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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突击游戏里面的辅助瞄准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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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 内容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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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里的工程师（下）
　 来源：　时间：日
作者：王凡　 编辑：admin
&&&&根据草图作工程预算，每个院子造价约１５万元／卓琳对房屋设计倒没说什么，而是问了一些其他问题／张茜带着自己的四个孩子，乘公共汽车来看房子　　与邓小平一道搬进中南海的几位中共领导人中，谭震林、刘澜涛、陈毅、邓小平四家被安排在怀仁堂西侧夹道边的庆云堂院落。　　庆云堂原本是个四进的院落，正门在最南边，门口挂着“庆云堂”的牌匾。这些院落在此前曾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和部分干部居住的地方。中共中央宣传部搬出中南海以后，这里就空了出来。　　邓小平等四家被安排入住庆云堂，就必须将原来通着的四进院子改造成为四个独立的院子。每个院子占地近６００平方米，都是北房５间，东西耳房各有两小间，这是旧院子固定了的格局，没法做大的改变。四座院落的西边有条小夹道，东边则是怀仁堂西侧的大夹道。改成独立的四个院子后，只有最南边的院子除用原来的庆云堂正门出入外，其他院子的大门只能开在怀仁堂西夹道那边。　　庆云堂的改造工程由梁炳亮和田恒贵负责设计。庆云堂改为家庭居住的院子后，每个院子里都要修建厨房、卫生间。各院内厨房的大小，做几个卫生间，都放在什么位置，院内天井做多大等细节，还要一一征求住家的意见。　　他俩首先大致设计了一个院落改造的草图，并根据草图作了工程的预算。当时算下来每个院子的造价大约是１５万元，每平方米合２００多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比较高的了。　　主要是因为这些房子都过于陈旧了，大修时要新做木地板，一些梁柱要修换，门窗也要新做，另外还要安装暖气，新建卫生间要贴瓷砖等等。　　设计草图和预算很快就批了下来，田恒贵带着草图，一家一家地跑，求得各家对改造设计的认可。　　田恒贵第一个去的是邓小平家。接待田恒贵的是邓小平的卫士。当时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不在家，卫士说你把图放在这里吧，到时候给首长夫人看一下。但过了一段时间，邓家也没反馈回什么意见。　　过了些日子，田恒贵又去邓家，卓琳和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都在，田恒贵向他们简单讲述了一番房屋改造的设计和工程情况。卓琳对设计倒没有说什么，而是问王瑞林：“搬家以后，孩子上学的问题怎么办？要不要转学？”王瑞林说：“这些事情我来联系。”卓琳又问：“以后文件怎么送？”王瑞林说：“这事我来跟叶子龙打招呼，进中南海后送起来就方便了，不用跑那么远的路了。”　　当庆云堂的工程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卓琳在王瑞林的陪同下，到现场看了正在修建的房子。房子虽然还没修好，但已有点眉目了，卓琳当时比较满意。田恒贵就请卓琳在施工图上签字，卓琳很爽快地签了字。签字一事，是罗道让反复叮咛的。他说一定要请各家在施工图上签字，不然等施工完成后又提出意见，再进行改动，将导致人力财力的浪费，责任也不明晰。　　去邓家征求意见后，梁炳亮和田恒贵又去了陈毅家。田恒贵他们在陈毅家受到陈毅夫人张茜很客气的招待，因而给田恒贵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张茜看了看图纸，说：“从图上我们也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是等有时间，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不久，张茜亲自到现场去看了房子。田恒贵记得当时已经是冬天了，天气比较冷。