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冯玉祥之妻李德全居津何处？
1、冯玉祥1930年从山西返回潼关&
1924192519321930
201281123784岁的翟淑珍老人满头银发，开朗健谈，不久前无意中认识了井振武，知道井振武研究冯玉祥20余年，随意交谈中，翟淑珍老人道出了一个秘密。
“解放初期，我是天津纺织工会的组织副部长、部长，当时的纺织工会就在河北路上，听我们的总务科长说，那房子以前是冯玉祥住过的。”翟淑珍的一席话，井振武为之一振。
“冯玉祥在天津有旧居，是史学界基本公认的事实，但在哪里没人知道。”60岁的井振武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冯玉祥，先后撰写了关于冯玉祥的考证传记文章15万字。20多年的研究中，冯玉祥在天津旧居在哪里，一直是个谜团。
河北路237号，如今的和平五幼。
翟淑珍老人站在院外，一看便回忆起昔日的样子，“就是这里，虽然很多年没来了，样子基本没变化，就是外延翻修了一下。”
翟淑珍老人回忆，1951年，纺织工会给她分了间职工宿舍，就在工会大楼的后面，也是坐小洋楼，两座楼之间有条通道相连，如今，工会大楼和宿舍楼都还存在，基本没有变化。
“纺织工会在这座小楼里办公了两年多，小楼前面还挖出过东西。”翟淑珍记得，那年修路，小楼前的一片空地里挖出几个坛子和两张照片，“一男一女，穿得特别讲究，像是长袍，绣着花，两个人都是老人，男的有点胖。”当时，挖出东西的事情在工会里传开了，大家都跑出小楼，到外面看热闹，纷纷猜测照片的主人。
“说什么的都有，但我们总务科长特别肯定，说这房子以前住过冯玉祥。”时间过去太久了，翟淑珍老人记不清照片中的模样了，但总务科长的话还记忆犹新。”
2、冯玉祥在泰山时家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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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祥与冯玉祥渊源
187619322371919
192419251冯极力罗致人才，厉行新建设，马在网罗之中。
1926131927
1928年2月16日，在马福祥建议并穿针引线下，蒋介石亲到开封与冯玉祥会面。18日，蒋、冯在郑州交换兰谱，“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因功，选为国民政府委员。3月，冯玉祥任开封政治分会主席，马福祥出任开封分会委员。
19291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条例”。并特任冯玉祥为委员长，马福祥、王瑚为副委员长，特派冯玉祥、马福祥、吴敬恒、张人杰、孙科、赵戴文、孔祥熙、宋子文、王瑚、刘骥、李仪祉、李晋、薛笃弼、刘治洲、陈仪、阎锡山、李石曾为委员，组成黄河水利委员会。不久，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一面派邵力子和马福祥携重金见冯玉祥；一面又答应打败桂军后将武汉地盘让给冯玉祥。马福祥成为蒋冯沟通桥梁。
19291119303泰山玉皇顶南题刻，内容为：“仰观俯察”，上款是“庚午秋”，下款是“陇右马福祥书”。93282831
附：马氏父子旧宅俗称“马家楼”，位于河北路与洛阳道交口，包括现和平区第五幼儿园、宁静里及洛阳道临街楼房。马福祥（），甘肃临夏人。武举出身。清末任西宁镇总兵兼阿尔泰护军使。民国后历任宁夏镇总兵、绥远都统、西北边防会办。1928年归附蒋介石，历任国民政府委员、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1932年8月病逝。马鸿逵（）是马福祥长子，曾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甘肃省政府在主席等。1949年赴台湾，后转美国。1970年1月14日在洛杉矶去世。马家楼建于1919年，今幼儿园址为马福祥居所，原楼房1974曾改建；今宁静里1号为马鸿逵居所，2号为马福祥次子马鸿炳居所，3号为马福祥侄子马子丕居所。20世纪20年代末，清末著名太监小德张曾借住在马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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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与诗人吴芳吉
