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好，贴个小说
发了两个博文，都在六七分钟后被删。我都晕了，这算啥事呢？不是谈政治，也不是谈恋爱，就是谈文学，也有敏感词？我只能说，我服了你，你全身上下都敏感。发个小说及创作谈吧。发在2012年第二期《西部》。
兔子（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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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指海
按照事后许多人的回忆，班果是在12月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秘密来到南京的。最清楚这件事的马良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他是负责警卫汪精卫的特工队长。
中国第一个徒步环游世界，并且参加过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民族英雄居然会成为汉奸，毫无疑问，这将成为1940年最轰动的新闻。
在此之前，一切都很顺利。班果潜出重庆，顺着长江而下，顺利地到达南京，住进了总统府南边两三百米处的中央饭店。汪精卫经常会走出总统府的办公室，站在院子里，中央饭店楼顶上阳光闪烁，他的眼神温柔，像等待恋人约会一样等着班果的到来。当然，必需的程序一个都不能少。重庆从来没有放弃他们可悲而又可怜的暗杀计划，他要耐心等待精干的特工队长确定这个年轻人是真心投奔他的，他才能向他伸出美丽的橄榄枝，展露热情的胸脯，让他拥抱。
坐在中央饭店304房间的年轻人也在等着这一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马良在他的回忆录中使用了“激动人心”这个词。是的，激动人心。这个词并没有用错，对汪精卫来说，这是激动人心。对班果来说，这同样是激动人心，他要在这一刻杀死汉奸汪精卫，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让一个重庆来的特工感到荣耀呢？
他现在攥着一颗手雷，是日军装备的地瓜式手雷。她的身子冰冷，像一个贞洁的富家小姐，端庄，不苟言笑。但他知道，如果她一旦爱上一个人，她就无法控制她的热情，哪怕这种危险的热情把她毁灭，她也在所不惜。
刺客小心翼翼地捧着这颗手雷，在她黝黑闪亮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刺客在想象中笑了。他把她重新紧紧地贴在小腿上，用胶布把她裸露的身子包起来，严肃而又冷峻的炸弹紧紧地贴着腿上的汗毛，汗毛微微颤动，就像周小姐的嘴唇贴在了脸上。如果不是因为爱上了这颗日式手雷，他会和她恋爱，在不久的将来结婚。他们会生好几个孩子，有父亲健壮的体魄，有母亲美丽的大眼睛。他的父亲是中国有名的富商，周小姐父亲是战区副司令，无论哪一个人稍微帮助他一下，他都可以随便选择一种体面的人生，但他选择做了见不得阳光的刺客。
他在危机四伏的南京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但远方的亲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现在正孤独地坐在南京中央饭店的304房间。除了军统局的最高长官戴笠。戴笠给这次行动起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兔子”。
刺客的嘴角上翘，很浅地笑了一下，把一次惊天动地的刺杀行动命名为“兔子”，是一种嘲讽，还是一种刻意的低调？戴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命名？是安慰他的神经，让他时刻保持一种举重若轻的镇定？也许这个命名毫无意义，只是戴先生随口一说。他班果即使是只兔子，也是只长满锋利牙齿的兔子。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安，心脏急速地跳动，手脚有点发麻。周围是静止不动的桌子、衣橱，它们身上没有眼睛，也没有嘴巴，可以放心，但这种让人不安的感觉还是越来越强烈，就像刚刚跑过一场马拉松，全身疲累，无法集中精神，无法整理思路。不，不应该这样的，这不是一个刺客的做派。
