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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场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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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农业》2010年第8期&张妮妮
　　摘要：美国农场是拥有高资本和高效率的农业，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回顾美国历史上不同阶段农场所存在的问题，总结目前美国农场表现出来的症状，包括收入、财务压力、农场数量等，分析症状背后的根本原因，主要包括农业本身和市场的不稳定性、农场结构的多样化、政府效率、农业资源稀缺和外部性、社会因素。
　　关键词：农场；症状；不稳定性；结构多样化
　　美国的农场拥有全世界最现代的农业，目前发展特征包括：规模扩大化、经营商业化和国际化、生产区域化和专业化、管理信息化和工厂化、资本集中化、技术密集化、农民知识化和社会化服务以及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交织在一起(张新光，2010)。这种高资本、高效率的农业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表现出来的症状是由背后的根本原因所导致，故本文在分析目前美国农场所表现出来的症状的基础上总结背后的根本原因。
　　一、美国农场历史及目前农场总概
　　1980年以后由于农场数量下降导致单位农场面积上升，农场的定义为年销售额在1 000美元以上的农业种植、养殖地方。美国农场的发展在历史上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问题(表1)。
　　2002年农业法案于2007年10月停止实施，2008新的农业法案在2002年的基础上所作出一些变化可以看出美国农业和农场目前的一些问题，除生物能源外，其他大部分提案在以往的农业法案中已争论多次。图1为美国目前农业和农场的问题关系框图。
　　二、目前美国农场问题诊断
　　症状一：收入问题
　　美国农场收入不稳定，不同年份变动较大。年平均每年农场净收入为63．5亿美元，由于全球经济衰退致使海外买家对美国农产品需求下降，2009年农场在设备、饲料，以及维修交通等服务投入方面价格有所下降，但是销售收入下降更多，亿美元的净收入相较于亿美元下降38％ ，2010年预计达到63亿美元，上涨11．8％(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USDA)。
　　大小规模不同的农场，其盈利程度相差很大，商业化和大型农场在长期并不存在低收入症状，多数的小型农场徘徊在盈利和不盈利的边缘。2007年，占总农场数60％且销售收入在1万美元以下的农场平均净收入为负，平均8万美元的家庭收入全部来自于非农业；不到1／3的年销售收入在1万～2．5万美元的农场平均净收入为正，非农场收入低于1万美元规模农场，但总收入基本持平；年销售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农场尽管非农业收入部分比较少，但农场本身盈利使其拥有2倍于小型农场的净收入。从1996年开始，美国农场家庭的平均收入略高于非农场家庭收入，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农场数量的下降，更多的原因是由于其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来自于农场以外收入，例如非农业工作的工资、股利等，事实上从1998年之后农场家庭的非农业部分已经超过美国平均家庭收入。但是，相对于美国全部家庭，农场家庭的收入由于农场部分收入的易变性而具有较高的不稳定性。所以，纯农业收入基本上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并随着逐年市场的变化而不稳定。
　　由于种植多样化，不同地域的美国农场收入变异度也极不平衡。2007年，占美国11％农场数量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丰产地区农业净收入占全美33．5％。2008年，玉米、大豆和小麦由于全球需求旺盛引起价格急剧上升，种植成本基本上相当于其他农作物，使得美国中西部地区和玉米带种植地区获得最大收益，养殖农场由于饲料成本上升而收入较种植农场低。相对2007年，2008年美国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露易斯安那州、加利福尼亚州以及俄勒冈州农场净收入有所降低，中西部地区包括蒙大拿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俄克拉何马州以及密西西比河流域、东部部分州农场净收入上升不超过50％，北部及中心地带州增加超过50％ 以上(ERS，USDA)。
　　症状二：财务压力
