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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10月14日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流血冲突发生前，杨维骏便已经长期关注当地土地问题。在耄耋之年，92岁的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走在为民请命的反腐之路。 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与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他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 30年来，他坚持写信检举腐败官员，甚至开公车带领农民进行土地维权。正是他多年坚持写信举报，主政云南十年的前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这让他在民间获得美誉的同时，又与现在的官场格格不入，甚至成为很多官员眼中的异类、“刺头”。 老人说，他还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他是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过革命活动，文革期间曾被打为“右派”，却不改初心。作为退休30年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在昆明市中心一座老干部小区里，杨维骏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多年来，站岗的武警、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于见到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上门拜访杨维骏。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判断出：扛着背包、拎着本子的是记者，手里拎着信封和材料的则是访民。因为云南省前省委书记白恩培的落马，最近这段时间，杨宅的访客数达到了高峰。为了保护杨老先生，值班室的人会谨慎地让访客在小区外稍等，然后致电杨宅。9月的一天，一个头发全白、身材瘦削的老人从小区里迟缓地走出来。他时常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蓝色衬衫，微微驼背，思维却非常清晰。他走到值班室旁边，一群来自晋宁县富有村的农民立刻拥了上来，齐呼“杨爷爷”。他们正在等着他参加庆祝白恩培落马的晋宁访民大会。杨维骏递给农民领导一叠发言稿。“这次大会我就不去现场了。反腐的战斗正在最关键阶段。” 杨维骏长期关注云南基本农田被占问题，这几年多次到富有村对基本农田被强占的问题进行调研。然而，10月14日，他不忍见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0月14日，在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暴发了一次因强占基本农田导致的流血冲突，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冲突背后，是云南近年来的土地问题。因为土地问题，杨维骏与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有着矛盾。矛盾始于2001年，白恩培调任云南省委书记时。白恩培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大片基本农田被毁。在其“快速发展”口号的指导下，云南毁坏生态，变卖矿产，强征民地，强拆民房。作为一个不讲“官场规则”的老干部，杨维骏常在省政府的会议上提意见，让白恩培非常讨厌。从此以后，每次发言，杨维骏都会被安排在最后，快轮到他时，会议已经结束。2008年，杨维骏从举报者口中得知：价值5000亿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刘汉以10亿元人民币控制了60%的股权。而作为国企的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由其控股，却被白恩培拒绝。省内诉求无门，杨维骏便开始写举报信，向各级政府和中纪委举报。2012年12月，他还曾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写过一封举报信。多方举报无门之下，2013年夏天，杨维骏想趁去北京治疗眼疾的机会去中纪委举报。进京举报之前，省里有人得到了风声。省政协邀请了省委办公厅、统战部和政协的一些干部，为杨维骏专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事后，杨维骏用“批斗会”来形容这次会议。会议大厅里，近二十个领导干部坐成一圈，中间是杨维骏。一位领导问杨维骏：“听说杨老你举报了六个问题，你为什么把那六个问题在网上晒出来？” 杨维骏回答说：“不是我晒出来的，是《财经》杂志的记者晒出来的。” 虽然年过90，但杨维骏却一直关注时事新闻。2013年，他从新闻中看到，《财经》杂志社副主编罗昌平坚持向中纪委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直至其落马。他认为罗昌平是同道中人，便通过《财经》杂志的一位记者，把六个案件的材料交给罗昌平，其中包括晋宁、福海等地的基本农田问题以及兰坪铅锌矿案问题，希望他能够把材料直接交给中纪委的领导。后来，《财经》杂志报道了兰坪铅锌矿案，并把部分举报材料发上了网络。领导又问：“你所举报的这六个问题全部都解决了，为什么你还要举报呢？” 杨维骏反问：“假如都解决的话，为什么群众还跑到北京去上访呢？很明显，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 两番问答，杨维骏都占了上风。领导终于急了：“美国是讲民主的，对斯诺登尚且要严加防范限制。所以我们对你，也要限制。” 杨维骏终于生气了：“身为党的干部，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美国是假民主。” 事后，杨维骏向记者解释，在他眼中，美国对内是民主，但对外是强权政治。“我说美国是假民主，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了，他不敢再说了。难道他说美国是真民主，他敢吗？这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了。” 此外，杨维骏对领导公然拿“斯诺登”打比方也有意见。“斯诺登是揭露美帝国主义黑幕的英雄——连我们香港政府都拒绝了美国的引渡要求，允许斯诺登前往莫斯科。” 领导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讨论，质问杨维骏为什么参加“晋宁农民万人维权大会”。杨维骏反问：“我为什么不能去？再者说，晋宁县县委书记最后也表态了，欢迎我常去指导。” 领导无奈了：“他那是跟你讲的客气话。” 杨维骏反驳：“我这个人从来不懂客气话，我说话只会直来直去。” 这引发了会场一片笑声。一波三折之后，杨维骏终于成行北京。随行的，除了老伴王婉蓉之外，还有一位省政府派的工作人员。事后，杨维骏才知道，这位同志的任务，是来“监视”自己。这一天，中纪委信访办的门口，排着三排长队。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访民——时年91岁的杨维骏老先生。信访办的一位老干部专门接待了杨维骏，看到杨老的退休证和举报材料，他说：“我们感激你，代表党组织感激你。” 事后，这位干部赞扬说，杨维骏有三个突破——第一个突破：年龄最大，第二个突破：职务最高，第三个突破：举报完全不为自己。得知杨维骏去中纪委举报，随行的那位省政府工作人员慌了，对杨维骏的老伴和女儿说：杨老一定是去中纪委举报去了，那我回去要被整的。“杨老告不倒他们的，省里对杨老早都不耐烦了。” 事实证明，他错了。一年之后，日，中纪委宣布：白恩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2.从“公车上访”到“万人大会”对白恩培的举报，只是杨维骏反腐30年反腐生涯的一部分。除2013年举报白恩培事件之外，最出名的一次，是2010年的“公车上访”事件。日，时年88岁的杨维骏坐在黑色奥迪政府专车上，带着两辆面包车，带驶进了省政协，也驶进了公众的视野。杨维骏带着12个访民，在省政府里挨个办公室敲门，却无人敢应，明显在躲着他。过了几天，省政协委派一个干部劝杨维骏说：你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不太合适。杨维骏反问：“我的公车是不是规定只能用来游山玩水，不能调查研究、为民请命？你这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干部哑口无言。这次“公车上访”，起因是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一位大学生找到了杨维骏，把村里一千八百亩良田土地被镇长强征，房屋被强拆的事情告诉了他。杨维骏马上去村里调查。他实地考察发现，村民的土地被强占，又没有拿到补地，一些老年人没有地方住，被迫住在猪圈、柴房里面。