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青年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的词语_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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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青年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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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前&时文阅读（３）
&王玉强整理
温家宝总理对青年成才提出五点希望
阳光明媚，绿草如茵。３日上午９时，温家宝兴致勃勃地和首都青年代表一起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参观周恩来总理生前办公和生活的地方。这些青年人都是第一次到中南海。温家宝领着他们走进西花厅幽静的院子，“周总理在这里住了２７年”“这是周总理生前十分喜爱的海棠树”“这是周总理的办公桌”……温家宝当起了讲解员，院子里洋溢着融洽和谐的气氛。看到周总理生前工作的地方陈设简单朴素，大家纷纷表达敬佩之情。
&0 0望着眼前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最后温家宝总理对青年成才提出五点希望：
　　——有理想。青年要树立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理想；树立为实现世界繁荣和进步而奋斗的理想。“守志如行路，有行十里者，有行百里者，有行终生者。行十里者众，行百里者寡，行终生者鲜。”青年要树立终生的远大理想，并努力为之奋斗。
　　——善学习。青年是一个人学习最好的时期，最少保守思想，最能接受新生事物，要刻苦学习。不仅学知识、学本领，而且要学做人。学习要持之以恒，尤其要打好基础。要善于求知求新，不断学习新知识，探索新事物。既要学会动脑，又要学会动手。
　　——讲道德。青年要懂得真善美，懂得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从年轻时起就培养讲诚信的良好品质，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要自立。青年要善于独立思考，从年轻时就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学会判断事物的真伪。靠思考了解事情真相，做出正确判断；还要勇于创新，不墨守成规。
　　——勇奋斗。青年要树立为实现崇高理想勇于献身、不怕牺牲、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温家宝最后说，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在青年一代身上。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奋发有为的青年，那就没有未来；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诚实、正直、果断、善良和勇敢的品格，那么它将无法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也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青年的命运就是中华民族的命运，青年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他希望大家好学上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链接：梁衡《大有大无周恩来》
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缝洗。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时，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领子和袖口已换过几次，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平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女工。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工作人员多次请示总理，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于是《周恩来年谱》便有了这一段记载：一九六○年三月六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就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见没带钱，就摇摇头走了。
温家宝总理在马来西亚访问时，加重语气说道，孙中山先生去世时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纪念孙中山先生最好的行动，就是奋斗、奋斗！孙中山先生遗愿一日不能实现，我们就奋斗不止。
&新社吉隆坡4月22日电
(记者赵胜玉)中国驻马大使柴玺22日在其官邸举行的温家宝总理访马媒体吹风会上透露，温家宝总理将在访马期间，会见100年前曾帮助革命的马来西亚华侨友人的后裔及相关人士。