&&&&&&本期共收录文章18篇
　　军人出生的冯玉祥，崇敬斯文，酷爱诗文，喜交诗人。在其崇敬的众多文人中，对他影响甚深，神交甚久，但终身未曾谋面的，是重庆江津籍的著名爱国诗人吴芳吉。 中国论文网 /5/view-1859653.htm　　吴芳吉，重庆江津人，号“白屋诗人”。13岁时，以诗论文，在课堂上即兴写出1400余字的评判腐败政府外交政策的新体诗，文采飞扬，被誉为神童。1910年考入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学校发生美籍教师无理辱骂学生事件，他作为四川学生代表参与抗争，被开除学籍；1919年秋，应吴宓函邀，赴上海担任《新群》杂志诗歌编辑，时值新文化运动高潮，他创作并发表了《婉容词》、《护国岩词》等著名诗词。1920年在长沙与红叶会、湘君社，创办《湘君》文学季刊。后在西北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任教，参加创办重庆大学并出任文学预科主任，在教育界声名卓著。1931年秋，因桑梓情重，应家乡县长之邀，任江津中学校长，次年，这位“第一奇功休让人，开国文章我辈始”的现代爱国诗人因病逝世于江津，年仅36岁。 　　吴芳吉生前创作了许多具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的诗篇。“新歌体诗”《婉容词》，采用白描手法，在形式上保持传统“词”的特征：“天愁地暗，美洲在哪边，剩一身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残阳又晚，夫心不回转……”全诗起伏跌宕，哀婉凄恻，琅琅上口，雅俗共赏。一经发表，立即震动诗坛，读者更是争相传诵，当时一些中小学也将其选人教材，成为新诗范文。近百行的长诗使那么多人流泪，那么多人能诵，几可与《孔雀东南飞》媲美，这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实不多见。 　　童年时的冯玉祥，家境贫寒，读书不易。七八岁时，与家兄和邻友在野地割草砍柴，远远传来读书声，冯玉祥情不自禁，随声迫去，伫立在学堂窗前，跟着老师念起了“人之初，性本善……”夕阳西下，空手归家，免不了一场责骂。 　　冯玉祥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出生的旧军人，不识字的痛苦生活，使他深切地希望着：无论自己的经济状况如何窘困，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让他们有上学读书的机会。1891年秋，冯玉祥的家兄补上骑兵之缺，但这一年的学费已经缴给先生了，不能退回，于是，冯玉祥顶替家兄去读书。难得的读书机会，使冯玉祥兴奋不已。三个月很快过去，放学了，冯玉祥仍在父亲的营盘里自修功课。第二年，冯玉祥改人另一家私塾，又读了一年书。到年底，由于环境的逼迫，不得不结束了私塾学习生活，从此冯玉祥再也没有进过学堂去读书。在《我的生活》一书中，冯玉祥感慨到：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人，一生中正式上学的日子，一共只有一年零三个月，最大的遗憾就是读书太少。 　　冯玉祥向往习文又少有读书机会，使他更加尊师重教，刻苦自学。幼小接受“三字经”、“古体诗”的启蒙教育，使他对以诗言志、以诗叙事、以诗交友情有独钟。 　　在52年的戎马生涯中，他一边行军作战，一边习文做诗，先后写了1400多首诗，成为中国近代不可多见的军旅诗人。冯玉祥所作的诗，多为“顺口诗”，主张鲜明、通俗易懂，读起来琅琅上口，充满了军人的豪气，因当时士兵常被鄙称为“丘八” (将“兵”字上下拆开成二字)，遂自嘲为“丘八诗”。抗战时期，冯玉祥喜欢以诗配画，借题发挥，为爱国抗日鼓与呼。在抗战陪都重庆陈家桥寓所，冯玉祥坐在院中的竹林下，泼墨写生，并在画上题诗： 　　 　　竹有节， 　　不畏风，不怕雪， 　　内中空虚是谦逊， 　　生性不屈在刚烈， 　　日本欺我不抵抗， 　　借问一声有无节? 　　 　　冯玉祥与吴芳吉神交已久，1914年，冯玉祥时任北洋军第六混成旅旅长时，从一位四川藉的下级军官处读到了一份手抄的吴芳吉少年之作――新体诗《读外交失败史书后》，深受诗人独到的文风和爱国忧民之情感染，感慨“自古英雄出少年”。后经这位军官介绍，得知吴芳吉在清华学堂因抗议美籍教师无理辱骂学生被开除学籍，愤然说：国人受辱，皆因国力不强，政府懦弱，一代英才被逐出学府，四处漂泊，这并非诗人之悲哀，更是我辈共同之悲哀。随即叫这位军官有机会时，传话给吴芳吉： 　　 　　秀才有难来找兵， 　　天下英雄同根生， 　　行辕把酒助诗兴， 　　杜甫李白笑看今。 　　 　　