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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书会赌石？天书会鉴宝？天书能猜到人的心思？一名小小的北漂业务员获得了一本无字天书，开启了天书透视、鉴宝的功能，从此玻璃种随手拿，捡漏处处有，最恐怖的是天书还有一项被封印的功能，见微知著，能够根据信息判断人心！这项功能敢开启吗？
让我们随着主人公的足迹，一起去开启宝藏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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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宝天书》风云始动经教育部批准，同济大学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等单位合作，将于―2日举办“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义”国际学术会议，诚邀海内外学者与会。1、时间：日报到，―2日开会……
小说里人物的背景是知青身份，我写的是这代知青的当代群像和他们的当代命运……
日下午，各国驻市作家来到上海作协大厅，与上海作家进行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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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林的“天书”之谜
&&&&韩美林迷上了“天书”，至今已收集了数万字。如今，“现役”汉字也在他的画纸上“风流”起来。
&&&& 韩美林“天书楼”于杭州湖滨六公园正式开馆时，引述了韩美林的话：“‘天书’是我把那些尚未考辨音义的古汉字，以书法笔墨表现的一种书法样式。”
　　著名艺术家、福娃设计者韩美林怎么会与“天书”结缘？他与“天书”之间又演绎了怎样的故事？
　　担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顾问的韩美林先生，日前撰文记述了“天书”的来龙去脉，并授权《解放周末》独家发表。现将此文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我和“天书”最初的缘分
　　要说我和“天书”的缘分，得从我很小的时候讲起，从我家附近的一个庙洞子讲起。
　　儿时，我家在济南的大布政司街，就是现在的省府前街，东边一个巷子叫皇亲巷，连着的一个小巷叫尚书府。这个皇亲巷并没有皇亲，只是一个司马府的后门。在司马府后门旁边有一座庙，庙洞里有一个土地爷和一个供台，几进的院子里，有关公像、观音像，观音殿里还有一个私塾。我们街上的孩子常常在司马府后门和土地爷庙洞子里玩。
　　有一天放学早，我一个人来到土地庙，调皮的我无所事事，好奇地凑到土地爷大玻璃罩子里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没想到从土地爷屁股后面发现了“新大陆”。我伸手一掏，是书！一本、两本、三本……越掏越好奇，后来掏出来的还有印章、刻刀、印床子。印章料有石头的、木头的、铜的……
　　小孩见到这些东西，那好奇劲、那高兴劲就甭提啦！我就地一坐，“研究”起来……后来，我每天大部分时间就是往这里跑，东西没敢拿回家，“研究”完了就送回土地爷屁股后面，这样挺保险，没人会知道。但又是谁将这些东西放到这里来的？至今仍是个谜。
　　从小好奇心“发达”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几本无意中掏出来的书―――一本《四体千字文》、一部《六书分类》、两本《说文古籀》，影响了我一生，它们让我与篆书相逢，也将我领向了与“天书”结缘之路。
　　这是我此生第一次接触的古文字，也是第一次接触篆书，这些像图画一样的文字对一个孩子来说，既新鲜又好玩。而我又喜于绘事，更是爱不释手，专心“玩”起了这些图画。后来，我偷偷把书一本一本拿回了家，直到小学毕业，这几本书就没有离开过我。再后来，它们成了我的“终身伴侣”。
