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这么做陷阱箱子_百度知道
我的世界这么做陷阱箱子
机版貌似不可以，在中间那个空上放上拌线钩。做箱子不是八个木板中间一个空吗。拌线钩做法：铁淀，木棍，木板。或者直接将箱子和拌线钩放在工作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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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这么做《天空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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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高台下面打掉，之后在那一个上面加东西（泥土），如果不要下面所有的地形就用超平坦预设木头先留一块方块再把其他的全烧掉（这样快点）再做下面就是虚空了
开启无敌版，呢里有本来就浮在空中的小岛，你可以用飞翔模式飞上去造，但如果你要呢种会到处飘得，那个应该没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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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文集（增订版第四卷）书简
致奥斯卡?波拉克奥斯卡?波拉克（），从中学起就是卡夫卡的朋友，艺术史学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1903年初
于布拉格〕
在我给你的几千行字中，也许还有十行我勉强可以一听，上封信中的鼓吹宣扬是不必要的，那不是神启，而是孩子们的涂鸦……我坦率地说，大部分都令我作呕(比如《早晨》及其他)，我不可能全部都读，如果你不介意抽样读一些的话，我就满意了。不过你应该想到这一点：我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动笔写作的，那时只要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就算是“创造作品”了；对开始写作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时代了。在稿纸下有一张纸，上面写有从历本中挑选出来的不平凡的、特别庄严的人名。因为我需要两个名字用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最后选中了那两个下面画了横道的名字：约翰内斯和贝阿特(蕾娜特这一名字已因其有粗大的光环而早被人抢走了影射雅可布?瓦塞尔曼的小说《幼年蕾娜特的故事》，柏林1901年发表。)。这已近乎好玩了。
致奥斯卡?波拉克〔1903年初
于布拉格〕
但有一样东西在那些稿本里完全没有，那就是勤奋、毅力和所有这些叫不出名堂来的陌生事物〔……〕我缺少的是修养。我今天要你做到的最起码的事是，把这些本子大致浏览一遍。你有一间漂亮的房间。下面商店的点点灯光若明若暗，不停地闪烁着。我要你让我从下星期六起，每个星期六在那里给你朗读，每次半小时。我要发奋工作三个月。今天我首先知道这一点：手艺需要艺术，但艺术更需要手艺。我当然不认为，一个人能够强迫自己生孩子，就定能强迫自己教育孩子。
致奥斯卡?波拉克〔估计为1903年〕9月6日
〔于布拉格〕