戴先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次行动事关重大，能活着回来的可能性极小，必须做好准备，哪怕是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班果知道，这其实是在明确命令他与汪精卫同归于尽。他并不怨恨长官，的确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他甚至很感激长官毫无保留地给他这样讲了。从他答应到南京刺杀汪精卫开始，他就没有打算能活着离开南京。他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传说中的“间谍王”戴先生也有点不敢直视死去的人，他垂下眼睑，声音很低：“你我都知道，这次任务生还的机会很渺茫。你如果实在不想去，我也不勉强你……”
班果很干脆地打断了他的话：“戴先生，我已经决定了，这样的话不必再说。”
戴先生仍旧没有抬头，眉头皱得像遥远的南京破败的城墙，上面布满像眼睛一样坑坑洼洼的弹孔，三年了，眼睛里的鲜血还在流淌，它们深深地浸进了戴先生的肌肉里。戴先生低低地说：“你如果不幸牺牲了，还有什么要对家庭交代？”
班果想了一会儿，说：“如果我杀死了汪精卫，你不用说什么，家人自然也会知道，他们不需要安慰……如果我没有杀死汪精卫，那就告诉他们我是如何死的……也要告诉周芳蕙小姐……”
戴先生抬起头，目光复杂地盯着班果，呼吸的气息吹在他的脸上，班果感到脸上一阵冰凉。特务没有自由，哪怕爱情。他想解释，但咽口唾沫，把到了嘴边的话吞进肚里。戴先生仍旧看着他，戴先生的名字像锋利的刀子流传在外，他的目光足以把人吃掉。但班果还是咬牙顶住了这样的目光，让自己的脸庞更加冷酷和坚毅起来。戴先生把头低下去，轻轻地叹口气，黯然地说：“我会告诉她的……”
所有的这一切，是发生在班果和戴笠之间的，按道理讲，第三人是不会知道的。但马良在回忆录中言之凿凿地宣称，这是1945年冬天，戴先生来到南京，专门接见他时，亲口给他说的。马良用自己的人格担保，他在这里没有进行任何加工，一切都是让事实说话。
班果站在304房间窗前，深情地打量着不远处的总统府。
他看到自己微笑着走进了总统府。汪精卫迎上前来，伸出手的时候，他用尽全身力气扑过去，胳膊绕过汪精卫的胳膊，顺势把他的身子扳过来，抵挡保卫人员可能射出的子弹。那个中国最大的汉奸还没反应过来，脖子就发出了一声沉重而又尖锐的咔嚓声，然后整个身子就软了下来。保卫人员反应过来了，有的扑上来，有的拔出手枪，还有时间，他蹲下来，撩起裤腿，拉响了那颗日式手雷……
刺客在想象中热血沸腾，手里握着的都是汗水。他站在窗前，那些一进入南京就跟随着他的乌鸦在天空中飞着，站在树上饥饿地叫着。它们闻到了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死亡的气息？他想起了第一天在大堂里遇到的那个伙计对他说的，这些乌鸦是1937年12月来到南京的，它们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他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也是因为这才来到了南京。南京30万亡灵的魂魄还在每一个角落里哭泣，那些以30万具尸体为食的乌鸦已经喜欢上这座城市。
汪精卫准备在第三天下午三点在总统府接见班果。特工队长马良利用各种手段，甚至在班果的饮食中放入麻醉药，让他在夜里死睡，没有放过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肤，确定他没携带任何武器，甚至连可能藏有毒药的假牙都没有。房间里每一颗尘埃也都干干净净，所有的一切显示，这个年轻人不可能是刺客。
马良一直在观察班果，他越来越焦躁不安，汪精卫迫不及待地要见到这个年轻人，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证据。
年轻人完全像个毫无心机的纨绔子弟，他去了夫子庙，品尝了南京小吃，甚至还去中山陵拜祭了先总理的陵墓。
汪精卫每天都要听取马良的汇报，特工队长不得不如实汇报，年轻人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但他还是不放心，请求汪精卫让他宴请班果一次，再做最后一次目测。
对马良来说，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交锋，但年轻人却谈笑风生。
男人在一起，一会儿就说到女人了。
马良问，你看那个叫香月绫的日本女演员如何？