那时田恒贵办公的地点已经搬到了东城区的东四十条，听说张茜要到中南海看房子，梁炳亮和田恒贵就骑上自行车赶了过去。　　张茜是下班之后去的，天色已经有点晚。田恒贵到了庆云堂，发现张茜带着四个孩子都来了。他以为张茜带着孩子是坐小卧车来的，可张茜告诉他说，他们是乘公共汽车来的。田恒贵听了，很感动。他带着张茜和孩子们在院子里看了看，并给他们介绍了各个房间，指点了厨房、卫生间的位置。张茜看后，也没提什么意见，同意了田恒贵的设计。　　田恒贵去谭震林家的时候，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领着他在自家的各个屋子看了一圈。她还跟田恒贵拉了一堆家常话，说他们家生活也不富裕，孩子比较多，高级厨师也雇不起，只能请一般的炊事员做饭等等。她看了图纸后没说什么就同意了。　　邓小平叫住毛维忠，询问庆云堂改建的费用／葛慧敏到庆云堂，就坐在台阶上和工人聊天／陈毅请葛慧敏到庆云堂时，帮他家看一下房子　　几家跑下来，田恒贵发现邓小平等人原来的住处都很大，房间也多，而搬到庆云堂，他们的住所面积和房间数量都比原来减少了。但在和这些领导人及其夫人的接触中，田恒贵始终没有听到谁对此流露过怨言。他觉得这些领导人的情操特别高尚，他们的夫人都很平易近人，在生活上都精打细算，特别注意节约。尤其是这后一点，他在施工的过程中再三再四地感受到。　　在庆云堂的工程刚开始的一天，毛维忠突然找到田恒贵，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把工程的造价再降低一些。原来前一天毛维忠和梁炳亮、田恒贵去看庆云堂的房子，回警卫局时正好碰到邓小平、杨尚昆。他们叫住了毛维忠，询问起庆云堂的大修改造事宜以及所需的费用。　　毛维忠如实汇报了一通，邓小平听后问：“怎么要花这么多钱？每平方米的造价太贵了。”毛维忠作了解释，并细说了每一笔开销都是经过仔细计算的。并说因为要装暖气，盖锅炉房等费用也算在里面了。　　杨尚昆告诉邓小平说：庆云堂的房子多年没有修了，破得比较厉害，修起来自然耗费要多一些。同时他又交代让毛维忠找有关人员再核计核计，把造价再压一压，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听杨尚昆这么一说，邓小平就没有再说什么。　　根据毛维忠传达的精神，几位工程技术人员又反复研究，但研究来研究去，感觉没有什么可缩减的，因为在当初设计时，就是本着节约精神，做了很精细的考虑。但领导一再强调了，不精简点什么，好像又说不过去，只好一点一点细抠。　　在每个院子大厅进门处，原来都设计了避风隔，这是为了与古建筑的风格保持谐调。避风隔原来设计用整木雕刻，为了节省，技术人员们就将其改成打格子表面钉板，贴木条，在木条上做些简单的花饰。再后来，他们决定连做花饰的木条也不贴了，虽说这实际也省不下几个钱，但总算是做了一定的削减，落实了省一点是一点的精神。　　庆云堂工程期间，来看房子比较多的是葛慧敏。葛慧敏进了庆云堂，常常是往台阶上一坐，和工人们聊天。她没有什么架子，但是看着看着、聊着聊着，就会对施工提出些意见，要求做点修改。她态度很好，总是用商量的口吻跟人说。工人作不了主，就找田恒贵反映。能改的他们也还是尽量照顾葛慧敏的要求。不能改的，就跟葛慧敏作解释。　　张茜当时在对外文委上班，除了那次带孩子去看房子，就没有再去过庆云堂。卓琳也是在同王瑞林去庆云堂看了一次后，再没有过问过房子修建的事情。陈毅在碰到葛慧敏时曾对她说：“我们家张茜老没时间，你就帮我们也看一下吧。”葛慧敏很负责任，此后再到庆云堂，就不光是看自己家的房子，还要到陈毅家的院子里转一转。　　为了庆云堂及周围九个院子的供暖和热水，专门建了一个小锅炉房，每天２４小时供应庆云堂等院落人家用热水。开始这几户人家并不知道，待锅炉安装好以后，几位夫人才知道专门供热水的事，她们都表示不需要。　　夫人们说：洗澡才需要用热水，但并不是每天都要洗澡，而且首长有时在外出差，更用不着每天２４小时地供应热水。专门烧一个锅炉供热水，这样的花费也太大了。同时各家都说自家的孩子多，经济上比较紧，希望不要给他们增添一笔额外的开销。　　可采用专门的锅炉烧热水是毛维忠提出的，而且此刻锅炉也已经安装好了，夫人们的坚决反对让他很尴尬。后来，锅炉还是烧了，但在如何收费的问题上可能做了些调整和通融。　　总之，在那个年代党的领导人不讲待遇、不求奢华、带头提倡节约，夫人们都精打细算、力求节俭的所作所为，田恒贵他们这些普通干部看在眼里，是很受教育的。　　　　董必武的秘书说：“董老说一定要亲自见你，要和你说说。”／书橱、书箱不属于房修范围／董必武夫人何莲芝不让安电铃，说：“哪有用电指挥人的？”　　１９５７年初，怀仁堂东夹道边上的三个院子，也进行了大修和改造，随后董必武和王稼祥两家搬到了这里。　　搬进中南海前，董必武的家住在鼓楼北边的小石桥。给董必武修建中南海里的家，也是由田恒贵负责设计的，有几件事他还清楚地记得。为房修工程之事，田恒贵去了董必武家。