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信花灯节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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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古老的汉族传统工艺美术品。造型独特，其结构从上到下分为灯盖、灯身、灯裙，从里到外一般有二至四层，规格大者直径有12米，小的也有40厘米。花灯大多用竹编骨架，有四角、六角、八角、十二角。忠信花灯的灯裙是最特别的，灯裙由各种各样的花案彩色灯带组成，外用彩色灯带点缀，灯带上有各种各样的花案；灯内装置各种形象画片旋转流动，形成“走马灯”动感。忠信花灯的制作，凝聚了忠信人民在汉族手工艺上的卓著成就。寄寓了汉族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和祈盼，期盼国泰民安、生活富裕、人世昌隆、人寿年丰。规&&&&格大者直径12米，小的也有40厘米工&&&&艺编织、印花、剪、刻、裱等
花灯是集削、钻、扎、剪、印、刻、描、糊、裱等多种手工艺于一身，融神话、传说、诗词、对联、书画、剪纸、编织、书法于一体的汉族民间综合艺术品。花灯源于中原，蕴含着丰富的客家文化元素，诠释着客家人久远的心灵史，随着客家人的繁衍、迁徙而传承发展，在南粤连平县忠信镇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汉族民俗文化，忠信花灯综合了多种传统艺术形式，主要体现在编织、印花、剪、刻、裱、装饰等一系列制作工艺上。
第一步，将粗大的竹子削成竹条，削好竹条后，用“手工钻”在竹条两端钻竹眼。钻好竹眼后，将竹子互相交叉衔接，此刻花灯已现雏形。
第二步是剪纸，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按照各种规格裁剪各种颜色不一的纸，然后各叠成一组，接着把花纹印版放在叠纸上，用刻刀凿成穿透的文样，这也叫做纸雕。
第三步是描画，着色后是解花，即在着色的花样上描上各种形状的图案和颜色，然后把图形分解出来，将浆糊均匀糊在花灯的骨架上面，然后逐一将剪纸、纸雕、描画、花穗等轻轻地糊裱在灯架上，用手或刷子粘浆糊刷平后，接着便将条状花穗粘贴在花灯下部，给花灯“穿”上裙子。忠信花灯节是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忠信镇地区独特的节日，按照忠信的传统风俗，每年的正月初九，当地人家当年生了男孩就应该在祠堂里挂起花灯庆祝，以告知祖先和乡亲。吊灯仪式一般由放灯绳、选灯、迎灯、上灯、暖灯、化灯6道程序，其间还有客家锣鼓、舞龙狮、祭祖、饮灯酒等热闹场景。吊一盏花灯就是一次盛会。
除此之外，政府每两年或三年还会搞一次花灯节，让花灯走出祠堂。在这个过程中，欣赏花灯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随着风俗的演变，忠信花灯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它象征着百业兴旺、丰衣足食。忠信有10多个花灯制作点，其中以上寮村最为出名，有“花灯村”之称。
自1999年在忠信举办了首届忠信花灯节后，忠信花灯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可以说，忠信花灯节为传承和保护客家优秀文化精髓，培育文明风尚，提升忠信花灯文化品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扩大区域知名度，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006年5月，忠信花灯以民间美术类被列入第一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忠信吊灯习俗以民俗类被列入省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已申报国家级项目。忠信花灯节我国的花灯相传起源于汉代，兴于唐宋，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客家的花灯是中国元宵花灯的一个分支，忠信花灯是这一分支上的闪亮明珠。
忠信花灯，是传统元宵赏灯习俗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汉族民间造型艺术。据忠信当地一些有名望的古稀老人口述，忠信花灯的历史已有600多年，但真正有文字记载的是278年。雍正八年（1730年）卢廷俊纂修的《连平州志》[ （清）卢廷俊，颜希圣，何深纂，《连平州志》[普通古籍]：雍正十卷，广东省连平县档案馆图书馆，1980]卷二“风俗篇”记载：“上元喜簇花灯，作龙狮各种戏舞，唱采茶歌”。（“上元”即是元宵节）。又经专家对民间艺人收藏的花灯纹样印版进行鉴定，也证明是清朝产物。因此，花灯于清朝时传入忠信的可能性最大。
