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历史记忆，那尊明朝的红衣大炮
好多时候，我都自诩为本人是一个纯粹的历史爱好者，本来我曾经觉得我可能会是一个和文字相关的工作者，可惜的实在多年前的那个高考之后我就和我曾经钟爱的历史，地理甚至是文字愈走愈远，最多的时候我也顶多作为一个观望者，我混迹于天涯的煮酒，观天，偷窥着一篇篇激情洋溢的史文，自己却没法下笔，今儿个转载一篇小文吧，观镜正衣冠，读史知兴衰，没那么大的抱负，只愿人生多份沉淀！
浙江宁波的镇海港旁边，建着一个海战历史纪念馆。纪念中法战争中镇海海战的胜利。纪念馆建在风景秀丽的招宝山下。招宝山据说是财神文化的发源地，山坡上塑造者十几米高的财神金身，面朝东海，金光灿烂。近几年，经济腾飞，浙商闻名天下，浙东繁荣富庶，镇海港彻夜繁忙。如果不是山下那座不起眼的海战纪念馆，有谁会想到这座安乐祥和的招宝山，就是当年中法海战的主战场？历史的烟云早已飘散，只有十几门锈迹斑斑的铁炮炮身还散落在山坡的草丛间，供后人凭吊。炮身虽然锈蚀，炮身后端的铭文却依然清晰。这些铭文除了标明炮身铸造的时间和重量，而且还标明了火炮的类型，无一例外，他们都是“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又可以写作红衣大炮。17世纪上半叶，明朝天启年间（17世纪20年代）从澳门葡萄牙人手上买来并仿制，这是一种前装滑膛炮，即欧洲的寇非林长炮，广泛用于当时英国与荷兰的战舰。《明史》记红夷炮之输入及其形制性能：“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红夷大炮在中国有着非常辉煌的战史。袁崇焕在宁远城下用它打死了满酋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用它击退了野心勃勃妄图恢复成吉思汗征服的葛尔丹，击退了入侵东北雅克萨的俄军。二百余年后，还是这种火炮，又在镇海城下，击退了万里而来的法国人。
　　散落在草丛间的炮身不仅在诉说历史的沧桑，也在演绎着历史的滑稽。因为按照火炮的构造和性能，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属于明朝的大炮。用二百年前的武器进行现代的战争，是历史的滑稽，对于中国人来讲，又不免是一种苦涩。
　　从武器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军事发展在抗倭战争到鸦片战争这二百多年间，出现了可怕的停滞。
　　乾隆末年，英国特使马嘎尼到达北京。为了讨好当时掌握兵权的大将军福康安，英使请福康安观看随行卫队的新式火器表演，福康安不屑一顾，傲慢的拒绝了。随后，马嘎尼将一部分新式火器赠送给清朝政府，几十年后，英法联军抢掠圆明园，发现这些新式的枪械仍然躺在库房里无人问津。
　　耐人寻味的是，几百年前，明朝官员的态度截然不同。正德末年，白沙巡检何儒在来华的西班牙船上看到了西洋火炮，其性能优于当时中国的火炮，于是便动员船上中国籍的枪炮匠上岸，为我国仿造了第一批西洋火炮，名之曰佛郎机。
　　如果说清朝乾隆时期没有大规模的军事需求，因而对武器的发展并不关心，正德年间的的明朝也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为何明朝的官员对西方科技的发展如此敏感，如此上心?