调查了实地情况后，杨维骏找上有关部门，质问说：“根据国家规定，对农民的基本农田，要先补后占。你们补了土地吗？” 一位官员回应说补了。杨维骏追问，补在什么地方？那位官员说了一个偏僻的地点，“真补了，不信您去看。”事后，杨维骏回忆说，那个官员可能是觉得，自己已经80多岁了，随便说一个偏僻的地点，自己不会去查看。然而，杨维骏到那里一看，是一片荒山，上面什么都没有，也无法种植粮食。他回到有关部门，继续追问：“荒山怎么能算补呢？”那位官员又指了一处更偏的地点给他。执拗的老人再次去实地考察——结果，又是一座荒山。“都是假的，他们就这样骗我。连我都愚弄，农民又怎么能拿到补偿呢？” 后来，杨维骏带着几个政府干部去韩家湾村实地考察，把村里的情况一一向他们指出——有老人没住在自己的猪圈里，没有水，没有电，阴暗潮湿，一年之内病死了二十几个人。还有一个92岁的老人，实在受不了，就跳鱼塘自杀了。政府干部回答说，这是正常死亡，是病死的。杨维骏生气地问：“在这个条件下死亡，怎能算是真正的自然死亡？” 2012年，昆明晋宁县广济村等13个村委会因为征地问题的维权事件被媒体大量报道，2013年，更曾有过一次村民“万人集会”。村民代表王春云回忆，2013年3月，接到举报材料的杨维骏打来电话，在电话声援大家，并要求大家依法维权，后来还曾亲自参加。杨维骏回忆，参加大会之前，时任晋宁县委书记曾到杨维骏家，希望他不要去。杨维骏反驳说：“他们维权是坚决拥护中央和省委的政策，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求惩处违法乱纪干部。作为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参加？” 劝阻无果后，县委书记只好说“欢迎杨老多去指导”。老人还建议县委书记多去听听群体的诉求。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和政府多年的实践经验。现在有些干部，开自我批评的内部大会，我说你什么不足，你说我什么不够，就是不敢开门去倾听群众的意见，自我批评完也不解决问题。那都是走过场——自己批评没有用，得打开门让别人来批评。”老人说。最近，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这部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献礼剧，以不回避历史的态度和平民化的刻画引发观众热捧。每晚，杨维骏和老伴都会坐在电视机前等候，每每看得热泪盈眶。电视中那些鲜活的画面，他们都曾经历过。杨维骏正直的品性来自自身经历。其父杨蓁，云南名将，做过孙中山的参谋长，曾与朱德义结金兰。杨维骏3岁时，杨蓁被军阀谋杀，便随母亲逃往上海法租界，童年便目睹了洋人压迫国人的一幕幕，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同情。后来，杨维骏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进入政协工作。1959年，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学者费孝通被打为“右派”。这时，有人找上门，让他揭发检举老师费孝通跟其他的反党知识分子“策划于密室”。杨维骏的回答是：“我不能瞎编。” 因不肯检举老师，杨维骏也被打成“右派”。白天被人监督劳动，插秧、耕田、放牛、修路、上山打炮眼……晚上还要被批斗。在这种压力下，身边很多人吐血死掉了，杨维骏却坚持了下来。他说，20年的“右派”生涯中，是马恩文选拯救了他。“我找到了一个精神支柱，才活了下来。” 这种生活，直到1978年，杨维骏平反，恢复原职。退休之后的30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反腐。1989年，国有企业投机倒把的“官倒”活动猖獗。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活动，云南也成立了一个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时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成为小组副主任。听举报者说昆明钢铁公司有“官倒”现象，杨维骏就带人去调查。发现昆钢一位领导把大量钢村以政府统购的价格卖给广东商人，收了取两辆面包车的回扣。一切证据确凿。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杨维骏汇报完情况后，会场沉默了几十秒——在座的几十位小组成员没一人吭声。坐在杨维骏旁边的小组成员扯扯他的手，轻声说：“你看，人家都后悔了，痛哭流涕了。”杨维骏反驳，不管他流涕不流涕，痛哭不痛哭，他犯了错误，就要依法处理。然而，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杨维骏很疑惑，多方打听得知，那位昆钢领导“上面有人”。在白恩培之前，杨维骏最出名的反腐事件，是上世纪90年代举报原云南红塔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当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虽然云南经济落后，但是烟草行业非常发达。云南的财政收入中，烟草占到70%。有群众向杨维骏反映：红塔香烟的市场价比出厂价高出一倍，烟厂与省内部分领导干部子女勾结，从中攫取巨额利益。1994年，杨维骏向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举报褚时健。后来，潜逃国外的褚时健被捕。1999年，褚时健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维不会用电脑、网络，甚至手机都不会用。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当现实中的反腐之路受到阻碍时，杨维骏还是选择在互联网上另开一条谏言之路。2010年，杨维骏开通了名为“直言”的博客。每当接到维权民众的资料和反腐材料时，他就会把内容手写出来，找到打字复印店，让店里的员工帮他打字并上传到博客上，其中就包括那封“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如今，杨维骏每天坐在家里的书房里，忙于接着各地的来电——有记者采访的，也有农民请他帮忙维权的。书房里满满的堆着各种举报材料。“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就放在他的书桌上。以往，杨维骏还会做些运动，如今，杨维骏每天把多数时间用于查看维权者的资料、证据和相关政策、法律条文。许多案件牵涉到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92岁的杨维骏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来自学。对于这样的生活，老伴王婉蓉有点儿抵触。“我时常跟老杨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他们’手里掌着实权，你只是个退休的老头子。” 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长期举报高官，杨维骏渐渐发现，自己身边飘满了“眼睛”。2013年，接待维权的农民时，一位农民指着一辆车告诉他，这辆车是来监视你的——长期上访的经历，让这些农民已经能够认出政府的车了。杨维骏走过去，敲敲车窗。车内，是政协一位老干部处处长。杨维骏问：你来干什么。那位处长尴尬地回答说：“我在等朋友。”可是他立刻大声盘问那个农民：“你姓什么？你叫什么？你为什么来这里？” 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一位小区邻告诉杨维骏：杨叔叔，我很敬佩你。小区里有很多车子在监视你。在举报白恩培的过程中，杨维骏收到了一封信，署名为“好心人”。信里除了表示对杨维骏举报白恩培的佩服之外，还提醒他说：在省机关里，一位与白恩培交好的高官对他的举报信非常不满，当众大发雷霆，扬言要让杨维骏“永远闭嘴”。“好心人”建议杨老小心人身安全。杨维骏把这封举报信拿给时任省政协主席的王学仁。王学仁说：“量他也不敢，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晚上不要出来。” 2014年，当杨维骏的反腐之路到达高峰的时候，危险果然袭来。2014年3月的一天，晚上12点，一个中年妇女突然开车进小区。被站岗的武警拦下后，她声称是杨维骏的女儿，从北京回来看望父亲，“这么晚了，就别打扰我父亲了。让我自己进去吧。” 负责任的武警带着她一起敲响了杨维骏的家门。门内的杨维骏听出这不是女儿的声音，武警便把中年妇女押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她开始装疯卖傻，审问了一会儿，民警也只能把她放了。老伴王婉蓉年近80岁，以往经常锻炼身体，体质一直保持得不错。2014年夏天，王婉蓉因运动过量，感觉呼吸困难，便到小区内的医院去吸氧。医院把她安排到了一间只有她一人的病房，不一会儿，护士抬来一个银灰色的钢瓶，给她吸氧。吸了几口，王婉蓉觉得病情反而严重了，便打电话把杨维骏叫了过来。杨维骏进病房一看，银灰色的钢瓶上赫然写着“二氧化碳”四个字。杨维骏夫妇拿着钢瓶去化验，结果证明，瓶内确实是二氧化碳。院方解释为“护士拿错了”。那次吸入二氧化碳后，王婉蓉便一病不起。目前，夫妇正在考虑起诉这家医院。