我将给你准备一捆东西，那是我至今写下的一切，有的是关于我的，有的是关于别人的。什么都在里面了，缺少的是些童稚戏笔之作指卡夫卡的早期作品，具体作品无法考证。(你瞧，不幸很早起就压在我的背上了)，其次就是我已不再有的东西；再就是我认为在作品之间连承上启下的作用都起不了的东西；再其次是那些计划，因为这对拥有它们的人来说是土地，对别人来说却只是荒漠；最后是我连你都不让看到的东西，因为如果一个人赤条条地站在那里被另一个人抚摩，他是免不了浑身发抖的，即使他原是双膝跪地恳求人家这么做的。再说，近半年来我几乎一字未写。这样一来还剩下多少我不知道，但我都给你，只要你答应我对你的要求，来信也好或者说一声也好，告诉我“好的”就行。
因为这是件特殊的事情，尽管我在信中写到这类事情时非常笨拙(非常无知)，你也许早已明白了。我不想从你那里得到回答，在这里等待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呢，还是可以轻松愉快地点燃火刑的柴垛。我甚至不想知道你对我的态度；因为哪怕要知道这一点我也得勉强你给我答复。因此我要的是既更容易而又更困难的事；我要你读一读那一页页稿纸，无动于衷也好，心中厌恶也好，因为稿纸里确也有无动于衷和心中厌恶的东西。因为――我的要求就是由此而来的――我最亲切可爱的同时又是最严酷无情的东西即使在太阳底下也只是冷冰冰的，而我知道，如有一双陌生人的眼睛望着它时，就会使一切变得温暖起来、活跃起来。我写的只是温暖起来和活跃起来这几个字，因为这是完全有把握的，要知书上有言：“独立时的感觉是美好的，但是，对事物作出回应时的感觉能使之产生更大的作用。”
可何必费这么多笔墨呢?不是的――我摘取一块(因为我能给你的不止是这些，而我还要给你――一定的)，摘取心头的一块，用几张写满字的纸仔细地包好交给你。
致奥斯卡?波拉克〔日
于布拉格〕
我原想给你朗读而现在将寄给你的东西是《孩子与城市》一书中的某些片断，我自己手头有的这本书也只是一些零散篇章。要给你的话，我就给它们加上些标题，这就要花费时间。这样我将每次寄几页给你，附上一封信(如果看不到写作有明显的进展，我对此的兴致会很快消失)，这样你就可以连贯起来读。第一部分随下一封信寄给你。
此外、已有一段时间未写一字了。造成这一情况的是我的处境：上帝不愿意我写作，我却非写不可。这上下起落是永恒的，而最终毕竟是上帝更为强大，这里的不幸远比你能想象的多。我的精神中有这许多力量被拴在一根木桩上，这根木桩也许会长成一棵绿色的树；而如果这些力量被释放，就可以给我和国家带来益处。但是靠诉苦是摆脱不掉套在脖子上的磨盘的，尤其是在本人喜爱它的时候。
与奥斯卡?鲍姆的谈话〔1904年秋〕
如果没有必要用文体修辞上的奇思妙想把注意力从事件本身引开的话，事件的引诱力就是最强烈的。
日记〔1910年初〕
在我的生活中，有五个月我什么也写不出来，对此我本该是满意的，这五个月是任何力量都补偿不了的，尽管所有力量都有此义务。在这五个月后，我终于心血来潮，再次想和自己对话。以前，每当我向自己提问时，我总是回答的，总能从我这个干草垛里拍打出一点东西来，五个月来我就是这么一个干草垛，它的命运看来就是在夏天被点燃，在旁观者的一眨眼间化为灰烬。就让这一命运单单落到我的头上好了!就算它落到我的头上十次，对这倒霉的时期我也始终无怨无悔。我的状况并非不幸，但也非幸福，它不是冷漠、不是软弱、不是疲惫、不是另有兴趣，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对此的无知也许和我写作的无能有关。我觉得我理解这种无能，却不知其原因何在。因为所有闯入我脑海的东西都不是连着根子闯入的，而是从半腰上下的什么地方开始的一截。不妨找个人试试抓住它，试试抓住一棵从半腰里开始生长的草并把身体靠上去。个别人说不定做得到，比如日本的江湖艺人，他们在一架梯子上爬，梯子不是支在地上的，而是支在一个半躺着的人抬起的脚心上，而梯子不靠在墙上，而是悬空竖立的。我没有这本事，更何况我连支撑梯子的那样一双脚掌都没有。当然，这并不就包括一切，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还不足以令我开口说话。