　　柴玺说，今年正值辛亥革命100周年，会见这些曾经帮助过孙中山友人的后裔，一方面是对他们表示慰问和鼓励，同时也告诫世人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就是统一中国，复兴中华民族。勉励所有华人不要忘记先辈遗愿，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努力。
　　孙中山与有着不解之缘。“九次革命，五到槟城”，槟城因而成了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基地和南洋“革命策源地”。
　链接：孙中山政治遗书 ：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家事遗书：
　　“余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此嘱！”[7]
&讲真话　察实情
&&&&&&——温家宝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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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意见都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还是这句话：“知者尽言，国家之利”。
今天和大家座谈，我仍旧要强调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我早在给已逝的老参事吕德润先生写信时引用了“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句名言。在上次座谈会上，我又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今天还想讲，要创造条件让人们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古语说：“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政府的政策要做到清明，符合实际，符合人民的意愿，就必须倾听来自人民的意见，集思广益，这就需要有持久不断的“活水”。
历史是一面镜子，国际经验也是一面镜子。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始终要注意经常地照一照这两面镜子，鉴古知今，博采众长。这样，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加扎实、更加有力。大家非常熟悉《贞观政要》里这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以为这至今仍然是至理名言。&
注重对社会转型期道德文化建设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是制度之母。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文化为其提供指导和奠定基础。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发扬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做学问、搞研究是件很辛苦的事情，而发扬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更需要勇气、学识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什么是理性思维？就是尊重自然规律、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和人类发展进步的规律，这是研究学问、从事实际工作的基本要求。不论研究学问还是从事实际工作，都必须要有理性思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爱国家、爱人民并为之服务和献身的精神，就必须有尊重客观实际和规律、追求真理并为之不懈探索和牺牲的精神。上次座谈会我讲话时，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我一生都崇尚的格言。
同样值得提倡“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任福建漳州知州时，曾为创办的白云岩书院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崇高精神追求。
当前中国八种不良社会心态
夏学銮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12期）
&&&&在当下世俗社会，社会心态受到市场交易法则的消极影响，更多表现为它的负面形态。在当下中国，有八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值得关注、研究、引导、化解
&&&&夏学銮
&&&&编者的话
&&&&近期的“抢盐潮”平息后，从无“盐”以对到“盐”多必失的现状，反映出了心浮气躁“一窝蜂”、“随大流”，急功近利、甚至企求少劳多获、不劳而获的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辅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把培育社会心态写进五年规划，这还是首次。中央为何如此强调“社会心态”？当今中国有哪些值得警惕的社会心态，演变的趋势又是如何？
&&&&名词解释
&&&&“社会心态”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例如对一个时期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动向、经济动向、某一重大事件等所表现出的社会心理状态，反映了人们某种非同寻常的情绪、态度和社会风气等。