　　20世纪80年代美国农场财务问题比较严重，多数农场的资产负债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近年来农场财务指标总体表现良好，资产价格基本稳定。直到2008年由于投资者的预期投资利润下降，农场资产由2007年的2．055×104亿美元下降2．4％到5×104亿美元，债务上升12％，资产负债率由％上升到12％。2009年由于农场现金收入下降，农产品市场不稳定以及农场成本持续走高，导致农场资产价值下降3．5％左右，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上升为12．86％，仍在合理范围，低于l982－l986年农场金融危机的水平，2010年预计为12．42％。实际上半数的农场处于微盈利或者负盈利的状态，多数财务问题发生在小型农场。不同规模的农场由于经营方式和盈利的不同，财政表现也不同(表2)。平均来说，资源有限型和生活型农场的经营费用比率大于100％ ，这意味着农场的经营费用超过了农场的现金总收入，退休型和耕种型农场处于可以支付的水平，大型农场的比率较适中，在70％的水平。所有类型农场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都小于40％，低于20世纪80年代，具有比较合理的偿付能力，但是资源有限型、生活型和小于10万美元销售额的耕种型家庭农场由于负收入比例较大，且偿付能力相对较低，更容易陷入负的净收入，同时反映了农场经营成本过高。财务压力毫无疑问是一种问题症状。
　　症状三：农场数量和规模
　　美国农场数量在1935年达到最高700万个后开始大幅下降，在20世纪40～60年代下降最快，之后下降仍然继续。但速度开始放缓，1999年曾小幅上升后一直呈下降趋势，2007年农场数量为206．9万个，家庭农场比重为97．6％。
　　小型农场由于规模经济下的技术经济效应和货币经济效应作用逐渐丧失了相对竞争力，其他来自于管理技能水平，产业整合一体化等作用更大促进了农场数量的下降和平均规模的增大。随着农场数量的下降，农场的效率增加，随着不盈利农场的退出和兼并，农场的平均净收入增加，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大，美国农业部划定年销售额25万美元为大小型农场分界线，大于50万美元为超大型，放弃了原来划分的5万美元的分界线。目前农场数量减少不仅是一种问题症状，更多的是一种调整的措施，调整的趋势使得更多的小型非商业化农场和大型商业化农场存在，尤其是年销售额大于100万美元以上农场(表3)。
　　规模变化带来农产品生产的聚集效应，被认为是比农场数量下降、规模增大更加严峻的问题。2007年销售量在100万以上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1．8％ ，净收入占总农场净收入的一半，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出值构成分别占42．9％和61．4％ ，91．4％的小型农场拥有美国68％的农场资产和61％ 的农场土地，净收入占23．2％。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值构成中仅占24．7％和17．5％。
　　症状四：经营者老龄化和女性比例增大
　　美国农场经营者大多集中在45～65岁，但增长最快是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经营者(表4)。老年经营者平均产量相对要少，信息获取渠道有限，非农场工作参与很少，其中有一半以上收入来自于农场，多集中在南部和西部地区经营肉牛和牧场。
　　美国农场经营者性别构成中，女性比率越来越大。2007年农场主要经营者中女性占到14％，比2002年增加28．8％。从经营规模来看，女性所经营农场的面积和销售量都比男性经营者低。但是女性经营者对农场的所有权比例超过男性。女性经营者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和缅因州的新英格兰地区经营马场和牧草场等非主要农产品，男性则主要经营谷物、油料和肉牛。
　　症状五：政府干预成本
　　美国政府直接补贴给农户的支出在不同年份由于不同的市场状况和政策变动差异很大，2008年为122．38亿美元，2005年达到243．96亿美元，2009年预计达到126．34亿美元。补贴在不同规模农场和农产品品种之间分布不同。2007年得到政府直接补贴的农场占到总农场数量40．3％，规模越大的区间，补贴覆盖率和补贴额占总补贴的比重也大(表5)。3／4的大型农场，1／2的小型商业化农场和1／3的退休型和生活型得到补贴。补贴分配与农产品品种紧密联系，多数大型农场种植谷物和油料等政策补贴产品，小农场主要从事不在补贴范围的奶牛和小牛，所以较多的补贴支付给了大型农场。
　　政府补贴构成农场收入的重要一部分(表6)，能够减少由于不稳定因素带来的农场收入和其他行业稳定工资类收入之间的差距，但这种效果对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小型农场来说效果较小。
　　三、症状根源问题分析
　　1．不稳定性
