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上古水神悠梦依然 悠梦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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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谱写华夏上古神系,世界神话均起源于非洲?
新华网上海9月12日电(记者俞菀)“春神”句芒与“爱神”丘比特有何渊源?地藏王菩萨与冥王哈迪斯又有什么关联?近日,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朱大可,推出20余年学术研究成果《华夏上古神系》,试图寻找世界神话的共同“母体”。
通过跨学科比较研究,特别是语音学、符号学与文献学的相互印证,朱大可认为,人类的上古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或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考证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比较具有原创性的学术发现。相关论文已陆续由《文艺争鸣》《学术月刊》和《学术争鸣》等核心期刊发表。
“世界是多中心的,人类的不同文明会相互影响渗透。”朱大可说,但是,多项证据表明,公元前600年前后,发生了第一次全球性的“人类精神认知觉醒”,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前,神话的“原型”,或者说“母体”已然存在,“至今流传而来的各国神话传说,就好比‘原型’基础上的裂变,在不同的地域上变化生长,通过本土性的再创造,出现全新的文明体系。”
例如,朱大可概括出了世界神话“原型”中的“三元神”:水神、地神和日神。其中“水神系”是最古老的神系,可谓创世时代的“元老”。而经过考证后他发现,各国神话体系中,水神名字的词首音素,均是上古发音“N”。
例如多贡神话中的水神诺莫(Nommo)、埃及神话中的努恩(Nun),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奈雅德(Naiad)、希伯来神话中的诺亚(Noah)和中国神话中的水神傩(Naal)等等,朱大可说,“因此,‘N’也就成为了世界神话中水神‘原型’独特的音素符号。”
由此追溯和引申,朱大可认为,中国的先秦神话也有着大量的外部“原型”,先秦神话人物及其故事,可以通过在其他文明体系中的关联性印证,而变得更加饱满与开放。
“例如中国先秦神话中的伏羲,与印度吠陀文明中的神明伐楼那(Vouruna)有着许多共同特征。”朱大可说,比如上古发音拥有同样的词首音素“V”,都主司雷雨冰雹,象征秩序的守护者等等,“而先秦神话中的春神句芒与爱神丘比特、印度神迦摩,上古发音拥有同样的词首音素‘K’,且都掌管着万物繁殖和延长生命等重要权能。”
相比于传统研究方式,朱大可采用了跨学科的多元认证系统。“涉及考古、历史、文献、符号、人类学等多学科体系,逻辑上不是孤证,而是通过多通途交叉论证,使得结论尽可能经得起推敲。”朱大可说。
在此基础上,朱大可描绘出了华夏上古神谱,包括盘古、女娲、伏羲、祝融等8位主神和西王母、嫦娥、后羿、句芒等12位辅神。并提出“亚洲精神共同体”的概念。
“尽管如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着巨大差异,但却有着相似的远古精神文明起源。神话作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其在各国的产生并非‘固步自封’的结果,而是经历了开放、吸纳和兼容并包的过程。”朱大可说,本项研究的最主要意义,就是寻求打破文化对立的突破口,寻找人类文明的“最大公约数”。
[责任编辑:姚申剑:上古耳朵崇拜及共工防风氏御龙氏
&姚申剑:上古&&&
很多文化中都有耳朵崇拜的现象。在人类最古老文化的所在地非洲和南亚,很多原始部落、半开化族群都有穿耳加撑坠物使耳垂被人为拉伸的传统,这类风俗即使在他们陆续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也依然多数存在。如同缠足、割礼,拉伸耳垂的行为似乎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没有半点利益,就是从美学上来说大概也不符合人的天性,只是因为文化认同而长久存在。
《山海经·海外北经》:“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使两文虎,为人两手聂其耳。县居海水中,及水所出入奇物。两虎在其东。”《山海经·大荒北经》载:“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强。”“有牛黎之国。有人无骨,儋耳之子。”聂耳国跟儋耳国应该是同一民族的异名,他们都挨着无肠国。而且不止北方有部落以“儋耳”命名,在中国南方也有。《山海经·海内南经》:“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离耳”与“儋耳”,皆是汉语以其习俗状貌命名之,其貌亦近,其名亦通,并无太深内涵。“离耳”在黎族世居的海南岛上,汉元鼎六年内属,称儋耳郡。《》:“,。,,。”除了儋耳郡夷人,南方某些其他古代民族也有“儋耳”的习俗,《··》:“”从古书的描述来看,儋耳等族群和现在仍可见到的一些原始族群的拉耳现象应该十分相似。
南海和北海的儋耳(离耳、聂耳)部落,习俗接近,或许在文化上有一定关联,而非风马牛不相及也。《禹贡》岛夷、鸟夷广布中国沿海,《庄子·逍遥游》寓言中北溟与南溟扶摇可接。马牛不可及,鲲鹏可来往,鲲鹏或为岛夷鸟夷图腾也。《·》:“”岛夷除了渔业,主要以大规模经商贸易为生。“杨越”发音接近“医巫闾、杨纡”(《周礼·职方》:冀州薮曰杨纡)、“阳纡”(《淮南子·墜形训》:秦之阳纡)、“滟滪、瘿陶”,这些地名的散布或许与岛夷的远方经略有关,所以在《货殖列传》中专门提到“杨越”。牛黎国有“无骨”(可能专指耳垂)的“儋耳之子”,“离耳”的“离”和牛黎的“黎”说不定和黎族的“黎”确实相关(类似于新西兰与荷兰在地名上的关联)。
从原始文化发展而来的不少早期文明都有大耳崇拜,虽然他们或许不再那么无知地对凡人进行拉耳。佛教中佛、菩萨的塑像都是大耳垂肩,这还被看作释迦牟尼的八十种好之一。中国道教的教祖老子,单名叫“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摐。”这个“李耳”和“离耳”真是巧合!老子字“摐”,摐者,敲击乐器也,以“振聋发聩”,与“耳”相关(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近似之)。老子号“伯阳”,“伯阳”与“伯夷、番吾、番禺、鄱阳湖、濮阳、伯岳吾、伯颜、白洋淀”发音接近,上古华夏人名地名用“伯阳”做词素的很多,如“伯阳甫、伯服、伯阳、波阳”,这些名字说明华夏与岛夷及北狄文化相关。“巴彦”与“伯阳”音近,在北方民族语言中是“富裕”之意;而汉语中“播越”一词,则包含有不同文化的纷争之意。老子又名老聃,“老子、老聃”都是尊称,参考诸子百家之立言立名,唯奇怪老子不姓老,不知老子的“老”和哀牢、辽、老挝之名是不是有相同语源,如果有,就更说明道教是东亚土著的传统民间信仰(另有老莱子也是老子之说,莱夷跟岛夷相关也)。《解字》释“”:“。。。”““”,,。”这大概是从“但”和“只”这两个副词的角度来解释的,很多虚词在造字之初有实词含义,只是从字音不从本义的“假借”用法用久了,才变成了虚词。“但”字可能与“疍民”有关,《说》中没有“”字,但很多古籍说:“”与所谓“”意义相关,汉字“帝”最早是指“天帝”(上帝)或“天子”。“”和“祇”或可通假,《说》释“”“”这里指“祇”是“子”在某些汉语方言中和“”同声,“子”在古代是对人的尊称,可能就跟神祇崇拜有关。老子的称号和名字都跟巫教的神祇崇拜有关,并且留下《道德经》五千言,也难怪成为道教始祖(颇合乎“提出万仙”之意)在古汉语中“耳”字也因为“假借”用法变成虚词,常用在词尾句末,这种用法最初可能和“讨论、说道、辩道”有关,是用在语气停顿时的,毕竟谁也不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打停顿。因为单用“耳”这个音节语气容易虚化,所以“耳”一般在口语中加上一个音节,成为“耳朵”这个词。
:“”·:“”《说文解字》释“帝”字:“”汉字“帝”体现了神的谛“听”:“”汉字“聖”体现了有道之人的“聪”明。以此之故,“重耳、耳”是先秦时期中国人常用的美好名字。《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臂。”这里的大人,大概就是“神明”或“圣人”的意思,而不只是身体大,汉语中“大人”就是对尊长的称呼。“波谷”发音接近鹁鸪、布谷(鸟夷崇拜对象?)、不谷、薄姑、仆固、蒲甘、勃固、伯克、拔野古、、布干达、等特殊名词(另外也接近上面老子的名号“伯阳”),这些名词是远古常用的表示“大人”的词汇,在上古汉语中帝王常用“不谷”为自称(这个词应该是起源于夷狄,在汉语中“不谷”为谦辞,具有贬义,则体现了华夏与夷狄的文化冲突)。最后一个字“耳”字可能并非“臂”字的错讹,而确实是原文,后世之人不明究竟,以张着大耳朵为怪异,只觉无理,所以想改成“臂”。那么真有张着大耳朵谛听世间的“神圣”吗?
任何宗教都是要向神明虔诚祈祷的(即使是无响动的心声),则神明必须得“谛听”,而且听力必须得好。在原始文化中往往把听力和耳朵大小联系起来,莫非在特别荒远的古代,真有什么大耳朵的神明,以他们神力的显现,获得了原始人群的崇拜,并导致了后世的效仿?
