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对穷苦人而言是怎样的_百度知道
荣誉对穷苦人而言是怎样的
这个奖章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佩戴过了，而不应该注意人，是对自己人生追求的奖赏，本质上异曲同工：在所有的著名人物里。然尔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究竟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丝毫没有因为自己对于荣誉的轻慢而有损自己的光芒，奉还历次颁发给自己的各种勋章荣誉，于是他立即辞去自己在英国军队的所有职务，反而让人平添了更多的景仰，同居里夫人对荣誉的不在意。他说，在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沽名钓誉。 劳伦斯一生致力于帮助阿拉伯人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她发言说，也有用另外的眼光看荣誉的人。她的这句话成为当年世界的美丽佳话。在她领奖的时候，他评价她说，英国政客又迅速把阿拉伯变成了英国的属国，因而数次获得英国国王颁发的英雄勋章：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他当时在英国军队担任高级职务，荣誉是圣洁的光环，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化学家。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往往看重的是荣誉带来的名声和地位，他们的行动让荣誉二字变得圣洁而高贵。 但是，都不是势利的工具，容不得丝毫的玷污和邪恶。他对荣誉的敬畏和在意，至少是给政治骗子做了工具，他率领英国军队帮助阿拉伯人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正因为如此，她步妈妈的后尘，就感到羞耻和问心有愧，自己不愿意享受因为欺骗成功而得来的荣誉，以及由此延伸来的利益。 爱因斯坦非常了解居里夫人。在他看来。她常说。 还有一个很在意荣誉同样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的人。他认为实现了自己帮助弱国独立获得自由的政治抱负，甚至为了个人私利，居里夫人是惟一不为荣誉所腐蚀的人。劳伦斯感觉自己欺骗了阿拉伯人。就是那个常常把妈妈的金质奖章挂在胸前玩耍的叫伊蕾娜的孩子，更不是招摇撞骗的招牌，他是英国人劳伦斯。 居里夫人一生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奖，并回伦敦觐见国王几乎所有的人都十分看重荣誉，看到这些荣誉。 并不在意荣誉的居里夫人。但是后来，因为它是社会对一个人已经取得的成就或者品格的评价和奖赏，她被几十家科学组织授予一百多个荣誉头衔。 居里夫人的各种金质奖章拿回家以后总是随意地与孩子的玩具放在一起。荣誉在他们的面前，他们都赢得了人们的由衷崇敬，只不过那是妈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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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男人受到尊重―看美国南方绅土如何恪守“荣誉”（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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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4 发布在
男人受到尊重――看美国南方绅土如何恪守“荣誉”弗吉尼亚人托马斯?杰斐逊在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结尾，提出“我们神圣的荣誉”这个最高的保证，来支持英属北美的宪法权利。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南方的绅士把他们的社会礼法变为某种与个人密切相关的东西，南方绅士对待地位相等的人和对待自己的下属一样，不是靠法律条文来管束。然而，说他们根本不遵守任何法律，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它们会服从一部尽管含糊但却严格、尽管难以捉摸但却要求很高的不成文法，这部不成文法是如何形成的，它如何让人自愿地但又不折不扣地服从，这就是本节要研究的问题。在主人和奴隶之间，不成文法――仁慈和良心之法，在于体现成文法的精神。可是，在南方地位相等的人们之间，被称为“社会礼法”的不成文法包括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带有强制性，遵守社会礼法的南方绅士肯定不仅会撇开成文法，而已会公然违反成文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严重仇怨。社会礼法的核心是决斗。南方制度的辩护士们把决斗称之为南方伦理道德的试金石，他们这样说是对的。因为它表明南方头面人物甘冒生命危险去维护的是什么。这也帮助我们懂得什么是他们所指的男子气概、体面正派和勇敢无畏。南方盛行的决斗一事特别能说明问题，因为这种做法在法律书上是明白无误地被宣布为违法的。十九世纪初，南方各州正式印刷出来的法律都明确禁止决斗，而且法律行文既不含糊，也不温和。北卡罗来纳州一八○二年颁布的法令规定决斗者判处死刑。还有，南卡罗来纳州一八一二年颁布的法令规定，决斗的全部参加音，包括决斗音的助手，都要判处一年徒刑，罚款二千美元：把对方杀死自己幸存的决斗者犯有杀人罪。决斗者若因此而受到刑罚，就不能从事法律、医疗等职业，也不能进入政府和公共机构任职。有的州，如亚拉巴马州，律师、立法机构成员和其他官员必须宣誓从未参加过决斗，也没有作为助手或以其它方式帮助过决斗者。然而，决斗并非南方古老的传统。殖民时期的英属北美各地，包括南方在内，很少发生决斗。从第一个英国移民永久性定居点詹姆斯敦的建立到独立革命的一个半世纪里，各殖民地加在一起才有大约十二起决斗。美洲殖民地的舆论总的来说是谴责决斗这种做法的。在当时，弗吉尼亚的一位绅士可以对决斗挑战置之不理而不丢面子，挑战者本身却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少数几起决斗往往是在军人之间发生的。决斗是到了美国独立革命时才传播开来的。有门第思想的欧洲军官（英国的、德国的和法国的）来到这里进行一场公开的战争，也带来了以私下火拼来维护绅士荣誉的骑士传统。法国将军罗尚博和德格拉斯所带领的那批青年贵族对于某些纠纷喜欢用决斗的方式来了结；据说，拉斐特曾挑英国人派来的和平高级专员卡菜尔伯爵和他一对一交手。又过了一段时间，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波拿巴垮台后，新奥尔良的法国流亡贵族又刮起了一阵风，路易斯安那人把它称做“作为生活中另一种调味品的决斗的复兴”。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这一段时期里，决斗事件在美国明显增加，决斗在全国各地时有所闻。巴顿?格威内特签署《独立宣言调后不到一年，就在佐治亚州的一次决斗中被打死（这件事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他的亲笔签名的价格竟大大上涨）。最臭名昭著的决斗是一八○四年七月十日，艾伦?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的决斗。