当时董必武的秘书见到田恒贵就带他去见董必武，还对他说：“董老说一定要亲自见你，要和你说说。”　　为房修的事，田恒贵到其他人家，都是秘书、警卫或夫人和他见面接洽的，首长本人都没有为此事直接和他打交道。但到了董必武家，秘书对他说首长要亲自和他见面谈，他感到十分意外。　　田恒贵跟着秘书进了董必武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了房间里的六个大书橱。董必武要和田恒贵谈的就是书橱问题。董老向来喜欢藏书，原有的六个书橱不够用了，因此他希望趁这次搬家装修房屋，再增添几个书橱。另外，他还时不时到外地调查巡视，随身总要带一些书籍，所以还提出同时做两个装书的箱子。　　书橱、书箱，这些在当时都算是大件家具了。在房修工程内添置这些东西，又是在增产节约的大背景下，田恒贵个人作不了主。他对董必武说：“您提出的要求，我都不能决定，必须回去向领导请示。”　　田恒贵把董必武的要求向毛维忠做了汇报，毛维忠也觉得不好办。的确，书橱、书箱都属于家具，不属于房修范围，从修建费用里开支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何况上级领导还一再要求压缩大修项目和工程预算。　　但在那个年代，领导人办公室内的家具也都是由公家配置的，不是私人的财产，董必武提出要做书橱、书箱，又使用于公务，这些要求向有关部门提出，有关部门也是应该予以解决的。而且你也不可能让首长把房屋的装饰和房屋内的设置归属分得那么清楚，特别是董必武对房修没提出别的要求，这方面的要求，能解决就解决吧。　　最后决定在工程内为董必武家再做四个书橱。董必武家原来的书橱做工是比较讲究的，新的书橱要与之配套，也都按原来的样子做了。但书箱的问题没有给董必武解决，加几个书橱总算和房屋内原有物有些关联，做书箱属于新的立项了，不好再开口了。田恒贵为此向董必武的秘书作了解释，秘书后来告诉田恒贵说，董必武对此表示理解。田恒贵说：其实造价比较高的书橱都做了，再做两个书箱也多不了几个钱，那时就是这样严守规矩。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６年初，中南海内土木修建的事归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五处管，而建筑管理的事务，像拨经费等就都归中直管理局管了，直接负责的是原中直房管处的领导郭青山。怀仁堂东侧董必武住所土建的设计，是由田恒贵负责的，但他们修建科当时没有电专业的技术干部，就请管理局派人来设计安装房屋内的电线路。管理局派来了一位姓那的师傅。　　在设计安装线路时，那师傅考虑得比较周到，觉得董必武年纪大了，晚上起床不方便，经与秘书商议，决定在董必武卧室安个电铃，需要时按一下铃叫人来照顾。可在安装时，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发现了，不让安装。她说：“用什么电铃？我和姑娘就在他的外间住，有什么事情，叫一声我们就可以去照顾他。哪有用电指挥人的？”实际上她不让安电铃，主要还是从能节约就尽量节约考虑的，电铃最后就没有安装。　　董必武在怀仁堂东边的家是两个院子的套院，南面的院子没有厢房，靠北面的院子里有东西厢房。在他家的北面是王稼祥住的院子，这座院子的修建工程，是梁炳亮设计的，施工时田恒贵去了两次。　　田恒贵、梁炳亮各搞了一个菊香书屋改造方案／王敬先发现毛泽东喜欢大玻璃窗的房间／陈毅说：用于外事活动的场所可参照菊香书屋样式修整　　从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５８年，围绕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的改造问题，曾多次做过设计。原来中直修办处的两位工程师做过精心的设计，并于１９５４年就画好了改造的图纸。但毛泽东一直都不让修，说国家困难，能节省就节省。当时的最高领导层特别注意自身的影响问题，因为中南海里一搞，下面就可能跟着搞，而且搞得更大更奢华。　　在毛泽东的一再反对下，菊香书屋始终没有大动土木，只是做了几次小的修葺改动。像加做了卫生间，封闭了走廊等。　　１９５６年，菊香书屋东边的西六所被拆除了，毛泽东住的院子向东扩展了面积，新增了供毛泽东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活动的乒乓球室，但毛泽东居住的房屋，并没有动什么土木。　　１９５８年，菊香书屋的改造工程再次提上了日程，领导分别让田恒贵、梁炳亮各搞一个工程设计方案。他们两人的设计图画出来后，叶子龙和罗道让又在此基础上各自做了修改，并画出草图。　　两份草图送到了毛泽东那里，他最后选定了叶子龙的那一个。