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南制药集团有限公司5团老战士现在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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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黑CD这一说
你新CD进老五的团,打完老五的话相当于你前面的全部都打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H模式跟PT模式不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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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给力了,你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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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鲁南滨海&沭河两岸&打出个英雄的老四团(五)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滨海第二军分区在陈巡会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布署反扫荡作战任务。会议期间,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会场顿时沸腾起来,与会同志欢呼跳跃,热泪盈眶,互相拥抱,庆祝抗战胜利的到来。军分区领导决定终止会议,再开下去,已无实际意义。八月十一日,山东军区召开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将各军区的主力部队与基干部队组编为“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共八个师、十二个警备旅和一个海军支队。其中:滨海军区部队编为一、二师,警备十、十一旅;鲁中军区部队编为三、四师,警一、二、三旅,另两个独立旅;胶东军区部队编为五、六师,警四、五旅及海军支队;渤海军区部队编为七师,警六、七旅;鲁南军区部队编为八师,警八、九旅。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编为一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参谋长李梓斌、主任刘西元。滨海六团编为一师一团,滨海十三团编为二团,莒南独立团(滨海军区独立三团)编为三团。滨海军区第二军分区编为二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参谋长贺东生、主任王树君。滨海老四团编为二师四团,滨海二十三团编为五团,海陵独立团(滨海军区独立一团)编为六团。至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中,战功卓著,威名远扬,被党和人民称为“万岁军”的第三十八军两个主力师,在山东滨海正式编成。其发展演变过程是:
三十八军第一一二师: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山东解放军一师,东北*联军一师,东北野战军一纵队一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二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机械化步兵第一一二师。辖:
334团。一一五师三四三旅686团,山东八路军鲁南支队,教二旅六团,滨海六团,一师一团,东北野战军一纵队一师一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334团,机械化步兵第334团。
335团。教五旅13团,滨海13团,一师二团,东北野战军一纵队一师二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335团,机械化步兵第335团。
336团。山纵二旅六团,莒中、莒南独立营,莒南独立团,滨海军区独立三团,一师三团,东北野战军一纵队一师三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336团。
三十八军一一三师:滨海军区第二军分区,山东解放军二师,东北*联军二师,东北野战军一纵队二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机械化步兵第一一三师。辖:
337团。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补充团,晋西支队一团,教二旅四团,滨海四团,二师四团,东北野战军一纵队二师四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337团,机械化步兵第337团。
338团。新四军三师八旅23团,滨海23团,二师五团,东北野战军一纵队二师五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338团,机械化步兵第338团。
339团。海陵独立旅,海陵独立团,滨海军区独立一团,二师六团,东北野战军一纵队二师六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339团。
此外,三十八军另一个师一一四师,由原山东滨海军区滨海支队编成。滨海支队是由一九四二年国民党五十七军一一一师起义部队编成,后来组编为东北野战军一纵队三师师部和340、342团。一一四师341团则由原山东胶东、鲁中军区部分连队在东北编成。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经多次整编,现存一一二、一一三两个机械化步兵师,共五个机步团,既:334、335、336、337、338团。一一四师转隶武警部队。
出乎所有人预料,贺健没有留在山东解放军二师任职,而是被任命为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八旅旅长。老四团的老兵们都说:“因为贺老头与罗华生不合,所以被调走了。”八月十三日,老四团排以上干部100多人,在徐班庄村外的树林里,为老团长贺健举行欢送会。由于新任团长杨大易、政委杨廷昌、副团长于似虎都未到职,所以,只能由参谋长李忠信、主任于敬山陪同贺健来到会场。贺健穿着黑色皮夹克,足蹬一双黑色马靴,手里拿着根马鞭,站在坟包上,脸色凝重,面无表情,望着下面坐着跟自己从山西打到山东,出生入死,血战沙场,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老部下,难舍难分的心情,难以言表。主任于敬山主持会议,刚讲了两句话,下面已是一片哭声。钢八连连长秦家龙爬在地上痛哭不止,二连连长吕吉山、三连连长李松山、五连连长杨三官、七连连长温克第连哭带喊:“团长,你不能走啊,你走了谁带我们打仗?”一营副营长、战斗英雄于凤德(外号于秃子,在随后解放临沂战斗中壮烈牺牲)一把抓下帽子,露出光头,嚎淘大哭,声嘶力竭,令人心碎,会场顿时被哭声搅乱。于敬山主任的开场白也没法讲下去,只能草草结束,请老团长贺健作最后指示。贺健站在坟包上,眼含热泪,但生性刚强的他,始终没让它流下来。他沉默地望着大家,足足三分钟没说出一句话。他平静一下心情,说道:“你们哭什么?我走了,老四团就少了一个骂你们、训你们的人。”贺健团长此话一出,下面哭声愈发厉害。贺健接着说:“大家不要哭,我谢谢大家开会欢送我。你们要永远记住老四团在抗战中牺牲的几千名烈士,他们才是老四团真正的英雄!你们要永远保持发扬老四团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代代相传。我要走了,我会永远记住老四团,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你们都是好样的,我走了不要紧,只要有你们在,天塌不下来,老四团还是能征善战的老四团!”说完,走下坟包,头也不回地走向战马。大家都站起来,冲到贺团长周围,贺健团长骑在马上,双手抱拳,作揖答谢。然后,带着警卫员崔广田,扬鞭催马,绝尘而去。
贺健带领老四团在鲁南、滨海抗日战场上,威风八面,所向披靡,日伪军闻之丧胆,老百姓则欢呼为“英雄老四团”。老四团仅在山东抗战五年中,就付出了极大牺牲,有三千余名干部战士,牺牲在鲁南、滨海,牺牲在沭河两岸。其中,有四位团首长长眠在山东抗日战场上,他们是:
第一任团政委符竹庭,滨海军区政委,一九四三年在山东贑榆旦头村战斗中牺牲。
第二任团长彭雄,新四军三师参谋长,一九四三年由华中赴延安,经海路进入山东时,在柘旺地区牺牲。
第二任团政委王麓水,鲁南军区政委,山东八师师长兼政委,一九四五年在山东滕县牺牲。
团参谋长贾正远,滨海军区警卫团副团长,一九四四年在山东日照黄埠子牺牲。
此外,第四任团政委曾明桃,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于一九四五年在山东鲁南苍山县文峰山病逝。