年轻人说，香月绫漂亮是很漂亮，但咱们最好都不要去碰她。我记得有一次，我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了，父亲在客厅里等我，说，小果子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整天都在外面和女人瞎混。我可告诉你，你玩女人可以，但可别让女人玩你。香月绫是日本女人，她只能玩咱们，咱们可不能玩她，玩不好，脑袋就掉了。
旁边一个特工愤愤不平地说，妈的，只许日本人玩中国女人，咱中国男人怎么就不能玩日本女人了？
年轻人并没接他的话，说，其实玩女人很简单，只要有潘驴邓小闲，哪个女人都能玩到。
陪坐的特工瞪大眼睛，急切地等着他的下文。马良冷眼旁观，心里充满懊恼，他的手下被年轻人牵着鼻子走了，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不过，就连马良自己也有点好奇，什么是潘驴邓小闲？
年轻人并不卖关子，鼻尖上的汗水兴奋得闪闪发光，说，这是王婆教西门庆玩女人的五字诀，潘是潘安的相貌，驴是性功能，汉朝有个叫邓通的人，非常有钱，邓就是金钱了，小是耐心和细心，闲是要有时间陪女人。你有了这五样，还有什么样的女人不会跟你玩呢？要说我自己嘛，这哪一样我没有？
特工们兴奋地恭维着年轻人，年轻人更加张狂，得意洋洋地说，女人要沾上我，她就不愿意离开了。大家不要急，以后有的是时间，到时我开课，专门给大家讲讲怎么玩女人。
年轻人充分显示了一个花花公子的可恶嘴脸，他一身都是疑点，但又都不是疑点。马良觉得心里憋闷，他松了松领带，亲热地对年轻人说，得了吧，这群家伙够坏的了，你还教呢！
大家都笑了，也许除了马良，没有一个特工会再怀疑这个花花公子会是重庆派来的刺客了。
时间到了，马良不得不带着班果去见汪精卫。对班果来说，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被改写了。
完全是突如其来，当汪精卫很远地伸着手递过来的时候，年轻人的脸上出现梦幻般的笑容，眼睛里闪动着狂热迷离的光芒。他的头发有点微微卷曲，鼻梁挺直，脸孔轮廓流畅，健壮结实的肌肉几乎要把衣服绷开。真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没有去握汪精卫伸过来的手，而是用尽全身力气扑过去，胳膊绕过汪精卫的胳膊，把他的身子扳过来。马良和手下的特工被突然的变化所震惊，但他们还是很快抽出枪，却发现面对的是汪精卫的身体。年轻人用胳膊箍着汪精卫的脖子，
“咔嚓”一声，响亮而又锐利，捅破了总统府的屋顶，把南京上空灰蒙蒙的天空刺破一个洞。阳光照在年轻人英俊的脸上，他微笑着，把手里的尸体一松，这个中国最大的汉奸倒在地上，尸体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
南京和世界上所有的报纸都在日这一天报道了这个爆炸性的新闻。戴笠看到了，周小姐也看到了。报纸是在头版报道的，还有那个年轻人的照片，他被特工们紧紧地抓着，虽然身子不能动弹，但他的脸上都是笑容。他的嘴巴痛苦地大张着，只有周小姐能看懂，他不是在挣扎号叫，而是在给她说：“亲爱的，我是为爱国而死……亲爱的，别哭……”
马良说，这不是我虚构的，而是真实发生的，至少在这个年轻人的脑袋里它是真实的。当我们把中央饭店304房间的地板撬开，找出那颗日式手雷后，这个年轻人痴痴地盯着这颗手雷，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一直存在于他的想象中的手雷，如何成为了现实呢？
这个问题把他折磨疯了。他再也分不清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直到第二年3月他被枪决于雨花台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已经成功刺杀了汪精卫。他看到我们，就劝我们，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已经死了，你们怎么还不为自己找条后路？你们可以像我一样去暗杀南京城里的日本人啊。他总是一个人坐在牢房的角落里，眼神温柔，对着面前的空气喃喃地说：“亲爱的，我是为爱国而死……亲爱的，别哭……”
马良说，每当我看到这凄惨的场面时，真是心如刀绞。那时我就暗下决心，总有一天，我要把班果的故事写出来，让世人知道，他是一个英雄。
按照马良回忆录中的说法，班果是被中央饭店里一个伙计告密的。他对这个伙计的回忆占了更大的篇幅，因为他后来曾经和这个伙计有过一次很深入的谈话，他对伙计的回忆来源于那次谈话。
