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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时代(下)/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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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意大利)乔尔乔·瓦萨里著//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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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湖北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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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时代(下)/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商品介绍
巨人的时代(下)/意大利艺苑名人传用户评论
热卖图书音像推荐文艺复兴“巨人”迭出的时代（转）
　　那是1512年，在刚刚过去的整整4个年头，米开朗琪罗天天仰卧在十几米高的台架上，蜷曲着背，翘起头与脚，专心致志地画着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天顶画，他的健康因此受到很大影响。4年的仰视作画，使他养成了特别的习惯。全画完工后的几个月内，他的眼睛不能平视，朗读一封信也必须把它拿起来仰读。然而，当他一触摸到大理石，就像上帝的手指触到亚当使之顿时充满生命活力一样，米开朗琪罗又成为一位充满想象力的创造者。
　　提到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提香的名字也会立刻跃入你的脑海，而他们也一定让你想到了那个伟大而光辉的——文艺复兴时代。
巨人迭出的时代
　　“文艺复兴”的字面原意是恢复古典古代的优秀文化，尤其是拉丁和希腊语言。14世纪后半叶和15世纪的意大利古典学者认为，黑暗的中世纪把自己与梦寐以求的古典时代分割了千年之久，在那个昏暗、愚昧的时代，文学和艺术坠入了昏睡的深渊。当时的桂冠诗人彼特拉克宣称，只有到了他的时代，“黑暗才被冲破，未来的人们才可找到回归清彻的古代辉煌之路”。从14世纪开始，意大利人率先自觉地意识到他们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他们自称为古典文化“再生”的时代。19世纪的历史学家把这个时代命名为“文艺复兴时代”。
　　文艺复兴的奇迹，归根结底，其动力来源于一种前所未见的智性和审美冲动，以及对往昔优秀文化遗产的尊重。这就保证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反而在政治动乱、战争频繁的16世纪初叶进入了辉煌时期。当时，佛罗伦萨依旧保持着艺术中心的地位，可她的共和制度已分崩离析，落入梅迪契家族的独裁统治。法国两次入侵意大利北部，占领了纺织业中心米兰。罗马惨遭查尔斯五世军队的法国和西班牙雇佣军的洗劫。正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文艺复兴艺术却绽开了最灿烂的花朵，迎来了她的高潮。此时的艺术，宁静而内含崇高的思想，充溢着不可抑制而又具自控力的精神，臻于古典的完美和谐境界。
　　我们一般把这个时代叫做“文艺复兴盛期”，而把前文描述的时期称为“文艺复兴早期”。在历史上，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希腊艺术曾达到同样的高峰。文艺复兴盛期是希腊艺术黄金时代的复现与发展。这两个时期代表了人类文化最富有创造性的两个经典时段。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产生于1495年至1520年这短短的25年间。这是一个“巨人的时代”，这些巨人除了米开朗琪罗和提香，都没有活过1520年。这个短暂的时代似乎没有产生次要的艺术家，而只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它似乎没有产生“时代风格”，而只有个人的风格。这些巨人不仅使所有其他艺术家相形见绌，而且其时代也因他们而变得伟大。
　　达·芬奇就是一个例子。他在佛罗伦萨人文主义氛围中成长，但对他们渊博的古典知识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不闻不问。他40岁才开始学习拉丁语，不但使自己独立于古典世界，而且独立于中世纪思想。他也许是第一位超越这两个世界的思想者，也是超越自己时代的探索者。这些巨人的独立探索精神与他们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产生了不可言喻的影响。从这一点来说，16世纪上半叶的确是西方艺术的顶峰时期，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
奇人与奇作
　　达·芬奇曾在画家兼雕刻家韦罗基奥的作坊当过学徒。韦罗基奥作坊在佛罗伦萨是第一流的，达·芬奇在那里学习如何锻造金属制品，如何依据裸体和着衣模特儿为绘画和雕刻画画稿，如何描绘植物和动物，如何运用透视光学和色彩等奥秘。
　　达·芬奇是一位奇人。在艺术上，他几乎没有画完任何画作，做过许多从未铸成铜像的青铜骑像模型，设计过从未实施的建筑设计，他的天才伟大到使他从来没有勇气完成自己的作品。但是，历史女神非常偏袒这位天才，世上哪有其他艺术家可像他那样以寥寥几件作品就博得历史最高的永恒赞誉？
　　就是这样一位奇人，注定要给后人留下名垂青史的典范之作——《蒙娜丽莎》。
　　1499年，米兰落入法国人之手，达·芬奇回到了久违的佛罗伦萨。此时的佛罗伦萨与他离别时大不相同，梅迪契家族已被放逐，佛罗伦萨短暂地恢复了共和制度。在佛罗伦萨，达·芬奇画了蒙娜丽莎的肖像。这幅肖像家喻户晓，但像世界七大奇迹一样，人人都无法理解它使我们销魂的秘密所在。