如今,在沭河北侧高山上,临沂人民为纪念英雄老四团三千名烈士,专门修建了一座高大的烈士纪念碑。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山东电视台拍摄了《敬礼!老四团》专题片,在全省宣传老四团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贺健在老四团工作、战斗的五年,是他几十年军事生涯中,最为辉煌,最为光彩照人的五年。他实现了当初对老战友黄骅许下的诺言:“把老四团带成八路军中数一数二的主力团!”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带出一批能征善战的干部,带出一支百战百胜的英雄团队。贺健一手调教出来的老四团,到底有多强的战斗力?在几百万大军的伟大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中,居于什么地位?仅举两个战例,就足已说明。
战例一“天津战役”。一九四九年一月,东北野战军发起天津战役,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战术,西线由38、39两个军主攻,东线由44、45两个军主攻,双方在天津市中心的金汤桥会师。东总决定,最先打到金汤桥的连队,将授予“金汤桥英雄连”称号。西线三十八军由两个主力师112、113师并肩突破,113师决定主攻团为337团(老四团)。337团采取“双尖刀连”战法,由红三连、钢八连担任第一第二尖刀连,突破天津城墙后,由铁七连一路猛冲猛打,力争第一个到达金汤桥,夺取“金汤桥英雄连”锦旗。一月十四上午十时五十分,红三连在东北野战军战斗英雄史德宏连长的率领下,不待炮火延伸,以漂亮的前三角战斗队形,向天津西营门提前发起冲击,越壕攀墙,一气呵成,仅三分钟就把第一面红旗插在天津城上。随后,第二尖刀连钢八连冲上城墙,向守敌发起猛烈攻击,巩固扩大突破口,掩护全团杀入城内。此时,一一二师、三十九军的部分连队,均从337团突破口入城。铁七连一路猛打,绝不与敌人纠缠,于第二日凌晨二时三十分,率先打到金汤桥。此时金汤桥四周没有敌人,也没有友军。连长、指导员一商量,决定打过桥去,迎接东线兄弟部队。于是,全连冲过金汤桥,与蒋军激战起来,但是他们忘了一件要命的头等大事,没向团、师、军报告:“七连已攻占金汤桥”。随后,39军一个连打到金汤桥,见没有敌人,也没有友军,误以为他们是第一个打到金汤桥的连队,立即上报,受到天津前指通令嘉奖。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发觉不对,下令追查,才搞清楚是七连只顾打仗,忘了报告。在金汤桥上,军长骂师长,师长骂团长,团长骂营长,营长骂谁呢?主攻营营长见七连战士们委屈地直掉泪,到手的“金汤桥英雄连”丢了,个个悔青肠子,痛苦万分,他还能说什么?这场历史“冤案”至今还是铁七连抹不平、去不掉的心病。在天津战役中,三十八军将天津守敌少将以上军官全部俘虏,战斗只打了二十九个小时,一座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蒋军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瞬间就被摧毁,开创我军城市攻坚战的先例。
战例二“龙源里阻击战”。一九五O年十一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在全歼德川守敌南朝鲜伪七师后,一一三师奉志愿军司令部命令:穿插敌后三所里,断敌南逃之路,全歼美二师、二十五师和土耳其旅。一一三师一昼夜急行军145里,先头团338团先敌五分钟占领三所里,关住美军南逃闸门。随即,337团抢占龙源里,截断美军南逃另一条通道。337团在龙源里与南逃的美二师、二十五师,土耳其旅及北上增援的美骑一师,仅凭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与装备飞机、坦克、大炮的美军,南北两面同时开打,血战三日,龙源里阵地岿然不动。原老四团一营骑兵班长,时任红三连连长的张友喜,大冬天脱掉棉衣,光着膀子,抱着机枪边扫射边高喊:“撼山易,撼龙源里难,撼老四团更难!”全团2000余人以血肉之躯,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一连二排长郭忠田率全排50余人,利用工事有效掩护自己,设置假阵地迷惑敌人,激战三昼夜,歼敌250余人,全排无一伤亡,创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受到斯大林大元帅的亲自接见。战后,郭忠田被志愿军总部授予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总部只授予三名特等功臣、特级战斗英雄,均为烈士,他们是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337团龙源里阻击战打得非常果敢,非常顽强,非常漂亮。让南北美军三个师,相距不足千米,却始终无*合,为志愿军在二次战役中大量歼敌,彻底改变朝鲜战局态势,起了决定性作用,为三十八军获得“万岁军“美称,立下不朽的功勋!
以上两个战例,足以说明贺健带出的老四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中的显赫地位,足以说明老四团具有无与伦比的战斗力。在今天的337团,如果问起谁最能打仗?战士们会告诉你:“不好说”。如果问起哪位团长最能打仗?战士们会一口同声地说:“贺健老团长”。令人费解的是,贺健将军离开老四团后,却从来没有回去过。一九七0年春季的一天,时任总参军事交通部副部长的贺健将军,独自一人来到保定市一一三师师部,门岗哨兵拦住他,问他找谁。贺健将军想了想,说:“我找裴飞正。”哨兵一听要找师长,又问:“你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贺健大怒,厉声说道:“你通知值班室,让裴飞正跑步来见我!”哨兵吓坏了,打电话通知值班室,值班员又立即报告正在开师党委会的师长。裴飞正一听立即停止开会,率全体师首长在大门内列队敬礼,欢迎老首长视察部队。贺建一句话不说,走进师部大楼,坐在会议室里告诉裴飞正:“我来看看儿子贺东平,下午就回北京”。师首长哪能答应,一面通知军首长,一面通知337团整装列队,准备迎接老团长贺健将军检阅。337团全体官兵听说贺健老团长要来,无不欢呼跳跃,都想见见这位传奇将军。特别是夜老虎二连、红三连、铁七连和钢八连这四个贺健最宠爱、最器重的英雄连队,官兵们更是兴奋异常。战士们精神抖擞,手持刚刚换装的六三式自动步枪,列队静候老团长的到来。可是坐在一一三师师部的贺健将军,对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不为所动,见了儿子一面,说了几句话,不听任何人劝阻,不让任何人送行,独自一人买票坐火车返回了北京。几位军师首长都摇摇头,说:“还是当年那个倔老头,一点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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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的战争历程(对贵州同学而言,也是展现其父的一段从军足迹),从1937年8月下旬红1方面军的三原改编开始。改编前,红1方面军下辖红1、15军团,红1军团下辖红1、2、4师。改编时红1方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红1、15军团分别改为115师343、344旅,红1军团红2、4师分别改为343旅685、686团,红1师改为115师独立团;再往下,红2师4、5、6团顺次改为685团1、2、3营,因此“红5团”(称谓即来自这个红2师5团)的八路军番号最早是115师343旅685团2营,部队的编制降了一级。改编后的8月底,115师从陕西韩城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乘火车沿同蒲路到达太原以北的崞县下车,由此进入晋东北抗日前线。9月25日平型关首战打响,685团为西翼突击部队。
  平型关战斗之后的37年10月下旬,115师一分为三,343旅随师部南下正太路;344旅随八路军总部赴晋中;师独立团随聂荣臻留晋东北,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师部南下之前,留在晋察冀的343旅政委周建屏与陈光商量,拟借685团2营(即“红5团”,其时作为先遣队已南下阳泉)帮助开辟他负责的晋察冀4分区,经林彪同意,该2营由南转东直赴河北平山。殊不知这一脱离,从此再未归建,这是“红5团”抗战期间的第一个“拐点”。还要说道一下这个周建屏。虽然时任343旅政委,但他对该旅的影响其实有限,他改编前才到的1军团,史上于本部也没什么渊源。那为何一下就能借走林彪的核心部队(685团1、2营)呢?头一个原因是周建屏要去的这个晋察冀4分区,不像同区的1、2、3分区,手上都有点骨干部队,他除了120师派的一个工作队外,几乎两手空空。因此向师、旅借支部队护卫履新,理由十分正当。第二个原因是红5团当时已前出到正太路北侧游击,最靠近4分区的中心平山县,当成一次任务“走一趟镖”举手之劳。最后一个原因是林、陈这边的。聂政委去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根据中央苏区的经验,也可以说是去组建师后指(后方司令部),师主力这趟出击娘子关,难说还可能转回来,窝能先建一个最好,所以要大力支持(因此独立团留下了)。周建屏去冀西也是同样道理,能预为343旅踩点做窝是好事,“红5团”借他一用值得!那时大家都依照红军时期的经验,谁也没想到后头的发展竟至完全两样。所以,1937年10月“红5团”的借调,是一拍两合的事儿,谁会去想之后的“拐点”如何?
