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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堂，1910年4月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县滹沱河边的东刘村。其父马洛庆是个农民，靠勤勉与节俭，为后代挣下了一份不薄的家业。马玉堂出生的时候，家里有40多亩地，7口人。他的二伯父、二伯母无子，视他为亲生，同他的父母一起守着他这棵独苗苗，给他取小名双贵。13岁的时候，家里人按照当地的风俗，给他娶了表灵村私塾先生的女儿李瑞英为妻。李瑞英不识字，但受诗书之家熏陶，通情达理，孝敬公婆，很是温柔贤慧。马玉堂16岁考入藁城县立一高师范，阅读了《莫斯科印象记》、《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等书籍后，向往着书中那个没有剥削压迫，自由平等的世界，决心为之奋斗。
1926年7月，他考入县立一高师范班的当年，在一个简陋的教室里，他对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宣了誓，成为冀中地区早期共产党员之一。从此，他就像一粒火种，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烈火燃到哪里……
1927年秋天，他转学到省立七中学习。在那里，他组织进步力量，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成为学生会的骨干。
1930年，他受党组织委派，利用假日和课余时间，奔走于滹沱河两岸，在周围农村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活动站。并于1931年秋与中共直中(河北省中部地区)特委联系，建立了藁城县委。
1932年6月，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被学校开除。获释后，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到灵寿县慈峪镇，组织了两次农民暴动。失败后，根据直中特委指示，他到井陉正丰煤矿领导工人运动。
1933年3月，他担任直中特委巡视员，在直中特委和所属各县委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他与几位同志坚持斗争，恢复组织，建立了藁城县中心县委，他担任县委委员。
因马玉堂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致使反动势力仇视他，憎恨他。他在家乡开展地下斗争的八年时间里，曾两次被捕，被敌人投进监狱，但每一次的监狱生活，都使他的筋骨得到锤炼，使他的灵魂得到升华。
1937年10月，马玉堂被中共北方局派回自己家乡开展武装斗争。
这天晚上，马玉堂在自己的家里召开党员会。炕沿上坐着的，依次是马润章、杨春华、王元、马黑子、马达，这些同志虽然与党失去了联系，但都渴望早日为党工作。
马玉堂环视了一下说道：“卢沟桥事变后，党中央、北方局已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各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全民游击战争，抗击日寇。我这次回来就是带着这个任务来的。”马润章说：“玉堂，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我们大伙听你的。”
“我的意思是马上动员群众，组建抗日游击队，收复藁城，一来壮壮抗日的声势，二来夺些武器，武装自己。”
“是该这么着。”杨春华抽了一口烟袋锅慢慢悠悠地说，“现在群众抗日情绪高得很，我估摸着，只要我们一招呼，动员一二百人没问题。问题是枪和粮款哪儿去搞啊?”
“把全村的武器搜罗搜罗，能有多少?”马玉堂问。
“子弹有一些，国民党军队逃跑的时候往村里扔了不少子弹，有的埋到猪圈里，有的埋在树底下。枪就难说了，恐怕只有东头王姓地主家里有一两条。”马达答道。
“那些土匪武装对待抗日的态度咋样?”马玉堂又问。
马黑子说：“善保庄有个李小贞，手下有百80人，家伙也不赖，人也挺仗义的，号称是抗日的天下第一师，不知是真还是假?”
马玉堂想了一会对大家说：“这样吧，明天大伙分头到各村动员群众献出枪支弹药，多多益善。我现在就去找李小贞，争取他跟我们一块打藁城。”他说着走到院里对放哨的父亲马洛庆说：“爹，你也去歇一会吧。明儿在咱院里盘四个大灶，让队伍在咱家吃饭。”
在善堡庄李小贞家里，马玉堂和颜悦色中带着威严地说：“李大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全民抗日是大势所趋，你这个武艺在身的人，可不能落后啊!”
“那当然，我老李没有多少文化，这个理还弄得通。春上我拉起这支队伍，保卫家乡和乡亲们!”李小贞一脸傲气。
“不过据我所知，二鬼子(伪军)占领藁城的时候，你老兄可没放一枪一弹啊”。
“这……”李小贞语塞。
“李大哥，你知道外面的人都说你什么吗?”