　　中国在军事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的火器文明。中国古代的对火器的研究相当出色，除了导弹造不出来以外，无论是毒气弹还是左轮枪都能发明出来，要说缺点呢，主要是制式不统一，没有实现工业化的生产和发展罢了。三眼铳、抬枪、火龙出水、震天雷，这些自宋到明不断改进，逐步接近代武器概念的火器，为什么在清代再也找不出任何发展的踪迹？
　　开花弹——这是爆炸性弹丸的别称，内部装有火药，因其炸开时弹片四射，犹如花朵绽放而得名。中国自南宋末期就出现了铁壳开花弹，其改进型曾被元军用于征讨日本之役。炮射开花弹在明代中后期得到广泛应用，公元年，明人在传统爆炸性火器的基础上发明了被称为“毒火飞炮”、“击贼神击石榴炮”等早期爆炸弹，这一时间不晚于西方同期出现的开花弹，而且毒火飞炮还是化学弹头，“内置砒霜、毒药，落地后爆炸，药物和铁壳碎片同时杀伤敌军。”其威力堪称当世独步，石榴炮是常规弹头，“形如石榴，碗口大小，内置火药，配以特制慢燃火种，抛至敌阵，受震而爆。”
可悲的是，明代屡建奇功的开花弹，到了鸦片战争时在中国已经无人知晓了，以至于李鸿章专门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引进西式开花弹。后来左宗棠在新疆平叛时，从一处明代古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
　　明朝极其重视火器，理论上最精锐的京师三大营就有一个是神机营，神机营为专业的火器部队，在明朝中后期人数保持在七八万左右。在普通的作战部队，火器的装备量大约在40%左右，明朝中期，戚继光镇守北疆蓟镇(今河北迁西县西北)练兵时，编练的水军营、步营、骑营、车营、辎重营，使用枪炮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数的50%
左右。而在鸦片战争前，清军的火器装备量只有20%。
　　通过史料，我们可以肯定，明军与同时代的欧洲军队相比，并没有很大的装备劣势，而鸦片战争前，清军不但与欧洲军队的装备极其悬殊，与明军相比也有很大退步。我们常常说历史是前进的，可是，在这里，历史的倒退令人触目惊心。
　　然而，装备精良的明军却屡屡败于装备低劣的清军，而后丢土失地，亡国败家，宗庙毁尽，剃发易服，从此汉民族沦为奴隶三百年，几乎失掉了一个民族全部的外在特征。从武器角度，我们往往归因于八旗手中有着明军不可企及的武器：铁骑。骑兵一直是草原民族的独门利器，来去如风，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对农耕民族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成吉思汗赖此横扫欧亚。但是，明亡清兴仅仅几十年，骑兵就走到了他的穷途末路。清军用火炮战胜了更加剽悍勇敢的准葛尔汗国的蒙古铁骑。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赛说，“伊凡雷帝用炮声驱散了金帐汗国的最后一批继承者，中国的康熙皇帝用炮声吓倒了卡尔梅克人，大炮的隆隆声标志着一个世界历史时期的结束，军事优势第一次，而且是永远地变换阵地，文明变得比野蛮强大。”勒内·格鲁赛没有告诉他欧洲的读者，康熙皇帝骑在马背上的祖先也曾在宁远城下隆隆的炮声中惶惶不可终日，忧极而亡。用炮声击碎草原铁骑不可战胜的神话，明军已经为此准备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并且有机会完成这一壮举，却一溃千里。骑在马背上的征服者继承了明朝几乎一切文明，并用继承来的大炮击败了他剽悍的同类，却从此自我迷恋，直到英法联军的铅弹将它的骑兵像割草一样送进历史的垃圾堆。
　　不禁想问，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宫殿、明朝的制度，明朝的典籍，有着比明朝更宽仁的政策（永不加赋），更勤政的君主，却为何在文明上倒退百年？平心而论，康乾盛世的社会生活并不差，赋税不重，赈灾及时，中国人口翻了好几倍。可是，为什么再没有出现浩浩荡荡的远洋船队（郑和）？为何再没有将自己绑在火箭上一探宇宙的科学追索（万户）？为何再没有能够震古烁今，光耀千秋的哲学思考（王阳明）？为何再没有卓尔不群，飘逸潇洒的世外仙人（张三丰）？为何再没有开眼看世界，醉心西方学术的官员（徐光启）？为何再没有结社议政，批评天下的民主政治萌芽（东林书院）？为何再没有一支接近近代装备的军队？为何再没有了层出不穷的火器发明？