  37年10月到38年2月的这几个月,“红5团”在晋察冀4分区过得还是很惬意的,不光协助周司令组建了他的晋察冀军区第3支队,自己也在37年的11月末扩编组成师属第5支队(下辖两个营)。虽然付出了点代价(营副陈祖林带6连调入4分区),但分区也调来一个营的当地武装,补偿空缺,算是个双赢局面。不过“第5支队”这个支队番号,却使115师的编制序列一时出现混乱,众人多有不解。按说该师应该先有第1支队,然后才有后头的第2、3、4、5,现在前面全掉链子,突然首编了个“第5”,这是那门子学问?或有人说,这是否是延续的晋察冀地面的番号?因为同在37年的11月,晋察冀军区1、2、3、4分区相继成立了1、2、4、3支队,红5团其时正好处在4分区,不正好就顺接了5支队这个番号?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为一个月后(37年12月)聂总收编平西地方武装赵侗部队的举措所否定,因为聂给赵部的番号就是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一个地区同时授予两个5支队(而且级别还不一样),开什么玩笑?何况“红5团”当初讲明是借,没有师部的允准,即便晋察冀敢册封,曾支队长也不敢接受。那作何解释?细究115师林、聂两部这一段的发展脉络,我是这样看的:1937年10月晋察冀边区初辟之后,聂荣臻将身边迅猛壮大起来的115师独立团扩编,成立八路军独立1师,原辖各营顺次扩编为1、2、3团。这个行动不简单,等同于恢复原1军团红1师的建制番号。虽然“独立1师”这个番号因蒋介石反应强烈,很快改成了晋察冀军区1支队,但大家都知道,该独立1师的架子其实一点没动(现65集团军193师被认定为“红1师”正据于此),下面的1、2、3大队也仍代表同序列号团,大家只是矮矮身段,蒙蒙蒋委员长。然而这次“扩红”却给时正在娘子关一线作战的林彪等人很大启发,其认为685、686团迟早也要恢复到原红2、4师那个架势,因此当“红5团”有条件率先恢复为团建制时,师部这边就顺势将其命名为第5支队。这里的“支队”就是“团”,“5”则暗指前红2师5团,也预示着将来的685团1、3营就是红2师的4、6支队。
5支队离开晋察冀4分区是1938年的2月,当时林彪率师部及343旅已在晋西南的吕梁山一带站住脚,正筹划做好这个窝。中央将115师主力调到吕梁山的主要目是担任同蒲路南段(太原-临汾)西侧的黄河河防,因为吕梁区的河对岸就是陕甘宁的绥德分区,再往西就是延安了。从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太原后,即开始向同蒲路路西“扫荡”挤压,力图歼灭这一地区包括八路军在内的2战区留晋部队。如果日军的进攻部队越过吕梁逼到黄河,河西的形势就陡然紧张。中央、集总都希望115师能尽快创建晋西南根据地,并与布防于同蒲路北段(太原-朔县)的120师贯通,联起手来堵住日军的西进道路。对115师林罗来说,这个任务很繁重,既要开辟新区造窝,又要承担河东防御,现手上只有五个营的主力部队,因此就想到了借走了的“红5团”。5支队接到师部命令后,急冲冲地就往正太路赶。不想刚过正太路抵达昔阳,就被从太行过来的徐向前给堵住了。徐总此番是要去冀南支援陈再道的先遣队,原先光杆司令一个,下太行时抓了刘邓的769团出这趟差,但平原作战点线多,手头兵力还是感觉紧。现在一下撞到5支队,说你们停下来休整休整,我给你们师长去电报。于是给集总报告,向115师请援,商议、考虑、等复。得,一晃到了3月份,晋西南那边林彪在隰县受重伤,随即赴陕治疗,彭总下令343旅旅长陈光任代师长。人事格局一变,5支队的借调就有松动。陈光虽然也属部队荣誉感极强之将,但因军中地位两次受益于彭(前一次是军团重编时,毛彭林合议,陈光调任陕甘支队2纵(原3军团)改编的红4师师长,而否了原2纵司令彭雪枫),所以听彭招呼。这样5支队的史程“拐点”又见,走向再次由南转东,随徐向前再进河北,这一次拐的地方更远,在冀南区的中心点南宫。129师对5支队的回报也很快,临出发的4月,支队奉命于和顺扩编,辖4、5两团。这样,曾国华也就成了343旅六个主力营中首位擢升旅长的营长,与刚出来的晋察冀地面比,曾也与他的那些红军师首长,如杨成武、邓华、陈漫远、周建屏等“平级”。因此,“大历史关口”中命中人(当然得是实力派人物)的风云际会,有时发挥得淋漓尽致。
1938年6月,129师打下冀南军区的基础后,又拟东出鲁西北,再下一城,这时动用的力量又是5支队,搭伴上该师的津浦支队。不过,此期晋西南的115师也已虑及毛泽东关于“派兵去山东”的主张。同月,该师主任萧华带小队人马动身去冀鲁豫,计划在9月间抵达此行目标区——津南以下的冀鲁边。萧华一行此番的任务是去组织一个入鲁的前方指挥架子,名义叫做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以下简称“东挺”),出发时底下啥作战部队没有。但以陈罗的派兵计划看,莫说作战部队,主力都不成问题!就因为他们早已瞅准了正在鲁西北路上穿行的5支队(得,“拐点”再现,要回本家)。并且,陈光发电给曾国华,让他转告孙继先,津浦支队一起去冀鲁边的好。按说,津浦支队归129师,不同的大建制单位,怎么能如此便宜行事?“戏眼”就在这孙继先。他原先是红1军团的(著名的“17勇士”所在的红1团1营营长嘛!),长征后期过草地时换到四方面军任93师参谋长,敢情“心”还是在一方面军这边。这样,38年的7月,5支队、津浦支队(还是拿到了徐向前的简令)各打出永兴支队、平津支队的旗号,跨过津浦路进入鲁北的陵县、宁津;8月更深入到津南。也这样,老八路经天纬地的本事亮出来:“东挺”指挥架子尚未到岗,手下的4(津浦支队)、5、6支队(津南当地的冀鲁边支队)已经一水儿地登台亮相。本世纪初,国内儒商曾嚷嚷“向八路军学习”的口号,学什么?自然是学“发展”。古人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这冀鲁边八路,却是“兵马全部到岗,粮草官的不见”,此时,他们的“司政后”还在鲁西蹭地面呢,不过还是“在线”发了关防。