决斗的地点在新泽西州韦霍肯高地，汉密尔顿被打死的地点正好是他的儿子菲利普不到三年前在一场决斗中丧生的地方。伯尔与汉密尔顿的决斗促使那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告诫学生们千万不要决斗（一八○四年九月九日）。随着北方在其它方面进行改革的热情的高涨，反对决斗的运动也取得了一定的势头。然而，与此同时，决斗却在南方深深地扎下根来，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很久，才算销匿下来。一七九○年后才显赫起来的南方政治家当中，很难找出一人是没有卷入过决斗的。当然，见不到记录这些事的官方资料流传下来，因为，尽管决斗是非法的，但遭受起诉的却极少，因此，就不可能有可靠的统计资料。决斗的事很多，我们所知道的只不过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安德鲁?杰克逊、亨利?克莱、劳诺克的约翰?伦道夫、杰斐逊?戴维斯、亚历山大、斯蒂芬斯、朱达?本杰明、ｗ?Ｌ?扬西和萨姆?豪斯顿都先先后后向别人挑过战，或者受到过别人的挑战，而且多数人还不只一次。南方这段时期的历史充满着以显要人物为主角的决斗悲剧。例如，亨利?克莱对汉弗莱?马歇尔（一八○九年一月十九日），其后又对劳诺克的约翰?伦道夫（一八二六年四月八日）；詹姆斯?巴伦对斯蒂芬?德凯特海军准将（一八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马里兰州的布拉登斯堡），德凯特被打死；托马斯?哈特?本顿对查尔斯?卢卡斯（一八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圣路易），卢卡斯被打死；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威廉?克莱本对丹尼尔?克拉克（一八○七年夏，在新奥尔良）；埃德蒙?弗拉格对弗吉尼亚州维克斯堡《哨兵报》的编辑（一八四○年）；演员埃德温?福雷斯特对詹姆斯?考德威尔（一八二四年在新奥尔良，考德威尔不接受挑战）；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将军（当他受到挑战时，他表示了歉意井予以拒绝）；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詹姆斯?汉密尔顿据说进行了十四场决斗，每次都把对手打伤；肯塔基州的罗杰?汉森，后来当上了南部邦联的将军；佐治亚州的国会议员乔治?麦克达菲对佐治亚州的另一名国会议员威廉?卡明（一八二二年，在首都华盛顿），其后对肯塔基州的国会议员托马斯?梅特卡夫，最后又对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约瑟夫?万斯（万斯拒绝）；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理查德?斯佩特对该州的国会议员约翰?斯坦利（一八○二年）。还有其它许多事例。南方公职人员之间令人难忘的争斗也往往是在决斗场上进行安德鲁?杰克逊少将（后来担任了总统）一八○六年五月三十日同一位英俊的律师、运动员、花花公子查尔斯?迪金森在肯塔基州洛根县的州界上（为躲避田纳西州的法律）进行决斗。这场决斗的背景是政治上的对立（杰克逊当时已担任田纳西州上诉法院的法官和国会议员），女人的名声，对马匹的爱好和南方骑士的其它名堂。杰克逊这一次表现不够光明磊落（他第一枪没有打响，扣了第二次扳机），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一直都有影响。亨利?克莱同汉弗莱?马歇尔决斗是因为马歇尔攻击克莱在肯塔基州立法机构支持保护制造业的措施是“蛊惑人心”。两人都受了轻伤，但克莱三个星期没有去立法机构开会，他的支持者事后吹嘘说，他们的英雄“是第一个出来支持保护制造业的，并为此而战斗、流血”。朱达?本杰明因为杰斐逊?戴维斯在辩论中使用了有损名誉的字眼而提出同他决斗，戴维斯拒绝了，并公开道歉，表明他对本杰明品格的高度敬重。此后，两人之间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一些零星的线索表明，决斗在南方的头面人物中是多么盛行，而且公众舆论又是如何乐于宽恕或赞扬这种做法。例如，亚拉巴马州议会一八四一年通过特别条例点出十二名公民的名字，允许他们不作放弃决斗的宣誓；在后来的六年中，亚拉巴马州议会至少有两届通过类似条例。新奥尔良一位女士回忆道：“决斗次数的记录就象向一位美女求婚的记录一样保存着。”有些人声称决斗过五十次。有一个人同他的妻弟决斗；还有父子俩在同一天和别人决斗。一八三九年的一个星期天，仅在新奥尔良一地就有十场决斗。在老的墓地，有许多墓碑上镌刻着：“死于决斗场”。常用规则之详尽和冗长也进一步证明决斗的频繁。用得最多的手册是《社会礼法》，或者叫《决斗者本人和助手通用规则》（一八三八年），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约翰?莱德?威尔逊撰写的，再版了多次，最后一次是一八五八年。在路易斯安那州，人们则倾向于采用新奥尔良人约翰?麦克唐纳?泰勒所订的决斗《二十六诫》，因规定得更为填密。各地使用的武器也不一样，在路易斯安那州用剑，在肯塔基州用手枪。真正的绅士是懂得有关礼仪的：下挑战书应当使用“彬彬有礼的语言”，避免使用辱骂性的字眼；应当拒绝非绅士身分的人的挑战：应给予自己的助手适当的权力。社会礼法的细节也得到广泛遵守。一八○六年杰克逊和迪金森决斗的正式安排是由双方的助手签署的，内容如下：双方同意距离应为二十四英尺，两入面对面而立，手枪与地面垂直。双方各就各位，一俟发出“开枪”信号、即可以自行决定迅速开枪。如果有一方在信号发出前开枪，我们保证立即开枪把他打倒。发信号者和位置的选择均由油签决定。我们双方同意在涉及安德罗?克逊将军和查尔斯?迪金森先生荣誉的事件中将遵守上述规定。待续[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20:48:4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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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2 &&
另一次，有人向安德鲁?杰克逊挑战，要求决斗。杰克逊“知道此人不是绅士”，遂明确拒绝；但表示愿去任何“偏僻的小树林”进行非正式的射击，条件是双方达成明确的谅解，这不是一次绅士决斗。还有一次，遐迹闻名的决斗者，曾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小詹姆斯?汉密尔顿，在佐治亚州的国会议员乔治?麦克达菲同肯塔基州的国会议员托马斯?梅特卡夫决斗中，当麦克达菲的助手。梅特卡夫选择用来复枪，违反了规定，汉密尔顿就拒绝让麦克达菲决斗。南方特有的两名绅士决斗的正规仪式不应同一般斗殴或“械斗”（这种美国习俗的首次记录见于一八三一年）相混淆。当时“械斗”在美国各地部有。移民较晚的西南部，象阿肯色州、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地处高原山地的田纳西州与肯塔基州，以及在开辟较早的南方地区的贫苦阶层中，互斗往往是“非正式”的。禁止正式决斗的法规，往往也同样禁止“非正式”的互斗。例如，一八三七年的亚拉巴马州法律（严禁各种决斗）就明确规定，几携带或使用“长猎刀”或称“阿肯色牙签”（穷苦人决斗用的剑）者要受到惩罚。南方绅士决斗时采用复杂、讲究的仪式同西部人枪不离身、动不动就拔枪相向的情况确有天壤之别。在南方，甚至平民之间不拘礼仪的互斗也往往保留正式决斗的痕迹。奥古斯塔斯?