&&&&多元的时代主体，决定多元的社会心态
&&&&在拙著《转型期的中国人》中，笔者曾把转型期称作“天使和魔鬼”并存的时代，这与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描写的时代很相似，它是“最好与最坏、智慧与愚蠢、信仰与怀疑、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大有与赤贫、天堂与地狱并存的时代”。刻画一个时代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揭示这个时代的社会心态。因为时代与社会心态好像一对孪生姐妹，时代决定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映照时代。当前中国是一个世俗时代，与世俗时代相应的是世俗社会心态。
&&&&时代是划分历史的里程碑，心态是一个时代社会心理的总和。时代决定心态，心态映照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民生时代，与民生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忧患与权利；我们这个时代是民主时代，与民主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正义与法治；我们这个时代是科技时代，与科技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知识与智慧；我们这个时代是市场时代，与市场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交易与欺骗；我们这个时代是娱乐时代，与娱乐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娱乐与忽悠；我们这个时代是财富时代，与财富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炫富与哭穷；我们这个时代是感动时代，与感动时代相对应的情操是英勇与慈善；我们这个时代是速成时代，与速成时代相对应的心态是浮躁与喧嚣……总之，多元的时代主体，决定多元的社会心态。
&&&&据分析，我国社会成员心理压力按其程度排序，分别是住房、医疗、下岗失业、教育、家庭收入等。对城乡之间的待遇，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的待遇以及社会保障和财富分配等社会现实最缺乏公平感。这样多元化的心理压力感，最容易造成社会心态的浮躁性、不稳定性，以及极端化情绪的宣泄。&
&&&&总体来看，当今社会心态演变趋势有以下几个倾向：社会心态中的非理性因素逐渐减少，理性因素逐渐增多。当前，社会心态中的不适应感、不公平感、困惑感、矛盾感、浮躁焦虑、急功近利等非理性因素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增有减；传统的身份感、地位感和归属感趋向分化和多元化；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由迷茫渐趋明确；对社会公平的心理预期明显增强。
&&&&八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值得关注
&&&&在当下世俗社会，社会心态受到市场交易法则的消极影响，更多表现为它的负面形态。在当下中国，有八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值得关注、研究、引导、化解，它们分别是：
&&&&浮躁。浮躁即轻浮急躁、心浮气躁、飘浮躁动。这种浮躁心理使得转型期的社会充满了感情泡沫，以致娱乐化、“娱乐至死”成为时尚，到处充满廉价的笑声。人们不愿意深入思考到底为什么发笑，值得不值得发笑。放弃了价值判断、放弃了思考本身甚至放弃了基本的感情冲动，这种笑到底有多少价值颇值得怀疑。一些电影、电视栏目，以媚俗为能事，追求感觉层次的沟通，热衷于搞那些“笑的绑架”节目，一些电视台让人觉得它不是政府的教育机构，而是被市场买断了的笑的批发部。
&&&&喧嚣。声音大而杂乱称“喧”，说话大而无当称“嚣”。喧嚣是浮躁的发酵物，是浮躁心态的行为表现。如果说浮躁心态使得转型期的社会变得干瘪，缺乏思想内涵的话，那么喧嚣倾向则使之更加疯狂。新人文主义者巴比特说：“有两条法则并立同行而不可调和，一条是物的法则，一条是人的法则。前一种法则建立舰队和城镇，但是它野蛮疯跑，并且对人极不友好。”喧嚣倾向就是物的法则大行其道的倾向，是对人极不友好的野蛮之道。
&&&&忽悠。忽悠在古文献中为形容词，用“忽忽悠悠”或“忽悠然”、“忽悠悠”来表现一种事物状态或人物心情。《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忽悠”为方言，意指“晃动”。在当前中国文化娱乐生活中，“忽悠”似乎变成了动词，指用云山雾罩、貌似有理的话把人侃晕、从而达到使人受骗上当目的的一种骗术。可悲的是，忽悠心态已从娱乐舞台转向现实生活，毒化了社会风气和心理文化氛围。
&&&&炒作。炒作原本是中医的一种制药方法，在今日的娱乐舞台上，它变成了“宣传”、“包装”和“推销”行为的总和。炒作是“忽悠”的高级发展，虽然炒作中包含着忽悠，但是炒作比忽悠带有更强烈的行为意向性和行为导向性。“炒作”和“忽悠”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忽悠”的对象是别人，而“炒作”的对象则是自己。“炒作”源于寂寞，人的三种需要——包容、情感、控制得不到满足就寂寞，寂寞的人最容易炒作。炒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有人以自毁形象的方式炒作，就是为了抗议社会的忽略，即使引起社会否定性的注意也在所不辞。
