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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10月14日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流血冲突发生前，杨维骏便已经长期关注当地土地问题。在耄耋之年，92岁的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走在为民请命的反腐之路。 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与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他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 30年来，他坚持写信检举腐败官员，甚至开公车带领农民进行土地维权。正是他多年坚持写信举报，主政云南十年的前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这让他在民间获得美誉的同时，又与现在的官场格格不入，甚至成为很多官员眼中的异类、“刺头”。 老人说，他还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他是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过革命活动，文革期间曾被打为“右派”，却不改初心。作为退休30年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在昆明市中心一座老干部小区里，杨维骏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多年来，站岗的武警、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于见到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上门拜访杨维骏。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判断出：扛着背包、拎着本子的是记者，手里拎着信封和材料的则是访民。因为云南省前省委书记白恩培的落马，最近这段时间，杨宅的访客数达到了高峰。为了保护杨老先生，值班室的人会谨慎地让访客在小区外稍等，然后致电杨宅。9月的一天，一个头发全白、身材瘦削的老人从小区里迟缓地走出来。他时常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蓝色衬衫，微微驼背，思维却非常清晰。他走到值班室旁边，一群来自晋宁县富有村的农民立刻拥了上来，齐呼“杨爷爷”。他们正在等着他参加庆祝白恩培落马的晋宁访民大会。杨维骏递给农民领导一叠发言稿。“这次大会我就不去现场了。反腐的战斗正在最关键阶段。” 杨维骏长期关注云南基本农田被占问题，这几年多次到富有村对基本农田被强占的问题进行调研。然而，10月14日，他不忍见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0月14日，在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暴发了一次因强占基本农田导致的流血冲突，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冲突背后，是云南近年来的土地问题。因为土地问题，杨维骏与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有着矛盾。矛盾始于2001年，白恩培调任云南省委书记时。白恩培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大片基本农田被毁。在其“快速发展”口号的指导下，云南毁坏生态，变卖矿产，强征民地，强拆民房。作为一个不讲“官场规则”的老干部，杨维骏常在省政府的会议上提意见，让白恩培非常讨厌。从此以后，每次发言，杨维骏都会被安排在最后，快轮到他时，会议已经结束。2008年，杨维骏从举报者口中得知：价值5000亿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刘汉以10亿元人民币控制了60%的股权。而作为国企的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由其控股，却被白恩培拒绝。省内诉求无门，杨维骏便开始写举报信，向各级政府和中纪委举报。2012年12月，他还曾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写过一封举报信。多方举报无门之下，2013年夏天，杨维骏想趁去北京治疗眼疾的机会去中纪委举报。进京举报之前，省里有人得到了风声。省政协邀请了省委办公厅、统战部和政协的一些干部，为杨维骏专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事后，杨维骏用“批斗会”来形容这次会议。会议大厅里，近二十个领导干部坐成一圈，中间是杨维骏。一位领导问杨维骏：“听说杨老你举报了六个问题，你为什么把那六个问题在网上晒出来？” 杨维骏回答说：“不是我晒出来的，是《财经》杂志的记者晒出来的。” 虽然年过90，但杨维骏却一直关注时事新闻。2013年，他从新闻中看到，《财经》杂志社副主编罗昌平坚持向中纪委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直至其落马。他认为罗昌平是同道中人，便通过《财经》杂志的一位记者，把六个案件的材料交给罗昌平，其中包括晋宁、福海等地的基本农田问题以及兰坪铅锌矿案问题，希望他能够把材料直接交给中纪委的领导。后来，《财经》杂志报道了兰坪铅锌矿案，并把部分举报材料发上了网络。领导又问：“你所举报的这六个问题全部都解决了，为什么你还要举报呢？” 杨维骏反问：“假如都解决的话，为什么群众还跑到北京去上访呢？很明显，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 两番问答，杨维骏都占了上风。领导终于急了：“美国是讲民主的，对斯诺登尚且要严加防范限制。所以我们对你，也要限制。” 杨维骏终于生气了：“身为党的干部，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美国是假民主。” 事后，杨维骏向记者解释，在他眼中，美国对内是民主，但对外是强权政治。“我说美国是假民主，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了，他不敢再说了。难道他说美国是真民主，他敢吗？这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了。” 此外，杨维骏对领导公然拿“斯诺登”打比方也有意见。“斯诺登是揭露美帝国主义黑幕的英雄——连我们香港政府都拒绝了美国的引渡要求，允许斯诺登前往莫斯科。” 领导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讨论，质问杨维骏为什么参加“晋宁农民万人维权大会”。杨维骏反问：“我为什么不能去？再者说，晋宁县县委书记最后也表态了，欢迎我常去指导。” 领导无奈了：“他那是跟你讲的客气话。” 杨维骏反驳：“我这个人从来不懂客气话，我说话只会直来直去。” 这引发了会场一片笑声。一波三折之后，杨维骏终于成行北京。随行的，除了老伴王婉蓉之外，还有一位省政府派的工作人员。事后，杨维骏才知道，这位同志的任务，是来“监视”自己。这一天，中纪委信访办的门口，排着三排长队。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访民——时年91岁的杨维骏老先生。信访办的一位老干部专门接待了杨维骏，看到杨老的退休证和举报材料，他说：“我们感激你，代表党组织感激你。” 事后，这位干部赞扬说，杨维骏有三个突破——第一个突破：年龄最大，第二个突破：职务最高，第三个突破：举报完全不为自己。得知杨维骏去中纪委举报，随行的那位省政府工作人员慌了，对杨维骏的老伴和女儿说：杨老一定是去中纪委举报去了，那我回去要被整的。“杨老告不倒他们的，省里对杨老早都不耐烦了。” 事实证明，他错了。一年之后，日，中纪委宣布：白恩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2.从“公车上访”到“万人大会”对白恩培的举报，只是杨维骏反腐30年反腐生涯的一部分。除2013年举报白恩培事件之外，最出名的一次，是2010年的“公车上访”事件。日，时年88岁的杨维骏坐在黑色奥迪政府专车上，带着两辆面包车，带驶进了省政协，也驶进了公众的视野。杨维骏带着12个访民，在省政府里挨个办公室敲门，却无人敢应，明显在躲着他。过了几天，省政协委派一个干部劝杨维骏说：你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不太合适。杨维骏反问：“我的公车是不是规定只能用来游山玩水，不能调查研究、为民请命？你这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干部哑口无言。这次“公车上访”，起因是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一位大学生找到了杨维骏，把村里一千八百亩良田土地被镇长强征，房屋被强拆的事情告诉了他。杨维骏马上去村里调查。他实地考察发现，村民的土地被强占，又没有拿到补地，一些老年人没有地方住，被迫住在猪圈、柴房里面。调查了实地情况后，杨维骏找上有关部门，质问说：“根据国家规定，对农民的基本农田，要先补后占。你们补了土地吗？” 一位官员回应说补了。杨维骏追问，补在什么地方？那位官员说了一个偏僻的地点，“真补了，不信您去看。”事后，杨维骏回忆说，那个官员可能是觉得，自己已经80多岁了，随便说一个偏僻的地点，自己不会去查看。然而，杨维骏到那里一看，是一片荒山，上面什么都没有，也无法种植粮食。他回到有关部门，继续追问：“荒山怎么能算补呢？”那位官员又指了一处更偏的地点给他。执拗的老人再次去实地考察——结果，又是一座荒山。“都是假的，他们就这样骗我。连我都愚弄，农民又怎么能拿到补偿呢？” 后来，杨维骏带着几个政府干部去韩家湾村实地考察，把村里的情况一一向他们指出——有老人没住在自己的猪圈里，没有水，没有电，阴暗潮湿，一年之内病死了二十几个人。还有一个92岁的老人，实在受不了，就跳鱼塘自杀了。政府干部回答说，这是正常死亡，是病死的。杨维骏生气地问：“在这个条件下死亡，怎能算是真正的自然死亡？” 2012年，昆明晋宁县广济村等13个村委会因为征地问题的维权事件被媒体大量报道，2013年，更曾有过一次村民“万人集会”。村民代表王春云回忆，2013年3月，接到举报材料的杨维骏打来电话，在电话声援大家，并要求大家依法维权，后来还曾亲自参加。杨维骏回忆，参加大会之前，时任晋宁县委书记曾到杨维骏家，希望他不要去。杨维骏反驳说：“他们维权是坚决拥护中央和省委的政策，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求惩处违法乱纪干部。作为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参加？” 劝阻无果后，县委书记只好说“欢迎杨老多去指导”。老人还建议县委书记多去听听群体的诉求。