从《连平州志》的记载中，我们可知早期的忠信花灯与中国元宵节构成了密切的联系。元宵灯节，忠信人民纷纷外出赏花灯，观看舞龙舞狮表演，唐诗人崔液曾作诗云“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宋朝辛弃疾亦作词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热闹的场面，一如“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但随着花灯历史的逐渐演变和忠信人民生活习俗的改变，忠信花灯渐渐脱离了与元宵节的关系，慢慢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传统习俗——上花灯[ 上，读shǎnɡ音]。
上花灯简称上灯，是忠信地区特有的民间习俗，这是一项专为男子举行的庆生仪式，在正月十三这天进行。“三”与客家方言里的“生”谐音，当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忠信花灯渐渐与十五元宵节脱离关系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上灯具体的起源时间已无从考证，在忠信只留传着一个关于“上灯”的传说。古时有一达官连续生了多个女儿后，晚年幸得一子，为表庆贺，第二年春节后便从外地带回一个宫灯挂在祠堂上，以客家方言“灯”“丁”谐音，表示添“丁”。邻里乡亲觉得这做法很新鲜，村里的老艺人便发挥智慧，吸收宫灯的艺术精华，利用农村现成的竹篾和各种彩色纸做为材料创作出自己的“灯”，也挂在祠堂上，从此，独特的忠信上灯习俗便这样产生了，花灯也正式被赋予祈子盼福的意义。
上灯的起源时间虽已无从考证，但其产生的原由已逐渐被忠信人民认同：客家先民由中原辗转迁徙落居在闽西、赣南、粤东一带，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先民们为企盼家族的繁衍壮大和人丁兴旺，才借客家方言里“灯”“丁”同音取意，上灯与上丁（即上族谱）谐音，其中尽含客居异乡，思念故土，缅怀先辈的复杂情怀。
1999年，连平县政府为了更好地传承和保护忠信花灯，在大年初九这天特别举办了忠信花灯节大型活动，并正式确立大年初九为一年一度的忠信花灯盛会节日。从1998年迄今连平县政府已举办了八届广东连平·忠信花灯节；在此基础上，忠信花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忠信花灯节特地选在正月初九是因为忠信人逢农历三、六、九出街赶集，大年初九是春节过后的第一个集日，也是唯一一个卖花灯的日子，做花灯的人早早把花灯挑出来摆卖，今 年需要上灯的人家便在这天购买合心意的花灯挑回家。从古到今，花灯的交易都在一个专门地方进行，是位于忠信闹区的一段古旧街道，俗称“花灯街”。如今，花灯街渐渐淡化了它最初买卖花灯的功能，成为花灯展览街；自1999年开始，每年政府都会出资请花灯艺人制做多姿多彩的花灯挂在花灯街和广场上供游人观赏。此举使花灯得到了有力的保护。2006年5月，忠信花灯被列入第一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忠信花灯忠信花灯是一种集汉族民间竹艺、编织、绘画、剪纸、书法、对联、诗词于一体的造型艺术，完全手工制作、设计独特、造型美观精致。关于花灯的工艺，忠信地区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客家花灯歌——“忠信的花灯啊/系好样哎/下圆上方寓意广哎/造型独特/工艺精哎/灯裙飘扬/万年长哎”
忠信花灯与传统元宵花灯有一脉相承的地方，更有其独特之处。中国花灯的形式普遍有吊灯、座灯、壁灯、提灯几大类，一般用竹木、金属、绫绢、绸缎、丝穗、玻璃、明球、玉佩、丝穗、羽毛、贝壳等材料扎制而成。忠信花灯只用竹和纸扎制而成，竹是忠信本地盛产的苗竹，纸是喜气的大红纸；形式上只有吊灯一种，座灯和提灯极为少见，壁灯则没有。在品种上，元宵花灯有莲花灯、吉利灯、猴灯、羊灯、走马灯、龙灯、蝴蝶灯等等；忠信花灯则有状元灯、秀才灯、缭丝灯、参灯、宝莲灯、五福灯、龙凤灯、伯公灯、仔灯、宫廷灯、紫灯、廊灯、磨灯等十四种之多。在形状和结构上，元宵花灯有牛形、龙形、狮子、花船、蝴蝶、大小虾、鱼、龟、神像、观音、天女、八仙、罗汉、模拟人物等等；忠信花灯的结构独特在于所有花灯只清一色柱形。忠信花灯从上到下分灯盖、灯身、灯裙三个部分，灯身竹架有四角、六角、八角、十二角之分，从里到外有2至4层，规格大的直径达12米，最小的也有40厘米。灯裙是忠信花灯最独特的地方，是区别其他客家花灯的精髓所在。所谓的“灯裙”是采用红、白色纸剪成的条穗，条穗有2—8厘米宽，分内外两层，内层灯裙为白色，较短，外层为大红色，较长。把灯裙粘贴在花灯下部，意为给花灯穿裙子，穿上裙子的花灯就算正式做好了，红白、长短条穗对比，花灯显得大方、飘逸，甚是美观。
制作花灯先要扎架，再剪纸，剪凿花纹，糊裱装饰。花灯老艺人赖师傅说，做一盏高档的花灯，师徒两人协作差不多要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见花灯的制作工艺何等复杂。忠信花灯区别于其他客家花灯最显著的特点是：忠信花灯大而精致，有长长的灯裙，上下完全穿透，一次性使用。最后一个特点是应忠信上灯习俗而产生的，忠信人上灯之后要把花灯烧掉，否则会被视为不吉利。