&&&&炫富。炫富即炫耀、夸耀财富或富有，比如用百十辆豪华车队迎接一只百万元级别的动物，这种花不当值的行为以及与此相类似的活动都是炫富表现。炫富是浮躁、喧嚣、忽悠、炒作心态的必然结果，是一种非理性的飘浮躁动，是一种用行动表达出来的喧嚣，是大写的忽悠和疯狂的炒作。
&&&&装穷。装穷是炫富的反面，是否定形式的炫富。装穷的人分两类，一类人不一定在物质上真穷，只是在心态上有些穷而已：另一类人怕别人向他借钱，因此见到什么人都哭穷。要之，装穷是富人的一种相对弱势心态。这种富人之间的相对弱势心态一旦被认定和强化，它就会变成一种真正弱势心态。
&&&&暴戾。暴戾即粗暴乖张。暴戾心理形成于浮躁、喧嚣、忽悠、炒作、炫富的社会环境。它和炫富是孪生兄弟：一个炫耀财富，一个炫耀武力，都是缺乏人文素质的表现。暴戾心态可以为社会上日益增多的他杀、甚至灭门案件提供说明。市场化所导致的金钱拜物教把社会人际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动物关系，把本来存在于动物之间的“生存斗争、弱肉强食”法则变成人类社会的公理，把人类文明行为退化为野蛮的刺激——反应模式，这是人类的退化和疯狂，注定要受到天人戒律的惩罚。
&&&&冷漠。冷漠是当前最可怕的社会心态，其结果就是麻木，麻木是冷漠的孪生兄弟，麻木就是对他人痛苦失去敏感性的反应能力，就是无动于衷，当人们需要正义行动却无动于衷的时候，冷漠就变成了麻木。前些年发生的众多围观者怂恿跳楼者往下跳的看客心理，亦是良知麻木的典型表现。这种麻木与鲁迅笔下阿Q的麻木毫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21世纪中国社会最大的悲哀。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导）
&&&&■（责编/王慧&&美编/叶锐）
&&&&延伸阅读
&&&&当前社会心态方需注意的问题
&&&&仇官心态：对腐败现象的不满影响到对干群关系的看法。某些地方官员的群体性腐败以及一些腐败大案要案犯罪金额的曝光，在民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影响了干部在公众中的形象。
&&&&仇富心态：贫富差距的扩大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看法。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目前的收入差距扩大有一些值得警惕的新特点，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人们关于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已经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
&&&&不确定心态：&改革预期前景的不稳定影响到即期消费倾向。改革预期前景的不稳定和远期消费的不知底，影响到居民的即期消费倾向，这是内需难以支撑快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愤青”心态：应防止新民粹主义的倾向。中国的经济正在快速地增长，中国的国际经济社会地位也在快速地提高，近几年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在国内外媒体上讨论的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塑造，但另一方面也容易产生排外的新民粹主义倾向。
中青报：青年的选择里含着国家取向
日09:46&&&&来源：&&&&&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个我们大家不妨来思考一下年轻人问题的日子。
　　数天以前，温家宝总理在出访马来西亚时，对当地大学生坦言：“我从没想过从政，更没想到能担任中国总理。”他回忆了自己在西北地区从事地质研究工作的经历，并在回答提问时表示：“我想给同学们说的是，要做大事而不要做大官。”
　　这显然是一个简单化的表述，但很有冲击力。大事与大官之言，至少和近来常见诸报端的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大师与大楼之论，同样高明。
　　大师与大楼并非互斥，梅校长要表明的是一种立场，极而言之罢了。同样，大事与大官也可兼容，温总理要表明的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我相信是有所指的。就像他在社会道德滑坡的今日一再提及道德，那么，大学生们、年轻人们的何种状态，让一国总理出此言？
　　也来看报端。前段时间，一篇专栏文章和一篇媒体报道发人深省，标题分别是《到“体制内”去！》和《年轻人，到“体制内”去》。专栏作家说：作为较早抛掉公职的那代人，我突然发觉，最近有办法有能力的朋友们都在纷纷“回流”到体制内，变身为公家人。一顿顿的庆祝回流宴上，回归客们一身疲惫，一肚子遗憾，但一脸喜色，羡煞旁人……自己不由悲从中来，“如今方晓得谁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翁”。
　　他是过来人，明白转变的意义。对于不少人，一变，大学毕业分配进机关，本来看透“一地鸡毛”，不想再在体制内干耗，毅然决然跳出去，却惊呼上了理想主义的当。于是再变，争相回到体制内，从外人成为“自己人”——据说这是眼下中国最时髦的命运转机。
　　既然如此，年轻一代胸有成竹，起跑线上就选择了“不变应万变”。所以媒体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与公务员职位同样受到热捧的还有央企及大型国企工作岗位。
　　报道分析说，这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优先配置所刺激出的反应。20年前，体制外的空间充满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20年后，悄然转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精英争先恐后进入体制内的直接原因。