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和政府多年的实践经验。现在有些干部，开自我批评的内部大会，我说你什么不足，你说我什么不够，就是不敢开门去倾听群众的意见，自我批评完也不解决问题。那都是走过场——自己批评没有用，得打开门让别人来批评。”老人说。最近，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这部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献礼剧，以不回避历史的态度和平民化的刻画引发观众热捧。每晚，杨维骏和老伴都会坐在电视机前等候，每每看得热泪盈眶。电视中那些鲜活的画面，他们都曾经历过。杨维骏正直的品性来自自身经历。其父杨蓁，云南名将，做过孙中山的参谋长，曾与朱德义结金兰。杨维骏3岁时，杨蓁被军阀谋杀，便随母亲逃往上海法租界，童年便目睹了洋人压迫国人的一幕幕，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同情。后来，杨维骏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进入政协工作。1959年，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学者费孝通被打为“右派”。这时，有人找上门，让他揭发检举老师费孝通跟其他的反党知识分子“策划于密室”。杨维骏的回答是：“我不能瞎编。” 因不肯检举老师，杨维骏也被打成“右派”。白天被人监督劳动，插秧、耕田、放牛、修路、上山打炮眼……晚上还要被批斗。在这种压力下，身边很多人吐血死掉了，杨维骏却坚持了下来。他说，20年的“右派”生涯中，是马恩文选拯救了他。“我找到了一个精神支柱，才活了下来。” 这种生活，直到1978年，杨维骏平反，恢复原职。退休之后的30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反腐。1989年，国有企业投机倒把的“官倒”活动猖獗。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活动，云南也成立了一个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时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成为小组副主任。听举报者说昆明钢铁公司有“官倒”现象，杨维骏就带人去调查。发现昆钢一位领导把大量钢村以政府统购的价格卖给广东商人，收了取两辆面包车的回扣。一切证据确凿。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杨维骏汇报完情况后，会场沉默了几十秒——在座的几十位小组成员没一人吭声。坐在杨维骏旁边的小组成员扯扯他的手，轻声说：“你看，人家都后悔了，痛哭流涕了。”杨维骏反驳，不管他流涕不流涕，痛哭不痛哭，他犯了错误，就要依法处理。然而，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杨维骏很疑惑，多方打听得知，那位昆钢领导“上面有人”。在白恩培之前，杨维骏最出名的反腐事件，是上世纪90年代举报原云南红塔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当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虽然云南经济落后，但是烟草行业非常发达。云南的财政收入中，烟草占到70%。有群众向杨维骏反映：红塔香烟的市场价比出厂价高出一倍，烟厂与省内部分领导干部子女勾结，从中攫取巨额利益。1994年，杨维骏向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举报褚时健。后来，潜逃国外的褚时健被捕。1999年，褚时健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维不会用电脑、网络，甚至手机都不会用。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当现实中的反腐之路受到阻碍时，杨维骏还是选择在互联网上另开一条谏言之路。2010年，杨维骏开通了名为“直言”的博客。每当接到维权民众的资料和反腐材料时，他就会把内容手写出来，找到打字复印店，让店里的员工帮他打字并上传到博客上，其中就包括那封“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如今，杨维骏每天坐在家里的书房里，忙于接着各地的来电——有记者采访的，也有农民请他帮忙维权的。书房里满满的堆着各种举报材料。“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就放在他的书桌上。以往，杨维骏还会做些运动，如今，杨维骏每天把多数时间用于查看维权者的资料、证据和相关政策、法律条文。许多案件牵涉到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92岁的杨维骏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来自学。对于这样的生活，老伴王婉蓉有点儿抵触。“我时常跟老杨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他们’手里掌着实权，你只是个退休的老头子。” 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长期举报高官，杨维骏渐渐发现，自己身边飘满了“眼睛”。2013年，接待维权的农民时，一位农民指着一辆车告诉他，这辆车是来监视你的——长期上访的经历，让这些农民已经能够认出政府的车了。杨维骏走过去，敲敲车窗。车内，是政协一位老干部处处长。杨维骏问：你来干什么。那位处长尴尬地回答说：“我在等朋友。”可是他立刻大声盘问那个农民：“你姓什么？你叫什么？你为什么来这里？” 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一位小区邻告诉杨维骏：杨叔叔，我很敬佩你。小区里有很多车子在监视你。在举报白恩培的过程中，杨维骏收到了一封信，署名为“好心人”。信里除了表示对杨维骏举报白恩培的佩服之外，还提醒他说：在省机关里，一位与白恩培交好的高官对他的举报信非常不满，当众大发雷霆，扬言要让杨维骏“永远闭嘴”。“好心人”建议杨老小心人身安全。杨维骏把这封举报信拿给时任省政协主席的王学仁。王学仁说：“量他也不敢，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晚上不要出来。” 2014年，当杨维骏的反腐之路到达高峰的时候，危险果然袭来。2014年3月的一天，晚上12点，一个中年妇女突然开车进小区。被站岗的武警拦下后，她声称是杨维骏的女儿，从北京回来看望父亲，“这么晚了，就别打扰我父亲了。让我自己进去吧。” 负责任的武警带着她一起敲响了杨维骏的家门。门内的杨维骏听出这不是女儿的声音，武警便把中年妇女押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她开始装疯卖傻，审问了一会儿，民警也只能把她放了。老伴王婉蓉年近80岁，以往经常锻炼身体，体质一直保持得不错。2014年夏天，王婉蓉因运动过量，感觉呼吸困难，便到小区内的医院去吸氧。医院把她安排到了一间只有她一人的病房，不一会儿，护士抬来一个银灰色的钢瓶，给她吸氧。吸了几口，王婉蓉觉得病情反而严重了，便打电话把杨维骏叫了过来。杨维骏进病房一看，银灰色的钢瓶上赫然写着“二氧化碳”四个字。杨维骏夫妇拿着钢瓶去化验，结果证明，瓶内确实是二氧化碳。院方解释为“护士拿错了”。那次吸入二氧化碳后，王婉蓉便一病不起。目前，夫妇正在考虑起诉这家医院。虽然心疼老伴的身体，但提到反腐时，杨维骏依然认为，这不过是“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除了继续写检举信和听取访民问题外，老人还有两个梦想，一是出一本自传，希望领导干部们能学习自己的反腐经历；二是想建立一个反腐基金会，专门奖励反腐人士。这两个梦想都需要启动资金，老人正在为此努力。“最近我的月工资涨了1000块钱，又向亲戚朋友借了钱。东拼西凑，已经凑到三万块钱了。”老人欣慰地说，仿佛梦想正在向自己招手。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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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11月29日晚，台北市八德大楼国民党中央党部。采访区内，媒体早已架起各式长枪短炮，等待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出现。 当天早些时候，台湾地区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进行投票。当选的22个县市长中，民进党拿下13县市，无党籍获得3席，国民党则大溃败——由原来的15席降为6席。 相机的快门声猛烈响起，马英九身着深蓝色西装、蓝黑条纹领带，率领国民党高层在发布会现场鞠躬致歉，“此刻我的责任，是尽快提出改革方案，回应人民诉求，我不会回避任何责任。” 4天后，马英九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12月3日的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请辞国民党主席。这已经不是马英九第一次请辞国民党主席一职。日，台湾“高检署”认定，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内，将1117余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21万元）“特别费”存入私人账户，涉嫌贪污。检方遂以“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起诉马英九。当晚，马英九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第二年，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对马英九“特别费”案作出三审宣判：马英九被判无罪，全案定谳。那一次请辞，并未对马英九的仕途造成实质上的影响——2008年，马英九成功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并在第二年以93.87%的高得票率，强势回归国民党主席。对提振经济的美好承诺，成为马英九在竞选路上畅通无阻的主要筹码。然而，马英九并没能兑现他的承诺——当选后开出的“六三三”许诺（经济成长率6％、人均GDP3万美元、失业率低于3％）至今未能实现。马及其行政团队虽祭出扩大公共投资、发放消费券、开放陆客赴台等措施，但台湾经济依然急转直下，就业萎缩，失业率飙升。此外，马英九政府宣布“油电双涨”方案，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方案大幅调涨岛内油、电价格，力图改变长期以来“中油”和“台电”把控下的油、电定价方式，让油价、电价恢复到市场正常水平。