旧时上灯习俗的全过程非常复杂，由放灯绳、买灯、迎灯、上灯、暖灯和化灯六个环节组成，要求非常讲究，十分虔诚。
放灯绳。只要是生有男丁的人家，准备在来年上灯，就要在除夕之前在祖堂的大梁挂上自制的粗麻绳，俗称“灯绳”。灯绳的另一端系在祖堂的柱子上，绳端粘有写上“新丁”的名字的红纸。这样，年前村里的人们就知道了谁家将要上灯，就该盘算准备多少份贺礼了。上灯礼俗就如孩子的满月礼俗一样，在男子的一生中只要举行一次，有钱的人家往往在孩子出生的第二年就上灯，没钱人家也可以等到家里富足了再上，所以常常出现父亲跟儿子一起上灯的趣事。故此，在梁上放灯绳的时候一般按辈分挂放定位，先挂满上厅堂正梁，后挂副梁，再挂下厅堂，有序摆放。但在以前多生多育的时代，有人半夜三更就起来抢位置，他们认为，谁抢到了上厅正梁的位置，谁家的孩子长大后就会有出息。
买灯。买灯在正月初九，祖祖辈辈下来一直约定俗成的日子。灯主在花灯街观赏各种花灯，看好合心水的便让卖家出价，卖家出的价钱尾数一般带有“9”字，图个吉利。灯主一般要买两盏花灯以上，一盏挂在自己家里，另一盏挂在老屋祖堂上；如果老屋的祖先又是由其他老屋发源而来的，还要在发源地祠堂里也挂上一盏。
迎灯。迎灯也在初九这天进行，客家人视花灯为圣物，神圣的东西到村里是要受到隆重接待的。灯主挑灯快到家的时候，为显灯威壮声势，远远的已有迎灯队伍在村口做好准备，点燃鞭炮，锣鼓齐鸣，舞龙舞狮，场面十分壮观。把灯迎进大门，灯主开始接受村里老者的祝福——“添丁花灯靓又亮，男女老少喜洋洋；送到贵府挂锦梁，财丁兴旺万年长”（客家方言），这时灯主要红包酬谢迎灯队。上灯。上灯普遍在正月十三举行，灯主先在花灯里面系上柏叶、红毛巾、彩带、百仔芋头、大葱和大蒜等，寄寓于新丁聪明好学，多子多福；再把预先备好的灯联贴在花灯灯盖上，其内容是些吉祥如意，添丁发财及祝福之类；接着，把花灯提到祖堂上，把花灯内的灯盏点亮，祈盼人丁兴旺之意。灯主摆好三牲贡品，灯主妻子或母亲抱着新丁全家一起拜祖，尔后，用灯绳绑好花灯，花灯在鞭炮声、锣鼓声中冉冉升起，稳稳地悬挂在祖堂的红梁上。当天，灯主要摆宴席，亲朋戚友带着鞭炮、新丁新衣或者实用的毛毯棉被等礼物前来道贺，鞭炮声中欢聚一堂“饮灯酒”。当晚更是热闹非凡，村里的青年舞起老人们用禾秆、香烛扎好的香火龙到每一户灯主家串门并恭贺灯主添丁发财，这时灯主就会爽快地派红包给这支火龙队伍。灯主家不管是有钱或没钱的这一晚也都会买来好多烟花燃放，喻意新丁以后辉煌腾达。
上灯至化灯期间，灯主每晚要“上灯火”，即把灯油添加到灯盏上（村里通电后人们普遍用电灯代替火盏，喊作“长明灯”），意在延续香火，祈望家族丁旺财旺。
暧灯。暖灯一般在正月十六或十八，各家灯主提三牲贡品到祖堂里拜祖，由族长组织众乡亲以家族公款摆酒席宴请灯主，为家族又添新丁而庆贺，为家族的壮大而祝酒。
化灯。化灯环节一般在正月二十，最迟的在二月二；还有的把暖灯和化灯一起在正月十六或十八进行。化灯是上灯结束前的高潮，化灯前村里的小孩子提前聚集在祠堂里等待，随着灯主把花灯徐徐放下，他们便急忙争抢花灯上他们早已心仪的小饰物，有小镜子、漂亮纹样、彩带等。妇女们有时也会和孩子们一起抢，多半是没有生娃或生了几个女娃没男娃的妇女，她们抢百仔芋头、柏叶灯等，有时不注意，灯主家的灯绳也会被抢了去。在放灯时，灯主有意让花灯时起时落，使争抢场面更加热闹；随后，灯主便把被孩子们拆散的花灯碎片与吉祥草堆在一起，由宗族中子孙满堂、福德深厚的老人点火烧掉。在燃烧前，灯主要准备“传丁火”，“传丁火”所用的竹把是事先特制的，年前由家人把竹子砸破、浸泡、凉干，裁成约二米左右，在竹子中间圈一圈红纸系上柏叶。当吉祥草和花灯碎片燃烧时，灯主就在燃烧声和鞭炮声中把竹把点燃，然后传回家中，这就叫“传灯火”，寓意丁火分化，世代相传。
古老的忠信上灯习俗，抒发了忠信人孝宗敬祖的情怀，极大地增进了宗族间和谐共处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种传统习俗载体，对忠信花灯文化的保护、弘扬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大大地丰富了民间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007年4月，忠信上灯习俗正式被列入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花灯以其古老的形式流传了几百年，承载着几百年来忠信人的生命历史、忠信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其实任何一种客观物体其本身并没有意义，是人类的意识形态或精神内涵需要宣泄，从而赋予它的一种寄托。从忠信的上灯习俗中可以看出忠信人的恐惧心理。他们害怕死亡，害怕疾病，害怕自然界带来的不稳定。初生的婴儿生命是非常脆弱的，人们害怕这幼小的生命受到伤害；于是忠信人把敬畏生命的意识寄托在花灯上，祈盼孩子上灯之后便消灾消难，多财多福。一直以来，忠信花灯秉承着中原花灯艺术之精华，经过历代老艺人的实践创作，使得忠信花灯具有独特的风格。忠信花灯蕴含了汉民族文化的精髓，洋溢着浓郁的山乡民俗风情，是难得的汉族传统文化财富。忠信花灯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忠信花灯的结构下圆上方，方的灯盖，有四角、八角、十二角之分，寓意四通八达；圆的灯身，寓意团团圆圆。忠信花灯的纹样有“山水花鸟”、“连年有余”、“龙凤呈祥”、“金鸡报喜”、“和合美满”、“喜鹊登梅”、“麒麟送子”、“竹报平安”等等传统题材，寄寓了汉族民众的美好愿望和祈盼，期盼国泰民安、生活富裕、人世昌隆、人寿年丰。