虽然心疼老伴的身体，但提到反腐时，杨维骏依然认为，这不过是“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除了继续写检举信和听取访民问题外，老人还有两个梦想，一是出一本自传，希望领导干部们能学习自己的反腐经历；二是想建立一个反腐基金会，专门奖励反腐人士。这两个梦想都需要启动资金，老人正在为此努力。“最近我的月工资涨了1000块钱，又向亲戚朋友借了钱。东拼西凑，已经凑到三万块钱了。”老人欣慰地说，仿佛梦想正在向自己招手。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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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描述了一个隐秘的世界。那里穷尽豪奢、纸醉金迷，高官用巨款给爱情镀上闪耀的金光。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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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11月13日，欧阳自远在贵州师范大学做宣讲报告。来源：金黔在线新闻背景：12月2日凌晨，中国西昌，承载着国人千年追月梦的嫦娥三号，开始了“她”的奔月和落月之旅。无数人为此而振奋。这将是中国航天器的首次登月，意味着我们离月球又近了一步。在北京北四环外的国家天文台里，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先生，无疑是数亿国人中最为此刻骄傲的人之一。他连续七年担任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现任探月工程领导小组高级顾问，被称为“嫦娥之父”。中国探月之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荣耀背后有哪些辛酸？我们离登月到底还有多远？嫦娥三号发射之际，搜狐网专访“嫦娥之父”，试图从元老视角，解读我们和月球的故事。 嫦娥三号的发射，让79岁的欧阳自远先生，又进入到夜不能寐的状态。 在老人心中，“嫦娥”系列如同他的孩子。他亲手将“大姑娘”嫦娥一号送入月球轨道，完成任务后撞月，目送“二姑娘”嫦娥二号紧随其后，至今在太空翱翔，这一次，“三姑娘”嫦娥三号再次出发，并肩负开拓全新领域的任务：携带“玉兔号”月球车首次实现月球软着陆和月面巡视勘察，开展月表形貌与地质构造调查等科学探测。 发射前几天，欧阳自远心情一直很复杂。 “一方面是担心，其实是没有具体对象的无谓的担心，一方面又很有信心，信任我们这批人是真正有能力的”，11月底，国家天文台的办公室里，他笑着摇摇头。他已经不需要对嫦娥三号探测结果直接负责，但作为元老，他永远逃离不了这种压力。 这已经是他当天接受的第三场采访，这些日子他格外忙碌，每天凌晨才能入睡，早上6点准时起床，“很累，大部分时候睡得不错，但只要睡前想起发射的事情，就难以入眠了”。 “嫦娥三号”从发射到着陆的整个过程中，探测器能否被月球抓住和实现软着陆，是欧阳自远最牵挂的两个步骤：前者决定探测器是否能顺利进入月球轨道，后者决定“玉兔号”是否能开始“月球漫步”。 而月球备选着陆区虹湾的图片，欧阳自远已经记不清看过多少遍。办公室墙上挂有一幅约2米长的月表照片，“虹湾”在一片开阔地带，“我们把这一大块统称为‘广寒宫’”，他指着“虹湾”位置笑着说，“这次嫦娥要回广寒宫后院了”。 在“广寒宫后院”里，嫦娥三号探测器主要完成观天、看地、测月三项任务，即用月基天文望远镜观测天文，用月基极紫外照相机检测地球等离子体层的密度和结构变化，用雷达探测月球次表层的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欧阳自远此次最期待得到的科研成果，每次向记者介绍时，他脸上总有掩饰不住的兴奋。
2006年，欧阳自远参加第36届世界空间科学大会。来源：中国经济网“经受不起失败” 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卫星发射，13天14个小时19分走了206万公里，最终进入月球轨道。 “老天爷，那真是煎熬”，欧阳自远感慨，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十几天，“心都是悬着的”。他总担心技术有疏漏，近二十万个元器件，只要一个出了问题，就是前功尽弃。特别是最后几天，手心一直出冷汗，血糖血脂血压全高。 中国人从来没有走过那么远。 确认嫦娥一号卫星被月球“抓住”，进入月球轨道的瞬间，他抱住时任总设计师孙家栋大哭了一场。“恰好的距离，恰好的速度，恰好的方向，一切都做到了”。美国和前苏联的探月工程失败案例，多发生在这个位置，要么飞得不知踪影，要么直接撞向了月球。 在现场报道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请他谈谈当时的感想，他只是反复念叨着“绕起来了”，“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巨大的压力让他如今想来都感慨，“一般人可能经受不起”。 作为科学家，他清楚科学试验难免失败，但在中国航天事业却有“不成功便成仁”的“特色”，“我们的民族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他明白，一旦失败，自己这一生都会很难平息，“我从来不在乎名誉和地位，但我会觉得责任没尽到，愧疚一辈子”。 他很佩服美国对待科学的态度。两架航天飞机爆炸，14名宇航员牺牲，但他们依然在坚持，总统发表演说表明态度：我们还要继续去实现探索宇宙的愿望。 在中国，很难做到这样的坦然。探月早已超出了纯科学的意义。 在高度紧张的压力下，欧阳自远也闹出过笑话。2007年嫦娥一号进入月球轨道后，欧阳自远对系统下达“拍照”的指令，3秒钟后，屏幕仍然一片漆黑，没有获取图片——他清楚，信号从月球轨道的嫦娥一号传输到地面系统，只需要1秒多的时间。 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出问题了。没等多想和开口问，屏幕亮了，出现一张月面照片，他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反应过来，“信号往返的时间，不正好是3秒左右吗？” 2009年3月，嫦娥一号完成绕月1年零4个月的使命，撞向月球。 “最心疼了”，直至今日，欧阳自远仍然大呼伤心，“‘她’真的是为了科学勇敢献身，粉身碎骨，报效祖国”。嫦娥一号撞月的最后时分，仍在不停地传回照片，但所照区域越来越窄，“飞得真好”，他的语气充满疼惜。 “鸦雀无声”，嫦娥一号传回最后一张照片后，彻底失去了信号，现场五六十人的屋子，谁也说不出话来。欧阳自远随后立下规矩：今后绝对不能再撞了，“实在舍不得”。 “所以嫦娥二号很幸运”，他一脸为孩子而骄傲的神情，“‘她’永不退役，直到与地面失去联系，我希望‘她’永远翱翔下去”。 北京，欧阳自远为青少年介绍月球环形山知识。来源：《北京日报》 “我是做月球的。”11月初，在果壳网举办的“万有青年大烩”活动中，欧阳自远受邀做一场15分钟的演讲。开场白一出，现场马上一阵躁动。 他接着说道： “我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因为不能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他笑了笑，话锋一转，“但我们的工作却为整个中国的技术进步做了贡献”，比如带动关键技术的攻克，使更多企业的技术适应时代要求，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等。此外，探月工程还能推动科学进步，促进队伍培养。 在台下年轻人专注眼神的注视下，他侃侃而谈，讲月球的来历、中国为什么要探测月球、中国探测了什么、对世界有什么贡献。 “只有15分钟，还有好多想谈的，时间不够，有些遗憾”，欧阳自远称，主办方已经在筹办一次专场讲座，邀请他参加。而果壳、豆瓣等网站的论坛里，有不少听过演讲的年轻网友称自己现场落泪了，“很感动”。 在欧阳自远的生命里，“月球”是比吃饭睡觉重要得多的事情。 他从1958年起研究陨石，1993年提出中国开展月球探测的申请报告。围绕这个项目的论证进行了约10年，2004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批准，启动首次月球探测工程。 工程正式启动前后约两年的时间里，欧阳自远一直在游说不同人群，解释中国探月工程的意义，“一年做了50多场科普报告”，有媒体将其称为“宣传理想的虔诚牧师”。这个过程很艰辛，却也让他感受到了“排山倒海的力量”，“理解的人都表示了支持”。 随着探月工程的顺利进展，人们提出的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如今，欧阳自远被问到最多的是“我们在世界上排第几位？” 提问者身份多样，包括官员、学者、学生等等。“我们总是热衷于这样的排名，很浮躁”，他相信这只是阶段性的“苦恼”，熬过这个阶段，人们的关注终会回归到科学本身。 他也清楚提问者的期许，尤其是官员，“我们的技术落后于美国，这是常识，大家都接受。很多人希望我们能排到第二”。 “我说得排位越高，听者越高兴”，但他总是泼冷水，“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胡说八道。”他分析，美国和俄罗斯在整体技术、科研水平、队伍建设方面，都要强于我们，日本、欧洲和中国算是后起之秀，但各有优势，比如日本的器件设备很好，欧洲在理论和材料等方面，明显强于我们。 