朗斯特里特一八三五年写的《佐治亚见闻》，就叙述了一次互斗的实况，双方用拳头和锐利的牙齿（咬掉一只耳朵、一块面颊上的肉和一个指头），最后两人洗去血污，象刚决斗完的两名绅士一样，握手言欢，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吵结束了。一个人进行决斗所要维护的是比其法定权利更难捉摸的东西。以死相搏的习俗在南方存在，与其说是为了保护生命、肢体或财产，不如说是为了维护其“良好的声誉”。决斗一般称为“荣誉事件”，决斗场称为“荣誉场”，这里的荣誉是名誉的代名词。威尔逊写的《社会札法》解释说，好名誉比生命更为宝贵。一个人选择决斗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他对其他绅士如何评价他比对自己的生命或法定权利更为重视。”诬蔑者鼓动其毒如蛇蝎的舌头，背地里悄声细语，或者巧妙地含沙射影，来损害和破坏别人的名声，”这是一大罪恶，绅士对付这种罪恶唯一有效的盾牌就是决斗。安德鲁?杰克逊宣称：“诬蔑者比……杀人犯更坏。”他赞成以下这种说法，除非社会用某种别的办法使诬蔑者沉默，否则，一切阻止决斗的企图都是徒劳的。迪金森公开辱骂杰克逊是“一个一文不值的恶棍、懦夫、胆小鬼”，杰克逊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提出决斗的。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决斗，都是由于口头或书面的辱骂言词所引起的。决斗在当时是一种仪式，绅土们通过这种仪式让社会评判自己，更确切他说，让地位和自己相等的人来评判，而评判的标准一般就称为“社会礼法”。同样态度的另一种表现是军人的荣誉传统，这种传统是以乔治?华盛顿、安德鲁?杰克逊和罗伯特?李的勇武精神为典范的。在独立革命与南北战争之间那段时期里，南方的小军事学院都保持着这种传统。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荣誉制度”考试。亨利?圣乔治?塔克一度是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的院长，在一八四二年担任弗吉尼亚大学法律教授和法律系主任之后，通过该校把这种传统带进了美国生活，并很快在南方和其它地方传播开来。这一切表象后面的“荣誉”是什么？这很难向外来人解释清楚，这是“荣誉”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北方人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指出：“这个荣誉……不过是一个自视为绅士的人应有的感情和行动的传统准则。”这是指一种明显矛盾的现象：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的三十年里，南方的绅士一直吹嘘说，他们对“公众舆论”或世界上的评论，管它是好是坏，根本不在乎，但他们却极重视自己在当地的名声和南方其他绅士对自己的好评。“对于他们来说，荣誉才是上帝，丢脸本身便是罪恶。”他们解释说，公众舆论的奴隶才对公开的报刊和暴徒般的低级人士喧闹声俯首听命，而重视荣誉的绅士所遵从的是和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士无声的期望。“社会礼法”的规则由于是习惯性的，因此无法真正讲授和学习，更不是通过书本所能理解的。这些规则是世代相传的，或者是在那种气氛的熏陶下产生的。这样的法律同正在新英格兰发展起来的技术性越来越强的专业性成文法大相径庭。同时，它也表现出一种和西部移民或新贵的社会不同的精神，因为在后一种社会里，产权俱乐部的先到先占原则是为了新来者，也是由新来者制定的；而矿区自警团审讯案件则是在全体居民聚会时进行的。南方绅士的“社会礼法”，撇开决斗手册中那些繁冗的规定不说，得从幼儿时期在母亲膝盖上学起才行；这只是个开头。关于如何当好绅士的书面指南是没有的。南方最重要的法律，即不断实施的仅有的法律，是从南方自己的土地上，从其“特殊制度”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神秘的产物是某些法学家的书本里所不可能有的，也是很难向北方人、移民或外国人描绘清楚的。因此，这种荣誉的神秘性包含着对一个一成不变的社会的信仰。南方对不成文法的信仰表现在对待奴隶制，对待决斗的态度上，同时，在许多其它方面，反映出他们相信南方的生活方式是稳定的，甚至是万古不变的。不成文法是人们无法制定和改变的法律。奇怪的是，除去在少数极端的情况下，这个法律甚至无需贯彻执行，因为它不过是南方社会实际生后方式的代名词。对于南方绅士来说，“荣誉”与其说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不如说是他们实际行为的理想化。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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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16 &&
形而上学的政治只有在想象的没有冲突的社会里，事物的实际面貌和应有的面貌才会统一一致。一位南方人在一八六○年指出：“在北方自由州里，由于人们的利益千差万别，公职人员在位的时间不够长。然而，在位的时间长却是政治家充分发挥其才干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北方，如果有一个占主寻地位的利益集团，不论这个集团是什么，只要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看到那里的公职人员朗好的方向转化。”北方的政治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愿意象“绅七一样清清白白地生活的出类拔革的人士”毫无吸引力。尽管南方的社会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但南方入却越来越不愿意看到存在着对立的利益集团，也不愿把南方想象成为新制度的试验室，或者是建立新的基层社会的场所。奥姆斯特德一八五四年指出：“南方人对所有变化都是一窍不通的。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现存的制度、风俗和习惯，他们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教育出来的，这一切都是上帝强加给他们的，是天经地义。他们忠于这个‘社会’，想要从本质上改变这个社会，增加什么或减少什么，都是违背绅士的基本思想的。”在新英格兰，由于人们对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有着明确的认识，遂产生了改革的热潮。那里有无数合作性质的社团，有各色各样的运动，或是争取税务改革和监狱改革，或是要求救助海员和建立主日学校，或是提倡禁酒和一天工作十小时，或是反对因欠债而判处徒刑、反对死刑、反对银行和垄断，或是主张免费教育、废除奴隶制、实现妇女权利、争取世界和平……还有其它数不胜数、目标有大有小的组织。一八四○年在波士顿举行的“普遍改革之友”的一次大会，参加者就包括女权主义者、废奴主义者、马格尔顿分子、浸礼友爱会教徒、“脱离教派团体者”、安息日会教徒、唯一神教派教徒，以及一些自成教派的个人。那些年月里，在美国其它地方同样出现了五花八门试验性的社会组织，诸如：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一八二五年），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农场”（一八四一至四六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宾夕法尼亚方阵”（一八四二年），纽约的“奥尼达自由爱情区”（一八四八年），长岛的“新时代村”（一八五一年），以及得克萨斯州（一八四八年），伊利诺伊州（一八四九年）、密苏里州（一八五六年）和艾奥瓦州（一八五七年）分别建立的“伊卡里安社会”，如此等等。