　　在大清国的天空上，始终飘荡着一个幽灵，他是爱新觉罗子孙心头一片抹不去的阴影。这个幽灵就是“崇祯”。不知道清史上有多少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武装起义，只知道，三百年后，清末农民阿Q的睡梦里，还念叨着“白盔白甲的革命军”，戴着“崇正皇帝的素”。不知道几个怀揣着“华夷之辨”使命感的书生，进行的一场极其迂腐可笑的政变，为何让雍正帝寝食难安，亲自批驳。只知道慈禧太后遭遇列强欺凌，从牙缝挤出几个字来，“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1842年，广东虎门海面上，英清两军炮战正酣。虎门两侧的岸上，当地民众黑压压站成一片，饶有兴趣的观看两军的战斗，不时指点品评，神情愉悦，就好像这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一场战争。英军攻下虎门，民众们箪食壶浆，给英军送来了瓜果米面，两方其乐融融。这段英军军官记录下来的场面让后世的国人看了深感羞愧，深叹中国民众居然没有一点国家意识。
　　中国人，真的没有国家意识吗？让我们将历史拉回宋末的广东。就在离虎门不远的崖山海面上，最后一支宋军覆灭了。当地民众哭号震天，痛不欲生。纷纷投海自尽，几天以后，崖山海面上浮尸数十万。日本人闻此消息，举国带孝，以示哀悼。
　　几百年后，同一地域的民众为何反差如此强烈？有人写诗说，“崖山之后无中国，阎吏之后无汉人”。阎应元是明朝小吏，带领城中民众抗击清军八十余天，使清军伤亡数万，最后全城殉国。此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江南血雨腥风，豪杰以死相拼，甚至有些地方，整村自杀，刚烈异常。支持这些民众精神的，无非是个“华夷之辨”。所以，当曾静，张熙挟华夷之辨鼓动反叛的时候，雍正才会如此紧张，乾隆才会做贼心虚，极力掩盖。
　　满清三百年的历史，对汉民族和满族来说都是一种悲剧。满族几乎丧失了自己所有民族特征，更丧失了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清朝政权一旦垮台，仅仅留下了一群没有基本生存能力的旗人徒遭人耻笑。汉民族被奴役三百余年，先是被诛戮屠杀，死亡两千万人，后又时时受到猜忌和提防，动辄得咎。满清大大小小的文字狱即是明证。汉民族丰富的文明原创力被彻底摧毁。
　　在这样一个充满民族猜忌和镇压的社会里，不但民族平等不可能，自由思想不可能，著书立说不可能，结社议政不可能，片帆下海不可能，联络外洋不可能，科学研究不可能，当然就更不可能给汉军绿营装备足以克制满蒙骑兵的火器。因此，站在虎门岸边的汉人的麻木完全可以理解，南中国的汉人从来就没有对清王朝产生国家认同。于是，在一片“奴才该死”的谢罪声中，东方大陆死气沉沉，万马齐喑。
　　二十世纪初，孙文高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武昌革命一声炮响，大清王朝应声而坠，全国人民弃之如敝屡，很少人对其同情留恋。
时光轮转，当代中国，终于敞开怀抱拥抱世界了。望着这几尊抗击了十九世纪法国人的“明朝”大炮，感慨万千。中华数百年来的光荣、苦难，都凝结在炮身的每一段铁纹中间。我们曾经如此接近现代，在甲申那年，历史的车轮却突然逆转，彻底走进中世纪的黑暗，我们只能嗟叹历史的诡异。顺着炮口望去，几艘银灰色的军舰隐约可见。忽然想到，郑和七下西洋的巨轮建造完毕，就是从这里向南进发的吧？转眼六百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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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的“炮”写成“砲”不是错字，“砲”字本意是“抛”，早期大炮就是抛石器。以火药燃气压力为动力的“炮”，中国军队元末才开始使用。蒙古军械技师受火铳启发，将火铳变大为“炮”。当年因条件限制，也没变太大，内蒙古出土的大德二年火铳炮，长40厘米。