这样的回答很容易让官员不满意，“没办法，不能一味迎合他们的口味”。 科学如同一种基因，流淌在这位老者的血液里。香港回归前，有人提出要发射一块纪念品到月球上去，以表庆祝，预算14亿元。欧阳自远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很简单，第一，这事儿不是为了科学研究，没有意义，第二，花纳税人的钱一定要精打细算”。所幸，该方案最终被高层否定。 对于月球，他有自己的畅想。中国探月工程的远期目标之一是在月球上建立基地，欧阳自远认为，基地建设可以考虑“延安”模式，操纵机器人在月球上挖“窑洞”，确保其密闭性，随后在窑洞内部打造出地球环境，并配备生命保障系统。 但他认为，人类大规模移居月球，并不具备可行性。“月球不具备人类生存的环境”，除去昼夜温差大、太阳辐射强等难题，大气层是最基本的问题，“月球本身太小，抓不住大气层”。 至于中国人什么时候能登上月球？欧阳自远称，目前无法给出时间表。 他介绍，美国航天局局长曾发表讲话，称“假如中国人愿意，他们将会在2020年实现载人登月”，也有中科院院士给出2025年、2030年这样的预测。对于这些说法，他“不做评论”，但他也透露，自己心中的日期，比上述都要晚。 “我不是追求提高国家的知名度，增加民族的振奋精神”，正如他在“万有青年大烩”现场告诉年轻人的话，“我认为这些都是虚的，我们切切实实做事情，也的确发挥出了效果”。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同时，他也有浪漫的太空梦想，“月球只是开始，太阳系是宏大的，我们中国人还要走得更远”。导读索尼影业出品的《刺杀金正恩》（又名《采访》）讲述了《今夜胡闹秀》的主持人和制作人赴朝鲜采访金正恩并趁机暗杀的故事，原本定于今年12月25在北美上映。 在影片即将上映的前一个月，却遭到疑似朝鲜政府指使的黑客攻击，成为史上第一部因黑客入侵而宣布取消上映的商业电影。如同悬念片的经典翻盘，索尼影业在平安夜突然宣布，《刺杀金正恩》将在互联网与少数院线同时播放，原地满血复活。 公司大量机密遭泄、朝鲜官方谴责、奥巴马讲话抨击、美国中情局介入调查、国际黑客攻防大战、电影死而复生……精彩程度已超过电影本身，停映的背后形成了一场微妙的政治暗战。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他是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过革命活动，文革期间曾被打为“右派”，却不改初心。作为退休30年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其实早在半年前，黑客攻击便有先兆。2014年6月初，索尼公司放出了一段《刺杀金正恩》的宣传短片。“今年秋天，James Franco和Seth Rogen将会试图暗杀金正恩。‘你们将要进入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金正恩的人民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他不但能跟海豚说话，还从来不大小便……’”对白之后，是一段由韩国演员扮演的“金正恩”特写：身穿中山服、单手叉腰、嘴里叼着一根粗大的雪茄，“土豪气”十足。最具辨识度的，是金正恩的特有发型——偏分，向后梳，两耳以上修剪得很短——在朝鲜，这个发型被称为“雄心壮志”。这段充满无厘头色彩的短视频引发全球互联网热捧，成为youtube热播视频，也激怒了朝鲜方面。6月25日，朝鲜官方表达了对这部电影的愤慨：“那些诋毁我们最高领导人并作出敌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行为的人，永远无法逃脱法律的严惩，不论他们在世界的哪个地方。”此外，朝鲜方面还指责《刺杀金正恩》的导演罗根是个“二流货色”。然而，美国政府已经习惯了朝鲜方面的抨击和“威胁”。而在西方世界眼中，朝鲜政府一向“雷声大雨点小”——就在6月25日当天，朝鲜一家国家级新闻媒体发表评论抨击美国的军事行动：“形势很严峻，核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抨击已无用，只有无情的惩罚和铁拳，才能对美国起作用”……被朝鲜方面指为“二流导演”的罗根在回应时也表现得很轻松：“朝鲜人经常干出这么滑稽的事儿……一部喜剧电影而已，能造成什么威胁？”习惯性地，这次威胁被美国政府和索尼影业当成了一次朝鲜政府“例行公事”式的发声。几个月后，他们才发现自己错了。到了11月末，电影上映前一个月，索尼影业再次向全球推广电影。11月24日，灾难不期而至：索尼影业位于洛杉矶的总部大楼里，员工们突然发现网络被锁，然后，电脑屏幕上弹出一具狰狞的骷髅，骷髅旁边是一段警告：这是来自“和平卫士”的攻击，我们已经获取了你们全部的机密文件（多达100T），如果你们不停止上映，我们将公布全部内容。接下来几天，索尼影业灾难不断：这个自名“和平卫士”的黑客开始在互联网上公布索尼影业的机密数据，包括索尼公司4万多名员工和众多好莱坞名人的个人信息、五部未上映电影的下载链接以及最新一部《007》电影的剧本。黑客还曝光了索尼高层的邮件和通讯纪录，比如索尼影业制片人怒骂安吉丽娜·朱莉“毫无才华、被宠坏、像精神病”、索尼公司高层通过邮件暗示要多拍黑人参演的电影以取阅奥巴马……12月1日，美国中情局介入此事件的调查，将朝鲜列入重要嫌疑名单。一周后，朝鲜政府官方解释：“我们不是黑客，这有可能是朝鲜的支持者做出的正义行为。”直到此时，黑客事件还基本停留在“闹剧”层面。然而，12月16日，“和平卫士”再次发出的一条警告，将事件提升到了“恐怖主义”的高度。该组织警告说，任何公映电影的电影院，都有可能遭受到其组织“9·11式的恐怖袭击”，希望公众远离影院。迫于威胁，多家影院纷纷撤销了电影放映计划。12月17日，无奈之下，索尼影业也官方宣布取消了《刺杀金正恩》圣诞节当天的公映。看起来，朝鲜暂时胜利了——在这个任何反对言论都可能被视为冒犯“最高领导人尊严”的国度，政府对“冒犯领袖”的行为发出抗议甚至祭出核威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朝鲜政府相信，西方世界多年以来热衷于暗杀金氏家族的领导人——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在1945年结束苏联流亡回到平壤后不久，被人扔了一颗手榴弹，但被一位俄罗斯人救出。大约十年前，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在坐火车前往朝鲜西北部的旅途中逃过一场大爆炸。他在地下一连躲了好几个星期……然而，索尼的官方服软不但没能中止事件，反而使之持续发酵，最终引发了一场朝鲜、美国等多国介入的政治暗战。 2.政治暗战12月19日，就在索尼影业决定不公映的两天后，美国中情局正式发布调查结果和证据，确认朝鲜应该为黑客攻击事件负责，“索尼影业被黑事件中，黑客使用的手法和工具与此前朝鲜多次发动的黑客攻击行动相似”中情局称。仿佛与中情局充满默契，几个小时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年底记者会上被多家媒体问及此事时表达了强硬的态度：“美国政府将采取恰当的措施回应朝鲜网络攻击。”同时，奥巴马还批评了索尼影业：“我同情索尼影业，可是他们做错了，别的公司千万别这么做生意。”言论虽然强硬，却并不出乎媒体的意料。自“9·11事件”以来，美国政府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永远是“强硬、再强硬、绝不屈服”。朝鲜国防部委员会当天便回应：“奥巴马总统在散布平壤进行网络攻击的谣言，朝鲜的120万军队随时准备与美国进行一切形式的战争。”两天后，朝鲜国防委员再次表示：虽然不知道“和平守护者”在是什么人，但他们是朝鲜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对于他们的正义行动予以高度评价。委员会与奥巴马隔空舌战起来：《刺杀金正恩》充满煽动，以卑劣手段杀害主权国家元首的内容将恐怖袭击正当化，这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会被允许。朝鲜有足够证据证明，美国政府深度介入了该电影的制作。“我们将对白宫、五角大楼和美国全境，这个恐怖主义的污水池进行强有力的反打击，其强度将远远超过奥巴马所说的‘对称性反打击’。”朝鲜真的与黑客攻击无关吗？关于这一点，众说纷纭。虽然朝鲜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但可以肯定的是：朝鲜存在网络攻击部队并接受专业训练，该国具备攻击和入侵他国企业的能力。据多位脱北者透露：朝鲜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培养网络战能力。韩国方面认为，朝鲜有大约3000名黑客。朝鲜网络部队由一群活跃于隐秘战线和虚拟空间的电脑精英组成，他们毕业于高等学府，精通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隶属军方情报机构，身份保密，待遇优渥。韩国高丽大学信息安全研究生院教授李中英说，朝鲜已经成立网络作战队，其中有大约1000人在中国工作，他们“在一声令下后，马上就能变成黑客并发动攻击”。当然，具备攻击能力只是一个旁证。在黑客事件中，虽然“和平卫士”使用的手法和朝鲜方面很低。但“和平卫士”曾在互联网上公开嘲笑，美国中情局妄想抓到他们。此外，据西方媒体报道，黑客事件之后，“和平卫士”还曾与媒体联系。这种高调言论与朝鲜过往在互联网方面的低调形象并不符合。