　　温总理的期许和上述体制内外辨析，当然并不直接相关。但两者所映衬出的青年问题，或有某些相似性。今日中国的年轻人，是否太过务实，缺了做大事的雄心，也缺了与之相应的理想主义的高蹈？
　　许多年前，出色的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曾借书中人物感叹过：当今人们懂得的事情之多简直和年龄不相称。他们小小年纪就懂得了欲念——这种野蛮的知识本来应该慢一点进入他们的头脑，应该是从生活经验中逐渐收获的果实……在生活中对人们善良本性的幻灭感应该是同死亡一起到来的，而今天他们却似乎先有了这种幻灭感，然后才度过他们漫长的一生。
　　美国也曾有教师提出过这样的批评：本国不曾确认的少数几种人权有一项，那就是失败的权利……在成功这么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宗教面前，我们的年轻人正在衰老中成长。
　　看，这并非中国独有之问题，也并非当今时代独有之问题。但每一国、每一代的青年，都须作出回应和选择。选择的结果，便构成国家的路径——我们真该重温一下梁任公的《少年中国说》。
　　前述媒体文章，指出了某种单向度选择的隐忧。而温家宝的话，大可以为这种现状纠偏。实际上在我看来，总理此言，不仅针对年轻人，也是针对体制机制。我们目前有极紧迫的任务，创造一个让人不做大官也能做成大事的环境，或者说，一个专心致志不受干扰做大事的环境，甚至，一个并不以大事或大官为指向的个人追求的环境。
　　由此想到温家宝此次出访时，再次提及“促进公平正义，推进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改革，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对深化改革的切切之意溢于言表，盖因其紧迫性已时不我待。
　　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青年，当然能在大事与大官之间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不仅如此，有了自由的土壤，这两个端点之间甚至之外的各种选择空间，也都将变得美好丰满起来。
大写的史铁生 用残缺身体说出最为健全的思想
来源：中国新闻网&&&&关键字：史铁生;病痛;思想者;身体;命若琴弦&&&&作者：刘军&&&&
　　“我的第一职业是生病，第二职业才是写作。”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位当代中国作家，一位19岁那年就因残疾而坐上轮椅的返乡知青，他的名字叫史铁生，2010年岁末的最后一天，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溘然长逝。
　　而在此之前10年，身患尿毒症的作家不得不依靠定期透析维持肉体在尘世的运转，如果再往前推，早在30多年前，死亡的魅影就已经在他个体的世界里大规模云集、窥视，伺机攻陷最后的阵地。那段时间，作家与死亡的搏杀以无声的方式，在地坛的角角落落里展开，撕心裂肺之后，沉静而博大的地坛以无上的包容性启示着这位刚刚20出头的年轻人。当然，他也没有辜负地坛的暗示，从渺小病痛的躯体中遁出，进入涅槃的通道，开启了另一套生存的密码。
　　“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通道/通往那扇我们不曾打开的门”，这是诗人艾略特留给世人的两句话，如神谕般高悬，所发出的犀利光芒，恰恰指向人类最为隐秘、也最为深刻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依靠其悟性和智识，依靠特殊的机缘，才能走向这扇大门，并轻轻推开它，让那些特别的光亮进入内心，成为滋养精神的汩汩清泉。走出地坛的史铁生，打通了生死的玄关，成为另一个史铁生，轻轻推开那扇我们不曾打开的门，让光亮透射出来，也将自我的光芒带入门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幸的只是作家的躯体，幸运的是作家的精神。其间的幸与不幸难道是分裂的么？当然不是，它们结合为一体，既是存在的局限，也是存在的光荣。
　　熟悉史铁生作品的读者皆能体会出沉浸在其作品中的宗教般的情怀和品质。与其精神消息相通的一位挚友，同样也是作家的韩少功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史铁生的笔下较少丑恶相与残酷相，显示出他出于通透的一种拒绝，和一种对人世至宥至慈的宽厚，他是一尊微笑的菩萨，他发现了人的生命可以无限，磨难正是命运，虚伪便是实在，万物其实与我一体。在当代作家序列中，史铁生用其作品建构了一个准宗教的世界，与严格的宗教理念却又绝然不同，因为世上诸多宗教在对待肉体上，皆是采取否决的方式，其间的差别只是程度的不一。同样从超越式的体验出发，史铁生的精神世界却对肉体满含温情，基于个体身体的残疾，他体悟到人类广义的精神残疾，活着，其本质上就是一个自我拯救的过程。因此，在他看来，面对肉体存在非常态的病痛，对抗躲避皆是徒劳的，而战胜它更是一种虚妄，所应该做的是接受和承认，并在承认的过程中体验生命的另一面。换一种说法，病痛和健康一样，皆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所以他向我们说道：“我的第一职业是生病！”