　　(1)有些风险在农业市场上是唯一的。如特定年份恶劣的天气对产量的影响。其他风险比如来自于市场上的价格风险以及政策风险是其他行业也存在的。生产的风险，农业生产新技术和新品种的快速引进除了带来的高效率外，在短期内收效甚微，没有能力及时更新技术的农场则面临着某些生产环节被淘汰的危险；市场价格的滞后风险，产品市场以及投入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具有滞后性，农业生产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活动，畜牧业生产需要不断地投资设备和饲料几个月或一年才会有回报，来自于国内和国际的多方面因素变动使农业生产来不及调整而受影响；政策机制风险多不可预测，一般表现为对生产和价格的束缚和管制，例如对农药和动物药品的管制会影响生产投入，而外国限制进口的政策会降低本国农产品价格，其他一些环境保护方面如休耕政策、收入方面如税收、金融方面如信用等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个人风险，美国农场经营管理受到经营者本身身体和智力方面的长期约束；金融风险，农场经营面对债务利率、现金流动等因素。即使一个100％ 自有资金的农场也要面对资产贬值的风险；农业贸易全球化使得全球发生的天气、政治以及金融等事件均会影响本国市场的稳定性，进出口市场的增多使得贸易依赖性增强，频频发生的贸易摩擦会在短期内造成特定农产品需求大幅变化，从而引起阶段性的生产过剩和价格波动；宏观经济影响(Harwood，Heifner等，1999)。
　　(2)农业生产自给能力低。市场的依赖性增高，对农产品和投入品市场的波动抵御能力差，市场不稳定导致农场收入的变异增大，寡头垄断性增强使农业生产者的压力变大。美国大部分小型农场专门养殖肉牛，因为肉牛的养殖自给性较高，对劳动和直接监控的投入较低，允许较多的非农场收入机会，除去冬天牧场资源不足时需要从市场补足外，基本投入都可以自给。
　　(3)缺乏弹性的供给和需求是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农业固定投资高的特点是供给弹性很低，市场价格反映的速度要比产出快得多，经济衰退或者美国农产品出口需求下降时，价格波动性传递给包括收入在内的因素报酬，只有过了这段需求疲软期及延长期，或者政府项目的帮助下，产出才进行调整；食品作为必需品的需求随收入上涨缓慢增加，而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大大增加供给，导致农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产业产品的价格呈下降趋势，处于比较薄弱的地位，当农产品其他方面的需求发生变化时，农业内部本身无法有效调整。不稳定性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规则。
　　2．结构多样化
　　美国农场结构具有多样化特征。美国不存在平均化的农场，其多样化表现在很多方面，既促进了农场结构例如规模大小的演变，同时也是美国农场经营管理中用来中和风险的一项措施，两者并不矛盾。同时，农场结构多样化意味着任何一方面的因素都会牵动农场利益。现行的美国农场分类根据农场的销售规模和农场经营者职业构成来分(USDA，2006；Hoppe，Korb等，June，2007)，见表7。
　　农业的历史是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历史，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动力来自于竞争，竞争促进了农业大小规模结构的变化，规模的增大和数量的下降以一部分家庭农场的消失为代价，优势农场不断淘汰或兼并劣势农场，农场结构特征决定其是否生存。首先，农场治理结构影响农场的管理经营方式，农场管理对于包括土地和水在内的其他资源配置作出决策，是农场生产主要投入要素之一，是其生存与否的关键，农场的治理结构可能只有一个管理者，也可能有多个。不论是哪种层次的管理，管理者不仅要求掌握高技能的农业生产科技，还要能处理好从采购、技术、财政、会计和人力资源管理等主要和次要的各种活动，面对供货商和消费者的变化，对政策项目的选择，这些能力的差异直接影响农场的生产效率以及生存问题。其次，农场对多样化特征的选择和不断调整也影响其生存能力，例如对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具有土地所有权的农场多为小型农场，1999年58％ 的农场面积其经营者拥有土地所有权，42％为租赁者，2002年租赁比例降为38％。农场土地租赁的下降主要由于土地租赁成本的变化，例如由于继承人的原因导致土地地块变小，农场经营者在扩大农场规模时的租赁交易费用增加，如果财务状况好的话，农场经营者更加趋向于购买土地(Hoppe，Korb等，2007)。
　　3．政府效率问题
　　美国政府补贴效率下降，农业补贴的不利因素促使农场收入的变异增大。农业补贴和种植面积及产量的紧密联系，刺激农场扩大产出，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使市场的价格和补贴价格的差距扩大，导致补贴增强，最后陷入一个不良循环。政府直接补贴使贸易摩擦增大，增大农场收入波动性；有研究指出，美国政府的农业项目支付越来越资本化为地租形式，每补贴1美元在农田上，现金地租价格则会上升0．3～0．86美元，使农场租赁成本增高(Lence and Mishra，2003；Shaik，Helmers等，2005；Shaik，Helmers等，2005)；政府补贴多数支付给了少数大型农场，大型农场获得更高收入，促使规模增大，进一步使得政府补贴分配到高收入农场。这种效应促使农场规模持续扩大，收入进一步聚集到少数农场主手中；最后是转移效率问题，即相当一部分政府补贴只付给了土地所有者、投入品供应商等，其结果并没有有效改善农场家庭收入(洪民容，2o05)。