1922年，冯玉祥出陕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在攻占的河南督军府中，从《湘君》文学季刊上读到了吴芳吉的《婉容词》和《护国岩》等著名诗篇，爱不释手。夜幕降临，冯玉祥叫副官掌灯泡茶，直读到鸡叫三更。合卷时，对副官感慨道：读李白的诗如登黄鹤楼，读杜甫的诗可觅草堂的幽径，读吴芳吉的诗，感受的是爱国忧民。 　　抗战时期，蒋介石把视为“困兽”的冯玉祥闲置在陪都重庆。无奈之下，冯玉祥赋诗、写扇、题匾、卖字，发起了献金抗日活动。1944年，地处江津的国立第九中学校长邵华邀请冯玉祥去给学生作报告。冯玉祥早知江津是涛人吴芳吉的故乡，欣然前往。 　　日清晨，冯玉祥乘座的重庆民裕号轮船驶向诗人吴芳吉的故乡。时值初春，两岸梨花盛开，绿树银装，分外娇媚。船行自小南海，滩险水急，船身簸动甚剧，有人报告说，此外为“吃人滩”，客船至此，多有失事，前不久，又发生一起事故，死了近百人。冯将军爱民心切，当即在船上作“丘八诗”一首：小南海在江心，船破坏淹死人；革命为除人民害，到此险滩最要紧；若有大军携工具，外凿山石水平稳；真正为民谋福利，实现主义之根本。并向国民政府水利部写信，要求急速修治小南海。 　　冯玉祥在江津县长萧烈和邵校长的陪同下到国立九中做了一场献金抗日的动员报告后，惦念着诗人吴芳吉的后裔，便派人把吴芳吉的长子吴汉骧、次子吴汉骥接到公寓，设便宴招待他们。晚宴间，冯玉祥对吴家兄弟说道：我与家翁神交甚久，可惜他英年辞世，未能把酒论诗，真是遗憾得很。家翁的诗作，影响了一代人，后人也不会忘记。在他的代表诗词中，《婉容词》婉转动人，但柔情和悲切太重，不像《护国岩》悲烈而刚勇。老夫一辈子行军打仗，最喜欢这般诗情画意：“护国岩，护国军，伊人当日此长征；五月血战大功成，一朝永诀痛东瀛；伊人不幸斯岩幸，长享护国名”。多亮的名节，多大的豪情!冯玉祥起座而立，琅声说道：看来，宁可殉国流芳古，不可卖国求荣华。 　　三月初春，寒意尚浓，吴家兄弟仍穿著陈旧而单薄的衣裤，冯玉祥叫副官拿出80个大洋分送吴家兄弟，聊补添衣助学。 　　3月15日，冯玉祥又前往江津白沙黑石山，视察聚奎书院，并发动献金抗日。聚奎书院，始建于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不仅是诗人吴芳吉早年求学的母校，吴芳吉的坟墓就安建在书院的香樟林下，九曲池旁。冯玉祥来到吴芳吉墓前，以诗祭奠：白沙镇，黑石山，吴芳吉，有坟院；吴先生，是铁汉，认真理，能苦干；被困八个月，那是在西安；志士仁人心，既是英雄又好汉；我今到坟前，诚恳来祭奠；好朋友，未见面，彼此永远记心间。 　　受冯玉祥和吴芳吉爱国精神的感染，该校的学生排着队，吹着号，打着旗子来献金，有的学生还把自己的东西拿去变卖后捐献出来，支援抗战前线。 　　1948年，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冯玉祥携夫人李德全、儿子冯宏志、女儿冯理达、冯颖达、冯晓达，乘苏联“胜利”号邮轮，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8月22日，船至黑海失火，冯玉祥和他的女儿晓达一起遇难身亡。江津的民众和吴芳吉的后人闻讯，无不悲痛泪下，在祭奠会上，县长萧烈代表江津爱国群众将冯玉祥生前最喜欢的“锅粑肉”抛人长江，以抚慰冯将军的英灵。 　　以后，每逢8月中秋月明，吴芳吉的孙子吴太昌，总会操起他心爱的铜号，吹奏起义勇军进行曲，缅怀那位与爷爷同有一颗爱国心，同怀一腔报国志，神交深切，未曾谋面的冯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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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的副官有一叫杨金邦或者杨爱华，字X铭的河北沧州盐山人吗？ 当年保定什么军官学堂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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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问题谁能回答的了啊，这么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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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将军是怎样培养干部的