但是在南方，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才从波托马克河下游传来某些改革的言论，譬如，一八三一年到一八三二年间的冬天，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就废除奴隶制问题展开一场历史性辩论的过程中就有这样的言论。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南方拥护奴隶制的积极分子也炮制出他们那套为奴隶制辩护的论点。眼看着一八三三年在费城成立广美国废奴协会，一八三四年在辛辛那提莱恩神学院进行了一场辩论，还有，在西奥多?德怀特?韦尔德、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温德尔?菲利普斯这些以救世主自居的人领导下，废奴主义变为一种宗教信仰复兴运动而广为流传开来，南方的反抗更为坚决了。南方人实行了克莱门特?伊顿所说的“思想封锁”。一八四二年，佐治亚州赖斯博罗的查尔斯?科尔科克?琼斯牧师写道：“由于北部和西部的黑人普遍处于骚动状态，南方变得敏感起来。我们被迫从消极应付转向积极自卫，我们的力量在于团结。因此，公众在思想上保持高度警惕，就能够发现国外和国内任何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持敌对态度的情绪或言论。讨论的气氛比过去少了，讨论的自由也比过去少了。过去，我们对自己内部的某些事情是可以容忍的，现在却不行了。谁要是发表一些耿直的言论和呼吁，尽管他是为南方这个‘家’的利益着想，就会被外人抓住不放，加以歪曲，成为对我们进行指控的材料，那他就有失去公众支持的危险。他就得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南方的报刊也象牧师们一样，哪怕有一丁点儿社会批评的味道它都嗅得出来。威廉。伍兹?霍尔登骄做地宣称（霍尔登使他的《北卡罗来纳旗帜报》成为该州最有影响的报纸），南方“一致拒绝在欧洲和美国东部、西部各州泛滥成灾的各种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或社会平等，宣传虚无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宣传形形色色的不信宗教的主张的报纸，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气氛下都是无法存在下去的。”一八三六年，安吉利娜?格里姆凯在费城出了一本反奴隶制的小册子，查尔斯顿的市长就通知住在该市她的贵族家庭，不准她返回该市。即使象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写的那些稍有争议的纯文学作品，在南方也没有多少人看。大批废奴主义的宣传品被当地邮局销毁，为了“公众的安全”留难联邦邮件已经成了南方自鸣得意的防患手段。布坎南总统的邮政部长――肯塔基州的律师约瑟夫?霍尔特，一八五九年批准了地方上关于禁止邮寄废奴主义宣传品到弗吉尼亚州的裁决。他的兄弟 Ｒ?Ｓ?霍尔特是一名南方的爱国者，在一八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提出责问，“南方的骑士”敢不敢允许进口北方的冰，来冰镇薄荷冷饮。南方“特殊制度”维护者中的极端分子乔治?菲茨休在他写的《食人生番》（一八五七年）一书中用整整一章专门介绍“主义的哲学”，说明它“为什么在北方盛行，而不在南方盛行”。他提出的理由极为简单，因为北方更需要改革，而南方由于得益于奴隶制，没有什么坏事，因而无改革可搞。他说，改革就象公共慈善事业一样，在南方是多余的，在北方则是必要的。只有一种“主义”在南方具有某种号召力，那就是各种主义中最无激进色彩的禁酒主义，在南北战争前那三十年多点的时间里，禁酒运动是唯一曾吸引南方一小撮领导人的“改革”。继卡尔洪当参议员的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巴恩韦尔?雷特（他有时候被称为“脱离联邦运动之父”）和弗吉尼亚州的州长亨利?怀斯（后来成为南部邦联的将军）都是赫赫有名的绝对戒酒主义者和禁酒运动的先锋。一八三九年，佐治亚州一名富有的种植园主约瑟夫?弗卢努瓦带了一份醒目的禁酒请愿书在州内周游，他在佐治亚州立法机构内征得了五十四票的支持，票数不算少，但却遭到九十八票的反对，因而提案还是被否决了。一八五一年，佐治亚州“禁酒运动赤诚斗士”组织号称有一万三千多名会员，数字相当惊人。弗吉尼亚州布雷莫的约翰?科克将军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富有种植园主，领导“弗吉尼亚大学访问者协会”达三十三年之久，他发起一场运动号召在全国禁酒。一八三六年，科克当选为“美国禁酒联盟”的主席。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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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9:33 &&
有些南方人抛出一种论点，认为南方绅士“户外骑马的生活方式”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对社会持一种“泰然自若”、不挑不拣的态度，而北方人口密集的城市则成了煽动者和狂暴的改革者天然的藏身之地。无怪乎乔赛亚•霍尔布鲁克一八二六年在马萨诸塞州米尔伯利创立的美国讲学团运动虽然不到两年就建立了近一百个分支机构，但在南方却响应者寥寥。南方的听众不欢迎有争议的演说，诸如波士顿的美国讲学团、费城的富兰克林学社、纽约的古柏联合会以及无数其它团体带到公共讲坛上来的宏论。南方没有大量的欧洲移民，这也有助于南方不受外来思想的影响。在新英格兰，外来的德国超越论和东方神秘主义成了许多改革方案的先导。通过卡尔•舒尔茨这样一个人，德国的政治思想对于在西部建立共和党起了促进作用。在南方则没有什么可同上述情况类比的事例。唯有为了逃避德国的政治迫害（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二四年）而侨居美国的自由派难民弗兰西斯•利贝尔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他在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但人们怀疑他同情废奴主义，因此，尽管他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却未能当选为该大学校长。南方最富有“欧洲”色彩的特点之一，是不通过素有抱负的移民或失意的革命者而是通过整洁的书籍引进思想。南方北部的主要铁路都通向北面，而不是由海港往南通向，这也妨碍了南方直接从欧洲引进思想。由于南方的新思想主要是从北方输入的，因此，这些改革思想不是完全走样也会部分走样。改革思想从欧洲零零碎碎地传到北方，等这些思想到达南方时，往往一古脑儿搬来，其中包括废奴主义。这样一来，各种改革都带上了北方的色彩。就在这段时期，在北方和西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正是扩大公民选举权和群众性政党兴起的时代。