“说我什么?”
“说你是李大炮李大炮，见了鬼子往后倒。”
“胡说!”李小贞一拍桌子，眼睛瞪得老大。“我他娘的把藁城的二鬼子崩了，堵住他们的嘴!老子兵强马壮，怕谁?”
“兄弟我也有这个意思，咱哥俩合作咋样?”马玉堂趁热打铁。
“沾，你说怎么干吧!”
这一夜，一直到天亮马玉堂才离开李小贞的家。
日的深夜，寒风刺骨。藁城县的伪军早早地进入梦乡。在城南门外的一片洼地里，马玉堂和李小贞的队伍会合了，马玉堂的抗日队500多人，李小贞的部下40多人。他们从城根水道里钻入城内。沿着事先侦察好的地形，火速包围了敌人驻扎的赵家大院。
睡梦中的敌人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睁眼一看天降神兵，脑袋已被枪口抵住。后院的敌人发觉情况不对，爬起来仓促应战，被马玉堂两枪撂倒两个，其余的乖乖地投了降。整个战斗，干净利落，缴获了一挺机枪，六支冲锋枪，30多支步枪。马玉堂腰挎驳壳枪，脸上露出笑意。
收复藁城的胜利，使这一地区的抗日烈火燃烧得更旺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着上战场，只十几天的工夫，有20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军，动员了200多条枪几千发子弹。马玉堂一看时机成熟，决定在南楼小学召开游击队命名大会。
那一天艳阳普照，会场就设在小学校的操场上，院内外挤满了人。马玉堂挥舞着手臂说道：“从今天起，我们的抗日游击队正式命名为抗日义勇军。由我担任大队长，韩子毅同志担任政委，张正身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日本人强占了我们的家乡，烧了我们的房子，杀了我们的亲人，堂堂的五尺男儿，能看着强盗为非作歹吗?不能!我们要团结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希望乡亲们支持我们，帮助我们，齐心协力，把小日本赶出去!”
“把小日本赶出去!”人们跟着高呼。
1937年12月上旬，马玉堂带着队伍向滹沱河北岸的南董镇转移。一路上，他们张贴标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帮助各地建立党组织和群众团体，收买枪支弹药，扩充兵员，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拥护。会道门组织红枪会和地方武装便衣队100多人也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加入了这支抗日武装。到达南董镇，马玉堂和老同学夏福海带领的40多人，无极县翟司升组织的“人民自卫军”会合，合编为“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二路第五支队”。马玉堂任支队长，翟司升为副支队长，下设四个大队。这支抗日武装发展壮大到1000多人。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这雄壮的歌声在滹沱河两岸回荡。马玉堂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挥义勇军，乘势瓦解和改编了几股土匪及混杂的武装，打开了滹沱河两岸的抗日局面。
日，马玉堂率领抗日武装来到栾城县南高村，准备同乡亲们一起欢度春节。这时，梅花镇联庄会头子偷偷给驻石家庄的日军送了信。敌人妄图以优势兵力，将抗日义勇军一网打尽。
战前军事会议上，大家争论激烈。
“支队长，你的意思呢?”皮肤白净的张正身问。
马玉堂双眉紧锁，面部的线条刚劲有力。最后，他吸收大家合理的意见，下达部署。他说：“这次战斗不同以往。以前打的敌人多是二鬼子、汉奸和土匪，这次完全是有汽车大炮的日军。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马润章、冯荫槐带200人埋伏在四德，准备打击来增援的乡官联庄会。魏润身带特务大队埋伏在村里，正面阻击敌人。马达带一个排的兵力掩护乡亲们向东南方向转移。通讯员，你去西安全庄通知友军，让他的机枪连埋伏在北高村的村南。这样，一个三面埋伏的口袋形成了，我们用它来装敌人，怎么样?”