　　《蒙娜丽莎》很神秘，以至于这种神秘把我们的心紧紧地吸引过去。在这里，达·芬奇发现了一种画法，就是运用模糊的轮廓和柔和的色彩将一个形状融入另一个形象之中，为我们留下想象的余地。达·芬奇在他那部著名的《绘画论》中曾告诫画家：“你有没有在阴晦的黄昏，观察过男人和女人们的脸？在没有太阳的微光中，他们显得何等柔和！在这种时间，当你回到家里，趁你保有这印象的时候赶快把他们描绘下来吧。”这种渐隐法可以真切地表现肉感和皮肤的颤动。在达·芬奇之前，波提切利等画家也画出了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后者为了克服人物形象的生硬感，也曾尝试突出其卷曲的头发和飘拂的衣饰，以烘托人物的生气。比较一下《蒙娜丽莎》和波提切利的维纳斯头像的脸部轮廓，就不难看出，前者的轮廓是浮动的，沐浴在似雾的流动空气中，呈现出体积。后者的轮廓则是以明确的线条勾勒的，虽然也以简略的明暗塑造形体，但那形体没有圆转过去，而是受到了标明轮廓的笔致的阻碍。
　　描绘一个栩栩如生的面部表情，其关键在于嘴角和眼角。在描绘《蒙娜丽莎》时，画家有意识地让它们模糊，使之逐渐融入柔和的阴影中。人物的神秘微笑，完全含蓄在这隐退的口缝之间，口唇抿起的皱痕波及面颊，脸上的高低凸凹的起伏，完全随着这微笑的波动为中心而散发，最终向着眼睛汇聚。这双眼睛全无光彩，因为画家没有点上瞳子。画家在眼角下了工夫，使上倾的眼角和口唇一样，成为微笑的标识。蒙娜丽莎的表情总叫我们捉摸不定，其秘密就在于此。她脸上的一切线条和体积似乎都有这微笑的余音和回响。
　　1519年，达·芬奇客死法国。据说法王亲自来向他告别。在半个世纪之后，佛罗伦萨艺术史家兼艺术家瓦萨里对达·芬奇做了这样的赞美，而这个赞美也可以用来描述他的不朽之作：“有时候，上帝赋予人以最美妙的天资，而且是毫无限制地集美丽、优雅、才能于一身。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的行为总是值得人家的赞赏，人家觉得这是上帝在他灵魂中活动，他的艺术已不是人间的艺术了。莱奥纳尔多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等同于上帝的“神人”
　　与天才达·芬奇同时代，另一位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推向顶峰的佛罗伦萨艺术家是米开朗琪罗。瓦萨里在为他做传记时，把他描述为等同于上帝创造力的“神人”。
　　米开朗琪罗创作《大卫》时，年方26岁，到30岁时，他已是公认的大师，人们将他与天才的达·芬奇相提并论。佛罗伦萨给予他殊荣，委托他和达·芬奇在市政议会厅墙上各画一幅有关该城的历史画。这是艺术史上又一个戏剧性的时刻，两位巨人争强斗胜，而整个佛罗伦萨都在兴奋地注视着他们，可惜作品没有完成。达·芬奇返回米兰继续为米兰大公服务，米开朗琪罗则应召到罗马修建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陵墓。
　　尤里乌斯二世是历史上少见的野心勃勃的教皇，与雄心勃勃的旷世怪杰米开朗基罗合作，两雄虽心志神合，但他们过分相同的性情脾气常常发生冲突。米开琪基罗接到任务后，很快为陵墓画出了设计稿，教皇看后非常满意，同意实施建造。米开琪基罗立刻出发，到卡拉拉采石场去精选大理石，以便为大陵墓做雕刻。在采石场，这位青年艺术家见到如此多的大理石很兴奋，一直呆了6个多月，这些大理石仿佛等待他去把它们凿成人世间前所未见的雕像。然而，几年后，教皇改变了主意，要求米开朗琪罗停止陵墓工作。米开琪基罗疑心是他的敌手、建筑师布拉曼特阴谋加害于他，在恐惧和愤怒中逃离罗马，回到了故乡佛罗伦萨。教皇并未因此而发怒，他要求佛罗伦萨政府把艺术家劝回罗马。佛罗伦萨人害怕继续庇护他，教皇就会迁怒于他们，于是说服米开朗基罗回去为教皇服务，并让他带上一封推荐信。信中称米开朗基罗是举世无双的艺术家，只要以诚相待，他就会做出震惊世界的壮举。
　　米开朗琪罗回到罗马后，教皇让他去为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画天顶画。在这个礼拜堂里，前辈名家如波提切利和米开朗琪罗的师傅吉兰达约都画有壁画。但礼拜堂天顶依然空白，教皇提议米开朗琪罗去装饰。米开朗琪罗认为自己是雕刻家，而不是画家，又一次怀疑让他去做非自己擅长之事，可能是对手们的阴谋诡计，蓄意让他在世人面前出丑。但是，教皇坚持要他画，他执拗不过便答应了。他还念念不忘建造那座大陵墓，心想完成了西斯廷天顶画，教皇高兴之下，可能让他继续做雄伟的大陵墓。他仅花了4年的时间，便奇迹般地画完了整个天顶，创造了真正划时代的伟大杰作。他将巨大的天顶转化为一个有机组织，在画出的建筑框架里，富有节奏地分布着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它的规模，尤其是它的气势撼人的内在统一性，使处于下方前辈大师所画的壁画相形见绌。
　　1512年，米开琪基罗画完西斯廷天顶画，就急不可待地转向他的雕刻，继续从事尤里乌斯二世陵墓的修建工作。他计划用他在罗马遗迹中看到的囚犯雕像装饰陵墓。《垂死的奴隶》就是他此时创作的雕像之一。
　　如果建成尤里乌斯二世陵墓，本应是米开朗基罗的惊世杰作，因为它必将是一座建筑与雕刻完美结合、充分体现米开朗基罗艺术天才的作品，他为此断断续续地投入了40年的精力。然而，由于各种政治、社会和个人的原因，这项宏伟的工程逐渐萎缩，最终留给我们的仅是一堵墙面，中间放着米开朗琪罗所雕刻的《摩西像》，而原计划雕刻的那些未完成的奴隶像也散失了，米开朗琪罗说“这是他的一个悲剧”。
　　完成西斯廷天顶画20年之后，米开朗琪罗又回到了西斯廷礼拜堂创作了《最后的审判》。在这幅壁画中，不论是受到天赐还是天罚的芸芸众生，蜷缩成一团，祈求愤怒的上帝的宽恕。这幅画明显地反映了政治、社会和艺术家个人思想与艺术风格的变化。西斯廷天顶画先前的那种青春活力消失了，代之以沉闷忧郁的图像。在愤怒的上帝的下方，坐在云朵上的是使徒巴多罗买，他手上拿着殉道者的人皮，而在这张人皮上有一张脸，这不是圣人的脸，而是米开朗琪罗自己的面孔。借着这幅令人寒颤的自画像，这位艺术家忏悔了自己的罪与渺小。
　　在这20年间，西方世界卷入了宗教改革的政治和精神危机之中，意大利也发生了变化。1512年，当米开朗琪罗回到佛罗伦萨时，梅迪契家族重新掌握了统治权。此后，梅迪契家族中的两位重要成员先后当上了教皇利奥十世和克雷芒七世。米开朗琪罗年轻时就熟悉这两位教皇，他们企图把圣·洛伦佐教堂改修成梅迪契朝代的纪念碑，便托米开朗琪罗设计一座新的建筑立面，但此立面终未建成，于是利奥十世让米开朗琪罗建一座梅迪奇礼拜堂，其中有4座埋葬该家族成员的纪念性陵墓。米开琪基罗用了14年的时间建成了礼拜堂和两座陵墓。
　　1534年，米开朗琪罗赶赴罗马。艺术家中断了这项伟大的工作，又一次为世人留下了无可弥补的遗憾。
腰缠万贯的优雅大师
　　当米开朗琪罗正在创作他的西斯廷天顶画的时候，文艺复兴盛期三足鼎立的另一位大师拉斐尔也在同一礼拜堂里画他的签字厅作品。两位大师在同一地点、同一时刻创作两件惊世之作，在历史上极为罕见。然而，他们的作品代表着文艺复兴盛期的两种思潮，很快将会分叉转向，形成对抗之势，使其后欧洲艺术风格变化层出不穷。