事实上，即便在美国本土，也不是所有人都站在中情局和奥巴马这一边。在奥巴马发表演讲后，索尼娱乐CEO和索尼影视娱乐主席兼CEO迈克尔·林顿就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声明中多次谴责电影院线在遭到恐怖威胁后纷纷拒绝放映这部电影。“Errata安全”公司CEO罗布·格雷厄姆说，中情局公布的证据“仍然是对此前公布于众的信息的重复”。他希望中情局公布黑客使用的编码，不过他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怕我们证明他们错了”。NBA前球星肯尼·安德森曾随罗德曼篮球表演团去过朝鲜，并受到金正恩的亲自接见。他向媒体表示：“当我看到这部电影的预告片时，我正在旅行，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去刺激他们？他们已经够恨美国的了。”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常任理事胡文龙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这次拿朝鲜大做文章，就是要把世界网络安全问题的发言权始终抓在自己手上。美国一直要求朝鲜弃核，但在核问题上“压”朝鲜困难，所以开始转换话题，拿网络安全压朝鲜，并且扯上中国，意图就是“占据网络安全道义上的制高点”。然而，即便是证据并不那么充分，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将把矛头对准了朝鲜。这与过去几十年之中美鲜僵化的关系有关。作为朝鲜的敌对国，在美国，习惯攻击朝鲜的这种价值观在美国文化领域是一种默认的“政治正确”，商业上也能够迎合具备民族情节的观众和读者，电影界也不能免俗。电影停映后，在最具权威的美国影评网站IMDB上，影迷们的反应足以说明一切：尽管还没人看过这部电影，但已有两万多名IMDB用户为《刺杀金正恩》打上了10分。《刺杀金正恩》得分一直在9.9分徘徊，成为IMDB史上最高分电影，超越《教父》、《肖申克的救赎》。许多投票者留言表示不满黑客“控制”好莱坞：“好莱坞精神已死，美国人还没！”“敌对国的一切都是坏的”这种意识形态并非美国独有。在中国，“抗日神剧”热播的前提是中国两国之间的民族仇恨。朝鲜电影中也不缺乏“美国角色”，这些人物通常是“反派”。美国反派们有时由朝鲜演员化妆饰演，有时也由在朝美国人扮演。网上网下，《刺杀金正恩》这部电影引发的政治、经济上的连锁效应都在发酵。各方围绕影片的博弈成为一场微妙的国际政治暗战。11月21日，在接受CNN专访时，奥巴马严肃地说，正在考虑对朝鲜进行新的制裁，包括将其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2008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曾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删除。对此，朝鲜外务省在声明中回应说，要给一个主权国家扣上犯罪嫌疑，应先拿出确凿证据。11月22日，朝鲜再次要求美国就指责平壤对索尼影业发动黑客攻击一事道歉，并威胁将以网络战等各种方式作出反击……看上去，这场黑客事件正在演变为一场漫长的口水战。然而，在隔空对喊的炮声中，黑客事件再次发生了转折——这一次，受害者变成了朝鲜。23日凌晨1时起，朝鲜的互联网全面瘫痪。直至当天上午8时，由朝鲜政府运营的官方媒体朝中社和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的网页仍无法打开。韩联社23日报道，对韩宣传网站“我们民族之间”、对外门户网站“我的国家”从凌晨6时起一直不稳定。这些网站在凌晨1时前都能顺利进入。而“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机关报《朝鲜新报》的网站、由朝鲜旅美侨胞运营的网络媒体“民族通信”等外界运营的媒体网站连接稳定。《纽约时报》把这种现象与奥巴马几天前的强硬回应联系起来：“有观点认为，朝鲜互联网瘫痪正好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要对索尼被黑案做出回应之后，因此这可能是美国采取的报复性行为所致。”“是美国的行动导致朝鲜断网了吗？”《华尔街日报》提出了这个问题。而美国国务院一名女发言人在被问及有关问题时拒绝评论。扑朔迷离的国际黑客攻防战之外，黑客攻击事件最大的苦主索尼发动了“迟来的反击”，把全片最关键的 27 秒精华视频制作成片段发布在互联网上，瞬间成为热门话题——飘着雪花的朝鲜白头山上空，慢镜头下，一颗导弹击中了绿色的军用直升机。直升机里露出金正恩独特的“雄心壮志”发型。在爆炸的冲击下，他的发型凌乱起来，表情也变得扭曲不堪。发布宣传片后几天，就在平安夜之前，索尼影业发起了一次“反击”：《刺杀金正恩》满血复活了。《刺杀金正恩》正式在太平洋时间圣诞节早上 10 点起在部分影院和互联网上同时公映消——费者可以通过官网、YouTube、Google Play store，以及微软的 Xbox Video store 等渠道租赁影片付费下载。“You wanna watch The Interview? You can RIGHT FUCKING NOW!（你想看《刺杀金正恩》吗？现在你能看了！）”导演罗根在推特上兴奋地说。这回，奥巴马终于满意了：“我们是一个相信言论自由以及保护自由艺术表现权的国家。索尼以及相关影院做出的决定让民众能够自己决定是否观看电影，我们欢迎这一结果。”胜利的姿态，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大兵们再次战胜了朝鲜人——只不过，这次的战场存在于一块块银幕上。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倪萍坐在央视新大楼的化妆间里，国家电视台的端庄依然挂在脸上。只是如今她55岁了，更像个和蔼的邻家阿姨。详细
贾家堡“毒史”只是一个缩影。建国以来粗放式发展遗留的积弊，正寻找下一个爆发的契机。详细
在民族主义夹缝中，他探寻着日本演员的中国生存逻辑。他的命运随着中日的民间情绪起伏。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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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张二楞”最近心里挺烦。不久前，这位靠模仿赵本山起家的草根演员，在深圳各地打出“力挺本山”的横幅，声援自己“身陷低谷”的偶像。但他仍然无法改变自己所遭遇的窘境——他的演出生意，依然持续着几个月来的冷清。 明星和模仿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二十多年间，凭借模仿赵本山，张二楞收获了爱情、财富和房子。而如今他却开始担心，网络上关于赵本山的谣言四起。 有人说，在人生的赌博里，张二楞输了，“押错了宝”。他却惦记着“赢”，“过了这个坎儿，没准他收我为徒呢”——他的人生，正在上演另一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黑色喜剧。1月底的某个下午，广东东莞，一个久违的声音在一家塑料盒装厂的操上响起：“春风轻轻吹，小鸟展翅飞，大家来鼓掌，庆祝我们本山老师又回归！”东北腔儿、铁岭味儿——身着蓝色中山服、头顶老年鸭舌帽、裹着铁岭土炕味道的“赵本山”，在这场年会上第二个出场。他拿捏腔调，说着开场白。台下近千名观众传出稀疏的笑声，有人笑这句真假难辨的俏皮话，有人笑他略有些狰狞的表情——山寨版的赵本山将眉毛努力地上扬，下巴几乎贴到了脖子上，好让自己的圆脸变长，更像个“猪腰子”……他叫“张二楞”，本名张春玉，一位专门模仿赵本山的草根演员。他已经许久没接到这样的“大单子”，所以特意从深圳赶来，表演得很卖力气。排在第二个出场其实有些让他屈尊；若在以前，张二楞可都是压轴出场的“腕儿”。现场的气氛却有些冷清，直到几分钟后，“山寨小沈阳”（张二楞收的徒弟，小沈阳模仿者“小太阳”刘尚虎）上场，掌声才开始热烈起来。于是，一旁遭遇冷落的“师傅”反而成了配角。现实中，“山寨赵本山”的处境，同样远不如一年前风光。一家国企客户刚刚取消了他的“演出订单”。世态炎凉——曾经他们把张二楞当大腕追捧，如今却连句客套话都没有了，只撂下一句：“最近赵本山负面多，不要了。”往年岁末，是张二楞生意最好的日子——一个月能有三十多场演出，巅峰时期甚至演到五十多场，整月下来收入四、五万不成问题。然而现在，张二楞算了算：马上月底，才接近10个单子。早在被冷落之前，张二楞就已经嗅到了职业的危机。2014年，反腐大潮袭来之时，生意就已经开始比前年少了。在往常，国企的年会，各地镇长、村长家的红白喜事儿，都是钱多不还价的痛快生意。那时候，张二楞能拿到不等的高价。但自从反腐风暴开始，这样的生意就逐渐没了。一个原本签了合同的惠州事业单位临时取消了订单。那一次对方还挺客气：“对不起，风声紧，不演了，但钱照给，酒照喝。”——这样的好事儿，张二楞从此再没遇到过。当时张二楞还以为，过了反腐的“风头”就好了。他不曾想，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也陷入危机——2014年，接连错过全国、辽宁省乃至铁岭市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后，外界对赵本山“传言”四起。张二楞想不明白，为什么2014年年底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要批评赵本山的二人转是“低俗秀”。