　　世人大多在病痛的日常含义内打转，视病痛为洪水猛兽，为身体内魔鬼的升腾，为人间之至苦，因此万般惧怕和逃避，一旦有了病痛，则自怨自艾，自抒不平，或者呼天抢地，默吞苦果。极端情况下，一场病痛促使一个人性情大变的案例，在我们的身边亦不乏之，常人的种种古怪言行，由避苦趋乐的人的本性或许可得到理解。翻看历史的微小针脚，即使在那些精神世界异常宏富的智慧者那里，对待病痛也往往取向两极。一种是极端厌恶病痛的折磨，甚至最终走向了自我了断。博尔赫斯有次在病后的日记中写道：“我是它(自我肉体)的老护士，它逼着我为它洗脚！”被公认为硬汉的海明威，在病痛的晚期干脆拿起大口径猎枪，对准自己的口腔扣响了扳机，这种与病痛同归于尽的行为，看上去极端惨烈，若非对病痛的仇恨达到顶点，这位硬汉断不会下此狠手。而另一种取向则是试图将病痛踏在脚下，采取无视的态度。失聪多年的贝多芬宣称：“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而奥斯特洛夫斯基则借保尔之口说出：“医治一切病痛最好最宝贵的药品，就是劳动”，由此占领了道德的最高阵地，拥有了无往不在的正确性。其实细究一下，这些励志故事的潜台词里还是将肉体的病痛放在了人生的对立面，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病痛之间是分裂的，也是不可弥合的，在其本质性上，与甘做病痛的牺牲品并没有什么两样。
　　地坛的日日夜夜，经历了锥心刺骨的灵魂拷问之后，史铁生从开始的自怨自艾，转向了对病痛的敬重，而写作也就成了作家弥合肉体病痛与精神存在间裂隙的必然方式。在病痛里写作，体验超验性境界，在病痛里思考存在的重量，思考病痛本身，进而完成了对病痛精神含义的建构和书写。病痛的精神含义往往是世人难以察觉的，它只会眷顾那些通过一次次沐浴而拥有生命的大关怀者。这个含义里有两个基本因素相互联结，即病痛一方面是肉体存在的对手，不断击打锤炼着个体的意志品质，一方面它又是肉体存在的朋友，促使着个体向着终极的关怀发问。有一年的某报纸上曾刊登一张史铁生与当时世界短跑冠军刘易斯合影的照片，照片中史铁生安静地坐在轮椅上，刘易斯风神潇洒地站在他的身边，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张照片是个很好的表征，因为其中两人虽然皮相的差异显著，但在另一个层面，他们是真正的知己。身体衰弱的史铁生，虽然连站也站不起来，但他的灵魂却在无羁地奔跑着，跑得跟刘易斯一样快、甚至比刘易斯还要快。刘易斯读过史铁生写的书，他尊重这个坐在轮椅上的中国作家，这位运动健将凝视着史铁生，眼光里不是怜悯而是尊敬。他们的灵魂是相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奔跑者，他们在与命运赛跑、与人类那与生俱来的悲剧性赛跑。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自始至终都不认输。
　　恰如帕斯卡尔所言，人不过是根芦苇，有些时候，这根芦苇常常因病痛而萎缩，但因为有了思想，哪怕是萎缩的芦苇也会拥有了不一般的重量，不会轻易地在风中倒伏。史铁生首先是位思想者，其次才是位写作者，他的作品从不炫耀技术，在病痛中，他用思想打通了过去和未来和现在的藩篱，让过去和未来沉沉地存在，成为重量。当然，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也打通了生死，成为真正的一个向死而生者。他的《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命若琴弦》，皆是直接关乎病痛的作品，也是向病痛发问的结晶，在这些充满本真生命体验的文字记录里，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
史铁生带给我们的那些精神力量
来源：新闻晨报&&&&关键字：史铁生;精神力量;信仰;我与地坛;上帝保佑&&&&作者：&&&&
　　2010年过去了，许多媒体都在年末盘点着这一年离去的逝者：钱伟长、梁从诫、黄宗江、吴冠中……2010年的最后一天，这个名单里又多了一个名字――史铁生。
　　其实，再过四天，就是他六十岁的生日。“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疾了双腿”，人到中年患上尿毒症，靠着透析维持生命。史铁生这一生算得上命途多舛，可是他却用残缺的身体，书写了健全而丰满的思想。
　　本版现摘编部分史铁生著作及访谈中的片段，以追忆他带给我们的那些精神力量。
　　每个人都有残疾情结
　　马丁路德金说：“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我想他也是指的这类情结（残疾情结）。以往的压迫、歧视、屈辱，所造成的最大遗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这“残疾情结”的蓄积，蓄积到湮灭理性，看异己者全是敌人，以致左突右冲反使那罗网越收越紧。被压迫者，被歧视或被忽视的人，以及一切领域中弱势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这“残疾情结”的暗算，放弃自卑，同时放弃怨恨；其实这两点必然是同时放弃的，因为曾经，它们也是一齐出生的。
　　――《病隙碎笔》
　　史铁生说：“不光残疾人，我们很多人都有残疾情结，这个情结有时候会左右很多人，左右得一塌糊涂。中国人几十年来反复犯一些错误，就是太情绪化，缺乏理性思考。我跟残联的人接触很多，参加会议的时候，发现里面就有一种情绪：‘我们残疾人……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困难，因此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优秀。
’一下子就把两者划开了，但这其实完全不合逻辑。把残疾当特权，并且演变成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原谅。这会对人的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人是应该有个信仰的
　　二十一岁过去，我被朋友们抬着出来，这是我走进医院时怎么也没料到的。我没有死，也再不能走，对未来怀着希望也怀着恐惧。在以后的年月里，还将有很多我料想不到的事发生，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我二十一岁那年》
