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有人给我家飞机扔炮弹的声音在哪投诉

每次下雨前,都有炮声是怎么回事?我家住在襄樊南湖广场,靠近烈士山,每次一下雨,都会听到好几声炮声【绝对不是雷声】像二踢脚一样的炮声,都好几次是这样的了,是怎么回事??_百度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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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下雨前,都有炮声是怎么回事?我家住在襄樊南湖广场,靠近烈士山,每次一下雨,都会听到好几声炮声【绝对不是雷声】像二踢脚一样的炮声,都好几次是这样的了,是怎么回事??
每次下雨前,都有炮声是怎么回事?我家住在襄樊南湖广场,靠近烈士山,每次一下雨,都会听到好几声炮声【绝对不是雷声】像二踢脚一样的炮声,都好几次是这样的了,是怎么回事??请大家解释一下。。。每次响声的时候,都能看见外面地面上发射了好几个炮弹。。。。。为什么每次偏得下雨的时候发射呢?
会不会是雷声在山里的回声
是不是人工降雨啊 ?
说不定是雷声
人工降雨,我们那里也这样搞过。
这是气象部门在人工影响天气,用高射炮作业的方式。 另外还有火箭弹发射、飞机播撒等方式。高炮向云中发射碘化银炮弹,可以增雨,可以消雹。 对防雹来说,要掌握好打炮的时机。在刚下雨时,云中的雹胚刚好形成,这时碘化银炮弹加速水汽凝结,降低水汽含量,就能阻止雹胚形成大冰雹。...幼幼成人网,成人在线操逼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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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26987] 气功老师曾嘱我书写一幅草书:“孤舟澎湃浪里行,天地相逢我心中”,该诗句颇能概括我历经坎坷人生修行悟道的过程,故以为题记。 & 我这六十年 &&&&&& ── 一个普通人的回忆录 &#8226;艾抗美(艾岁翰)&#8226; & 我出生于1951年5月,属兔,2011年是六十花甲的本命年。孔子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然而本人生性愚鲁,既不敢说知天命,也未能臻于耳顺。只有这六十年的风风雨雨,给我以人生的体验和教训。 & 幸运儿乎(1951-1963) & 我的童年时代,在他人看来是个幸运儿。 真的幸运吗?开始好像是的。这不只是常言所说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是看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父亲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党校副校长、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江西省委党校校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我的童年确实无忧无虑。不过,小毛孩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懂个啥呀。 只知道我的名字是因为抗美援朝,爸爸作为祖国人民慰问团中南地区分团副团长(团长廖承志)奔赴朝鲜前线,临行前妈妈怀了我,爸爸留言,若是他回不来,作为纪念,生男孩就取名“抗美”,生女孩叫“援朝”(有意思的是生平遇过多名“抗美”,没一个是男的)。至于中美两国建交后我改名艾岁翰,是爸爸的老战友提议的。 爸爸是个官。在小小年纪我的心目中,他严肃、勤勉,成天埋头书案,办公,打电话。爸爸工作的时候,我轻易不走进他办公房,进去也是轻声轻气,蹑手蹑脚的。办公房里,大书架上满满当当是马恩列斯全集、毛选、鲁迅全集等大部头的书,也有我很喜欢看的《红旗飘飘》、《志愿军一日》等讲述战争年代故事的丛书;墙上挂着鲁迅字迹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和徐悲鸿的奔马水墨画的条幅。有时听爸爸接电话是来请问他马列的某句话是出自哪一卷哪一篇文章,我很佩服老爸竟能从满书架里面抽出书来回答。偶尔,在节假日里,爸爸也会放松一下,取出一大堆唱片来,用一部手摇式老唱机播放。爸爸喜欢听京剧,妈妈喜欢老歌曲《解放区的天》、《南泥湾》等,姐姐们喜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山楂树》、《哎呦妈妈》等,我们男孩喜欢《少年夏令营之歌》等。每到此时,全家聚在一起边听唱片边说笑,是我印象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的爸爸不再严肃,有时哼上几句京戏,满足得像个孩子。 妈妈是旧上海绣花女童工出身,家里穷苦,没上过学,是参加革命后自学文化的,喜欢阅读书报。当年她掩护担任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我爸爸,跟爸爸出入解放区和白区,几番出生入死。在解放区她当过译电员,解放后是湖北省委党校、江西省委党校、江西日报社图书资料室负责人。妈妈性格极为温良恭俭让,对孩子关爱有加,总是好言好语,我印象中从未见她与人红过脸。她最不愿乘坐爸爸的车,说那是爸爸的待遇,我们不该享用。记得小学二年级时,妈妈当选省先进工作者要去出席全省群英会,爸爸作为首长赴会提出带妈妈乘车同去,妈妈执意不肯,而自己走去会场。妈妈常把工作带回家来做,我最喜欢的是她让我帮着一起将带回的报刊剪辑成易于查阅的分类资料和填写资料索引卡片。她说我字写得好,夸我是“妈妈工作的小帮手”,我很得意。 最早的记忆始于湖北省委党校的家和武汉的幼儿园。6岁时随着爸爸调到江西省委党校,住进了与八一大道隔着围墙很醒目的那栋独立3层青砖红顶圆亭状的小楼。上学就在省委党校后面的西湖区中心小学,读到二年级。后因我们家搬到省委部长楼,我从三年级开始就改上了省委附近的八一小学(省军区干部子弟学校)住读。一直是班长、大队长,三好学生等。我的学习从不需父母操心,作业本不怕被人看,都是90多、100分。校门之外,我的顽皮淘气不亚于任何男孩。节假日我和弟弟小寒常与一帮玩伴去党校桃园偷桃子、毛巾裹头用长竹竿去捅马蜂窝、滚铁环、打仗,在省委大院里抓知了,瞒着家里去游泳……,玩得昏天黑地。 [attachment=27038] 童年有三次顽皮历险记忆犹新。最早是在武汉幼儿园中班住宿时,晚上睡觉将一个手枪形状的小铁片含在嘴里仰面躺着,不当心落入咽部,想吐出来却不由得吞了下去,告诉晚班老师后被带到园长办公室,让我画出铁片形状,老师们看了很吃惊,马上将我送医院,天天除了吃韭菜之类粗纤维蔬菜和观察大便,就是满院子玩,直至某日小铁片排出为止。又一回是小学暑假时,和弟弟在江西党校的池塘边上了个旧竹排,渐渐离岸后我俩不会平衡,旧竹排歪斜险象环生,我们惊恐尖叫,妈妈在池塘旁的图书馆里闻声冲出来,情急之下居然飞身跳上了离岸的竹排,竹排摇晃中我朝后一仰落入一人多深水中仅两个手掌在水面乱抓,呛了一肚子水便不知后事了,是妈妈拼命捞到我挣扎的手给拽了上来,算是一次大难不死吧。还有一回是在八一小学时,将废牙膏锡皮用炉火烧融后倒进废子弹壳来做一种扔炮玩,洗过的弹壳有水未干,烧融的烫锡遇水猛烈炸开,将凑近瞄准倒锡的左眼溅了满眼球,顿时痛得睁不开眼,晚9点多急送省军区门诊部,眼科主任赵阿姨细心地给我清理眼球中一个个锡颗粒,治疗包扎,当了几天独眼龙。感谢赵阿姨,迄今我双目视力1.5。 弟弟小寒幼年时也有一次大难不死。在武汉时某冬日,2岁多的他在二楼阳台玩耍,大姐艾龙坐一边看书并照看他,看书入神之际,忽听楼下惊叫“楼上掉小孩儿了!”大姐慌忙四顾,阳台上哪里还有弟弟,也不知如何爬过阳台围栏翻落下去的,急忙冲下楼去从水泥地上捡起弟弟,居然毫发无损。 1962年11月四年级时,我得了肾炎,住进解放军175医院(如今的94医院)小儿科。为了不落下功课,我在病房自学语文数学课本,自做习题。住院5个月,回校时,面临我这个班长、大队学习委员是否应留级的问题。我要求做期末考试的试卷,结果语文数学都考了八九十分。杨水蓝教务主任满意地在全校集中时宣布了我的成绩,说我比天天在校上课的一些学生分数还高。那时的我,胸怀理想,自信满满,认为我们——我和臂戴“三条杠”的姐姐们与“两条杠”的弟弟,都注定会成为优秀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63年4月出医院回家的那天,不是司机来接我,而是乘的三轮车──少不更事的我当时尚未意识到,中国大地即将风生水起,天翻地覆,我家已先行一步了。 & 苦难开始(1963-1967) & 出医院回家后得知,1963年3月晴天霹雳,爸爸“犯错误”了,“挨中央康老批判”了! [attachment=27039] 爸爸编著的那本曾被江西省委在《江西日报》头版上通令嘉奖并成为全国党员必读教材之一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书,被中央副主席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斥为“坏书”,交待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进行批判,罪名是“宣扬反对个人迷信”、“修正 主义”!而爸爸竟敢不服,在得知挨批的当天即写信给康生,请他“具体指出”书中“反对个人迷信到底错在哪里?”康生勃然大怒,写下大段批文,给爸爸扣上“坚决拥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下令在全党通报批判,爸爸已刚刚停职反省写检查了。 八一学校的干部子弟多,我爸爸挨批判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我和同校的弟弟不断听到议论说爸爸是“修正主义”,感受到周围异样的目光,心里沉甸甸的很难过。也有懂事的同学悄声劝阻议论,以免我们听了伤心,我们心里很感动,迄今难忘。二姐艾凤本来考上天津南开大学,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者的女儿”弄去了江西工学院。 