但据说每天都有一行字是针对我的，正好像现在大家都把望远镜对准那颗彗星一样。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会出现在那一行句子前面，为那句话引诱前往，就像上次圣诞节期间的我那样，那次我恰好还能保持镇静，好像真的到了我的梯子的最上一级，但梯子安然靠墙支在地上。不过那是什么样的地，什么样的墙啊!可是那架梯子不倒，于是我的双脚踩着它往地上蹬，于是它托着我的脚往墙上升起。
我写的字几乎没有一个能和别的字般配，我听见那些辅音如何像破铁皮一般摩擦发声，在这种伴奏下，元音又是怎样像展览会上的黑人一样歌唱的。我的怀疑把每个字都围成一圈，我首先见到的是这一圈圈疑窦，然后才是字，然而这是怎么搞的!我根本看不见字，我发明了它。这也许还不算是最大的不幸，只不过我必须有能力发明词句，这些词句应该能够把尸体的臭味吹向某个方向，好让它不会朝我和读者扑面袭来。每当我在写字台旁坐下时，我不比一个在歌剧院广场中央跌倒而摔断两条腿的人感觉更舒服些。所有车辆虽然都在发出噪声，同时却一声不吭地费劲从四面八方开来又向四面八方开去，但是比警察更有能耐维持交通秩序的是那个男子的疼痛，疼痛使他合上双眼，并且不必让车辆掉头就使广场和大街小巷变得空落落的。此处热闹的生活使他痛苦，因为他是一个交通障碍，可是空空荡荡并不使他好受些，因为这样就把他真正的痛苦发放出来了。
致马克斯?布洛德〔1910年〕12月17日
〔于布拉格〕
左边进早餐的喧闹停止时，右边进午餐的喧闹就开始了，此刻，四处的门一扇扇被打开，其声犹如有人把墙砸开一样。但是，首先是一切不幸的中心尚在。我无法写作；能得到我认可的句子我一行也写不出来，相反地，我倒把从巴黎回来以后写的――那也不多――全部划去了。我整个身心都警告我注意每个字；在让我把它写下之前，每个字都先要左顾右盼一番；在我面前，一行行句子简直就四分五裂了，我看见了它们的五脏六腑，于是只得赶快搁笔。
我抛弃了，划掉了这么多，几乎是我今年所写的一切，这肯定很严重地妨碍了我的写作。要知道那是一座山，有我从来所写的五倍那么多，它单凭其巨大质量就把我所写的一切从我的笔尖下面吸引到它身边去了。
我今天还写不出东西来，我能有什么理由为此辩解呢?没有理由。尤其是，我的身心状态不算太坏。我的耳朵里不断地响着一个恳切的呼叫：“你来吧，无形的法庭！”
如果只是词句的问题就好了，如果只要写下一个字就够了，并且心安理得地意识到，已经用自己整个身心充实了它，那么，我的力量连再写出一句话来都不够。
我觉得我已彻底垮了――去年我清醒的时间还不到五分钟――因此我每天要么只求自己从地球上消失，要么只好变成小孩子从头开始，尽管我看不到有半点希望能做到。如从头开始，就外部条件来看要比从前容易一些。因为那时期我几乎连一点朦胧的预感都没有就追求一种表现方法，要每个字都与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要把这种表现方式拉进我的怀抱，再听任它吸引我离开自己所在的位置远奔他方。我开始时的情况是多么可悲(不过和现在已无法相比)!从写下的东西里透出了什么样的寒冷啊!它日复一日地对我穷追不舍。那是多么大的危险，而且它几乎不断地威胁着我，使我根本感觉不到那种寒冷，这当然不会使我的整个不幸减轻多少。
有次我想写部长篇小说，其中两兄弟互相争斗，后来一个去了美国，另一个则留在欧洲的一所监狱里。我只是不时地写上几行，因为一动笔就感到累。有一次，在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写了一点那座监狱的事。那天我们在祖父祖母家里，刚把那儿常吃的一种特别软的面包抹上黄油吃得一点不剩。我那样做很可能多半是出于虚荣心，我把桌布上的稿纸推来推去，用铅笔敲敲桌子，把人家在灯下挨个儿看了一遍，想以此吸引某个人拿走我写的东西仔细看看，然后对我表示钦佩。