伙计告诉马良，他一直在等着重庆派来的刺客。但这个刺客显然让他失望了。那是一个阴云笼罩的上午，中央饭店的伙计看到刺客从一辆黄包车里下来，在心里不由自主地笑了一下，就在这一刹那，刺客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他抬起手扶了一下帽檐，南京此时并没有风，这是个多余的动作。第二，他借着扶帽檐的掩护，迅速向四周看了看。他一身商人打扮，但他的举止却不像一个商人，而是像一个草木皆兵的刺客。
伙计在心里充满嘲讽地看着刺客，对他充满怜悯和同情。但伙计还能控制住不让内心的一点点想法出现在脸上。伙计心里想，怪不得这次行动叫做“兔子”，刺客长着兔子一样的尖下巴，瘦瘦的身子也完全像一只软弱的兔子。伙计的心咚咚地加速跳动几下，刺客知道“兔子”的真正含义吗？他侧过脸看着刺客，刺客恢复了常态，像一个稳重的商人一样目不斜视，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伙计想象着一颗子弹呼啸而来，钻进刺客年轻的头颅里，鲜血四溅，像飞舞的蝴蝶。
伙计感情复杂，虽然用尽全身力气克制，但脸上的肌肉还是轻微地颤抖了一下。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他读过乐府民歌“木兰辞”吗？他能想起“木兰辞”中的最后一句“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吗？如果他读过，他应该想到，他只是一个运动员，以他的资历，根本不配到南京来执行这样一项重大的任务，真正的刺客不是他，而是我！
真正的刺客现在正站在中央饭店的大堂里，像一条被抽了筋的癞皮狗一样听人使唤，一条有着中校军衔的癞皮狗，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潜伏者。南京陷落后，军统南京特区区长钱新民投降日军，把军统安置在南京的特工名单全部交了出来，所有的人都被挖了出来，只剩下这一条癞皮狗。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只狮子。一只连中国最高统帅都不知道的沉睡的狮子。
马良在回忆录中不无沉痛地写道，钱新民的这次叛变，让军统损失惨重，他马良本人也是因此被汪伪特工抓捕的。事后听说，钱新民叛变后，戴先生被委员长狠狠地痛骂一顿，甚至粗俗地骂他是瞎了狗眼。即使在这个时候，戴先生仍旧死死咬紧牙关，没有告诉委员长，对军统来说，南京并没有陷落，仍然有人坚守，他将在关键时刻像一颗炸弹一样把南京炸上天空，让世界所有人都看到，中国人永远都会让日本人和汉奸睡不着觉的。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个人必须自己先沉睡起来，连一句梦话都不能说。马良以钦佩的口气赞颂了戴先生的英明决策，说他当时也完全不知道先生还留了这么一手。
现在，这只雄狮终于醒来了。
伙计怎么也想不到，把他叫醒的会是南京和平电影公司日籍女演员香月绫。她和一个日军军官在中央饭店包间里吃饭，当他进去倒茶的时候，那个日军军官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趴在桌子上。他倒完茶水要退出去时，这个妖冶的女人叫住他。当她向他传达重庆方面的指示时，他脑袋里一度空白了，他做梦也想不到重庆居然能把日本人也发展成自己的间谍。哪怕是叛变的钱新民来给他接头，他都不会感到奇怪的。当她把整个任务给他交代以后，在南京寒冷的冬日里，他的身子突然就滚热发烫，苍白的脸被内心翻滚的激情烧得通红，干渴的嘴巴里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呻吟。女人误以为是自己身上的香味和丝绸一样柔软的声音让这个男人迷失了，她的目光更加迷离，声音变得更加柔软。
伙计在默默地计算着日子。他坚信正义总会到来，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他在南京沉默地睡去，在大屠杀的枪声、刀声中睡去，在30万天天哭泣的亡灵的诅咒中睡去。在漫长的等待中，重庆终于来人了。
当刺客走进中央饭店的时候，伙计脸上挤出数目众多的笑容，温顺而又恭敬地把刺客引到柜台。刺客掏出证件，伙计悄悄地瞄了一眼，不错，他的确叫班果，重庆国术馆教练。在那一刻，冰冷的土地突然变得温暖，它们沿着伙计的脚踝爬到膝盖，然后又舔着他的脸庞。在1940年12月的南京，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班果的真实身份是重庆派来的军统特工。他们肩负着同一项秘密任务：刺杀中国最大的一号汉奸汪精卫.