 5支队来到鲁西后部署于聊城、东阿一带,任务是支持建于此地的鲁西3分区。这地面与129师开辟的鲁西北新区混沌成一团,战线交错不清。因此,鲁西北乃至冀南那边形势一吃紧,徐、陈“老首长”就来拉5支队北上帮打助战。40年初以来,曾国华是几次出兵冀南反击石友三,经月不归。鲁西的杨、萧领导一看,这5支队“外战”内行,日子长了怕是个事儿。于是在这年的3月,将该支队与泰西地区的山纵6支队合编,成立鲁西军区运河支队,辖4、5两团,5支队整编为5团(名至实归的“红5团”)。这招儿明摆着成一个“局”:今后如有“外事活动”,须得杨萧首长允准。之后的7月,冀南区发动第三次反顽,这回是打孙良诚,萧政委率整个运河支队参战,一直打到了邢台城下。9月,运河支队转到鲁西2分区,出击巨野、嘉祥,兵锋一度逼近菏泽,这次是和西边冀鲁豫的杨得志部队贯通“华北-华中走廊”。这样,从38年10月至39年9月“红5团”会合鲁西主力这一年,内外战不断,部队特色也明显:能走能打,“流动性”强。
  40年10月,115师陈罗首长在鲁南已站稳脚跟,按集总早前的指示开始整合山东各地的本师部队。这里要提一下,为何叫“早前”。因为38年的11月中央有指示,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应发动第二期战略跃进,具体要求是:晋西南的115师去山东,晋西北的120师主力进冀中,晋东南129师前指到冀南(它的几个团已先去)。12月,各师几乎同时行动。在贺龙率120师两个老团进入冀中与吕正操部会合后,从39年的2月起,率先成立起该师的“独(立)字头”旅。到4月,独1、独2旅是相继编成。在上报集总核准时,彭、左批复下发全军,要求各师、纵队均可按该例整编组建所部正规旅、团。故此,左权的2纵率先垂范,40年2月在太南区组成2纵新编1旅。5月,129师在解决了晋东南的“十二月事变”后,也开始整编下属各游击支队、纵队,陆续编成了同为“新(编)字头”的六个旅,从新4旅开始到新11旅(“新5”、“新6”阙如,是因为385、386旅的关系)。加上左、黄(克诚)4月续编的2纵新2、3旅,太行山一线“新字头”的正规旅共达到九家。最晚响应集总正规化指示的是115师。倒非陈罗不以为然,而是接到彭左电文时所属各部都在长途行军(它的最远),入鲁后各部又刚散开布点,“合”的条件暂无。而现在站稳鲁南,有条件执行此令了。115师开出的是“教(导)字头”番号(呵呵,三家玩法一点不重复!),它把山东地面它管得着的区域都编到。苏鲁边编教1旅,鲁南区编教2旅,鲁西区兵力大,编教3、教4旅,(微山)湖西区编教5旅,冀鲁边那远方也编出教6旅。比较有趣的是本为“大军区”建制的冀鲁豫,也积极要求此次参编。大概是黄克诚南下苏皖时将该区主力(344旅、新2旅)基本带走,杨得志感觉基础很弱,故要求与东边的老首长、老部队“同心同德”,重组整合,尽早打造新军吧。杨得志原就是115师的,现弃“新(编)”就“教(导)”,陈罗当然要抚。于是,也在41年7月给了冀鲁豫区教7旅的番号(随后就是“新3”转为“教7”的改制)。
现在回到跟“红5团”攸关的115师教3旅,看它的组成。资料都说,教3旅是运河支队加晋西2团合编,其实它只是吸收了“运支”下头的4、5两团,加晋西支队2团,旅部却是新343旅旅部改称。因为杨勇要兼教3旅旅长,指挥机构当然还是自己用顺的那个好(而且也老些)。那么“运支”的指挥架子呢?可以理解为一部分与“红5团”合并,核心部分肯定是随曾国华去了鲁南教2旅。现在来说曾国华这个“换岗”。前面已说破曾支队长的带兵特点是“流动性强”,大约也与他广东人遇事变通、与人易商量的性格有关。教3旅成立后,今后鲁西地方的党政军就靠它支撑了(因教1旅南下苏北,教4旅已接到命令去湖西“接防”),所以部队、防区都要保持相对稳定,因此军区首长来兼旅首长十分必要。再说,鲁南教2旅也确实缺一个有“支队长”经历的将领(原晋西支队首长陈士榘本来合适,但他升任师参座,再难兼任),曾国华的就任刚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也是一拍两合的事儿。因此,从40年的10月起,“红5团”即和它的曾首长正式分手,从此别无交集。从“红5团”的前程说,看来一时半会不会有什么“拐点”了。而曾国华呢?随着他进入115师的“更正宗”主力圈子(以686团系统为主形成的教2旅),他人生最大的“拐点”已来临,他军旅后半程似乎已注定要与“陈罗”、“罗萧”、“林罗刘”那些大名头绑定在一起,他的前途似乎更光明。因为他的初等文化,因为他的(国军第4军出身),因为他的中央红军、115师乃至后头四野、志愿军空军的不凡经历,也因为他对党军王牌的承接和贡献而获得的党、军内的公认度。可以想象,一旦中共建政,他注定要步入国家军队的高科技、高质量军(兵)种。他后来连任中国空军的各级高级指挥员,不是没有一点历史理由的。在再后来党和军队经历的一次最大和最为痛心的分裂中,也正是由于他的空军岗职,使其人生“转折点”陡然出现,半世功名,一朝尽失。
再说教3旅各团。正规化中,原运河支队4、5团分别改为该旅9、7团,原晋西支队2团插入当中改为8团。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这三个团可说是当时的鲁西军区及后来并入的冀鲁豫军区中最强的团队,在再后来“归流”的晋冀鲁豫大区中,也是其东南战区的头等主力团。即使到今天,在经过这么多轮次的严峻裁军,我军多少著名团队都撤销(或改制)了的情况下,教3旅7、9团各自对应的现16集团军46师136团和13集团军149师446团,都还一东北、一西南地继续干定主力(所谓新时期的重点建设部队),这就不简单了,足以高评当年教3旅这个平台的质量和价值。就是在后期战争中落下的该旅8团,当年在冀鲁豫地面的名头也极响(“文革”后期的“红人”吴忠最初成名就在该团)。45年1月它从冀鲁豫8分区南下扩大水东分区,接着又生辟出一个水西分区,就为这儿,那时节的整个晋冀鲁豫大区,谁不知道最南边的“水东8团”?可惜之后它运道中落,再投资时选错地方。45年6月,水东8团南下桐柏加入王树声的河南军区,之后随王南迁进入新四军5师的鄂豫皖。自卫战争一打响,头一仗就是中原突围。8团(时称2旅4团)随悍将王定烈先南下,又北返,再西扑,几次陷于绝境,又几次杀出重围,血拼精神远远超出同行的那个延安红军团(时称2旅5团)。