但是作为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油、电价格的大幅上涨，增加了民众的日常支出。一家餐厅小老板曾在媒体上刊发《给马英九的一封信》——“万物皆涨、消费恐慌、掀倒店潮”。除此之外，马英九推行的“证所税”——对炒股、炒期货赚钱的人进行征税，也让其民望大跌。这项本意针对富人、力图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一出，却令台湾股市3个月内蒸发2.63兆新台币，平均每位股民损失29万新台币（5.7万人民币）。一些股民大呼当初不该投票给马英九，“现在想到马英九，血压就升高”，甚至在同一阵营内，马英九的经济政策也饱受批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长子连胜文在采访中表示，值此经济成长迟滞之际，任何现任官员顶多只是“丐帮帮主”而已。 2.“不哭、不撒娇、不碰女生”马英九的“丐帮帮主”生涯，和蒋经国的提拔密不可分。1950年，马英九在香港出生，两岁随全家来到台湾定居。父亲马鹤凌曾在国民党任职，教子之道素以严厉著称，不准马英九哭、懒惰或撒娇。1981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马英九回到台湾，被蒋经国选为英文秘书，从事翻译工作，从此步入政坛。工作中，马英九深得蒋经国的喜欢，被赞为“没有缺陷的年轻人”，34岁那年，马英九被蒋经国破格提拔为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兼“总统府”秘书，风头一举盖过了当时国民党内中生代的领军人物钱复和宋楚瑜。之后，马英九任“行政院研考会主任委员”，成为历来最年轻的“部会级首长”，很多人形容其升迁之快“就像坐直升机”。1993年，连战出任“行政院”院长，马英九受邀出任“法务部”部长，由于办案力度过猛，马英九成为党内的箭靶，当时李登辉曾言：“差点把国民党搞垮！”但是，马英九在“法务部长”任内的表现，成为其在台湾政坛崛起的重要资本。“法务部长”任上，马英九频频在台湾电视中以现代“包青天”的形象表露锋芒，大力提倡“反毒”和“肃贪”，并提倡狱政改革，允许犯人携带小电视、收音机及语言学习机进班房，甚至亲睡牢房以体验牢狱生活。这个表面上强硬的“政客”背后，却一直隐藏着一个“书生”马英九——马英九的政治性格中，中国传统的“书生”特点屡屡显现。马英九曾在采访中说，每天上午进入办公楼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向敞厅的孙中山铜像行礼，并回想孙中山一生志业。马英九一再表示，“政治人物应存诚去伪，以拙朴取代虚巧”，“官可以不做，但人不可以不做”。在他看来，“政治不该是勾心斗角、权谋而已，应该要有更多的诚意、格调及信任。”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马英九，笃信法律是现代人应该遵循的高于情和义之上的唯一最高行为准则。“许多人批判我不够权谋，太过拘泥法律，但我真心的认为，台湾过去的混乱，正是由于部分政治人物太过权谋，把法律当成可以恣意操纵的权力工具的结果。我怎么可以重蹈覆辙呢？”马英九的政治性格，与那些在国民党长期独裁体质下衍生的一般政治人物所具有的“威权人格”特征，大异其趣。在“政客”和“书生”的双重作用下，从政30多年来，马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健康、清新、廉洁、改革的形象，曾深入民心。为保持这一形象，他慢慢地成了“不粘锅”：对任何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凡有女“粉丝”请他在衣服上签名，他一定会高悬手腕，以免碰到对方身体；当选国民党主席后，在庆功会上，他“一个箭步跳到旁边”，就是不让女同事们接近。在曾任台湾“文化部”部长的龙应台看来，马英九有着严重的道德洁癖。早在任职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期间，龙应台就和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共事。在一次“总统”大选时，龙应台深夜接到一通告急电话，对方希望她能为候选人写一篇文章，随即被她拒绝。之后才得知，自家阵营也一直要马英九给其压力，希望她帮忙辅选，但马英九立刻一口回绝，“龙局长不会愿意的，试都不必试”。政治上的道德洁癖，让马英九在政坛很难交到朋友。在2004年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选举中，陈水扁凭借“两颗子弹”翻盘。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愤而率领群众包围了陈水扁的官邸。此时的马英九，却以台北市长的身份，下令出动防暴警察，用高压水枪和铁丝网驱散群众。也许正是看出了马英九的道德洁癖，2005年，连战在交接国民党主席一职时，曾告诫他“独木难撑大厦”、“别一心只想着2008”。然而，马英九在就任国民党主席后，立即着手清退党内“多余的”工作人员。很多为国民党摇旗呐喊了一辈子的人，在收到一个装有遣散费的信封后，就被“清”出了党部大楼。马英九优柔寡断的性格，常常备受诟病。去年11月，国际知名期刊《经济学人》亚洲版发表题为《Ma the bumbler》的文章，被译为“笨蛋马英九”。随后，该杂志称，标题意指马英九行事犹豫不决。此言一出，就有人笑称，马英九的“犹豫型人格”已被“国际认证”。2006年5月，陈水扁一家涉嫌贪污腐败的黑幕层层曝光，国民党其他大佬纷纷批扁，泛蓝群众也打进电话希望马英九“硬起来”，但马却一直态度暧昧不出声。直到6月初，“倒扁”民众冲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扔臭鸡蛋时，马才改变主意。香港著名作家金庸曾对马英九寄望颇深，特意送给他一套《倚天屠龙记》，希望他能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张无忌那样，率领群雄重振明教。但马英九却表示，他不想当明教教主，因为张无忌感情太丰富。他的偶像，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可惜，郭靖虽是一个成功的大侠，却是一个失败的政客。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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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为官三十多年，罗崇敏身上一直贴着“改革派”的标签。来源：《南方》杂志新闻背景： 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革新。日，关乎中国未来十年命运的改革，终于有了答案。这一天的晚上7点，国内主要媒体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们很快在《决定》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对于这个在国家里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终决议，同样意味着他们命运的改变——它意味着学者于建嵘的建议被决策者采纳；它意味着官员罗崇敏呼吁的教育改革终于开始缓慢推进；它也意味着唐慧、任建宇的劳教悲剧不会再重现…… 他们是学者、官员、上访者、劳教者……同时也是改革的谏言者、推动者、倒逼者。当这个国家真的因他们而开始改变，他们又在做些什么？ 时针指向日18点30分。51岁的学者于建嵘正坐在电脑前，透过厚厚的花镜，注视着自己的微博页面。再过半小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最终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要公布。 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在等待一场“赌局”的结果：就在3小时前，他用肯定的语气，在新浪微博上对决议做出了预测。他相信新一轮改革的到来：“这次，一定会改变省以下法院地方化、法官职业化的问题，会废除劳教制度，会改革信访制度。” 于建嵘坚信：社会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中国必然走上法治之路。“我去年三月份制订的改革路线图会实现的。不信，等着瞧。” “改革路线图”指的是于建嵘2012年3月起草的《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十年发展纲要》。那时候，身边的朋友还都在嘲笑于建嵘，说他在做白日梦。有朋友打赌：“你赢了，我就徒步进京。” 微博上很多网民开始质疑于建嵘的预测。“如果你说错了，怎么办？” 于建嵘半开玩笑地抛出了赌注：“如果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思路与我的路线图基本吻合，有人请我喝酒不？如果与我的设想完全相反，我请大家喝茅台，无论多少人，卖了房子也请。” 于建嵘最终还是赢了。门户网站很快在包含16项60个条款的决议中，提炼出了若干亮点：改革信访制度；废止劳教制度；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这与于建嵘几小时前做出的预测几乎一致。 第二天，于建嵘的办公室里果真堆满了各地网友寄来的白酒。他不得不在微博上留言：“谢谢大家，但千万不要再送东西了。” 对于改革的笃定，来自这位学者过去10多年的经历。这些年，他像是个移动的信访局，他那间位于北京宋庄的办公室，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外地群众上门反映问题，就连门厅都不得不摆起流水席。 他的影响力也辐射到庙堂之上——他开始给全国各地的官员开讲座，主题多为信访制度、维稳、法治…… 于建嵘会习惯性地以“我们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然后指着台下说：“你们这些当官的”。说到酣处，他对官员们说：“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听众中，竟有官员也站起来鼓掌。 《南方人物周刊》曾这样评价于建嵘：中国或许不缺少一两个学者，缺的是为声音微弱的底层代言、为民众的命运奔走呼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人物。他扮演了这一角色。 于建嵘自己觉得：与其说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不如说是执政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法治之路，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忙碌的于建嵘边吃泡面边与来访者交谈。来源：大河报任建宇:改革的“倒逼者” 《决定》公布的两天前，沪综指数跌了38.83点。这意味着，很多人觉得于建嵘会输。 身在重庆的任建宇，显然也曾把赌注压在了社科院教授的对立面。当于建嵘守还坐在电脑前等待《决定》文稿的时候，任建宇则打算跟朋友出门去看场电影。 