伙计知道班果的使命，班果却不知道伙计的存在。在班果眼里，他只是中央饭店一名不起眼的伙计。柳条箱子有些沉重，上楼梯的时候，伙计不得不两只手提着，歪着身子吃力地紧跟着他，他像所有富家子弟一样漫不经心地走在前面，永远都想不起来帮下人一把。事实上，伙计在军统局里是名登记在册的中校，而他班果只是一个外围的“利用人员”。重庆方面派来这样一个人来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伙计刚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吃惊地瞪着香月绫。妖冶的日本女人朝他嫣然一笑，告诉他，重庆派来的刺客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主角是他。
重庆方面的设计万无一失。汪精卫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论任何时候，他都要处处显示他与中国另一个头号人物的铁腕不同，他对每个人都是亲切的、慈祥的。他认为对他有恩的人，除了必要的奖赏，还要安排接见，握手客套，喝茶聊天，合影留念，这是一套完整的程序，他从来没有省略任何一项。重庆四次刺杀失败，汪精卫都接见了保卫有功的特工。重庆这次派出的刺客就是这样一个诱饵，不同的是，这次将由潜伏下来的军统特工告密，当汪精卫接见他的时候，伺机刺杀汪精卫。
伙计把班果送到了304房间，他的目光落在窗下的一块木板上时，赶紧把目光移开了。他闭着眼睛都能看到，木板下面被掏空了，那里藏着一颗日式手雷。它是在班果到来的前一天放进去的。
伙计像躲在阴暗角落里凶猛的狮子，悄悄地等待着机会。中央饭店里的客人突然多了起来，伙计以他丰富的特工经验，一眼望去，就能看出哪些是真正的客人，哪些是汪伪的特工。在班果的周围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
伙计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着班果的一举一动。班果的行为再次验证了重庆方面的担心，这哪里是一个特工，简直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在等待汪精卫接见的日子里，班果整天都在南京游荡，去了夫子庙，逛了新街口，甚至还去了中山陵。在吃晚饭时，班果告诉饭店经理，他去拜祭了先总理的陵墓。经理脸色苍白，唯唯诺诺地应着，慌慌地离开了他。在伙计看来，这一切都是极其危险的，日本人虽然并没有明确阻止人们去拜祭先总理的陵墓，但中山陵周围布满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眼线，稍一疏忽，就会被他们盯上。他在南京这三年，难道就不想去拜祭先总理的陵墓吗？但他忍住了。
他真想把班果拉到一边，偷偷地传授他一些做特工的经验。他曾经化装成药材贩子去过红军占领的瑞金，化装成乞丐潜入过上海，还当过疯子在日军军用仓库周围游荡，侦察到许多有用的情报。就是在中央饭店这三年里，他也没有闲着，甚至策反了中央饭店的一名厨师，后来这名厨师在日军举办的宴席中投毒。这是后来的事情。而他做的所有这一切，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
伙计没有想到的是，班果的粗心大意丝毫没有引起汪伪特工的怀疑，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帮助了他，比如他去拜祭先总理的陵墓，特工们反而认为这不是一个刺客应有的举止。在伙计看来，这只是一种侥幸，而刺杀汪精卫是不能存在任何侥幸的。
伙计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了，时间越长，班果的破绽越多。
就在伙计决定告密的时候，汪精卫准备在三天后接见班果。
伙计得到消息的那天晚上，痛苦地躺在床上，在黑暗盯着天花板，眼睛酸疼，而他自己根本就没有察觉。是继续按照“兔子”行动的计划告密，由他去刺杀汪精卫？还是顺水推舟地让班果去见汪精卫，取得他的信任，等待时机完成刺杀？那么多经验丰富的特工都失败了，这个毛头小伙子怎么可能完成这个重大任务呢？伙计左右摇摆，犹豫不决。
天色将亮的时候，伙计终于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把汪精卫要接见班果这一重要变化通过香月绫告诉了重庆，他决定让戴先生自己决定。
第二天下午，香月绫带来重庆的指示：一切按计划执行。
伙计走进颐和路21号汪伪特工南京总部的时候，特工队长马良激动得双腿颤抖，手指有点发麻。这个老奸巨猾的军统特务，蛰伏在中央饭店整整三年，作为一个整天被人喝来骂去的小小的伙计，他的忍耐和坚忍不能不让人佩服，但他最后还是来投诚了！
马良在心里长长地叹口气。他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感情复杂，真的不知道在那一刻，是该为遥远的重庆政府惋惜，还是为这个老牌特务晚节不保而叹息。