　　拉斐尔是画家之子，他的家乡乌尔比诺产生了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和佩鲁吉诺这样伟大的画家。拉斐尔曾在后者的作坊完成学徒生涯。年轻的画家很快受到当地名流宠爱，17岁就接到绘画订单。
　　如果说米开朗琪罗是孤独的天才的典型，达·芬奇是博学睿智的通才，那么拉斐尔就属于另一个世界，他既没有达·芬奇的渊博知识，也缺乏米开朗琪罗的巨大才能。但上帝将金苹果赐给了这位年轻娇子，使之成为最受世俗欢迎的画家。对于世俗来说，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这两位天才人物无法捉摸，难以相处，而拉斐尔虽然比达·芬奇小31岁，比米开朗琪罗小8岁，但他温和的性格博得了当时有权有势的赞助人的青睐。他仅活了37岁，但获取了世界所能给予他的一切名誉与金钱。在财富上，他很像今天中国有钱的艺术家，在其他画家还在为生存艰辛奋斗的年代，年轻的拉斐尔已腰缠万贯。他在罗马有漂亮的别墅，在家里有一大批随从和佣人，还有更大的一支助手队伍。他生活得像王公贵族。他的朋友卡斯蒂廖内在著名的《廷臣论》中高度赞扬了这种轻松自如的风格。
　　拉斐尔在签字厅的湿壁画，表现了学术的四个领域：神学、哲学、法律和艺术，其中《雅典学派》最著名，一直被公认为文艺复兴盛期完美地体现古典精神的杰作。其题材是“雅典思想学派”：一群著名的希腊哲学家集聚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周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姿势，都在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从这幅画的形式和风格可见，拉斐尔在创作过程中，必然到西斯廷礼拜堂去看过米开朗琪罗临近完成的天顶画。拉斐尔笔下那结实有力的人物造型，那戏剧性的人物组合效果，以及整幅画面的巨大表现力，无不来自米开朗琪罗。然而，拉斐尔并没有机械地照搬年长大师的人物姿态和动作，他巧妙地把它们消化到自己的风格中去，由此赋予不同的意义。在米开朗琪罗那里，肉体与精神，行动与情感发生着永恒的冲突，而在拉斐尔这里，它们达成了和谐平衡。画面人物各得其所，刻画得清晰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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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文艺复兴，一个出现巨人的时代。在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个时代比这段时期更具浪漫色彩。它被称为“近代文化的开端”，也被称为“出现巨人的时代”，它“对世界与人类的探索”，迄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里，有文字，有油画，有建筑，有雕塑，有活生生的文艺复兴史！　　文艺复兴年表　　（请注意有些年代为近似或推测）　　1260年?尼古拉?皮萨诺装饰比萨洗礼堂的讲坛　　1302年?但丁开始创作《神曲》　　1311年?杜乔在锡耶纳用透视法来绘画　　1334年?乔托在佛罗伦萨负责监造公共工程　　1341年?彼特拉克在罗马被封为桂冠诗人　　1353年?薄伽丘的《十日谈》出版　　1386年?乔叟开始创作《坎特伯雷故事集》　　1390年?琴尼尼撰写《艺术之书》　　1401年?吉贝尔蒂在竞争中获胜，佛罗伦萨洗礼堂大门按照他的图纸建造　　年?布鲁内莱斯基建造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圆顶　　1435年?多那太罗完成《大卫》　　1450年?阿尔伯蒂开始撰写有关建筑的论文　　1455年?第一本印刷书籍谷登堡《圣经》出版　　1465年?乔万尼?贝利尼及曼泰尼亚两人分别创作《园中祈祷》　　年?油画传至意大利　　年?韦罗基奥创作科尔雷俄尼的骑马像　　1480年?波提切利完成《春》　　1494年?法国的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　　1498年?伊拉斯谟造访英格兰　　年?米开朗琪罗创作《圣殇》　　1500年?乔尔乔内完成《暴风雨》　　年?达?芬奇创作《蒙娜丽莎》　　年?丢勒在威尼斯　　1512年?拉斐尔完成《西斯廷圣母》　　1513年?马基雅维利开始撰写《君主论》　　1516年?达?芬奇前往法国　　1517年?马丁?路德推行宗教改革　　1525年?帕维亚之役　　1533年?提香被任命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宫廷画家　　1563年?特伦托宗教会议闭会　　1564年?米开朗琪罗逝世　　1588年?韦罗内塞逝世　　1594年?丁托列托逝世　　第一章 　　文艺复兴的历史与经济背景　　过去层层交织，错综复杂，因为它由各种或大或小的事件所组成，乃至无法衡量。要了解过去，历史学家必须拣择、简化、建构。历史学家建构过去的一个方式，就是把过去分成若干时期。如果每个时期被一个能略述其精神的词汇冠上名号，就能变得更有纪念意义且易于领会，文艺复兴这个词就是这么产生的。　　过去层层交织，错综复杂，因为它由各种或大或小的事件所组成，乃至无法衡量。要了解过去，历史学家必须拣择、简化、建构。历史学家建构过去的一个方式，就是把过去分成若干时期。如果每个时期被一个能略述其精神的词汇冠上名号，就能变得更有纪念意义且易于领会，文艺复兴这个词就是这么产生的。不用说，它并非是亲历过这段时期的人所新创的词，而是以后，通常是很久以后的作家所创，历史的分期和冠名多半是19世纪的工作。文艺复兴这个词就是被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在1858年首次使用而出名，并在两年后，因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出版的巨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而定型。这个词的用法得以生效，是因为它最终被证明是一种便利的方法，用来描述中世纪（当时欧洲已是基督教世界）与现代的开端之间的过渡时期。它也有某种历史学上的正当理由，尽管当时意大利的精英人士从未使用过“Renaissance”或“Rinascimento”这两个字，但他们已经意识到某种类型的文化改变正在进行着，而且大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文学、哲学、艺术等巨作正得以再生。