、刘清扬以及南开中学的周翔宇（周恩来）、马骏等一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当“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即将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来时，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群情鼎沸。5月5日，天津第一女师的学生郭隆真在该校大会上宣讲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号召同学们组织起来。张若名头一个响应号召，争先报名。很快，“女师”联合“中西”、“贞淑”等女校，成立了“女界爱国同志会”。会上选举张若名、郭隆真、邓文淑（邓颖超）等为评议委员。后张若名又被选为评议部长。6月27日，她在北京新华门前与各省代表一起请愿，在烈日下不吃不喝，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为的就是迫使中国代表拒签“凡尔赛和约”。10月7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曾以《两周间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为题，报道了张若名主持评议部开会的情况。那时张若名常化装成一个农村姑娘，多次奔波于京津之间，参加各种爱国活动。
作为天津的正式代表，她两次去北京参加反“巴黎和会”签字请愿活动，并加入觉悟社，她的代号为36，在《觉悟》创刊号上，张若名以代号“衫六”署名发表了《“急先锋”的女子》一文。文章呼吁：“女子解放要从女子自身做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她提出的破除迷信形式的道德观念，铲除男女心理上的隔阂，打破男女职业不平等等女权主张，代表了中国知识女性的共同声音，也反映了广大知识女性追求自身解放的“觉悟”水平。10月中旬，为了更好地统一行动，觉悟社还组成了一个执行机构叫“执行部”，张若名任执行部部长。12月10日在天津北马路总商会大院召开了“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张若名担任大会主席，她在开幕辞中说：“奋斗的精神是人生观不可缺少的精神”，应当“与黑暗势力相斗”；“奋斗的精神，进化的精神，男女平等及互助的精神，这是今天的新学生会开会最要紧的几项”。后来张若名被选为“新学联评议委员会”委员长。
同年11月，在福州居住的日本人开枪打死我爱国学生和警察，造成“福州惨案”。为抗议这一暴行，天津爱国学生于12月28日在南开学校前广场举行了万人群众大会，反动当局进行镇压。直至次年1月23日至25日学生相继被打，“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被查封。26日至28日，“觉悟社”秘密到法租界绿牌电车道上的维斯礼堂连续开了3天的紧急会议。决定1月29日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向省公署请愿。
日下午，数千名学生云集于省公署门前，强烈要求恢复被查封的“各联”、“学联”，释放被捕的代表。人们怒吼着，金钢桥畔人山人海。请愿队伍与荷枪实弹的军警对峙着。忽然，从人群中走出4位学生代表，他们是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与于方舟，4人昂首挺胸，登上省公署台阶，从大门下面钻了进去，但立刻被隐藏的警察逮捕。此时，省长曹锐和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下令军警用刺刀、木棒驱赶、殴打爱国学生。顿时刀棒乱舞，血肉横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一二九”（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惨案。
2月6日，周、于、郭、张4人被送到警察厅关押。
张若名和郭隆真在狱中饱受折磨，不断患病，但她们的斗志从未减弱。她们互相照顾，彼此鼓励，成为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难友，并为以后的革命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个月后，张若名之父张绍文来到拘留所，向女儿“劝降”，想单独取保释放。但张若名义正言辞地说：“学生抵制日货游行请愿是应该的，是爱国的，是合法的，是正义的！”其父听罢大为光火，当即说：“我不认这个女儿了，你们把她枪毙算了！”
7月17日，经几个月的预审、公审，经北京名律师刘崇佑义务出庭辩护，周、郭、张、于4人被指控为“骚扰”罪，交罚金后便被释放。这天清晨，三马路的法院附近，早就站满了各界爱国人士来迎接周恩来四人等出狱。当看到他们走出后，大家欣喜若狂，立即为被捕的所有代表胸前佩戴上“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然后大家来到天津市总商会召开庆祝反帝爱国斗争胜利大会。会后并合影留念，人们把郭隆真和张若名拥到第一排中间。照相后，国货售品所和公教耶稣教慰问会赠送每人玻璃一面；爱国绅士冯俊甫送每人一把折扇，扇面上亲笔提写“志士同心光历史……瀛海澄清捕鳄鱼”等诗句。最后由商务会长卞月庭、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在会宾楼饭庄请全体代表吃“压惊饭”。
8月16日，觉悟社部分社员到北京陶然亭举行茶话会。李大钊出席了会议，还有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等进步组织的代表。会上李大钊论述了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向，周恩来介绍了觉悟社提出的联合进步团体共谋改造中国的主张，觉悟社的郭隆真、张若名、邓颖超和刘清扬等了都作了发言。
1920年11月，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一起登上轮船离沪赴法。1922年张若名在法国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开始与周恩来相恋；由于张若名法语口语流畅，又是女子，便于隐蔽身份，她在少共组织内担负与法国共产党保持秘密联系的任务。
但是不久她便离开了巴黎前往里昂，并与周恩来分手。