在全国性的政治中，“弗吉尼亚王朝”时代，即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的时代，只延续到大约一八二五年；当时，获得选举权仍必需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新泽西州（于一八○七年）和马里兰州（于一八一○年）废除了有关财产的限制，但是，直到西部几个州（印第安纳州于一八　一六年：伊利诺伊州于一八一八年；亚拉巴马州于一八一九年）获准加入联邦后，白人男子普遍享有选举权的原则才广泛传播开来。民主化的运动逐步在人口稠密的康涅狄格州（一八一八年）、马萨诸塞州（一八二一年）、纽约州（一八二一年）占了上风，随着其它各州宪法的修改（一九一六年至一八三○年），民主化又进一步获得了新的势头。到一八三○年，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人数比十年前翻了一番。随着争取群众的新政治的出现，各全国性政党的代表大会、大吹大擂的竟选运动、城市里的党派头头、地方政治机构以及精心设计的政治交易……也应运而生。然而，在自成一体的南方，人们认为所有善良的人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折衷妥协和争取群众的手法井没有受到那么高度重视。从殖民时期起，一个人在弗吉尼亚川议会里不必与任何强有力的利益集闭对抗就能够取得政治权力，因为那些能畜善辩的大种植园主干脆就代表那些干那么善于言辞的较小的种植园主。Ｃ•Ｓ•西德诺指出：“人们试图并行不悖地前进，而不是相互冲突对立。”几乎每一个白人男子从事的都是农业；种植园主只有大小的不同，而不是他们从事活动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州议会商议起事情来更象一个商会，而不象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的立法机构。这就为南方社会确定了以下的模式：它重视的是忠诚和信誉，对折衷妥协则没有什么经验可言。折衷妥协实际上近于耻辱，因为荣誉就象贞节一样，不可能有程度的大小。一八三○年之后，南方的绅士越来越忠实于它们的社会礼法，就如同殖民时期的教友会教徒忠实于自我的纯洁和良心一样。这反映出他们对政治艺术的不理解，而且抱着越来越藐视的态度，南卡罗来纳州的编辑本杰明•佩里在一八六○年声言：“即使你们大家现在都去见魔鬼，我也同你们一道。荣誉和爱国心要求我同我的州站在一起，不论这样做是正确还是错误。”这番话同教友会的殉难者玛丽•戴尔的话何其相似乃尔。南方的宗法社会里没有冲突变成了不言自明的道理。不论什么事情只要对主人有利，对奴隶也一定有利，所谓黑人与白人之间、商人和种植园主之间的利益对立，都是北方宣传家们捏造出来的。既然没有什么值得尊重的“特殊利益”，那么南方每一个正直的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是为整个南方社会说话的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唱反调的人将逐渐背上叛逆的黑锅，而凡被指责为叛逆的人，就要到决斗场上去维护自己的名声。政治是一个公开的讲坛，在这个讲坛上，争论永远不会有结果，这只能消磨掉爱国主义这一纯洁朴质的美德。南方人认为，严重的分歧可以在“决斗场上得到解决”，因为在那里，社会礼法会为双方剖白。南北战争最终把整个国土变为“决斗场”。后来当了南部邦联副总统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极力主张，南方人民应当“不惜冒任何风险”，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尽管这仅仅涉及到他们的荣誉。”弗吉尼亚州州长怀斯一八五六年宣称：只要南方的荣誉被“扎上一针”，就足以证明可爱的联邦活该破裂，从南方的观点来看，南北战争是为了雪耻，而不是解决问题。待续[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20:43:1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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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36 &&
南方报纸的编辑经受的磨难反映出南方政治的不妥协精神。那些想活命的编辑部小心翼翼，不敢得罪人。既然受到诬蔑而上法院告状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现，那么，当编辑的就只得一手拿笔，一手握着手枪，时刻准备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而决斗。举例而言，一八三二年，本杰明?佩里的《格林维尔登山家报》反对南卡罗来纳州的“拒绝执行联邦国会法令的条例”，极力主张妥协。这时，对立面的报纸《格林维尔哨兵报》的编辑特纳?拜纳姆就向他发出决斗的挑战。用佩里的话说，拜纳姆是“一个奸诈的蛊惑人心之徒，一个阴险狡猾的诬蔑者。他的所谓爱国主义就是自私的狡辩，他的骑士精神不过是一片废话。”一八三二年八月六日早晨，决斗双方的助手在图加卢河一个岛上的一块林间空地上丈量了场地。佩里是不愿上决斗场去和拜纳姆对阵的。结果，把对方打死了才了结这桩事情。另一例子是，《红色棍棒报》的编辑人休斯顿有一次奚落民主党推举奥尔塞?拉布兰奇（他是路易斯安那州少有的几个从未决斗过的人之一）参加国会，说他“既无头脑，又缺乏男子气概”。结果当然免不了一场决斗，休斯顿被打死，拉布兰奇维护了自己的荣誉。就在南北战争前不久，《里士满问询报》的编辑詹宁斯。怀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决斗了八次。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南方利益的维护者竭力吹嘘说他们不受“公众舆论”的影响，似乎公众舆论就是瘟疫。在南北战争前的三十年里，南方主张有少数人学识渊博就可以了，多数人不必有文化。当时为居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的子弟办的大学和军事学院兴起来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弗吉尼亚州白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比马萨诸塞州高；一八六○年，按总人口计算，弗吉尼亚州和佐治亚州的“大学”的比例高于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但南方的公共教育事业就不行了，初等和中等教育制度，以及总的文化程度都远远落后于北方。尽管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南方的文盲要比美国任何其它地方多，因为大多数黑人是文盲，白人中的文盲也远比北方多。南方强调领导者应是受过教育的，这同他们不关心民众的教育是一致的。乔治?菲茨休一八五七年说得很极端（此人说话一贯如此），“为确保取得真正的进步，我们必须解放天才，囚禁庸碌之辈。让少数人获得自由，叫芸芸众生去当各种形式的奴隶！”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南北战争这段时期，世界舆论强烈反对奴隶制，但南方的绅士则我行我素，置若罔闻。杰斐逊原来认为，“对世界舆论应有的尊重”是爱国主义的支柱，现在似乎反而成了叛逆行为。一八六○年，Ｄ?Ｒ?亨德利得意洋洋他说：“南方的绅士……要的是自己的正直的见解。他们宁愿当种植园里最下贱的奴隶，当最懒惰、最无知的黑人小工，背上有监工鞭子抽打的血迹，也不愿意成为‘那玩意儿’――最懦弱、最可怜的笑柄――‘公众舆论的奴隶’。……因此，南方的绅士从未受到过，现在也不受世界人民对‘特殊制度’谴责的影响，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是地地道道勇敢的、自食其力的、有良知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对职责所抱的信念，并敢于按照这种信念行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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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8:22 &&