在1550年，画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出版了他的宏伟之作《艺术家传记》（The Lives of the Artists），在书中他探索着去描述在绘画、雕塑、建筑方面，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持续下去的。在把意大利古代的光辉之作与当代及近代的代表作品比较的过程中，他将二者之间的衰退时期称为“中间阶段”，而这一说法也固定下来了。　　于是，一个19世纪的术语被用来标志一个在16世纪已受洗得名的晚期时代。但准确地讲，如果以实际的年谱学术语来说，这一个旧纪元的末期和新纪元的开端究竟发生在何时？这将是我们进入文艺复兴的第一个问题。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一致认为欧洲历史的现代初期始于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只是在不同的国家中，他们断定的年代并不相同：西班牙于1492年进入现代初期，当时摩尔人和犹太人遭到驱逐，格拉纳达（Granada）被完全征服，而哥伦布在伊莎贝拉王后（Queen Isabella）和斐迪南国王（King Ferdinand）的命令下登陆西半球；英格兰于1485年进入此一时期，那年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的最后一位国王理查三世在波斯沃斯（Bosworth）被弑，都铎王朝（Tudor）的亨利七世得到了王位；法国和意大利则加入意大利和英国，并在1494年借同一事件而进入现代初期，即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最后，日耳曼于1519年进入这个新纪元，当时查理五世集日耳曼帝国的王位与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王冠于一身。不过，在这些事件发生时，文艺复兴已经是一个完成的事实，且正迅速地迈向巅峰，即艺术史学家所称的文艺复兴盛期（High Renaissance）。此外，欧洲的新纪元即宗教改革（Reformation），早就已经开始。历史学家通常判定宗教改革从1517年开始，那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教堂的大门上钉上95条抗议。所以我们可以明白，文艺复兴与现代初期的关联是很粗略的，而非有准确的年代顺序。　　下一个问题是界定文艺复兴的年表。如果这个词汇有任何价值内涵，那就在于它指明了古代美德、技术、知识和文化的再发现与开掘利用，这些古代的事物曾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倾颓而失落在野蛮人统治的时代中，这段时期常常追溯至公元5世纪。但这里会产生另一个问题，或大或小的文化在历史中再生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在人类社会中，大部分时代的人都有回顾并试图修复昔日黄金岁月的倾向。于是，现代考古学家将古埃及的悠久文明，因为两次政权的崩溃而明确划分为古代王朝、中王朝和新王朝，并将一些转瞬即逝的政权以及中王朝和新王朝称作一定程度上的系统复兴。古埃及的文明史有3000多年，其标志是有意识的拟古主义，以及精心再现早期在艺术、建筑和文学等方面的范式，以此来取代被认为是衰退的某些范型，这在古代社会中是很普遍的。当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4世纪建立世界性的帝国时，他的宫廷艺术家们曾试图恢复公元前5世纪煊赫一时的的雅典文明。所以，后来所谓的希腊化时期［1］，其实是见证了一次古典价值的复兴。　　罗马也不时企图恢复崇尚品德与创造力的过去。奥古斯都?凯撒（Augustus Caesar）在基督教普及前夕创建帝国时，便缅怀了共和国的高贵精神，甚至追溯至罗马城的起源，以期延续道德和文化，并使他的政权合法化。宫廷历史学家李维（Livy）以散文再现过去，宫廷史诗诗人维吉尔（Virgil）则以诗歌述说罗马蒙天庇佑而开创的故事。罗马帝国从未如共和国时期一般自信，因为它受制于可能犯错的独裁者的一时兴起，而非受惠于元老院的集体智慧，而且它总是回顾更值得赞叹的过去，并试图让它的内在精神复活。再造共和的想法一直都存在于罗马皇室精英的心中。　　于是很自然地，当西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崩溃后，恢复罗马宏伟过去的渴望，在继承帝国制度的脆弱或半野蛮的社会之中变得非常强烈。梵蒂冈图书馆中有一份名为《梵蒂冈的维吉尔》的手抄本，年代可追溯至公元5世纪或6世纪。它是用一种硕大的、质朴的大写字体（Capitalis Rustica）书写而成，显示出一种想要复兴罗马书法大写字母的自觉企图。这种字体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衰退时期已较少使用，抄写此书的手抄匠可能来自拉文纳（Ravenna），他还为文本绘上细密的人物小插画，其中包括维吉尔自己。他的技巧明显地接近年代早得多的优秀罗马作品，并在其中模仿和简化到他的最高水平。这就是一个试图恢复失传的罗马技术的早期例证，而且还有不少像这样的例子。　　一次更为成功且有意识的复兴，是从上述事件所发起，而发生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期间（768—814）及之后。他是法兰克人的王，几乎将所有信奉基督教的领土合集成一个大一统王国。在接近千禧年的公元800年，他将自己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神圣罗马帝国正是对过去的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式的复兴，从神圣两字即可看出它不同于信奉异教的先人。加冕礼在罗马的旧圣彼得大教堂的圣诞弥撒中举行，教皇列奥三世（Leo Ⅲ）为主领弥撒者。但这位新皇帝并不住在那里，他更喜欢在帝国的心脏地带亚琛（Aachen）建立皇宫。只不过，皇宫的修建材料还是由罗马和拉文纳运来，这两个地方有着正宗的古风古韵与美好。在亚琛查理曼建立了一种他坚信是传承自罗马传统的宫廷文化，他自学拉丁文和一点儿希腊文，也从当时已知的世界各地召来学者为其服务。他的首席文胆阿尔昆（Alcuin）［2］奉令写的《文学培育书简》（Epistola de litteris colendis，785），为帝国内所有主教座堂［3］和修道院学校规划出拉丁语言及宗教与古代典籍的学习大纲。另一方面，《加罗林书》（Libri Carolini）整理出被视为真实且必要的知识，并广为流传。在查理曼自己的书房和之后在他的政权所及的其他学术中心，他的文士们发展出众所熟知的加罗林小写字体，那是一种在中世纪早期成为标准的清楚美丽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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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妮刘 　　