日，列宁逝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大会，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员参加。但少共主要负责人冒险行事，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发言，结果张若名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并一直被警方跟踪盯梢。加之因自己的出身问题，又在党内受到审查。
由于她父母对其投身革命极其反感，曾多次劝说，要她放弃那些“抛头露面”的行为，在学校好好念书。她非但没有接受，反而“闹”得更凶，继续为革命奔走呼号。父亲盛怒之下，登报宣布与她脱离父女关系，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学习费用。她是在“背叛”封建家庭的情况下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竟然遭到党内关于家庭出身问题的‘审查’，尤其是她和当时旅欧的中共负责人任卓宣意见不合，任卓宣故意把她暴露给法国当局，以“考验”她在政治上的坚定性。这使她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她经过反复思考后，做出了痛苦的选择：退出“少共”，脱离政治，专攻学问。
1927年，张若名考取里昂大学，并准备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1930年，完成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纪德，法国著名文学家），获得奖金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在欧、亚、美洲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许多专家学者予以高度评价，从未谋面的纪德在致张若名的信中说：“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获得了新生。多亏了您，我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张若名的法语启蒙老师盛成教授在《纪德的态度》中文版序言中盛赞：张若名是纪德的‘伯乐’。从此，纪德的声誉日隆；他于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吧！
日，张若名与在里昂大学读博士的杨堃结婚。1931年元旦刚过，张若名、杨堃戴着“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光环回到北平。张若名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学的河北农业大学任教。
1937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华北，中法大学停办，她不愿为日寇效力，在家赋闲一段时间后参加《法文研究》月刊的编辑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法大学复校，张若名回校讲授“法国文学史”、“法国戏剧”等课程，并继续研究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发表了《纪德的介绍》(载《新思潮》，1946)、《小说家的创作心理》（载《新思潮》，1946）、《漫谈小说创作》（《文艺先锋》，1948），还把鲁迅和郁达夫的作品译成法文介绍给法国读者。
1948年春，张、杨夫妇接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举家南迁，张若名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为中文系讲授文艺理论与世界文学史，并在外文系讲授法语。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外长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万隆会议，途径昆明作短暂逗留时，看望了张若名、杨堃夫妇，周总理代邓颖超向张若名问好，并互致问候和鼓励，五个小时的亲切会面与交谈，使她受到极大鼓舞——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张若名决心在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相继撰写并发表了《欧洲旧现实主义的成就和缺点》(《云南大学学报》1956)、《试论文学中型典性的创作过程》(云南大学《人文科学》，1957)两篇学术论文。
1957年，“反右”运动中，她因早年退党“问题”而遭受迫害。（据周恩来后来对她的解释，当年她所退出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少共’即相当于‘青年团’之类的组织。但这种解释似乎没有起什么作用。）
【编者按：周恩来的解释只是澄清一个事实——她不是退出共产党，仅是退出‘青年团’之类的外围组织。但他没有也不敢触及价值判断，即是非问题。难道退出共产党就成为一大错误吗？否！按照现代政党理论：政党是志同道合、具有相同思想、观点的人们自愿结合的组织。第一、参加必须自愿（不可强迫），第二、退出可以自由（不可限制）。如果参加后想要退党竟然受到制约，甚至成为被迫害的借口，那说明这个组织决不是现代政党，很可能是旧社会的会道门，或者是现代的黑社会。难道共产党也是这类组织吗？】
1958年，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就思想改造问题向党“交心”的运动中，她被列为中文系重点帮助对象，数月的围攻、批判使她的精神承受了沉重的压力，难以释怀。
日，中文系召开反右批判会，要她承认诸多罪名，张若名倍感羞辱，她饱含着泪水，拒绝承认所有的“罪名”，愤而离开会场，独自走到昆明郊外的龙盘江投河自尽。她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一生，同时也是对当时那种不断整人运动无声的抗议。当周恩来了解到张若名的屈死时，异常愤怒。在周恩来、邓颖超的过问下，中共云大党委才承认对张若名的批判是错误的，并向家属赔礼道歉。这是反右运动中唯一的例外。原因仅仅是因为周恩来位高权重，说话有分量。至于其它几十万被划为右派的人，还要等到几十年以后，甚至生命终结后，才盼来迟到的“改正”二字。