“好!”众人齐声赞同。
1月29日早晨，九辆满载日军的大卡车，从石家庄驰向栾城南高村。
上午10时，九辆汽车拖着长长的烟尘进入了伏击圈。敌人完全钻进口袋了，马玉堂一声令下，顿时埋伏在大道两旁的战士一齐开火，长短枪弹、手榴弹飞向敌人，日本兵一下乱了阵。战斗整整进行了六个多小时，敌人伤亡惨重。太阳平西时，敌人丢下120多具尸体和两辆被炸毁的汽车，仓皇逃回石家庄。
“我们胜利啦!”战士们从路旁的道沟里跳上来，欢呼雀跃，清点着战利品——100多支崭新的长枪，六挺重机枪，三门迫击炮。“这下我们可以过个好年喽!”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喊。
“同志们，赶紧打扫战场，立即转移!”马玉堂站在路中央，对大家喊道。
“转移?我们不回南高村过年啦?”许多人不解地问。
“同志们，想想吧，敌人是想来吃掉我们的，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能善罢甘休吗?现在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我们要乘敌人还没喘过气来，赶紧转移到平汉路西。”
果不其然，部队转移到元氏县西同下村的当天晚上，驻在元氏豆妪的日军跟踪而来。敌人包围了西同下村，在村西口一座高庙台上架起机枪，向村里冲，情况紧急。马玉堂立刻指挥大家上房，居高临下，待敌人冲到街心，一阵手榴弹扔去，又用机枪压住高庙台上敌人的火力。敌人吃不透义勇军有多少兵力，丢下三四十具尸体逃回豆妪。与日军两次交锋，取得了重大胜利，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
日，马玉堂在赞皇县百草坪小山村里，见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这时他28岁了，已经经历了12年革命斗争的磨练，更深切地体会到离开党组织孤身奋战的困苦。因此，他急切地要找到党组织领导人。
“我就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我叫宋任穷。你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就对我说吧!”宋任穷亲切地对他说。
马玉堂的心里阵阵发热。他向宋任穷详细讲述了自己两次入狱，出狱及回到家乡开展武装斗争的经历。
宋任穷听完马玉堂的介绍，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们都是党的好同志。我这就拍电报汇报给在辽县的邓小平政委。你们就在这里住下吧!”
邓小平政委对这支抗日武装很重视，经与中共晋冀豫省委研究决定，恢复了马玉堂、张正身、李庭桂、冯荫槐、安瑞、李述唐、李汉英、吕森、魏润身九人的党籍。
马玉堂，终于又回到了党的怀抱。这个久经沙场的硬汉，淌下了滚滚热泪。
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决定，抗日义勇军改编为“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独立支队”，马玉堂为司令员、徐绍恩为政委，张正身为政治部主任。下设参谋处，统辖三个营。马玉堂率领独立支队重返冀南，转战藁城、晋县、束鹿、宁晋、赵县、栾城一带，与当地的人民武装结合，先后消灭了勾结日寇的反动武装：藁城县刘海庄的张会山、梅花镇的曹万祥、晋县赵兰庄的庞桂露，袭击了藁城的日伪军，打击了亲日派的猖狂活动，开辟了赵、藁、栾、晋等县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8月，冀南军区成立。马玉堂因作战勇敢，谋略过人，被调到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任司令员，领导威县、南宫、广宗、新河等县的抗日武装，配合地委开辟抗日根据地。
滔滔滹沱河，九曲十八弯，革命的形势，也如这奔涌的河水一样，时而湍急，时而平缓。1940年2月，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马玉堂从中共北方局党校毕业，被分配到豫皖苏边区工作。1940年6月，他和孔石泉一同调往豫东睢(县)杞(县)太(康)独立团。孔石泉任团长，他任二营教导员。
睢杞太地区又称水东区，亦称豫东。包括民权、兰封、睢县、太康、鹿邑、陈留(今划归开封县)、宁陵等十余县。以睢县，杞县、太康为中心，故又称杞睢太根据地。