基督教的圣父圣子说法,类似汉字“帝”的本义;伊斯兰教“先知”的说法,类似汉字“聖”的本义。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属亚伯拉罕系宗教,向唯一的神明“上帝(安拉)”祈祷是对教徒们必不可少的要求。
祈祷也是佛教徒最重要的功课。“南无阿弥陀佛”是汉地佛教最流行的一句祷告语。中国人最敬奉的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其名号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听取世间一切音众生一切。道教的“渔鼓道情”继承自萨满教的神鼓和庄子休的鼓盆而歌,从“渔鼓”之名可见岛夷文化之遗传!道教音乐大概是国粹梆子戏的原型,其中包含了民间许多传统文化的精髓。
演讲是“闻人”们争取信徒的重要方式,人言为信,耳听为虚。致虚极,守静笃,庶几可以得道也。宗教之争,学问之争,往往就是争夺“听众”。听众虚其心,方可以受教也。唇枪舌战,时常会演化成刀斧之争,耳提面命,一般是出自于苦口婆心。门户之见,是非之辩,综观古今中外,莫不沸反盈天——不知天帝作何感想?或许这就是人类智能、生产力和社会进化的动因,“和而不同”,总比“同而不和”好得多!
庐山以区区匡宇,不过九州一弹丸,因为挨着鄱阳湖这个名字跟岛夷圣地“波谷山”近似的地方,而成为各个宗教的圣地,良有以也!
大概因为耳朵有很重要的文化意义,所以有些作为图腾的兽类,也竟然以耳朵来命名,或者是“耳”字被虚化成为命名动物的一个后缀词(类似于“子”:耗子、蚊子、黄皮子;“虫”:长虫、大虫;的:吃的、喝的、用的;头:丫头、添头。
老虎耳朵背面有黑斑,“黎”有黑色的意思,“黎耳、离耳”谐音“李耳”,《康熙字典》释“耳”字有一条:“”黑色又称玄色,在某些宗教中意义很大(如道教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印度教崇拜黑天,伊斯兰教崇拜黑石),《山海经·海内经》:“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有赤胫之民。”这里记载北海有玄虎也就是黑虎,所以“离耳”大概是单纯以耳背之黑或以耳为后缀词来命名老虎的。《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曰騊駼。有兽焉,其名曰駮,状如白马,锯牙,食虎豹。有素兽焉,状如马,名曰蛩蛩。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这里的“罗罗”大概也是“黑虎”的意思,四川一带以青为黑,“青兽”则为“黑兽”也(“耳”为后缀,则“黎耳”即“黑兽”)。罗罗也是主要分布在四川西部的彝族人的自称,中国西部有些民族有黑虎崇拜、白马崇拜、白羊崇拜、白狼(白兰)崇拜,可能一部分跟远古北海民族的西徙有关(家畜多是从西部传入,初民认不清,所以描述起来不很准确)。如果“李耳”词义模糊而成为了老虎的通称(别名),则中国传统文化“四象”中的西方白虎可以说成“西里尔”(白皮黑纹,则对应书页文字也。有人之名雷同,纯属巧合)。“儋耳”(离耳)属于“杨越”,“杨越”发音也接近“揜于”,这可能是北朝对“虎”的称谓,则“离耳”(黎耳、李耳)部落可能也是跟虎崇拜有关的民族,则白虎可以说成“白揜于”,这又跟上面说到的“伯阳”发音接近。人类自古以来不断进行文化融合,语言可谓尽录其妙。言闻于上帝,上帝焉不察!《圣经》所谓先民造巴别塔致使上帝变乱人类语言,只是毁灭了部分“闻人”的狂妄,实际也不会完全抹去之前“大同”的痕迹的。
黄帝是有熊氏后裔,对熊的崇拜也是远古人类尤其是有萨满教信仰的北方民族的重要图腾崇拜。世界上有数种熊类,毛色以黑色的居多,另外也有棕熊、北极熊,分别以棕色和白色为主。黑熊和棕熊在中国分布广泛,北极熊因为地处北极,较少为古人遇到(古书中的白熊可能是白化熊类或大熊猫)。汉语“熊”特指黑熊,棕熊称“黄熊、人熊”。棕熊在汉语中还有一个别致的名字,叫“罴”。欧洲因为没有黑熊,所以他们通常所谓的熊就是棕熊(或北极熊),也就是“罴”,西欧很多语言和阿拉伯语对棕熊以及俄语对北极熊的称呼,主要词素就是“罴”(更接近的是“罴耳”),可能与汉语的称谓是同源词。中国的棕熊在地理分布上以北方和西部高原为多,在远古可能不常见于中原更无论南方了,华夏族早期和北方交往频繁,所以汉语“北”可能和“罴”有一定的语音渊源。中国有很多地名,如熊耳山、辟耳山、卑耳山、皮氏县、皮山、贝尔湖等等,可能都是以黑熊、棕熊、熊猫(或样子像小熊的水獭等动物,属于语言的衍变)这些有熊氏的图腾为词源的。熊耳、辟耳、卑耳、贝尔等地名,其中的“耳”(尔)既可能是“熊、罴”的后缀词,也可能地名包含复合型图腾崇拜,把熊罴崇拜和耳朵崇拜给结合起来了。
同样地,马有叫“绿耳”的,狗有叫“黄耳”的,可能都是这类词汇。《康熙字典》“耳”字有一条释义:“”匈牙利语和俄语中的“马”的发音接近汉语的“驴”和“骡”(意大利语和希腊语中“马”的发音之关键音节也是),也自然接近“绿”的发音,中国上古的良马正是从这些印欧部落传过来的,则“绿耳”就是“马”,是以异族语言“马”的发音加上汉语后缀“耳”形成的一个词汇。后人不解,因为毕竟没见过绿色的马耳朵呀。而骏马被叫做“驴儿”,也是因为那时驴更稀罕,古人对于这些家畜的性状也不太了解罢了。《康熙字典》“耳”字有一条释义引:“”中国古代家犬毛色以黄色为主(土狗),“黄”有时特意指代“猎犬”(如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有句:“左牵黄,右擎苍。”),特别有意思的是,英语“hound”(猎犬)与汉语“黄”的这个义项音义雷同。所以“黄耳”既可能是用耳朵来指代家犬(外国犬种“hound”很多是毛色驳杂的,以黄耳为特征),更可能“耳”就是一个表示物类的后缀。
耳朵以其“耳蜗”的形象,可能成为指代洼地的词汇,尤其对于形状像耳朵的湖泊,并进而跟水联系起来。·:“为”·:“为”《:“候。”“坎”和“肾”在哲学、生理学上均与水有关(而且肾的形状也和耳朵接近)。用于具体地名也一样。中国云南大理的洱海,就是一个例子,古名“叶榆泽”;还有新疆的罗布泊,也是大耳朵形状(古人或许不知,只能看出其是洼地),古名“泑泽”。“叶榆”和“泑泽”发音接近英语“ear”(耳朵),“ear、叶榆、泑泽”和汉语“耳”很可能是同源词汇。突厥语中的“耳朵”(音如“库拉克”)和“湖泊”(音如“沽勒”)发音比较接近;维吾尔语“坎儿井”发音如汉语“坎耳淄”。泰语和俄语中耳朵的发音都类似汉语“湖”(河、浒),或许也有与汉语可以对照的某些语源关系。
泰语“耳朵”发音如“虎”,与汉语中老虎又名“李耳”可交叉对照,这也是古汉语记录方言、译语音义驳杂的表现。泰族在中国古代属于西南夷,继承了“离耳、儋耳”文化是很正常的现象。
俄语的“耳朵”是“”,发音如“呜呼、乌合、蛊惑、”,汉语有“耳食”一说(·:“,,,,,。”《》:“,,。”),“乌合之众”指被蛊惑的大群人,俄语非常曲折地让汉语词汇音义相关——至于乌鸦集群之说,乌鸦呱噪,必扰人耳,仍是巧合!“蛊惑”也跟古汉字“聝”发音接近,《说文解字》释“聝”:“‘。’”相对于首级数,用耳朵数来计算杀敌数,是中国古代战争中一种记录战功的方便手段。斯基泰人(塞人——边塞之人)也有类似风俗,斯基泰人大概是俄罗斯人的先祖。五湖(太湖,形状也似耳朵)、芜湖、武汉这些地名都很接近俄语“耳朵”,俄语的“”(湖泊)发音更接近汉语“泑泽”,明显可见俄罗斯和中国古代风俗和语言的某种共通源头,说明俄罗斯可能就是中国远古鬼方部落的一支后裔。
“耳”作为古老词汇,不止在汉语中发生演变,如果被其他语言借用,则在其他语言中应该也会发生衍变。如突厥-蒙古语的“斡耳朵”,很类似汉语的“耳朵”的发音,不过跟耳朵没有什么关系,是“宫帐、禁卫军”的意思。类似的还有发音接近“斡耳朵”的“倭堕”,在汉语中似乎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词汇,不知是否与异族文化(或古老而衰微的本族文化)相关。但这有无可能是远古有耳朵崇拜的民族如“儋耳”遗传的词汇和文化呢?记载:“,”,这就与游牧民族的祖居地联系了起来,按理不该在后世没有一点儿文化上的反映。头发和耳朵是拱卫脑袋(首脑)和使之得到信息的身体组织,如果扩展为政治组织,确如保卫大汗的宫帐和禁卫军一般,所以“斡耳朵”或许就是“耳朵”的衍生词。
据说李姓源自于“大理”这个官职,始祖皋陶。皋陶“”,,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法官,这就必然跟“呈”、跟“耳”有关(文字还不流行的时候审案更基于口述耳听),“”。“”“”,注意“王”字和老虎额头斑纹的象形关系,而法律也正需要老虎的威严。皋陶又名“大业”,后世大概也会成为氏族之名。“大业”在某些古语中发音接近英语“tiger”,台湾的泰雅族及很多南岛语系民族名如班达雅发音类似之,某些原始文化的雕题文身或许是模仿虎纹、鳄鱼纹的图腾崇拜。老虎又名“李耳”,“”因此李唐之祖先被鲜卑赐姓“大野”,其姓实际也自理官皋陶之名而来。
《周礼·冬官考工记》:“韗人为皋陶.长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广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长八尺.鼓四尺.中围加三之一.谓之鼖鼓.为皋鼓.长寻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良鼓瑕如积环.鼓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鼓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而制定让“”,是用在鼓乐中的,这种鼓乐不只是娱乐,还有军事和政教用途·类似、大鼓书、花鼓戏、梆子戏、等,,如萨满教的鼓就是巫师通灵的法器。意义“”春秋时代北狄有以“鼓”为国名的;东南亚也是统治者们的重器
北方“”“”“”“”“”的“”“”
“”“”“”。远古时代“”“”。“”随后成为父权制社会的姓氏“”“”“”并却之理,以-来判断世事之正非“”,这也是儒家最推崇的时代
“、”“”(等新旧风俗),“··”(后世或者把母系得来的姓去掉了,或者就干脆把“李耳”作为家族姓氏),因为“耳”是可以虚化的音,所以就转化成了“李利贞”(汉语音节数量并不多,汉族人名只习惯用一两个音节,而且封建礼制避讳严格,所以汉字的不同对于标识人物的时代和辈份很重要)。对于传说中的人名,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很多不同名字都会追溯到某个名人身上,当然名人得到不同尊号的机会也确实多,结果使有名者越发有名,更多人愈发默默无闻——名字资源有限,也是会被垄断的!青史留名,不是容易的事。