　　我的故乡山东是孔子的家乡，从小学习写书法是天经地义的事。我5岁就学写字了。家里再穷，也没有放弃让我们写书法，尤其上了小学以后，寒暑假母亲怕我们玩野了，就把我们兄弟几个送到私塾去写字，学费不贵，每人只交一块钱。
　　因为土地爷赐的篆刻工具，那时我还“玩”起了篆刻，用刀在石头上、木头上刻，刻得满手都是血口子。后来我玩别的，像绘画、雕塑、陶艺，而且越玩越大，篆刻就顾不上了，但篆书却一直伴我终生。
　　如今，我是个画家，而我是带着篆书走了一生的美术道路。我一再申明，在我第一次邂逅篆书时，是把它当成“图画”的，它跟我走的不是书法路，加上后来我的兴趣又扩大的关系（甲骨、汉简、岩画、古陶文和一些符号、记号），它们在我眼里都没有被当作书法对待，而是成了根深蒂固的“形象”。
　　为此，我成了“另类”的古文字爱好者。
　　童年里，石灰和墙就是我的纸和墨
　　我是一棵从石头夹缝里生出来的小树。儿童时期，父亲早亡，母亲和奶奶两人把我们兄弟三人拉扯大。那时我两岁，弟弟还未满月。我上的小学是一个救济会办的正宗“贫民小学”。但是我们可不是破罐破摔的人家，我早上没有早点，吃的是上学路上茶馆门口筛子里倒掉的废茶。我家再穷也不去要饭，不去求帮告助，不偷不拿，活的就是一个志气。所以我小学连着两年拿的奖状不是优异成绩奖，而是拾金不昧奖。
　　我母亲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她家以前是济南有名的“大户”，可惜她赶上了她们毛家破落的年代，但是她有文化。我父亲少年丧父，只念过3年书，17岁做了一个名叫五洲大药房的洋药房的店员，他的英语能力和自制的药在那时已显出才气，可惜他28岁就辞世了。
　　虽然上的是贫民小学，但我是幸运的，因为六个班里有三位美术、音乐老师，当时学校里演戏、唱歌、画画非常活跃。后来我上了大学听音乐欣赏课，才知道我小学时期就已经熟背贝多芬、莫扎特的曲子了，小学四年级就苦读了《古文观止》。一个洋小学让我们孩子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六王毕，四海一”，扎实的古文底子早已在小学给“奠”好了。此外，我们班主任还经常让我给他刻印（其实是鼓励我），有的同学也让我刻。拿着几本篆书的我，成了同学们羡慕和尊敬的对象，尽管我的手经常都是血糊糊的。
　　那时，老师、同学、家长和我们在一起，虽然环境不好，可是团结友爱，彼此之间充满着和谐、友善。我们互相勉励，期待有一个辉煌的明天，我们在校歌中唱道：“但得有一技在身，就不怕贫穷，且忍耐暂时的痛苦，去发展伟大的前程。”
　　后来才知道，我们小学的老师和来校访问过的老师、前辈，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专家，像李元庆、赵元任、陈叔亮、秦鸿云等，都是中国文艺界的脊梁。我小学演话剧《爱的教育》，辅导老师就是秦鸿云，他是中国第一部无声电影的开拓者，也是赵丹的老师。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学校仍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没挂红黄蓝白黑的汉奸旗，我们唱的是毕业歌、救亡歌，我10岁就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在我的童年里，石灰和墙就是我的纸和墨，我经常在人家的墙上乱涂乱画，尤其是新墙，让人告状而挨揍是家常便饭。另外，我们巷子的石头路，也是我画画写字的好去处。
　　总之，童年时期虽然懵懵懂懂、傻傻乎乎，没想到瞎猫乱碰遇到了这么多的恩师。现在想来，家里虽然穷点，但是我童年时期所受的教育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走上了一条“另类”的童年教育的道路，算是歪打正着吧。
　　“龙骨”上奇妙而又细腻的甲骨文，到老都没从我脑子里抹去
　　我开始练的是柳公权，私塾老师看我性格不对路就给我换了帖子。从那以后，我就练起了颜鲁公，再也没有换帖，直到四五年级时，老师让我写了广段爨宝子和泰山金刚经，换换口味，时间不长，又练回来了。
　　我习惯了颜鲁公，况且老师给我讲颜鲁公怎么做人，怎么做官，怎么刚正不阿，怎么为民请命，怎么被人诬陷而被朝廷给缢杀，他的人格魅力加上他少年赤贫，没有纸笔，扫墙而书的童年，与我美林同样的命运，使得颜鲁公成了我根深蒂固的偶像，一生的偶像。