　　4．新技术采用
　　新技术传播能够增加产出、降低商品价格，加快不具备资金、规模等新技术采用条件的农场的淘汰过程，促进了农场数量的减少和农场平均规模的增大；劳动力在农场工作和非农场工作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劳动力工资上升，促使农场用资本密集型技术代替劳动力，农场规模进一步增大。人力资本丰富、较年轻的农场经营者更容易采用新技术。有些情况下新技术采用比继续使用传统技术更加具有风险，这种风险能随着学习能力和经验的增加而降低，对这种风险的偏好或者规避影响新技术的采用，毫无疑问，技术革新者和早期的采用者是这种情况下的风险偏好者(Gershon，Just等，1985)；其他因素例如信贷约束、技术适用性(El-Osta and Morehart，1999)等也会影响新技术的采用。
　　5．环境资源和农业的外部性
　　农业生产活动会产生正的和负的影响并具有外部性。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土地、肥料、杀虫剂、水和其他投入品会影响到周围的环境，潜在的破坏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小型农场在美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以及政策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农地保育面积最大的长期休耕和湿地保育项目管理下的土地有82％的面积为小型农场，且具有土地所有权的农场多为小型农场。受项目支持影响，产量较低的小型退休型和生活型农场经营者中比较倾向于退出农场生产，转而种植树木、草皮等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产量较高的小型农场比较倾向于安装一些草皮泄水道、河岸缓冲带等构造，而大型农场经营者则比较倾向于实施能够同时确保产量的保持措施，从而对美国农场产量和规模结构产生一定影响(Lambert and Sullivan，2006)。美国政府的土地项目促进种植边际成本较低的土地，鼓励生产力较低的环境敏感性土地退出密集型种植而加入环保休耕计划，转变外部性影响，对当地的农产品市场、农业投入，以及人口流动都有一定的影响(Ruben N．Lubowski，2006)。
　　6．其他社会因素
　　家庭农场从数量和环境资源方面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美国家庭农场代际转移趋于下降，子女一代越来越少选择经营农场，一方面使更多家庭农场退出，另一方面造成经营者老龄化(洪民容，2009)，很多家庭农场面对如何维持生存和社会地位的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会引起阶段性的产能过剩，例如奶业和生物酒精，和粮食安全问题紧密相连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应该保持在什么水平以及库存管理；政策是影响农场退出和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与农场相关的收入和税收政策(洪民容，2009)，政策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状况将是影响农村总体经济发展，以及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产出和就业的最大因素。
　　四、小结
　　文中通过对美国农场症状的分析，得出目前农场面对的主要问题有不稳定性、多样化、政府效率低下、新技术采用、资源稀缺和农业的外部性以及粮食食品安全等社会因素，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农业正在发生的变革和不确定性的管理是目前美国农场以及农村社会和公众决策者的主要挑战。本文所讨论的问题都可以放到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办理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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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4月8日《中国改革报》