因为常年模仿，他跟人聊天也会不自主带有“本山”的特点——比如突然抖下眉毛，比如时不时歪起嘴。他最难以克制的动作，是双手动不动便在空气中“摩挲着什么”。那是《牛大叔提干》里的动作——是赵本山“借角色之手，控诉乡政府公款吃喝却不顾民生的做法”。张二楞说，“这些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啊！”张二楞的一切都来之不易。他如今是深圳龙岗区保安艺术团艺术总监，拿着一份稳定工资，头上也顶起诸如“龙岗区曲艺家协会副会长”等光环。用他的话说，如今看似平静，却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小品《就差钱》里的台词响彻耳畔—— “这人生就好比是一架飞机，不在飞多高多远，关键是平稳着陆。”张二楞坦言，自己现在的一切，几乎都“借了本山老师的光”。1980年代末，还在部队当文艺兵的张春玉，开始琢磨赵本山早期的《摔三弦》、《小草》等作品。为做演出服，他与做裁缝的妻子徐柳（化名）相识：“她也是赵本山的粉丝”，“模仿赵本山，竟然赚了个媳妇”。也正是那时候，赵本山因为央视春晚一炮而红，渐渐成为全民偶像。1996年，转业期间的张春玉，因为在演出中模仿《小草》中的小脚老太太，而被一家啤酒厂的老板相中。他当了酒厂宣传干事，负责推销产品。老板把他当称宝贝，特意给他分了套房——“也托了赵老师的福。”那时候，“张二楞”是啤酒厂的“法宝”。啤酒出现质量问题，张二楞被派去公关。请烟草专卖局领导吃饭，几杯酒还不够，他又学了几段赵本山的小品。一桌人哈哈大笑，事儿就算办成了。第二天，领导在电话里说：“唉，算了！咱都是哥们！”啤酒厂改制，张二楞却没有“下岗”。一家白酒厂看重他，马上又把他请去，还给了个头衔——“市场开发部宣传队队长”。那时候，他学赵本山越像，酒就卖得越好——人们一看路边有个“赵本山”做推销，立马围拢上来。2006年，张二楞上了星光大道，火了一把。名气大了，也成为演出中介眼中的香饽饽。他的演出费从一开始的200元涨到上千元。后来，张二楞干脆辞了工作，来到深圳，专职靠表演模仿赵本山谋生。因为赵本山，张二楞有了票子、车子和房子。他也一直试图和偶像攀上些关系，哪怕仅仅当面表示下感激。那时候，他曾联系到一位给赵本山写过剧本的编剧，希望“能引荐自己到到东北发展”。对方可能误解了，回答的大致意思是——现在东北都让赵本山的班子占了，没你发展的空间，不好办。后来，一档选秀节目编导邀他试镜，问他：“梦想是什么？” 张二楞想都没想：“我想见到赵本山老师。”对方当时说“好办”，几天后却支支吾吾地告知，事情黄了——因为本山传媒要求，上节目得先买他们的电视剧，“请不动啊”。“我就想见他一面，咋就这么难！”张二楞感叹。很多模仿者都知道想见赵本山本人一面有多难。2007年，深圳卫视举办的《中国笑星模仿秀节目》节目，入围决赛圈的“赵本山”就足足有二十个。节目结束，赵本山在人群簇拥下正准备离去，保镖拦住了大部分试图搭话的“假本山”。想合张影的张二楞也上去拉了一下。他记得，赵本山只瞥了他一眼。山寨赵本山并非个容易的营生。放眼全国，每一个能靠“山寨”混饭的模仿者，都有着一技之长：一个名为“赵本水”的模仿者可以口叼摩托车；一位曾拿过某模仿秀的第一名的模仿者，把赵本山送给自己的帽子卖了5万块钱……有人直接改名“老根”、“本领”，或者干脆把姓都改成了赵；还有人为此整容，一口龅牙全拔了……张二楞说，他敢自称：放眼全国，“模仿瞎子最像”。2011年，张二楞终于如愿以偿。辽宁卫视的一档节目上，他第一次与赵本山说上了话。台上，张二楞妙语连珠：“最近我越长越年轻，都说我像宋祖英”，接着又“祝福本山老师身体健康”。当时作为评委的赵本山大病一场，刚刚出院，头发比以前白了。“可能话说到心坎里去了”，赵本山台下听得脸都红了，冲上台跟他聊起来：“您深圳来的啊？……有啥事儿，咱台下再说！”张二楞高兴坏了，有点“人来疯”：“本山老师啊，见您一面太难了，除了辽宁卫视，别的卫视都请不动您啊——不买您的节目，您不来啊！” 已经回到台下的赵本山显得面无表情，他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冷场。主持人急了，“掐了，掐了！”于是，“台下再说”这事儿，最终没了结果……张二楞也尝试过“曲线救国”。通过老乡介绍，他找到扮演“刘大脑袋”的演员刘流，向对方磕头拜师。他曾想让当时担任本山传媒副总的刘流帮忙引荐偶像。但后来，对方委婉地告知，自己“就是个打工的”，实在说不上话。“追星”期间，张二楞自己也成了深圳的“腕儿”。凭借模仿秀，他在深圳买了房子、车子，攒下了10几万的积蓄，还以自家客厅为办公地点，成立了“二愣传媒”经纪公司。他也学赵本山收了十几个徒弟，这几年与时俱进，还拍了好几部微电影。他的徒弟、小沈阳模仿者刘尚虎说，一起演出这么多次，“师傅从没从我的出场费利抽过水（即拿提成）”。单子多的时候，张二楞一天要马不停蹄赶场。为节约时间，他会要求把节目提前，但客户希望他在最后压轴。终于，他的大腕儿脾气也来了。发生争执，他就撂下一句“那我不演了！”。对方立马服软——比圣旨还管用。山寨者与明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今，“山寨”的日子越发难过。用张二楞的话说，一整个民间的模仿圈子，都“盼着本山老师好好的”。谁都不愿看见“一个本山倒下了，一群本山没饭吃”。张二楞也曾想在演艺事业上“另谋出路”，继续走下去，但几乎没有机会。他认识一位模仿者，长得很胖，最早模仿臧天朔，后来臧“进去了”，又转而模仿尹相杰，结果运气不好尹也“进去了”——他没辙了，因为脸宽，只好模仿汪峰，长得不像，观众根本不买账。张二楞也考虑过要不要留一缕刘海，模仿潘长江？——可他很快打消念头，一是个子没那么矮，二是不愿放弃自己热爱的偶像。“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本山老师，他是我的偶像，我心中神一样的存在。”他说。他开始尝试在满是“正能量”的公益演出中，以本山大叔的形象亮相，“刷下存在感”——比如，在社区演出防诈骗小品；比如，用快板表演《黑土大叔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无济于事。坏消息却一个接一个，加剧了他的忧虑——虽然这些消息往往“捕风捉影”。一位从铁岭起家的辽宁省领导落马，他开始担心；人们翻出赵本山向重庆某落马领导索字求墨的照片，他开始担心；“赵本山家搜出二十吨黄金”的谣言四起，他又开始担心……“流言”里的任何一个字眼，都如悬在头上刀子，让张二楞寝食难安。去年年底，一个做策划的朋友给他出注意，让他在公开场合“力挺本山”。他本想请一个书法家朋友写个横幅。对方听罢却立即拒绝了，告诉他“你也别惹事儿”。张二楞不甘心，自己打印了横幅，在公益演出结束后当众展示。他自称“承担着不小的风险和心理压力”，结果却收效甚微，甚至还挨了骂。一个当地机关的朋友也打电话劝他：“别瞎闹了，万一把你那些职务都抹去了怎么办？”“以前他很质朴，现在因为频繁的商演，有了一些油滑的毛病。有时候，他甚至开玩笑叫我‘干爹’，让我很反感”。曾为赵本山写过剧本，并与张二楞合作过微电影的编剧尹兴军说，“我认为，他应该做自己，不要以模仿为荣了。”在一次深入地交谈之后，张二楞用少有的严肃语气跟我们谈起了自己的“心病”：“我怕，我怕失去现在的一切。我已经50岁了，这个岁数，想东山再起，很难了。”他说这话时，一字一顿，神情落寞。他说，赵本山在最近一次演出中，说的那句“我就是个演员”，几乎让自己也落泪了。他觉得，自己和赵本山一样，“都是为了生活”。几个月来，他经常 “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心里像是有小虫子爬来爬去——房子的房贷还没还完（3000块钱一个月），又该给儿子置办房子了……这一切咋整？他的坚持似乎换来了一丝希望。1月份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他突然看到手机里弹出一条新闻：“赵本山接到政协开会通知，正积极准备提案”。一瞬间，他的眼眶湿润了，一拍大腿，只感觉“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了”——“过关了”。他当即表示，要请在场的记者们吃饭。有人劝他，“消息还没确定的，先静观其变”。张二楞却顾不得了，心情一好，又开始乱想：“哎呀，我总算盼来好日子了。过了这个坎儿，本山老师没准会收我为徒呢……”他依然梦想着：有一天，他这张“旧船票”，还能登上那艘“破船”。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倪萍坐在央视新大楼的化妆间里，国家电视台的端庄依然挂在脸上。只是如今她55岁了，更像个和蔼的邻家阿姨。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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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层神秘面纱背后：催情药都是假货，避孕套有几十倍利润，全球性玩具70%产自中国。 详细