伙计站在马良跟前，结结巴巴地说，中央饭店304房间的客人好像在窗户下面的地板里藏了什么东西，他进去打扫卫生的时候，客人匆匆忙忙站起来，神色紧张不安。他还在饭店里听到客人对别人说，他一到南京就去拜祭了中山陵。联想到客人刚来的时候，柳条箱沉甸甸的，顿时觉得十分可疑，所以赶紧过来向长官报告。
马良笑呵呵地看着这个狐狸一样的军统特务，一切出乎意料，他不是来投诚的，而是来告密的。他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同志呢？
伙计的军统特务身份早已经暴露，他的真名叫李贤明。在汪伪特工南京总部，只有马良和几个特工知道。两年前的时候，一名马良的手下偶尔去中央饭店吃饭，认出这名伙计曾是他的军统训练班同学，在这名伙计还没看到他时，他偷偷地溜走了。让他们困惑的是，这两年来，没有任何人同他联系，他像一名真正的伙计那样在中央饭店埋头苦干。他们几乎要绝望了，就在这时传来了班果前来南京投奔汪精卫的消息。
马良他们最初以为，班果会与伙计接头。可奇怪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他们连个可疑的眼神都没有交换过。
眼看汪精卫就要接见班果，马良仍然没有找到一点破绽，他的脑袋开始疼痛，像无数只手撕扯着脑浆，脑浆上爬满黑色的蚂蚁，它们每咬一下，他都感到疼痛难忍。就在这时，伙计来了。他的头奇迹般地不再疼痛。
伙计带领特工进入304房间，撬开窗户下面的地板，找到了那颗日式手雷。
班果惊愕地看着那颗日式手雷，眼睛飞动地眨动着，他完全陷入了梦境之中，两个特工扭着他胳膊的时候，他的眼里仍然充满雾一样的迷茫。
班果被抓到后，汪精卫果然接见了伙计。
那是1940年的最后一天。当汪精卫很远地伸着手递过来的时候，伙计的脸上出现梦幻般的笑容，眼睛里闪动着狂热迷离的光芒。他没有去握汪精卫伸过来的手，而是用尽全身力气扑过去，胳膊绕过汪精卫的胳膊，把他的身子扳过来。马良和手下的特工被突然的变化所震惊，但他们还是很快抽出枪，却发现面对的是汪精卫的身体。伙计用胳膊箍着汪精卫的脖子，“咔嚓”一声，响亮而又锐利，捅破了总统府的屋顶，把南京上空灰蒙蒙的天空刺破一个洞。阳光照在伙计饱经沧桑的脸上，他微笑着，把手里的尸体一松，这个中国最大的汉奸倒在地上，尸体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
伙计坐在黑暗的房间里不由发出了嘿嘿的笑声。笑声让马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后来特地问过伙计，如此失败的一场行动，他为什么还要笑呢？伙计说，我已经杀死了汪精卫。马良恍然大悟，所有的一切原来都是伙计的想象。伙计的笑声还没落下来的时候，房间里的灯突然亮了。
1946年春天，南京大亚书店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我在21号魔窟的日子里》，作者是马良。他在书中回忆了他作为一个军统特工在颐和路21号汪伪特工南京总部潜伏的故事。他在这部书的开始讲道：
在抗战时期，深入敌后的特工有许多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事迹，但为了保密，他们都做了“无名英雄”。其中，我在敌后潜伏多年，策划和参加过的行动中，不知有多少同志献出宝贵生命，他们有的奉祀忠烈与荣获嘉奖，有的则因为当事人牺牲，知情者亦牺牲，而被埋没。现在，我把我所知道的英雄写出来，后辈亦当牢记他们的忠勇事迹。
我是在军统的安排下留在沦陷的南京，然后投诚汪伪政权潜伏下来的。
可以这么说，在南京的八年里，我时时刻刻地想着重庆，渴望着早日回归……
按照马良的说法，他被汪伪特工抓捕后变节，这是在戴笠指示下为保存有生力量的随机应变。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忍辱负重，是为了取得汪精卫的信任，甚至在侦办班果和李贤明暗杀汪精卫一案时，他之所以如此卖力，同样也是这个原因。
他在回忆文章中讲到：
班果到南京后不久，很快被人告密，这本来是军统的“计中计”。告密的人也是我们的同志，他出卖班果，只是为了取得汪伪特工总部的信任，以伺机接近汪精卫，除掉这个中国最大的汉奸。这个告密的特工叫李贤明，他的掩护身份是中央饭店的伙计。
班果被抓的那个晚上，我独自去找了这个叫李贤明的军统特工，一来的确是想近距离地见见自己的同志，二来我已经知道他必死无疑，心中有诸多不忍，也算是去送他一程吧。
我到他租住的寓所时，他还没有下班，我坐在黑暗的房间里耐心地等待着他。我对这个房间很熟悉，我们已经无数次监视、搜查过这个房间，但却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两年前他身份暴露的时候，如何处理这个老牌军统特工，21号魔窟的特工们意见很难统一，有些建议把他直接抓起来，有的建议继续把他当作诱饵。我当然是建议把他抓起来，以免不知情的同志上当受骗。但我人微言轻，汪伪特工总部决定还是让他当诱饵，放长线钓大鱼。