形势是严峻的。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指示在豫东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反共“磨擦”，袭击独立团。日军亦加紧对睢杞太地区进行“扫荡”。独立团面临日顽的双重攻击，环境十分险恶。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独立团奉命转移，东进豫皖苏边区，留下两连主力，合编为独立营，马玉堂担任教导员，王广文担任营长。他们随同地委书记韩达生留在睢杞太，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日拂晓，日伪军纠集大批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铺天盖地向睢杞太根据地进攻。国民党军队趁火打劫，在独立营东撤的路上打埋伏，独立营遭受了惨重损失。党组织被破坏了，地委书记韩达生也被捕遇害，独立营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睢杞太根据地被分割为杞南、杞北、杞通(许)三块小游击根据地。
长夜漫漫，马玉堂的心也如同这夜色一样浓重。古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而身处逆境的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思念家乡的亲人。还是1938年5月的时候，日军偷袭东刘村，将全村老少赶到村西的打麦场上，从人群中拉出他的大伯父和二伯父(那时他父母正好走亲戚去了)吊在老柳树上拷打，逼着二位老人讲出他的行踪，两位老人宁死也没吐出一个字，后来若不是他带部队援救，两位老人早已死于敌手。因他参加革命，家里已成了联络点交通站，经常资助来这里开会落脚的同志们。为营救他出狱，父亲已经卖完了家里的地……
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妻子。自从他加入了共产党，她就没过过安生日子，时时为他担惊受怕。她从没埋怨过他，总是默默地操持家务，服侍老人，养育孩子。他第二次被捕时，从藁城押往石家庄，妻子和岳父、姨妹内弟全家到沧石路边上为他送行。他又想到了他那一双儿女，他给他们的父爱太少了……
对家人的思念，像一把刀子割着他的心，他躺不下去了，披衣下床，摊开纸笔。此时此刻，那怕是写一句问候的话，也能减轻一些他负疚的痛苦。写给谁呢?爹娘伯父母和妻子都不识字，干脆写给侄儿志超吧，这些年他不在家，都是志超照顾几位老人的。
志超贤侄：
好久没联系，家中可平安?几位老人都还康泰?去年收成怎么样?粮食可够吃?
我还好，只是生意越来越不好做，时有赔本。你在家好生代我照管好几位老人和你婶娘。愚叔在此致谢了!
愚叔玉堂拜托
这封信竟成了他与家乡父老的诀别书。
马玉堂毕竟是坚强的，他将绵绵愁绪埋在心底，在最困难的时候，勇敢地站了出来。当时有不少同志主张放弃睢杞太根据地，越过陇海线，跳到华北去。马玉堂坚决反对。在他的倡议下，地方党组织和部队领导人在杞县申纪村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马玉堂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决不能因为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丧失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要相信，正义的事业终会取得胜利。我们决不能把一寸土地无谓地让给敌人。”他极力主张留在睢杞太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终于统一了大家的思想重新组建了水东独立团。大家推选马玉堂担任团长兼政委，王广中任副团长。
马玉堂率领全团指战员，紧紧依靠地方干部和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硬是在睢杞太地区站住了脚，重新组建了睢杞太三个县大队。在太康县聚台岗建立了抗日小后方，举办训练班，修理枪械，医疗伤员，制作服装，筹集粮秣，保证了独立团的物资供给。到1941年底，独立团发展到1000多人，还有一部分地方武装，革命形势大有好转。
日，马玉堂接到豫皖苏边区党委通知，要他立即到延安抗大学习。
去延安必须跨越平汉线。平汉线上日军严加封锁着，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每200米就有一座炮楼，晚间，探照灯把周围照得亮如白昼。
马玉堂瞅准机会，匍匐接近铁路线。但敌人的探照灯转过来了。敌军哨兵和炮楼上的敌人一齐向他开了火。他倒在了平汉路旁的土地上。殷红的鲜血浸透了他身下的冻土，纷飞的雪花掩盖了他的遗体……
几天后，铁路沿线破坏铁路的民兵发现了他的遗体，继而又发现了他揣在怀里的介绍信，才弄清了这位英雄的身份。
他无声无息地倒下了，他的头朝着革命圣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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