1965年春某日,爸爸妈妈表情沉重地告诉我们,明天的《江西日报》将会见报公开点名批判爸爸,大概要连续批四、五个整版,让我们有所思想准备。爸妈说:“爸爸没有反党,为干革命孩子都送掉两个,你们心里明白就行。”我从小就知道,我有两个姐姐在爸妈干革命搞地下工作时送了人。我们从小填写家庭出身都是“革命干部”,怎么突然间爸爸就成了“反党分子”?实在难以接受。听了爸妈的话,我胸中沉重得像压了一块石头,喉头发哽。不过早有了思想准备,我没有流泪,流泪无济于事。爸爸还特别对从小爱写写画画而向来被人们看好艺术前途的我说,不要想成名成家,好好当一个普通人、老百姓。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难过地点头,心中一派茫然、惶恐,不知等待我们的命运将是什么。 见报批判开始了,长篇累牍,一整版一整版的,说爸爸那本书是“大毒草”,是“苏联修正主义的应声虫”,说爸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我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爸爸那一向亲切和自豪的名字“艾寒松”,此时见报看着怵目惊心,被泼满污水。我每天出门都低着头走路,生怕碰见熟人,刻把钟的上学路途有如百里之遥。 逐渐地,大批判愈演愈烈。1965年11月,全国见报批“海瑞罢官”,翌年5月批“三家村”,江西见报点名批江西大学谷霁光教授,批省委宣传部李定坤副部长(住我家楼下),我害怕地感到,爸爸更大的厄运随时会降临。 1966年5月,随着中央“5.16通知”发布,“文革”正式开始,“造反有理”、“破四旧”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省委成立了造反派司令部,省委领导全部靠边站。造反派和红卫兵每次召开批斗省领导的批判大会,都会将爸爸拉去陪斗、游街。 我曾胆战心惊地躲在马路人群中,听着大喇叭刺耳的口号,看着爸爸头戴高帽,身挂画了红叉叉写着“打倒”等字样的牌子,和许多戴帽挂牌的我认识的叔叔阿姨(我的省委小伙伴的爸爸妈妈)一道,被押在游街的卡车上,从眼前慢慢驶过。在陪斗和游街中,挂牌戴高帽是小事,还常常被造反派人员拳脚相加,爸爸受了内伤,身上疼痛不已。爸爸让我们拿理发剪子将他头发剃光,以免被揪头发,同时也因为他无法去省委大院的理发室理发了,以免受到理发室的造反派的凌辱。打那时起我和弟弟也就学会了给爸爸理发和互相理发,也是为了省钱,因爸爸被扣工资,家里一下子经济拮据了,从小带大我们的亲如家人的保姆胡嫂也不得不离开了。 有一天爸爸挨批斗回来,左眼红肿吓人,是在批斗中从台下飞来一弹弓石子,打在他左眼上。伤在爸爸眼睛,全家痛彻心腑。爸爸就此一目被打瞎失明了,而凶手逍遥法外。尽管如此,他还要每天夹着扫帚、抹布等清洁工具去省委办公大楼进行劳动改造(网上有位当年在省宣部的“军代表”撰文回忆,见《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作者来劳动改造,每次打扫卫生时是那么认真一丝不苟,他不禁暗怀敬意)。这时,我家楼下围墙上有姓名被打上红叉叉的“打倒”我爸爸的惊心动魄的大标语,家门口常响起造反派抄家进门前震天动地的“打倒”口号。我们整天提心吊胆,记不清楚到底被抄家多少回了,好像只要是带着红袖章的××战斗队,就可以来家抄上一通,连我们孩子的书桌都要被反复翻查,家里东西所剩无几。记得鲁迅儿子周海婴赠送爸爸的《鲁迅全集》、线装本的董必武手书《毛泽东诗词》等大批珍贵书籍永远地失去了。某次抄家者就我们家有2把菜刀质问道,切菜一把菜刀就够了,为什么要有2把?多的一把菜刀是反革命凶器,予以没收!看到台历上爸爸记录的手表上发条时间,便逼问是否开黑会的碰头时间!抄家者还硬说爸爸是“国民党一伙”、“苏修特务”,屡次荒唐地逼迫爸妈交出国民党、苏修颁发的“地下委任状”、交出敌特经费“金条”等,爸妈百口莫辩。 [attachment=27040] 爸妈早年在上海搞地下党时,为全力于工作,曾将我两个姐姐送了人。一个送给了苏北农民家,解放后去联系,回音说对不起,小时候遭灾荒饿死了,回音之后那家就搬迁不告去向,看来有可能还活着怕被要回。另一个刚出生第3天的三姐送给一家未能生育的林姓工人夫妇。1966年2月通过上海市公安局找到了她,大姐和大舅去上门相认。三姐名林佩珍,品学兼优,是江湾中学高三年级团支书、预备党员。爸爸将挨批被罢官之事写信坦然告之,三姐很感动,相信爸爸绝非坏人,即使犯错误也仍是好干部。红卫兵大串联时,三姐专程来南昌看望生父。进家门前先看到省委里面“打倒”爸爸的大标语,她没害怕,通过几天朝夕相处,爸妈痛说革命家史,她更加坚信爸爸 是好人、好干部,与我们有说不完的心里话。临别前的晚上,造反派又上门抄家,妈妈暗中藏起一支派克钢笔留给姐姐作纪念(她迄今珍藏),抄完家造反派带走了爸爸。第二天、第三天都打听不到爸爸的消息,妈妈和我送她上火车返沪,她一路流泪哭到分手,有如生离死别。 那晚爸爸被带走一连多日,询问省委造反派也不明下落,不知死活,我们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鲁迅语)!后来才得知是某造反派组织想先下手为强弄到第一手材料以夺权,便突然袭击抓走一批“走资派”,为防备省委造反派劫回,把他们押解到乡村打游击式地审讯。 三姐回到上海,造反派要她与“黑帮”生父划清界限,并推迟其党员转正。她的对象是一名空军飞行员,部队政审严格,查三代说她有“黑帮”生父的问题,两人被迫分手。出生3天即送给了工人家庭也不能幸免于株连!但是血浓于水,三姐始终不放弃与我们的密切联系。在我下放兵团后,还屡次给我写信寄衣物。我们心连心。 十五、六岁,正是青少年身心成长的重要时期,而我和弟弟却处于爸妈遭受残酷迫害的极为恶劣环境中,尚未成熟的柔弱心灵常常要承受无情的打击和压力。后来我和弟弟在下放中相继罹患重病躺倒,应当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与这几年受到的摧残不无关系。 还记得1967年5月27日上午,爸爸又被押去了市人民广场的万人批斗会,而这天却是我的15周岁生日。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哪有心思过生日啊,我宁可忘掉生日而绝口不提!妈妈没忘记,晚饭时按照惯例还是用一个鸡蛋给我做了一碗生日蛋面。看着从批斗会回来的可怜而顽强的爸爸,看着爸妈灰暗和憔悴的面容,我真想哭,端着面碗实在张不开口,也咽不下去。妈妈哀声叹了口气说,孩子,给你的生日竟是如此的礼物!我眼泪再也忍不住,这碗面是和着泪水吃下去的。待心情平复一些,我转移话题,将新看到的大字报中有关批判爸爸的内容复述给爸妈听,例如说爸爸逃避抗日战争跑到苏联,说他与李立三等都是苏修特务等等罪名(那时我很留意涉及到爸爸的大字报,经常将大字报内容默记于心,回家后告诉爸妈)。我不信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很想听到爸妈的有力辩驳,来支撑自己的意志和信念。爸妈每每听我诉说后不禁仰天长叹,无奈、愤懑和苦笑,告诉我们真实情况,并期待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听了爸妈的话,一方面我完全相信爸爸的革命历史,另方面怎么也想不通人世间竟会颠倒黑白到如此地步! & 艰苦磨练(1967-1972) & 我成了黑五类“狗崽子”,被清一色“红五类”家庭出身的老红卫兵组织拒之门外,于是我和同校上初一的弟弟都参加了后来成立的南昌三中井冈山红卫兵组织,和刘维平、胡元(现均在深圳)等同学一道,戴上红卫兵袖章出省“大串联”,到了上海、广州等地;还与弟弟打起背包步行串联去井冈山,来回数百里,脚底板都走出了许多血泡。接着,我被“大中红司”派驻江西印刷公司和江西造纸厂红卫兵联络站,后来回校复课闹革命。由于我会写写画画,一直担任红卫兵组织里刻钢板蜡纸、编印红卫兵战报、上街刷写大标语等,忙得不亦乐乎。记得1967年下乡支农时,我曾与初三年级的王野樵等3人被校革委会抽去新建县某公社,在所有村墙上用红油漆刷写了无数的毛主席语录和革命大标语,几天时间狠狠地锻炼了一把美术字。 复课闹革命时,爸妈又有了更为荒唐的“参加反共救国军”的“现反”新罪名,被分别隔离关押。妈妈是原江西日报社图书资料室负责人,被造反派关押在报社里。爸爸则不知被造反派关押在哪里。我与弟弟在家相依为命,二姐住在学校,有时回来看看我们,打听爸妈情况。我们节俭度日,在省委食堂打饭吃,时不时到江西日报社给妈妈送衣物等,都是造反派转交,不得见面,只知道妈妈被关押还活着,而爸爸则生死未卜,几乎音讯全无。 1968年2月部队招兵,我从小在省军区干部子弟学校读书就对解放军很羡慕,梦寐以求想长大了当兵,但此时我扎破手指写了“我要参军,保卫祖国”的血书交给校革委会,也还是不让参军,眼巴巴地送别了穿上军装的班上红五类子女。 不久上山下乡开始了,我接到了毕业分配通知书,被发配到福州军区江西建设兵团5团即距离南昌市约八十里的新建县朱港农场;大姐艾龙在京久未联系情况不明;在江西工学院电机系的二姐艾凤被发配到南昌市六十里外的南昌县鲤鱼洲农场;同在南昌三中的弟弟小寒则发配到九江地区的永修县插队落户,参与过著名的柘林水库的修建工程。 记得当我认命了对于我的发配,正准备到建设兵团好好干一番之际,突然被学校收回了分配通知单,要我参加一个“黑帮”子女学习班。校革委会老师透露,是我妈妈单位的造反派头头、省革委会常委侯家镇(文革后被判刑)点名要整一批“黑帮”子女包括我。同时进学习班的还有张云樵副市长之女张小春等。所谓学习班,就是要你揭发批判“反动老子”,然后根据表现而重新发配,可能要发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改造。十多天后,同情我的李南征老师悄悄将原通知单塞给我,要我不声不响地尽快离开南昌去报到,以免被省委和江西日报社造反派侯家镇之流得知再加迫害。就这样,马上打点行装,由弟弟送我到赣江边的朱港农场码头上船,像个贼似地溜去了赣江与鄱阳湖交汇处的朱港农场。而我走后不久,读初一的弟弟去永修县农村插队,二姐陪他去买了个箱子装衣物。他独自带上行李去到学校,和一些同学前往插队地点。我们这个家就此四散飘零,天各一方了。 下放前后,弟弟完成了一件颇为艰难的事情。省革委会造反派决定将已被打倒的“牛鬼蛇神”“走资派”扫地出门,统统赶出省委大院,通知限期搬家,分给我们家的去处是象山南路的一处省商业厅职工宿舍的两间平房矮屋子。