那一天，任建宇没能亲眼见到这一幕——电视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有着这样一句话：“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晚上7点半，任建宇突然接到一位记者的电话：“劳教制度废止”。 对于劳教制度的改革，任建宇无疑是“倒逼”的关键人物。2011年8月，因转发时事评论，这位即将转正的大学生村官被劳教15个月，引发舆论关注。 任建宇没能料到劳教制度废除得如此之快。他此前最乐观的估计是：劳教制度最快能在2014年的两会上进行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他仍对改变不抱希望。当天，他在微博上写道：“又是一场大会，人们似乎依然对此充满期待。时间过得好快，一年前的今天，我还在里面焦灼不安的等待最后的宣判…… 重获自由的这一年，废止劳教仍是任建宇最大的心愿。劳教所里，任建宇见过因各种原因被劳教的人。根据此前的劳教制度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无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最高期限高达4年。劳教制度因此被一些学者指为“恶法”。 劳教废除之前，任建宇没有过停止对劳教制度的控诉。媒体上，他发出“如能废止劳教，我愿意站出来”的声音。微博上，他不时控诉劳教制度。 对于劳教制度这台巨大的机器，任建宇也像是让机器最终报废的试验品。如同多年前终结了“收留遣送制度”的孙志刚，“任建宇”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劳教制度改革乃至废止的重要符号。 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政治发展报告（2013）》写道：围绕着重庆任建宇等案，随着社会发展，劳教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改革劳教制度已成为社会共识。
2012年11月，任建宇站在重庆江津老家的屋顶上望着远方若有所思。来源：新华网 任建宇想要去为曾经的苦难干上一杯：“让那些日子远去吧！” 从获得自由到劳教制度终结，他认为，这是每一个个体共同参与所产生的社会合力所推动的。远在湖南的唐慧则觉得，她是站在废除劳教制度十字路口，“把这把火烧得更大了”。 那天晚上，唐慧正在接待一个广州来的记者。几个月前，针对唐慧的质疑一度引起轰动，这位曾经的“伟大母亲”，突然就又被视为“泼妇”、“骗子”。她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连记者也来得少了许多。 唐慧不知道，此刻的微博上，她的一张经典照片正在流传。那是她2012年劳教被释后，在大巴上掩嘴痛哭的样子。 晚上8点多，丈夫的手机震了一下：搜狐新闻客户端推送出来一条消息——“劳教制度被废除”。唐慧感觉这不是在做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改变。 那天夜里，唐慧失眠了。尽管她努力不想，但劳教时的情景，仍然一一在脑海重现。被劳教之前，唐慧也曾失去过自由。为了给“女儿被逼卖淫”的事讨说法，她本以为15天的拘留已经是最沉重的代价，但在2012年8月初，因“缠访”、“闹访”，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她劳教1年半。 劳教永远成为历史，但唐慧看来，有些事没能随着劳教制度的废除而完结。虽然律师没少劝她支持废除死刑，虽然她自己也动摇过是否去试着原谅，但有一些事唐慧仍然不准备“放下”。她说她目前最关心的两件事：一件是湖南省高院对她女儿案件中两被告的死刑复核，现在还没下来；另一件则是湖南省政法委曾表示会对她女儿的事给出一个调查结果，但迄今也没等到。 “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果，我放不下。”唐慧说，如果事情一直如此，她还是会继续维权——这是她几年来的执念，是她认为最有效的手段。 说这句话的时候，唐慧还不知道：作为改革的倒逼者，她自己同样曾站在另一个改革的十字路口，推动了另一项革新。那一天，发布的《决定》中，明确写入了：“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日，唐慧走出法庭后掩面而泣。来源：新华网 邓吉元：伤心的事不再提 距离唐慧家1400多公里外的陕西镇坪，邓吉元此时还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即将发生的革新。 当公布“单独家庭（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放开二胎”的时候，他正在厨房洗菜，等待妻子冯建梅回家。如果改革来得更早一些，这个家庭的故事或许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去年6月，他和妻子的第二胎在七个月大时被当地政府部门要求强制引产。妻子冯建梅在与计生部门对抗了70余小时之后，最终还是被按在了引产的手术台上。 家人如今已经默契地不再提的“那桩伤心事”。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邓吉元瞒着家人，偷偷去了埋葬死婴的地里看了三次。他尝试向记者讲述那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在那里就会想，如果他还活着，现在已经会走路说话了。” 对于妻子冯建梅来说，失去腹中胎儿的阴影，却未因此被抹去。在那之后，她无法再在镇里陪女儿上学——一年前，她被拉去强制堕胎的厄运，正是从那间租住的陪读屋开始。一家人不得不把女儿送去隔壁的平利县上学。因为路途遥远，母女俩每个周末才能回来。 这对患难夫妻的遭遇一度引发舆论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又一轮反思。那个时候人们没能料到：“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这句话，即将被写入一份决定着这个国家命运的文件。
镇坪县村妇冯建梅，在镇政府干部的强制要求下，被迫引产了已经七个月的女婴。来源：华商网。 罗崇敏：体制内的改革 改革，对于61岁的“奇官”罗崇敏来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退休前，他曾多次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力量推动改革。为官三十多年，他身上一直贴着“改革派”的标签——无论他任红河州委书记，还是任云南省教育厅。为此，媒体送了他个称号，“奇官”。 《决定》发布的那个晚上，罗崇敏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一场关于“惊疑人类教育”的演讲。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高考变革会有什么影响？”现场一位教授提问。 罗崇敏的回答毫不迟疑：“大的变革可能不会有，小的肯定有。”呼吁教育改革多年，他清楚这项工作推进的程度。 演讲直到晚上9点才宣告结束，罗崇敏坐上出租车返回酒店，终于看到手机上2个小时前弹出的新闻。“步子可以更大一点。”看着两万字的《决定》文稿，罗崇敏说。 2002年至2007年，罗崇敏担任云南红河州州委书记期间，曾在当地发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尝试。2008年，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时，他又尝试取消全省统一中考。 他发现，这一次，地方上曾经尝试的诸多的革措施，被提到了中央层面。《决定》中提及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让他 “很兴奋，很震撼”。在地方推动改革时，罗崇敏就深切感觉到，政府职能转变、干部选拨任用体制改革，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这样的说法是首次作为改革目标提出，从中能看到党的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罗崇敏觉得，这说明中央看到了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相比于官员出身的罗崇敏，作为反腐问题学者的王明高则显得更加兴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如今35年过去，他记得改革初兴时自己的那种激情。如今，他说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26岁的任建宇并不知道那种感觉。但他不会忘记，去年11月20日那天，他重获自由。进村前，他和妻子特意到集市上买了一整套新衣服，然后将那些旧衣服全部丢进了长江。 “希望这页历史永远翻过，不要再倒退。”任建宇所指的不止劳教，还有那些已被革新的过去。
61岁的罗崇敏，一直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力量，主动推动改革。来源：南方周末。,导读3月7日下午，刚刚履任环保部长仅10天的陈吉宁将迎来部长生涯的第一个“大时刻”：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这位前清华大学校长将就“全面加强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作为“学而优则仕”的典型，陈吉宁刚一上任，就被环保学者们打上“专业性”的标签，被环保系统内部人士和外界观察者们寄予厚望。与此相对的是，长期以来，环保系统被认为是“弱势部门”，曾有媒体用六个字评价环保部：“有义务，没权力。” 在这个举国关注环保问题的时刻，这位学者型新部长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经表决通过，任命陈吉宁为环保部部长。51岁的陈吉宁成为目前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最年轻的部长，也是唯一一名60后部长。被正式任命为环保部部长仅48小时，陈吉宁便首次公开亮相，主动与媒体见面：3月1日下午2时，身穿浅灰色休闲西服的陈吉宁走进会议室，并主动与在座的记者们握手，脸含微笑。据新华社报道，在媒体见面会上，陈吉宁选择了那段时间互联网最热门的话题，柴静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作为切入口。“我昨天晚上完整地看了，今天上午给柴静发了短信，向她表示感谢。”陈吉宁说，“她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从公众和健康的视角，唤起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值得我们敬佩。”作为环保领域专家，陈吉宁对环保类的著作信手拈来，他将这部纪录片的重要意义同环保史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相比，该书由女科学家雷切尔?