  回头到7团,自收编于杨勇名下后,自身流动性尽失。开头两年罩在教3旅旗下,42年12月教3旅改冀鲁豫2分区,7团归2分区;44年6月冀南、冀鲁豫合并,该分区改称8分区,7团又归8分区,一直就在运河以西的上至梁山泊下至微山湖的区域间打转转,基本不要“外卖”(实在要请吃,吃过连夜归)。但“流动性”如此按住,团队的“拐向”潜力就此打住了吗?并未。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仍在发酵。只是这个“发酵”结果之大,牵动它的上级单位也一同拐弯,这是谁也未曾料到的,这就是41年7月教3旅连同鲁西军区划归冀鲁豫军区(2纵兼)建制的改制。事情的起因来自东面罗荣桓的115师。41年1月八路军1纵正式撤销后,集总开始转到由115师领导整个山东抗战的立场上来,前一段几方的纠结是山东纵队的指挥权问题。虽然该指挥权的最终归属在该年的8月才落定,但陈罗未雨绸缪,为便于今后的统一指挥,决计离开鲁南再度东进(之前的格局大致是115师、山纵以津浦路为界,前者在西面,后者在东面)。因此41年一开春,师遣教2旅先入鲁中、鲁南的结合部——滨海地区打尖,随后的3月,陈罗率师部及直属队进入滨海区临沭。这样,115师的发展重心逐步东移,东面摊子也日渐变大,对西边鲁西、湖西老区的指挥就不大顾得上了。于是就出现了前述115师鲁西部队调归冀鲁豫军区的事情。教3旅的这个“拐向”在军史中绝对是个要事,因为这是杨、苏(苏振华,40年5月到鲁西接替萧华)部队脱离“红1”的起点。但这次脱离还不能说是杨苏诸将与东面的领导关系断开。说成是115师的“再次分家”比较合适,有点类似37年10月末的那次五台分兵——“独立团与师主力分灶”。因为冀鲁豫杨得志部队也是“红1”源流,这次“二杨合流”倒有再把“红1”的地盘向西扩大的意思(到时陈罗再把冀鲁豫2纵“统合”过来)。
 再说教3旅各团。正规化中,原运河支队4、5团分别改为该旅9、7团,原晋西支队2团插入当中改为8团。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这三个团可说是当时的鲁西军区及后来并入的冀鲁豫军区中最强的团队,在再后来“归流”的晋冀鲁豫大区中,也是其东南战区的头等主力团。即使到今天,在经过这么多轮次的严峻裁军,我军多少著名团队都撤销(或改制)了的情况下,教3旅7、9团各自对应的现16集团军46师136团和13集团军149师446团,都还一东北、一西南地继续干定主力(所谓新时期的重点建设部队),这就不简单了,足以高评当年教3旅这个平台的质量和价值。就是在后期战争中落下的该旅8团,当年在冀鲁豫地面的名头也极响(“文革”后期的“红人”吴忠最初成名就在该团)。45年1月它从冀鲁豫8分区南下扩大水东分区,接着又生辟出一个水西分区,就为这儿,那时节的整个晋冀鲁豫大区,谁不知道最南边的“水东8团”?可惜之后它运道中落,再投资时选错地方。45年6月,水东8团南下桐柏加入王树声的河南军区,之后随王南迁进入新四军5师的鄂豫皖。自卫战争一打响,头一仗就是中原突围。8团(时称2旅4团)随悍将王定烈先南下,又北返,再西扑,几次陷于绝境,又几次杀出重围,血拼精神远远超出同行的那个延安红军团(时称2旅5团)。
  回头到7团,自收编于杨勇名下后,自身流动性尽失。开头两年罩在教3旅旗下,42年12月教3旅改冀鲁豫2分区,7团归2分区;44年6月冀南、冀鲁豫合并,该分区改称8分区,7团又归8分区,一直就在运河以西的上至梁山泊下至微山湖的区域间打转转,基本不要“外卖”(实在要请吃,吃过连夜归)。但“流动性”如此按住,团队的“拐向”潜力就此打住了吗?并未。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仍在发酵。只是这个“发酵”结果之大,牵动它的上级单位也一同拐弯,这是谁也未曾料到的,这就是41年7月教3旅连同鲁西军区划归冀鲁豫军区(2纵兼)建制的改制。事情的起因来自东面罗荣桓的115师。41年1月八路军1纵正式撤销后,集总开始转到由115师领导整个山东抗战的立场上来,前一段几方的纠结是山东纵队的指挥权问题。虽然该指挥权的最终归属在该年的8月才落定,但陈罗未雨绸缪,为便于今后的统一指挥,决计离开鲁南再度东进(之前的格局大致是115师、山纵以津浦路为界,前者在西面,后者在东面)。因此41年一开春,师遣教2旅先入鲁中、鲁南的结合部——滨海地区打尖,随后的3月,陈罗率师部及直属队进入滨海区临沭。这样,115师的发展重心逐步东移,东面摊子也日渐变大,对西边鲁西、湖西老区的指挥就不大顾得上了。于是就出现了前述115师鲁西部队调归冀鲁豫军区的事情。教3旅的这个“拐向”在军史中绝对是个要事,因为这是杨、苏(苏振华,40年5月到鲁西接替萧华)部队脱离“红1”的起点。但这次脱离还不能说是杨苏诸将与东面的领导关系断开。说成是115师的“再次分家”比较合适,有点类似37年10月末的那次五台分兵——“独立团与师主力分灶”。因为冀鲁豫杨得志部队也是“红1”源流,这次“二杨合流”倒有再把“红1”的地盘向西扩大的意思(到时陈罗再把冀鲁豫2纵“统合”过来)。
  115师陈罗把冀鲁豫2纵“统一”过来是有基础的,即便左权在世的话也如此。
  这样,北边晋察冀聂荣臻已经把冀中3纵、冀热辽4纵“统一”了,南边刚把山东纵队(1纵)统合,加上黄克诚的苏鲁皖5纵,整个一方面军的地域势力就太强了。
 未料42年5月左权的突围牺牲,使延安的高层领导感到:集总再呆在太行山无大的必要。故自该年7月起,不断与前方商议集总移驻晋西北等处的事宜,不过因彭德怀的坚持,这个事情一直没定下来。拖到43年下半年,延安方面认为须采取果断措施了,故以“整风”为由令彭率集总一部直接回延安,这回连刘伯承也捎带起走。彭刘是9月上的路,10月,军委即令集总太行余部与129师合并,邓小平总领前方党军政。这次合并牵涉到原2纵(左权死后番号撤销)兼及的冀鲁豫军区,故该区的杨得志、杨勇部队都要归129师指挥。就因为这一“归”,115师教3、教4、教7三个旅与东面的师部从此脱离关系。也因为这一“归”,军史中晋冀鲁豫“四战之地”的实地空间才得以落实。其实在这次合并前,军委还有一个方案:将集总一分为二(彭回延),分别成立太行和冀鲁豫前总,小平管太行,罗瑞卿管冀鲁豫。因彭亦未应和(当年彭的建议很管用),故该方案半途而废,致使二杨所部及至“红5团”、“红12团(即教4旅10团,42年底它随旅调为冀鲁豫6分区)”保持历史“原生态”的可能性稍纵即逝。