弟弟先去下放地点报了到,然后请假回昌搬家。虽有造反派差遣来几个“牛鬼蛇神”的苦力和大板车帮着搬家,但收拾家什,打点装箱等以及到商业厅职工宿舍后的摆放、整理等,主要都是弟弟完成的,然后他将“新家”分别告知家人。年仅15岁的孩子,在逆境中成长,竟然如此能干! 后来又得知,弟弟在农村插队期间,因忧劳交加,曾患伤寒重病,一度失明,发高烧中他喃喃自语“程世清(时任省革委会主任)害得我家破人亡了”!公社医院人员听见病人“对‘文革’不满”,还指名道姓骂省革委会一把手,怕有所牵连而不敢收治,被同情他的下放干部千方百计转送到条件较好的柘林水库医院治疗。出院后留下后遗症每日腹泻不止达一二年,幸被当地的农村土郎中治愈。1975年秋弟弟参加工农兵学员考大学上了榜,被当时的永修县委书记王寒影(后任南昌市委副书记)得知:“是老艾的儿子呀,考得不错,表现也很好嘛!”批准他上了南京大学德语专业。 [attachment=27041] 我到朱港农场开始是在农业连队的六连。从小娇生惯养的我,刻苦锻炼自己,插秧播种收割挑粪担石(修堤)样样活儿努力干,不久任命为副班长。一年后我被调到运输连的水运排,任2号龙头(拖轮)班班长,拉一串驳船跑赣江、鄱阳湖,运送农场物资和人员。其间不仅要伴同船老大(刑满就业的专业驾驶员)把舵驾船,还经历了无数装船、卸船的搬砖、抬石、扛水泥包(50斤一袋,一次扛2、3袋)、大米包(100斤1包)等重体力活锻炼,手上结出了一层层老茧,人晒得 像黑炭。 我们的航运和装卸船任务很繁重,春夏秋冬几个龙头不停地分别拖拉着驳船出航,常常十天半月地打个来回。每次远航回来,与岸上的战友见面,或是几个龙头都正好回到农场码头,大家小别重逢,都感到格外亲切。水运排虽然辛苦,但有出航津贴,因而比起岸上的战友,我们可谓“小富”了。当时也没什么开销,主要用于改善伙食打打牙祭。 辛勤劳动之余,傍晚收工之后,我们战友会三三两两地在江边大堤上走走、坐坐,一边看着日薄西天,江水映着夕阳的余晖打着漩涡滚滚向鄱阳湖流去,一边吹着晚风,聊聊天。有时我会吹一吹下放时带来的口琴、笛子。我们水运排的战友还经常用竹篙或木桨练习撑划小木船,体会一叶扁舟在江上逆水行舟、激流勇进的感觉,还特爱在江中小船上大声唱歌,唱样板戏,大声朗诵毛泽东诗词和语录,让声音在江面上随风飞扬,感到心中充满豪气。 当时我曾作七言诗一首: 赣水苍茫贯古今, 搏风击浪遂我心; 意惬桨轻疲流去, 风传战士踏歌音。 迄今我还能够独自以一个单桨或竹篙划舟,行船不歪斜,快速直向前,就是那时在兵团运输连练出来的本领。 我常常翘望着开阔江面隐约可见的对岸,那里是南昌县蒋巷公社的堤坝,遥想二姐下放所在的鲤鱼洲农场据说是在赣江南支流与鄱阳湖附近,应该离我这儿不太远吧? 迄今难忘有一回寒冬腊月出航所经历八级台风的情景。鄱阳湖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一望无际。那天寒风呼啸,雨雪交加,巨浪汹涌,昏天黑地,小小拖轮在浪峰涛谷中剧烈颠簸摇曳,随时像要被吞没,搭船的乘客一派惊慌。为防止翻船,经验丰富的老驾驶员船老大决定将我们的拖轮对着坡岸冲上去制造搁浅。晚上船舱多处漏雨,睡觉时便两手抓着脸盆放在腹部棉被上“滴答滴答”地接水。次日又冒着零下几度的严寒,顶着湖面无遮无拦呼号的北风,几位船员灌两口老酒浑身发烧地跳下刺骨的冰水,去推开搁浅的拖轮。等完成任务回到船上人都冻得麻木了,快速擦干身子裹进棉被还浑身不由自主地哆嗦……人生能有几回搏啊,如此境遇怎能不刻骨铭心! 我们运输连除了水运排,还有造船排。造船排在技术上把关的是一位年长的和蔼可亲的现役军人工程师詹家乐和一位上海交大毕业的女技术员赵元偕,有一批造船老手的刑满从业人员,以及我们生龙活虎的兵团战士。造出来的有大型木驳船,小型机动木驳船等。当造船紧张时我们水运排也会去支援,在老捻工指导下干些捻缝活(往船壳缝隙里面捻入麻丝油灰防漏)。每当新船造好下水那天,全连如同过节一般,群情振奋,尤其当新船被人们用绳索牵拉着从船坞沿着铺好的轨道由慢至快渐渐滑入江中时,好像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人群一片欢呼。 一条新造的小机动驳船用于朱港农场的内河八步港,连队选派了我和傅修延二人来驾驶这条新船。我在舱面驾驶室负责把舵,修延在机舱负责轮机。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没有老驾工,而完全由兵团战士来驾驶,是连队对我俩的信任。我们自觉地兢兢业业地工作,来来回回在八步港沿河的连队之间行驶,完成了不少人员与货物的运载任务。最辛苦的工作是利用夏日的骄阳似火来给船体木甲板打桐油。我们用抹布蘸着桶里的桐油,顶着赤日炎炎的暴晒,汗流浃背地跪在晒得滚烫的木甲板上,一寸一寸地用力涂抹,直至将整条船的甲板全部涂抹遍。每当打桐油时,皮肤晒得一层一层地脱皮,最后晒成了古铜色。 在连队我还另有一项非我莫属的光荣任务,由于能写各种漂亮的美术字,不仅连队黑板报由我负责出刊,还要我负责用油漆给运输连大大小小共十几条拖轮、驳船的船头和驾驶室前面全部写上“朱港农场×号”的大字。我是用绳索拴着的木板挂在船头,站在悬挂的木板上用油漆来写字的,这可比用水墨颜料在纸上写字难多了。我不辞辛苦,写了一天又一天,独立完成了这项工作。有了这些醒目的油漆美术字,船队看上去就美观和神气多了。后来团部宣传科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书画情况,来连队抽调我去画一幅毛泽东在延安头戴八角帽的肖像油画,备好了油画颜料和画笔等材料。我虽然喜欢绘画,可从来没有画过油画,出于喜好,硬着头皮将任务接收下来。凭着绘画艺术的相通和我平日的观察琢磨,经过一番努力我顺利完成了任务。宣传科的领导很满意。团部机关有人问我是什么艺术学校出来的,我自豪地回答,我是自学的。 我心里始终憋着一股气:看艾寒松教出来的儿子绝非孬种!我咬紧牙关埋头苦干,屡次获评五好战士。尽管1970年省革委会机关刊《江西通讯》第11期又刊出8千字对我爸爸的“批判提纲”要求“彻底肃清刘少奇、艾寒松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某次全团大会上团政委点名批判我爸爸,但我一直得到全连干部与群众的好评和信任,仍然入了团(记得连队团支书、党员王兴华说,当艾寒松儿子的入团介绍人是他有生以来最自豪的一件事),任连队团支部宣传委员。后来患肝炎病倒,住医院出来还时常肝区隐隐作痛,连队照顾我,从船上调到连部工作,让我担任连队文书兼勤杂班班长。我仍带病努力参加劳动生产,成为5团带病坚持工作的“可教育好子女”的先进典型,让我在全团大会进行“讲用”。我白天带着病体不甘人后地干活,晚上躲在被窝里思念爸妈和姐弟,默默告慰爸妈我的争气。那年月,我的“左派幼稚病”拼命精神实在够可以! & 顽强治病(1972-1976) & 知青陆续回城时,农场领导见我身体实在是不行,1972年2月春节前,让我同一批农业连队的战友调动工作到九江市的建设兵团21团棉纺织印染厂。我被分配到厂宣传科(后到厂工会)。厂里有大批和我一样父母受冲击的子女,厂领导毫不歧视。我心存感激,努力工作,办了一个接一个的机关墙报、专栏,写大标语,写时事文章在机关和车间宣讲,还与几位会画画的同事一道搞绘画创作。我的国画《请教》等作品参加了九江市画展、福州军区画展和江西省画展。 [attachment=27042] 然而我的身体每况愈下,痔疮便血、肾结石绞痛、胆绞痛和肝痛频频发作,经常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几番住进九江的医院。1972年6月厂里同意我赴沪住亲戚家去治病,于是生平首次来到上海徐家汇天钥桥路赵巷7号的大舅家——我心目中爸爸当年做地下党工作,并收获了与我妈妈爱情之“圣地”。 大舅和舅妈都是老工人。舅舅还在上班,快要退休了。舅妈虽然是文盲,但由于她在工厂幼儿园的工作很出色,当选过上海市劳动模范,挂着奖章的劳模照片上了《文汇报》。到了“文革”时期,舅妈被斥为“假劳模”和“黑帮”亲属,惊恐和忧虑之下导致了中风,留下半身不遂后遗症,行动不便,不能干工作了,请了远房亲戚在家帮助照料。大舅一家对我关怀备至,表兄弟表姐与我亲密无间,大大抚慰了我重创的心灵。 疗养近一年后身体有所好转,1973年5月我回厂上班。但不争气的身体又频繁犯病。记得有回肾结石疼痛发作得厉害,科里派同事朱贻和送我到南昌治疗,联系了江西医学院二附院住院准备动手术。不料到昌后小朱忽觉肝痛,眼白发黄,进而周身皮肤出现黄疸,去检查竟是肝癌晚期,住进了南昌市传染病医院,我得知后赶紧到他病房去看望了他。他是护送我来治病的啊,他自己竟一病不起,不几日竟撒手人寰!怎么会这样啊!我久久沉浸于失去小朱的悲痛之中。迄今我仍未能忘怀他那忠厚木讷的面容。 我在二附院疼痛缓解后不愿意做手术,出院继续服中药调理。当年8月,厂里再次恩准我只要能治好病,可以到外地去看病疗养。哪知这次外出,一治就是10年多。 开始时,是在南昌治病,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妈妈1970年被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下放到贵溪县文坊公社坂上生产队。妈妈告诉我,因报社造反派残酷的“逼供信”迫害,她曾精神错乱而自缢断了气,幸被关押房隔壁的南昌十中几个顽皮翻墙的学生发现惊呼,才把她送到江西日报社对面的省人民医院抢救了过来。医生说再晚几分钟就没救了(天!我差点没了妈妈)。她醒来后见到造反派就又抓又咬,只好将她绑在病床上。坏头头侯家镇之流见她真疯了,也没啥好整的了,便决定把她下放到最远的山沟去,放出狠话“要远得让她一辈子回不来”。可妈妈到了农村,善良朴实的贫下中农只认她是抗战时期老干部,尊敬并关怀她,干农活很照顾,妈妈的身体得以在山区的环境里逐渐康复。我在5团时曾去妈妈那儿探亲,从南昌乘火车到贵溪县城,然后转长途客运汽车颠簸80多里到山区文坊乡,再步行十几里乡间小路到坂上生产队,真是领教了造反派“下放到最远”的狠话。看到生产队的头头和群众以及上海来的十来个知青都对妈妈挺友善,对我也是嘘寒问暖的,我很感欣慰。迄今还记得生产队的支部书记、队长黄斯维一家等好些善良的左邻右居,以及十分关爱我妈妈的上海女知青陈美玉等。姐姐和弟 弟也都去过坂上生产队看望了妈妈。 爸爸于1972年末被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出了牛棚。妈妈被批准离开山区来南昌照料爸爸,我在昌养病,二姐和弟弟有时也回来探亲,我们家总算是又团圆了。 