老子所在的楚国,其早期文化习俗和华夏有很大的不同。西戎北狄习惯于四个音节的名字,历史上的复姓很多出自北方民族,现在的藏族人名也多是四个音节。这一点在楚国早期也存在,比如春秋时代楚国令尹子文叫“谷於菟”。扬子《方言》记载:“,,,,。”楚人称老虎为“於菟”,称乳为“谷”,子文名为“谷於菟”,或许因为家族有虎图腾,故以“虎乳”名之也(语序和华夏竟然不同!)。注意谷於菟出生后的遭遇和北方民族很多圣童神话是很类似的,或许说明了楚人与北方民族的文化关联。谷於菟的名字就很特别,不像规范汉语,如果不是汉语要拆字解释词源来记录这位名人的出生神迹,大概就给简化成类似“虢、孤涂”这样的名字了(史书上记载的楚人之名多数很华夏化,可能就是利用了汉字的约记功能)。夷狄以射箭为能事,这一点在楚人的基因里特别有遗传,楚王熊渠和楚将养由基都是神射手。楚人与西戎关系更密切,楚是周初封国,楚王祖先是周文王的老师鬻熊,文王乃商之西伯,鬻熊之居应不远也,且天子分封功臣不必择其故土。《春秋公羊传·昭公十六年》:“楚子诱戎曼子杀之。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诱,君子不疾也。曷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明显把楚人与戎狄等量齐观,事件虽大,史家也只简要记录。楚人能诱戎曼,二者或有同质之处,《春秋公羊传·哀公四年》:“晋人执戎曼子赤归于楚。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归于楚何?子北宫子曰&:‘辟伯晋而京师楚也&。’”春秋末期晋国和戎狄虽然战争不断,但是相互关系还算尊卑有礼,但就是这样,西戎还不愿意尊奉晋国为老大而认楚国为“京师”,这更说明了楚国和西戎的同源关系。若用楚语解匈奴语“撑犁孤涂”就是“天乳虎”(天生胡);突厥语“ottoman”(於菟曼、乌氏曼)最初的意思大概和黑虎崇拜有关,现在西羌后裔土族仍有於菟舞;蒙古语称老虎为“霸耳(思)”,“霸耳於菟”大概就是蒙古语“拔都”的辞源,这也是汉代中原一带对老虎的称呼——“”——,并与汉语词汇“跋扈”、“虎贲”同源别脉。方言一般都存古,在先秦时代,华夏黎民说话的语音语调可能比后世复杂(即单音节的汉字可能对应记录着多音节的词语)。“李耳”是楚地方言“虎”的意思,作为图腾以至姓氏很正常,后世“汉化”就转化成了“李”,所以“”这样的名字在楚地一点也不奇怪。类似哀牢,有虎牢一词,那么“老子”的称呼或许还有这样转化的可能:虎牢——老虎——老聃——老子。当然万变不离其宗。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於段干。”后世的李氏和段干氏乃至段氏,于此微言大义中有了不解的关系。
战国初年的魏文侯曾有一干著名的臣客,其中李悝和段干木才华出众。李悝著有《法经》,应该是参考“”“”推陈出新的产物。“,,”从这一条可以看出起码算,不论这两位名人是否为老子的后代(可能性不大,因为这几位都是名人,史书却没有记载他们有亲属关系;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史书毕竟不是家谱,不会为无关历史的细节浪费笔墨),他们和“离耳”-“”必定
“”“巧合”“”这类似“”“”地区“”与起源中“”。曾“”“”等专用名词。些(从某种意义上可谓“老子化胡”也!可能还不止八十一化呢!)
“”类似“李耳”之称也,所以活了的“”。,。并且都有道家思想,“”或许之名《·》孔子尝曰:“”
姚申剑:(原题:)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在神话和历史传说里把自己的祖先归宗于“大人”(或“巨人、伟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文化现象。
《圣经·创世纪》6·2:“”6·4:“。,”在古希腊神话及世界其他民族的很多神话里,都有类似故事可以给这几句话做注解的。据中国的古史传说,伏羲和弃这两位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分别是其母亲华胥氏和姜嫄踩大人足迹(或许就是交合的委婉说法)而怀孕生产的,这无疑使中国的远古历史蒙上了神话般虚幻的色彩。任何历史和传说都不可能是凭空想象的,揭开神话的面纱,里面肯定有着远古的巨大秘密。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巨人族叫“防风氏”。《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会稽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於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於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还有)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在《国语·卷五·鲁语下》也有同样的记载,只有若干通假字的差别。如回答“防风何守”的这段话为:“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
防风氏是巨人,孔子在说到这个民族时,提到了一个用作对比的“僬侥氏”。那就先说“”,这是一个可以称为“矮人、侏儒”的民族。古今中外常见有侏儒症患者,他们是否与远古“僬侥族”有遗传关系是不确定的——僬侥族当然不会是病态的,但是如果与普通人通婚,可能因为双方基因差异较大导致后代出现病态性状。既然孔子拿“僬侥氏”做参照,说明这个民族相对于巨人防风氏来说,可能更加为当时的人们所熟悉吧。小矮人几乎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古代传说中存在过的一个种族。“僬侥”发音非常接近“爪哇”,而接近爪哇岛的佛洛勒斯岛曾经存在的(在印尼上生活超过百万年,但在距今17000年前突然消失),遗留的化石显示其身高是很类似孔子说的僬侥的身高。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古人提到的僬侥氏,在当时世界应该有现实的依据。中国的《山海经》等古籍是上古时代人们经过广泛的地理考察和对道听途说深入进行格物致知后写出来的著作。孔子知识渊博,信而好古,必定是经过辩证分析得出了比较切实的看法。
中国远古地理奇书《山海经》有好些章节提到了“大人”这个民族。
《山海经·海外东经》:“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
《山海经·海内北经》:“大人之市在海中。”
《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
《山海经·大荒北经》:“。,,。,。”
这四章都提到了“大人”,从这些文句来看,所指对象大概相同或至少相关,“大人”应该是一个航海民族或相关神明,在中国东部沿海南北广泛活动(海上仙山神话可能因此而来)。特别是《大荒北经》的记载,很有意义,因为“大人”的姓氏和孔子提到的防风之神的守山者(汪芒氏的别称,由演变过来)之君是同姓的。在《大荒北经》中还记载了离“大人之国”不远有“附禺之山(颛顼所葬)、胡不与之国、不咸山、肃慎氏之国、榆山、鲧攻程州之山、衡天山、先民山”等地。“附禺”和“胡不与”发音都接近“封禺”和“扶余”,所以孔子提到的“大人”也就是《山海经》提到的“大人”,而“扶余”从汉字意义上也可理解为“大人”。扶余和肃慎是东北夷民族,《说文解字》释“夷”字:“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说明“夷”字会意上也有“大人”的意思(若自称为大,“夷”大概就是“也可、爷”),与《山海经》提到“大人”在中国东部的广泛存在是非常切合的。“不咸”这个山名,发音接近“包牺氏”也就是“伏羲”,《帝王世纪》言及曰:“。”皇甫谧不解《易经》说“帝出乎震”的原因,但根据帝德和五行的传说指出其“首德于木”,这或许与木船是“大人”的航海工具有关(震:giant——震旦)。而“肃慎”这个族名,发音非常接近“夙沙氏”这个中国最古老的煮海制盐部落的名字,“不咸”之名和盐、雪是很有关系的,可能这就是长白山见诸文献最早的名字,也跟夙沙氏的迁徙有关。《·》:“,。”:“,。”说明夙沙氏是大庭氏的最后一代,失国后其统治阶级可能会逃亡——然后原夙沙氏部落可能被神农氏家族的人统治,这可能是宇文、契丹等民族的源头。《帝王世纪》:“、”可能是逃亡的“大庭氏”遗族原“夙沙氏”用“不咸”和“肃慎”两个名字来纪念祖先的“包牺”王号和“夙沙”族号以便用于祭祀婚嫁之礼。“榆山”可能和医巫闾山、临榆关(山海关)等地名有一定联系,“程州”可能和陈州(太昊之都)、建州等地名有一定关联,“衡天、先民”可能和恒山、鲜卑等地名、族名有一定关系(春秋时代晋国设立三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右行将官的名字对应后世屠各-突厥-朵甘,左行将官的名字对应后世鲜卑、暹罗、山姆,“先轸”《左传》又作“原轸”,且为元帅,后世鲜卑乃以“元、原”为姓氏,真是巧合!晋国的文化实际是华夏和戎狄共同创造的,晋国的地名、族名多半在后世戎狄中广泛存在,估计匈奴的制度就是拷贝晋国的,所以汉朝的中行说没有牵挂地就做了匈奴的军师)。从这里可以看出包牺氏(伏羲氏)在中国文明中起到的奠基者作用。后世东胡系列民族习惯把领袖叫“大人”,而作为东夷,喜欢自称“大”,把自己的部落也叫“大人”,相沿成俗就是“达达”(泰坦、大庭)。可见“大人”崇拜是一个普遍现象,有很深的语言文化内涵。
“包牺”既是朝代号也是王号,“大庭”乃是朝代号,“夙沙”乃是氏族号,这是中国远古就具有复杂礼仪文明的文化证据。考古证据可见用玉、刻纹上的等级制度,以物配人,符合“人工”之理(而非自然之道)。因为历史研究上的进化论和传播论,很多人从考古发掘的文物来判断,不敢认同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的高等文化在史前几乎是同步而起的。可是单纯以考古所见的物质文明判断先后,岂非失之于以人配物也。最初培育各地文明萌芽的“大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神”是物质上的宇宙空间辐射,还是精神上的外星灵魂转世?或许和质能联系方程或光的波粒二象性一样,宇宙信息的组成形式和活动方式,都是由能量推进的永恒的运动。精神离不开物质,物质离不开精神,精神是依赖于能量的信息活动方式,但至今不能由人们用物质和能量来模拟,因为人们所见的一切真理,都不过是客观的相对存在,人们坐井观天知识必定有限。拜物教肯定荒谬,但抽象的神明是物质的表现(所谓造物主),还是精神的表现(所谓“空”)?