到明朝尺寸也没什么起色，正德六年十月铸造的“大将军炮”是当时的重型火炮，所谓重型规模——炮长80厘米长，口径20厘米。将军炮的这个尺寸，怎么看都像爆米花炉子。于是有了一种魂归童年的怀旧错觉。“嘭”一声炮响，云雾缭绕白烟袅袅，影影绰绰见我哥和我弟满地爬抢爆米花，银铃般笑声。
明朝前期火炮基本如此，温馨有余威力不足。其冲击力和射程都不够，还总炸膛，炮管嘣出一排洞，活像个笛子。此类火炮守城勉强，攻城没用。城墙于它而言是环球胡编的脸皮，根本干不透。万历33年，荷兰人带着红夷大炮来了。
在此之前中国人接触过西洋炮，正德16年明政府和葡萄牙打仗缴获过“长五六尺”的佛郎机炮，挺猛，能把胡主编脸皮打烂，但丫是二皮脸，打完还有一张脸，腆脸继续胡说八道，所以没觉得佛郎机有多厉害。而万历年间来的红夷大炮彻底让丫斯巴达。《明史》这样描述它“其所恃惟巨舟大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炮。”主编懵了，一炮被干成没脸没皮。
红夷大炮弹药重，射程远,杀伤力大。膛腔设计符合气压原理，配备准星、照门铳规、窃远神镜、铳帚、铳照、旋刀、药旋、药撞、铳垫等附件。特别是炮管，管壁厚炮管长，长度6尺至1丈余,口径100毫米以上。明政府研发的本土炮和红夷炮区别太大了，一个是安全套，一个是下水道。
中国人第一次见识红夷大炮付出的代价很惨痛，隔着水面就把明军干翻了。文学家沈德符描述了红夷大炮与明军交战的情形：“第见青烟一缕，此几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事了提裤去，千里不留行。痛定思痛，中国人也要置办一个。万历皇帝三年不吃红烧肉，攒钱，买！17世纪初叶的红夷大炮，不啻于现在的原子弹。荷兰人当然不卖。约炮不成，万历就愁，万历48年，愁死了。
就在这一年，明政府得到了红夷大炮。
万历48年，东印度公司的“独角兽号”在广东沉没，据闻船上有红夷大炮。明政府组织水手下海捞。真有！但红夷大炮每门三千斤重，人力打捞不可能。三国称象小孩的做法启迪了水手：先用石块装船，开到沉船区后水手带铁索沉入水底勾住大炮，打捞船收紧锁链后将船上的石头抛下，靠浮力将炮从淤泥里拉出来。一共22门。
家祭毋忘告乃翁，还有曹冲。
明政府对这批捞出来的水货极受重视&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这批炮也确实不负所望。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兵围攻宁远城，守城的袁崇焕将红夷大炮架设在城墙上。2月10日清军开始攻城，明军一炮把八旗兵轰的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始攻宁远西南城隅，（明军）发西洋红夷砲，伤攻者甚众。”努尔哈赤也在这次攻击中被红夷大炮所伤，努尔哈赤满语意思是“野猪皮”，野猪皮厚不过胡编的脸皮，崩的薯片一样稀碎，不久含恨离世。
痛定思痛，满洲人也要置办一个。没费力就得到了，明政府到了崇祯时代已经烂的惨不忍睹。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请洋人制造红夷大炮发放各镇，但守将根本不想打仗，清军一攻就撤。这批炮很快到了满洲人手里“枪砲皆为贼有，反用以攻城。”崇祯四年正月，满洲人又在沈阳利用俘虏过来的工匠成功仿制了红夷大炮，定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十二年，清军已拥有六十门自制大炮，这批炮在其后的松锦之战中，发挥极大战力，一炮把明政府轰成了火星文：日月正文广付……
红夷大炮最出风头的是“潼关之役”。顺治元年，豫亲王多铎追击李自成部队到达陕西。潼关是陕西门户，陕西是李自成家乡。再退没路。李自成从西安疾驰到战场，大顺军列阵迎战。农历腊月二十九，多铎在潼关十里处扎营，不打。大顺军小规模骚扰。多铎不打。二年正月初四大顺军再攻，多铎依旧固守不战。忍辱负重是因为多铎在等待红夷炮队。
初九，清军的红夷大炮到了。
李自成的军队本质就是流寇，军制和装备以冷兵器为主。火器也有，但没有建制化和规模化，清军的探马曾向多铎汇报说：“大顺军的重型火炮几乎没有，全是山炮。”这个东北籍探马的表述容易让人误会，他所说的山炮根本不是炮，东北话习惯把农民称为“山炮”，在他眼里，大顺的农民军确实全是山炮。也是口音问题，李自成曾下令军需官从荷兰调炮。不料属下听成了河南，于是调来了一批微型红衣炮：漯河产的火腿肠……