作者：宋聿修 发布人：一鸣 &发布时间：& 来源：议政网 点击次数：3983
“从此有了独立的团体”，这就对内部有了用人的权力。一九二一年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冯玉祥升为师长。此后接连担任陕西及河南督军各几个月，一九二二年冯将军被调为陆军检阅使，他把部队扩编为一个师和三个混成旅，已有三万余人。一九二四年秋，他发动了“首都革命”之后，队伍又有较快发展。到了一九二五年初，他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已有四个师，八个独立旅，两个骑兵旅，一个炮兵旅，计有十万人以上（不包括国民第二、第三军）。此后队伍继续扩充，到了一九二六年春天，已编为十一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和一个炮兵旅，共达十五万人左右。
“五原誓师”以后，重整旗鼓，把部队编为七个路，仍有十余万人。一九二七年五月，进军中原以后，一方面收编了一些原直系部队，一方面充实了嫡系部队，共编成九个方面军，大约有四十万人左右。一九三○年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反蒋，爆发了中原大战。结果阎冯失败，国民军土崩瓦解，所余部队都为蒋介石所收编。
○年国民军失败瓦解为止，总共经历了十六年，冯玉祥的部队由几千人发展到几十万人，所需要的干部是相当多的，干部的来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有了这个团体的存在，使我能够很自由的把滦州革命时代的朋友，重新集合在一起，企图继续那时的革命精神，同恶势力继续奋斗。”以后陆续来第十六混成旅的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李鸣钟、张树声、邱斌、郑金声，石敬亭、韩复榘、李缘鹊龋际粲谡庖焕唷Ｕ庑┤艘院蠖汲闪斯窬母呒豆歉煞肿印
“在长安驻军的时候，我开始感到自己所统带的部队中，干部分子良莠不齐，而好的干部尤其不够，这使我办事上感到很大的痛苦”。
“为了担负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统带的部队的干部，实在是刻不容缓的。就在这种客观与主观要求之下，我决定成立一个模范连。”
○年冬季，随军开回河南信阳，这时大部分学兵又分到各部队去当干部了。
“格言”或“语录”式的几句话。例如《道德精神》中，有一条是：“有过必改，过则无惮改，人非圣贤谁够无过，过而能改复于无过。”《爱国精神》中有一条是：“古今英雄经百战而不死，非是怕死乃是真不怕死”。《军纪精神》中有一条是：“军纪森严，不分亲疏，如魏绛伐戎，罚及晋君之弟。孙武教战戮及吴王之姬。此古名将之所以战胜攻取也。”这些东西，官兵都要朝夕诵读，会背会讲。
“作礼拜”。听牧师们讲“圣经”。经过相当时期的教义教育之后，大部分官兵都领了“洗礼”成为正式的基督教徒。当时冯玉祥被人称为基督将军，他的部队也称为“基督雄师”。他常常对人说：“中国人信基督教的可以分为三派，一是吃教派，二是恃教派，三是用教派，他就属于用教派。”他说：“圣经上许多教训，使我觉得深可宝贵。许多爱人如己，舍己济人的教义，都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些都是军队中精神教育的极好资料，若将基督教义在军队中加以深入宣传，必受绝大教益”。（见《我的生活》）
“打骂百姓者枪毙”，“奸淫妇女者枪毙”，”抢劫财物者枪毙”等等。战时简明军律中有”违抗命令者枪毙”，“临阵退缩者枪毙”，“携械潜逃者枪毙”等等。也是人手一册，时常讲解背诵。
“喝了洋墨水的书，”与中国军队的实际不尽符合。所以只在讲堂上由教官讲一遍，并不严格要求弄通记熟。加以学兵文化水平较低，有些东西也不容易听懂记住。
“拿身法”，要求眼睛瞪的又大又圆，腹部要尽力里收，胸部要尽力向外挺。又如“步法”的长度，抬腿的高度，行进的速度，两臂摆动的姿势等，也都和操典规定不同。人们把它叫作“冯玉祥的胳膊，冯玉祥的腿”。至于“枪法”，如举枪、托枪、背枪、枪放下等等动作，都要求叭叭作响，迅速有力，节奏分明。阅兵式和分列式经常演练，充分表现出他的部队的特殊风格。
“三大军歌”的要领反复演练，务求每个士兵都能切实掌握这些要领。冯玉祥总结了一种“三讲七做教育法”：
“站岗歌”“步哨歌”等进行演练。