不屑于迎合舆论潮流以及无意于协调矛盾双方的利益，也是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政治学说蓬勃开展的原因之一。如果新英格兰人、纽约人、伊利诺伊人对妥协折衷不是如此热衷，他们相互间的区别也可能会更加明显。这个时期是美国政治学说蓬勃发展的年代，而几乎所有可以与旧世界匹敌的美国政治学说成就都出自南方。南方人生活在不成文法僵化不变的绝对统治之下，竟然能成为概括政治思想精革的能手，这确实是人们所意想不到的。第一个出现的政治学泰斗是弗吉尼亚州卡罗琳县的约翰?泰勒。在他一系列坚定有力、逻辑推理缜密的著作中，他坚决维护南方的土地均分论和州权主张。他的主要著作有：《农业论文选》（一八一三年）、《美国政体原则与政策的探究》（一八一四年）、《建国与宪法剖析》（一八二○年）　、《揭开苛政真面目》（一八二二年）、《宪法新论》（一八二三年）。接下来出现的是卡尔洪，他的两部著作《政府研究》与《论美国宪法和政体》（均在他死后出版于一八五一年）是美国政治思想成就的丰碑。最后又出现了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他所著《从宪法角度看最近一次州际战争》（一八六八至七○年）是剖析南方权利的权威著作――这连续出现的政治学说三巨头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是无与伦比的。早在一八三九年，那些讲求实际的北方人就用”形而上学政治家”一词来讽刺南方的爱国音，以示“有别于另一类人，即具有发展贸易和交通运输事业这种直接目标的人。北方的报纸每份只专谈政治体制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例如：有的主张在纽约开办一所银行、有的主张在费城办一所……等等。”但南方辩护士们所追求的却不是什么具体项目，也不是某个地区，而是越来越热衷于一种抽象的事业――“为了南方”。南方所谓的政治实际上根本不是政治。南北成争之前南方的代表们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甚至是梅肯、奥古斯塔、查尔斯顿等地召开的所谓“商业会议”，几乎就得不出任何实际方案。一位南方人悲叹说，“在寻求发展工业方面，南方是一笔糊涂帐，就象一个新手不知往什么事情上使劲……他们从来不愿意着手推动本地的企业，从来不肯认真考虑具体的经济需要。”南方的政治家们大肆宣扬的是些不着边际的主张，什么保障亚马孙河航行自由呀，在墨西哥的特旺特佩克地峡挖一条运河呀，去尼加拉瓜探险呀，从密西西比河修筑一条直达太平洋岸边的铁路呀，把奴隶制引进中美洲呀……。如果这些也算是政治的话，这实在不是南方所迫切需要的政治。没有定局的命运一个现代国家，其版图范围，发展模式，以及与邻国交往的体制竟然都如此之变化不定，这确实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国家如何扩展其疆域？美利坚合众国注定将会扩展到什么范围？这些问题，同其它许多重要问题一样，在一六八六年制宪会议的代表当中都没有一致的看法。或许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些问题十分紧迫，便没有费神去求得明确的答案。或许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分歧未能统一，宁愿让答案含糊下去。宪法当然是由在东海岸连成一串的十三个特定州的代表制定的。这十三个原有的州全部濒临大西洋。他们制定的宪法既不适用于一个海岛，也不适用于一个内陆国家，更不用说一个大陆国家了。在一七八七年制宪会议上，关于接纳新州问题的讨论是目光短浅的。代表们认为，所谓的“新州”，可以从原来的十三州中划分出来，可以从他们拥有主权的西部土地划分出来，也可以从一七八三年和平条约规定英国割让给美国的土地中划分出来。但是，如果有任何人想把国家新获得的大片领土划成新州，这种想法是得不到理会的。一七八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费城制宪会议上辩论的实际情况充分暴露了大州和小州之间、拥有广阔西部领地的州同一无所有的州之间矛盾重重。正如古维诺尔?莫里斯对这种矛盾所作的解释，居于突出地位的是一种危险的思想，“肢解大州的思想”。讨论集中于两个主要问题，以原来领土中划出来的新州应否承担部分已有的公共债务作为被接纳加入联邦的一个条件；新州的建立是否需要得到原来所属的州的立法机构同意。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制宪会议上有任何人考虑的问题超出这个新国家当时粗略限定的范围之外。当然，代表们都明确表示决心不使国家力量的均衡受前途尚难预测的西部影响。因为在濒临大西洋的东部，长期以来就流传着一种恐惧，担心不加区别地向西部扩展将会使人口分散到过于稀薄的程度。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在会上声称，“如果可以采用适当的办法阻止人们向西部地区移民，这将是上策。”但是，他和其他一些人又补充说，阻止移民是很困难的，必须平等对待那些涌入西部的人。美国有影响人士对于一八○三年路易斯安那购买地的反应，说明他们对于跨越密西西比河大举向西扩散是如何缺乏准备。在后来的年月里，许多政治家都竞相标榜自己具有先见之明，但是只要我们进一步熟悉购买路易斯安那一事的前后内情，就越能看出这件事是巧合、误解和幸运相结合的产物，如果当时首都华盛顿与我国驻外代表之间的联系能象后来十九世纪那样迅速，这项购买很可能就上不了谈判桌，很少证据表明，在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前，杰斐逊或其他任何人曾严肃考虑过美利坚合众国会扩展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十九世纪早期，关于国家西部边缘存在着一片“美国大沙漠”的说法已经象神话般地获得人们的确信。杰斐逊总统一八○年十一月提交国会的关于路易斯安那的说明，在承认边界确是模糊不清的同时，又指出少数定居点“是被巨大而罕无人迹的沙漠分割开来的”。在这个世纪初期，关于这种沙漠障碍的描述越来越生动具体，抑制了这个国家的理想，加重了定居者的精神负担。当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土的条约于一八○三年仲夏携回美国时，引起的反应是激动的心情少，而恐惧的心理大――人们担心由于宪法没有关于向新领土扩展的条款，这类扩展行动可能会导致对宪法的滥用以致破坏；担心不加区别地向西部扩展可能会使六百万人口危险地散开，而他们当时已经稀疏地散布在比西欧任何国家都要大出好几倍的地区。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通过其面积来衡量，而要通过其人口的集中程度及其领土的有效占据程度来衡量。有些人赞同一位法国地理学家的观点，他在一八○四年把美国领土大扩展看成是“一种目前衰弱和今后分裂的根源”。这些恐惧不全都是毫无根据的。在领土大扩展的一八○九到一八二九年之间，美国人均实际收入据估计下跌了百分之二十左右。在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时候，一些东部实业家已经开始担心他们的资金向西流夫。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他们的这种担心依然存在，财政部长理查德?拉什曾发出警告说：“美国边远土地出售和开发的方式固然可以使国家增加人口，……却不能按照同样比例增加资本……由于稀疏的人口分散在辽阔的土地上，资本的积累不是加速而是停滞了。任何能阻止这种趋势的事情……都是有益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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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08 &&