本来毛泽东是不同意对自己住的房子进行修葺的，身边的人员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解释说房子实在是太旧了，长时间没做过整体修理，房顶渗漏，柱子的漆都脱落了，这样将加快古建筑的损毁，必须进行适当的修理，才有利于古建筑的保护。毛泽东这才被说服了。　　菊香书屋的改造工程是那一年里中南海内的最大工程，当时取了个代号叫“０６工程”。工程虽说比较大，但实际上菊香书屋院子的格局基本没有变。院内所有房屋的房顶全扒掉了，将墙增高了，做了通风道，然后重新做了房顶。房屋外的走廊也全部拓宽了。房间内的地也都改成了硬木地板。　　改造中特别主要的一项，是将毛泽东居住的房屋的窗户都扩大了，做了双层的钢窗。这样一来，房间里的阳光更充足了，视野开阔，也敞亮多了。田恒贵说这样改，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说的一个情况有关系。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当时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去了江西，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由副局长王敬先负责，他陪同毛泽东前往苏联。在苏联期间，观察细致的王敬先发现，毛泽东住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他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心情好像特别好，对这样敞亮的房间很喜欢。　　从苏联回国后，王敬先将他的观察告诉了周围的人，于是人们便有了毛泽东喜欢大玻璃窗的印象。菊香书屋经过这样的改造后，毛泽东确实比较满意。田恒贵说：“后来为什么主席搬到游泳池办公住宿了呢，就是因那里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比菊香书屋更敞亮。”　　当时陈毅刚刚调到北京，中央让他接任外交部长一职。他因工作来到毛泽东的院子，对修建后的菊香书屋也特别欣赏。他对国务院的有关人员说：以后用于外事活动的场所，都可参照这个样式来修整。后来，在国务院那边办公区还真搞了类似的院子。　　１９５８年，还有一件让田恒贵难忘的事，也和毛泽东有关，那就是他组织实施了颐年堂的突击修建工程。　　当时毛泽东接见外宾，正式的场合是在菊香书屋东边的勤政殿，但有时还有一些非正式的私人会见在颐年堂。颐年堂在１９５４年做过比较大的修缮，田恒贵当年参与了修缮工作，对颐年堂的结构建筑都十分了解。他说颐年堂主殿的木材都是楠木的，东西配殿是一般松木的，修缮时油漆已经脱落得很厉害，都重新漆了一下，但同样很陈旧的房顶却没有动。　　１９５８年刚过完春节的一天下午４点钟，天气还相当寒冷，罗道让和毛维忠突然叫中南海修缮队队长孙竹文和田恒贵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明天毛主席要在颐年堂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可颐年堂一进门就是正殿大厅，外国人来了，不能把大衣脱了就放在大厅里。现在考虑把颐年堂前面的明廊封起来，装上大玻璃，把大衣架子放在走廊里。这样，外国人的大衣就可以不拿到大厅里去了。”　　颐年堂是典型的古殿堂建筑，因此封闭明廊的窗户、框架都必须和里面殿堂的窗户配套吻合，否则看起来不伦不类。田恒贵随即根据罗道让的要求，画了一张装修的草图。罗道让看后说：“行，就按照这个样子弄。”他还交代说，外国代表团第二天就来，因此要求他们无论如何第二天一早就交工。　　　　孙竹文回去赶紧组织工人，拉砖砌墙，同时挑选木料做门窗。窗户要安装大玻璃，可因为任务突然降临，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内部仓库里的大玻璃没有那么多，还得到市场上去购买。此刻已经到了晚上，西单商场都下班了。田恒贵和材料员跑去联系采购的事，找到有关的人家，敲开门把人叫出来，告诉他们要多大尺寸、多厚的玻璃，请他们马上供货。那时正是“大跃进”时期，西单商场的人员服务态度很好，又听说是中南海里急用，很快就备齐了玻璃。　　田恒贵又发现安装玻璃还有问题。修建科的玻璃工都是从农村招来的，春节刚刚过，此时他们回家过春节还没返城。田恒贵又赶紧同北京市修建公司一处联系，在临近午夜时分调老玻璃工过来救场。联络后，他和有关人员随即跑到工人的住所，一户户敲门，招来了玻璃工。　　颐年堂前的明廊封闭整整突击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工程就干完了。叶子龙早饭后来到颐年堂，看到现场已经收拾干净，夸奖说：“你们还真有本事，一个晚上就把这个工程完成了。”　　