　　他除了给我做人的启示以外，书法上的苍雄郁勃、直立天地，那种伟岸挺拔、磅礴恢弘的气势，使我感到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这一切的一切，毫无疑问地注入到我的身心，并转化为我在做人上终岁端正的基因。
　　从小学开始，老师就把我当成“小画家”来鼓励。我前后上过两个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济南第二实验小学，幸运的是我又遇上了一位好的班主任，他姓潘，古典文学、诗词、音乐都很精通，他平时用毛笔改作业和写条子，不用“原子笔”。同时这个学校还有三位美术老师，三位音乐老师。
　　潘老师是写汉简的，我到他家去过两次，他夫人很漂亮，他写的满墙书法，都是我没见过的汉简，这是我最深的印象，不过他对汉简的推荐没有对我产生太大的影响。
　　一直到小学毕业，我也没有接触到哪一个“高人”对我篆书的引导，因为我的老师都不写篆书。然而，丰富的知识却在这段启蒙时期齐刷刷地向我聚来，使我一个穷孩子达到了别人说什么我都能插上嘴的水平。那时，篆书在我记忆中已经记得很不少了，只是缺少恩师的指点，所以很自然将我逼上梁山―――往画的方向自作多情地酷爱和联想起来。
　　天意也好，偶尔也罢，我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机缘。
　　每到过年，我们那儿家家都要蒸馒头做年糕。我们穷人家只有将小米水发了以后碾成粉，与小麦一起蒸成馒头，全部用小麦面粉我家是吃不起的。再买半斤肉切成丁与老疙瘩咸菜黄豆炖成“八宝菜”。说起小米碾成粉，家里没有石碾子，那个时候各中药店都网开一面做善事，空出药碾子让穷人家去碾米，我们巷子口有家同济堂药店，每年我们都去那儿碾米。
　　同济堂后院全是药材，它们被很有秩序地存在各个药架子上，屋里也有各种叠柜，放的什么好药我们小孩也管不着，但是他们院里晾晒的东西我却看到了。有个大圆簸箕上铺着一些黄表纸，上面放着一些骨头和龟甲，小店员说这是“龙骨”，每年年终都拿出来晾一下，叫“翻个身”，上面那些文字他讲不出来，说“一拿来就有”。
　　当时，我什么也没听懂，只知道这叫“龙骨”，是“药材”，等到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甲骨文啊！以前没有文化，中医拿着它当药材。年方六七岁的我，就能见到甲骨文，不管是巧合还是天意，毕竟一个小孩与这些古老文化纠缠上了，真是不可思议。
　　“龙骨”我不懂，治什么病我也管不着，但那些文字却在我的脑子里慢慢地生根开花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就是甲骨文，更不知道它就是金文的前身。孩子不懂偷，好奇的我把它们当成了“图画”临摹了下来。
　　从那以后，我的脑子里多了一个思考的内容：那些骨头上的画，每块骨头上字不多，几个、几十个，它们奇妙而又细腻，到老也没能从我脑子里抹去。
　　一句鼓励，让我当了一辈子“画疯子”
　　日，济南解放，上了3个月初中的我，辍学了。哥哥15岁参军。日，不到13岁的我也参了军。那时什么事都简单，发了一件军装褂子就表示参军了。我给司令员万春浦当通讯员，站岗、送信、端饭、扫地、牵马，事都不大，可是挺忙的。我的单位是烈士纪念塔建塔委员会，一切都是供给制（也就是除了一件褂子外，吃住包干，每月发两三元钱的津贴）。
　　这个时候我又当了一次幸运儿。万司令看我喜于绘事，不到半年我就被调到“浮雕组”，给那些“艺术家”们当通讯员去了。我在这时真正接触到了一些“家”们，他们对我终生难移的志向―――画画，起了转折性的、里程碑式的影响，使我飞跃式地认识了一大批建筑工程师、画家和音乐家。我像海绵一样地汲取着他们给我带来的一切知识。
　　我们浮雕组的王昭善、薛俊莲、刘素等老师，还有常来常往的张金寿、黄芝亭、黑白龙、关友声等等诸多画家、艺术家，把我这么个小孩给惹乎得他们画画，我也画画；他们雕塑，我也雕塑；他们唱歌，我也唱歌。
　　被单被我撕下来画斯大林、高尔基，画好了就送给我的同学赵彬，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他是我的第一个欣赏者。
　　时间一长，我拿出了我的那一小手―――写了一些篆书给他们看。他们都是学洋画的，且感到我这个小孩子懂这些玩艺儿不可思议，只是给我鼓励，可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指点和引导。