土地、资金等问题仍是家庭农场发展的“拦路虎”。专家表示，家庭农场发展的初级阶段，要放水养鱼“土地也能产出黄金，但小块不行，要靠大块，一户农民一亩三分地那能行吗？”近日，李克强总理在江苏考察家庭农场的一番话对家庭农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其中，“家庭农场”的概念是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本报记者了解到，一段时间以来，各地掀起了一场发展家庭农场的高潮，多个地区都出现了本地区的首个“家庭农场”。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继3月26日该市首家家庭农场———临淄区金山镇金河农场登记设立以来,该区在一周时间内共核准、登记了6家农场。家庭农场是必由之路“家庭农场”作为一个舶来品，最初在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兴起。据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负责人解释，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前，上海、浙江、湖北等省区均已进行过发展家庭农场的探索。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位司长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尽管当前对于家庭农场的定义还有诸多不同认识，但家庭农场与传统承包经营农户的主要区别是：前者经营的土地，除自己承包的外大部分是租用他人的承包权，经营规模大；后者经营自己承包的土地，经营规模较小；前者的规模效益明显高于后者。据《中国联合商报》报道，上海市松江区自2007年推出家庭农场到2012年6月止，已发展到1173户，经营面积占全区粮田面积的77.3%，户均经营面积114.1亩，户均年收入10.1万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宁波市就有了家庭农场的雏形，截至2012年12月，宁波市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家庭农场有295家，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的有90家。湖北省武汉市从2011年确定了“支持发展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模式”，培育家庭农场99家，并下发《2011年家庭农场项目指南》，扶持资金354.7万元，平均每个家庭农场获得财政补贴3.58万元。2012年该市发展家庭农场68个，安排扶持资金210万元。近年来一些地方对支持家庭农场出台了扶持政策，比如上海松江区，对家庭农场主不但按经营面积补贴，还对其购买农机给予补贴，如今松江区有家庭农场1200多户，经营面积共计13万多亩，占全区粮田面积的80%。调查中发现，家庭农场的收入比外出打工高，家庭农场对农村懂经营的劳动力有一定吸引力。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截至2012年12月底，经营面积在1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超过270多万户。专家指出，可以说，由传统承包户小规模经营向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转变，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今后若干年必将上升为主体形式。政府要统筹兼顾把握好平衡点，平衡点的一端是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另一端是社会公平和稳定，也就是说，农村土地集中的速度要与人口转移的速度相适应。“家庭农场”尚需明确界定在今年一号文件出台后，家庭农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如今，这股涉及农村改革的春风正在各地兴起。安徽、四川、山东、浙江、江西、吉林等多个省份农民纷纷积极探索家庭农场生产模式，而怎样认定家庭农场也成为摆在各地政府面前的一道新课题。“有的种植大户已在这一经营模式中尝到甜头，却不知自身就是家庭农场；而有的农场不是由家庭成员组成，或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却自称家庭农场。”广东省河池市农经办法规监督科负责人黄欣说，家庭农场是近年兴起的新型土地规模经营主体，一直以地方实践为主，中央层面尚未明确其定义。据《河池日报》报道，河池市将对全市种植业家庭农场发展情况进行摸底调查，了解现有家庭农场的经营状况、典型经验和存在问题，提出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建议。“你说我这个是不是‘家庭农场’呢？”河北承德县富农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姜桂学自1982年开始养鸡，姜桂学的种鸡场目前已达到占地40余亩、种鸡存栏4万只的规模。但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采访，对于自己的种鸡场是否属于“家庭农场”范畴，姜桂学仍心存疑问。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郑风田看来，我国目前2亿多小农户也是实行家庭经营，可以称之为“微型家庭农场”，但因为我国各地自然条件差别太大，究竟什么规模才算是“家庭农场”，目前尚无统一标准。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则表示，成为“家庭农场”需要具有家庭经营、适度规模、市场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等四个显著特征。