初十一，多铎开始进攻。李自成的军队长于流动野战，非常重视骑兵。骑兵的集团式冲击正中多铎下怀。一炮轰的战马四分五裂，“马裂主义”就此诞生。《清史稿》载，十一日，多铎进逼潼关。“贼众凿重壕立坚壁。于是举红衣炮攻之贼众震恐。我军相继冲入。诛斩无算。”第二天战役就结束了“十二日，贼众望风奔溃。计获马千余匹。辎重甲仗无算。”一个星期后李自成“焚其宫室。挈其子女。窜奔商州。”
红夷大炮为清军征伐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清政府对其也极度重视，重视到创造出一个炮神。&顺治十年。九月。癸巳朔。遣官祭红衣炮之神。&这个炮神长什么样？没查到。考虑到红夷大炮十二秒一发射速惊人。大概，跟雷政富差不多吧？
最后，关于红夷炮的名字。有写作“红夷”也有写“红衣”。严格来说应写作“红夷”。贵国习惯把外族人称为“夷”。荷兰就被他们称为”红夷“。之所以“红”，百度百科说“因为荷兰部队穿着红色军服，于是红夷。”这说法跟胡编一样是胡说八道，17世纪初荷兰即与中国接触，此时并没有统一军服，颜色杂乱无章根本不成体系。《明史》的解释相对准确——因为红头发被称为红夷。“和兰，又名红毛番，其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为了这论调站得住脚，于是找荷兰人观察头发。可惜，我唯一认识的荷兰人叫罗本，这个不争气的，没头发。
写作“红衣”也没什么问题，因为满人讨厌“夷”字，改为红衣。《清史稿》就写成红衣大炮。为了名符其实，清军还在炮上盖一块红布，新娘子似的。这举动意味深长引人遐思，新娘子跟打炮，确实关系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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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三年（1524年），明廷仿制成功第一批32门佛朗机，每门重约300斤，母铳长2.85尺，配有4个子铳。之后，明廷又陆续仿制出大小型号不同的各式佛朗机，装备北方及沿海军队。
与当时明军装备的火炮相比，在结构上有根本性改变，比以前明军装备的火炮优越得多，佛郎机炮是一种铁制后装滑膛炮，整炮由三部分组成：炮管、炮腹、子炮，开炮时先将火药弹丸填入子炮中，然后把子炮装入炮腹中，引燃子炮火门进行射击，采用了母铳与子铳结构，母铳即炮筒，子铳实为小火铳，每门母铳配4～9个子铳，每门子铳事先装填弹药以备使用，作战时，先将一个子铳装入母铳的弹室中，发射后，将空子铳退出，换装另一个，由于可以轮流换装子铳，减少了临时装填弹药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因此又被称作“子母炮”，佛郎机炮还安装了瞄准具，即增大了射程，又提高了精度，显然，佛郎机已初步具备了现代火炮的基本特点，的确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武器。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佛郎机炮也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点：子炮与炮腹间缝隙公差大，造成火药气体泄漏，因此不具备红夷大炮的远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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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机炮详细介绍
　　母铳身管细长，口径较小，铳身配有准星、照门，能对远距离目标进行瞄准射击。铳身两侧有炮耳，可将铳身置于支架上，能俯仰调整射击角度。铳身后部较粗，开有长形孔槽，用以装填子铳。子铳类似小火铳，每一母铳备有5至9个子铳，可预先装填好弹药备用，战斗时轮流装入母铳发射，因而提高了发射速度。
由欧洲发明，明
元年（1522年）由