张若名被历史尘封了近半个多世纪，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发掘、研究和介绍这位曾经有过光辉经历的人物，已有众多的文章用中文、英文、法文在亚洲、欧洲、美洲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香港学者黄嫣梨博士，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1997年又在香港出版了《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一书。张若名不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还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的女博士，她一生的中法文著作近百万字，在法语教学领域培养大量人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1921年，19岁的张若名在法国被《北京晨报》特约通讯员。她寄回国内发表的文章不下20多篇，如《德意志赔偿问题与美国》、《留法俭学生最近之大觉悟》、《英吉利之诡秘的外交策略》、《英国煤矿罢工别记》、《土希战争与德国形势》等。1922年到1924年，她又以“一锋”笔名发表了《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帝国主义浅说》、《现代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和《两个“旅居”法国朋友的信》（后两篇被编入《天津女星报》一书）
一代女杰，香消玉殒50多年后，才被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这是幸，还是不幸？
“尽管多党竞争下，政党宣传带有广告欺骗性质……但是没有多党竞争，欺骗会多得多，而人民揭穿骗局、查明真相的办法则少得多。”一个国家政治自由越多，其代议机构越健全、越民主化，人民群众越便于查明真相、揭穿骗局。
7、吴兴华：被‘红卫兵’强灌污水&中毒身亡的北大教授&
吴兴华（年）原籍浙江杭州，生于天津塘沽；笔名兴华、钦江，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副主任；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被公认为“学贯中西，博通文史”的奇才，通晓多国语言及文字。
1937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6岁时即发表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诗坛。他的诗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另辟蹊径，融合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和西洋诗歌的形式，在实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化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作为翻译家，他是第一位把《尤利西斯》引进中国的人，他翻译的《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
作为学者，他写下大量诗歌理论，并翻译了大量文艺理论，可惜由于岁月的湮没，他的大部分文稿散佚不知去向。
吴兴华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父亲是留日的医生。吴兴华从小功课就特别好，很多文章能过目成诵。这种超常的记忆本领使老师大为惊奇。1937年，兴华考取了燕京大学。他入学考试的作文又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惊叹：一个16岁的孩子能够写出如此水平的作文，大可造就！
在学校期间，他写了很多诗。兴华自己说：当时有激情，也有灵感，加上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不觉竟然写下了那么多的诗。他的诗后来经过同学宋淇的介绍，辗转到了一些国外的专家那里，获得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包括叶维廉、贺麦晓等人，这些专家认为兴华的诗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还在吴兴华当学生的时候，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就已出版，吴兴华敢于提了一些意见，而且竟然都被钱先生接受。兴华也因此被同学们称为“小钱锺书”。钱先生因此很器重他；兴华去世之后，钱先生对兴华全家一直很照顾。当时吴兴华的大女儿才十几岁，从兵团回来之后没有工作，钱先生就让她帮着抄一些东西，变相给他家一些帮助。兴华在学校里修的是英国文学，他并不满足，又加修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结果一学期下来，四门语言的第一名都是兴华。
吴兴华诗歌创作最活跃的时期大致是1941年前后，当时中国诗歌主流一是解放区如贺敬之类似民谣的创作，一是以穆旦等九叶诗人为代表的现代派风格。吴兴华却和两者都不相同，他虽然精通西文，却有意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吸取养分，最后雕琢出一种既具古典之美，又有现代诗歌自由风格的新古典诗歌。可以断言，这样的写作要求诗人在穿透语言的能力之外，同时具有极深的中西古典文化修养，这也就注定了这种写作方式不可能复制，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流派。吴兴华在这条诗歌道路上只能独自前进。如果不能登顶，就只有湮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吴兴华虽然诗名不显，但他的诗却推动了当代华语诗歌的进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诗人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吴兴华的好友宋淇在港台地区以梁文星的笔名发表了吴兴华的大量诗歌和诗论，这些作品甚至影响了当代大批文人。