　　@芬妮刘 1楼
17:14:11　　@芬妮刘　　　　-----------------------------　　梵蒂冈图书馆尚存有两份手抄本，可说明查理曼计划的影响力。第一份为《杰拉西乌斯圣礼书》（Sacramentarium Gelasianum）［4］，年代恰为查理曼登基前，因其略显粗野但十分华丽的动植物绘画而闻名。此抄本记录了古罗马的礼拜仪式和保留了过去其他事物的书面证据，以一种华丽高雅的安色尔字体（uncial）书写，虽然此时由查理曼普及的（加罗林）小写字体已经在一些地方首次出现，但这本书仍是这位新皇帝所倚赖的文化遗产。另一份手抄本是更加洗练纤巧的《梵蒂冈的泰伦提乌斯》（Terentius Vaticanus），年代为查理曼死后数年，完全以华美的加罗林小写字体书写，并配上绘有泰伦斯（Terence）［5］剧作的演员正在演出的插图。这本书本身的趣味，在于它显示出中世纪早期的学者对泰伦斯的作品有多熟悉，但它的艺术手法其实也清楚且自觉地奠基于罗马的早期范例。　　由此可知，加罗林时期的尝试有内在复兴的某些特征，但它仍是一种尝试。9世纪的社会缺乏能支撑如查理曼帝国这样规模的行政资源，而其他更小的国家又缺乏经济来源来巩固和扩张野心如此大的文化计划。尽管如此，这场实验仍然具备某些可以倚赖的资源。后来，同样在罗马自封为罗马帝国皇帝的日耳曼奥托皇室（Ottonian）正是这样做的。11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自认是罗马帝国的后继者，这是中世纪社会的不变现象，它同时提醒了古罗马人的成就并非只能回忆，而是能够再创造的。这在视觉上被强调出来的，是所谓的仿罗马（Romanesque）的建筑形式的普及。此风格有托住半圆形拱门的坚实圆柱，中世纪早期的石匠和他们的神职雇主相信，这是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建筑特征。此外，也激起当时教廷中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和修士希尔德布兰德的回应。教廷的回应包括了依照古代晚期的伟大法典改进教会法规，并计划改善神职人员的教育与道德，将他们的肉体和智慧从世俗权威中解放出来。这自然导致教廷和帝国的冲突，使意大利的圭尔夫派（Guelfs）和吉伯林派（Ghibellines）之间的政治械斗历久不休。但积极的一面在于，希尔德布兰德的改革遍布西欧基督教世界各地，产生出一个有自信的教士阶级，其中有成就的学者不断增加。　　当时机成熟，大量新学者们聚集起来，形成了后来所谓的大学，而那时的大学还是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训练中心的延伸与混合。第一所大学出现在12世纪的巴黎，当时彼得?伦巴第（Peter Lombard）任教于圣母院的主教座堂学校，阿贝拉尔（Abélard）任教于圣热纳维耶夫修道院（Ste.Geneviève），雨果（Hugh）和理查（Richard）则在圣维克多修道院
（St.Victor）任教，类似的发展也出现在牛津。有证据表明，自12世纪第二个25年起，已有独立的教师群聚在牛津市中心的各学校，教导艺术、神学、民法和教会法规。这些新大学是我们现在所称的12世纪文艺复兴的重镇，更重要的是，牛津早在12世纪20年代就有一所艺术学院，其中的课程为两百多年后真正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12世纪的文艺复兴雏形（protorenaissance）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让拉丁文的教学、写作和口语使用有质的改善，也因为它有量的扩展，此时拉丁语已变为共通语或主要由教士组成但不限于教士的博学阶层的僧侣语言。学者和识字人口的增长刺激修道院缮写室的手抄本数量大增，而且使各市镇的制作中心世俗化。有些职业的抄写者也是艺术家，他们的微型画（miniature）成了传布艺术观念的一种方式。只有识字的精英才会使用原稿及抄本，而上面的彩饰则被教堂的壁画家、彩窗工人、雕刻家、石匠及其他的工匠所运用。这些工匠从12世纪初便开始从事庞大的建筑与改建计划，将数千个仿罗马式教堂和主教座堂改成哥特式。值得注意的是，坎特伯雷大教堂的诗班席（1174年的火灾后取代原来的仿罗马式诗班席，并加上一个圆形烛架，覆盖着遭谋杀的圣托马斯［St.Thomas à Becket］的圣龛）包括了科林斯式（Corinthian）圆柱。这些圆柱的年代大概可推断属于15世纪的意大利，虽然我们并无书面证据，显示它们是桑斯的威廉（William of Sens）在12世纪后四分之一时期的作品。　　随着新的大学在各地设立，复兴古代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作者兼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和背景已经成熟。早期教会神父怀疑亚里士多德，将他归于唯物论者之列，而把柏拉图视为更唯心的思想家和基督教思想的真正先驱。公元6世纪的波埃修斯（Boethius）［6］热心地阐释亚里士多德，但仿效他的人很少，部分原因是原文只以摘录本或校订本的形式面世。然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自9世纪开始在西方世界流传，尽管直到1130年左右才有完整的版本。《伦理学》（Ethics）约在1200年时有拉丁文译本，《政治学》（Politics）的译本则在半个世纪后出现，同时还有翻译自阿拉伯文的各类科学文本和阿拉伯的学术评注。由于是借助伊斯兰教传播，亚里士多德在教会眼中仍很可疑，是异端的可能来源，但这并未阻止13世纪的伟大哲学家阿尔伯图斯（Albertus Magnus）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建构他们的《总论》（Summae）。的确，他们（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聪明地利用亚里士多德，将基督教信仰建立在理性和信念的坚实根基上。对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和方法的采纳，必须被视为恢复古代文化的首次伟大而复杂的行动，而且它比文艺复兴开始的时间更早，在13世纪。　　　　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公元前　　322）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　　育家，也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　　的老师。他与柏拉图、苏格拉底一同被视　　为古希腊哲学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其最重　　要著作包括《形而上学》、《物理学》、《伦　　理学》、《政治学》等。此为拉斐尔笔下　　的柏拉图（左）和亚里士多德（右），选　　自他在梵蒂冈的壁画《雅典学派》（1509）。