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在10月14日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流血冲突发生前，杨维骏便已经长期关注当地土地问题。在耄耋之年，92岁的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走在为民请命的反腐之路。 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与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他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 30年来，他坚持写信检举腐败官员，甚至开公车带领农民进行土地维权。正是他多年坚持写信举报，主政云南十年的前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这让他在民间获得美誉的同时，又与现在的官场格格不入，甚至成为很多官员眼中的异类、“刺头”。 老人说，他还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他是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过革命活动，文革期间曾被打为“右派”，却不改初心。作为退休30年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在昆明市中心一座老干部小区里，杨维骏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多年来，站岗的武警、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于见到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上门拜访杨维骏。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判断出：扛着背包、拎着本子的是记者，手里拎着信封和材料的则是访民。因为云南省前省委书记白恩培的落马，最近这段时间，杨宅的访客数达到了高峰。为了保护杨老先生，值班室的人会谨慎地让访客在小区外稍等，然后致电杨宅。9月的一天，一个头发全白、身材瘦削的老人从小区里迟缓地走出来。他时常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蓝色衬衫，微微驼背，思维却非常清晰。他走到值班室旁边，一群来自晋宁县富有村的农民立刻拥了上来，齐呼“杨爷爷”。他们正在等着他参加庆祝白恩培落马的晋宁访民大会。杨维骏递给农民领导一叠发言稿。“这次大会我就不去现场了。反腐的战斗正在最关键阶段。” 杨维骏长期关注云南基本农田被占问题，这几年多次到富有村对基本农田被强占的问题进行调研。然而，10月14日，他不忍见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0月14日，在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暴发了一次因强占基本农田导致的流血冲突，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冲突背后，是云南近年来的土地问题。因为土地问题，杨维骏与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有着矛盾。矛盾始于2001年，白恩培调任云南省委书记时。白恩培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大片基本农田被毁。在其“快速发展”口号的指导下，云南毁坏生态，变卖矿产，强征民地，强拆民房。作为一个不讲“官场规则”的老干部，杨维骏常在省政府的会议上提意见，让白恩培非常讨厌。从此以后，每次发言，杨维骏都会被安排在最后，快轮到他时，会议已经结束。2008年，杨维骏从举报者口中得知：价值5000亿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刘汉以10亿元人民币控制了60%的股权。而作为国企的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由其控股，却被白恩培拒绝。省内诉求无门，杨维骏便开始写举报信，向各级政府和中纪委举报。2012年12月，他还曾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写过一封举报信。多方举报无门之下，2013年夏天，杨维骏想趁去北京治疗眼疾的机会去中纪委举报。进京举报之前，省里有人得到了风声。省政协邀请了省委办公厅、统战部和政协的一些干部，为杨维骏专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事后，杨维骏用“批斗会”来形容这次会议。会议大厅里，近二十个领导干部坐成一圈，中间是杨维骏。一位领导问杨维骏：“听说杨老你举报了六个问题，你为什么把那六个问题在网上晒出来？” 杨维骏回答说：“不是我晒出来的，是《财经》杂志的记者晒出来的。” 虽然年过90，但杨维骏却一直关注时事新闻。2013年，他从新闻中看到，《财经》杂志社副主编罗昌平坚持向中纪委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直至其落马。他认为罗昌平是同道中人，便通过《财经》杂志的一位记者，把六个案件的材料交给罗昌平，其中包括晋宁、福海等地的基本农田问题以及兰坪铅锌矿案问题，希望他能够把材料直接交给中纪委的领导。后来，《财经》杂志报道了兰坪铅锌矿案，并把部分举报材料发上了网络。领导又问：“你所举报的这六个问题全部都解决了，为什么你还要举报呢？” 杨维骏反问：“假如都解决的话，为什么群众还跑到北京去上访呢？很明显，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 两番问答，杨维骏都占了上风。领导终于急了：“美国是讲民主的，对斯诺登尚且要严加防范限制。所以我们对你，也要限制。” 杨维骏终于生气了：“身为党的干部，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美国是假民主。” 事后，杨维骏向记者解释，在他眼中，美国对内是民主，但对外是强权政治。“我说美国是假民主，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了，他不敢再说了。难道他说美国是真民主，他敢吗？这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了。” 此外，杨维骏对领导公然拿“斯诺登”打比方也有意见。“斯诺登是揭露美帝国主义黑幕的英雄——连我们香港政府都拒绝了美国的引渡要求，允许斯诺登前往莫斯科。” 领导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讨论，质问杨维骏为什么参加“晋宁农民万人维权大会”。杨维骏反问：“我为什么不能去？再者说，晋宁县县委书记最后也表态了，欢迎我常去指导。” 领导无奈了：“他那是跟你讲的客气话。” 杨维骏反驳：“我这个人从来不懂客气话，我说话只会直来直去。” 这引发了会场一片笑声。一波三折之后，杨维骏终于成行北京。随行的，除了老伴王婉蓉之外，还有一位省政府派的工作人员。事后，杨维骏才知道，这位同志的任务，是来“监视”自己。这一天，中纪委信访办的门口，排着三排长队。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访民——时年91岁的杨维骏老先生。信访办的一位老干部专门接待了杨维骏，看到杨老的退休证和举报材料，他说：“我们感激你，代表党组织感激你。” 事后，这位干部赞扬说，杨维骏有三个突破——第一个突破：年龄最大，第二个突破：职务最高，第三个突破：举报完全不为自己。得知杨维骏去中纪委举报，随行的那位省政府工作人员慌了，对杨维骏的老伴和女儿说：杨老一定是去中纪委举报去了，那我回去要被整的。“杨老告不倒他们的，省里对杨老早都不耐烦了。” 事实证明，他错了。一年之后，日，中纪委宣布：白恩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2.从“公车上访”到“万人大会”对白恩培的举报，只是杨维骏反腐30年反腐生涯的一部分。除2013年举报白恩培事件之外，最出名的一次，是2010年的“公车上访”事件。日，时年88岁的杨维骏坐在黑色奥迪政府专车上，带着两辆面包车，带驶进了省政协，也驶进了公众的视野。杨维骏带着12个访民，在省政府里挨个办公室敲门，却无人敢应，明显在躲着他。过了几天，省政协委派一个干部劝杨维骏说：你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不太合适。杨维骏反问：“我的公车是不是规定只能用来游山玩水，不能调查研究、为民请命？你这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干部哑口无言。这次“公车上访”，起因是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一位大学生找到了杨维骏，把村里一千八百亩良田土地被镇长强征，房屋被强拆的事情告诉了他。杨维骏马上去村里调查。他实地考察发现，村民的土地被强占，又没有拿到补地，一些老年人没有地方住，被迫住在猪圈、柴房里面。调查了实地情况后，杨维骏找上有关部门，质问说：“根据国家规定，对农民的基本农田，要先补后占。你们补了土地吗？” 一位官员回应说补了。杨维骏追问，补在什么地方？那位官员说了一个偏僻的地点，“真补了，不信您去看。”事后，杨维骏回忆说，那个官员可能是觉得，自己已经80多岁了，随便说一个偏僻的地点，自己不会去查看。然而，杨维骏到那里一看，是一片荒山，上面什么都没有，也无法种植粮食。他回到有关部门，继续追问：“荒山怎么能算补呢？”那位官员又指了一处更偏的地点给他。执拗的老人再次去实地考察——结果，又是一座荒山。“都是假的，他们就这样骗我。连我都愚弄，农民又怎么能拿到补偿呢？” 