　　史铁生说：“我觉得人是应该有一个信仰的。我是残疾的，但有一个完美的境界存在，那么这就成为我的信仰。所以讲，信仰是一条路。我不喜欢那种功利的信仰，比如信到一定程度我就能如何如何了。我认为信仰和梦想差不多，没那么多实际的好处，它只是给你一种心灵的好处。信仰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也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
　　苦难不可避免，达观以对就好
　　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片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
　　――《我与地坛》
　　史铁生说：“所谓宿命就是无奈，所以我说是在悲剧的背景中做喜剧的演出，你不承认这种悲剧的背景，你是个傻瓜；你不做这种喜剧的奋斗，你是个懦夫。
”因此在面对悲剧的背景、必死的归宿时，他悟到了：“既然只能走在这条路上，为什么不在这条路上纵情歌舞一番呢？
”于是一路上他不羁不绊，挥洒自如，把路上的高山和深渊都笑着玩了一回，玩得兴致盎然。
　　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我与地坛》
　　在一篇叫做《说生说死》的散文里，史铁生说身后要捐献自己还能用的器官，如今他已经将自己的肝脏捐给有需要的患者；他又说，“史铁生仍不失为一份很好的肥料，可以让它去滋养林中的一棵树，或海里的一群鱼。
”如今，他的家人表示尊重他的意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滋养自然的愿望想必也会实现。他这篇自嘲的文章里，透着乐天知命的态度。也许，正如他在这篇文章一开始所说：“要是史铁生死了，并不就是我死了。
周海婴:“我的每一天都与父亲联系在一起”
&发表时间：　　　来源：人民日报
　　７日，鲁迅独子周海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１岁。
　　身为文学巨匠鲁迅之子，周海婴遵守父亲的遗训“不做空头文学家”，而以科学安身立命，但他毕生拍摄的珍贵摄影作品，让人们感到了他身上的文化基因。２００１年，《我与鲁迅七十年》出版问世。七十岁的周海婴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七十年来，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与我父亲联系在一起的。”
　　“心灵深处有着与父辈同一的关注”
　　周海婴出生于１９２９年９月。鲁迅给儿子取名为“海婴”，意思就是上海出生的孩子。
　　对父亲的回忆、眷念，对父亲权益的维护、捍卫，萦绕了周海婴的一生。为争取鲁迅的巨额稿酬、为给父亲写书、为了别人以父亲的名义注册互联网域名……周海婴因为频频卷入鲁迅官司而受到世人瞩目，并且承受了一些非议。
　　在一些资深摄影人看来，周海婴的摄影作品中，也蕴含着鲁迅先生的精神传承。８岁开始捧起相机的周海婴，因为得天独厚的优势，拍摄过大量具有非凡历史与人文价值的纪实作品，包括《文学家巴金》、《胡风家属》、《曹靖华》、《萧军》等文学家系列；记录新中国成立前上海难民生活的《难民》系列；还有亲情作品系列《母亲许广平在外滩》、《三叔周建人》、《周家“老台门”》、《脚划船》、《香火》、《煮咖啡》、《家族大团圆》等。
　　摄影评论家刘铁生说，周海婴摄影作品不仅记录了鲁迅的挚友、周氏家族，还以平民真实的视角记录了大量底层的人，这与鲁迅的精神一脉相承，“因为他是鲁迅的儿子，心灵深处有着与父辈同一的关注”。
　　“鲁迅之子是一个很重的头衔”
　　“周海婴与父亲之间有种秘密传承。”与周海婴十分熟悉的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认为，海婴先生从音容笑貌到思想性格都颇似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先生为人、为文的精神，已尽在他自己的诗句描述中。而为人真诚、率性直言、容不得“拿、骗”等行为，也深深烙印在周海婴的性格之中。
　　几年前的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周海婴的发言曾震惊全国。他坦率地“检讨”自己也买盗版书，并因此发出质问“书价为什么总是定得这么高？”
　　而在鲁迅青少年文学奖的活动上，周海婴也毫无敷衍之辞，又一次直言不讳地批评当下青少年写作真心话太少，“假、大、空”太多，匠气太重。
　　“鲁迅之子是一个很重的头衔，但他承担得起。”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获悉周海婴去世的消息，感到十分遗憾。
　　赵丽宏还记得，初识周海婴先生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周海婴年纪比一般代表委员更大一些，在人群中颇为引人注目。他相貌清瘦，也有几分鲁迅先生的神采。
　　初次见面，周海婴就向赵丽宏谈到了与鲁迅先生有关的两件事情。一件是他在自己书中写到的鲁迅死亡之谜。另一件是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墓地前的两棵广玉兰。他担心，两棵广玉兰的树冠和根系太过发达，影响到了母亲手植的两棵松树。赵丽宏感到，对于和父亲鲁迅有关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小事，他也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精力和心血。
　　“作为鲁迅的儿子，他的一举一动不免受到关注。相识这么多年来，我感到海婴先生是一个正直、有智慧、有修养的人，也是一个老派的知识分子。外界对他的争议，有时候是出于一种不了解，或者对伟人之子的过度关注。”赵丽宏说。（孙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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