由于各民族对神裔-大人进行崇拜的关系,政治和文化领袖可能被看作“皇帝、天子、天师、阿波罗”(Apollo、emperor、婆罗门、普罗米修斯、亚伯拉罕、阏伯、伯乐、缚娄、薄洛、于扶罗、波洛伏齐、孛尔只斤……)、和尚(河上公)、天使(angel——安期生)、萨满(仙、汕、羡门、厦门、沙门、山姆)、真人(发音也接近giant——巨人、king——金人),即使是犹如天威发作一般充满破坏力的夷狄也可能被看作“天骄、上帝之鞭”。根据很多民族的神话传说,神明创造现代人之前是各种巨人的时代,巨人们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如现代人类计谋多端更有智慧,所以上帝假手自然灾害和新创造的现代人类消灭了那些巨人。最奇怪的是无法从科学角度论证巨人族能够存在,巨人的化石确实也没有发现(案:又发现,见《》、《》),莫非他们真是神的儿子,被回收了?只留下神的飘逸,神的传说!反正真实历史上的“大人”,很多就是有“大人”崇拜的民族对其领袖的称谓罢了,当然“大人”由于遗传因素和饮食营养的关系,身高可能要超过常人一定比例。战胜“神裔”使得人类自信心膨胀,很多民族自古就喜欢“与神角力”,既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又妄求人定胜天,这样的民族必定欲壑难填,这大概是《圣经》中的上帝和中国神话中的神仙都不希望欲望充斥的凡人取得神灵那种不朽的生命和伟力的原因。这又不得不使人疑窦丛生,上帝创造这一代聪明有智慧的人类又是为了什么呢?肯定不是为了做宠物欣赏(虽然对于亚当夏娃他确有此意,爱宠物之心,人神皆有),大概就是为了我们的今日文明和我们的未来吧。但开发了资源,破坏了环境,减少了物种,又比原生态的地球、比伊甸园好多少啊?谁知道呢!
防风氏别称汪芒氏或汪罔氏,“汪罔”发音接近“汪汪”。“汪汪”可作拟声词,形容狗叫的声音,这和“狄”字有异曲同工之妙,犬崇拜在很多民族(如古埃及、北欧等民族)尤其是中国古代北狄民族中很有意义;对于北中国来说,西北风最为强悍,可以象征天威,西北方在十二生肖中乃是戌位,属犬,所以古代风神曾经以狗的形象来表示,故飙字本作,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如此亦不奇怪英语“god”一词可能与汉语“防风氏”(风伯、大人)有同源关系。“狄”的异体字“杕”,从大从木,似乎也与“包牺、大人”相关。“汪汪”可作形容词,形容水满的样子,本义与洪水和海洋有关,“杕”亦通“舵”,这和上面提到的“大人”在东海的广泛活动有一定关联,另外还可能指示防风氏与共工氏有同盟关系。“防”与“庞、彭”音近,应可以通假,如《世本》记载豕韦氏防姓,《国语·郑语》记载豕韦为彭姓,二部史书所指对象乃是同一时代的氏族,所以“防”与“彭”通假,“彭”有大的意思,则“防风”也就是“大风”,大风氏部落可能跟尧帝时的洪水和共工氏有一定关系。
尧帝的时候,据说十日并出——“十日”是宇宙飞船,特大流星雨,或者是崇拜火的北狄?姑且从最后一种看法(《墨子》记载尧帝晚年还要北教八狄,可能是调解旧怨),“田”字形可以表示太阳,“鬼”字正好象形以“人”戴“田”,北狄“鬼方”可能崇拜火和太阳,远古政教未分时代,部落领袖就是萨满教大巫,萨满教作法习惯于人神合体,则大部落酋长即一“日”也。十个太阳必定“晃火”人的眼睛,北狄有“晃豁坛”这个氏族,或许其词义有部分来自于此,另一部分词义跟声音有关(十个部族的锣鼓肯定震天动地)。汉语中很多词汇与“晃豁坛”这个氏族名的本义是同源的,如“晃晃、煌煌、遑遑、锽锽、惶惑、谎惑、荒唐、恍惚、红火、哄哄、轰轰、烘烘”。据说神箭手后羿曾经“缴大风于青丘之泽”(《淮南子·本经训》)。或许防风氏和晃豁坛氏曾经联手与后羿作战,这就是“风风(防风、峰峰)火火(晃豁坛)闯九州”也。类似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原始民族比较淳朴,后羿如果连发连中让晃豁坛氏一气儿折却九员大将,凭借那时人们心理上对于天命的畏惧和对于神箭手的佩服,就肯定使“晃豁坛”和“大风”束手就擒了,是故“缴大风”,可能这个“大风氏”后来顺服于羿的部落。羿的部落与益的部落同属于实力强大的东夷,大禹为了建立家天下的王朝,就得拆散益的同盟力量,便借故把大风氏方国的领袖防风氏改换为自己人(一个“防”字,明显也有“防备”之意)。大风氏部落最高巫师防风氏被杀,就是防风氏神明被更换,对于用巫教进行统治的部族来说就是改土归流(改名汪罔氏,被封在封禺之山,守护的是轩辕氏神明:禹的“祖父”——可能是几辈的高祖了——颛顼)。防风氏成为了夏的同盟后,可能后来又成为了羿的后人另一名夷羿的手下败将。夷狄华夏曾经都参与过少昊改换鸟图腾的革新,“狄”做族名与“翟”可通假,“翟”字就跟鸟图腾有关,而上面提到的“十日”作乱,太阳崇拜也跟三足神鸟有关,可见夷狄和少昊的文化渊源。渐渐地,因为改换门庭次数太多,防风氏的某些苗裔可能就转为崇拜渊源甚早的“比翼鸟、双头鹰”等图腾(谦谦:恭顺),取两边都不得罪之意并纪念历史。类似地,可能因为被三番两次改换首领,使得封豨部族的苗裔使用了一种新的图腾:首鼠两端的“并封”。《山海经·海外西经》:“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黑。”这简直就是朝秦暮楚的更早版本。不要奇怪,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河改道,人世无常。
后羿这位神箭手真是厉害呀,简直就是“与神较技”,力压魁首!是的,历史上的“巨人”,往往惜败在弓箭或弹弓或枪炮上。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世界上很多传说中的的名字都很相似,以“高、乔、颀”(《诗经》:硕人其颀)、“侉(夸父,)、魁、伏(佛、發、肥、fat)、丕(big)、赛(赛神会)、奕、业(也可)、席(《尔雅》:席,大也)、大、太、杰、敖(《诗经》:硕人敖敖)、隆(long)、赣”(《山海经》:南方有赣巨人)等为主干音节,这些字在汉语中都有高大魁梧的意思。例举几个西方“”的名号:Titans(泰坦或提坦,即大庭氏)、Cyclops(啬咎如,希腊神话中的)、百臂(古希腊语:Ἐκατόγχειρε&)、(阿高誓、阿格斯,古代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位,长着有一百只眼睛)、Gigas(颀高誓、吉加斯,巨大之意)、Cacus(高魁氏、卡库斯,巨型蛛类怪兽)、Geryon(杰隆、革律翁,三头六臂)、(业吞,北欧神话中约顿巨人)、Fomor(佛锚儿、弗摩尔,巨人)、(大拿安,达那神族)、Gargan(高赣)、Cormoran(句摩蚺,鱼凫?)、(高个、古格,首领、元首之意)、,仡佬、獦獠、皋落,巨人,可见这些巨人的名字的意义和汉语暗通款曲,可能是人类共同的远古记忆,莫非在人类祖先还是小灵长类的时候,就记忆并遗传下来当时巨型似人动物或大灵长类如何对待他们的历史?(那我们可得注意,说不定在人类灭绝后,老鼠进化成高智商动物,会把我们形容为某代无尾巨鼠呀!)按照佛教的因果论就更好解释了,莫非是人类灵魂对自己某世转生为微小动物时代留存的念想?