吴兴华是诗人，更是学者，同时还是著名的翻译家。但和他的诗歌一样，他的译作和论文同样只在小圈子流传，很久没有再版。虽然他翻译的《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普通读者却很难见到。在10多年前《尤利西斯》同时出版过两个译本，但译者都没有提到中国第一个译介这部作品的正是吴兴华。同时吴兴华还发表了对乔伊斯更晦涩的著作《芬尼根守灵夜》的研究文章，这部作品到现在也还没有翻译出来。
最近10年关于吴兴华的研究开始升温，有学者认为吴兴华的修养可以与钱钟书相匹敌。这样的说法读者当然无从比较和判断，只能从留存的《吴兴华诗文集》中一窥天才诗人的创作生涯罢了。如今的读者，知道吴兴华的已经不多了。他的诗论、译着和文学批评文章早已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这时，当我们看到《吴兴华诗文集》引用诗人当年在燕京大学的老师谢迪克先生对诗人的评价，不免感到唏嘘：“吴兴华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的学生、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布鲁姆如今已大名鼎鼎，是西方主流文学的批评大家，而吴兴华却只留存在少数人的记忆中。
著名的文学史专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年龄最长的院士夏志清教授有言：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学养而论，有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代是陈寅恪，第二代是钱钟书，第三代就是吴兴华。
京城有名的文物专家王世襄也曾经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钟书式的人物。”而曾经教过吴兴华的英籍导师谢迪克则这样追忆他的学生：他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
他学贯中西，博通文史，一手写出《威尼斯商人-冲突与解决》，一手又能写出《读通鉴札记》和《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因而被海外学者誉为现代中国真正学贯中西的少数几位学人之一。
北京大学是‘文革’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发源地。日，毛泽东下令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那张大字报，攻击当时的北京大学当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接着，“工作组”进驻北大，支持聂元梓执掌校政。从此，全国学校相继停课，以北大为样板轰轰烈烈地开展‘文革’。
10天后也就是6月11日，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钱在学生和工作组长时间“斗争”后，在家中锁上房门服用“敌敌畏”自杀。临死前非常痛苦，呻吟嚎叫，以头撞墙。其邻居和同事都听到了这些恐怖的嚎叫声。
继汪钱之后就是吴兴华。西语系的红卫兵到吴兴华家抄家，把他的手稿和书籍，就在门口的空地上点火烧掉。手稿中，有他已经基本完成的但丁的《神曲》的译稿，有他接近完成的一部关于唐朝诗人柳宗元的小说，还有他翻译的一本希腊文艺理论，是本来计划要出版的一套外国文学理论丛书之一。像吴兴华这样的懂希腊文的学者很少，该书是出版社指定要他翻译的。这些稿子统统被付之一炬。
早在1957年，因与苏联专家持有不同见解，吴兴华被错划为“右派份子”，1962年“摘帽”；‘文革’中又被划入“劳改队”并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殴打和抄家。日，吴兴华和西语系的其它老师们被勒令“劳改”——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在劳动中由于体力不支，被红卫兵们强行灌下从化工厂污水沟里排出的污水，当场昏迷。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仍对他又踢又打，不准送学校医务室。直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校医院医生又把他送到北医三院。次日凌晨，这位学贯中西、壮志未酬的文学天才离开了人世，年仅45岁。
关于吴兴华的死因，医生说是死于急性痢疾。而红卫兵却说是自杀、对抗文化大革命，罪大恶极。因此下令解剖尸体。吴的妻子谢微一女士多次请求不要解剖尸体，但是无效。他们不顾家属的反对，强行命令医生解剖尸体。
在吴兴华死后20天，另一位英语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殴打、侮辱后，服毒自杀。两年以后，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中，北京大学西语系又有三位老师在被整后自杀。他们是德语专业的程远和徐月如，西班牙语专业的蒙复地。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批关于文革死难者的纪念文章中，几乎千篇一律地只写死难者生前如何优秀，如何贡献等等。这些文章对于给死者“平反”无疑是有意义的，也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些人被整死的具体过程和情节大都语焉不详。这几乎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不准提他们死亡的经过。其真实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文革’的罪恶历史以避免深究当时领导者的责任和追究‘文革’产生的根源。俗语云：“恶恐人知，必是大恶”，诚哉斯言！
“你可以暂时欺骗多数人，也可以永久欺骗少数人，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
——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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