卡森在1962年出版，唤起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我想这片子也对唤起公众关心环境健康问题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我特别赞赏这件事。”陈吉宁说。上任之初便接洽媒体，这昭示着新任部长的环保新思维。对此，陈吉宁也谈到，环保部要让人民群众感到有希望、有信心解决环境污染，“而环保部如何与社会公众互动，将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从清华大学校长调任环保部，公众对这位学者型官员保持了热切的期待。与前任不同，这位以环境研究经验著名的大学校长，此前一直在清华大学工作，从未有过在政府部门任职经历。然而，他的身影曾多次出现在中国环保工作的第一线，业界对他毫不陌生。作为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陈吉宁曾多次参与过国家应急环保事件的处理。从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到汶川地震救灾……陈吉宁每每出现在环保事件的第一线，为政府和环保组织提供最专业的咨询。2006年1月，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举国震动，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专家，陈出现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2008年汶川地震时，时任常务副校长陈吉宁带队组成的清华大学抗震救灾专家组，作为第一个高校专家组飞抵灾区。在学界和业界看来，陈吉宁是顶级的环境领域权威专家。陈吉宁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环境系统分析、不确定性优化，这种专业背景也正符合中央对环保部职能转变的规划。“有些高层缺乏深入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陈老师会从根本上分析存在的问题。”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一位环保专家认为，陈吉宁会给中国环保领域带来新气象。 2.“激进”校长在清华大学工作、任职期间，“敢于挑战、不拘一格”是同事们对他最大的印象。刚刚担任清华大学环境系主任时，这位有着十年海外经历的海归学者曾引发争议。大家都觉得，他升得太快了。但很快，陈吉宁就给出了完美的答卷。他利用自己的海外经历，引进了一系列从前不敢想象的人才，并做出一系列措施，引起了环境系内外师生的瞩目。一位清华环境系老师回忆，当时系里教学楼空间狭小，但盖新楼需要学校批钱，流程非常麻烦。为了尽快改善系里的办学条件，陈吉宁并没有拘泥于旧流程。他找到了中国和意大利合作的智能楼项目，由意大利出钱，清华出地，将环境学院大楼设计成充分利用太阳能、自然光的绿色节能生态示范楼。如今，这幢教学楼成了清华的标志性建筑。2006年，42岁的陈吉宁就被提拔为清华大学副校长。6年后，他成为清华大学的第18任校长。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陈吉宁曾公开赞许学生“捍卫PX词条”。媒体赞许了陈校长的这一举动，称赞其为“激进”校长。在2014年清华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陈吉宁特别对几位捍卫PX词条的学生表示赞许。在2014年，清华曾有几名学生在环境领域成为热点——该年4月2日到4月4日，因为发现百度百科词条中对PX（对二甲苯）毒性的描述被人由“低毒”改成“剧毒”，清华化工系近10名学生自发昼夜捍卫“PX低毒属性”这一科学常识。在持续3天的拉锯战中，“PX”词条被反复修改36次，最终被锁定在“低毒化合物”的准确描述上。日，清华举办毕业典礼，陈吉宁特别提到此事。他当众表示：学子们体会的不只是真理的可贵，还有责任和担当的重要。“我更相信，你们在课堂、在实验室、在各种大赛上，收获的不只是知识、分数和名次，还有创意创新创业的创造者精神，这种精神将伴随你们一生”。在清华大学校长任上，陈成功推动了清华大学的教学改革，赢得了外界的肯定。清华大学内部认为，在人事制度改革、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和清华教改，尤其是去行政化方面，都为清华大学做出了大贡献。前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代所长许振成曾与陈吉宁在滇池污染控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有过不少接触。在许先生看来，清华校长或许与陈吉宁的新工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管环境当然是个顶端的众口难调的组织协调活。” 3.“肯定是铁腕治污”曾经，在清华大学校内，学生们经常会看到陈吉宁骑着自行车的身影——这是他为了倡导绿色生活的环保理念的行为。这一举动每每获得清华学子的点赞。从今以后，陈吉宁的身影不会再经常出现在象牙塔内。取而代之的是数亿关注中国污染问题的眼睛。新形势下，环保部的工作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中国环境积累的问题，已经接近极限。另一方面，在目前经济放缓、下行的形势下，再提环保，压力、阻力会更大。陈吉宁本人对自己面临的困难早有心理准备——在四年前的一次环保问题论坛上，陈吉宁曾表示，如果没有“十倍”的技术进步的话，那今天所有复制欧洲和美国的治理模式都将很难成功，今后必然会遇到问题。四年之后，他成为环保部的部长，扑面而来的是一连串环境问题：北京、河北的雾霾、遍及中国的白色污染、蔓延西北地区的荒漠化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让人头疼的难题。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履新的陈吉宁，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十八大报告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由此可见，新一届政府对于环境的决心很大。这为他治理环境提供了新机遇。新官上任，陈吉宁概要讲述了四项工作计划。他表示，过去的环保部门，给人的感觉是执法过松、过软，企业不守法是常态，这种状况何谈环境保护。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切实贯彻实施新《环保法》，让守法成为底线和常态。作为环境学界最权威的专家，陈吉宁刚刚完成了从学者到官员的转型。此前，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也曾提出过不少主张。其中就包括重拳治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两会上，陈吉宁惜字如金。面对记者们的围追堵截，他淡定地表示：“肯定是铁腕治污，这没什么可说的。”3月7日下午15时30分，他迎来部长生涯中的第一个大时刻：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这位前清华大学校长将就“全面加强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公众们期待，中国环境治理将自此迎来新节点。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倪萍坐在央视新大楼的化妆间里，国家电视台的端庄依然挂在脸上。只是如今她55岁了，更像个和蔼的邻家阿姨。详细
贾家堡“毒史”只是一个缩影。建国以来粗放式发展遗留的积弊，正寻找下一个爆发的契机。详细
在民族主义夹缝中，他探寻着日本演员的中国生存逻辑。他的命运随着中日的民间情绪起伏。详细
她描述了一个隐秘的世界。那里穷尽豪奢、纸醉金迷，高官用巨款给爱情镀上闪耀的金光。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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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孩子撞倒赖账，还是老人故意讹诈？达州摔倒老太所引起的风波，并未因为警方的调查结论而盖棺定论。
如今，74岁的蒋光容并不接受达川公安分局此前公布的调查结果。在警方11月22日的调查结论中：她系自己摔倒，与三个扶她的孩子无关；而她和儿子龚发安后来的行为，则属于敲诈勒索。她不断下跪、哭泣、发着毒誓，试图扭转自己的形象，但效果甚微。蒋光容却并未意识到，这场罗生门同样影响着达州这座小城的行为方式：有人联想起热心助人却被骗的经历；有人开始对摔倒的老人充满警惕；也有人教育起孩子不要再做好事……在这个关于人与人的故事里，信任的又一道砖垒，正轰然崩塌。 74岁，蒋光容成了“恶人”。她刚刚搬到达州的儿子家里未满一年，城市生活仍仿佛是“真空”。此前的几十年里，她生活在渠县农村，耕地，担粪，种粮……直到去年夏天，老伴去世，她孤身一人。儿子龚发安在春节把她接进城里。龚发安做装修工，妻子擦皮鞋，全家月收入过万——在当地也算富足。对于蒋光容来说，城市的日子却并不如意，她没有朋友，没有故人，邻里也极少往来。蒋光容家楼下的临街住户，想不起来有这样一个新来的老太太。如今局面更加糟糕。她们这个外来户，开始成为邻居眼中的“讹诈者”。儿子涉嫌敲诈勒索而被警方拘留后，家人开始担心如何在达州生活下去。他们没有支持者，只能不断诉说“冤屈”。蒋光容家的小区位于达州老城区，老楼房的破旧墙皮裸露着水泥。沿着狭窄的街道往西走约50米，是另外一个小区——里面住着9岁的江小华和外公外婆。即使久居于此，普通人家的生活也并不容易。江小华的母亲在广州打工，父亲则在达州开车帮人送快递——一天挣七八十元。江小华下学后，常常是和朋友小文、小鹏一起玩。日那个炎热的下午，老人和三个孩子在正南花园相遇。夹着准备扔的旧衣服，蒋光容从南向北走上一个小坡。三个孩子正在上面的水泥坝上玩耍。这条路上蒋光容摔倒了，一场罗生门就此展开。按照蒋光容的说法，三个孩子从侧面一下子冲出来，撞到自己右腰处。被撞翻的那一瞬间，她感觉“就是痛，脚都木了”。情急之下，她抓住了江小华，另外两个孩子跑开了。“不是我一个人哦，老婆婆。”她听见江小华这样说。小区里没人相信蒋光容。小区居民张巧巧和陈晓萍自称目睹了此事，她们坚称老太太撒了谎。按照她们和孩子们的说法：蒋光容摔倒后，要五六米外的三个小孩子去扶。江小华走得快些，就先去扶。张巧巧说，自己一开始就看到了老太太摔倒。她以为老人是犯了头晕，但她没有去扶——电视看得多，她知道有很多老太婆会碰瓷。这个社会哪还容易相信别人？成年人的第一反应：警惕。目击的成年人不下十个，没一个人出手。9岁的江小华不假思索地把蒋光容拉起。但老人没有起来，张巧巧以为小华拉不动，犹豫了一下，也过去伸出了援手。蒋老太告诉她：“他把我推倒了，要赔150元钱。”这一句话引起了张巧巧的警惕。那一瞬间，这个老太和她在电视上看到的讹诈老太形象迅速重合。人们围了起来，“她是新来的”，人群里有人说。陈晓萍想要掰开蒋光容抓着小华的手。但老太太力气大，掰不开。江小华的父亲也在这时闻讯赶来，给了孩子一巴掌。人群沸腾：“你孩子是在做好事！”那一天，蒋光容被送到了小区门口的小诊所。愤怒的居民把诊所堵得水泄不通，蒋光容坐着靠在墙上，耳边全是人们的咒骂：“大骗子！”蒋光容后来说：那一刻，她心里很难受。