传入中国，按其国名称为“佛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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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中国时间
　　佛郎机传入中国的时间各资料说法不一，大致有以下五种说法：
　　（1） 明初就有佛郎机。所凭借的典籍主要有《续文献通考》，《枣林杂（左两人右且）.智集》等，此说基本已被专家否定；
　　（2） 正德初年有佛郎机。《福建通志》记1506年仙游县与匪盗作战时曾使用过。但一般认为1510年明才与葡萄牙人首次接触，此说似也不确；（且按此记载一个县就能集中数百佛郎机，也不大可能！）
　　（3） 正德12年传入佛郎机。刑部尚书顾应祥在当年与葡萄牙战舰上参观此炮。并将其描述给《筹海图志》作者。但同书记载嘉靖元年8月，明军在广东与葡人作战时缴获的佛郎机。似应已后者为较准确。
　　（4） 何儒仿制佛郎机。此说记载颇多，在此不一一祥述。但也不能使人确信
　　（5） 嘉靖元年（1522）8月明军缴获佛郎机。此说比较可信。至于作战过程，不再祥论，有兴趣者可再行讨论。
　　无论如何，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佛郎机传入中国的时间在我国正德嘉靖年间。嘉靖后年佛郎机渐成为明军主要作战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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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葡萄牙的佛郎机多为舰上使用。除葡萄牙外，德意志、英、西、意等国都有装备。其共同特点如下：
　　（1） 身管长，约5~6尺，初速较大，威力大；
　　（2） 装弹室大，有一个宽肩形敞口装弹室，长度约为炮身长的1/3~1/4，宽度约口径2倍，利于安放子炮和提高射速。
　　（3） 管壁厚，较安全；
　　（4） 采用子炮，（弹筒式炮弹前身，可事先装药，轮流发射。）
　　（5） 安装了瞄准具。（照门，准星）
　　（6） 制造时注意了子炮和母炮之间的气密，使其贴切相嵌，减少了火药气体外泄。
　　当时的欧洲殖民冒险家们普遍使用了这种武器，在征服美洲和侵略东方的过程中都将其持为利器！ 明廷对佛郎机炮是十分重视的，且仿制的火炮各种规格齐全，据文献记载和各地出土的上百件佛郎机实物印证，仅嘉靖年间，兵仗局，军器局和边关驻军就制造了大样佛郎机、中样佛郎机、小样佛郎机，骑兵佛郎机，佛朗机式流星炮、百出佛郎机、万胜佛郎机、连珠佛郎机、无敌大将军炮、钢发贯等十多种，总数达三，四万门之多，分别用作舰炮，城防炮、战车炮、野战炮、步兵枪、骑兵枪成为明军的主要装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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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二年，明朝开始了对这种火器的仿制。（《大明会典》）在仿制的过程中，中国工匠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完善改进了佛郎机的制造，生产了大佛郎机和铅锡铳的小佛郎机等。次年就制成大样佛郎机32副，发各边试用。嘉靖七年又造4000门中样佛郎机，说明当时的生产能力已经十分惊人！嘉靖二十二年又将手把铜铳、碗口铳改制为小佛郎机。二十三年造马上佛郎机1000支。四十三年又造出铁质佛郎机，至此佛郎机已成为明军主要装备之一。
　　明朝是对佛郎机大炮十分重视，各种规格齐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 （1） 戚继光《纪效新书》中载5种佛郎机，一号长8~9尺、弹一斤、药一斤；二号长长8~9尺、弹10两、药11两；三号4~5尺、弹5两、药6两；四号2~3尺、弹3两、药3.3两；五号1尺、弹3钱、药5钱。已经形成了从大到小的系列装备。而且该书中对佛郎机的制造有科学详尽的规定，充分考虑到了实战中的各种要求。还对不同佛郎机的用途有所说明，1~3号主要用于舰炮和要塞防御，4号可以随军作战，5号因其轻便可作为士兵的普遍装备。（2） 百出佛郎机，是宣大总督翁万达与嘉靖25年设计的佛郎机式军用枪，长3~4尺，每枪配子铳10个，预装弹药连装连发，还可以供骑兵使用。值得一提的是，该佛郎机铳口装有6寸长的戈形叉锋，可在射击完后当冷兵器使用，已具有刺刀的雏形！（3） 万胜佛郎机铳（配九个子铳），形制较小，弹3钱、药3钱。适于步兵握持。（4） “无敌大将军”炮，安在炮车之上，可“每个子炮内有500铅弹，散布可达20余丈”。 威力巨大！上述各型佛郎机说明，明朝时的佛郎机制造已经达到了很完善的境地，为改善明军装备创造了前提条件。