忠信上灯习俗里蕴藏着人类繁衍的内涵，充分体现了忠信花灯的人文价值。以客家方言“灯”“丁”谐音，寓意“添子添丁”。中山大学康保成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忠信的上灯习俗虽有一定程度上的迷信，但这是民间百姓的信仰，应理性、宽容地对待这些问题。”忠信的上灯习俗专为男子举行，女子无缘介入，这里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男尊女卑思想。旧时上灯习俗对女子的排斥，隐隐透露出忠信客家人骨子里的某些思想意识。
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重男轻女思想早在西周时期便已出现。儒家文化崇尚以男性为主导的家族和权威力量，传统文化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念。战国末年的韩非甚至把重男轻女从一种思想意识发展到“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地步。客家先民辗转迁徙过程中，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他们认为男丁是最重要的；所以极力渴望神的力量能够保护他们，便把这种意识形态寄托在花灯上。近几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世袭的传承观念慢慢发生变化，沿袭了几百年的古老习俗才打破了唯有男子才上灯的陈规，使新生的女子也得到隆重的祝福。但是在忠信地区的一些周边农村，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仍较为严重。忠信古老的上灯习俗只有加入创新的内容，才能得到更有力的保护，才能延续不衰。但如前辈们文章中所说，在新婚嫁娶、乔迁新居、升学、就业、参军、祝寿、开业等都进行隆重的吊灯仪式，这未免有点泛滥成灾，扭曲了上灯的意义所在，忠信上灯是为保护生命而进行的仪式。
新时代，我们急需把传统习俗里的旧思想剔除，首当其冲的是删除儒家文化男尊女卑的思想，重新注入新鲜文化。把中国文化深层的祖先崇拜和孝文化注入忠信上灯习俗里，这种区域的汉族民俗才能长存不衰。因为这种文化正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得以和谐稳定发展的支柱，有助于在古人与今人、前人与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代际关系，进而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也是一个节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间根基。忠信花灯表达了浓郁的宗族凝聚力。客家文化的内蕴实质是一种移民文化，而这种移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属被动移民文化，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化转移现象。在客家民系的迁徙、聚散过程中，客家文化始终作为维系客家人亲缘情感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花灯文化在客家宗族社会里，是一种联络感情和维护家族权威的辅助手段，并以花灯活动强化客家人的宗亲情结，使族人达到一致性和一体化。这种一致性和一体化是客家人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生活环境里，所必备的生存条件之一。这一点在上灯习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上灯当日，灯主家需摆宴请客，要做的事情特别多，这时，同一个家族的人就会主动前去帮忙。宴席上邻里乡亲们的频频举杯祝福，深深体现了宗族的凝聚力。花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虽然大部分花灯和花灯展示不进入流通领域，但花灯节作为一种民间活动，也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为此忠信政府采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方式，加大财力、物力、人力确保每年花灯节如期举办，不断提升花灯的数量和质量。