“练习铁杠歌”，头两句是“军人第一要习劳，铁杠必须日日操”。冯玉祥认为军人要有很好的臂力，而练铁杠是增强臂力的最好方法。他要求每个士兵至少要学会所谓“三大套”即曲伸上，摇动转回和倒立下，有些人还练会打车轮和倒踢下等项动作。因为冯玉祥提升干部时，都把铁杠作为考试的主要课目，所以士兵都起早睡晚积极练习。跑拦阻、劈刀、刺枪、打拳等等，也是每天必练的科目。当时驻军常德，为了适应南方行军作战的需要，还普遍学习游泳和划船。
“首都革命”之后，部队有较大扩充。这批学兵就分派到各部队去当干部了。
“敌人不到三百米以内不放枪”，“瞄不准敌人不放枪”，“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等项口号。但因子弹较缺，实弹射击演习较少。
“艺高人胆大”来勉励官兵。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尤其是青年学生，认识到赤手空拳不能打倒帝国主义，于是便产生了“投笔从戎”的迫切要求。冯玉祥便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在北京和张家口两地招考学生。成立了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当时报名投考者十分踊跃，前后共录取学生约七百人左右，其中大学毕业或肄业的占三分之一，中学毕业的约占三分之二，只有少数是中学肄业的。这批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以河北，湖南、四川人最多，河南、山东、山西、湖北、广东等省次之，江苏、浙江、福建、陕西、甘肃等省人都有，还有一部分蒙古人和朝鲜人。
“吃饭歌”之后，和官长学生一起吃，吃完休息一会，接着再进行操练。有一次吃大米饭，他叫每队给他送去半碗，他都要尝尝。据说在步兵第一队的饭里吃出了砂子，他立即把队长孙长波打了几十军棍，并集合全体讲话，反复说明饮食卫生的重要性和注意事项，以引起师生的注意。这样进行了约有两个多月，以后因为他工作繁忙，就没有继续下去。
“此乃天下大经也”，每人发给一本，必须带到衣袋里，以备随时阅读。另外，他还时常派一些牧师来校“布道”。并教唱《颂主诗歌》，诱劝学生们“领洗”入教。但学生们都不相信那一套，虽然做礼拜不敢不参加，加入基督教的却很少。
-也未加干涉。国民党要人徐谦曾数次集合同学讲话，宣传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情况，并说冯督办不反对学生加入国民党，但没有公开发展党员。
“冯玉祥的胳膊、冯玉祥的腿”等等，都要天天练习。
“誓死救国”，一边是“真爱民”，一边是“不扰民”，共十个字。在胸前左襟上，也缀有一块长方形白布，红边红字，上面写着“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誓死拼命”十二个字。在两襟里面靠近扣子处，也各缀有一个长方式小条，黑边黑字，一边写着“一粒子弹当作全军团体性命看”，另一边写着“军队须是为民众的武力”，那时换一次衣服，光是拆拆缀缀这些东西，至少需要一个小时。
“这次长途退却，是对你们最好的考验，可以代替毕业考试，凡是到达包头的，都算考试及格了，一律发给毕业证书。”计领到证书的共四百几十人。
“九一七”新生命、朝会问答等等内容。新增加的军歌有打倒列强歌、三民主义歌、五卅惨案歌、五三惨案歌、锄头歌等。冯玉祥也时常亲自向学生讲话，内容主要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爱国爱民，吃苦耐劳等等。有一次他对对学生讲：“南京中央军校每月经费九十万元，高楼大厦，窗明几净，我看他们只能培养出一些“少爷兵”。不可能训练出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好干部来。我们的军官学校，每月只花几万块钱，首先养成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忠诚勇敢、爱国爱民的精神，学术科自然也会学好。我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干部，才能真正作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一九二九年春天，他与蒋介石决裂返回开封后，对军校学生讲话时，着重揭露南京政府如何黑暗腐败如何媚外卖国，蒋介石如何包办国民党三全大会，如何专制独裁等等，为发动反蒋运动作思想准备。”