全家挤住在两间小矮平房里,潮湿、昏暗,下起雨来就听得屋顶上雨打瓦片滴滴答答一片响声,从窗口、门口看着雨水从屋檐滴注下来,屋前下水道形成水流,载着无数的水泡急急流淌。冬季阴冷,寒气透过房顶灌满房间。夏天则闷热难当,四壁只有一面是门窗,不通风,蚊蝇肆虐。屋内没有卫生间,要出门走一百多米去上公共厕所;没有自来水龙头,淘米洗菜都是大家共用室外的水龙头;没有厨房,煮饭烧菜只能用个煤油炉。但毕竟是有个家了。看着爸爸关押劳改多年间用几十个别针来“缝补”的破烂衣被,妈妈不禁心酸落泪。我从农场拿回家的被单,也被我缝补了千针万线,几条外裤的膝盖处和臀部都是补丁摞补丁,那时我并不以为苦,而是颇以学习红军老八路的艰苦朴素作风为自豪。 这是一段与爸妈朝夕相处极为难得的日子,有机会听爸妈细数如烟往事。 例如,爸爸原名艾涤尘,又名艾逸尘,193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系,1931年1月应邹韬奋之邀加入生活书店,成为韬奋的左右手,他在《生活》周刊发表第一篇文章时,韬奋以孔子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为他代取笔名“寒松”,这便是“艾寒松”名字之由来; 1933年12月《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生活书店于1934年2月又创办《新生》周刊继续战斗,主编为杜重远,实际编辑工作由他负责,1935年他化名“易水”发表文章《闲话皇帝》导致重大“新生事件”的政治斗争,蒋介石怒骂“娘西皮”并亲令通缉(见《金陵春梦》等),地下党资助他流亡国外到中共驻共产国际(莫斯科)代表团《救国时报》(吴玉章主编)任编辑之经历; 抗战爆发后,1938年1月爸爸回国到汉口生活书店主持总务部工作,1938年3月入党时在中共长江局(周恩来任书记、王明为副书记)博古等领导与他谈话之情形;其后在重庆任生活书店总店编委负责书店日常编辑工作,并以总店总务主任的公开身份,常去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汇报生活书店工作和统战工作等故事…… 爸爸还说起,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爸爸参加江西省国庆观礼团赴京,在人民大会堂欢宴时,周总理举着酒杯走向各地代表团祝酒,当他来到江西代表团跟前,在代表中看见了爸爸便向他走来,仍以当年搞地下工作中对爸爸作为民主人士见面的称呼一样亲切地称为“寒兄”,互相碰杯敬酒,令爸爸感动唏嘘不已。 我提议,给周总理写封信吧,说不定有助于早日恢复工作。爸爸久久地看着报纸上周总理的照片,缓缓地摇头:“总理也很艰难啊”!我们将当时的状况称为又一次“八年抗战”! [attachment=27043] 经申请批准,爸爸终于离开了象山南路的住处,于1973年底被安排住进了八一大道省革委会招待一所二部的两间简陋客房,等待政治结论和分配工作。同住在二部的有原省长方志纯、朱旦华夫妇、原团省委书记万绍芬(后任省委第一书记)母女、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宏、以及老同志何克义、李岩夫妇等家庭。招待所有公共食堂、公共卫生间、洗澡堂等。大家同命相怜,日常相慰相勉,比原住处感觉温暖多了,也安全多了。 这段时间的养病,歪打正着地解决了折磨我数年的肾结石问题。 我右肾下盏有颗大枣核般的肾结石,经常引起疼痛钻心,医生曾断言因其位置低于肾盂输尿口,是无法向上移动进入输尿管而排出的,也难以用药物来化石,只有进行手术治疗。我不甘心等着挨刀,早在上海养病时便想到个笨办法,时常贴着墙壁倒立并用力拍打右腰,指望振动结石移行。旁人都说是“无用功”。但一边吃中药一边拍打,结石疼痛点有所变化,在经历了几回结石通过输尿口和输尿管的生理狭窄处的剧痛血尿之后,拍片显示结石已经落入了膀胱,我的笨办法还蛮有效。1974年夏天,我来到上饶二姐艾凤家,她介绍当地名老中医给我看了一阵子病,继续用中药调理和排石,有一天居然在排尿中痛得钻心时突然一阵松快,结石排出了。有时毅力是胜过医药的。这时,尽管肝胆病痛依旧在身,但肾结石排出了,我就回厂带病上班了。 爸爸挨整了10多年,如饥似渴地盼望工作,然而屡次申请不果。他愤慨地说,废弃这么多老干部不给工作,虚耗生命,这也是犯罪啊!1975年5月,受尽摧残的爸爸突然内伤和旧病发作,内脏大出血,急送入江西医院第五病房(高干病房)救治,全家人都尽快赶来南昌,聚在身边照料。姐姐们数年未见到父母,此来会面,竟然是爸爸病危弥留之际。经医院抢救无效,亲爱的爸爸、苦难的爸爸于7月2日含冤去世。去世前一天,在极度病痛中爸爸还记得党的生日,要我们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在枕边给他听中央两报一刊“七一”社论。三十年代以文获罪的爸爸,逃过了蒋介石的毒手,却没能逃过六、七十年代四人帮、康生一伙以文获罪的魔掌!北京的小舅舅刘大明和上海的表兄弟赵训华、赵剑明代表外地的亲友前来看望妈妈与我们子女,并参加了省革委会政治部举行的爸爸遗体告别仪式,爸爸的骨灰盒放入了江西省烈士陵园骨灰堂。捧着爸爸的骨灰,我心里有如刀割般难受,为一代忠良的如此惨遇和结局而悲愤难鸣! 爸爸病故后,身心俱损的我继续漫漫求医之旅。 经联系,1975年11月,我再赴上海大舅家,请爸爸的老战友上海中医学院许德良副院长陆续介绍了上海名医裘沛然、郭镜我、徐光耀等为我诊治。但正如《黄帝内经》所云“百病生于气”,“精神所伤,身必败亡”,由于我心病未除,悲愤苦闷,情志郁结,虽然天天喝汤药而经年不效。 为求速愈,1976年6月我住进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著名专家吴孟超教授领导的肝外科,同意医生动手术来切除频繁绞痛的胆囊。不幸的是,医生考虑我肝病的情况而主张尽量不用麻醉剂,改用针刺麻醉,为了保护肝我同意了。但术中针麻失效身体剧烈抽搐,应急而注射了大量麻醉剂,反而大大地伤了肝,术后肝痛加剧,肝肿大肋下6指,难受极了。手术前后我住在三姐及其养父母家和大舅家,妈妈来沪和亲友们一道照料我。我有老革命的爸妈,又有工人阶级的养父母爸妈,还有这么多兄弟、姐姐,尽管家境坎坷且诸病缠身,却是备感无限亲情。 [attachment=27044] 代父伸冤(1976-1981) &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我精神大振,一下子看到了爸爸沉冤昭雪的希望。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阅读后我更受鼓舞,遂决定抱病代父伸冤。 [attachment=27045] 我请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表亲赵景国悄悄取出了几本封存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书。一些老党员亲戚和爸爸在上海的一些老战友叔叔告知,此书在五、六十年代曾经是全党必读3本党课教材之一(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和艾寒松此书),我还了解到,这本书经国内13家出版社一版再版达7个版本,还有藏文、朝鲜文等版本,印刷31次,发行逾千万册,是建国以来在《毛选》和刘少奇《修养》之外发行量最大的党课教材。该书重点被批判的是党的“八大”之后根据邓小平“八大”报告中有关反对个人迷信的论述,新增了“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和集团领导的个人迷信”章节的1959版和1962版。 我轻抚着这几本所谓的“大毒草”,想到爸爸为此书而导致家破人亡的惨痛遭遇,心中百感交集。我每天带上书就近去徐汇区图书馆借阅马列著作和我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历史文献,对照着进行“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的辨析。渐渐地我理清了头绪,明白了康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不敢直接攻击邓小平所作“八大”报告等文献中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论述,而借着批我爸爸来拐着弯攻击“八大”文献和邓小平等,为其一伙掀起造神运动的政治阴谋做舆论准备,祸心何其阴险恶毒!我在图书馆里奋笔疾书,引经据典,写出了万言申诉书,详细批驳康生对我爸爸的诬陷。 顾忌到康生的影响,我先将申诉书拿去请爸爸老战友、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伯伯过目。夏老说:康生是坏人,他的罪恶迟早要清算,你申诉中涉及康生不必顾忌,我坚决支持你申诉。于是在1978年11月底,我大胆地将申诉书分寄中宣部、中组部、江西省委和光明日报社等以及部分在北京的革命老前辈。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提出要纠正一切冤假错案。 [attachment=27046] 1979年2月25日,王任重副总理亲笔复信,告知已将我的信转给了宋任穷部长,要我坚信父亲的冤案将会纠正,并亲切问候我妈妈和勉励我们子女,我很为感动,立即转告妈妈、姐弟和亲友们,大家深受鼓舞。 其后,光明日报社理论部的张义德同志屡次来函,充分肯定我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的理论分析,并进一步了解情况。接着,光明日报社以《要分清马列主义反对“个人迷信”和修正主义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界限》为题,作为6月20日第668期“机密”级内参《情况反映》专辑,摘要约2千字发表了我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的长篇理论分析。不久,张义德同志告知,胡耀邦部长向光明日报社调阅了我的申诉材料。