虽然没有证据，蒋光容还是人们视为众多“讹诈者”中的一个，人们说她“丢了达州人的脸”。 电视台来采访的那一天，人群中有人听到，一个不知来自哪里的中年男人说了一句：这个老太婆在超市门口坑过自己500多块钱。 这一来源不明的严重指控，在邻里间仿佛一颗烟雾弹炸开。谣言在附近居民中弥漫。蒋光容的“讹诈专业户”形象开始被人们描绘得栩栩如生——有人信誓旦旦地说那次讹诈在附近的新世纪百货，也有人说是在家家福。 每个人都言之凿凿，却没有人亲眼所见。两家超市的服务员没人记得有这样的事情。一个超市的工作人员说，她听到过类似的故事，但她坚信事件发生在另一个超市。 另一则信息更加深了人们对于蒋家的猜忌。11月16日, 蒋光容的家人背着老人敲开了江小华的家门，“不赔医疗费,把老太太养到能下地走路就行”。江家不得不照顾了老人一晚，第二天再把她背回到蒋家楼下。 最终，江小华的父亲以敲诈勒索为名报了警。同一天，蒋光容上了报纸。 面对突如其来的舆论漩涡，蒋家人显得不知所措。在最早将事件公之于众的一篇报道里。记者致电蒋光容的儿媳，儿媳居然承认婆婆是在家洗澡摔倒。这给了蒋家致命的打击，也让媒体给蒋光容定了性——为老不尊的讹诈者。网络上有人评论道：不是老人坏了，而是坏人老了。 蒋家人事后称，“洗澡摔倒”的说法是被人“设局陷害”。按他们说法，在家洗澡跌倒是江小华父亲的主意——因为只有说自己摔倒才能报医药费。 舆论的争议中，警方最终将事件定性为“敲诈勒索”，给予了蒋光容和儿子龚发安行政拘留、罚款等处罚，但由于蒋光荣已年过七旬，行政拘留依法不予执行。一边倒谴责的人们没再能留意到：警方同时也认定，蒋老太的伤情确实是事发当天形成。 儿子被进拘留所，年过七旬的蒋光容开始面对记者不断重复着一个字：“冤。” 她牢牢握着记者的手，把脸猛然扎进记者怀里，说到激动处则突然起身跪下，发出农村女人在葬礼上特有的说唱式哀嚎。她不断发着毒誓：“如果骗人，全家死绝”。 “群众完全是冤枉我。我好怄气啊！”她和家人认为，证人住在孩子家旁，有偏袒和串通之嫌。而她们，只是个外来户。 她看着记者的眼睛，拍打记者手背，尝试获得信任：“你看我是那种人吗？”儿媳则指着1万多元购买的按摩器，证明自家并不缺钱。 只是蒋家人始终没能找到足够证据为老人正名。并不信任他们的媒体评价蒋光容“死不认账”；也有媒体起了调侃的标题——《讹人老太每次受访均下跪喊冤》。 人们不肯罢休。老人的家里，一位央视记者反复核对着每个细节：孩子是怎么撞过来的？三个孩子怎么同时撞到你？孩子跟你差不多高……“老人这么大年纪，怎么记得起来？”蒋光容的孙子事后试图为老人解围。 央视记者显然不想停止追问：“如果你自己孙子遇到类似情况，自己作何感受？”被媒体穷追猛打了几天的蒋光容终于脱口而出：“我不会让他帮助别人。” 听到这话，屋里另一家媒体的记者突然一愣，他明白这问题其实是一个套：“估计她当时已经昏掉了。” 即使没有蒋光容，不信任也早已开始在这座城市的人与人之间蔓延。 痛恨蒋光容的围观者中，很多人有过被碰瓷的经历。李梅就是其中的一个。“达州做业务的特别多。”她解释，达州人形象地将“碰瓷”称为“做业务”。 达州火车站岗亭执勤的一位民警仍然记得：曾经，达州火车站前活跃着一群职业碰瓷者。有人假装被撞、被踩，要求赔偿；有人挑着水果担子，以被撞为由向顾客强卖。 这些人在火车站对面的高楼上轮流放哨，观察警察动静。2011年火车站联合城管、警设立联合执法岗。碰瓷者一部分金盆洗手，一部分转移到市区。 1999年升级为地级市的达州，人口众多，GPD却在全省排名只能排倒数第五。多年来，达州人有着出外打工的传统。福州至达州有一班火车，乘客多为打工返乡者——老实又有钱，是理想的碰瓷对象。 李梅自己就曾在外地打工回乡时被几个女人盯上。一个女人咬定她的行李撞到了自己的脚，要赔钱。她最终借故逃脱。 她的父亲则在路上被一个中年男人“碰瓷”。“去医院检查吧，伤是真的，你怎么说得清？”父亲最后自认倒霉，赔钱了事。 李梅开始尝试去理解那些碰瓷者：“是生活所迫。进医院太贵了。”她自己生病，也是在附近小诊所解决。那些伤员去不起大医院，才会找一个人垫背。她理解他们无路可走。 住在出事小区的张道国也看到蒋光容抓着孩子的一幕。在他的观念里，如今很多人连小孩也不敢去扶。 他开了一家理发店。几年前，他目睹理发店对面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从一人多高的架子上跌落。周围的人们“都怕被赖”看着不动，最后是他去扶。几年前，他还目睹过一起事故：一个爬黄桷树的孩子不慎跌落，当场昏迷。没人敢去扶，没人敢去摸，直到家长闻讯而来。几天后，孩子死了。 “人心坏了。”张道国叹了口气，讲起自己去买理发剪，被人借机把真钞换成假钞。这一切，都开始让他开始怀念往日达州的淳朴民风。 “我们现在都怕。”居民们异口同声。 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终于开始演变为彼此的提防。事件发生后，蒋家人表示将对警方的处理提起行政复议。三个孩子的家人则每天安排人接送孩子上学。家人说，他们害怕蒋家报复。 事件发酵中的11月21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两名汕头高中生扶摔倒老人，反被赖上的新闻。人们又开始谈起此前媒体聚焦下的那些山东“彭宇案”、天津“彭宇案”……——在过去，每一次类似的事件都被人们打上南京彭宇案的标签，每一次人们都开始陷入又一场关于信任的讨论。 舆论的漩涡中，同样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则信息是：2012年，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南京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称，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彭宇最近表示确与64岁的退休职工徐寿兰碰撞”。 一种特殊的氛围，正开始改变这座城市的行为方式。在达州，有人给孩子打电话叮嘱“好事莫去做”；有人告诉孩子“看见老人要绕行”……有人说：“达州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要想做好事，先看看自己家里有没有钱。” 当事人小文的父亲记得：几天前，自己同学的一位长辈在公园中不慎跌倒。老人在寒冬冰冷的地上躺了半个多小时，没人去管。一个小孩子想扶，被家长喝止。 似乎只有学校仍在试图改变人们的观念。11月25日星期一的升旗仪式上，面对全校3600多位师生，学校领导发言倡导向小文学习。 学校还专门让所有班级开展了一次主题班会大讨论：“再遇到老婆婆摔倒的情况，我们还会不会去帮？” 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对立，让小文的班主任开始担心，这会给孩子的成长造成困扰。 11月27日晚上，事发地点不远处，几个女人仍谈论着几个月前的这起事件。 “要用手机先横再竖全方位拍摄，然后再拉。”有人说。 “打120。”有人说。 “如果在农村呢？120来了，人都死了。” 沉默。人们匆匆转换了话题。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物为化名） 她描述了一个隐秘的世界。那里穷尽豪奢、纸醉金迷，高官用巨款给爱情镀上闪耀的金光。 详细
那层神秘面纱背后：催情药都是假货，避孕套有几十倍利润，全球性玩具70%产自中国。 详细
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从东莞小镇匆忙逃出后，肖红和姐妹们各奔东西：有人藏身乡下，有人躲进工厂，还有人结伴北上，继续淘金。 她们是东莞的技师，也就是俗称的小姐。她们大多出身农村或三四线城市，去南方打工，是父辈们趟出来的唯一出路。可与父辈们的时代不同，凡有些许姿色的女孩，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在流水线上拼命加班，还是在欢场上取悦男人。肖红几乎没有什么挣扎，就选择了后者。那是一个集体性的选择，据媒体报道，在东莞，从事性服务行业的人数约有25万人。 从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刮起的东莞扫黄风暴，让肖红和她的姐妹们四散而去。未来，她们仍然要再次做出选择。机器的轰鸣声从深巷内的工厂中传出。这晚是元宵前夜，但小镇上年味稀薄，夜幕阴沉，烟花冷清。工厂之内，一群神情麻木的打工妹正在紧张忙碌。穿着绿色工装的肖红在人群中显得有些惹眼——纤细的身材、白皙的皮肤、褐色的美瞳、浓艳的美甲 这一切，与尘土飞扬的工作环境并不搭配。在这个工厂里，26岁的肖红只是个“临时工”。就在一周之前，她的身份还是“技师”，或者叫“小姐”，常出入于东莞的洗浴中心、星级酒店和高级会所之中。接受采访时，肖红先是堆起职业的笑脸，称记者为“老板”，随即反应过来，改称“靓仔”——6年的技师生涯，在她身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个工厂只是她的暂避之所——8天前，一场扫黄风暴，将东莞的灯红酒绿扫得支离破碎。2月9日上午，广东省东莞市多个娱乐场所的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被央视曝光。东莞市公安局对全市娱乐场所开展统一清查行动打击卖淫嫖娼。当天下午，肖红和同事们就接到经理的短信：“起风了，未来一段时间自由行动。事情过后，我会联系你们。”肖红并不是第一次接到这种短信。自从2009年她开始做这行起，东莞每年都有不同规模的扫黄行动。在行话里，这个叫“起风”。肖红和同事们如同一群候鸟，每当“起风”时，就会躲到广州、惠州等周边城市里。这一次，她躲到了东莞市道滘镇。按照经验，她以为这场风暴会很快过去，几年前，她经历了一次“起风”，结果一个镇扫得人仰马翻，但相隔百米的另外一个镇却安然无事。然而，这次扫黄的力度超出她的预期。新闻一天天跟进，姐妹们的神情也一天天严肃，开始有人联系广州和惠州相熟的会所经理，准备去那里短期工作。很快，广州和惠州也不再是理想的避风地。2月10日，广州市和惠州市公安机关连夜开展扫黄行动，对全市娱乐服务场所开展清查。广东省公安厅公告称：东莞将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扫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也做出“坚决打击、绝不手软、深挖保护伞”的批示。肖红还记得逃离东莞那一夜。当晚，她和几个姐妹在工作的洗浴中心对面找了家火锅店，吃起“散伙饭”。这家店平时24小时营业，吃饭需要排队，这天却空着7成以上的座位。酒桌上，有人打算回老家休息，有人计划出去旅游，也有人联系上其它省份的经理，准备去“面试”。肖红则选择了朋友所在的道滘镇这家工厂临时帮忙，避避风头。席间，小姐们神情落寞。有个重庆女孩认真地说：“我要回老家，嫁人”。一片哄笑声，没人相信。截至元宵节，参加那顿散伙饭的小姐们都已逃离了东莞小镇。百度迁徙图显示：自2月9日扫黄开始后，从东莞迁出的人流激增，去向以香港最多。没有了“肖红”们的东莞，犹如女子卸下了残妆。城市街道车流稀少，高档会所门庭冷落。在一家贴着封条的会所门口前，趴着一只宠物狗。工作人员说，那是匆忙出走的技师留下的。 6年前，肖红入行，穿上人生中第一件漂亮的高档吊带裙，成为东莞地下黄业大军中的一员。她的工作地点在东莞市常平镇一家装潢华丽的洗浴中心。入职前半个月，她接受了严格的体检以及各种职业培训。