那几行字主要描写狱中的一条走廊，首先是它的寂静和寒冷；关于那个留下的兄弟也写了一句同情的话，因为他是两兄弟中的好人。也许我是在刹那之间产生了一种感觉：我的描写毫无价值，只是在那天下午之前我对这类感觉从未注意过，那时我常和相处已惯的亲戚(我非常羞怯，而和相处惯了的人在一起这种羞怯倒反使我多少感到点快慰)围坐在我所熟悉的房间里的圆桌旁，我念念不忘自己年纪轻轻，在当时那种不受干扰的状态下定会干出什么大事业来的。这次，一位爱取笑别人的叔父终于抽走了我只是轻轻捏着的稿纸，草草看了一下就重新还给我，甚至笑都不笑一下，只对一直在瞅着他的其他人说：“老一套。”对我则什么也不说。我虽然还坐着，和原先一样上身在已经毫无用处的稿纸上向前倾着，但我实际上已被人一推，赶出了这个聚会团体。叔父的评判在我心中一再响起，几乎已具有实际的意义，使我即使在家庭亲情内部也能一眼望到我们的世界那冷冰冰的空间里去，我必须用火来使它温暖起来，我首先想要找的就是这样一把火。
此刻是夜里两点，一种特殊的灵感陪伴我这最幸福又最不幸的人去睡觉(它也许会一直陪伴着我，只要我经受得住这一想法，因为它比以往一切灵感都要高)。这种灵感的特殊之处就是，它使我有能力做到一切，并不限某一种工作。如果我不加选择地写下一句话，比如“我朝窗外看去”，这一句子就已经是完美的了。
我走访施泰纳博士鲁道夫?施泰纳（）：奥地利人，人智学创始人，歌德自然科学著作的出版人。。〔……〕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以不定什么方式有益于人的各种潜力，从来都在文学范围内。而在这方面我曾经历过某些奖态(不很多)，我认为同您，博士先生，所描述的以慧眼洞察一切的特异状态非常接近，在这种状态中，我完全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灵感中，而且还实现了每一种想法。在这种状态中，我不仅感到自己已到了我的极限，并且达到了人类的极限。可是这种状态中只缺少有天眼通本领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在亢奋中的平静，虽然并非一点都没有。我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是，我最好的作品并不是在那种状态下写出来的。――尽管是必须的，但我却不能完全献身于这一文学创作事业，而且有各种原因。姑且不谈我家庭内的情况，单单因为我的作品产生缓慢和它们的特性，我就无法靠文学为生，此外，我的健康状况和我的性格也妨碍我哪怕在最顺利的情况下去过一种不安定的生活。因此我才成了一家社会保险公司的职员。而这两种职业永远是水火不相容的，绝不许有一种共享的幸福。这一职业中最微不足道的幸福就会变成另一职业中的莫大不幸。如果我在一个晚上写出了好作品，第二天在办公室里会依然激情如火，烧得我什么也做不好。我陷于被两头来回拉锯的痛苦，越来越难以忍受。在办公室里，我表面上履行我的义务，却不能尽我内心的义务，而每一个未能履行的义务都变成一种不幸，它蛰居在我心中再不出去。在这两种永远无法平衡的努力之外，难道现在还要我搞神智学作为第三种吗?
我有一种不幸的念头，即我没有时间去写出最起码的好作品，因为我的确没有时间去写一个故事，如应该做的那样朝四面八方铺展开去。但我又认为，只要我通过写一点东西使自己放松的话，我的旅行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我就会更好地理解一切，于是我就再一次试着写了。
我读了关于狄更斯的文章。一个人从故事的一开始起就在内心经历着它，从原来一个遥远的小点变成呼啸着驰来的由钢铁、煤炭和蒸汽组成的火车头，而此人直至此时还不肯离开这个火车头，反而甘愿被它追逐而且有时间这么做，也就是说，在火车头的追逐下靠自身的动力向前狂奔，朝着火车头只顾往前推进着，而此人只顾引诱它往前飞驰的方向：这竟如此之难，一个局外人能够理解吗?