  不过,即使在冀鲁豫部队进入129师建制(先前只是“指挥”)已呈板上钉钉之势的1944年,“红5团”也还是有过一次“拐向归队”的机会的,这就是发生于43年秋天的各区赴延“勤王”。当时为了党的“七大”顺利召开,也为了应对胡宗南部的日渐威胁,中央要求晋冀豫、晋察冀和冀鲁豫三区尽快组成第二批(第一批为晋绥区部队,已抵延)赴延机动旅,要求各任务区派来最强的团队。晋冀豫区的动作最快(当然它也近一些),它在43年10月即派出太岳区16团和留太行整训的771团,令其分头入陕会合。该二团的情况军委相当清楚,一个在太岳区内数一数二,一个是129师的红军团之一,因此刘邓是下了狠心的。晋察冀部队是44年2月开拔的,聂司令的做法是先调各分区的六个团集中培训,编成机动旅后再走。内中的1分区1团、3分区骑兵团和11分区9团都是红军团,而且1团就是出了“十七勇士”的那个“红1团”,因此该区也动了血本。冀鲁豫隔得最远,它44年4月组成西进支队后才上路,杨得志亲自带队,也是六个团的规模。内中1、3、5、6分区各出一团,4分区出两团。明眼人一瞄,2分区没给派任务?该2分区就是杨勇的老山头(称运西区),区内7、8团都是主力,不知杨、苏(一说杨勇离职学习)咋想,反正7团(按当年惯例,红军团“勤王”是理所当然之事)没得着这个机会。7、8团都不动,杨得志也没办法,只得把自家的铁杆儿——5分区的19团带上。这个团也是个红军团(来自红25军),为何番号排到“19”呢?因它原是教7旅中头一个团。现在完全能想象,如果7团(“红5团”)当年随了杨得志入陕,45年胜利后延安调兵遣将抢热河、夺关东,不论是黄永胜支队也好,文年生、贺晋年支队也好,这个团都肯定得带上。
 老冀鲁豫的一号首长杨得志走后,小平整编冀鲁豫部队更好便宜行事。命令已于44年1月下达,将冀南、冀鲁豫两个军区合并,使用冀鲁豫军区番号,作为“补偿”,冀南的宋任穷调来接替杨得志任一把手(同时还来了个帮手王宏坤任军区“大副”),一看即知这是先抑后扬之法。整编的关键是“一把手”的安排(之前让杨带队,正是此安排的要素),这也是“谁并谁”的体现。正是这次整编,老冀鲁豫2分区7团变成了新冀鲁豫8分区7团。二野老人们印象中“冀鲁豫7团”的概念即多半出自于此,他们也多半不知,此7团历史上跟他们心中的四方面军或川北红军了无交集。
  按说进了如此逼仄的历史格局,“红5团”的流动性生命力早已泯灭,但世间事终非人力能测。一旦到了大历史时代开启的时点,事物的生命特征就会再次凸现。“红5团”这回掐住的大历史时点是1945年8月的抗战胜利。当月25日,杨得志从延安飞太行东阳关,之后急返冀鲁豫,抵达后与苏、杨(二人时任该区四、五把手)合计:按林彪的意见,尽快组建野战军备战。9月下旬,乘冀南方面划出自立、冀鲁豫军区需调整内外关系之际,杨苏纵队成立(10月称作晋冀鲁豫1纵)。纵司首长一水儿地全出自老115师,除杨、苏外,副司令曾思玉,副政委张国华,参座卢绍武,主任崔田民。手下部队1、2、3旅,1旅是原教3旅(时为8分区)编成,2旅是原教4旅(时为11分区)和鲁西1分区合编,3旅底下则是杨得志的老冀鲁豫4、5分区(时为9、10分区)团队。编成后就有挺进东北的意思,但10月上旬,国民党向平汉路的增兵加速,邯郸-石门一线的战争形势陡然紧张。晋冀鲁豫军区下达了平汉战役的准备命令,杨得志遂让曹里怀、邓克明率11分区21团先行打尖,纵队先应对当面战事。11月2日战罢,中央即有命令,令第二批开赴东北的各区部队马上进行编组,尽快赶赴热河、辽西。点名备案的该批远征部队主要有:冀鲁豫区杨苏纵队,太岳区陈赓纵队,冀晋区赵尔陆纵队和新四军叶飞纵队。从行动的情况看,杨苏(他是11月10日动身)、赵尔陆纵队各在当年的12月到达冀东和热河,叶飞纵队同月刚进入鲁南滨海分区,而陈赓纵队就没出自家小区,等到了12月上旬军委的行动取消命令。此四家中,杨、苏、赵都是“红1”宿将,所部也都是原115师系统,哪怕现在各有归属,但和远方的领导、战友的感情依旧,一声召唤,紧赶慢赶地就开拔上路,会合到岗。其它山头,则不确定性较大,走不走或到不到,都可能“因故”,根子上还是态度问题。
 老冀鲁豫的一号首长杨得志走后,小平整编冀鲁豫部队更好便宜行事。命令已于44年1月下达,将冀南、冀鲁豫两个军区合并,使用冀鲁豫军区番号,作为“补偿”,冀南的宋任穷调来接替杨得志任一把手(同时还来了个帮手王宏坤任军区“大副”),一看即知这是先抑后扬之法。整编的关键是“一把手”的安排(之前让杨带队,正是此安排的要素),这也是“谁并谁”的体现。正是这次整编,老冀鲁豫2分区7团变成了新冀鲁豫8分区7团。二野老人们印象中“冀鲁豫7团”的概念即多半出自于此,他们也多半不知,此7团历史上跟他们心中的四方面军或川北红军了无交集。
  按说进了如此逼仄的历史格局,“红5团”的流动性生命力早已泯灭,但世间事终非人力能测。一旦到了大历史时代开启的时点,事物的生命特征就会再次凸现。“红5团”这回掐住的大历史时点是1945年8月的抗战胜利。当月25日,杨得志从延安飞太行东阳关,之后急返冀鲁豫,抵达后与苏、杨(二人时任该区四、五把手)合计:按林彪的意见,尽快组建野战军备战。9月下旬,乘冀南方面划出自立、冀鲁豫军区需调整内外关系之际,杨苏纵队成立(10月称作晋冀鲁豫1纵)。纵司首长一水儿地全出自老115师,除杨、苏外,副司令曾思玉,副政委张国华,参座卢绍武,主任崔田民。手下部队1、2、3旅,1旅是原教3旅(时为8分区)编成,2旅是原教4旅(时为11分区)和鲁西1分区合编,3旅底下则是杨得志的老冀鲁豫4、5分区(时为9、10分区)团队。编成后就有挺进东北的意思,但10月上旬,国民党向平汉路的增兵加速,邯郸-石门一线的战争形势陡然紧张。晋冀鲁豫军区下达了平汉战役的准备命令,杨得志遂让曹里怀、邓克明率11分区21团先行打尖,纵队先应对当面战事。11月2日战罢,中央即有命令,令第二批开赴东北的各区部队马上进行编组,尽快赶赴热河、辽西。点名备案的该批远征部队主要有:冀鲁豫区杨苏纵队,太岳区陈赓纵队,冀晋区赵尔陆纵队和新四军叶飞纵队。从行动的情况看,杨苏(他是11月10日动身)、赵尔陆纵队各在当年的12月到达冀东和热河,叶飞纵队同月刚进入鲁南滨海分区,而陈赓纵队就没出自家小区,等到了12月上旬军委的行动取消命令。此四家中,杨、苏、赵都是“红1”宿将,所部也都是原115师系统,哪怕现在各有归属,但和远方的领导、战友的感情依旧,一声召唤,紧赶慢赶地就开拔上路,会合到岗。其它山头,则不确定性较大,走不走或到不到,都可能“因故”,根子上还是态度问题。