继而中宣部信访处函告,胡耀邦同志于8月6日就中宣部与中组部为艾寒松平反的报告作出了批示:“艾同志生前做了这件很有意义很有影响的工作,中宣部或中组部或出版局还要有个表示才好。” [attachment=27047] 1979年8月16日,《光明日报》率先以大版面,全文刊载《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书中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章节,并加以大段编者按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艾寒松同志在文中所阐明的观点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文中所指出的个人迷信的危害,在当时还是一种理论分析,但后来已由林彪、‘四人帮’变成了严酷的现实,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就这一点说,艾寒松也是一位预言家。” 这时我赴京看病,住在小舅家,并顺便拜望了关心爸爸错案的老前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建人(艾是其入党介绍人之一)、副委员长胡愈之、原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吴克坚(原上海地下党负责人,艾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文化部副部长王澜西、林默涵等。在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心与推动下,终于坚冰打破,胡耀邦批示后迟迟不表态的省委宣传部于9月19日在《江西日报》宣布了平反,10月9日中央各大报和各省报均在头版刊载了题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一本好书,作者艾寒松获平反”的新华社电讯。爸爸的老战友称赞道,老艾有个好儿子代父伸冤啊!我家和全体亲友感到不胜欣慰。我激情澎湃,把平反的报纸放在爸爸遗像前。是年岁寒之际,我遥望南天,不尽缅怀,赋4千多字长诗《啊,松林》一篇(全文另发),告慰于亲爱的爸爸。 [attachment=27048] 作为儿女我相信,爸爸的心中是坚信有平反昭雪这一天的,尽管他未能亲眼看到。我整理材料代父伸冤既是进一步了解父辈的过程,也是我学习史实和提炼思想的过程。同时我也深切地认识到,即使是这样,我对于父辈的了解也只是皮毛而已。父辈往事,皆成史话;父辈功过,任人评说吧。 [attachment=27049] 最近有一部讲述安徽小岗村沈浩的电影《第一书记》,主题曲《做人》唱道:“一撇一捺写出个人,一生一世才做成个人,红手印按出个大写的人,万事根本是做人,做人做大写的人,清清白白,勤勤恳恳,不求光环,不求缤纷,只愿做棵禾苗深深扎根;做人做大写的人,平平常常,认认真真,不求光环,不求缤纷。”今日缅怀爸爸光明磊落的一生,我想:爸爸当是这样的一个大写的人! [attachment=27037] 柳暗花明(1980-1986) & 在上海时,曾逢五舅的一位老友、成都民间聂硕谋老中医来沪旅游,见我病况甚为同情,说我为忠良之后,邀我去成都家中为我医治,后来一直与我通信,关爱有加。替父伸冤平反后,我病况更甚,长期服用清肝泻火的寒凉药损害了肠胃,旧病未除,又出现“五更泻”乃至整天腹泻之症状,形销骨立,枯瘦如柴。1980年5月,我毅然决定从北京前往人生地疏的成都, 求医于聂伯伯。 [attachment=27050] 聂伯伯热情地让我住其家中,以中医精心调理。无奈病情交错,按倒葫芦起来瓢,肝病用寒凉和脾肾阳虚用温补难以兼顾,治疗近年,起色不大。聂伯伯比我还着急,遂带我去见其师傅号称四川民间中医头把交椅的“伤寒派”泰斗、98岁的田和明大师。惜乎田老为我处方后不久便去世了。聂伯伯便与我促膝恳谈,劝我修炼气功来培补元气,恢复健康。他要我牢记田老师二语:一要练静功,唯有静功才是气功的正宗,才能达到气功和哲学的最高境界;二要练自然的气功,不自然的不是气功,而是旁门左道。我似懂非懂,默记于心。1981年5月4日,由养病中结交的良师益友、也曾无偿地为我治过病的成都武林一流高手、人称“曹操”的曹诚钟大侠陪送我回京,住在大姐家。 [attachment=27051] 有了聂伯伯的话,我到京后不看中西医,专找气功师。 曾任中国半导体研究所所长的小舅舅介绍我去找到他所里当时担任北京气功学会理事的曹建老师(大雁功名师杨梅君之高徒,后为先天气功姜宗坤老师传人之一),曹老师工作较忙,转介绍我给京城气功名师包桂文。包老师几次发功治疗后,我感到要根治顽症还是要靠自己练功。于是,我在大姐家附近的紫竹院公园,后来是天安门旁的中山公园,以及地坛公园等,先后师从名震京华的郭林、马礼堂、李丹老师等,夏练三伏,冬练三九,酷暑严寒风刀霜剑未曾稍歇,经二、三年刻苦练功,诸病有所好转。后经气功朋友、离休干部周战华阿姨介绍,于1984年2月5日大年初四,周阿姨夫妇俩带我前去拜见了我国气功一代宗师姜宗坤老人。这是我命运的转折点,给我的治病乃至整个人生带来了巨大转变。 [attachment=27053] 姜老师是山东烟台人(1911-1992),几年前来京。她深居简出,淡泊名利,真人不露相,谢绝一切气功组织席位和媒体采访报道,却以其高功夫治疗过几位国家最高元首,在气功界享有极高声誉。她对我无名小辈一视同仁,首次见面竟起身相迎,还提出每月从经济上补贴我。我敬谢不用,但她老人家的诚挚关怀实在感我至深!有了几年 的练功基础,再听姜老师谈功论道,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听得我如饥似渴,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我心中默默禀告聂伯伯:您老人家要我学的静功和自然的气功,终于被我找到了! 姜老师教功治病分文不收,常说“气即是命,气不卖钱,卖气即卖命”,“学气功先学做人”等等,嘱我随时可去见她,还常留我吃饭,并让其高足林乐亭大夫领着我去见证治疗各种疑难病患者。林大夫身怀高功夫,人品高尚,不辞辛苦,谢绝一切报酬,全心全意救治病人,从无半点功夫形迹之心,深受病患者爱戴。跟着林大夫学习先天功德使我身心受益匪浅。见我逐步康复,到年底,姜老师便说我可以回家了,临别嘱咐说:“你受磨难多年,损失了很多,但得到了宇宙中最为宝贵的真气。有了真气,你的损失会补回来的。回家后为气功做点事,还可以学点中医,学点英语,今后有用”。姜老师的再造之恩与谆谆教诲,我没齿不忘!姜老师还意味深长地叮嘱一语:“你是40岁结婚。”我未问究竟,只是点头默记,到40岁还有六、七年呢。 我之所以能安心养病多年以至康复,一方面感激各地亲友倾情相助(在上饶二姐家,沪大舅、三姐和养父母家,京小舅、大姐家以及成都聂伯伯家疗养),病友功友相濡以沫,也感谢建设兵团21团杨政委为首的领导班子和同事的关怀。政治部冬国英副主任(原省妇联副主任)批准我的学徒工转正为办事员,厂里陆续给我报销了一部分医药费,机关团支部几番来信慰问,战友戴慧英、赖鲁娜先后数年如一日地代我领寄劳保工资和勉励,高陈捷、高陈光姐弟情同手足地关爱我,这些都给我以战胜疾病的巨大力量。 [attachment=27054] 在与病魔搏斗的日子里,我常用贝多芬的一句名言激励自己:“扼住命运的喉咙!”是的,我一定要将命运狠狠地扼住在自己手中。 曾有战友就某事问我“你不怕丢面子吗”?我哑然失笑。是的,国人视面子如命,从个人到团体为追求“有面子”往往万死不辞。而我曾为“狗崽子”低人三分,且沉疴十余载人见人弃,自尊心饱受摧残,颜面丧尽,乃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康复后每活一天都视为上天恩赐,感恩不已,怕丢什么面子。忆曾同好友高陈光去江西医学院游泳池游泳,遇见原九江同厂的王南樱,她悄悄地游过去问高,那是艾抗美吗?不是听说在外地病故了? 1984年底我是经上海回南昌的。之所以绕道上海,是为了看望和感恩在上海养病多年中待我视同己出关爱备至的舅妈。年近古稀的舅妈成为我传授气功的第一名学员。她患中风偏瘫后遗症已十多年了,行动靠拐杖,但她学练气功十分认真,一直坚持不懈,非常见效,身体有了很大好转。她不辞辛劳地操持着三代同堂的十几口之家,使全家相亲相爱,和和睦睦,深受儿孙们的爱戴和左邻右居的尊重。表兄弟们告诉我,他们家多次被评为上海市模范家庭和全国模范家庭。舅妈一直活到九十岁高龄。此是后话了。 一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南昌,我骤然感受到十多年生病的自己与周围的巨大反差:昔日同学同事,不少人早就大学毕业,成家立业,有一官半职当科长处长或出国留学了,我弟弟也早就南京大学毕业,结婚生子,并从德国留学回来在研究所当翻译了。而我回到南昌时34岁,孑然一身,初中文化,工人编制,区区数十元收入,处于最底层,几乎一切从零开始。落后了十多年,我还能赶趟吗?我扪心自问。 [attachment=27055] 我相信姜老师的话“一心耕耘,莫问收获”,相信宇宙真气,毫不气馁。我一边热心传播气功,一边寻找接收我的工作单位。因知我多年病休,很多单位婉言谢绝,连爸爸生前任校长、妈妈离休单位所在的省委党校也不愿接收我。最后居然是我为南昌市副市长赵明、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杜本生等领导干部和群众以气功治病见效,广受好评的影响,在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卢秀珍和老干部局长方影的热心帮助下,由省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接收了我。我前往九江办调动手续,厂里予以大力协助,记得调出和接收手续两头七七八八共盖了16个公章。我终于1986年9月调回了南昌,与妈妈和弟弟一家居住在党校。工作问题的顺利解决,与我行功立德无偿地义务传播气功有关,拜真气所助,姜老师所言不虚。 奋力补课(1986-1991) & 我没工夫哀伤叹息,赶紧去弥补文化课,先后插班报读了省电大的汉语言文学大专视听生和市电大的英语单科生。 单位里不能给我白天上课的时间,主要靠晚上、周末上课,加上晚上的熬夜自习,是比较紧张和辛苦的。看书困倦了我就打坐练会儿功再接着看,日常积极与老师、班主任及同学们请教和交流学习内容。我尽量兼顾本职工作、电大学习和气功咨询服务等皆不误,每天“眼睛一睁忙到熄灯”。