汪东兴多次流露拆旧房建新房的念头／周恩来制止了迁移北船坞花窖和苗圃盖宿舍楼／伏罗希洛夫对中共中央警卫部队使用破旧平房感触很深　　“其实，类似颐年堂这样的突击性工作，在当年中南海里是比较经常发生的。”田恒贵说，“常常是任务突然就下达了，时间很紧，说干就干，一点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中南海里比较大的维修工程，一般都放在暑期，因为在这期间，首长们都到北戴河去了。一来他们办公居住的房间此刻才空了出来，二来施工的人员也免去了心理上因怕施工影响首长工作生活而产生的担忧。　　中南海里办公、住宿的用房许多是老建筑，靠修修补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此，主管中南海里这些事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最高领导汪东兴有点不堪其扰。　　１９６１年汪东兴从江西重返中央办公厅后，曾多次流露过这样的思想，即把旧房子拆了建新的。旧房子屡出问题屡维修，需要循环不断地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而新建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另外维修施工，特别是一些稍大的工程，进出中南海的施工人员也多，导致警卫工作的加重，必须严格监督。建新房屋后将大大减少维修施工，警卫工作的负担也将相应减轻。“文革”后期，中南海里大兴土木，大概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上述观念不无关联。当然，这些亦属后话。　　虽说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以后，涉及中南海里的建筑改造、维修等土建工程，特别是国务院办公区以外的土建工程，都是由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局负责的，但居住在中南海内的周恩来，也十分关注，并亲自过问或直接干预。因此，在田恒贵的记忆中，就有下列几件与周恩来相关的工程。　　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干部进中南海后，住所一直散落在菊香书屋的周围。１９５４年，警卫局决定在中南海东岸北船坞北面的花窖和苗圃那里，盖一栋宿舍楼。当年冬天，还特意破冰施工，从水下铺设了一段由东岸到西岸的管子。当时中南海东北部没有下水道，所以在此处建新楼，只有接入中南海西边的下水干线，以解决宿舍楼的下水问题，并准备第二年春暖后就动工盖楼。　　在这期间，周恩来在休息时去东岸看花窖和苗圃，发现花窖和苗圃都搬走了，一打听才知道要在这里盖楼。周恩来随即明确表示不赞同此议，因为在花窖和苗圃的东面和北面，是蕉园，内有万善殿、千圣殿等一系列古建筑。北船坞、花窖、苗圃和蕉园，构成一个完整的格局，如果在这中间盖一座楼，整个格局就破坏了。　　遵照周恩来的意见，那座宿舍楼没有建。不久中南海文工团成立，就将蕉园东侧的一些平房院落利用了起来，供文工团驻扎。千圣殿被修缮了一下，做了文工团的排练厅，沿内墙壁装了一圈木制的练功杆。万善殿内还有一些房屋，经修缮后做了文工团的宿舍。　　中南海文工团撤销后，对蕉园东侧的几个平房院落，以及北船坞的顶层，都做了比较大的修葺改造，做了中南海幼儿园。直到今天，北船坞边上的花窖和苗圃依旧留存在那里，养的花也更多了。要不是周恩来及时提出他的意见，那一带的古园林整体格局，也许早就消失殆尽了。　　１９５７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应毛泽东的邀请来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下榻于中南海勤政殿。伏罗希洛夫有散步的习惯，早上起来便沿着勤政殿外的南海边转悠。　　那天伏罗希洛夫散步回来，经过中央警卫团的一处驻地，看到部队官兵在丰泽园南边的小平房外吃饭。他对中共中央的警卫部队使用这样的破旧平房感触很深，就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时，提了一些建议，说是应该改善警卫部队的生活条件。　　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伏罗希洛夫的意见很重视，１９５７年底，周恩来批示拨下了４０００多平方米的基建经费，在原来的中南海冰窖那个地方，兴建一栋楼房。这一工程的施工，是田恒贵负责的。那栋楼盖成后，还增设了一些战士文化学习用的教室，实际上里面除了用于部队人员学习文化外，还有餐厅和生活用房。　　