　　陈叔亮解放前后在济南还办过中国艺专，他是著名书法家，他和黄芝亭、薛俊莲都熟悉，他来建塔委员会时见到我这个“小朋友”，惊奇地看到我满桌子写的那些不成书法的“篆”文，大加赞扬（我不写赞“赏”，我知道我那些文字还不是书法，只是比着葫芦画瓢而已）。我最深的印象是他问我：“你这么个小鬼，能喜欢写这种字儿就不应该小看你！你怎喜欢这玩艺儿？”我是什么话也答不出来，只是得到了莫大的鼓励（1956年他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同学们不知我们已认识六七年了）。
　　我是一个有一滴水就能活的人，没想到这几句话对我产生了那么大的作用―――我如获至宝、踌躇满志。因为这句鼓励，我一个小孩简直都画疯了，直到我耄耋之年都未改“画疯子”的习惯，经常画得进医院……
　　我一定要回家把那几本“书宝贝”拿来，让艺术家们给我加油！
　　可我遇上了麻烦。
　　当我回家去取那些“书宝贝”的时候，我发现一本都没有了！问我奶奶这些书怎么没了，她答得很干脆：“你弟弟上学没钱买练习本，那几本书翻过面来给他订了练习本了。”我的头像五雷轰顶，我已经离家八九个月了，那些本子“练习”完了也早该生火了……
　　我大病了一场，痛不欲生，哭得满地打滚。一个13岁的孩子与这几本书已有六七年的历史了，这感情还用说吗？它早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虽然我不理解它，不懂它，可是我不能没有它们！
　　绝了望也绝了情的我，25年我没写篆字，25年我没有看过一本篆书，25年更没有刻过一块印。我到了伤心欲绝的地步！
&竖着写了几千年的“虎”字，在韩美林的笔下，自由了。
&&&重逢《六书分类》，我抱着“老朋友”嚎啕痛哭
　　后来我参加了济南话剧团，演话剧去了，真是绝了情。
　　1955年，我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我们班主任是周令钊教授，他是一个什么都能拿起来的专家，是个多面手。我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人，受他的影响很大。同时入学的国画系和雕塑系没有一个喜欢书法的学生，所以书法、特别是篆书更是没人过问了。正是因为这个“可塑性”，我在美术学院跟我们老师学了不少玩艺儿，就是没学书法。
　　1956年，我和同学李骐就跟着周先生设计天安门游行队伍了，后来我们参加了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迎宾馆等的艺术设计，成绩都是“呱呱叫”。
　　咱们不是写生平，所以时间一带而过到了1972年。经过毕业、教书、运动、劳动直到“文革”时我因和“三家村”的邓拓、田汉有瓜葛而入狱，1972年11月我被释放，仍下放安徽淮南瓷器厂继续劳动改造……
　　1972年底，我的腿在狱中被打断，加上出狱后身体很弱，厂里放我3个月病假，我拄着拐杖回到上海我妈妈家养病。百无聊赖，就逛起书店。上海福州路书店多，我三天两头就往那儿跑。
　　还是天意。
　　有一天，我带着两个侄子去逛街，已经逛得筋疲力尽，回家的路上，顺腿又走进了古旧书店。我溜了一圈，忽然眼前一亮，真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书店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堆了一堆还没分类的古旧书，四个发光的大字闪现在我的眼前，它们像是对我招手，像是对我微笑，像是对我挤眉弄眼，像是在喊我：韩美林……那“老朋友”相见的感情使我不能自已，悲喜交集―――我看到了我六七岁时就熟悉的那四个大字《六书分类》。我激动得直哆嗦，让服务员赶快拿过来，急不可待得还没翻一页就浑身发冷、发抖，趴在书上嚎啕痛哭起来。我完全顾不了这是在书店，甩掉两根拐杖，将书用劲儿抱在怀里不撒手，顾不上人前人后怎么看我，我在人间释放不了的错综万千的感情，这时全部一股脑儿地倾泻在怀里的这些书上了……
　　跟我去逛街的两个小侄子一看叔叔哭得这么伤心，也都莫名其妙地跟着哭起来，人心都是肉长的，几个读者也抹起了泪……书店里的人见我这么动情地痛哭，心里也都不是滋味。好心的服务员把我让到里屋。我的确也想不到，我竟会对着一部书哭得这么伤心。