迄今还有朋友记得,当时我针对来家咨询学习气功的人较多,家里墙上贴着“来客请谈20分钟”的提示——我不得不节约谈话时间,并分秒必争地学习补课,恨不能一天24小时都用上。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的江西电大汉语言专业23次考试平均分85分,为该届最高分。南昌电大的英语单科4次考试均为90分以上,也是最高分。 在省老干部活动中心期间,领导让我干了一件重要事情。1987年12月6日~24日,省老干部局和活动中心委派活动科长闵登金和我赴京沪,请一批江西籍老首长为振兴江西题辞。 之所以选我,大概是因我爸爸曾经的影响吧。我们不辞劳苦,在京日夜奔波。通过原电子工业部老干部局长小舅舅和中组部顾问黄霖(原江西副省长)夫人胡瑞英阿姨(一位可敬可亲如母亲般关怀我的革命长辈)等介绍,陆续请到了朱德夫人康克清、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和老红军肖克、肖锋、肖鹏、邓飞、舒同、孙毅等老首长,以及到上海请到了市委书记陈国栋、胡立教、夏征农、钟民,以及在沪的江西老同志石凌鹤等,分别题写了祝辞。记得请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舒同将军题辞那天,正是他82岁生日。他在书房里挥毫写下“爱我江西”四个舒体大字,卷好由其夫人拿出来交给我们。舒老夫妇俩还到院子里与我们合影留念。当我们庆幸不虚此行高高兴兴地回到旅店展阅书法时,却发现舒老署了名而忘记了盖印章。我们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天哪,当时我们用了大半天时间是乘公交车到北京西郊,再徒步十来里走上西山见舒老的,取了书法后又徒步走下山,脚底板脚后跟走得生痛,难道还要去走一趟?好在小舅舅帮忙,他请司机替我们去补盖了印章。 这期间,我在省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以及江西省老干部保健协会领导的支持下,在气功体疗室举办了气功讲习班10期,为地市老干部活动室工作人员培训气功2期;在昌北梅岭疗养院为省领导(陈癸尊副省长、方影局长、刘凯厅长等)读书班讲气功课数日,在省委党校阶梯教室为全省地厅级在职干部读书班1至5期讲气功课10次(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当年老艾在党校上马列课,今天小艾在党校上气功课),还应邀到华东交大、江西行政学院、财大、师大、江大、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南昌一中、若干厅局、企业、干休所等单位讲课无数次,学员成百上千。 1988年底省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原副省长方谦任会长,他请副会长王方重带话来找我,希望我去当专职干事。我在所不辞,调离了老干部活动中心。气功科学研究会先后挂编在省编志办、省科协、省科委。省科委聘我为科员、主任科员,就此由工人编制办事员转了干。我在研究会历任理事、应用委员会兼气功门诊部副主任、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秘书长。 在气功科研会支持下,我参加并通过了省科委JICA项目(国际合作)选拔考试,于1990年8月~1991年1月前往国家科委上海培训中心学习培训英语5个月。培训中心进行了摸底水平测试后我进入A班(高级班),在班上师生互动,同学互助,强化听说读写能力,我成绩名列前茅。记得在培训中心圣诞节晚会上,我扮演圣诞老人,用45秒快速背诵《The Cock Crew at Midnight》(半夜鸡叫) 英文故事;与女同学刘丽勤演出我创作的英语小品《In Shanghai Bund》(外滩遭遇);朗诵我编写的英文寓言《A Farmer and a Sailor》(农夫与海员);我还别出心裁地将贝多芬的《欢乐颂》名曲填上按押韵串成的全班男女同学英文名字歌词,由全班男生大合唱,一度将晚会的热烈气氛推向高潮。那几个月真是一段美好欢快而浪漫的时光。在1991年底女儿出生20多天时,我又离开母女再次赴沪1个多月完成了JICA出国英语考试。可惜JICA中没有对口气功科研的出国培训项目,但我的英语水平得到了提高。 我自幼爱好并自习不辍的书法也获得进展,硬笔书法作品在江西省首届硬笔书法大赛、首届全国硬笔书法作品邀请赛、1988年“九成宫杯”全国书法大赛、1992年“飞亚达”杯书法篆刻大奖赛、1993年“爱克发&#8226;华人硬笔书法艺术中国展”等比赛或展览中获奖,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江西分会会员、江西省硬笔书法协会会员等。 婚姻大事终于解决。这里要沉痛悼念我的前女友,德才兼备、知书达理的晓华。她在省新医学研究所从事的电镜工作带有一定的辐射,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在一次出访日本归来后,她被查出肝癌晚期,急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肝外科救治(我1976年即在此肝外科做胆囊切除,命运弄人啊)。因癌变严重扩散,已经出现肝腹水,全国肝外科“第一手术刀”吴孟超教授等也回天无术。我唯一能做的是按照姜老师所授气功之法点穴按摩,疏理肝气,为晓华抑制肝区疼痛。医生惊讶于我止痛的效果,说那就不用打吗啡镇痛了。晓华一有痛感就唤我,我努力用气功为她减轻痛苦,直至1989年3月28日6:15她年轻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用心做了晓华的纪念相册,一直带在家中。在昌时,每年清明节去上坟祭奠晓华。晓华是位知书达理品行出众的好姑娘,她永远活在我心中。 是年11月,我妈妈发生脑血栓瘫痪入医院抢救,我请假在医院日夜照料,晨漱梳理、接大小便、擦身,熬药喂药、鼻饲、点滴监护等,在妈妈身边寸步不离2个月。有次熬药时我瞌睏得一头栽倒在炉子旁。急救科龚主任号召护士们向我学习,说我将护士、护工的职能全做到了。然而终因医疗欠妥,续出意外抢救无效,慈母于1990年1月25日与世长辞,我的受尽苦难的最亲爱的好妈妈,没能看见我成家。 [attachment=27056] 1990年2月的一天,老干部朱永延阿姨气喘吁吁的来家要给我介绍对象,看到身体不好的朱阿姨如此热心,我很感动地答应了。女朋友伟力,出自书香门第,才貌双全,当时是省外贸厅土畜产进出口公司松香科的资深科长,业绩骄人。她忙于事业并坚持自觅良缘不要媒人介绍,一晃34岁仍待字阁中。我俩有缘,见面后互相有说不完的话,破了她的规矩,5月初就办了结婚证,1991年2月举办了婚礼, 并到珠海、广州旅行度蜜月,年底得一闺女。我爱人说,与我交往最打动她的不是我的才艺等,而是我顽强治病练气功的坎坷经历和我在老干部中助人为乐的口碑,以及我讲述的神奇气功知识,她并不在意当时我仅仅是一名社团工作的科员。这不又应了姜老师当年叮嘱的话了?是年正好40岁! 我人生的柳暗花明,说是有如恩师所言,修炼真气带给的变化,我心知肚明,人皆不信啊。 & 工作变动(1991-2001) & 我在省气功科研会期间,讲课于全省气功师资培训班两届,接待国内外大型气功交流多次(其中包括接待加拿大安大略省张伟棠先生的乾坤气功社代表团,接待与主持张宏宝、狄玉明等国内气功名师在省万人体育馆的大型气功报告会),陆续被聘为美国中华教育学院客座教授、江西师大中文系客座教授;兼任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江西周易研究会理事、全国中华医学气功学会会员等,1993年9月16日赴京参加了全国气功学会秘书长会议。我一直坚持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所确立的“传功不传教,立说不立派,尊师不拜师,取酬不敛财”原则,免费授课传功,对省内数十种气功功法或流派一视同仁,弘扬传统功德,顾全大局,避免门户之争,与各门派气功建立了良好关系。 在继续兼职于省气功科研会的情况下,我经气功学员主动介绍与帮助,于1994年5月20日调动工作到了省建设银行人教处,从事老干部工作。省建行领导同意我每周三下午到省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去进行气功咨询讲课,一直持续到1997年3月我调往深圳。调离南昌前,省老干部保健协会举行专题会议,纪念我在活动中心义务授课传功10周年,省建行在职和离休的三位老行长参加了老干部处为我设宴饯行,老领导老干部的关怀情意令我感念不已。在建行期间,我的经济条件有了改善,学历有了提高。 1995年4月,我业余报读了江西师大外国语学院成人自考英语本科。这段学习经历是我身体康复恢复工作以来最艰难的岁月。说来话长。 [attachment=27057] 我岳父是原省机械厅副总工程师兼省经委高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等,为人正直,学问渊博,英语一流,是省翻译协会的台柱子,省外办遇有专业技术翻译的疑难也会来请他帮忙。岳母是老教师,才女,退休后在老年大学上了几个月国画课,居然在老两口去英国探望读博的儿子3个月中,她的国画花鸟在当地画廊售出多幅,还被喜欢她的画作的英国顾客盛情邀请老两口到家里去做客,她售出的画挣回了相当于两人往返机票费的英镑。老两口早年生活在两广,六十年代工作调动来南昌后身体渐渐多病,退休后更感难以适应南昌的酷暑严寒,见楼下李厅长夫妇常到深圳儿子家过冬,也很向往。我爱人是孝女,体恤父母的心意,遂毅然放弃江西海外贸易公司老总(省委组织部批准为副处级)的优越待遇(专用小车、新住房等),单枪匹马去闯深圳了。 我留守南昌大后方,请了小保姆照料二老和4岁的女儿。我一边在建行上班,一边业余读本科,一边和我爱人的姐弟常常去医院护理轮番发病住院的二老,还要管孩子上省府幼儿园,回到家里还不断有咨询气功的来电来访,每天时间紧张得如作战一般。 1995年7月,岳母因肠癌晚期严重肠梗阻而住进了解放军94医院外二科,B超显示肠癌扩散,肝脏左右叶已布满癌块。陪伴在医院的我岳父深深忧虑肝癌将引起的剧痛,外科刘主任安慰说,已准备了足量吗啡,会尽力镇痛。