踹他要想死得快就骑一脚踹2墓碑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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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碑》详细记录了以信阳地区为重点,下至县、乡、村,上至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况,比对、分析了各种资料和方法之后,得出结论说,河南饿死人至少为300万,信阳一个地区饿死人10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肃总人口只有1300万,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县,将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当时被派遣去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个干部回忆说,他们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没有力气或顾不上埋葬死人,他们不怕死人怕活人,因为活人想吃人。
  四川历来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大饥荒年间死人最多,达到1000万至1200万,之所以难于准确估计数字,是因为四川省委在当时就从政治上控制人口统计工作,命令上报死亡数字多的地区&重新调查&。
  四川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分,因其最高领导人李井泉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意,对于极左跃进的做法坚持不降温,并大量外调粮食,以证明政策正确,形势大好,他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安徽凤阳以农民逃荒要饭闻名,这个不到40万人的县,3年大饥荒饿死9万人,将近四分之一。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凤阳县委1958年上报指标8亿斤,实收1亿6000斤,国家强力征购占43%,造成农民缺粮断炊,1959年产量为1亿8000斤,上报为4亿斤。安徽全省饿死的人在500万到600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15%。在安徽亳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3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人们一直关心,引起激烈争论和众说纷纭的问题。
  在该书第22章,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比较分析了各种方法后的结论是:在1958年到1962年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另外,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徐友渔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科学、可信的数字。
  美国明尼苏达诺曼学院教授丁抒10月17日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上,发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下限》的演讲时指出,1960年前后,整个中国有如一个巨大的冰窖。千千万万个村庄,每天都有许多农民在饥饿中死去,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人为的战祸或天灾、瘟疫,都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去那么多人的生命。
  丁抒说,全国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本来无需别人开会来讨论。可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直到现在还用大大低于实际数字的1700万人&唬弄世人&,以至他们不得不在50年后的今天,用事实&揭破其谬误&。他引用大量资料,得出&全国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万&。在《墓碑》之前,不断有中外研究者综合各种材料和资料,估算出饿死的总人数,大致说来,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而新老左派则攻击这些资料,称这些资料偏高,是对毛泽东本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丑化。
  徐友渔对此反驳说:&我们可以取最低数的十分之一,质问左派们:难道你们认为,饿死200万人就天经地义?&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杨继绳说,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万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炸死80万人;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
  这个数字相当于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1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中国1960年1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2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4000万到5000万之间。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内发生。
  易子而食抢吃人肉
  中国古籍记载&易子而食&的故事,而在1950、60的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人相食&并非个别现象。在河南信阳的一些乡镇,在甘肃通渭,杨继绳都听到当事人讲述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他还见到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纪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在《墓碑》各章节里,有详尽记载。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及官方档案,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公共食堂大吃大喝
  为什么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人?《墓碑》一书披露下述原因:
  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增加了21%,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硬挖硬挤。
  要完成高征购指标,农民必须把口粮、饲料、种子搭进去,在完不成征购任务时,上级部门认为农民在搞瞒产私分。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交粮,被打伤、打死的干部和农民不计其数。斗争会上有这样的问答:&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大跃进了。&&人民公社优越不?&&优越。&&那你为什么不交粮食?&
  还有这样的口号:&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证明,每亩产量可以达到3万9000斤,这为反瞒产私分提供了&科学论证&。
  &墓碑&一书以大量事实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此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杨继绳说,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
  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中共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仅余的口粮和种籽,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面临种种刑罚,甚至被活活打死。
  乔培华根据中共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调查报告,记录了数十宗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事例,信手拈来几例:
  日,熊湾小队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种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日,晏湾小队社员锺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他宰杀耕牛,绑起来毒打致死&&
  光山县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该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河南省委委书记处书记李立在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况,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一点口粮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破坏,归结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60、70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脚}、冻、饿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冻饿而死。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忍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万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宣导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农民饿饭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书作者根据资料分析认为,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减少一半。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就是前两个月吃饭不要钱,大吃大喝,然后闹饥荒的过程,就是强迫农民入伙,统一用粮,没收锅碗瓢盆,谁家冒炊烟抓谁,使农民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肚皮&,干部掌握了让谁吃饭和不让谁吃饭的权力,同时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干部滥用权力使饿得快死的农民雪上加霜,他们派民兵围、追、堵、截,设卡抓捕,不让农民逃荒,断了饥民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中共领导面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大惨剧,编造出大饥荒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谎言,把罪责推给老天爷和苏联,长期以来,&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成了中国人回顾大饥荒年代的口头禅。《墓碑》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有力的批驳。
  杨继绳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年是正常年景。中国地域辽阔,每年发生天灾在所难免,但这3年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其它年分严重。
  他进一步指出,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在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一些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在农民大量饿死的同时,大量粮食被用于出口,1959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造粮食出口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这一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
  当毛泽东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时,他说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窜夺了领导权,是反革命复辟,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解决办法是实行民主革命补课,这导致对基层干部大规模的斗争、撤职、逮捕。
  有人曾辩解说,毛泽东在3年困难时期也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书引证官方出版物说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谱记载了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另一位知情人说,医生监于猪肉胆固醇高,建议毛不吃猪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间,各地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别墅、宾馆豪华程度超过国宾馆。
  十分人祸无关天灾
  前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团团长吴康民高度评价杨继绳及《墓碑》。说他是一位治学严肃、搜集资料丰富,而又思想开放、大胆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继杨继绳此前出版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内容涉及访问赵紫阳的敏感题材)、《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后,&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一大贡献&。
  吴康民指出,杨继绳的&墓碑&,触及大规模的&人祸&,揭露了极大的&黑暗面&,书中强调四点,一、中国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不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搪塞民众,其实完全是十分人祸,没有天灾。
  二、一般人们知道河南省当年饿死了300万,却不知道中国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国&四川,保守估计为1000万人。原因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跟毛最紧,四川揭盖子最晚。大饥荒与反右打压敢言者有直接因果关系,大饥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别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确纪录的已达3000多例,其中纪录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与煮熟的人肉拿到会场批斗,结果群众饥饿难忍,一人说:&我也尝尝!&众人蜂拥齐上,批斗大会变成抢人肉、吃人肉大会。
  四、中国大饥荒的影响超过文革,其死亡人数相当于全世界二次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当然也远远超过8年抗战中国死亡人数,大饥荒死亡数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450颗广岛原子弹。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称此书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本值得尊敬的书&。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改革发起30年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
  丁学良指出,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对它评价极高。他也认为这是他20年来所读到的研究&大跃进&著述&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细节的一部杰作&。尽管他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有些细节我都看不下去,时常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杨继绳表示,这本书题材沉重,估计出版后会让他面对更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但是追寻真相的使命、反省历史的责任,让他&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也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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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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