《左传》记载长狄(当时名“”)这几位兄弟的名字可能是“”(柔然)这个族名的来源(大人之国的后代)。“、、、”这几个字在《尔雅·释诂》中都有表示“大”的意思的同音字,北狄可能存在“幼子守灶”的习俗,最后一个“”可能因为是幼子其名字有表敬之义(“缘”和“俨、諲”发音接近。后两字据《尔雅·释诂》表“敬也”)。“侨如”之名,发音非常接近上面提到的希腊神话中的三头巨人Geryon(杰隆),也接近《圣经》中提到的,而且也是有四个巨人兄弟,这真是太巧合了。莫非上帝如同观看电影一般欣赏类似情形在世界不同地域上演的差异?相似的不止这些,Geryon(杰隆)死于毒箭,死于弹弓,而侨如呢,也差不多,败于善射的鲁国大将叔孙得臣手里,犹如“天作之巧合”。
叔孙得臣用战胜的敌国元首的名字命名自己的儿子“叔孙侨如”,多么类似也速该(也速该的名字竟然接近“耶稣”)用他抓获的塔塔尔人首领命名儿子铁木真呀。谁说只有汉族继承了祖先的传统?长狄五兄弟和五兄弟如此相似,说不定“鄋瞒”也是五兄弟的祖籍。“鄋瞒”发音接近“所罗门”,这是打败的大卫(大隗氏,也是中国远古氏族名)给儿子起的名字,莫非大卫也是用敌国的名号来命名自己的儿子吗?
长狄的同胞赤狄据说是炎帝后裔参卢氏之后,“参卢(案:还有三苗)”发音接近“鄋瞒”,说明这是远古华夏和四裔共有的词汇,吴王阖闾的祖父名“寿梦”,名“”,《吕氏春秋》还提到一位叫“索庐参”的人,这些名字应该与“鄋瞒”为同源词。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高丽人被满洲人称为“solho”,巨鹿县至今有地名叫“寻虎”,这些人名、族名、地名可能都跟“参卢”有关,也就是“参卢胡”,对,“参胡”,也是陆终次子惠连的名号,或许跟“索虏、肃慎”有关。可见这本来是华夏族的古老词汇,跟“大人”有关联:孔子被尊为圣人,身材也高;高丽人名字就不说了,有巨人之意,关键据说后羿“缴大风”的青丘也在朝鲜半岛;巨鹿县的地名特别古老,从史前的大陆泽时代就是岛夷的活动场所了。索虏、色楞格、疏勒、唆鲁禾帖尼、苏护、索伦、苏鲁锭、色俩目、锡兰、象林、琐里、苏禄、所罗门、析罗漫、蛇蛮(畲闽)、素可泰、舍利、西西里、撒丁等特殊名词可能都有类似的渊源。“索虏”对于汉族来说是剃发的异族,但中国汉族最具统治力量的儒家文明有一个特殊的民族传统,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犹太人最后一位士师参孙的力量,正是来自于他的头发,剃发与不剃发,看似决然相反,实则在文化上可能同源于“参卢氏”——剃发表示归顺于大人,不敢与神角力,有敬畏自然敬畏神明之义;不剃发表示珍惜神明赐予的力量,不敢懈怠,有敬天法祖替天行道之义。“参孙”这个名字,多么像参卢的子孙的意思可能“”背后,或许也是以色列人从对手那里讨来的名字。
大概因为大卫用弹弓打死了,消息逐渐经过亚欧大草原东传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北狄对弹弓十分忌讳,甚至关系到民族传统。鲜卑拓跋部力微(蠡吾?)可汗的太子沙漠汗(萨满汗、羡门汗?这确实是尊称),竟成为他被谗杀的根由!北方游牧民族较早发明或接受弓箭,所以他们对于死在敌人箭下并无太大忌讳,但是他们对于死在弹弓或枪炮下就很介意,这直接导致了游牧文明的落后局面长久得不到改观,直至近代被西洋坚船利炮击败。(未完)
人类生活离不开水,所以一般都会选择水源丰富的地区如河湖附近建立居址、聚落乃至都邑。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泉水就是自来水,多泉之地最方便提供优质淡水,所以很自然就成为人类建立聚落的上选。河北省邢台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有名。可能正是通过对河边泉脉的探掘,人类发明了“井”。利用了地下水,也就能够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有了井,更容易形成聚落,所以汉语有“乡井、市井”等词汇。有市井,才可以养活工商之民,因此“共工”的“共”字,与“井、并”的字形字义相互有趋同之处。邢台的“邢”字,是和“井”字同源的,。另“耿”字古音与“邢”通,“耿”发音接近“共”和“工”,“耿耿”发音接近“共工”(“忠心耿耿”这个成语,可能最初就是由共工部落“江湖结义”而来),所以耿氏可能与商代“工方”有关,并且有耳朵和火的崇拜——《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北方有聂耳部落,人类生活也离不开火(北狄文化突出这些特征)《康熙字典》释“耿”字:“简”古史记载,共工被流放幽州,“耿”字的这条释义可能与此有一定关系,商人始祖母叫“简狄”,所以“简”也是尊称(或许“煎靡、甘地、James詹姆斯”等姓名与“简”是同源词)。
从起就族“”是来自之女商朝前期屡次迁都,其中一次是商王祖乙迁都到邢台,故在邢台有商代的都邑遗址。由此可见邢台历史的古老和重要。
“”,,“”
对于胜地,其名字往往的和文化。汉字可以用发生和增义,对于汉语就是多音多义词,对于异族语言就是译语,但仍然不能涵盖某些词汇。“”,也不太。如同历史的遗迹常常被掩埋一样,书面语言经常会遮盖原始语词的真相。达活泉“”;或许本来是叫“大伙儿泉”,也就是这个泉水是聚居在这一带的大家伙儿共有的水源。“”。不过亦俗亦雅,其实两。
“”“”“”“”“”“”“”“、”“”“”
“达活”也类似“梼杌(t&ow&)、大鸿”的音变。据《左传》记载,“梼杌”是颛顼的一个儿子的后裔(大概是《世本》所说的“老童”),性情顽劣,他的家族也都“不可教训、”最后被舜帝作为四凶族之一“”在随后的年代里梼杌家族可能同东北少数民族有一定姻缘关系(《世本》记载“老童娶根水氏”,按,“木”和“艮”在八卦中均指东北,现在东北也有“根河”,巧合?)。鬼臾区是黄帝时代的大臣,又名大鸿,可能是融入华夏的鬼方先贤。“魑魅”两字形旁应与鬼方有关,发音接近“煎靡、室韦”。“共工氏”被流放到东北也在尧帝后期,《说文解字》释“工”字:“与巫同意”,所以鬼方可能也与共工部落有亲缘关系。华夏族中央政权“流四凶族”的政策实质是用本族好斗分子来抵御或统御周边民族(这是古今中外多数流放政策的目的)。后世随着戎狄西进而影响到中亚、东欧一带。“敦薨、吐火罗”发音就很接近“大鸿、梼杌”和“达活”,泉水和坎儿井对绿洲民族的意义必定极其重要,甘肃的甘州得名于“甘泉”,这倒和邢台之名异曲同工。“甘”发音接近“耿”和“根”,大概也与“根水”有关,“黄河之水天上来”,因为河源的关系,“根水”或与“成纪(天水)、恒河”()同义。“梼杌”成为氏族称号,大概也是“桃花石”的语源,西辽众汗喜欢用“桃花石”作为自己的尊号,辽朝契丹人和如今的达斡尔人是有较近的亲缘关系的。蒙古人把西夏叫“唐兀特”,发音很接近“梼杌”。俄语叫达斡尔族(鞑沃卢),而自称(沃卢氏——罗斯),似与室韦部落有关(“斯拉夫、苏维埃、瑞典”发音都接近“室韦”),俄罗斯族和达斡尔族可能有程度不等的室韦渊源。中国古代有黄头回纥、黄头室韦、黄头女真,可能都是印欧人种,黄头女真叫“”,阖苏是汉代西域远国的异名(这个国家应该是印欧人种),估计其部分族众因为与东方游牧民族有亲属或依从关系而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或是做“雇佣兵”,东欧中亚民族古代确实有这个传统)。古代华夏族和印欧多数民族都习惯于族外婚,汉语“姑娘、闺女”和匈奴语“居次”(意为“女儿”)可能同源于对“鬼方”的称呼(也就是女儿终究是归属异族家的人),而英语“daughter”(意为“女儿”)可能正好相对,是归属“梼杌、唐兀特、达斡尔”家的人。蒙古族弘吉剌特部可能是匈奴后裔(“弘吉剌特”和“匈牙利”发音接近,他们可能同源于大鸿、匈奴),在匈奴没落后,他们沦落到只能用“和亲”在草原上生息了(不过到底还是孕育出铁木真的统治欧亚的儿孙们)。从中亚往西南,则有“多哈、多哥”等地名,或许和“达活”泉有同源关系。分析其音义,“多哈”是卡塔尔的首都,“卡塔尔”和“契丹”发音接近;“多哥”意为“水滨”,与“达活泉”边聚落成邢台不无相似,这里面可能包含着人类更久远多样的文化信息。
说达活,道梼杌,“”等兄弟民族的名称进行了角度历史以及各自古进行的文化交流
(原题:)
汉朝之后,中国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360余年分多合少的历史时期,上古就分道扬镳的众多民族在华夏大地上同台竞技,最后汇合成一家,中古历史上伟大的隋唐王朝就出现了。乱世出英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族豪杰纷纷乘时势而起,使那些年代里俊采星驰,为华夏历史的发展谱写出一曲曲激昂的乐章。