这时姜老师授予我的气功再次发挥较好的镇肝痛作用,完全不用吗啡,以至于岳母始终不知有肝癌,她有时手抚肝部说,好在这里尚无影响。但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岳母于11月25日与世长辞。 岳母住院期间,每天建行一下班,我立即骑车赶去94医院给她按摩点穴治疗近一小时,然后边骑车边啃馒头包子,直奔十多里远的师范大学,每次紧赶慢赶跑到教室时都已迟到。我抱歉地对老师鞠躬说Sorry,老师感到很不爽:“你怎么天天Sorry!Sorry!”全班哄笑,我强忍眼泪。后来班长彭虹向老师同学说明了我的情况,大家便十分同情谅解了。每晚下课回家,侍候“小公主”入睡之后,我便挑灯夜战学到深夜。我拼命学习,不到两年便完成全部课程,以班级最优成绩毕业,获学士学位,并获评江西省该届优秀毕业生,在45岁之年总算完成了本科,为进入深圳准备了必要的学历条件。我现在回想,都不知道那两年是怎样熬过来的。我从小到大的同窗好友李宾,时任著名的江西彩虹影印公司总经理,见我工作、读书和持家的困窘,主动提供我家附近他办公室的钥匙,供我随时做功课之用。有段时间我爱人将女儿接去了深圳(她边打工边带女儿,也很艰辛),我在李宾冷暖空调明亮灯光舒适桌椅的老总办公室度过了许多酷暑严寒的攻读之夜与周末。这是发小铁哥儿们何等友情与信任的宝贵支援啊! 岳母逝世后,岳父极度悲哀,身心受损,亦两次病重住院,儿女们轮番护理。岳父经X光、CT与核磁共振检查均确诊为肺癌晚期,并伴有尿毒症晚期和严重冠心病。我不甘心于医院的诊断结论,请来挚友、中医师官碧慰(今之岭南名医,被病家誉为当代扁鹊)为之诊病,他断言可医,但医院却下达了病重通知,医生劝我们“不要抱幻想了”。听谁的?何去何从?出于对中医官医师以及气功的信心,我们果断地决定让岳父出院,医院要我爱人签字表明是家属要求出院,后果自负。回家后岳父服用官医师处方的中药,我助以按摩点穴,病情稳定。岳父同意我们的建议到气候温暖的深圳去。1996大年30下午,我肩扛手提大包小包的行李箱包,陪岳父乘火车离开了冰天雪地的南昌。从此由我们3口之家在深圳担负起照料他老人家晚年养病的全部重任。 [attachment=27058] 这时,我爱人伟力在中国土畜产进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试用期间,独立完成外贸松香出口创汇1500多万美元的业务,经深圳市人事局特批,准予参加调干考试。接着,她以女性41岁的年纪,于1996年底作为优秀外贸人才破格调入深圳,而我的随迁入户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是年1997年,我46岁。 爸爸的46岁,1951年,是我的出生年——爸爸带领祖国人民慰问团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归来,忙于发表文章和做报告,汇报赴朝见闻,并着手编著后来带给他巨大荣誉以及灭顶之灾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书。 妈妈的46岁,1965年——爸爸已被公开见报批判,妈妈以她的传统贤妻良母之美德在极为恶劣凶险的氛围中艰苦持家,吞咽泪水,坚忍不拔,默默地支撑爸爸,呵护孩子。 同样的岁数,1997年——我离开了生我育我饱含悲欢离合的江西南昌故乡,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特区的深圳热土,和爱人、幼女一道,照顾着年老病重的岳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刚到深圳,经朋友陈志刚(时任深圳先科集团副总,原江西省审计厅副厅长,曾安排我到省厅举办气功讲座)介绍,我被深圳万信金融经济信息公司贺为民总经理聘为办公室主任。这是个以深圳证交所为大股东的Call机信息台和金融信息公司,效益较好。我上任后的头件大事是监理新办公楼购置、设计、装修、搬迁的全过程。装修公司的熊总某日前来造访,硬要塞给我一套很昂贵的新手机(当时我无手机),我坚决谢绝了。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监理装修质量。这期间我还自学并参加了深圳市经济师职称考试,一次性通过,获中级职称。 干了快一年时,证监会有令,证交所不得参股证券公司。万信公司前程未卜。这时,一年前联系面谈过的深圳广播电视大学来电让我去试用。万信公司贺总很开通地让我办理了交接手续。这样便来到了电大。从企业调入事业单位,以普通本科生和47岁进入电大,很感谢学校领导班子和市有关部门领导。 在电大,我从事校长办公室文秘工作、主任科员。电大编制有限,办公室人员精干。我要负责文件收发呈传、全市电大系统(含各区分校、教学点)统计信息、宣传报道、公文起草、学期、学年度工作要点和工作总结以及校长信箱、来电来访等,还一度兼带队退休教师出游和档案室管理等。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学年度统计报表期间,在常规工作的同时,要对校本部、分校和教学点的教职工职称、学历、年龄、课程等信息和数万学生分类信息以及校产、资源等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和审核,忙得晕头转向。有时分校报表数据出错混乱,简直令人抓狂。我以极大的耐心和责任心,逐渐适应了工作。 电大春秋(1998-2011) & 在深圳电大校办一干就是13年,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同样的工作。我视之为一种磨练修行,认真负责,自觉做事,宠辱不惊,名利不争,知足常乐,平常心是道。 初来电大,我的书法很有用,常常出专栏,写美术字,写会标。然而不久电脑刻字普及,书法在学校就不太派用场了,多在熟人间交流应酬而已。 深圳电大从事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办公自动化程度较高,是全省数百高校中唯一的信息化示范单位。我是奔五十的人了,面对电脑一头雾水,还要用以办公、进行统计报表和远程教育支持服务等,谈何容易。但功夫不负有心人。靠着勤学好问与同事热心指点,我逼上梁山,很快就扫盲了,还在家里设置电脑无线局域网,给工作、学习带来了极大便利。 我在校办主要的常规性工作,是负责管理校长电子信箱,代校领导处理师生来信。遵照学校关于“来信必复”的承诺,对所有来信均予以认真回复,切实做到学校提出的“以学生满意为第一工作目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90%以上的学生来信,大都直接对校长提问、投诉或建议,因此在处理回复上须十分慎重,讲究策略和文字水平。要根据来信内容分门别类,及时联系有关部门,商榷解决办法或回复意见。各部门对于校长信箱转来的信函均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认真研究,及时处理并反馈于我。有时还需召集会议专门研究答复意见,往往几易其稿,回信回电,或通过班主任、任课老师等与学生沟通。有的来信涉及问题较重要,则经由校办领导确定,提交校长,根据校长意见办理。曾经一度每日数信,忙于处理。我便动脑筋,采取在校园网登载“学生百问”、来信摘编等,使学生得以自行参考解决部分问题,加之学校设立了大堂咨询室,实行“首问责任制”等,学生来电来信咨询投诉状况大为改善。粗略算算,10多年来大约回复处理了四、五千来信来电来访,帮助解决了一些学生的困惑或困难,不少人回复感谢,我心甚慰。 [attachment=27061] 我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负责全市电大系统统计信息。首先是学年度高等教育基层报表。该项工作历来受到教育部重视,要求越来越高。中央电大和省教育厅对该项工作各有不同规范,每年分别召开统计培训布置会,参会人员回校后须独立负责对分校进行二级培训。我校分为校本部、分校和教学点共十几个独立填报单位,共计数百页报表,成千上万数据,须逐一对应上年数据进行计算、审核、汇总,并按中央电大和省厅不同要求分别处理,如期上报。要善于请示求教上级规划部门,亦善于沟通本校相关部门和分校教学点,督促催询,答疑解难,以确保工作按期完成。 统计信息工作还有一项较大任务,是省教育厅布置的建立健全全省高等教育数据库(与学年度报表不同软件,不同要求),包括电大系统每个教职工、学生详细数据库和占地与场所库、校舍库、校产库等,限期完成,并每年更新。 上述工作说难也不难,须有高度责任心,工作技能倒在其次。十多年来,每逢统计到了最后汇总审核的紧张时候,我常常默默无闻地独自加班加点工作到很晚,头顶着月亮星星离开办公室。而每当通过了审核终于按时分别上报中央电大和省教育厅时,心中一阵轻松,比享用了丰盛大餐还开心舒坦,痛快莫名。 此外,前些年做了较多文字工作,如通讯报道、公文起草、学期、学年度工作要点和工作总结等,还负责管理审核本校信息员交来的通讯文章。通讯报道主要是在校园网的新闻栏目发布,有的联系深圳媒体发布,并择优发送《中央电大时讯》电子周刊上刊载。此外,我与人民日报记者联名在人民日报社《大地》半月刊上发表过关于我校办学的报告文学“播种一片春天”,主笔文章“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深圳电大持续发展”在《中国教育报》整版刊载并入编人民日报社《走向辉煌》等大型文集,在《高校教育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过“关于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师生比的一点思考”等论文。近几年,学校补充了许多新鲜血液皆为能手,我就主要负责统计和校长信箱了。 在电大开阔了眼界。多次参加中央电大一年一度的统计信息培训会议,会址有北京、兰州、宁波、太原、哈尔滨、长沙等城市;出差和学习考察到过俄罗斯海参崴、泰国、菲律宾和国内西安、重庆、武汉、南京、绍兴、敦煌、三峡等地;以及每年省厅统计布置与审核的例行会议,会址有省内的广州、花都、肇庆、清远、番禺、茂名、河源、东莞、惠州、珠海等地,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激发出爱国爱自然的豪情逸致。 行政工作之余,我有时任课教学,有“外贸英语函电”、书法艺术、硬笔书法课等。