我后来经过特殊通道，把这个情报传递给了戴先生，这才有了这次代号为“兔子”的行动。
由于李贤明的特务身份早已经暴露，对重庆来说，已经失去价值。他活着，反而会给我们造成更多的损失。因此，戴先生就把他设计到了这次“兔子”行动中，他不过也是军统“计中计”的一只兔子，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让我取得汪精卫的更大信任，升更高的官，最终掌握汪伪特工，为我所用。军统这时实际上已经放弃刺杀汪精卫了，因为戴先生看到，即使成功刺杀了汪精卫，日本人仍旧会扶持其他汉奸。与其这样，不如在汪伪政权里发展更多的力量，让汪伪政权为我所用。戴先生的智慧，非我们常人所能比。
我想到这里，忍不住暗自为这个潜伏多年的同志伤心，但为了抗战大业，这也算是另一种牺牲吧。
伙计踩着青石板走回来的声音单调、孤独、悲伤，和这个死去的城市呼吸声一样。他回来后，并没有直接开灯，而是坐在黑暗中，过了一会儿，突然嘿嘿地笑了。还是我把电灯拉开的。强烈的灯光刺得伙计眨了眨眼睛，当他适应了灯光，瞪着眼睛看着我时，满脸吃惊与慌乱的表情，脸上的肌肉颤抖着，声音充满不安：“你，你怎么在这里？”
我直接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重庆潜伏下来的。”
伙计一脸茫然：“先生，我不懂您在说什么。”
我突然放松了，这个潜伏多年的老牌特工也不过如此，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完美得无懈可击。我把身子往后一仰，懒懒地靠在椅子上，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冷冷地说：“如果你是名真正的伙计，你当然会懂得我说的是什么。但你是名特务，所以你才会不懂我说了什么。”
伙计忽然就笑了，他像蝉一样把那种惶恐、紧张、不安的皮蜕掉了，脸上露出玩世不恭的表情：“这么说，我应该立刻高呼冤枉，喊着让长官饶命才对？”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说：“对。”
伙计拉过一把椅子，那种躲躲闪闪、畏畏缩缩的神情不见了，眉头深深地皱起来，直直地盯着我，说：“你们什么时间开始怀疑我的？”
我告诉他说，两年前的时候，我的部下就已经认出你来了。
伙计的呼吸一下子粗糙起来，沙哑着嗓子问我：“这么说，在我告发班果以前，你们就已经知道我是军统的？”
我点了点头，甚至深深地同情这个忍耐多年潜伏下来的特工，他和班果都蒙在鼓里，他们以为自己身担救国重任，实际上只是一颗小小的棋子而已。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南京在黑暗中睡去，阴冷的雨点砸在树叶上，像大地在哭。我打了一个冷战，令人讨厌的头疼又开始发作。我把身子倾过来，盯着伙计的眼睛，问他：“再过两天班果就可以见到汪主席，你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可以不告发他的……”
伙计陷在椅子中，脸藏在阴影里，声音纤弱得像战场上流尽鲜血的士兵在呻吟：“我已经厌烦了……我想回去……或者死。”
那天晚上，有很多次，我都情不自禁地想伸出胳膊拥抱他，告诉他，我也是他的同志，是和他并肩战斗的同志，但我还是忍住了。我不能为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毁了戴先生精心布下的这个局。
我们一直谈到了深夜，我甚至还暗示他，在汪伪特工总部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决定之前，他应该还有机会逃离南京。当然，我说得很艺术，可以让他感觉到我的良苦用心，但又不会落下任何把柄。他陷入巨大的沉默，我只好告别了他。当我的身影即将消失在南京死去的夜色中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像老人疲倦的叹息……
马良的这部回忆录出版以后，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相反，很快就被质疑。有记者经过调查，认为马良在书中撒谎了。根据军统知情人的透露，他并不在军统安排投降南京的潜伏人员名单之中。他是主动投降汪伪政权的，虽然后来被策反，对国军接受南京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的双手沾满抗日志士的鲜血。