　　如果构成文艺复兴的众多因素在早1300年前已经就绪，为什么它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来蓄积动力与自我持续的能量？寻求两方面的详释是可行的，一是经济的，一是人为的。雅典在全盛时是一个富裕的贸易中心，是海洋殖民地网络的中心；继之而起的亚历山大帝国更加庞大，耗费更多资源；而将亚历山大帝国合并为其东翼的罗马帝国更是大得出奇，消耗的资源只有现代国家方能匹敌。当时的财富不仅使巨大的公共工程计划和国家艺术赞助变得可能，也使财力充裕的有闲阶级能够赞助且从事艺术创作。罗马帝国在物质、法律、军事等方面意义深远，它聚敛和花费了无数金钱，艺术和文学也都从中获益。　　当那不朽的事实沦为无法复原的废墟（部分肇因是超通货膨胀，即无法维持坚挺的通货），帝国西部的全部经济成果在第6、7世纪跌至谷底，且从那时起，经济只有迟缓的表现和间歇的倒退。然而，当西部的经济真的开始凝聚力量时，它是建立在一个根本上比古代任何事物都更有希望的基础上。希腊人有发明的才能，产生了一些天才科学家和工程师，因此罗马人才得以倚仗前者的成就，实施让今人叹为观止、令中世纪人觉得非人能及的大规模计划。但罗马的不朽是很可疑的，它是建立在体力而非脑力上。堡垒、道路、桥梁、巨大的引水渠、壮观的城市和国家建筑的建立，都要归功于大批征召入伍的士兵和奴隶，人力才是力量的主要来源。奴隶团队向来是靠战争的胜利来补充，几乎要多少有多少。罗马人用蛮力建造厚实的城墙和拱壁，无意发展新的工程技巧，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着。的确，有令人不安的证据显示，罗马当权者不愿使用省力的方法，因为他们害怕人民失业和不满。从罗马共和国全盛时期的财富来看，当时的技术成就可以说是非常小的，几乎未超过雅典希腊时期，且多限于军事范畴。但即使是在海军，罗马人也几乎不用风帆，比较喜爱用奴隶来摇桨。于是技术停滞不前，在帝国晚期遭遇通货膨胀的束缚时，甚至还倒退。　　中世纪欧洲的人力使用并没有如此奢侈。在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下，奴隶制度先是慢慢衰微，然后急速地衰落，特别在日耳曼的北欧，甚至后来在地中海的南欧。当《地产清丈书》（Domesday Book，1086）［7］编成时，英格兰名列其上的奴隶仍很少。大部分男女是土地的附属者（glebae adscripti），受到复杂的封建义务的束缚而从属于某块土地，而这些义务又因禁止迁徙的成文法而强化。农奴想群聚至市镇以建立劳动市场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没有技术能力的粗工也很短缺，导致大规模的建筑计划很快陷入困境。当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于13世纪末在北威尔士努力建筑他庞大的城堡时，他发现自己正与重建主教座堂的教会当权者们竞争。他们争取的包括人数有限的熟练绘图员，甚至营造商的小工。劳工缺乏的冲击反映为国王工程账目上不断上涨的工资。法国的经历也很相似，黑死病在14世纪中期使西欧人口减少25%至30%，使得劳工更加短缺，甚至农业区和港埠也受到冲击。　　基于以上的原因，中世纪末期的人们产生了强大诱因，想改进省力的机器并发展人力的替代能源。一些中世纪的发明虽然简单，但非常重要，如独轮手推车。罗马人在有效地运用马匹方面进展极慢，他们有牛轭或主要由胸箍组成的马具就满足了。相形之下，12世纪的农夫发展出罗马人几乎不用的车辕，另外还有挽绳，他们也将效率不高的胸箍变成坚硬有鞍垫的马轭，让马的牵曳能力增加五倍。为了承载中世纪的骑士及厚重的盔甲，法国培育出更强壮的马匹，随后发展成现代拖货车的马。这些强有力的动物取代了耕田的牛，使农业生产力达到两倍以上，它们也能让农夫将木犁换为铁犁，进一步提高农业产量。这类的马也拖大货车，配有可旋转的前车轴和更有效率的凹轮。在14世纪的英格兰，当往返旅程可在一天内完成时，马车运费可降至每吨每英里一便士，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桥梁使陆路运输首次能与水路竞争。　　罗马人已熟悉水力磨坊，也制造出一些大型的磨坊，但他们不轻易制造，而偏爱使用奴隶、驴和马来提供动力。据传公元69年至79年间在位的皇帝维斯帕先（Vespasian）甚至反对推广水力，因为会使人民失业。铁的短缺也使罗马人不愿替换掉低效率的木制传动装置，到了中世纪，铁制品不断增加，因此比以前更便宜，且可用于许多地方，包括传动装置。中世纪的铁匠铺也首次制造出铸铁，有助于将各类自然力转换为动力，数以千计的水力磨坊因而出现，《地产清丈书》就记录英格兰特伦特河（the Trent）的南边有5624座水力磨坊。水力磨坊逐渐用于锯木、浆洗布料、碾碎矿石以及锤打和开采金属，它们的高普及程度和重要性反映在管理河川的复杂法律中。此外，自12世纪起，除了水力以外，风力也成为转动笨重的碎石齿轮碾压机的动力。罗马人所不了解的风车被大量建造出来，而且尺寸通常很庞大，单在尼德兰（Netherlands）就有8000座，那里的风车不仅用来磨碎谷物，也用来汲水，因此使排水系统的建立变为可行，从而扩大了耕种面积，这样的进程在欧洲各地也都在开展。　　风车与船只的风帆动力的发展是相关的，且有助于解释为何中世纪的航海者能大幅度改善航海技术，而罗马人大多只能乘坐摇桨的单甲板平底船。完全由风帆推动的轮齿在13世纪出现，主要在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的北方水域。继之而起的是14世纪葡萄牙人的轻快帆船，它拥有大三角帆、两到三支桅杆、数层甲板及一个大船身——包含了现代帆船的所有要素——通常重达600吨以上，且载货时能承受自身的重量。这样的船只有能力驶入且跨越大西洋，最后也真的因磁性罗盘、机械式钟表和航海图的发明而达成，而这三样东西后来仍一直不断改进。　　