虽然客家花灯对客家经济发展仅仅是附比功能，但花灯文化活动营造了客家地域的节日氛围，给客家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提供了一个空间，也带来了节日经济效应，使人们从中感受到农耕文明状态下客家民系文化与经济的单简、调和式的演进。2007年举办的第七届忠信花灯节演出可谓气势非凡，连平县政府联手央视举办《激情广场》大型歌会，央视3套直播全场活动盛况，以此品牌活动为载体，提高了忠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了招商引资和旅游事业的发展，推进了忠信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花灯，在忠信地区一直被人们视为是神圣之物。通过一年一度的花灯节演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外化。但从笔者回家乡忠信所作的实地调查，再综合其他花灯爱好者的田野调查来看，忠信花灯的前景不容乐观。
首先，忠信花灯的制作师傅越来越少，忠信花灯在有生命的活体传承上出现严重危机；花灯的类型也在逐渐减少，花灯制作总体而言比较粗糙。据文化馆资料记载，忠信花灯在“文革”时期曾一度沉寂。那个非凡时期在“破四旧”、“移风易俗”的口号下，几乎任何传统的东西，无论是有形的和无形的统统在反对之列，忠信花灯在那个时代销声匿迹，祖祖辈辈传承的上灯习俗也被迫中断。改革开放后重现的忠信花灯就出现了问题，一些花灯艺人在“文革”时受到迫害，许多花灯纹样的印板在“文革”时期被烧毁；据忠信花灯制作师傅赖海明说，现今市场上销售的制作传统花灯的材料越来越少了，特别是细如毛发的铜丝在市场上销声匿迹，现今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人物骑马旋转流动的动作，比较复杂的人物动作如钓鱼、扇扇子等就无法完成了。
忠信花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可能只会存于忠信地区，但作为一种工艺品却有可能走出河源甚至更远。而这种工艺品其致命的弱点是易碎、容易破损、生命力不强。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大力度抢救忠信花灯文化的同时，要加大力度创新忠信花灯的制作工艺。只有不断创新制作工艺，才能让忠信花灯走得更远。
其次，上灯习俗渐渐被人们忽略。随着商品经济对社会文化的广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忠信花灯这一纯手工制作的民间俗物愈来愈脱离乡土气息；而乡土社会中也会渐渐失去日常生活中广泛参与花灯文化活动的热情与创新冲动。如今在农村城镇化趋势中便可体现，远离乡村泥土住进城镇街道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以嫌麻烦为由不再上灯，只有少数阔气的人家会回到老屋的祖祠里去大搞一番；上灯习俗里蕴含的意味也渐渐被现代的忠信人忽略遗忘。
但是,花灯毕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年来，通过政府和文化馆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忠信花灯已经走出山区，正逐步走向全国，走出国门，享誉海内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有头脑的企业家也开始把目光投向花灯，他们利用花灯在广大群众中的深厚基础，利用花灯的工艺特点和文化内涵，在花灯上做起了文章，搞起了花灯品牌的产品。连平县政府投巨资修建了用以举办花灯节活动的“忠信人民广场”。
以上这些举措无疑为忠信花灯的发展和振兴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更进一步促进了花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重视，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抢救和保护，忠信花灯也在其中。只要我们抓住这大好时机，充分利用花灯文化的丰富资源，用忠信花灯这条金线串起一系列客家民俗民风，形成一条功能齐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旅游链，以花灯为载体，全力打造旅游品牌，开发旅游文化，忠信花灯就一定能够发展和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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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中华五千年-中华工艺品在线-纸扎艺术-别具风韵的纸扎艺术
别具风韵的纸扎艺术