我对此无法理解，甚至不能相信。我只是时不时地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单词里，比如说在它的元音变音里(前面的“推”字德语stossen(推)中的元音“o”在主语为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中变音为“?”。)我会在刹那间头脑糊涂，不知所措。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就是我那鱼一样的感觉的开头和结尾。
致马克斯?布洛德〔日
于瑞士厄伦巴赫疗养院〕
当然，要是我在心中感到不可抗拒的写作冲动时，那种障碍就完全不存在了；这种冲动在一段长时期内会产生一次，每次会延续一段较长的时间，或者像在施特雷萨时那样只存在一瞬间，那时我感到我整个人已团成一个拳头，拳心里指甲深深地掐进肉里――我只能这样来形容我的感觉。我干脆不必等到别人给我讲什么礼数，用餐完后就立即告辞走开，像一个孤僻的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把椅子放在桌前，借着高高地装在天花板上的电灯泡的昏暗光线写字。
如果我现在想起来，照你的意思――我不想说照你的榜样――哪怕只有一点表面的写作念头就应该去写，那么，你对我的要求说到底还是对的，不管你知不知道疗养院内的情况。实际上，我再拼命辩解也无用，一切都依旧怪我自己，或者不如说，把这一切归结为意见上的一点小分歧或者能力上的一个大差距。此外，现在才是星期日晚上，所以我还有一天半的时间，虽然在这阅览室里――现在总算只剩下我一人在此――那只钟快得出奇。
我觉得，失眠的原因只在于我的写作。因为我尽管写得又少又差劲，由于这些小小的震撼而变得敏感起来，尤其是在临近黄昏时分，早晨更是如此，我就感觉到似有强风向我劲吹，那是某种即刻就可能出现的状态，这些状态十分强烈，把我撕裂开来，似乎能使我什么都干得出来；此时我得不到安宁，因为我内心的嘈杂之声响成一片，而我又无暇命令它停止。〔……〕我的安慰是――我现在怀着这种安慰躺下――我已如此之久没有写作了，因此在我目前的情况下还无法安排这样的写作，但是，只要有一些阳刚之气，安排写作至少暂时是定能做到的。
日记1911年10月〔3日〕
又是我的梦的力量不让我睡觉；这些梦的光芒已照进我入睡前的清醒状态。在晚上和早晨，我对文学创作能力的意识是一望无际的。我感到自己完全放松了，直到我身心的最底层，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从我内心深处把任何东西挖掘出来。
日记1911年10月〔3日〕
我终于把它说出来了，但仍然大为吃惊：我的全部身心都为一项文学创作工做准备着，而这样一项工作对我来说简直是在极乐世界里的身心消融和真正的生命力的迸发；可此时我却在这办公室里为如此可厌的一纸公文不得不从我那有能力获取此种幸福的身体上挖下一块肉来。
我要写作，前额在不停地颤动。我坐在自己房间里，房间就位于整个寓所内嘈杂之声的大本营中。所有房门的砰然开关声我都听得见，这种噪声使我仅免于听见在门里走进走出的人的脚步声，而我还能听见厨房里炉门的关闭声。父亲砰然推开我的房门，披着后裾拖地的睡衣穿室而过，在隔壁房间里有人正从炉子内往外掏煤灰，瓦莉瓦莉：卡夫卡的二妹。不知在问谁，父亲的礼帽刷过没有。她的喊声穿过前室犹如穿过巴黎的一条小巷，对方发出嘘声以表示对我的关怀，接着大声嚷嚷着回答。寓所大门的把手被拧开了，发出的噪声就如来自害黏膜炎的喉咙，大门以一种女人的短促的歌声开启了，然后以沉闷的男性的撞击声一下子关上了，听上去放肆至极。父亲走了，现在开始了比较柔和、比较分散和更教人心灰意懒的嘈杂声，领头的是两只鸣叫的金丝雀；我以前就想过，现在金丝雀又叫我重新想起来，我是不是应该把门打开一道缝，像蛇一样爬到隔壁房间里去请求我的妹妹们和她们的女仆保持安静日记中的这一段卡夫卡以《大喧闹》为题刊登在布拉格杂志《赫德尔研究》（1912年10月）44页。。