１９５８年初，田恒贵还听说一件让他很感动的事情。　　周恩来夫妇１９４９年底就迁到中南海北面的西花厅办公和居住了。西花厅里的厨房就是那个时候修的。厨房里的灶也用了多年一直没动过，到了１９５８年已经不太好用了，于是中南海修缮队派了两位工人对旧灶进行大修。　　那个时候处处崇尚勤俭节约，两位工人新盘了一个节煤型的炉灶，厨师用了，感觉又节煤又好使。周恩来听后特别高兴。　　在不久后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当会议快要结束时，周恩来特意对与会的各部委领导们说：“我家新盘了炉灶，既好用又省煤，非常好。请你们都去看一看，咱们都要处处想着节约。”　　周恩来的这番话，被他的秘书不经意间传了出来。中央办公厅中南海管理局的人也听说了，就派了修建科的技术人员，到西花厅的厨房，把那个灶的样式画了一张图，在北京市房管局举办的增产节约展览会上做了展览。　　田恒贵感慨道：“那个时候，从上到下都把节约当做一件很大的事给予重视，处处体现勤俭建国和节俭的风气。就从这么一个家庭用的灶，总理就联系到了节约的原则。其他领导听到总理的话，就马上采取相应的举措。当时我们也没有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如今回想起，这里面体现着那一代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情操。”　　田恒贵觉得此事找他处理不太妥当／中南海的警卫发现新华门前金属旗杆下面有一些锈斑／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很快就接到了国务院的复信　　田恒贵一直主要是负责中南海里的建筑修建和维修的技术工作，但有时有些事情没有特别细致的归属，领导上也会派给田恒贵一些和他的专业和本职工作不太搭界的事务。　　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举国上下都对这个会议非常重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做得极为谨慎而认真，会场的检查自然也特别的严格和仔细。　　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各个部门，围绕会议召开的服务工作紧张地忙碌着。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五处的副处长王涵萍，突然从怀仁堂打电话给田恒贵。他在电话中说：“怀仁堂舞台上的吊杆好像出了点问题，你过来看一看吧。”　　“我是搞土建的，不是搞机械的，对这些事是外行啊。”田恒贵觉得此事找他处理不太妥当。但王涵萍坚持要他过来：“现在暂时也找不到别的人了，你还是先过来看看，也许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你能解决了，就不需要费力找外面的人来了，而且现在时间又这么紧。”　　田恒贵去了怀仁堂，经他查看，发现确实不是什么大问题，经过一番调整将吊杆弄好了。但王涵萍却没有马上放田恒贵走，而是让他把怀仁堂内外又检查了一遍，其中还包括内部北大厅外悬挂的“怀仁堂”大匾额。就这样，田恒贵那天在怀仁堂从下午一直忙活到了深夜１２点。　　　　还有一件记忆比较清晰的事情发生在１９５４年前后。在中南海新华门站岗的警卫人员，发现门前的金属旗杆下面有一些锈斑。他们害怕这会导致什么严重问题，例如遇到刮大风，旗杆因锈蚀而倾斜或倒下来。　　此事报告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那里，副局长王敬先以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名义，给国务院管理局写了一封公函，说明这一情况。因为像新华门前的旗杆，以及中南海内部分建筑的管理诸事，此前一直是由国务院管理局负责的，还没有向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方面做过正式移交。　　王敬先的公函发给国务院管理局后仅一个星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就接到了国务院管理局这方面事务负责人余心清的亲笔复信。信中说国务院管理局方面接信后即安排人员，对新华门前的旗杆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认为锈斑只是表面的，对旗杆本身没有什么影响，不会出现警卫人员担心的那种情况。　　国务院管理局的复信后来由毛维忠转交给了田恒贵。毛维忠在交信时向田恒贵交代：以后管理新华门前旗杆的事务，就由修建科负责了。