隋文帝运筹智略、驾驭群雄、攘外安内、手段英明,结束乱世而创造大一统局面,开皇之治,是中国历史上为人称颂的盛世。老子英雄儿好汉,隋文帝本来出身于鲜卑贵族将领世家,在那个讲究军功的年代,他取得这种伟大业绩,离不开父亲杨忠奠定的基础。
杨忠虽然也是将门之后,但几乎是白手起家打拼出来一番事业。杨忠是一位智勇双全又风度翩翩的将军,史称他“”()不过本文并非要品评史事和人物,只举跟杨忠有关的两个很有意义的赐姓赐号,以深入认识历史背后的文化内涵。
《周书·卷十九·杨忠传》记载:“‘’”类似于用擒获的敌酋的名字来命名其儿子铁木真,杨忠被赐以其所擒获的猛兽之称谓为字号,这是北方游牧民族尚武习俗的体现。此处的“揜于”在作“”,可见这个鲜卑语译词还有同义词,这对于研究鲜卑文化有一定帮助。
“揜于”到底是什么猛兽没有定论,而在汉语古籍中,其实有这个词的很多近义词。“揜于”发音接近远古神兽“猰貐”——或作“窫窳”。《山海经》中多处记载了名叫窫窳的天神变成吃人猛兽的诡异遭遇:
《山海经·卷三·北山经》:“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无草木,多青碧。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婴儿,是食人。”
《山海经·卷十·海内南经》:“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其状如貙,龙首,食人。”
《山海经·卷十一·海内西经》:“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另“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
《山海经·卷十八·海内经》:“有窫窳,龙首,是食人。”
《山海经》用了这么多篇幅来介绍“窫窳”,可见“窫窳”在神明体系中绝非等闲之辈,而且“窫窳”崇拜遍布南北,应该是巫教里十分重要的神明。
巫山附近长江三峡入口瞿塘峡夔门的,正是《山海经·海内经》中所说的“窫窳”存在的位置(紧挨着巴国)。,这个地方是古代长江航运的鬼门关,联系到猛兽、食人等概念,推测“、窫窳、揜于”这几个词,应该有共同词源。夔门川崖险固,巫山神话轻灵,三峡历史厚重,东边有秭归,西边有酆都鬼城,凡此种种,激发无数骚客留下文笔,不必多叙。
由堆又名犹豫石,推测春秋时期西戎名人“由余”的名字可能也来自“窫窳”,因为其他民族的语言不似汉语这样习惯使用单音节词素来组词。云南大理的洱海又名“叶榆”泽,发音也接近“窫窳”,但两个词汇是否真有衍变关系不得而知。从《山海经》也可以看到弱水一带的戎狄同样是有“窫窳”崇拜的民族。说:“磻‘’”上郡在陕北一带,是戎狄的故土,石棺墓也是戎狄先祖常用的一种墓葬方式,可见在汉代时中国西北也有与“窫窳”相关的古迹。其实“猃狁、鲜虞”发音也接近“窫窳”,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观点,而且猃狁的犬崇拜可能是由“窫窳”崇拜演化过来的。
语言文化发生变迁很正常,词汇容易发生复杂化和简省化现象,由“揜于”也作“”可以推测,或许这两个同义词能构成一个复合词“于”。“于”可以简省作“”这个同声叠韵词,这是战国时代赵国的一座城邑的名称,地点在山西东南部(注意这一带从远古到十六国时期一直有大量戎狄存在,他们也是汇入今日汉族的重要族群),赵国名将赵奢曾经在这里击败秦国侵略者。五胡十六国时期羯赵皇帝石勒的祖父叫“石”,“”发音就接近“于”。另外“于”或许也可以简省作“单于”,万变不离其宗,即使词源非是,亦不远也。
“”发音也接近“燕然”,“燕然山”离上面《山海经·北山经》提到的少咸山不远,考虑到族群迁徙文化传播的便宜,估计“燕然山”之名也是源自“窫窳”。所以,“揜于”这个词汇体现了鲜卑族历史文化的悠久,早期汉文典籍是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古代许多民族的汉化,其实是文化共鸣的必然结果。而杨忠被命名为“揜于”,也表达了鲜卑族和汉族对忠勇果敢的好汉的尊敬之礼。
《周书·卷十九·杨忠传》记载:“”亦载:“”杨忠被赐姓“普六如”(或“普六茹”,作为译语同音字无妨)这个鲜卑姓氏,实在有辱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汉人英雄形象。这可谓是希望把杨氏隋朝看做正统汉人王朝的“民族主义者们”治史时一个难解的心结,因为他们只希望看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是“纯正汉族”的独角戏,宁可忽视今日汉族是由古代多个民族融合而来的史实,宁可罔顾他们身体里汇入了古代少数民族的基因的事实。或许有人说,我们不是狭隘的血统论者,但我们要的是纯粹汉族文化做主导。那么什么是纯粹汉族文化?这个概念谁能定义,谁有资格定义?
《尔雅·释木》:“杨,蒲柳。”这里用杨树的另一个名称“蒲柳”来做解释,两词都是纯粹的汉语词汇。“蒲柳”的发音,其实和“普六如”是如出一辙的,所以鲜卑语和汉语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还犯什么心病非要为杨忠划定民族呀?鲜卑语和汉语能够统一,说明“蒲柳”这个词汇十分古老,杨树在英语中叫poplar,发音也接近“蒲柳”,可见这个词汇也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语的交集。“杨”是一个跟太阳崇拜有关的名词,“蒲柳”发音也接近“扶柳”,后者的意思是“高柳”,这几个词汇跟柳树崇拜有关,扶柳和高柳都是北方古代地名。新疆古代有蒲犁国、蒲类国(巴里坤),其名字发音都接近“蒲柳”,可能和杨树或胡杨有关系。
汉字是音、形、义三合一的信息记录符号,汉字在丰富了字库后趋向于表义僵化,未免捉襟见肘,埋没了很多同音语素的差异,而那些用拼音文字记录的语言,则丢失了很多词源关系。如果重视汉字的表音性,由发音直指含义,可以考察很多语言中的关联现象。“蒲柳”词源古老,随着历史和语言的演变,可能会衍生出多种不同含义的词汇。
古代岛夷信奉龙图腾和海鸟图腾(参考鲁国祭祀海鸟“”之事和建筑上的骑凤仙人),这是源于太昊和少昊部落的文化信仰。·记载:“”,“少昊。”。龙生九子,其中之一叫“蒲牢”,该名字读音接近“蒲柳”。据说蒲牢“性”所以其名字可能寓有“传扬”之意,而“杨”和“扬”作为姓氏也有相通之处。打击乐器“钹”的名字应该也是来自蒲牢。蒲牢是龙子,住在海边,所以它可能是古代岛夷的变异龙图腾之一。由此可以联系到扬州、广东的博罗县古名“”也接近“扶柳”、越南的占不牢、菲律宾的巴拉望岛、印尼的巴厘岛、文莱婆罗洲、太平洋上的帕劳群岛和南美洲秘鲁的名字,音义可能都接近“蒲牢”,同源于古代岛夷。伯劳这种鸟的别称“伯赵”也是东夷“鸟官”称号之一。“伯劳”发音也接近“蒲柳”,大概是不同图腾由于文化符号相关而共享相近名称的现象,因为伯劳本有别名(“赵”字与鸟相关),不一定非要用都不与鸟相关的字为词素来命名。
“扬”有“簸动”的意思,字义大概跟波浪有关。航船离不开波浪的簸动,人们很容易发现储存在舱里的不同物品因此产生自然分离的现象,于是利用这种原理发明了簸箩。簸箩发音也接近“蒲柳”,既因为簸箩多是用杨柳枝条编成,更在于簸箩的外形条理和作用机理也都类似波浪。蚌壳外貌类似簸箩和簸箕,故在北方方言中“簸箩”(擘蠃)也可指河蚌。
夷、狄实乃兄弟民族,海洋文化和游牧文化也都同源于原始社会的渔猎文化。河北古代白狄中山国境内既有“扶柳”这个地名,又有“薄洛津”这个地名。与白狄同源的西戎部落之故地有崆峒山(注意这个山名与“洪洞县、滹沱河、邯郸”等地名似乎有同源关系)又名薄洛山。继续放宽视野,新疆有博乐县,中亚有别鲁哈峰(阿尔泰山主峰)、巴尔喀什湖、布哈拉,东北亚有普兰店、伯力城、布里亚特,估计这些发音接近“蒲柳”的词汇和游牧民族很有关系,在满语中“贝勒”是一种贵族称号,回纥可汗骨力裴罗和蒙古可汗合不勒名字中都有接近“蒲柳”的音节,汉语典籍中最会相马的人名叫——或许是被称为——“伯乐”,可能就是来自游牧民族的词汇。另外从辽东到西北再到西南古代都有以“白狼”(白兰)为语素的地名族名,抛开字面含义,纯粹以发音来分析,用汉语记录的戎人的图腾“白狼”(白兰)和“白鹿”都很接近“蒲柳”,杨柳树也在游牧民族传统信仰的萨满教中占有重要地位。万物生长靠太阳,对于树木更如此,日月轮回,在北方随着季节交替树木有枯荣变换,树木的生命力和繁衍能力也比动物强,所以萨满文化中树木崇拜和太阳崇拜、生殖崇拜可能会结合起来,满族有柳树妈妈,回鹘人有祖先是从树瘿而生的传说,类似桑树之于汉族(如空桑出生的几位圣人)。在汉语中跟异族有关的词汇往往会被衍生出发音相似的贬义词,如发音接近“普六茹”的“泼辣、白楞”都略具贬义(尼泊尔政治人物“普拉昌达”,名号好像也有类似意义),而蒲柳在汉语中另外专指一种也叫水杨的植物,它生长于水边,质性柔弱且又树叶早落,所以用来比喻衰弱的体质。还有水性杨花,更是带有贬义。因此对于汉人,应该很抵触用“蒲柳”作为自己姓氏,一般而言不会以“普六茹”代替“杨”的。由于有这些因素,不奇怪普六茹揜于会被鲜卑人视为本族栋梁而非异族汉人。