当昨晚马克斯在鲍姆处朗读我那篇小小的汽车故事这篇故事显然未能保存下来。时，我有种苦涩之感。我把自己对所有的人都封闭起来，对那个故事我则一直低着头把下巴抵在我的胸脯上。故事中的句子乱七八糟，其间漏洞百出，足以让人把双手都插进去；有的句子响亮，有的句子低沉，各行其是；这一句摩擦着另一句，就像舌头在舔磨一只蛀空的牙齿或一只假牙那样；一个句子以其粗糙的开头列队来到，使整个故事恼火地陷入惊慌之中；一个模仿马克斯的迷迷糊糊的句子(对此的责备是低调的，同时又是受到喝彩鼓励的)晃晃悠悠地走进来了，有时看上去仿佛是在上舞蹈班第一堂课的第一刻钟一样。我，对我自己这样解释：我的时间太少，安静的时刻太少，不能把我的才能的种种潜力发挥无余。因此写出的只是一些中断的开端，比如整个这篇汽车故事从头到尾尽是这些中断的开端。如果我有一天能写出较大篇幅的整体，从头到尾结构严密，那么，这篇故事就永远无法彻底摆脱我，我就可以平静地睁着双眼作为一个健全的故事的直系血亲来倾听别人朗读它，可是现在这样，故事的每一小段都在无家可归地到处流浪，把我朝相反的方向赶去――在此情况下，如果上述解释是对的，那么我还能高兴得起来吗。
我曾希望用一束花来稍微抚慰我对她的爱，但毫无用处。这只有通过文学或与女人同床共眠才有可能。我写这事，不是因为那时我不知道这一点，而是因为常常把警告记下来也许是好事。
昨天晚上我就怀着一种预感把床上的被子扯掉躺下去，再次意识到了我拥有的一切能力，就仿佛把它们都已攥在手掌中似的；它们使我挺起胸膛，使我的头脑燃烧；我为了安慰自己不起床工作，好一阵子不断地对自己说：“那可不利于健康，那可不利于健康……”想用几乎是肉眼可见的念头把睡意拉过来蒙住脑袋。我老是想着一顶带帽舌的睡帽，为了保护自己，我用手使劲把它按在前额上。我昨天失去了多么多啊!血液是怎样挤压在窄小的脑袋里，有能力去干一切，只是被那些维持我的生命不可或缺的、而在这里却被浪费掉的力量遏抑住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在事先感觉良好时逐字逐句地或只是顺便地、但是用明确的话语构思出来的一切，一拿到写字台上试图将其写下来时，却都显得枯燥无味、颠三倒四、僵化不灵，和整个环境格格不入、战战兢兢，但首先是漏洞百出，尽管原来的构思一点都未被忘记。当然，其原因多半在于，在摆脱了稿纸时，我只有在精神升华时――尽管我非常渴望这种升华，但对它的畏惧甚于渴望――才会构思出好的东西，可它们又如此丰富，我只得放弃，或盲目地、全靠偶然地从构思的洪流中掬取，一把又一把地，以致在字斟句酌地落笔时，这些掬取来的东西和它们原来生活于其中的丰富洪流相比简直微乎其微，没有能力再现那种丰富，因此它们是拙劣的，而且因为它们既引诱人而又使人一无所获，所以又是令人灰心烦恼的。
我现在，而且在下午就有一种强烈的要求，把我整个惶惶然的情状从心里写出来，就像它来自我内心深处那样写进稿纸的深处中去，或者就这样地写下来，使得我能把写下的东西一点不剩地吸收到我的心里去。这不是艺术性的要求。当今天〔季察克?〕罗威谈到他的不满和对部队所做的一切都漠不关心时，我把他的心境解释为乡思，这一解释我虽然说了出来，但有保留，我留下它给我自己，好为我自己的愁绪而暂时享受它。
在我隔了较长一段时间又开始写作时，我的词句似乎是从一片虚空中抽取出来的。如果抽得一个字，那也不过就此字而已，所有的工作又得从头开始。
中午父亲责备我，因我不关心工厂。我分辩说，我是过问过的，因为我期待着有所收获；但只要我在办公室里，我就不可能和别人一起干活。父亲还在争吵不休，我倚窗而立，一声不吭。可是晚上我发现，由于中午的谈话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大可满足于当前的工作，只要留神别把全部时间腾出来搞文学。我刚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想法，它已不再新奇，使我感到这是我惯有的念头。我不认为有能力把全部时间用在文学上。但这一信念只产生于瞬间的心态，却比这一心态更加强烈。
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上午睡觉、读报，把时间虚度了。为了给《布拉格日报》写一篇评论而感到胆怯。这种动笔前的胆怯总是这样表现出来的：有时我在尚未走到写字台旁时就想好了要写的东西的开头几句，而随即发现它们不能用，枯燥无味，在离结尾很远处就断裂了，并且用那突出的断裂部位指向凄惨的前途。