　　明军以这些佛郎机为基础，创建了新型的水兵营和由车炮营，骑兵营、步兵营，辎重营组成的合成军，并建立了长城的火炮防御休系。明朝后期火器在战场上已经相当普及，明军主力和精锐部队都大量使用火器，冷热兵器配备达到了3：1，仅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天启元年(1621)，三年中因辽战发往广宁以资补充的各种火器，累计大炮18154门，佛郎机4090架，枪类2080杆，火药类177，3658斤，大小铅弹142368斤，大小铁弹1253200个之多，火器几乎占到了全部兵器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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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和其军事意义
　　佛郎机对比当时的铳炮有明显的优势，对明以后的军事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 发展了明代的火器制造。明初的火铳曾经是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火器，但永乐之后，承平日久，火器的发展就停滞了。到嘉靖年间就落后与世界水平了。佛郎机的投产，使明朝的火器制造业重新赶上了世界水平，吸收了西方技术的精华并有所发展。使明管形火器的制造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 改善了明军装备。水军方面，戚继光的新型水营下辖2哨，备大型福船6艘，中型海苍船2艘，小型苍山船4艘，每哨各半。福船装大样佛郎机6门，海苍船大样佛郎机4门，苍山船大样佛郎机2门，全营有佛郎机40门，火力远超原先装备火铳的老式水营。陆军方面，戚继光的车营和辎重营也都装备了佛郎机。其中车营有炮车128辆，佛郎机256门，平均全营每12人一门，火力堪称世间第一！而辎重营也有炮车80辆佛郎机160门，更是史无前例地将辎重部队赋予了强大的火力。直到天启年间红衣大炮传入前，佛郎机一直是明军主力火器。
　　（3） 边塞增加了重型火器防御。戚继光在东线长城修建空心敌台，每台配佛郎机8门，子炮72个，守御能力大增。辽宁的个大边镇也都有佛郎机装备。
　　（4） 军队训练更加复杂。随佛郎机装备部队，军队增加了使用其作战的新训练内容。包括射击前检查，选用合适子炮，准备火药火绳备件，装填，瞄准等等。这些新的训练内容是中国军事史上首次出现。
　　（5） 作战方式变化。佛郎机射程比原来的火铳远，威力大，所以各军种在装备后都带来了新的作战方式的变化。水战中，可以射击一里外的敌舰；守战中可以用来射击攻城之敌，毁坏攻城战具；攻城中，可以杀伤守卫人员，摧毁守城设备；野战中将炮车联结成阵，发扬齐射火力，可以在远距离上杀伤敌人，阻止骑兵突袭。佛郎机使原先的冷兵器作战逐渐转向了现代的火器作战。使弓弩的使用价值大大降低。（尤其是弩，弓因骑兵还要使用仍未退出历史舞台！）
　　佛郎机的传入和制造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作战的模式，自嘉靖以后无一古代兵书不谈佛郎机，足以证明其影响的巨大。但是到了清朝，军中对火器一味求其射程，重红夷而轻佛郎机，以至于到了十八世纪清朝的军队里已经完全没有佛郎机的踪迹了。佛郎机大炮和红夷大炮同样是明朝中后期引进的西方先进武器，它们的命运差别竟然如此之大，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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