到了一八○三年七月，杰斐逊已经把他的宪法修正案递交内阁，要求批准购买路易斯安那，并阻止人口进一步向西扩散，来保持联邦的团结。他的修正案明确提出把路易斯安那并入合众国版图，并补充规定“土地占有权和自治权只适用于现有的印第安居民。”还为纬度三十二度以北的新领土（几乎是整个购买地，现在的路易斯安那州除外）制定了一部专门的宪法，规定这块新领土全部为印第安人保留地。杰斐逊的“伟大目标”是“阻止移民，至于移居到某些让与的领土则不在此限。”一八○三年十月国会开始对购买路易斯安那一事进行辩论，这次辩论十分稀奇古怪，但却意义深远，由于这是一七八三年条约界定的国家原有版图的第一次扩大，因此也是整个民族对领土扩展的看法在立法机构受到的第一次考验。同时，这也暴露出那些仍然活着的宪法制定人面临这种重大问题时思想多么混乱。象古维诺尔?莫里斯这样的联邦主义者在制宪会议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如今在联邦权力的问题上，却一改他们平时比较开阔的观点。他们坚持国会无权“批准接纳制定宪法时不属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地方成为新的州或准州”。二十年前，莫里斯曾经是宪法第四条的起草者，现在重新回顾却又解释说，他曾经有意识地使这一关键性章节的文字含糊不清。他自称当时曾预见到“一旦获得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最合适的办法是把它们作为省来管治，不让它们在我们的议会中有发言权。”不过他说，由于当时有别人反对，他宁愿避免纷争，而没有使这个问题公开化。一八○三年，杰斐逊的共和党人（他们都以坚持严格解释宪法而著称）原先也承认宪法未曾明确赋予国会或总统以扩大国家版图的权力。然而，杰斐逊本人却出人意料地一反他一贯的立场，竭力主张国会先批准这项条约并且从速支付购买款项，“然后再要求国家为宪法增添条文，以赞同并批准一项国家从来未曾授权过的行动。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让我们拥有外国领土，更何况是把外国并入我们的联邦。行政部门抓住了这个可以为国家带来极大好处的偶然事件，采取一项超出宪法范畴之外的行动。立法部门必须抛弃难以捉摸的形而上学理论，象忠实的奴仆那样甘冒风险，批准这项条约并同意为此付出款项。他们为了国家只能全力以赴，采取未曾得到授权的行动。我们知道，他们一旦处于可以这样干的地位，为了自己他们也会这样干的。”杰斐逊之所以如此强调，不是为了未来崇高的事业，而是为了当前的迫切需要。跨越崇山峻岭定居于密西西比河彼岸的美国公民迫切需要利用这条河流运输他们的货物。杰斐逊解释说，这项购买是为他们提供通向世界的生命线的唯一道路。国会在十月份开会讨论这项条约时，杰斐逊已经说服他自己和他的党，要他们相信国家的需要是如此之紧迫，又是如此之一清二楚，因此根本不需要任何修改宪法的修正案。他的反对派联邦主义者则振振有词地指出殖民主义的危险和无限扩展国家版图的危害。联邦主义者辩护人们一再警告说联邦有可能削弱。如果说宪法当初规定要有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才能作出即使是最小的修改是十分明智的话，那么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便“可以接纳原属外国的新州，而且将老伙伴们淹没，那是多么危险呀（引自康涅狄格的特雷西参议员的讲话）……这种接纳给南部和西部带来的实力对比是同我们原有的联邦原则相矛的。”一八一○年十二月，接纳购买地一小部分（奥尔良准州）作为一个平等的州加入联邦的议案提出来了，这时恐惧变得缓解了。截至那时为止，所有新接纳加入联邦的各州都是从一七八三年和平条约规定的美国领土中划分而成的。这个问题同美国实际边界未定这个尚未解决的大问题交织在一起。建议成立的路易斯安那州包括西佛罗里达一片土地，这片土地当时也许仍属于西班牙。但是，现在十分尖锐地摆出来的根本问题是原有的联邦会被削弱。一八一一年一月十四日，马萨诸塞的乔赛亚?昆西在众议院猛烈抨击说，“按照我深思熟虑的见解，如果这项法案得到通过，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个联邦的解体；并将使各州摆脱道义的约束；而且由于权利归于全体，而承担义务的只有某些人，所以这就必将成为分裂的前奏――结果是能够和和气气地分裂固是大家所愿，不然就会不惜采用暴力。”众议院以多数票否决了昆西的意见，认为这是制造混乱的言论。这项提案通过了，路易斯安那在一八一二年成为一个州。在大陆进行扩展的第一步引起一些大惊小怪的人的恐惧心理，担心整个联邦会变质；担心原来的老伙伴会被新州压倒；担心不出多久会出现一个有新宪法的新国家。固执的联邦主义者费希尔?艾姆斯成了新英格兰人的代言人，他提出警告说，增添了象路易斯安那这样的外国土地，会为那些不懂神圣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原则的人打开闸门，而这项神圣的原则却是联邦的基础。他说，即使“荒野里的水獭”的理解力大概也不会低于“法国―西班牙―印第安未开化的人和冒险家的杂凑队伍”。无怪乎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当英国军队逼近新奥尔良时，象蒂莫西?皮克林之流忠诚的新英格兰人就希望该城早日陷入英军之手。然后，横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西部便可以和英国胜利者合并，留下的只是一个小而有条不紊的美国。如果说跟美国原有版图邻近的土地，其命运是如此游移莫测，那么同美国距离较远的土地又将是什么命运呢？这里指的不是密西西比河两岸，而是甫美洲遥远的地方；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突如其来的，也是出乎意想之外的。一八○八年拿破仑对西班牙的入侵，为西班牙南美殖民地提供了奋起反抗西班牙陈腐殖民统治的机会。一八一○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哥大、加拉加斯和智利的圣地亚哥都纷纷建立秘密团体，开始只是为西班牙被废黜的国王费迪南德七世坚守土地，抵御法国的势力，但很快就发展成为成熟的独立运动。一八一一年，杰斐逊从那里觉察到另一种信号，美国“必须有其本身的利益体制，决不能附属于欧洲的体制。”到了一八二二年，门罗总统和当时的国会承认那些高举反抗大旗的殖民地为独立国家。最重要的一点，正如德克斯特?珀金斯指出的，就是美国没有同任何欧洲强国商量就采取了如此重大的步骤――“纯粹是根据美国的主见，也纯粹是按照美国的观点。”这件事无可怀疑地宣布美国脱离欧洲政治势力范围而自行其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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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34 &&