我一旦从办公室事务中解脱出来，就一定要实现我写自传的愿望。我必须在动笔前把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作为我眼前的暂定目标，以便能驾驭种种事件的主体。这一变更虽然看来万难实现，但我看不到别的变更能比它更令人凛然振奋。此外，写自传将是件很大的乐事，因为它同记述梦境那样轻而易举，却会产生与述梦迥异、巨大、永远影响着我的结果，而这种结果还可以被任何他人所理解和感受到。
结局之难，哪怕是一篇短文的结局，并不在于我们的感情要求在文章结尾有一团烈火，而前面的实际内容本身却又喷射不出这团火来；不妨说，文章结局之难在于，文章再短小也要求作者在此处能踌躇满志并且达到自观忘我的境界；走出这一境界跨入日常生活的空气中，没有坚强的决心和外界的驱策是很难做到的；结果是，作者不让文章圆满结束而自己得以悄悄地顺势溜开，宁愿在这之前就在不安的驱动下抽身而出；干脆从外部用双手完成结局；这双手不仅要干活，还必须牢牢抓住文章不放。
在我身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一种对写作的专注。当在我的这一有机体中清楚地显露出写作是我气质中最能出成果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蜂拥而去，从而让能博取在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特别是音乐方面的乐趣的一切才能都荒废了。在所有这些方面我都已干枯萎蔫了。这是必然的，因为我的力量就其整体来说实在太少了，只有集中起来方能勉勉强强地为写作这一目的服务。这一目的当然不是我自动地、有意识地找到的，而是它自己产生的，现在只有办公室还在阻挠它，但这却是根本上的阻挠。
我只是由于我的文学使命才对其他一切没有兴趣从而冷酷无情――此语的真实性或可能性有谁可以为我证实呢。
读毕几件旧文稿。要坚持读完就得花上全部气力。一个人不得不在从事只有一气呵成才能成功的写作过程中承受被打断的不幸；这种不幸我在以前不断遇到过。在读稿时也得经受这一不幸，虽不如原来那么强烈，却更加集中了。
心情又好了。我又把握住了自己，正好像皮球落地时被人在半空中接住一样。明天，不，今天我就开始写一篇较大的作品，它并无定规约束，只要我量力而行。只要力所能及，我就不会放开它。宁可失眠，也不愿就这样混日子。
切不可过高估计我所写的东西，这样我就够不着我将要写的东西了。
一周来我第一次在写作中差点彻底失败。为什么?上周我同样经历过几种不同的心情而且使写作不受其影响，但我害怕写这件事。
一段时期来第一次在写作中彻底失败。那种备受考验的男子的感受。
这么久没有写什么了。明天开始写。平时我又会产生一种不断扩散开来的、不可遏止的不满足感；这次我已处于这一情绪中。烦躁不安开始了。但是如果我能干出什么名堂来，那么没有迷信的预防措施我也能做到。
致马克斯?布洛德日
〔于荣博恩〕
疗养院的良好效果表现在，不论伙食如何我没有真的把胃搞坏，它只是变得麻木了。与此并非无关的是，我虽还在写写弄弄，但比在布拉格时慢了些。与此相反，或不如说，除此之外，昨天和今天我对自己写作的低质量恍然有了一些认识，这些认识我怕是不会消失的了。不过没有关系。停止写作是我所做不到的，这可说是一种能够不受损害而被检验其内核的乐趣。
致马克斯?布洛德日
〔于荣博恩〕
许多细节我写得很成功，我对此高兴得连你也会认为过分――但如果不这样，我还能握得住笔吗?我从来不是为了实现某件事情而不惜任何代价的人。但问题就在这里。我写的都是在温吞水浴池里写出来的，那些真正的作家熬受的永恒的地狱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只有几个例外情况，尽管这些例外的威力也许是无限的，但由于它们的少有和它们用来发挥作用的薄弱力量，我可以将它们排除在这个论断之外。
致马克斯?布洛德〔日
于布拉格〕
最近我曾向你声称，写作时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干扰我(这当然不是自夸，而是自慰)，那时我只想到，母亲几乎每天都向我苦苦哀求，要我为了使父亲宽心，时不时地到工厂里去瞧瞧〔……〕