文章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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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纸扎工艺历史悠久，周朝时便有了纸扎的重要制品——花灯。惠州的纸扎除了承袭我国纸扎的优秀传统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工艺精致而且用途极广。喜庆用的花灯、醒狮、舞龙、风筝，祭鬼神用的扎制品：纸马、人、屋、家居物品、桥、宝塔、凤鸟鱼虾之类，皆是纸扎的宠儿。通常，新民街、水东街、上塘街、惠新东、惠新西街、法院前街、白珩巷、后所街等地便是宠儿的诞生地，而鹅城内的市场、街头、某些店铺、庙宇，特别是临街上空构设的观音楼、更楼等“无底庙”下面，更是纸扎品的集散场所。 　　一、扎狮 　　惠州逢年过节或遇喜庆事，都有舞狮的习俗。在手拿破葵扇的“沙和尚”扮演者带引下，醒狮随着锣声鼓点或跳跃嬉闹，或激昂发威；有时却作假睡状；有时又张口咬住抛来的沙田柚，眨眼间把柚皮剥离吐出；有时更洗浴“手”脸，逗人发笑……醒狮翩然起舞之际，有时会“冒”出一群比大醒狮小很多的“醒狮仔”——小醒狮。&　　提起小醒狮，鹅城人不会忘记住在县城水东街的刘伯。刘伯曾扎制过大醒狮，也擅长手扎富有滑稽味儿的“扁鼻狮”。他看到，每当喜庆场合，大人舞累了休息时，一些好动的小孩总想舞弄一下，但往往没动几下便气喘手软——大醒狮又大又重，如何舞得动？刘伯决意扎制供小孩耍弄的醒狮，他根据大醒狮样缩小，并大胆取弃，突出醒狮的威武特点：突出狮角与牙齿的高度，增大眼睛的尺寸比例，夸张眼睫毛的毛饰等等。经过不懈的反复修改，这个童趣盎然的老人终于制成了一批规格不一的“孩童醒狮”，口径25厘米到45厘米，重量0.4公斤至1公斤左右，适合各种年龄的小孩玩耍，价钱是当时的人民币1万元起至3万元（解放初期人民币1万元相当现在的面值l元）。 　　更妙的是刘伯还扎制有8～12厘米口径的“手指狮”，给人套在手指上舞玩，别有一番趣味，售价每个是8千元～1万5千元左右。没多久，这种“孩童醒狮”与“手指狮”已传遍博罗、惠阳、东莞、河源、和平、海陆丰等地，以后更传到广州与香港——这是新中国成立初年的事了。1952年刘伯已作古。如今，其继承者或已逝去或已转行多年，特别是经过十年动乱，小醒狮已失传。 　　二、扎风筝 　　惠卅纸扎工艺中引人注目的风筝，被鹅城人誉为会飞的纸扎。放风筝，惠州人称为放“纸鹞”。每年菊花吐蕊的秋季，特别是临近重阳节，是鹅城旧时竞放风筝的好日子。人们三五成群，喜气洋洋地在西湖边或东江河岸、或城郊的山坡、旷野，把无数个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纸鹞放飞上碧蓝的天空，构成一幅亮丽动人的画卷。 　　已有悠久历史的惠州风筝属南派风筝，它的图案多取材古代的神话故事，外形以动、植物为造型，形象以写意居多，构思巧妙，扎制精巧，色彩鲜艳。 　　30年代末，惠新路董公桥（现桥东惠新东中段）附近，有个年逾花甲的叶姓老人，以编织竹制品为业，自幼喜扎制风筝，老了更沉迷于风筝的构思和扎制技艺，常为扎一只好风筝而通宵达旦。他曾制作东坡风筝与二十几只白鹤风筝，在农历12月19日苏东坡生日那天，携一群少年学生到东坡寓惠故居——自鹤峰东坡亭上放风筝：一群“白鹤”围绕着“东坡”，在白云蓝天中冉冉翱翔，象征着千年的白鹤飞来团聚，苏东坡重回惠州，表达了鹅城人民对苏东坡朴实而真挚的怀念之情。风筝飘扬蓝天，引得观者如堵，人群的欢乐象炸开了的爆米花。 　　叶老扎制的风筝有动、植物风筝，人物风筝，微型风筝三种，其特点是：扎工精巧，造形逼真，注重神态，彩绘鲜艳，常用对比强烈的颜色；放飞高稳、耐用；注意保持传统而又大胆创新。特别是在彩绘方面，有很大的突破：采用多种勾线法，使风筝的色泽，更加鲜艳夺目。尤其是他制作的微型风筝，所扎制的猴子只有三、四寸大，放在手中，吹一口气，犹如孙大圣在如来佛掌心里翻筋斗一样；还有同真蝴蝶大小的蝴蝶风筝，起飞时，上上下下扑动，如同活的一样。众多饶有情趣的微型风筝把人带入了一个奇妙的天地…… 　　惠城人制作风筝的题材很广。以动物形状入风筝的有：山鸡、白鹤、画眉、天鹅、雁、飞鹰、寿带鸟、燕子、孔雀等飞禽；有虎、豹、狮子、梅花鹿、松鼠、马、白兔、蜈蚣等走兽与虫类；鱼类主要是鲤鱼、金鱼、海上的飞鱼、海马、提灯鱼（深海鱼类）、八爪鱼等，此外更有民间传说中的神话动物如龙、凤、麒麟等。制作时，常用夸张的艺术手法，突出动物头部，有取舍地表现动物的外形。特别是制作神话中的动物，以此技法更能获得形神兼备的效果。以植物形状入风筝的主要是花卉类。较常见的有梅、菊、荷、芍药、牡丹、大丽、芙蓉、玉兰花等。以人物入风筝的大多是三国、水浒、红楼梦、西厢记中的一些主角，例如孔明、刘、关、张、周瑜、大乔、小乔、貂蝉、吕布、宋江、武松、吴用、公孙胜、关胜等。一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事例也多有表现，如击鼓抗金兵的梁红玉，木兰从军，岳飞大破朱仙阵、苏武牧羊、杨家将血战沙场等。更有一些风筝是以民间传说故事为题材的，如唐僧西天取经、柳毅传书、白蛇传、嫦娥奔月、女娲补天之类。这些人物，有的以人形或人与伴随的物件，如骑马、击鼓等形状做成风筝，有的则把这些故事描绘在三角形、菱形、圆型、星型等不同的几何形状的风筝中。 　　风筝的用纸，一般作商品卖的与一些较讲究工艺性的自制自娱者，多数采用一种“竹文”纸扎制。这种纸自清末至1951年都有售。