“红5团”在此番远征的杨苏纵队中称作1旅7团,12月到承德后番号才改为1旅1团。再往前走到平泉,国民党已经封关,东北一下是进不去了,只好暂呆热河给萧克的晋察冀2野助威,参加自卫还击战。这一呆就到46年7月,晋察冀的总管聂书记在当月该区部队的第三轮整编中给杨苏纵队封了新番号——晋察冀军区第1纵队。看样子,是奉旨接管这支冀鲁豫的远征军了。7月封号,8月就西调察哈尔参与打击傅作义。这一干就是三个月,战事一点不顺,损失很大,补充不力。10月“1纵”也按晋察冀部队的体例缩编为二旅制,部队倒是精干了,可上下感觉都不好:这地面啥都不行,就是裁人整部队专业;既然东北去不了,不如干脆回老家。活思想一出来,军心就有问题。这当口晋冀鲁豫军区发电中央,要求1纵(它倒心诚,这番号一直给杨、苏空着)归建。聂、罗(瑞卿)都不想放行,但是心虚嘴软:这边仗没打好,部队裁得七零八落,很难阻拦别人的想法。研究出的办法就是拖。可刘邓那边也抓得紧,11月再请调归。人家仗一直打得好,又向中央承诺要承担更加宏伟的任务,这样军委的天平就有了倾向。聂无法挽回,只好摆出条件:部队可以走,但杨得志、曾思玉都得留下,我这里缺少纵队级指挥员。就这样,46年12月中旬苏政委率1纵启程返冀鲁豫,47年1月底进入鲁西南。这个事后头还有点尾声,可看出聂此人的倔强(一同他后来吃了点亏后对林、粟等人的那种心态):即从1纵走时起,他的晋察冀野战军就一直空着“1纵”番号,到了都酝酿着成立华北军区的47年年尾了,才成立了一个地方性的“北岳军区1纵”,似乎这一支刚一出生就点明其“非我属意”。
 从45年11月上旬到46年12月中旬,“1纵”这一年多,不光是经历了南征北战(从邯郸到承德),也经历了征东征西(从承德到平泉再西去集宁),这种大区域间的高度流动性,后头同为二野中的任何一部都未曾经历过。47年2月回到冀鲁豫,1纵受到了刘邓非常高的礼遇和厚待;3月中杨勇的晋冀鲁豫7纵就撤销并入它,新杨(勇)苏纵队底下是一下子就有了1、2、19、20四个旅。
  顶层格局如此,“红5团”至此与宗室兄弟(最后会同过的就是晋察冀区的“红1师”、“红1团”)彻底撒手,命归南天。归土之后,“红5团”参加了刘邓野战军自47年3月起开始的所有反攻作战,从豫北攻势、鲁西南战役、跃进大别山一直到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贵州、成都战役,一场不落。共和国成立初期,“红5团”(时称46师136团)随16军(前身即晋冀鲁豫1纵)回师贵州驻防,52年末出国援朝,属于最后一批回国部队。前述贵州同学的父亲没有参加完“红5团”经历的全程解放战争,他是刘邓退出大别山进入江汉平原时脱离的队伍。说来赶巧,另一贵州(冀姓)同学其父却是刘邓跃进大别山前参的军,所部也是晋冀鲁豫1纵,参加完了后半程的战争历程(在16军驻防贵州时才下了地方)。但这位同学实不知其父所在旅、团番号,不过因其参军较晚,所以可以肯定他加入的是“新杨苏纵队”。又因他们是河北邢台人,这样,他父亲多半是随冀南或太行(就看他家具体是在平汉路路东还是路西了)的某支地方部队补入1纵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其父进入“红5团”的可能性最高有六分之一。
接下来扯扯出自“红5团”或16军系统的几位军队“名将”的后期经历,主要是杨俊生、吴忠、王猛、田维新四位。此四位都是少将军衔,不过前两位是55年少将,后两位是64年少将。名将之所以冠之以引号,是因为其“名”主要是出自“文革”之名,更准确地说,主要是出自“文革”后期的名。69年4月的九大后,毛泽东开始在军中物色另一支更合其心意(此时还不具体针对谁)的“山头”队伍(头一支是为延揽四方面军旧将所建,在50年代中期即形成),其选中的对象就是当时正进入中央而又出自16军的一批年轻将领。按说,当时的解放军有几十个军,为何单单选中16军的干部呢?这是“(山头)排除法”的结果。按毛泽东当年的立场,经过“文革”及清理阶级队伍后,军队历史上的几个大山头已得到了有效的肃清和统合,以红2、红3军团为核心的贺龙、彭德怀的两个“山头”垮了,其嫡系将领倒的倒,挂的挂,所属部队(该俩“山头”保留的部队倒不多,影响主要体现于总部、军区和人事)经整肃后控制着使用。新四军“山头”的几个军,历史上比较散,政治上多元,所以解放后很快就边缘化了,现今它的将领基本也不在权力的中心地带,故价值有限。现由许世友、陈锡联领头的四方面军“山头”(掌握着好几个军吧?),解放后已收为己用,这些人说他是螟蛉子也可,忠诚度足够,但弱点也突出:粗略少谋,不识“大体”,很容易被分化利用。因此它这里出身的干部不用不行,用多了也不行。剩下的就是本来跟自己非常亲,政治觉悟和军事水平都高出一头的井“山头”了,当下似乎又分成了林彪的四野“山头”和聂荣臻的华北“山头”。华北“山头”在“文革”初期的杨余傅事件中遭受重创,瓦解得厉害,剩余部分主要有北京军区的郑维山等,据说彼等正靠拢林彪,这种取向就有问题,得有预前措施。再后就是林彪这个所谓四野,解放以来是受益良多,“文革”中也没遭什么损失,所以队伍保持得最为齐整(从北到南有十多个军吧),干部情况也最为复杂(我和他们,唉,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些感情呐!)。设若以老衲名义召之,估计大多数人还是听从的,但若由夫人或秀才们出面,恐怕绝大多数人宁可选择林彪,麻烦就在这里。那么能否从“四野”或“华北”中挖出一块,重组一支既见水平,又“无限”忠诚的队伍呢?原先针对华北的杨成武、四野的温玉成曾尝试过,但效果不佳,总之就是这些人到关键时刻还是墙头草,何况他也带不来一整支队伍。看来还得再找能隔得断林彪“山头”的成分,最好是底下的成分(“挖墙角”呵!)。这样,时属沈阳军区的几个军(首先是16军)进入了毛的视线。