　　在场的人不知道，这些书是我六七岁时交上的“朋友”，三十六七年啊!“老友”相聚，谁能知道这本书第一次与我见面时，我尚是个流鼻涕的小苦孩儿，心里纯得一汪清水，而今眼前这个大哭的汉子，已经蜕去人生的几层皮―――妻离子散、人陷低谷，是至今尚且说不清道不明是个什么身份的韩美林呀！
　　这本书很贵，已经老到一碰就碎的程度，当时我有几年的退赔金，我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书店里还给我推荐了几本，如：《斋集古录》（二十八本差两本，后隔半年书店又给我补齐了）、《金文编》和《赖古堂印谱》等等，我全买下了。我还问到《说文古籀》、《四体千字文》等书，他们后来只给我找到《补二》、《补三》，没凑全，这些书至今都在。我像“供神”一样供着它们，再也不与它们分手了。
　　用树枝在陶器上写出“天书”
　　绕了十万八千里，也该绕回来了。我得把至今三十多年为什么写篆、写“天书”的事交待给大家了。
　　出狱不久，我回到瓷器厂继续劳动。
　　在厂里我算是个半残的人，拄着双拐去“上班”。厂里新领导对我照顾，给了我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我在这间小屋里，一住就是6年。在那样的岁月里，谁也没想到大胆的韩美林，在屋里堆满“四旧”（古书）。更让人意外的是，我埋头研究古篆的事，直到打倒“四人帮”，竟然无人知晓，无人揭发。现在知道我写古篆的人也不多，画我送人，字可是不轻易赠友，我深知书法功夫比画要难得多。而且我写书法的目的是为了画画，直到现在不改初衷。
　　到1974年底，厂里照顾我，加上身体极差，我劳动了两年后，厂里也已经任我自由地去研究和创作。就这样，几年下来我跑了大半个中国，山南海北的工厂、农村，尤其是陶瓷厂、工艺厂……
　　在工厂里，因为没有创作条件，所以锻炼得什么纸、什么颜色都能凑合，可以说“狼吞虎咽”一样的需要。工厂里搞宣传用的纸多，没有宣纸。后来我用刷水的方法仿效宣纸效果，经过无数张试验，天终于给我网开一面，这些不似国画的水墨画，融传统的国画和现代水彩画两者兼备的效果，居然一炮打响。我走向了世界。第一次国外展览就在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这个如今已不存在的双子楼，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它让世界人民知道了我的小猴子、大熊猫……
　　绘画取得的成绩使我成了“拼命三郎”。然而瓷器厂的条件，又让我在篆书上走向一条另类的道路，也使朋友们在那时期添了一份高兴，这就是今天献给世界人民的“天书”。
　　我在瓷器厂设计了一批茶壶、文具、小瓷雕，借此发挥了我从小就没有显露的写“篆书”的才能―――在这些器皿上能写就写，然后寄给我北京、上海、广州的老师、朋友和同学。我找到了一个发挥我写篆书的平台。那时我如鱼得水一样，写疯了！
　　利用这些条件，我做出了我的“另类”陶艺。做陶艺，我没有七七四十九件工具，我一直认为路是人走出来的，艺术上只要达成目的（艺术效果），可以不择手段。因此，我使用的工具全是些木头棒、火柴棍、竹片、笔管、树枝、铁丝、大头钉、梳子、锥子和锯条。这些最简单的工具却产生了“传统”工具所出现不了的艺术效果，拿树枝子在陶器上刻篆字，明显地增添了一分“老苍”。
　　黄永玉先生一句“你哆嗦什么？写！”逼我拿起毛笔写篆书
　　因为没有老师指导，篆书只是刻印和写着玩，而且是铅笔，即使有些发展也是用竹片、树枝刻画。“文革”时期的1974年，艺术家没事干，小聚一起，自由小天地。那时有陈登科、黄永玉、李准、肖马等师友，环境再不好，聚在一起仍有说有笑，潇洒而自在。后来范曾、韩瀚、白桦等朋友都参加进来。谈画、谈人、谈天下。京新巷在北京车站附近，黄永玉老师的“罐斋”就在那里，我的新品种的水墨画得到他不少鼓励和指导。
　　茶壶上写的那些篆书，起初根本没考虑这些字是为什么写上去和得到书法上的回音，说白了就是写着玩，或者说“附庸风雅”。我那些茶具是闭着眼睛送到黄先生眼前的，但是我没想到他却记在心里。一日，李准、范曾、韩瀚诸君在黄府小聚，没想到黄先生拿出一本他画的册页让我用篆书给他在封面上题字。
　　五雷轰顶！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这样出其不意地给我推出了这步棋。因为他是老师，是当着这么多专家级的朋友，是我从来也没拿出来见人的“私房”本事，也是我从来没在宣纸上写出来的篆书。我从来没这么尴尬过，手足无措地愣在那儿。