后来，杨维骏带着几个政府干部去韩家湾村实地考察，把村里的情况一一向他们指出——有老人没住在自己的猪圈里，没有水，没有电，阴暗潮湿，一年之内病死了二十几个人。还有一个92岁的老人，实在受不了，就跳鱼塘自杀了。政府干部回答说，这是正常死亡，是病死的。杨维骏生气地问：“在这个条件下死亡，怎能算是真正的自然死亡？” 2012年，昆明晋宁县广济村等13个村委会因为征地问题的维权事件被媒体大量报道，2013年，更曾有过一次村民“万人集会”。村民代表王春云回忆，2013年3月，接到举报材料的杨维骏打来电话，在电话声援大家，并要求大家依法维权，后来还曾亲自参加。杨维骏回忆，参加大会之前，时任晋宁县委书记曾到杨维骏家，希望他不要去。杨维骏反驳说：“他们维权是坚决拥护中央和省委的政策，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求惩处违法乱纪干部。作为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参加？” 劝阻无果后，县委书记只好说“欢迎杨老多去指导”。老人还建议县委书记多去听听群体的诉求。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和政府多年的实践经验。现在有些干部，开自我批评的内部大会，我说你什么不足，你说我什么不够，就是不敢开门去倾听群众的意见，自我批评完也不解决问题。那都是走过场——自己批评没有用，得打开门让别人来批评。”老人说。最近，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这部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献礼剧，以不回避历史的态度和平民化的刻画引发观众热捧。每晚，杨维骏和老伴都会坐在电视机前等候，每每看得热泪盈眶。电视中那些鲜活的画面，他们都曾经历过。杨维骏正直的品性来自自身经历。其父杨蓁，云南名将，做过孙中山的参谋长，曾与朱德义结金兰。杨维骏3岁时，杨蓁被军阀谋杀，便随母亲逃往上海法租界，童年便目睹了洋人压迫国人的一幕幕，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同情。后来，杨维骏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进入政协工作。1959年，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学者费孝通被打为“右派”。这时，有人找上门，让他揭发检举老师费孝通跟其他的反党知识分子“策划于密室”。杨维骏的回答是：“我不能瞎编。” 因不肯检举老师，杨维骏也被打成“右派”。白天被人监督劳动，插秧、耕田、放牛、修路、上山打炮眼……晚上还要被批斗。在这种压力下，身边很多人吐血死掉了，杨维骏却坚持了下来。他说，20年的“右派”生涯中，是马恩文选拯救了他。“我找到了一个精神支柱，才活了下来。” 这种生活，直到1978年，杨维骏平反，恢复原职。退休之后的30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反腐。1989年，国有企业投机倒把的“官倒”活动猖獗。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活动，云南也成立了一个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时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成为小组副主任。听举报者说昆明钢铁公司有“官倒”现象，杨维骏就带人去调查。发现昆钢一位领导把大量钢村以政府统购的价格卖给广东商人，收了取两辆面包车的回扣。一切证据确凿。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杨维骏汇报完情况后，会场沉默了几十秒——在座的几十位小组成员没一人吭声。坐在杨维骏旁边的小组成员扯扯他的手，轻声说：“你看，人家都后悔了，痛哭流涕了。”杨维骏反驳，不管他流涕不流涕，痛哭不痛哭，他犯了错误，就要依法处理。然而，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杨维骏很疑惑，多方打听得知，那位昆钢领导“上面有人”。在白恩培之前，杨维骏最出名的反腐事件，是上世纪90年代举报原云南红塔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当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虽然云南经济落后，但是烟草行业非常发达。云南的财政收入中，烟草占到70%。有群众向杨维骏反映：红塔香烟的市场价比出厂价高出一倍，烟厂与省内部分领导干部子女勾结，从中攫取巨额利益。1994年，杨维骏向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举报褚时健。后来，潜逃国外的褚时健被捕。1999年，褚时健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维不会用电脑、网络，甚至手机都不会用。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当现实中的反腐之路受到阻碍时，杨维骏还是选择在互联网上另开一条谏言之路。2010年，杨维骏开通了名为“直言”的博客。每当接到维权民众的资料和反腐材料时，他就会把内容手写出来，找到打字复印店，让店里的员工帮他打字并上传到博客上，其中就包括那封“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如今，杨维骏每天坐在家里的书房里，忙于接着各地的来电——有记者采访的，也有农民请他帮忙维权的。书房里满满的堆着各种举报材料。“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就放在他的书桌上。以往，杨维骏还会做些运动，如今，杨维骏每天把多数时间用于查看维权者的资料、证据和相关政策、法律条文。许多案件牵涉到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92岁的杨维骏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来自学。对于这样的生活，老伴王婉蓉有点儿抵触。“我时常跟老杨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他们’手里掌着实权，你只是个退休的老头子。” 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长期举报高官，杨维骏渐渐发现，自己身边飘满了“眼睛”。2013年，接待维权的农民时，一位农民指着一辆车告诉他，这辆车是来监视你的——长期上访的经历，让这些农民已经能够认出政府的车了。杨维骏走过去，敲敲车窗。车内，是政协一位老干部处处长。杨维骏问：你来干什么。那位处长尴尬地回答说：“我在等朋友。”可是他立刻大声盘问那个农民：“你姓什么？你叫什么？你为什么来这里？” 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一位小区邻告诉杨维骏：杨叔叔，我很敬佩你。小区里有很多车子在监视你。在举报白恩培的过程中，杨维骏收到了一封信，署名为“好心人”。信里除了表示对杨维骏举报白恩培的佩服之外，还提醒他说：在省机关里，一位与白恩培交好的高官对他的举报信非常不满，当众大发雷霆，扬言要让杨维骏“永远闭嘴”。“好心人”建议杨老小心人身安全。杨维骏把这封举报信拿给时任省政协主席的王学仁。王学仁说：“量他也不敢，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晚上不要出来。” 2014年，当杨维骏的反腐之路到达高峰的时候，危险果然袭来。2014年3月的一天，晚上12点，一个中年妇女突然开车进小区。被站岗的武警拦下后，她声称是杨维骏的女儿，从北京回来看望父亲，“这么晚了，就别打扰我父亲了。让我自己进去吧。” 负责任的武警带着她一起敲响了杨维骏的家门。门内的杨维骏听出这不是女儿的声音，武警便把中年妇女押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她开始装疯卖傻，审问了一会儿，民警也只能把她放了。老伴王婉蓉年近80岁，以往经常锻炼身体，体质一直保持得不错。2014年夏天，王婉蓉因运动过量，感觉呼吸困难，便到小区内的医院去吸氧。医院把她安排到了一间只有她一人的病房，不一会儿，护士抬来一个银灰色的钢瓶，给她吸氧。吸了几口，王婉蓉觉得病情反而严重了，便打电话把杨维骏叫了过来。杨维骏进病房一看，银灰色的钢瓶上赫然写着“二氧化碳”四个字。杨维骏夫妇拿着钢瓶去化验，结果证明，瓶内确实是二氧化碳。院方解释为“护士拿错了”。那次吸入二氧化碳后，王婉蓉便一病不起。目前，夫妇正在考虑起诉这家医院。虽然心疼老伴的身体，但提到反腐时，杨维骏依然认为，这不过是“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除了继续写检举信和听取访民问题外，老人还有两个梦想，一是出一本自传，希望领导干部们能学习自己的反腐经历；二是想建立一个反腐基金会，专门奖励反腐人士。这两个梦想都需要启动资金，老人正在为此努力。“最近我的月工资涨了1000块钱，又向亲戚朋友借了钱。东拼西凑，已经凑到三万块钱了。”老人欣慰地说，仿佛梦想正在向自己招手。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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