凭着改革后的海上军力与改良过的陆路运输，欧洲的对内及对外贸易在每个时代几乎都倍增。海外贸易，特别是与东方的贸易，使瘟疫更常出现，而黑死病（）更使人口大量减少。但没有证据显示瘟疫打断了财富的创造过程，它更有可能在长期中加快了这个过程，因为它让人们有更多诱因去使用非人力动力、金属和省力的装置。同时，贸易的扩展带来了辅助性业务的不断成长，如保险和金融业的规模即受益于因复式簿记等新技巧的发明。　　于是在中世纪晚期，财富便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被创造出来，且通常集中在专精大规模商业与金融等新行业的城市，例如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类城市主要分布于低地三国（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莱茵河谷及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随着财富积累，财主们借由赞助文学和艺术来满足感官；各地统治者、教皇及君主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因为他们找到了能从臣民的新财富中征收税款的方法。但只有财富并不会产生所谓的文艺复兴现象。金钱可以支配艺术，但如果没有可以生产艺术的名匠，则是徒然。幸好，到处有证据可以显示，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正进入现代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级技术时代。尤其是在低地三国、日耳曼和意大利，数千个专攻石材、皮革、金属、木材、石膏、化学物品及纺织的作坊纷纷出现，制造出更多不同种类的奢侈品和机器。确实主要是在这些作坊中劳作的家族，促生了画家和雕工、雕刻家和建筑师、作家和室内装潢师、教师和学者等人，他们与标志现代早期开端的文化大繁荣密切相关。　　　　加德桥，高49 米、长273 米，位于法国境内的尼姆附近，于公元前19—公元前　　20 年为了长约50 公里的高架渠横跨加德河所建。加德桥结构坚固、巧妙，充分显示　　了罗马建筑师和水利工程师在技术和艺术的卓越成就。在5 世纪时，加德桥便已被弃置，　　但雄伟的建筑至今屹立，并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汉萨同盟是德意志北部沿海城市为保护其贸易利益而结成的商业联盟。该联盟自　　13 世纪逐渐形成，14 世纪达到兴盛，加盟城市最多达到160 个，它们在波罗的海及　　北欧的大部分地区形成并维持着商业垄断，并且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下图为汉萨　　同盟首府吕贝克城市一角。
　　在中级技术之中，有一项对这次文化传播产生了一种爆炸性的直接效果，事实上，它是这整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化事件，这就是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异常迅速的传布。罗马人创作出丰富的文学作品，但他们的出版技术就像其他许多领域一样，显得很保守。他们知道线装的抄本书——将纸张折叠和切割后缝合且包入封皮中——却仍偏爱以旧式纸卷作为书籍的标准形式。早期的基督徒才偏爱抄本，而且一直要到所谓的黑暗时代（Dark Ages），才有人以更加精巧的抄本来取代纸卷。基督徒从罗马人那里学到的是螺旋式葡萄榨汁机的一种变形，能用来装订抄本。　　罗马人最初的书写材料是生长在尼罗河畔的纸草（papyrus）的干燥叶片，我们所使用的“纸”这个词（paper）正是从纸草这个词衍生出来的。但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间，纸草被浸过石灰水（后来用刀及浮石磨平而成）的犊皮制成的牛皮纸取代，或者是换成刮净的绵羊皮或山羊皮制成的羊皮纸。牛皮纸是一种极耐用的奢侈材质，在整个中世纪间用于最精致的手稿。它在文艺复兴时期仍继续被使用，甚至用在印刷作品上，不过需要特别的处理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羊皮纸比较便宜而且耐久，直至20世纪中叶仍被用于某些法律文件上。然而在中世纪期间，这两者大多被纸取代（当初被称为布料羊皮纸）。那时候纸的制造程序是，将纤维质的材料如麦秆、木材、麻丝或棉转为纸浆，然后一张张铺展在铁丝框架中，这种技术是从中国传到穆斯林世界，然后抵达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大约在1150年时，西班牙人在原有的加工程序上做了改良，发展出一种以手转动的压印机。13世纪时，制纸机以水来提供动力，制纸工业的领导权也转到了意大利，意大利于1285年就已能将铁丝做成的图案缝进模子中以产生浮水印。因为生产很有效率，所以纸张比其他书写材料都来得便宜，甚至在贸易落后的英格兰，15世纪时的一张纸（可折成八开）也仅值一便士。　　数量不断增加的便宜纸张，是使得活版印刷术成为文艺复兴重要技术的关键。木版印刷是很古老的想法：罗马人将这项技术用于织品上，蒙古帝国则用来制造纸钞。大约在1400年时，威尼斯和日耳曼南部的纸牌和圣人画像都还是用木版印刷。尽管如此，关键的新事物其实是凸版印刷用的活字，它有三大好处：一是可反复使用直至磨损耗尽；二是可轻易更换，因为可由模子铸成；三是引进严密整齐的字体编排。活版印刷是两位美因茨（Mainz）的金匠——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与约翰?富斯特（Johann Fust）在1446年至1448年的成就。谷登堡在1450年开始印刷《圣经》，于1455年完成，是世界首部印刷书籍，即知名的《谷登堡圣经》或《42行圣经》（因为每页有42行）。谷登堡必须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打洞切割、铅字铸造、活字组合、纸张及油墨的整版以及实际的印刷过程，在印刷的程序中他还使用了改进后的螺旋式压印机。这本书的清晰和品质，使那些首次见到且使用的人大感讶异，是15世纪日耳曼工艺全盛时期的一大胜利。　　因此，活版印刷术是日耳曼人的发明，它多少损及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名号。日耳曼人很快为宗教书籍开发出新的机会，特别是《圣经》和参考书籍，还有古典珍本。第一本印刷的百科全书《总则》（Catholicon）于1460年出版，隔年，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印刷商约翰?