它以竹树为主要制纸原料，以四川产的最好最多，韧性较好，张力强，纸色较白；而且着墨上彩时吸附力也较为理想。做风筝时，一般将有画面的纸裱贴在基纸（即无画面的、作为底纸固定与显现风筝外型的竹文纸）上。这样制作的风筝结实耐用，经得起大风吹。而一般家庭制作的风筝则没有这么讲究，用的是普通白纸。民国时期至七十年代前，多用“道林纸”与“白报纸（印报用的纸），有些穷孩子则用旧报纸、旧画报等剪裁成自己喜爱的物状贴在用竹条扎好的风筝骨架上，尾部多数贴上两条长长的纸条，俗称“纸鹞尾”，以增加风筝与空气的“振动浮力”使风筝能更快地起飞。 　　在用线方面，商店卖的风筝多数用丝线或细麻线，把大圈线绕在一块约20厘米的长方形薄木板或绕在可手摇的“线绞”上，收放自如。一般自制自娱的则多用车衣服的绞线，甚至买些“红头绳”（一种穷人女孩扎辫用的线）作纸鹞线。做得好的风筝，可以放飞上一百米至二百米高空。 　　作为高档次的丝绢或丝绸风筝，也曾在惠州某些卖风筝的店露过面（此类店多数是卖锣鼓、狮头等喜庆用具为主），但因制作成本高、价钱贵，故少人问津。这些高雅的风筝是店家从广州、佛山少量购进的。惠州人因经济原因，还未有人做。据说陈济棠治粤时期的三十年代初、1952年与年曾有人见过。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风筝的制作也各有不同，大概有如下主要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制作原料上，不但纸的品种多而使纸制风筝有更多的选择，而且以绢、绸、塑料布、尼龙布、化纤布等作原料的风筝，自八十年代起，已层出不穷；连传统的竹制“风筝骨架”，也有些被换成了塑料或铝合金条，很多都是工厂机械制作。至于风筝线，现在也多数用轻便耐用的尼龙化纤线。其价钱也不能同日而语。解放初期一般的风筝每个二千元（即现在二角钱）左右，纸风筝最贵不超过一万元（即现在一元），绢或丝绸风筝约三万元多。而现在最便宜的印花式塑料布风筝，最少也要四元，贵的要二、三十元；那些做工考究的手绘丝绢风筝更要几百、几千元，甚至更高。二是在制作题材上，除保留旧题材的精华部分，也加进了一些现代科技产品题材，例如机械人、月亮飞船、太空火箭、卫星等；加进了一些外国童话故事中的白雪公主、美人鱼及卡通人物……每至秋高气爽多人放风筝的时候，仰望天空：手工制的，机械生产的，传统型的，潮流派的，真是琳琅满目、百花齐放…… 　　八十年代初，有人曾在秋天的惠州西湖上空，看过两只颇具特色的荷花风筝，不知是鹅城那个风筝爱好者的杰作：荷花风筝呈椭园形，上方是荷花衬着荷叶，下方是两只鸳鸯浮出水面，风筝在天飞时，可见它在空中作130度左右上下交叉翻飞，恍如两只鸳鸯戏水。妙的是天空还不时传来呼呼作响之声——制作者在风筝上装了弓弦……另一个母子雁风筝，一条线上飞出二个风筝：大雁飞前，小雁随后，时“追”时“合”，很有人间母子的亲情趣。 　　时过境迁。现在，鹅城人放风筝已不限于秋天，只要有风，在闲暇时间，约上友好，便把一只只漂亮的风筝放飞，不但白天放，晚上也放，随时可见风起筝飞的动人情趣。 　　三、扎花灯 　　花灯，是惠州纸扎工艺中最高超的综合艺术。它将编扎、裱糊、刺绣、剪纸、雕刻、书画与诗词揉合于一体，是惠州人婚寿喜庆及风俗节日等的重要装饰。特别是每年的中秋、春节与元宵节，鹅城之夜，大街小巷，西湖一带，简直是花灯的海洋…… 　　花灯形态纷呈，有花果灯、荷花、牡丹、瓜果等；有人物灯：嫦娥奔月、西施采莲、白蛇传等；有百族灯：龙凤、马、走马灯等；还有大型灯——山灯等。自清代以来，各种几何图案的花灯在惠城灯海中占了很大席位。便如圆柱形、六菱、八菱柱形、三角形、梯形、星形、圆形、椭圆形、扇形等。花灯多是专业的纸扎艺人制作。例如法院前街的邓流明、后所街的彭伯、中山南的纸扎艳、惠新西街“吉祥轩”的亚发叔等，出过不少精品。1912年革命军推翻清政府后不久，惠州有一纸扎师傅与徒弟设计制作了一个大型花灯用来庆祝。历时三个多月才制成。此灯高4米左右，直径1.5米，重达50多公斤。花灯共五层，底层六角形，第二层是八仙过海，三、四层均有形态不同的六条彩龙六条鳌鱼在遨游，顶层为荷花压顶。每层的六个角都配有风铃及小巧的小纱灯，层层的灯面上，或绘有罗浮的山水花鸟画，或题古诗词。花灯外露60盏小灯，内藏10盏大灯，点燃时，灿然如一座闪光的宝塔。此灯在惠州展出后曾送往省城展览，引起轰动，为惠州人民争了光。1975年，惠州市竹器厂（现惠城区竹器厂）秦师傅等人依靠工人集体智慧，集思广益制作了“金鱼戏水”大型走马灯。此灯引人之处在于大胆地破除以往走马灯内人或动物光影明亮度呆板、不会变化的老套，巧妙地令灯中几条活泼可爱的金鱼“淡入”、“化出”，即无论人们站在那个角度静观，最初见到的金鱼影像与就要转动逝出的金鱼影像都是色彩较淡、形态显得不那么清晰，待转到中间，才渐渐显出它的真面貌，清楚得纤毫毕现，美丽动人；令人在感受较强的动态中得到更多美妙、奇幻的享受，观者赞不绝口。在惠州展出后，代表惠州市二轻系统送到广州的省二轻工艺品展览会参展，获一致好评，又被省推荐到北京参加全国工艺品展览。 　　还有许多业余纸扎爱好者，其水平之高，令人刮目相看。如1956年春在工人文化宫举办的惠州镇花灯工艺展览中，几个颇具特色的花灯，就是非专业人士的作品： 　　“百花争艳”，由第二小学教师翟超武制作，花灯外型似花篮，上部扎满各种争妍斗艳的纸花，下部六条红穗带，围着一个双层六角型、上大下小有红黑图案的花脚，再下方是环形金丝垂帐下加一条红穗带。