他要田恒贵他们严格管理，不能出任何问题。新华门在长安大街上，是中南海的最大门面，这里的旗杆若出了什么问题，将产生负面的政治影响。田恒贵说：虽说领导上交给的这些事务，过去没有管过，但只要是上级交办的事情，又是要担负很大政治责任的，你一点都不敢疏忽。　　田恒贵他们对与土木建筑和施工常有联系的与电有关的事务，更加慎重。这多少同与电相关的事情比较危险有关。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院内，就有专人负责与电相关的事务。　　后来，为了万无一失，中南海内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办公居住用房里的电，都改装成低压电了，只有２４伏特。因此，中南海里的许多服务性的事务，安全保障始终是被放在首要位置上的。　　１９５８年国庆节后，田恒贵搬出了中南海／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春耦斋做了较大规模的翻建／养蜂夹道高级俱乐部的兴建一度因周恩来反对而中止　　１９５８年以后，中南海修缮队被合并到了北京市房管局管辖的北京市修建工程公司。１９５８年国庆节以后，田恒贵就把家搬出了中南海，住到了在西便门的国务院宿舍。　　此时北京市修建公司的负责人是李华，具体管中南海修建维修业务的，是公司的三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中南海里的春耦斋做了较大规模的翻建。春耦斋的这次翻建比田恒贵当年做的修建设计，投资多了许多，还修了个相当讲究的露天舞场。据说毛泽东对春耦斋的此次翻建很不满意，认为太过破费，而且他本人一次也没有到露天舞场跳过舞。　　中南海北面的养蜂夹道高级俱乐部的工程，也是由北京市修建公司施工的。这一工程是在１９５８年立的项，作为北京市的献礼项目，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建一座活动场所。据说此工程一度因周恩来反对而中止，但后来还是施工建成了。　　北京市房修一公司管理的范围更宽泛，许多中南海以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住房，也由一公司负责兴建和维修。　　１９６２年，田恒贵到了北京市房管局的直属处，这个单位同国务院管理局服务处的联系比较多。他记得曾配合国务院管理局有关人员到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住所进行房屋检查。原来是此前有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住房的檩条断了，时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林枫遂提议对住在中南海外一些老院落房子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房子都做一检查，消除不安全隐患。　　田恒贵记得那次他去了汪芝麻胡同、园恩寺一带的好几个院落，到了黄炎培等好几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家。也是在那一次的房屋检查中，他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家。当时薄一波正在家中练书法，他的小儿子薄熙承刚十来岁，正是调皮的年龄，见田恒贵他们爬上爬下地看房子，他也跟在后面，田恒贵他们劝说半天，也不起作用，只好告诉孩子家的大人，结果他妈妈出面才制止了他。当时在薄一波家的院子里，晾晒了一些大米，因为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田恒贵对这一情景很难忘。　　在“文革”期间，田恒贵被调到了属于“三线”的甘肃陇南。这一去就是１０年，直到１９８０年他才返回北京。他仍回到原来的北京市房修一公司，三年后担任了公司的总工程师。　　从这以后，田恒贵又管起了中南海内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办公和居住用房的修建工作。例如中南海怀仁堂的大修，胡耀邦居住的院子的修建，后来一些住进中南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院落的维修等等。然而这些事务，大概还都属于未解密的范畴，笔者便收住了好奇心，没有再往深处打听。
摘自：《党史博览》
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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