不但记者进行了揭露，被收押在南京老虎桥军事监狱里的汪伪特工为了立功，也纷纷出来作证，证明马良是汪精卫最忠心耿耿的狗腿子，在汪精卫死后，为了给自己找条后路，才暗中投降军统的。他后期虽然为抗战做了一些工作，掩护了一些潜伏的同志，但这改变不了他双手沾满抗日志士鲜血的事实。比如军统费尽心血把日籍演员香月绫发展为特工，她当时是南京的交际花，情报价值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特工，在她身份没有暴露的情况下，马良积极侦办，向日军情报部门通报，在日军情报部门都不相信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跟踪、调查香月绫，导致香月绫最终被捕杀，给军统造成重大损失。比如班果和李贤明，就是他全力侦办的，致使两名英雄，一个疯掉，一个自杀。还有军统特工出来证实，这次命名为“兔子”的行动，是不是戴先生授意的，军统档案里找不到任何只言片语。再说，特务工作虽然可以用一些非常手段，但并非没有底线，内部有严格的纪律和要求，这种出卖同志的行为是不被认可的，因此它是不是真的也未可知……
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惩办这个可恶的汉奸。此时的军统局已更名为保密局。保密局不得不把马良抓了起来，以“汉奸罪”论处，判处死刑。
日，在戴笠坠机身亡整整9个月后，马良在雨花台被枪决。
他站在12月的风里，望着灰蒙蒙的南京，脸像是用木头刻出来的一样，看不出任何表情。
监督死刑执行的是李希成，他是保密局第五处（司法处）处长。在行刑之前，他按照惯例漫不经心地问马良：“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马良静静地看着他，风吹过来，头发像堆乱草一样随风晃动。他清下嗓子，认真地说：“我运气不好，辜负了戴先生的嘱托，让人们把我当作了汉奸，本来戴先生可以为我作证，可惜他走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没什么话要说，我只想唱首歌。”
李希成摇了摇头，说：“你真是一个疯子，到了现在，你还真以为你是军统的人吗？你把你虚构的故事当真了。”但他还是回过头来，面对执行枪决的宪兵说：“让他唱吧，看看他能唱出什么花腔来！”
马良开始唱了：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
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
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李希成当然知道，这是军统局的局歌。面对这个即将死去的人，他摇了摇头，喃喃地说，这个疯子。
每天都经历着神奇，见证着历史。每天都会发生数不清的匪夷所思的故事。现实像小说一样疯狂，不但情节超出想象，连细节也很神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算什么，卡夫卡的《城堡》算什么，在我们这个黄金时代，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没有不可能发生的。文学要求我们要写现实生活，现实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你让我们写什么现实？王安忆在“小说十三讲”中认为，小说复制现实，不如去看电视。我觉得她有点搞不清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现实中，作家早就被现实这辆疯狂的动车甩下了，作家都复制不了，电视能比人类的大脑还要厉害？至少我没看到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如此先进的电视或者报纸。电视和报纸同样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并且只能呈现被选择过的一小部分的现实。更多的现实只能靠作家去发现。
我意思是说，作家仍然得面对现实写作。现实无论如何神奇，仍然是我们要呼吸要生活的世界，真实而又直接。作家如果无视现实，总是生活在幻想世界中，那么难免会让读者抛弃。“因为在一个封闭的幻想世界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读者一旦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封闭世界，就会接受最奇怪的事件，连头发丝都不会动一根，因为没有人叫他把它们当真实的事物去理解。”（汤姆森《过分与夸张》）。简单地说，就是不信。作家的想象必然是受限的，被真实所限制，这是文学必须遵守的法则。魔幻现实主义建构的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幻想世界。
还包括过去和未来，比如《1984》，因为它所反映的噩梦如此真实，我们因此认为它是反映现实的文学。
对我来说，一篇小说就是一次寻找现实的努力，我无法精确复制，也无法回答何为真实，但我一直记着巴尔特所说的“作家终究还是要把世界为何如此的问题彻底带入自己如何写作的问题中去。”无论我们这个时代如何神奇，写作，不就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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