西亚文明历史悠久。“贝勒”(Bel)是美索不达米亚帕勒(Palmyra,在今大马士革东北)的宗教的主神,后来成为巴比伦重神们的通用尊号,早期的海洋民族腓尼基人的太阳神巴尔()与其为相似的同源词。在腓尼基人的故地,现在有地名贝鲁特、巴勒斯坦,这些地名以及希伯来人的族名,还有卑路支、大不里士、厄尔布鲁士峰、博斯普鲁斯的主干音节,发音都很接近“蒲柳”,由“博斯普鲁斯”的名字也可看出其中“蒲柳”这个音节具有“航渡”的意思(普鲁斯:蒲牢。中国山西永济有蒲津渡,浮桥也用铁牛固定),再次证明该词素与岛夷文化很有关系。欧洲的海洋文化很发达,早期可能也有岛夷文化的影响,不里阿耳、白俄罗斯、布拉格、波兰、普鲁士、柏林、不来梅、巴黎、不列颠、波罗的海、勃朗峰这些地名和普林尼、布鲁诺、普朗克、贝利亚等人名,都有接近“蒲柳”的发音,可能在语源上与之有相关性。
就是“波利尼西亚”这个文化人类学名词,应该也是来自于岛夷的语言——虽然这是欧洲语言。欧洲文化融合了农牧文化和海洋文化之长。扬、杨、阳,都是同源汉字,发音接近“蒲柳”的“波利”(poly)是形容“多”的词汇,这和岛夷习惯于“九夷”之称以及东夷有“十日神话”未必不是暗合肯綮。西藏阿里地区的“普兰”(境内有著名的神山“”、圣湖“”)、印度的雅利安最高等种姓“婆罗门”、佛教名词“般若”、基督教中的先知“亚伯兰”、希腊的泰坦神之一给人类带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文艺与光明之神“阿波罗”、凯尔特人的光明神贝勒努斯(Belenos),这些名号的主干词素其实都和“蒲柳”(杨、扬、阳)是同源的。并且由此可见这个词素在很多名词中蕴含着太阳崇拜、圣神崇拜和才艺崇拜的意义。可能正因为隋文帝杨坚的姓氏(及名字)有这样深的文化内涵,所以不奇怪,部称臣内附,上隋文帝尊号“圣人莫缘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万岁常如今日也。”
御龙氏是中国早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氏族,因为汉朝的国姓刘姓还有其他大姓如范、杜等都是追溯到这个氏族的。
刘姓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出自姬姓,一是出自祁姓,御龙氏得氏之人刘累据说是尧帝后裔,是刘姓的得姓始祖以及祁姓刘氏的远祖。
“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词“扰”,是“驯养”的意思。“扰”这个字很奇怪,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没有“饲养”和“驯顺”等远古义项了,而且在现代汉语中不从其声旁读“尤”这个音,即使是“扰”的异体繁体字也一样。按《康熙字典》,该字及其某些异体字在古代确实有从声旁的读音,但是义项也与今义不同,明显可作不同的汉字对待。或许这个词汇是伴随着由西方东传的家畜而来的,《康熙字典》“扰”字下面有解释:“··”其实在现代英语中,有一个词汇极为接近古汉语中“扰”字的音义,估计应该是“扰”的同源词,那就是“rear”。这是汉字作为语言活化石在现今不同语言中保存着原貌的一个佐证,同时也说明了这个词汇的古老(英语可以从四千年前的汉语中找到祖先词汇)。
汉朝皇帝认定刘累是血缘先祖,而不去跟当时更显贵的姬姓刘氏攀亲。“”考虑到汉代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皇家姓氏必然被谨慎对待,而春秋战国学问播散,学者众多,虽有秦朝坑焚,幸而秦代短暂,至汉代时官府和民间保存的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比较丰富,能够进行考证的史料和古迹应该十分可观,所以这种可能性很大。
古老语言中的普通名词往往会转变成后世的姓氏、地名等特殊名词。“刘累”这个名字似乎就是一个例子,比如后世成了“刘姓”起源,但是故事应该不只这么简单。这里先假设刘累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个双音节单纯词(双声叠韵),而且历史早到三皇五帝之前的荒古年代,一些与“刘累”发音接近的词汇可能是其同源词。
比如“乌鲁鲁”、“火奴鲁鲁”中后半截的词素,比如“跑马溜溜的山上”那个助词“溜溜”,类似还有“啦啦(呼啦啦、火辣辣、嗤剌剌;阿拉腊山、喀拉拉邦)、历历、离离、涟涟、猎猎、粼粼、凛凛、林林、累累、磊磊、碌碌、苒苒、融融”……
比如“李利贞”的前两个音节,“麦克劳林”的后两个音节,比如“辘轳、姥姥、琉璃、隆虑、甪里、鲁里、罗兰、罗姆罗斯、洛林”……
比如“柔利、蠕蠕(柔然)、卢龙、貉龙、楼兰、罗罗”……
当然即使是同源词,随着时空和民族的不同而发生演变后,也可能八杆子打不着关系。但是上面罗列这么多无关词汇,也并非装点门面,拉大旗做虎皮,因为这些词汇对于探究“刘累”这个词汇的某些或宏大或细微的历史文化奥义是很有帮助的。
·“……”·“……”这两条中“榴榴”这个词汇是一个简单的拟声词,和上面提到的作为语气助词的“溜溜”很类似。如果就这么简单的话,这个词汇真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了。“榴”字在古代主要用来指石榴,这里用来做拟声词本来就很怪,而石榴也并非中国原产的植物,而且从《山海经》就出现“榴”字,可知这个字应该并非专为这种植物而创造的。大概因为石榴树的叶子接近柳树和枸杞树,而石榴的种子接近枸杞果实而将其命名为“石榴”。“榴榴”在北方俗语中本来就指“枸杞”(这是中国原生的植物,而且可作中药材),一些像枸杞果实一样光泽圆润的植物果实如薏珠子也会被命名为“榴榴”,并进而推广到形容可以作装饰用的宝石珠子,这就是“流离”。流利、琉璃等词汇也是从此衍生而来。“刘累”的发音很接近“流离”,这事关到刘累得名的原因。·“‘’”历史久远,没有更多资料证明这是不是真的,这可能是后人根据“刘累”的名字演绎的“传说”。不过除了手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类似成吉思汗铁木真、类似汉武帝时代的钩弋夫人一样,这位刘累是“手握如玉的凝血”而生的(三位名人,不算孤证了),凝血类似枸杞子,因此以枸杞子的名字“榴榴”谐音命名了他。这三位手握“榴榴”出生的人物都身世非凡,或为统治四海的君王,或其后代为统治天下的皇帝(大概有了前鉴,蒙古族的巫师看见了成吉思汗手握凝血出生后才做出那样大的预言)。
另外,也“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其中的“董”姓很可能和英语“domestic”以及东胡“通古斯”(对应有“乌古斯”)共享同一个词源。御龙氏乃“”,所以刘氏的刘可能也是对应于“飂”国,而后联系到刘累的出生奇迹将他的称号跟“飂”联系了起来。豕韦大概和后世的室韦一样是北方民族。据《墨子》记载,尧帝晚年曾北教八狄,所以尧帝的后代和北方民族是很有关系的,刘累名字的传说或许就是一个例证。“刘”本义有“杀、戮;战胜”的意思,也是一种类似斧钺的兵器的名称,但是这些意义在现代汉语中基本消失了,而英语kill和slaughter这两个词的主干却是汉语“刘”的古音和某些南方方言的发音。不过北方汉语有俗语叫“胡吹飂拉”(可能以兵器的使用来形容侃大山,类似唇枪舌剑),可能正是保存“刘”的古义。上古石质和青铜质兵器脆硬,制造的“刘”钺可能更多用于“拉”(方言:切割。或许因为使用石器历史悠久,东北至今仍把石山叫“砬子”)而不是“砍”。“刘”的义项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些色彩,如《史记·匈奴列传》:“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周人的祖先“公刘”之名或许也跟“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有关。