培训的内容五花八门，比如如何预防艾滋病；比如遇见警察查房时如何用最快的速度穿衣服，哪怕那件所谓的衣服在灯光下近乎透明；再比如如何穿着这件透明的衣服和十几厘米的高跟鞋，在一群男人凶狠的目光下模仿模特走秀……当然，培训的内容也包含著名的“东莞ISO流程”。她不愿讲述所谓ISO的细节，总之是“用不同的姿势取悦那些男人”。正式入职后，另外一个东莞向肖红露出真容。KTV、夜总会、发廊、会所、洗浴中心……名目繁多的场子纵横交错，隐私的性事成为明码标价的生意，只要你有钱，那么任何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洗浴中心是肖红们的主战场。在肖红工作的洗浴中心，客人们的消费每45分钟算“一个钟”，不同的项目包含不等的钟数，每个钟的收费是500起，最贵的2000以上。一个技师红不红，只有一个标准：客人点的钟多不多。肖红说，在多数场子里，经理的权力很大。依靠经理的拉客和推荐，技师才能有钟上，才能拿到不错的收入。在东莞，这一行的竞争非常激烈。日入斗金的小姐们并没有什么尊严，如果客人对小姐服务不满意，可以向经理投诉。经理每填一张投诉单，就可以扣掉小姐几百元奖金。肖红就这样开始了皮肉生涯，她的生活变得规律而又麻木：吃饭、睡觉、上钟。钱慢慢变得只是一个数字。她身边的技师月收入多数超过1万元，客人青睐的头牌技师，月收入可能超过2万。无聊时，她们都沾染上了赌瘾，一场麻将下来，输赢时常超过千元。她们大多没有同龄女孩的爱好，不爱逛街也懒得追求名牌。22岁的张艳是肖红的同乡。她平时的衣服都是在淘宝上买——白天，她大多在昏睡，到了夜里，穿什么名牌其实都一样。张艳曾经有一段短暂的爱情。这个娃娃脸的女孩在入行之初爱上了浴场的经理。男友还算照顾她，从来不上报客人投诉她的单子。但是，每逢男友卖力地向客人推荐张艳时，她总是心情复杂。这段畸形的爱情很快就结束了。在这行做久了，张艳知道爱情是个奢侈品，“我们那不叫谈恋爱，只是搭伙过日子而已”。在蒸汽潮湿的浴场内，没人仔细想过未来的日子。很少有技师选择在东莞买房——对她们来说，这里只是贩卖青春的市场，没有人会在这里安家，就连租房也多数是合租。不是她们付不起房租，而是孤身在外，多个室友多个照应，也多个人说话。只有在青春彻底消散后，才有人想过逃离。一位年近30岁的同行告诉张艳，她存了50多万，准备去个没人认识的小城，开一家美容店，重新开始生活——说这话已经是几年前，张艳有时还会遇到她“上班”，理由是“再多存一点”，后来张艳也就不问了。肖红没想过换行，她的奋斗目标是成为“妈咪”，那时不用再贩卖自己，还可以穿着光鲜地周旋于众多老板间。她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羞耻感。入行之初，她还编了一个弟弟求学母亲重病的段子备用，后来问得人少了，自己也记不清细节了。上网时，她看见论坛有“妓女”“小姐”的标题，总会快速关了页面。几年前，有人推荐电影《榴莲飘飘》，看到简介是小姐的故事，她也就一直没看。她从来不觉得自己脏，只是不愿面对。一年前，张艳的父母听闻女儿在东莞的工作，当着众人的面痛打了女儿。从那天起，张艳就没有回过老家。张艳和肖红的老家在广西农村，村里土地贫瘠，没什么挣钱的路数。每年年关一过，村庄便死气沉沉，青壮劳力开始远行打工。小时候，肖红就知道外出打工已经是人生写好的篇章。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打工族，上世纪90年代初，兄弟俩走出农村，到珠三角做体力活。肖红口中的父辈，有着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坚强、隐忍、能吃苦。在珠三角的那些年，肖红的父亲和叔叔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月收入从几百元涨到两千多元。然而，十几年打工下来，除了抚养一双儿女长大，他们并没什么积蓄，与中国很多农民工一样，打了半辈子工却没有养老金。在中国，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农民们进入城市，以工人的方式工作，却仍然保持农民式的收入，与现代社保制度隔离。在深圳，政府刚刚在2013年出台政策，农民工可以要求工厂追缴亏欠的养老保险。可一切仍困难重重，工人们只能以罢工的方式要求落实这一政策。肖红的父亲和叔叔，从来没有想过养老金的事情，他们对子女的未来期望也很简单：追随自己的足迹，去广东打工——在他们眼里，那里是生活的唯一出路；未来需要的每一分钱，都要现在赚到。虽然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对大多数如肖红一样成绩不好的女孩，生活并没给出更多的选择。18岁那年，中专毕业的肖红和7、8个同乡一起，搭上了去东莞的火车。同乡大哥把她介绍到自己工作的工厂。那是东莞石碣镇一家电子器材加工厂。工作面试仿佛只是走个流程，不到5分钟就结束了。肖红连“碣”的准确发音都读不出，但依然被录用了。从那之后，她开始每天与数千工人一起，在生产线上站足10小时，机械地重复同一组动作……夜晚，她和其他11名女孩一起，挤在一间仅20余平方米的宿舍内。空气中充满潮湿的味道，她感觉自己好像也发了霉。她的月薪不足1000元。她喜欢加班，因为那样可以多赚钱。只有多赚些钱，才能买到喜欢的衣服，才能给年迈的父母寄钱。她想过换个工作，但却没有相应的技能。那时候她眼中的东莞，是一个表情冰冷的大工厂。这也正是东莞的另一重标签：一方面，东莞在向全世界显示其“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的魅力，另一方面，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过于集中又饱受诟病。在工厂密如网织的流水线外，东莞的夜晚纸醉金迷。那里永远不缺热闹的酒吧、夜总会和大商场，在深夜街头，名牌服饰店的橱窗上依然挂着精美的招牌……年轻的肖红们在经历着父辈们想象不到的诱惑。2008年春节，肖红从父母口中得知，当年跟自己同去东莞的同乡，开了一辆车回家。见面时，这位同乡告诉肖红，她在东莞洗浴中心做技师，“一起来吧，很好赚的。”几乎没有任何心理挣扎，肖红就接受了这个工作机会，“如果不这样，我可能一辈子跳不出打工这个圈。”入行后，肖红才发现，自己成了同乡的“下线”。每拉一个朋友入行，她们可以得到4位数的中介费。不久后，肖红便把90后同乡张艳发展成自己的“下线”。发薪水时，肖红偷偷算了下，她的收入是仍在工厂加班的同乡大哥的10倍。就这样，许许多多像肖红一样的打工妹，从工厂的流水线前转移到了洗浴中心的包房内。换行的门路并不难找，即便没有同乡引荐，也可在东莞的街头轻易找到小广告。小广告上的月薪收入总会轻易晃花打工妹的双眼。在张艳看来，几乎所有下水的打工妹都是自愿的，“没人逼我们，如果硬要说，就算生活逼的吧。”在交通发达的今天，肖红和张艳只需要乘坐4个多小时的火车就可以回到老家，但她们总说回不去了，家乡离她们越来越远了。虽然因这次扫黄四处躲藏惶惶不可终日，但肖红从没后悔做这行。“除了干这个，我还能干嘛？”她反问。她夹着一根细长的女士烟，桃红色的指甲上已经有了一层烟垢。（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在民族主义夹缝中，他探寻着日本演员的中国生存逻辑。他的命运随着中日的民间情绪起伏。详细
她描述了一个隐秘的世界。那里穷尽豪奢、纸醉金迷，高官用巨款给爱情镀上闪耀的金光。 详细
那层神秘面纱背后：催情药都是假货，避孕套有几十倍利润，全球性玩具70%产自中国。 详细
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3月6日正值中国的元宵节，北京的鞭炮声持续到近深夜两点。烟花散尽，春节已过，但对MH370失联乘客家属而言，这是一个百味杂陈的年关。他们中的许多人远赴马来西亚，露宿马航门前草坪，欺瞒与冷落，悲伤与绝望反复蹂躏着他们。 他们依旧在等待真相和亲人归来。这一年，年龄、身份、教育经历各不相同的他们，身心俱疲，抱团取暖，从未放弃过希望。 他们沉默行走在一条漫长的道路上，道路起点从天而降，道路终点不知何地。他们只求，在行走过程中不被遗忘。人生地不熟的家属们，曾试图前往马航总部。但负责带路的马航工作人员，第一次将他们带到马航的员工培训学校，第二次带到了马航下属的某机修工厂。直到下午5点多钟，才到达真正的目的地。戴淑琴至今仍怀疑，对方是故意的。当晚，没有住处的他们，露宿在马路边的草坪上……日上午，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西郊的马航总部大门外，迎来一批中国的“不速之客”。几个小时过去了，包括山东老人文万成在内的4位马航370乘客家属，被拒之门外。门卫和随后赶到的马来警方，态度客气地拦住了他们。当地气温30多度，他们只得蹲在树荫下等待——空旷的大门外，几人的身影略显孤寂。临近中午，马航方面并未派代表出面接待，一行人只好离去。近一个月，类似的情况他们已经遭遇多次。3月6日正值中国的元宵节，北京的鞭炮声持续到近深夜两点。但自一年前开始，春节成为家属们最难熬的日子。整个羊年春节，有 20余名家属都在马来西亚度过，没能吃上年三十儿的饺子。日，马来西亚政府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飞机失事，并推定机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生还。而一些未经确认的消息称，搜索工作也将逐渐减少并终止。“我们不接受这个宣告，并且不会放弃希望，直到我们得到飞机失事的确凿证据和确切地点，哪怕仅仅是一片碎片。”马航家属互助会“VOICE 370”做出回应。为此，以中老年人为主20多名家属，于2月11日前往马来西亚，与各方交涉、进行抗议至今。其中很多人都是 “这辈子头一次坐飞机”。此行并不顺利，用一位家属的话说，从一开始便是“令人失望的”。一位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家属，安排好了接机的出租车，并提前支付了车费。但在司机的要求下，不了解情况的家属，又多支付了约160元的车费。“这是欺骗。”戴淑琴回忆此事，依然不满。自妹妹一家五口在飞机上失联后，她的嗓子总感觉“塞下一个篮球”似得，嘶哑如男声。第一次坐飞机，她在上升的颠簸期紧张得几乎喘不上气，心情五味杂陈。人生地不熟的家属们，曾试图前往马航总部。但负责带路的马航工作人员，第一次将他们带到马航的员工培训学校，第二次带到了马航下属的某机修工厂。直到下午5点多钟，才到达真正的目的地。戴淑琴至今仍怀疑，对方是故意的。当晚，没有住处的他们，露宿在马路边的草坪上。这似乎隐约预示了申诉过程的困难程度。“他们还曾耍滑头。”随行的北京家属，42岁的姜辉说。他是马航家属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因学习通讯专业，他更了解马航解释卫星信号、人为关闭等问题的可信程度。多位家属称，在签署一份他们递交的文件（包含提供飞机失事依据、具体搜救方案和家属经济救助、抚恤等诉求）时，马航方面曾以培训学校的公章代替总部，并抹去了章上的地址，试图“蒙混过关”。被家属发现并指出后，“面子上挂不住”的马航CEO叶海亚只得在文件上留下亲笔签字。3月2日下午，部分家属马来西亚交通部外，要求部长廖中莱出面，对家属此前的致信进行回复。因为身患糖尿病，又是急脾气，挂念独子心切的文万成一直硬扛着。一位现场的家属于微信中描述，在大厅外苦守许久无人回应后，文万成因情绪激动晕倒。被家属急救苏醒后，他拒绝去医院，怕“错过见部长的机会”， 但部长最终没有出现。3月7下午，再次来到马来交通部时，气氛已经颇为紧张。