他说：“家庭农场区别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根本特征，就是以市场交换为目的，进行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而非满足自身需求。注册家庭农场后，家庭农场主是所有者、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统一体。”日前安徽省合肥市农委制订出台了《合肥市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尝试对示范性家庭农场的标准进行了明晰。据《合肥日报》报道，合肥市的标准是应符合“四有五化三效益”要求，即建设时“有规模、有标牌、有场所、有配套”，经营中实施“生产订单化、管理科学化、营销网络化、技术标准化、产品品牌化”，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同步。在规模问题上，合肥市的规定是：在种植业上，粮油集中连片规模在300亩以上，设施蔬菜(含瓜果，下同)在70亩以上或露地蔬菜在200亩以上。在畜牧业上，生猪年出栏在1000头以上，羊年出栏在500头以上，奶牛年存栏50头以上，家禽年出栏10万羽以上。在水产养殖业上，规模养殖面积在100亩以上。在特种种养业上，在100亩以上，种养结合的综合性农场在200亩以上。同时，要求土地流转年限5年以上。按照这一办法，合肥每年将选择一定数量的示范性家庭农场给予资金扶持。首先需解决土地和资金问题家庭农场代表着集约化经营，意味着家庭农场主承包的土地应该比普通农户多，这个多出的耕地就需要从别的农户租种。在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框架下，广大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虽已普遍存在，流转方式多样，但这些流转多是农民一种自发的、无序的行为，存在着流转主体混乱，流转收益分配不合理，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等现象。郑风田教授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家庭农场涉及农民的承包土地，这是农民的最大资产，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在现实发展中还有很多困局要解决。《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家庭农场”主从别的农户租种土地，承包费如何消解是个大问题。有农户表示，目前农民自种粮食一亩地一年能够赚千元已算不错，那些“家庭农场”还要支付额外的租金。付少了，原来的出租农户不愿意；付多了，“家庭农场”承担不了。刘颜玲的农场在山东省邹平县明集镇六田村，由她和丈夫共同经营，以种植蔬菜为主，建有60个蔬菜大棚。经营了3年，去年纯收入达到30多万元。高唐县姜店镇苦水郭村郭延涛种地717亩，去年粮食总产量达806.6吨，是当地响当当的“粮王”。但《人民日报》在采访时发现，他们共同的烦恼是一忧土地，二忧资金。刘颜玲不是当地人，她的户口在青阳镇刘家村，2010年才到明集镇，360亩地是从一户户农民手里流转来的，一户一户做工作，一户一户签合同。地是种上了，心里有时也打鼓：“如果合同不到期，就有农民想收回土地怎么办？如果土地另作他用又该怎么办？”在资金方面，刘颜玲的土地租赁价格每亩1500元，仅此一项，一年费用就是54万元。加上盖大棚、购买农资、支付员工工资，两年多已投入600多万元。这其中，自筹和享受县里的大棚补贴占到了一半，另一半是银行贷款。“由于效益低、收益慢等原因，银行对农业项目不感兴趣，无法进行抵押贷款。到目前为止只有明集信用社给协调过贷款，从其他银行贷不下款来。贷款方面主要由两家当地企业做担保。”刘颜玲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国祥表示，农村土地的租赁性质，不能从银行抵押贷款，一般农户普遍面临这个问题，原因在于国家在政策性金融方面没有发展起来。浙江省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楼土明教授表示，“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以一个家庭所能顾及的范围为限，可实现规模经营与精细化管理的有机结合，实现收益最大化，避免了规模小而无效、规模大而不精的双重弊病。发展“家庭农场”，关键是以市场为主导，以农户为主体。政府应做好相应服务工作，搭建便捷的土地流转交易平台，探索建立土地流转价格协调机制和纠纷调解机制，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家庭农场发展的初级阶段，要放水养鱼，不要让它承担过多的法律义务。”山东省委党校教授郭振宗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要抓紧制定发展家庭农场、扶持家庭农场的一些原则、思路和实现的途径。（记者 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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