　　黄先生急了：“你哆嗦什么？写！”写的什么字，怎么写的，当时我充血的脑袋全忘了，直到现在也没想起来……
　　这事让我久久不能平静。这是药学家在自己身上打针做实验呀！这是理发师第一次让徒弟拿剃刀剃自己的头呀！这是他对我一种多么多么的信任与鼓励呀！他的画让我来题字，我做一百个翻着花样的梦，也摊不上这种没边的事呀！
　　就从这次开始，我亦拿起毛笔写篆书了。一天天、一年年，就是这次“京新巷写大篆”事件，让我走上了非写不可的路。我不能再丢人现眼，不能再雕虫小技、胸无大志了。这一生有两个字在鼓励我前进―――“羞辱”！“羞”是我自己做错的事、做红脸的事；“辱”是别人对我的诽谤与迫害。它们是我一辈子前进的动力。
　　感谢黄先生。从此，大幅小幅，后来甚至丈二的纸，我都敢横涂纵抹了……
　　我写“天书”，是为了展示中华文化的自信
　　我研究书法是为了画画。所以我的取向就不能同于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我偏于形象的摄取。就像医生看谁都像病人、擦皮鞋的低头看谁的皮鞋都该擦了一样，我看一切都是怎么把它变成“形象”。
　　在恭恭敬敬地掌握古文字的同时，尤其是古文字在“自由散漫时期”，它的一字多义、一义多字、一字多形、多字一形，对我是极大的诱惑，我敬仰古人伟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没有让它“统一”的想法。我不希望它“统一”，因为它的多变才使我好奇，才能启发我造型和结构的多样性。最好是让它们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小篆以后，文字统一才“各就各位”。在秦以前文字“自由发挥”的年代里，古文字研究始终对其文字的来源、发声、字义考索不一、各执一方，百年下来亦不敢定锤。古文字出现的年代，文字发展与政治上的春秋战国一样，是个乱了套的多元时代，不可能一字一句都有精确的推断。连“头等大事”的文字起源至今也无定论，更何况字形、字义、发声和后来的“书论”。
　　除了已释出的文字，我的眼开始搜寻那些“义不明”、“待考”、“不详”、“无考”或一字多释、不知其音、不知出处、有悖谬、有歧义和专用字、或体字、异体字等生僻字。甚至一些符号、记号、象形图画、岩画等等弃之不用的资料、实物和现场发现的那些“天地大美”都记在另一个本子上。当时也没有考虑怎么用，先记下来再说，没想那么多。
　　三十多年下来，我积累的这些“无家可归”、“无祖可考”的废弃了的遗存，经常记挂于心。这些不知何年何月尚未定夺的文化，若不能展现在世界面前会有多么多么大的遗憾！这些遗存下来的文化，是大文化，是中华民族呀！
　　这些文字不仅仅是古文字学的事，也是历史学、考古学、美学、结构学……包含诸多学科的巨大财富。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财富，更是世界人民的瑰宝。若让它永远“废而不用”，将是世界文化的一大遗憾。
　　为此，我选择了我自己对古文、古文化的看法和角度。我跳出来写“天书”，是为了给美术界的人参考，看看几千年的中华文化里竟蕴涵着那么丰富的形象，从中寻找到一种“视觉舒服的古文化感觉”。“天书”能教我们两个字―――“概括”。这些“天书”能把你领到“概括”的大艺术、大手笔、大气派里。它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看到它，仿佛看到中华文化的自信、屹立几千年的自信、在二十一世纪展现风采的自信。
　　我这个“时间穷人”一根筋地抓住了“天书”
　　另外，我跳出来写“天书”是我等不及“古文字字帖”的出世。
　　我已古稀之年，写了一辈子，画了几十年，我发现我们中国的古文字与绘画的同一性。我们经常听到“书画同源”的教诲，但是我确实没见过谁在“同源”上有什么有真知灼见的论述，更没有人去研究它们之间“互相依存”的实践经验。为此，我大胆地先把那些“废而不用”的字端出来，让世界也看到属于中华民族的另一类文化。我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将现实生活中所用的汉字，把尚在“服役”的一万余字用古文字写出来。不过它还是以绘画、设计、欣赏、兼实用的角度为目的，选出那些美不胜收的字形来，以供人们去发挥、创造。