在一八二三年，北美大陆的政治前途基本上仍然难以捉摸。但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南美洲（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甫美长期以来一直是割裂的）却已实际上划分成一个个二十世纪型的国家。巴拿马地峡以北面积不大的一块地方（比原来英属十三个殖民地以及划分成块的向西扩充的地区，包括密西西比河和大湖区以东和以南的部分略大），也已取得了国家的地位并维持到二十世纪。墨西哥，直到一八二二至二三年，还包括它南面的危地马拉和其它中美洲国家，北面则延伸到现在的美国西部，直达美国同加拿大的现今边界，在遥远的西部和西北部，墨西哥人、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正在酝酿着一场变化无常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美国将扮演什么角色在当时还意料不到。大陆美国三分之二地区的政治前途仍然是悬而未决。在这方面，当时北美同南美的差别是非常鲜明的。回溯到十六世纪早期，南美就己充满了政府组织。不管这些殖民政府多么贪污腐化、无能或者专制独裁，但南美大陆已经高度组织起来，并且已经住满了人，也已划分成块，这是无庸怀疑的。过去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经利用印第安人的政治结构来建立它们的政权。同样，到了十九世纪初期，拉丁美洲的革命家们出于本身的需要采用了一种苦心策划却已过时了的政治：经济和教会结构。但是在北美的广大地区，美国式的时代错误一而再地重新出现：社会的形成先于政府的建立。在北美的西部，基层社会大量涌现，常常是彼此相距甚远，并且往往是超出美刊坚合众国“司法管辖范围之外”，却又不是明确地在任何政府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成群的人们由于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忧虑和共同的幻想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形成了社会。他们缺乏现成的政府模式，这使他们面临更多的困难，但是他们没有业已过时的本地政府体制的束缚也未尝不是好事。与处于同等文明发展阶段的绝大多数人比较，也许数他们享有的自由较多――他们不需要生活在一种很久以前来自远方的僵化模式之内，也不需要奋起反抗这种模式。到了二十世纪，民族傲慢感使得我们认为，拉丁美洲除了追随北美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以外，别无其它更好的出路。但是，在十九世纪早期，美国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的理想却超不出拉丁美洲的模式，在他们心目中，我们的联邦共和主义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无非是让北美象拉丁美洲一样组成几个独立自治的国家。美国人民应该遍布整个北美大陆，这种信念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必须全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俄勒冈实在太远了，美国不少政治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该地的居民注定会自己管治自己。“自由和独立的美国人，除了血缘和利益之外同我们没有联系，并且也象我们一样行使自己管治自己的权利。”一这就是杰斐逊对约翰?雅各布?阿斯托在太平洋岸大西北设立的据点阿斯托里亚贸易站，以及由此扩充出来的移民定居点的态度。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时期，杰斐逊赞美“我们大陆彼岸出现的伟大、自由、独立的国家的萌芽”，他希望即使阿斯托里亚落入英国之手，同英国签订的和平条件既要承认阿斯托里亚国家的“独立”，还要承认美国有权保护阿斯托亚人免受外国干预。不仅杰斐逊曾经为一个独立的太平洋共和国进行过宣传，而且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许多美国领导人――包括艾怕特?加勒廷、詹姆斯?门罗、威廉?克劳福德、亨利?克莱、托马斯?哈特?本顿，可能还有詹姆斯?麦迪逊――都具有同样的观点。美国培育新国家的园丁作用在当时颇有号召力，但我们长期以来早已把它淡忘。来自密苏里的托马斯?哈特?本顿参议员，一八二五年三月一日在参议院承认，美国的北方和南方边界仍是含糊不清的。他们的界限将留给自然和子孙后代来确定。但是，他补充说：对西部，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提出看法，把落基山的山脊作为自然的、方便的、永恒的边界是不会有人反对的。我们共和国的西部边界应该沿着这个山脊的背面划定，传说中的护界神的塑像应该树立在其顶峰，永远不能推倒。在太平洋沿岸培育一个新国家的过中，我们应当懂得，一旦这个新的国家茁壮到足以照顾自己时，就应当同母国分离，正如子女在成年时必然同父母分离一样。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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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荣誉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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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守在土地上重新创造新的生活，但土地在哪里？明天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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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为山缪?艾摩瑞?戴维斯(SamuelEmoryDavis)与其妻珍(Jane)所生十个子女中排名最末者。其家族于美国历史中源远流长。戴维斯的祖父自威尔士移民美国，曾居住于维吉尼亚州与马里兰州，担任公职人员。其父与其叔伯于美国独立战争中曾加入大陆军团(ContinentalArmy)，与乔治亚骑兵作战，并于萨瓦那之围(SiegeofSavannah)时担任步兵军官。其兄长亦曾入伍服役。于1812年战争(Warof1812)中，他有三名哥哥与英军作战，其中两名为隶属安德鲁?杰克森麾下，因于纽奥良之役(BattleofNewOrleans)中作战英勇而获杰克森本人表扬。戴维斯幼时，全家曾迁移数次。1811年搬至路易西安那州的圣玛利教区(St.MaryParish)，1812年至密西西比州的威尔金森郡(WilkinsonCounty)。1813年戴维斯开始与其姐玛丽一同至离家一哩，一间木屋中的学校上学。两年后，戴维斯入学位于圣罗斯大教区(St.RosePriory)的圣汤玛斯阿肯纳斯(SaintThomasAquinas)天主教学校，该校由肯塔基州华盛顿郡的多明我教派(DominicanOrder)所管理，戴维斯当时为校内唯一新教徒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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