曼特林（Johan Mentelin）为一般信徒印刷《圣经》，接着他出了一本德文《圣经》，那是第一本以本国语言印制的书籍。科隆（Cologne）于1464年拥有自己的印刷厂，巴塞尔（Basle）则是在两年后。巴塞尔很快因为学者编辑的古典作品而声名大噪，稍后并由荷兰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作为该地的学术顾问。纽伦堡（Nuremberg）于1470年拥有第一家印刷厂，且很快成为最早的国际印刷品交易中心。安东?科贝格（Anton Koberger）在纽伦堡开了24家印刷厂，并在全欧洲与各贸易商和学者建立联系网络。在奥格斯堡（Augsburg），新的印刷厂沿着圣乌尔里希修道院（Abbey of St.Ulrich）而建，后者拥有欧洲最闻名的缮写室。修道院和新印刷厂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商业冲突：缮写室专注于越来越繁复美丽的奢华书籍，通常由一流的艺术家绘制插画；印刷商则重视数量和便宜的价格。而在这个印刷的新世界中，第一本畅销书是肯皮斯的托马斯（Thomas à Kempis）的《仿效基督》（De imitatione Christi），从1471年至1500年的30年间印刷了99版。　　虽然首先运用印刷术的不是意大利人，但他们凭着庞大的制纸工业、木版印刷的经验以及强大的缮写室传统，很快在这项新技术中取得领导地位。罗马附近的苏比亚科（Subiaco）的本笃会隐修院因为与日耳曼有联系，在1464年至1465年间委托两家日耳曼印刷商斯温海姆（Sweynheym）与潘那茨（Pannartz）到它的缮写室旁设立印刷厂。日耳曼的印刷厂在国际贸易中有一极不利之处。谷登堡和其他的日耳曼印刷商的活字是模仿官方的书写笔画，采用15世纪中叶的日耳曼哥特字体为范本（后来在英格兰被称为黑体）。但在日耳曼以外的地区，读者很厌恶这些字体，觉得它们难以理解。苏比亚科印刷厂的日耳曼印刷工，奉命以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使用的标准字体来切割活字，而此种字体是源自极清晰的加罗林小写字体。它后来成了所谓的罗马字体，也是真正的文艺复兴字体。
　　期待继续
　　华县最“牛”局长农业局局长程西鹏贪污腐败乱搞女人http://www.haqt.net/a/minshengdashi/248.html
　　法国国王查理七世于1458年派遣图尔（Tours）的王室铸币师尼古拉?詹森（Nicolas Jenson），至美因茨学习新的印刷技术。但詹森没有回到法国，而是在威尼斯度过余生，他在那里设立了世界最知名的印刷厂，他切割了精致绝伦的罗马活字字体，并受到全欧洲的仿效。1490年起，他在威尼斯的印刷厂受到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的挑战，后者不仅设计出实用的希腊活字，用来印刷以原文呈现的古代文本，也设计且普及了一种以15世纪教廷档案室所使用的草写笔风为基础的活字。此种笔风的特征是向右倾斜且夸大了衬线（serif），由此发展而来的活字后来成为著名的斜体（italic）。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1501年首次使用这种活字，且只用于大写字母，小写字母则约于1520年才开始使用，而且有些书已全部采用斜体印刷。之后这种字体顺利地进入现代的角色，用来强调、对比及引用文句。　　印刷术的传播速度、书籍生产的质与量以及新奇机械所展现的精巧，一起构成了工业革命的一种类型。到了1500年，即第一本印刷书问世后不到半世纪，有印刷厂的日耳曼城镇已有60个，单在威尼斯就有150家印刷厂。日耳曼的工匠于1470年将印刷术带至尼德兰的乌得勒支（Utrecht），1473年带至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474年带至波兰的克拉科夫（Krakow）。印刷术传到西班牙的巴伦西亚（Valencia）是在1473年，大约25年后，在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希梅内斯?德?西斯内罗斯（Francisco Jimenez de Cisneros，）的赞助下，西班牙开始出版直至今日仍非常了不起的一本书——《康普路屯多语圣经》（Complutensian Polyglot Bible），以五种古代语言——希伯来文、古叙利亚文、拉丁文、古希腊文和迦勒底文（Chaldee）——印制，以平行的栏位排列。在印刷品市场的另一边，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正为贫穷学者生产便宜的拉丁文书籍。使用本国语言的印刷技术的传播是印刷市场扩展的一种方式。在科隆学习印刷术且在1474年于布鲁日（Bruges）开设第一家印刷厂的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便是着眼于本国语言的读者群，后来于1476年将印刷术带至英格兰。在他出版的大约90本书中，有74本是以英文印刷，其中又有22本是出自他的译笔。　　因此，印刷书籍的贸易可说是第一个真正有效且创新的泛欧洲产业。书籍的销售广告于1466年出现，出版商的目录也很快随之面世。量的冲击是不可抵抗的，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只有极大型的图书馆才能容纳多达600本的书，欧洲的总藏书量也不超过10万册。而在书籍首次印刷的45年后，也就是1500年，全欧的书籍已达900万册。　　因此，所谓的文艺复兴的背景，是一段世界历史中从未有过的财富累积和扩张的过程，以及一个中级技术正变为标准的社会的兴起，这样的科技不久将产生极为惊人的革命，使文字能印刷且传布开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艺复兴是一个经济的甚至是科技的大事，如果没有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文艺复兴可能不会形成后来的形式，因此我们必然要先描述这些物质背景。但更要了解的是，文艺复兴基本上是一件人文大事，它由许多杰出的人才推动，而其中某些人近乎天才。现在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人文方面，首先就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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