现场出现了佩戴枪支，维护秩序的警察。一位家属向搜狐记者表示，大家在马来期间一直保持平静克制的态度，“我们不希望被当成上访者对待”。不久前，马来西亚一个传统节日的庆典上，家属们距离总统纳吉布也就十多米的距离。但保镖和警察阻隔着拥挤的人群，他们无法靠近。总统的汽车即将离开之际，激动的戴淑琴跳下马路，但很快被其他家属抱住劝了下来。“我们甚至没能看清总统的模样”。不满、愤怒、悲痛、失望——似乎所有情绪都软软打在一块棉花墙上，甚至连这堵墙都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2.“也算过个年”前往宾馆的路上，她抱着电饭锅小心翼翼生怕粥洒出来。这些食物是被二十多人抢着吃完的——怕别人不够吃，很多家属只乘了半碗粥……身处异国他乡，他们一度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住宿的宾馆价格一天大约300元人民币（已属吉隆坡较低廉的价格），四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当地的餐费也令他们难以承受，“一碗面条折合人民币要花38元”。为了省钱，不少家属选择不吃中午饭和晚饭，而是尽量多吃宾馆提供的免费早餐（多为当地的米粉）并努力“吃到撑”，并带走一些饼干、面包作为一天的干粮——这个时候，他们会饱受宾馆工作人员投来的“奇怪目光”。与儿子失联的江苏妇女谢修萃和丈夫，为凑足此行的机票费用和护照手续费，拿出一年来积攒的、好心人零散捐赠的一千多元钱，又跟亲戚借了三千多块钱。在马来的每一天，这位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母亲都在精打细算，有时晚归抗不住饿，才会买方便面充饥。后来国内的家属们，自发募捐了一笔月7万元左右的费用，吃饭和住宿的艰难状况情况才稍有好转。过了许久，水土不服，吃不惯马来西亚“又甜又辣”食物的他们，才终于尝到故乡的味道。在家属温燕位于马来西亚的家中，戴淑琴和了8斤面，烙了3个小时的荷叶饼（一种老北京食物），炒了16个鸡蛋、一颗洋白菜和两盘葱头，煮了一锅白米粥。前往宾馆的路上，她抱着电饭锅小心翼翼生怕粥洒出来。这些食物是被二十多人抢着吃完的——怕别人不够吃，很多家属只乘了半碗粥。腊月二十九，戴淑琴和其他几位家属提前包好了饺子，本想在年三十儿那天大家忙完煮着吃，“也算过个年”。但不想冰箱坏了，第二天饺子已经变质，没吃成。逃避春节，是不少家属来到马来西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徐京红叶没有留在天津老家陪父亲过年——哥哥劝诫她，不能在父亲面前哭，她怕过年的时候绷不住情绪。她67岁的父亲已经是肝癌晚期，身体每况愈下，却一直不愿意去医院复查。往年春节，都是母亲刘凤英操持一大家子过年的各项事务。“我平时总在外面忙，母亲最盼着过年，她喜欢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她说。今年，徐京红的父亲主动代替失联的妻子，走亲访友、张罗饭菜。3月初，徐京红从马来西亚归来，父亲讲起过年期间自己的忙碌经历，听着听着她便起身去了隔壁，哭了起来。自2013年至今，谢修萃一家一直没过上团圆年。21岁的儿子冯栋从16岁外出打工。当时他的姐姐正在读大学，家中经济拮据，他开玩笑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便跟着父亲跑工地。后来他又前往新加坡成为劳务派遣人员，忙得春节都没回来。2014年3月，乘马航370回国的他本想与久别的家人团聚。“我害怕国内（过年）的气氛，我得给自己找些事情做，不然总是胡思乱想。”44岁的谢修萃说，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抽泣。 3.被改变的轨迹有时候，一些家属会聚在一起吃饭。时常发生这样的场景：刚刚还聊得起劲儿、有说有笑的气氛，会因一句诸如“这个菜是我老婆爱吃的”瞬间冷场，随后大家抱在一起，哭声一片……飞机失联的最初阶段，“航线改变”等信息反复不定、真假难辨。而人的轨迹，却不可逆转。1年来，原本在江苏的农村老家玩具厂做工的谢修萃，辞掉工作，7月份与丈夫来到北京。她瞒着年事已高的婆婆，称“去北京赚了大钱再回来”——老人至今还不知道孙子的情况。当初得知飞机失联，她也曾瞒着丈夫独自来到北京，却在丽都饭店看到泪流满面的丈夫冯知善。这位几乎从未离开过村子的妇女，成为了“北漂”。一面在北京寻找工作，一面坚持在每周的一、三、五日前往顺义空港物流园区，向那里的“马航家属沟通与支持中心”了解搜救进展。两人住在北京南郊亦庄的一处采砂厂边的工棚。这个由石棉瓦围起来、连屋顶都是木板拼凑的十多平米空间，看上去弱不禁风，称其屋子有些勉为其难。他们得用塑料袋和泡沫板塞住墙缝，抵御寒风。黑漆漆的灶台是唯一可供取暖、做饭的地方，要走将近一里地的路程才有水龙头供水。她告诉搜狐记者，就这样一个月的费用也要300元。为解决在北京的生活开销，她先是做花草修理工，后来又在一家饭店洗碗。双手每天浸在冷水中，原本患有关节炎的她，手指胀痛到晚上睡不着觉。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大夫建议她“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因钱没带够，他们谢绝了医院开的近1000多元药方。至今她随身带着几盒便宜的药：缓解头腿痛的布洛芬，治疗乳腺增生的逍遥丸和维生素，以及医治严重便秘的“叫不上名字又难吃的黑色药丸子”。她不听劝阻，又在北京一处小区做保洁员。近80个楼层，常会清理诸多废弃的装修材料，过度劳累刺激着病灶，她时常会疼得叫出声。“只有找点事情做，我才能不想儿子。”她解释。但每天晚上，还是会失眠。每一次去顺义空港，她要转公交、挤地铁，用近一个半天的时间，跨越北京城的南北两端。复杂的路线令她晕头转向、手足无措，时常在汹涌的人流中发愣呆立，并因挡路而遭受过白眼。北京地铁涨价之后，她开始为一天近20元的交通费用发愁。空港的快餐很贵，“要20多块”，她却时常婉拒绝想帮她买一份的其他家属。她总会盯着头顶略过的飞机注视许久。一次还闹出笑话，跟着一个低飞的遥控飞机模型来回地跑圈子。不久前，她可以熟练地使用微信语音。一年前，因认识的汉字字数有限，这位农村妇女发短信都要吭哧好半天。她决定从马来西亚回来后，先回趟老家陪陪老人，然后继续在北京坚守，“那里离儿子最近”。他们原本已经盖好新房子，为儿子的婚事做筹备了。她还记得儿子小时候经常问：“什么时候能住上别家那样的二层小楼？”现在，她不敢想这些事儿。如果马航370航班没有失联——对家属们而言，这是个难以假设的问题。徐京红至今还在后悔，为何没能多陪陪母亲。十多年来，在国外留学，去日本做翻译工作，往往一年才能回来一次，就连听母亲唠叨的机会都能数得出来。母亲喜欢跳广场舞，并时常出国参与一些类似“黄金投资”的商务讲座。当时徐京红还没意识到，这些都是母亲排解孤独感的表现。日当天，从天津赶往北京的路上，她一直随着手机里的各种消息大喊大叫。9日凌晨四点多钟，她打了个盹，梦见观世音菩萨，却是母亲的面容。从那时起，她便将微信头像改成了观音头像。她辞掉了工作，重拾戒掉多年的香烟，一年里瘦了20多斤。在2003年自己的结婚典礼上母亲曾穿过一件唐装，十多年后腋下都开线露出了棉花。现在徐京红把衣服改小，一直穿在身上。有意无意的，她总是远离那些欢声笑语的场合。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心理变态”，“一看见（那样的场合），心里就隐隐作痛，难受”。如今，已经有4名年迈的家属相继离世，其中一位是在马来西亚方面宣布飞机失事的几天后。有一位神情恍惚的母亲，开始每天不断地从单元楼的一层跑到顶层，需要有人看管。家属中有人患上重度抑郁症，还有人曾试图自杀。有时候，一些家属会聚在一起吃饭。时常发生这样的场景：刚刚还聊得起劲儿、有说有笑的气氛，会因一句诸如“这个菜是我老婆爱吃的”瞬间冷场，随后大家抱在一起，哭声一片。 4.不要遗忘我们在微信群中，无论多晚，一旦有家属说“睡不着觉”，总会很快出现一行行类似“抱抱”的表情，和安慰的话语。近一年来，家属们通过各种式抱团取暖……“妹妹告诉我，他们那边只能吃豆芽和芹菜。”戴淑琴回忆最近一次梦境中的相逢。赶上这种情况，后半夜基本就睡不着了。在微信群中，无论多晚，一旦有家属说“睡不着觉”，总会很快出现一行行类似“抱抱”的表情，和安慰的话语。近一年来，家属们通过各种式抱团取暖。一年前的3月11日，为提高与马航和律师的沟通效率，大家自发成立了马航家属委员会。随后的几个月内，这种松散的形式又衍生出包括互助群、投票群在内的几个微信群。如今，这些群已是大家精神世界的重要支点。徐京红说，没有这些群，她早已崩溃垮掉。3月初，戴淑琴也在一些年轻家属的帮助下，注册了微信，名字叫“不屈不挠”。当初在丽都饭店守候消息，这位62岁的老人，没有勇气登上位于二楼的家属联络处，“怕自己受不了那么悲伤的场面”，一度躲在角落、少言寡语。如今，这位讲究老礼儿的北京人，不再排斥媒体的采访，并希望用自己的厨艺为大家提供支持。几次家属的小型聚会中，做过17年高级保姆的她都是掌勺者，很多人爱吃她做的炸酱面。她家至今还晾着几盆大枣——赶上全国各地的家属都会涌向空港，她便蒸几大锅“枣荷叶”提供干粮。多亏她接到求救电话后及时赶到，一位在北京独自生活的家属，得以从飙升至230的高血压中脱离危险。另一位家属不甚摔伤，因脑震荡住院后，也是她在忙前忙后的照顾。“通过大家我获得了安定感，我也应该做些什么。”她解释。同样开始振作起来的，还有造型师程立平。做武术指导的丈夫鞠坤失联后，她几乎垮掉，停止工作，也很少再打扮自己。今年元宵节那天，看着两个幼子嬉戏花灯下的背影，她决定拾起造型工作，“这是一条很长的路，我必须坚强起来”。然而有些话题，大家至今仍不愿触碰。他们对媒体的措辞极为敏感，多次强调纪念3月8日的活动是“祈福”，绝非“纪念”。家属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领取马航早期提供的5万美元赔偿金。姜辉说：“这意味着他们并不认可这马航如今做出的交代。”但继续抗争也带有某种风险。一位家属称，因不满自己拒领赔偿金，他的儿媳称，将不再让爷孙俩相见。多重刺激之下，他只能“寄希望于儿子还活着”。而家属们最大的分歧在于诉讼方式的选择。据姜辉介绍，如今，有人选择中国方面提供的、“只谈判不起诉”的免费律师团；有人选择中国个体律师，起诉马航但不起诉波音公司；还有人选择美国律所，可以同时起诉波音公司，以逼迫波音公司在法庭上交出重要证据。包括姜辉在内，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属，还未选择任何一种法律手段进行交涉。“不到最后期限（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诉讼期限为2年，最后期限是日），我就相信家人还活着”。3月8日即将到来。据姜辉透露，在近期与马航的文件往来中，对方的回复只有一个信息增量——“我们可能会提前或延后3月8日的信息发布”。凭借多次交涉的经验，他认为，信息只可能滞后发布，且没有时间表。家属们从未放弃对真相的追溯，以及对亲人的坚守。2014年的最后一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致辞中说：“马航MH370航班失踪，150多名同胞下落不明，我们没有忘记他们，我们一定要持续努力、想方设法找到他们。”附文：《马航公司这一年：沉疴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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