其中“外贸英语函电”只讲过几周课,因当时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评估工作较紧张,校长叫我别上了,由他人接替。后来一直未再上英语课,英语水平逐年退步,很是可惜。近几年只是应外语系之请,偶尔参与对公共英语等级考级或校内英语考试的口语考试工作,与考生进行不太复杂的英语对话。给广告或文秘专科学生上书法课是近几年的事。我钟情书法、热爱学生,站上讲台,眼前会出现自己当年艰苦上电大的身影,于是讲起课来不遗余力,拼命给这些80后、90后灌输中国传统文化和书法知识,尽力讲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还算得心应手,胜任愉快。 在电大期间,被评过几次校内先进个人,3次获评全国电大系统教育统计优秀个人。 我来深圳之前,与爱人和全家商定,将我年近八旬的岳父在“肺癌晚期”和“病重通知”的情况下接到深圳来养老,是走对了一招险棋,倘若他在深圳病情恶化,立足未稳的我们一家老小将何以堪! 岳父在深圳的几年,经我们精心照料饮食起居,儿孙绕膝,天伦之乐,心情较好,加之气候宜人,中医药调理等,身体还不错。我们陪他游览过世界之窗、民俗文化村、青青世界、大小梅沙、洪湖公园、荔枝公园、求水山公园等许多景区景点,他还参加了不少居住地社区活动,他与老外在莲花二村社区交流英语的照片还上过《深圳晚报》。他哪里像江西医院所确诊的什么“肺癌晚期”!看来环境、亲情、心境等因素有时比医药更有用。有时岳父感到不适,我便运用所学会的气功知识,配合中医药,针对他的冠心病、高血压和尿毒症问题,经常给他进行点穴按摩,周身调理。我还重操当年逆境中给我爸爸理 发之旧艺,买来理发电推剪子,包揽了岳父的日常理发,足不出户便解决他的“头顶大事”。还有岳父每次洗浴时的搓背活儿,也都由我全包了。在深圳几年,我们助他老人家完成了两大心愿: 一是趁他身体好转,与在德国计算机研究所从事计算机博士后工作的儿子小刚共同安排旅程,让他老人家于1996年6月飞赴德国旅居3个月,并给儿子儿媳主持婚礼完婚。婚礼上他老人家面对中外来宾分别用中文、英文和德文致贺词,流利的外语令众人敬佩不已。 [attachment=27059] 二是他每日辛勤笔耕,花了近一年时间,写出了题为《恩爱百年》的4万行五言叙事长诗,细述了其夫妻甘苦与共历尽风雨的极为感人的一生故事。我的绘画本事有了用武之地,怀着对于岳母的深切缅怀和对全家的感恩亲情,精心构思,为该书描绘了插图32幅,画出来的人物与场景都是我所熟悉的,比较形象贴切,尤其是亲友都认为所画岳母的形象很逼真,岳父看了很感欣慰和满意。我们请了江西师大校长和博导傅修延教授为书作序,傅校长作序的《天鹅之歌》一文发表在江西日报上,《恩爱百年》之书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钱宏帮助联系出版。遗憾的是出版社规定不接受作者自行提供插画,而必须由社内画家插画。商议的结果,由社内画家依照其风格参考我的画作全部重画一遍,书封面的内面注明插画作者也列上我的姓名。当样书拿来给岳父过目时,岳父一看岳母的形象画得面目全非,哭笑不得,但为了能顺利出书,只得认可。 [attachment=27060] 随着岳父年事愈高,其尿毒症日益加重了,我们不断地陪护他跑医院看病和买药、熬药。他不愿拖累我们,于1999年执意回到了江西医院高干病房去做血透治疗。于是每到寒暑假我便回南昌去江西医院看望护理他老人家,一、二十天日以继夜地守在病床边。岳父是虔诚的佛教居士,他多年如一日地坚持每日熟练地诵读《地藏王菩萨经》等经文,直至2001年5月30日溘然长逝。医生说他双肾患囊肿合并尿毒症晚期等重病近20年而能生存到82岁,大大超过了该病平均存活期,并且是平静地无痛苦地如同睡眠般去世,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2003年1月我骑车上班途中紧急避让行人而摔在路边粗钢管弯头处,剧痛撕心裂肺,医院拍片第7、8根左肋断裂,远端游离。我回家自行练功休养,未经任何医疗,个把月就完全康复了。感谢姜老师啊!惭愧的是,在南昌时为气功事业忙得团团转,来深圳后毫无建树,只限于个人家下修行,还一度松懈,导致身体素质下降,出了前列腺炎血尿和腰痛等问题,赶紧亡羊补牢,现在身体状况尚可。 2005年10月15日冒了一次险。深圳第一高楼384米69层的地王大厦举办首届慈善登楼大赛,限45岁以下报名。年近六旬的老友刘励平鼓动我申请参加,我俩被破格批准。该日热闹非凡,上千运动员排队入赛,人手一个电子计时腕表,全程4次打卡计时,间隔30秒放行一名进楼攀登。排在我身后的一位身着“北大登山队”T恤的小伙子蹦蹦跳跳地热身,我笑曰:分分钟你就超越我了,他一笑首肯。然而,当我以18分25秒的成绩登顶后,过了两三分钟才见他上来。我的成绩在前20名内。大赛组委会给最年长参赛者的我俩颁发了特别奖状。到终点时我已累到了极限,浑身汗流浃背,心脏剧跳像要蹦出来,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我爱人狠狠地尅我“不许再玩命了”。 2009年和2010年分别是中央电大和深圳电大的30周年华诞。自1978年邓小平亲自批准成立电大以来,中国电大事业取得辉煌业绩,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大学,桃李芬芳,誉满 天下。作为电大一员,我与有荣焉。我创作了国画以示庆贺,画了双马奔腾的《奋进》是贺中央电大的,画了 4幅《电大女教师风采组诗画》是贺深圳电大的。我校巾帼人数众多,水平不凡,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由衷地赞佩她们。 [attachment=27062]& 4幅画配诗如下: [attachment=27063] 电大女教师风采组诗4首 其一 夜阑挑灯研课件, 万千学子挂心间; 深奥繁冗音像化, 园丁情意注指尖。 其二 电化教学益求精, 多种媒体巧用灵; 远程教学堂内外, 开放办学育才英。 其三 师生互动英特网, 天地无处不课堂; QQ博客伊妹儿, 教学相长前程广。 其四 耕耘终得满园芳, &毕业典礼喜气漾; 愿为桃李做沃土, 高歌一曲诉衷肠。 [attachment=27052] 晚婚得来的女儿子靖很聪明。她从幼儿园直接跳读二年级,再跳读四年级,品学兼优。钢琴考过了业余8级;未经任何训练参加第六届深圳市少儿模特大赛居然连闯初赛、复赛和决赛获得铜奖;保送重点初中和保送重点高中;现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艺术设计学院就读大三,曾被《广州日报》的“大学之星”栏目刊载图文介绍。日前她自己制作出了一本220多页的散文体自传书(写在20岁之前的人生总结),图文并茂,设计新颖,出手不凡,令我感慨不已。弟弟的儿子小淞是我女儿同校的学长,以全额奖学金被录取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正在读博,出落得一表人才。从江西对外经贸厅服装进出口公司买断工龄提前退休的弟弟曾犯愁儿子的留学费用,被儿子的优异成绩所解决了。真是一代胜一代啊。 我爱人提前退休,53岁学会了开车。刚开始亲友调侃她“别当马路杀手哦”,现已驾驶自如。而我是离昌前突击考驾牌的,在证券公司当办公室主任时开了几回车,东碰西撞赔了2次钱。三脚猫技术,补课是在所必行的。 姜老师有言:“日常生活中,真气最为重。舍得身外物,不失受真传。”以我多灾多难的坎坷经历和一身疾病,得遇一代明师传授无价之真气修炼法,能够康复并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今生无悔!我的初中同学并兵团战友李强(深圳特区金融研究所所长)在QQ群论坛以诗言志:不要比官大官小,不要比钱多钱少……。我深以为然。 我和爱人从四十多岁来闯深圳并站稳脚,光阴似箭,转眼就到了当年父辈经历“文革”磨难的年纪,我俩双双今年就要正式退休了,真是“逝者如斯夫”,怎能不惜时如金!我一介病夫,没有夭折,且能助人,夫复何求。爸爸当年嘱吾辈当好普通老百姓,我当了,当好了,继续当好,自强不息,以告慰于先父。 & 结尾的话:感恩与宽容 & 回眸生平,感恩之情油然而生,不禁泪水盈眶。 我曾遭不幸而身心俱损,沉疴十余载,家破人亡,历尽艰难困苦。 我又何其幸运,四出求医使我与天南海北的亲友建立了最多联系,使我幸遇众多好人贵人。 我深深地感恩和缅怀逝者:爸妈、岳父母、养父、大舅和舅妈;缅怀救命恩师;缅怀非亲非故胜似亲人的聂伯伯、“曹操”;缅怀情同手足的大表哥、小阿哥;缅怀女友晓华;缅怀一个个极尽顽强鏖战病魔中不幸倒下的病友…… 我亦由衷地感恩生者,那无数向困境之我伸出援手的领导同事老师功友亲眷,感恩那姗姗来迟而温馨美好坚如磐石的姻缘,我甘苦与共的爱妻。 我还感谢并宽容个别以为我潦倒不可救药弃我而去反而激励我作困兽斗最终绝处逢生的朋友。 我的生命,原来竟与如此多的人息息相关,感谢大家成全了我的今天。 退休之后,海阔天空,更要有一颗平常心。希望在传统文化方面能够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事。 普通一兵,六十年足迹,有如流水账。感谢读者的耐心与宽容。 &&&&&&&&&&&&&&&&&&&&&&&&&&& 2012年1月31日再修订稿 [attachment=27064]& Email:[url=mailto:][/url] 本文以及《啊,松林》另见“传记网”: “江苏作家网”:《啊,松林》 &&&&&&&&&&&&&&&&&&&&&&&&&&&&&&&&&&&&&&&&&
我将您博客中的图片挪过来了
言简意赅 记录一生赞
谢谢“想想”!正在奇怪怎么有了题头图片。我反复尝试插入图片的工具,皆无效,只好作罢。
插入图片的方法这里有
哦,谢谢耐心指教,等有时间一定学会。
图文并茂地感觉就是不一样另外 楼主地书画双绝赞
那个年代民风淳朴 [attachment=27175]
[attachment=27177]
看的出楼主是个有故事的人,这样的人往往经历过大风大浪才能够达到今天的成就,文章写的相当不错。
作者最近根据亲友意见将《我这六十年——普通人的回忆录》做了较全面修订,新增了七千字内容。主楼已根据作者修正稿重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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