听陈锡联介绍,16军的前身是井的红4军2纵队,后来是红4军11师,长征时缩编成红1军团2师5团,抗战期间一直驻冀鲁豫,解放战争时发展为二野的头一个军。哦,有这个“头”无那个“尾”,就是它了,正是我想要的老井冈!为保险起见,毛为遴选将领加了约束条件:要年轻些的,要选三八式的!其时,林彪为避嫌疑,更换各驻京部队首长时也颇费踌躇:其人既要“政治”上可靠,又不能出自四野。所以毛的动议(一般都由周恩来提出)倒还“对”得上林的心思。正副统帅意见如此统一(虽然动机不同),结果自然快当,于是来自16、64等军的一批年轻将领进了京城,新的“山头”隐约成形。
  上述杨、吴、王、田四将恰遇此千载难逢,纷纷在69-70年间从东北调进北京,出任要职。先看吴忠,吴忠大约是68年4、5月间从辽西的40军调任北京卫戍区常务副司令的,任务是协助温玉成,因温时兼全军副总长,精力有所不及。吴之前的任职是40军(属沈阳军区)军长,他此番调进北京倒还非毛“属意”,应该是温玉成或者还有林彪起的作用。温玉成是40军重要时期的老军长,持续关注老部队的动态和了解该军上下对吴的反映均属正常。实际上,温在“文革”中举荐的两位少将在后来的九大中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吴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人是温的老部下赵峰)。林彪对吴忠倒不一定认识,只不过吴的提拔刚好符合他一段时间以来的选人标准。前面提过,吴忠并非16军的,但他却是16军的前身——晋冀鲁豫1纵的(20旅旅长);当时这个系统的将领正红,连着两个大军区的司令(杨得志、曾思玉)都出自彼。70年6月,九大中失意的温玉成悄然去了成都,实缺即由吴忠升补,至此,吴成了京城的“一品提督”,也是整个党中央的大警卫。北京卫戍区的此次调整开始坐实毛对军队格局的最新部署。对于前任、也是老领导的去职及自己的擢升,个中原因教训,吴忠应该是默然于心的,也合于此时,吴忠的“政治性”定了准头:紧跟毛泽东不会有错;一句话,他让咋办就咋办。
 听陈锡联介绍,16军的前身是井的红4军2纵队,后来是红4军11师,长征时缩编成红1军团2师5团,抗战期间一直驻冀鲁豫,解放战争时发展为二野的头一个军。哦,有这个“头”无那个“尾”,就是它了,正是我想要的老井冈!为保险起见,毛为遴选将领加了约束条件:要年轻些的,要选三八式的!其时,林彪为避嫌疑,更换各驻京部队首长时也颇费踌躇:其人既要“政治”上可靠,又不能出自四野。所以毛的动议(一般都由周恩来提出)倒还“对”得上林的心思。正副统帅意见如此统一(虽然动机不同),结果自然快当,于是来自16、64等军的一批年轻将领进了京城,新的“山头”隐约成形。
  上述杨、吴、王、田四将恰遇此千载难逢,纷纷在69-70年间从东北调进北京,出任要职。先看吴忠,吴忠大约是68年4、5月间从辽西的40军调任北京卫戍区常务副司令的,任务是协助温玉成,因温时兼全军副总长,精力有所不及。吴之前的任职是40军(属沈阳军区)军长,他此番调进北京倒还非毛“属意”,应该是温玉成或者还有林彪起的作用。温玉成是40军重要时期的老军长,持续关注老部队的动态和了解该军上下对吴的反映均属正常。实际上,温在“文革”中举荐的两位少将在后来的九大中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吴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人是温的老部下赵峰)。林彪对吴忠倒不一定认识,只不过吴的提拔刚好符合他一段时间以来的选人标准。前面提过,吴忠并非16军的,但他却是16军的前身——晋冀鲁豫1纵的(20旅旅长);当时这个系统的将领正红,连着两个大军区的司令(杨得志、曾思玉)都出自彼。70年6月,九大中失意的温玉成悄然去了成都,实缺即由吴忠升补,至此,吴成了京城的“一品提督”,也是整个党中央的大警卫。北京卫戍区的此次调整开始坐实毛对军队格局的最新部署。对于前任、也是老领导的去职及自己的擢升,个中原因教训,吴忠应该是默然于心的,也合于此时,吴忠的“政治性”定了准头:紧跟毛泽东不会有错;一句话,他让咋办就咋办。
 听陈锡联介绍,16军的前身是井的红4军2纵队,后来是红4军11师,长征时缩编成红1军团2师5团,抗战期间一直驻冀鲁豫,解放战争时发展为二野的头一个军。哦,有这个“头”无那个“尾”,就是它了,正是我想要的老井冈!为保险起见,毛为遴选将领加了约束条件:要年轻些的,要选三八式的!其时,林彪为避嫌疑,更换各驻京部队首长时也颇费踌躇:其人既要“政治”上可靠,又不能出自四野。所以毛的动议(一般都由周恩来提出)倒还“对”得上林的心思。正副统帅意见如此统一(虽然动机不同),结果自然快当,于是来自16、64等军的一批年轻将领进了京城,新的“山头”隐约成形。
  上述杨、吴、王、田四将恰遇此千载难逢,纷纷在69-70年间从东北调进北京,出任要职。先看吴忠,吴忠大约是68年4、5月间从辽西的40军调任北京卫戍区常务副司令的,任务是协助温玉成,因温时兼全军副总长,精力有所不及。吴之前的任职是40军(属沈阳军区)军长,他此番调进北京倒还非毛“属意”,应该是温玉成或者还有林彪起的作用。温玉成是40军重要时期的老军长,持续关注老部队的动态和了解该军上下对吴的反映均属正常。实际上,温在“文革”中举荐的两位少将在后来的九大中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吴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人是温的老部下赵峰)。林彪对吴忠倒不一定认识,只不过吴的提拔刚好符合他一段时间以来的选人标准。前面提过,吴忠并非16军的,但他却是16军的前身——晋冀鲁豫1纵的(20旅旅长);当时这个系统的将领正红,连着两个大军区的司令(杨得志、曾思玉)都出自彼。70年6月,九大中失意的温玉成悄然去了成都,实缺即由吴忠升补,至此,吴成了京城的“一品提督”,也是整个党中央的大警卫。北京卫戍区的此次调整开始坐实毛对军队格局的最新部署。对于前任、也是老领导的去职及自己的擢升,个中原因教训,吴忠应该是默然于心的,也合于此时,吴忠的“政治性”定了准头:紧跟毛泽东不会有错;一句话,他让咋办就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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