　　说白了，我必须以我几十年艺术生涯中，对“美”理解的深度去将我们古人所创造的文化，以现代审美意识去理解它、创造它，但是不伤害它（我指的是文字的结构上、字形上）。
　　秦统一中国后，文字归了“队”，以小篆的字形将众多的“散兵游勇”由李斯结成了一个体系。而文字在秦朝被统一以后，并没有走进死胡同，小篆之后又出现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东汉以后篆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社会生活中淡出。虽然秦统一了字体，但是字形却开始了千变万化、自由驰骋的新进程―――汉简、八分、魏碑、章草、大小草、狂草、宋体、仿宋体、黑体等。篆书虽已没落，但汉印、青铜器上都也还有鸟篆、虫篆、蝌蚪文……多了去啦！
　　从艺术家的角度，这些变化又是另一个令人激动的视角，宋体、虫鸟篆等都是美术字，它们像中国画里的工笔，这大草、狂草则是中国画里的大泼墨。
　　我在这眼花缭乱的文字队伍里不知道孰优孰劣，它们在我眼里全是美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活一百岁才三万六千天，我是个“时间穷人”，我不能什么都喜欢，这样什么都抓不住。我一根筋地抓住了这个最古老的且是被打入冷宫、难以复出的“美人”。骑上我们的枣红马，一鞭下去就是十万八千里。至今我已收集了好几万“天书”。
　　无垠的草原，我还不知将奔驰到什么时候。这神秘的中华民族文化，任我一生追随，怎么都没有见到你的真面目呢？
　　我即将出版的一本关于“天书”的书，记录了我的画路、思路和“歪打正着”之路。以我现在的年龄看，我走过来的绘画道路确实没有走错。一个中国的画家，他若想走向世界的话，这条路应该是必经之路―――民族的、现代的。
　　毕加索后悔没生在中国，而我，幸生中国
　　前面已经讲到，我由几本篆书而转移到对甲骨、金文、汉简及符号、记号、象形和岩画等的研究上，兴趣的扩大不算，关键的关键是知识的收获，是它们启发了我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联想力。“天书”极度的“概括”力，影响了我“提炼典型”的能力。就是那些不像马的马、不像羊的羊和介于文字和图画的形象，丰富了我，充实了我。直到这黄昏之年，我的创作力仍然涌动而新颖，我的作品目前仍在变化和提高，总感到我的艺术尚未开始。少年时代积累的奇文怪字、牛头马面，这时都成了我创作的坚实后方，用不尽的形象，时时在心中跳跃。我画一千条牛、一万匹马也不重样……我艺术的春天尚烂漫着勃勃的生命力。
　　我感谢我们的祖先，他们给我这个身躯和一个绝妙的灵魂。
　　我走遍全国，后来干脆每年驾着大篷车，例行走南闯北。不去那些热衷的旅游点，而是去深山老林、黄土沙海。那里曾经是一片繁荣，而今是一片荒凉。那些搬不动的、风沙热浪一时也冲击不完的古文化遗存，才是我最有兴趣的去处……
　　我去了贺兰山、桌子山，去了阴山、黑山，还有云南沧源、元江和那时尚在战火中的麻栗坡。那一次云南之行就走了一万多公里。不论是刻的，还是画的(用牛血和赤铁矿石粉画在岩石上)，都令我无限感动。毕加索后悔没生在中国，他也看中了中国的书法，而我是幸生中国。没有这些丰富的文化宝藏，绝对没有韩美林。在我的画里，每一幅都能看出中国古文化对我的影响。
　　神秘的中华民族文化，对我这样一个较真的人，有很多都是带着问号去学习和创作的。譬如，文字的不统一，使一个“虎”字就千变万化，使我得到艺术上的无限启迪。但是甲骨文上的“虎”字（包括金文），那些老虎怎么都站起来啦？这样竖着写的“虎”字又是谁统一的呢？
　　我又多操心了，这是古文字学家的事。我只看形象就够了……后来，我看它们竖了几千年很累，于是，在我的构思本上把它们都给放下来了，就这样，完全满足了我看画的心愿。同时，一连串的新形象甩开学院派的羁绊，我真的自由了……
　　在创作上，除了古文字以外，我还热衷于民间艺术。像剪纸、土陶、年画、戏曲、服饰……我都感兴趣。所以，此生创作形式多多。布、木、石、陶、瓷、草、刻、雕、印、染、铸……开创了我一生丰富的创作样式。我从这些艺术的学习中，得到了学院派所得不到的东西。我自称是“陕北老奶奶的接班人”。
选稿:芦村 &来源:解放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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