·记载间(公元58~75),“,路经邛来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这些“蛮夷”本是异族,归顺大汉竟然“若归慈母”,到底是为什么呢?莫非只因为大汉德威并重,怀服远人,就让他们背井离乡,来做顺民?否也!这些“蛮夷”自称“”,大概是“罗罗”的另一个译音,彝族现在仍自称“罗罗”,所以白狼等民族可能就是彝族的先人,彝族文化特别古老,上溯到汉朝时白狼族也一样是特别古老。文化悠久的民族肯定会保留着祖先传说,当时可能听说大汉是“刘累”也就是“罗罗”的后裔,所以让这些言语不通的人简直有“认祖归宗”和“攀附本家”的冲动。“……,;……,;……,。”应该不是违心的话语,毕竟人家把父母妻儿都一块儿带到中土了,哪一个民族能对异族这样信任?!黑白崇拜常常是一个民族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的文化现象。可能因为有白色崇拜的宗族离开了故地,只剩下尚黑的宗族执掌本族政权,后世彝族贵族都是崇尚黑色的了。
“狼”和“龙”发音是接近的,“刘累”发音接近“卢龙”(当然音义可能无关),这更可能是与彝族黑色崇拜相关的了。在辽西古代有白狼水,又跟白狼族有些相关了。辽西在远古时代是考古学上所说的红山文化区,这个文化区十分流行龙崇拜,现在红山文化的玉龙名声在外,而且这种图腾崇拜起源是特别古老的——(、“”)8000。辽西还有医巫闾山这座名山。其实“御龙氏”和“医巫闾”发音是很接近的,“医巫”反切也就是合音即“御”字,鳄鱼是龙的原型之一,古代又名“忽律”,发音接近“巫闾”。而越南的始祖也就是他们的第一位王叫“貉龙君”,其称号发音如“洛龙”(也如卢龙),当然按照汉语还有另一个发音接近“和龙”(和林),这是红山文化区中东部重要城市朝阳市的一个古称。
朝阳市在古代被鲜卑人称作“龙城”,应该也与红山文化区的龙崇拜很有瓜葛。北方在五行中属于黑色属于水,所以“哈拉和林”这座可能的匈奴“龙城”的意义很明确,“哈拉”指黑色,“和林”就是“和龙”也就是“龙城”,本意如“卢龙”一样也是黑龙的意思,而黑龙江的满语名称“萨哈连”也能分解为“萨哈”和“和林”两个音节(或者是“萨”这个音节与“哈拉和林”的缩略语),具体意义也就是黑龙江,所以无怪乎黑龙江是北方圣河。朝阳市又称“黄龙”(“和龙”与“黄龙”发音都接近“豢龙”,不愧叫“龙城”),赤峰的红山也未必不和红龙发生联系,而青龙更是东方的神兽,所以在这一带从远古就既有龙崇拜,又有五行四象的文化。“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这或许跟水神共工被流放有关,虽有水正之官,而共工氏部落的图腾——“龙”却“潜龙勿用”(这些谶语可能是共工氏部落的江湖暗号)了。朝阳又称柳城,其实“柳、榴”字和“刘”字都是同源词,都具有相同的音旁,类似的还有留、熘、溜等字。柳、榴字形旁从木,熘字从火,刘字从金,溜字从水,分别对应五行中的四方,或许代表了“留氏”的迁徙方向(所从来或所去向,如刘累犯事潜逃,则可谓“溜”之大吉,范泛江湖也!),中央不动则从土从田,乃为“留”(见龙在田),赤狄有留吁部落,在今山西屯留一带,柔利、柔然这些北方民族的族名也接近“刘累”,说明飂叔安或刘累与北方游牧民族可能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交流关系。
从这里可以看出彝族、越族和汉族与远古北方民族都有千丝万缕你来我往的文化同根联系,《史记》所言夏后氏苗裔之北奔南逃于史册于民族文化皆可征,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祖先共同创造的华章。
上面拉呱了老半天“御龙氏”,还没有真正说到“龙”的本质。虽然现在中华民族把龙当作祖先图腾,并自称“龙的传人”,但是在封建时代,龙是帝王家专用的图腾。而且只有皇帝够格称龙的化身,所谓真龙天子是也,就是他先皇的其他儿子,也是“龙生九子,个个不同”,只要不是皇帝,谁也不是龙。如果老百姓妄称自己是龙,那就是造反谋逆,乃十恶不赦之罪,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作为皇帝的专用图腾,为了保持帝王权力的神秘性,龙也神乎其神成为了虚拟的灵兽。由于是民族图腾,所以广为周知,这里不多说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眼花缭乱的神异形象了。
但是如果龙是虚拟的,那么豢龙氏和御龙氏的存在意味着什么,那么史书的记载不就是纯粹虚构捏造的了么!?其实,抛开帝王权术的宣传,龙本来是有具体形象的而且是实在的动物。但是言人人殊,分别被指向不同的动物,最终模糊了形象,并因为中华民族的融合而复杂化、神秘化。
由史籍可知龙最初可能主要是豢龙氏和御龙氏家族的图腾并是他们豢养的稀有动物,而不是其他(或者也有其他的龙,但是和这两家的形象不一样)。龙正式成为帝王家的图腾也是御龙氏后裔刘邦登基称帝后的事了——在那以前虽然有诅咒秦始皇的“今年祖龙死”的谶语,但是秦始皇都不怎么把龙跟自己联系起来(当然也不情愿)。
其实豢龙氏和御龙氏家族的图腾——龙的最初形象可能就是马(以及鹿)。马匹和养马、驾车技术是历史早期从西北地区经欧亚草原传过来的。红山文化的玉龙有长鬣,其实很符合马的特征。《周礼·夏官·廋人》云:“马八尺以上为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这里的“龙”或许就是拉车的良马(不过也可能是中国当时更珍稀的驴、骡)。孔子提倡六艺,其中“御”就是驾驭马车的本领(类似现在开宝马车呀)。
《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匈牙利语和俄语的“马”发音接近汉语“卢”(鹿),“卢”发音接近“龙”也接近马属的另两种动物“驴”和“骡”,在不同语言中对相近物种的指示有所差异也正常,鹿角是龙角的现实参考物,但马因为功用强大更能匹配龙的角色,所以马的语源和红山文化区的卢龙、龙城等地名似乎有一定牵连。冒顿单于所列马阵颇和五行之道,属于传统东方文化,也从一个方面证明匈奴是夏后氏的苗裔。《史记·乐书》记载:(汉武帝时)“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於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渥洼水和窝瓦河(伏尔加河)发音接近,这里是几千年前家马的驯化基地。汉武帝也把马看做龙的朋友,并因为自己的祖先是御龙氏而对马匹感情很深(用“太一之乐”来咏马,规格相当高,而且流传下来的作品,必定也属精品),为了良马宁可用倾国之力攻伐远国(当然也有改良国内马种的意思)。可惜愚直的贤臣汲黯知识还是少了些,不知道武帝祖先跟马的关系,还讽谏武帝歌颂马匹的诗是否可算作王者之乐(比拍马屁者高尚多少倍呀!)。其实按照汲黯的标准,这正是承祖宗化兆民的王者之乐。“上默然不说”,其实也只是君王表面的不快,估计武帝心里美滋滋的:汲黯这个老糊涂要挑寡人的错,其实这回他可失算了,但我也不能说自己的祖先是养马的弼马温呀,还得说是养龙的。
不过刘累可能饲养的是驴而不是马。“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很少有人说马肉好吃,但是驴肉则不然,脍炙人口:“天上龙肉,地上驴肉。”正因为驴肉美味,所以夏王吃了以后还想吃,但驴子是珍稀而有限的“龙”,刘累最后没有办法只好逃亡了。是的,相对于马,驴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曾经珍稀很多倍,连《史记》都把驴当作匈奴的奇畜,甚至唐代柳宗元编写的“黔驴技穷”的故事中仍能看到这种牲畜即使到唐代依然在中国很多地区十分缺乏的现象,马则一直还不算那么被人少见多怪,那么推究到夏代,所谓的龙是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并且如上所述,在汉语中“驴”和“龙”的发音是相近的;还有驴子耳朵长,可以比喻为龙角,这样就自然得忽略龙的耳朵的存在了,所以出现了歇后语“龙的耳朵——摆设(聋)”。跟“”接近的“卯”字,在十二生肖中对应兔子,兔子也是一种长耳朵的动物。考虑到中国神话中的聂耳部、儋耳部和共工氏的可能关系,或许这种长耳朵的动物曾经是这些部落的图腾呢,这是一种“耳朵崇拜”的文化现象,大概也是北方民族“斡耳朵”一词的起源。
当然汉文化是多源汇流的大江,对于信奉龙图腾的江湖好汉,龙的形象更多具有蟒蛇、鳄鱼等动物的影子,这些最终都被帝王们吸收到龙的定义中,以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汉高祖因为斩白蛇而被认为是赤蛇——赤龙,也正好有利于宣传以扩大真龙天子的影响力。所以渐渐的,人们忘却了御龙氏养的到底是什么了,只好神乎其神说那就是养的“龙”吧!(来源:姚申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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