○年三月，冯玉祥由山西返回陕西，又下令恢复了军官学校名义，但学生只剩下六、七百人。这时张岚峰担任校长，高攀桂担任教育长，分为两个大队，由贾振中、刘玉祺任大队长。不久，随冯玉祥进驻郑州，担任总司令部警卫任务。这年八月间，在郑州碧沙岗举行了毕业典礼，大部分学生分别到部队工作。
“清党”，有些公开的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但未公开的仍然保留下来，据说秘密发展到三、四十入之多。
○年十月，蒋冯阎中原大战以冯阎方面失败而告终结束。开封军校的部分干部和毕业生百余人，由贾振中，周茂兰等率领，随冯玉祥退到山西汾阳，同时原在洛阳的国民军宪兵学校学生二百余人，也退到山西。冯玉祥便以这三百多人为基础，成立了汾阳军官学校。又派部分干部回家乡招收学生，共招有学生七百余人（包括原宪兵学校学生）。当以李兴中为校长，支应遴为副校长，尹心田为教育长。学生分为两个大队。共七个中队，以贾振中（子毅）、周茂兰（树一）分任大队长，借用汾阳城内文庙为校址。于一九三一年初正式开学。
○年第十六混成旅驻防信阳时，又续办了一期，情况与前两期基本相同。
“北伐”战争结束以后，冯玉祥为了培养建设人才，选拔了十几名青年军官，送往德国留学，其中有彭秉信、刘景健、孙桐岗、刘纯德、蔡善德和他的儿子冯洪志女儿冯弗伐等。以后他到南京当了行政院副院长和军政部部长，又于一九二九年初，由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毕业生中，挑选了三十余人，分别送往英、法、德等国留学，其中到英国的有耿耀张、龚作人、孙湘济，黄恒励、朱耀远、孙继颜（冠贤）等，到法国的有张文勇、刘玉衡、岳喜惠、邸振甲等，到德国的有孙子仁、董炳文、付瑞瑷、郜郁文等。他们有的学航空，有的学工业，也有的学各种科学。但到一九三○年国民军失败后，他们的学费来源断绝，被迫陆续回国，多数未能完成选修的学业。
“劳教成则国富，死教成则国强”这句话。他训练干部时，把劳教与死教结合起来进行。在精神教育中，主要是进行死教，而生活紧张则是劳教。他常说“人性似猴，好动不好静，如果让他闲着，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他教育干部和训练部队，都讲求紧张严肃。每天除了吃饭睡眠以外，都安排上各种训练课目，官兵终天忙碌，身体疲乏，夜晚倒在床上便能熟睡，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了。平时把吃苦耐劳养成习惯，到战时便不会感到辛苦了。
“三化”。即军歌化、口号化、问答化。他从各种军事和其它有关书籍中，摘取一些要点和重点，编成许多军歌以及口号式或问答式的小册子，使官兵时常歌唱和诵读。因为这些教材容易懂，容易记，也容易实施。一个初级干部学会了这些东西，做到能背诵，能讲解，能用来教育士兵，就有了最低限度的“本钱”。平时战时都可以应付一下了。至于后期所招收文化水平较高的学生，则要求学习较多的书本知识。
“节制之师”。与同时期其它部队相比，是有较明显优点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原国民军部队（冯玉祥旧部），如吉鸿昌、孙连仲、张自忠、高树勋等部，作战英勇，战绩显著。而在解放战争中，又是原国民军部队纷纷在战场上起义，或向解放军投诚。这些表现，都是和冯玉祥将军长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分不开的。
“家长制”。第三是管理过于严苛。在国民军的教育机关里，生活既极度紧张，管理又过于严苛。打骂学兵情况，始终未能消除，可以说毫无民主气氛。第四是生活过于艰苦。因为国民军部队扩张过速，把财力都用在扩军备战上，从而教育机关中不仅经费不足，薪饷很低，而且伙食粗劣，被服短缺。
○年中原大战失败之后，各部队都离冯投蒋，致使国民军这个声名显赫的团体，土崩瓦解，一蹶不振。
“文革”前举行的几次座谈会上，所谈的一些情况整理出来的。当时曾写出了一个草稿，取名“西北军的干部教育”。由于在“左”的思想影响之下，在行文中对冯玉祥将军间有用词不当之处，现在党中央对冯将军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笔者谨遵照“存真求实”精神，将原草稿重新加以整理，草成此文。其中可能仍有错误或失当之处，敬清在原国民军工作过的同志们予以指正为幸。
“首都革命”以后，即正式打出了国民军的旗帜。无论在华北、在西北、在中原，都用的是国民军旗号，所以本文采用了国民军这个名称。一九八六年九月改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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