由下往上望，但见红穗带越上越多，脚也由小至大递升，最后托出争妍的百花主题，颇有变化。 　　“龙凤呈祥”，竖椭圆的花灯主体上分四个画面，皆以诗配画。例如其中两面，一面题有唐诗——“昨夜洞房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另一面则以工笔国画细致地刻画晨光熹微的洞房中，新娘笑问新郎：就要到厅堂拜见家公家婆了，我的妆扮合不合当地的时宜？这两面切合题意又语带双关的诗，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视觉空间和想像力，引得众人围观。另两面则是荷叶鸳鸯戏水彩墨写意画配相应的唐诗，也把喜庆的意趣表现无遗。此灯不但诗画搭配甚佳，而且外围装饰也美仑美奂：四条生动的龙，龙尾依附灯座，龙身均布主灯四方、“腾飞”于灯的四角。龙口吐出龙珠大红穗各一条，拱护着花灯，护卫着灯下六角形小金丝屏带中的一条大红穗；灯的上部照应下部，却不雷同，别具匠心地用六角小棱牵结成六面体，各置六只 凤凰，藏尾露翅，嘴含两条小红穗，娇丽动人…… 　　“连年有余”，创意新颖，构图随意大胆：外型是荷叶荷花上置一条大金鱼。以莲、鱼喻连年有余。妙的是金鱼戏绿水草。（也比喻玉）。莲叶下又斜出一段莲（寓意连子）。此灯看似鱼、荷随意叠放，却已表现了惠城的习俗与百姓希望，构思新奇。 　　“九莲献瑞”，结构严谨，主题非常鲜明：全灯底色金碧辉煌，衬以红与粉红的精刻图案。六棱柱形的主灯开窗三面，内各画民间故事“麻姑献寿”“金童献宝”等三幅精细彩画。主体灯上下面各饰双、单层三角形檐牙，上边又置飞檐，高挑九盏上大下小的伞型小金灯，再把这主体灯置于大莲花上。围绕大莲花四周，有九朵生机蓬勃的小莲花盛开。整个花灯给人瑞意无边、吉祥幸福之感。 　　中秋与元宵前后，是惠州买卖花灯的旺季。清末至民国时期，很多商店及一些有钱大户人家都会在门前置大灯笼或花灯等，家宅的天井走廊，大厅挂花灯、特别是走马灯，更多人挂。一般百姓买灯多是给小孩玩。高档的花灯有卖到五、六块银元的（一块银元面值一元，当时贫苦人打工一个月也是二、三银元）；简单的，港币二毫以下。解放后，商店不兴挂花灯，却满街通巷都有人卖六角灯笼、荷花灯、圆角形摺叠灯等，这些主要供小孩玩的灯，五十年代初期每个不超过二千元（即现在二角），六十至七十年代也只是四角钱左右；八十年代上升到每个2元至4元，九十年代初市面上已很少见到手工制作的纸花灯，代之的是以各种塑料、丝绢、化纤等现代材料，以机械生产的各款灯笼，一般比纸烛笼小很多，用于作纸灯笼照明的蜡烛与油灯也多改为电池灯泡，每个售价二、三元至几十元一个。至于佳节或庆典用的大型花灯，制作也多数选用现代材料，特别是照明方面不但用电灯，有的还用声光、激光等新电化设备装置。 　　四、纸扎艺人 　　惠城专职的纸扎艺人，清末有30多个，各行各业的业余纸扎“玩家”也不少。专职者皆以扎拜神应节的纸人纸马等为多，到中秋、元宵、春节前后才大量扎制风筝、花灯面市。其家居即是店面与工场，忙时一家老少齐上阵破竹、削竹、扎竹架、糊纸、剪贴、涂色描线等，忙得不亦乐乎。有的纸扎店客人订货较多，也带一二个年青的亲戚学艺帮手，大多是“父子兵”或家庭门店（即父子、父女为主）。货多时，上学的子女或做其它工作的子女、老婆一回到家也要帮手做，人称“家庭兵团”。家居离大寺、庙观近的则又常带着半成品到这些地方扎制，顺便卖已扎好的一些，剩下的“货”收工时带回家去。早来晚归，中午家中送饭，晚上扎些竹骨架等。这是一部份纸扎艺人的“工作程序表”。因这些寺庙人气旺、生意较好。花灯、风筝做好后，也有好些纸扎艺人把它们交到锣鼓店、文具店代卖。 　　近百年来纸扎工艺一贯都靠手工操作，因此行业工艺较繁多，制成品价格也相对其它行业平稳，获利较微，每年的要货量也难以保证，它是附属于社会的不足轻重的小行业，故纸扎艺人无法购机械大规模生产，经营者多以解决一家人温饱为目的，无其它非份之想。又因其产量受社会安定与否的制约，故多数人持“做日和尚撞日钟”的人生态度，部份艺人甚至告知子女不要“承父业”。纸扎行规也很开明，教徒弟没有定死二年或三年才转师傅的规定，学者手艺熟练即可单独操作全过程，老艺人也没有死守技艺秘密或传子不传女之类的规矩……干这行的一般认定鲁班是其祖师，每年拜祭一次。 　　纸扎所用的原料，一般在城区皆可买到(包括去卖菜的市场买竹，去文具店买扎纸、纸张、颜料等)。成品大多在本地销，有时观音诞（九月初九、九月十九、九月二十九日的农历时间，好些寺庙会大操朝拜、打醮之事，平山的九龙峰谭公庙、罗浮山的冲虚观等有时亦会来人订购纸扎品），成品亦会销售到附近的县、区。 　　惠城纸扎艺人的队伍解放前变动较小，在陈济棠治粤期间、年，人数较多，近20人。其它年份则是有减无增。至解放初期，剩下的只有老一辈的邓流明、钟良等不足10人。年，纸扎又较为兴旺，扎制龙凤、狮子较多，西湖也曾举办过花灯展，年节也举办过舞龙舞狮大巡行。以后运动不断，对纸扎艺人冲击不小，除原有的一些老艺人外，已无接班人，有很长一段年月，这残存的专业艺人也因众所知道的原因而远离纸扎。至于纸扎的用途，也从原来侧重于迷信、装饰、喜庆等功用渐转为喜庆的多。现在，纸扎业已日渐式微，基本没有专业的纸扎门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