今天晚上，当母亲又开始唠叨那老一套时〔……〕我完全看清了，我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在大家上床睡觉之后从窗口跳出去，要么在今后十四天中每天都到妹夫的工厂和办公室去。第一条路使我有可能卸下对这受到干扰的写作和对被我抛下的工厂的全部责任，第二条道路则势必打断我的写作――我不能把十四个夜间应睡的觉揉揉眼睛就抹去了事――并给我留下这样的前景：如果我有足够的意志力和希望的力量，在十四天后说不定能在今天停笔之处接着落笔写下去。
致费莉丝日
〔于布拉格〕
我的生活，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从根本上来说从来都是由写作的尝试组成的，大多是些失败的尝试。如果我不写，我就等于躺倒在地，只配被人扫地出门。而我的力量历来就微小得可怜，因此，尽管我没有明明白白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事情本身就使我不得不在各方面节省精力，到处都须有所割爱，才能为了那看来是我的主要事业保住勉强够用的力量。倘若我自己不这么做(我的上帝!就在本星期五在办公室里值班时也无片刻安宁，来访者接踵而至，仿佛一个小小的地狱把人都放了出来似的)，而是想在某个地方超越自己，我就会被自己逼回去，受到伤害，自取羞辱，从此永远委靡不振。但正是这些使我在片刻之间深感不幸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给了我自信，于是我开始相信，总会有某个地方，尽管难以寻觅，一定有颗福星高照着，我可以在它的照耀下继续生活下去。有一次我给自己开列了一份详细的清单，逐项写明我为了写作奉献了什么，以及为了写作被夺走了什么，或者不如说，只有用写作来解释使我忍受了何等损失。
果真如此，我瘦成了这种样子，成了我所认识的人中最瘦的人(这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因为我到过好几家疗养院，阅历不少)，同样地，除了用于写作之外，我身上再无可以称做多余的东西，也再无好意上的多余的东西。倘若有一种更高的力量想要利用我或者正在利用我，那么我就是掌握在它手中的一件至少是明显地加工制作出来的工具；倘非如此，我就什么也不是，会突然间被遗弃在一片可怕的空虚之中。
现在，我通过对您的思念扩大了我的生活，在醒着时，几乎没有一刻钟内我不曾想您的，而且在许许多多的一刻钟内我除想您外别的什么都不做。但即使这件事也与我的写作有关，只有起伏不停的写作的波浪在支配着我，在写作笔力疲乏时，我肯定从未有过勇气向您倾诉。〔……〕
我的生括方式只是为写作安排的，如有变更，那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写作的需要，因为时间苦短，力量渺小，办公室是祸害，住处嘈杂不堪，如果过不上一种美满的、道路坦荡的生活，那就只得使出绝招在曲折的狭缝中穿行求生。对这种成功地用来分配时间的本事我是满意的；但是在我写下的东西中，每一阵疲累留下的痕迹都比原来想写出的意思要鲜明清晰得多，对此我只有永恒的悲叹；与此相比，我的满足就简直微不足道了。一个半月来，包括这几天来由于无法忍受的虚弱而产生的干扰在内，我的时间分配如下：八点到两点或两点半在办公室，吃中饭到三点半，此后是上床睡觉(大半只是尝试着睡觉；一周之久，我在这段睡眠时间内只见到门的内哥罗门的内哥罗，即黑山，前南斯拉夫南部最小的共和国。人，他们的服装复杂，每个细部清晰可见，清晰得令人极其反感，叫人头疼)，睡到七点半，然后做操十分钟，是光着身子在开着的窗口做，接着独自或和马克斯或再加一个朋友散步一小时，然后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我有三个妹妹，一个已婚，一个已订婚，单身的那个是我最最喜爱的，但不影响我爱另外那两个)，然后在十一点半(经常甚至在十二点半)坐下来写作，根据精力、兴致和运气如何，写到一点、两点或三点，有一次甚至写到清晨六点。
致费莉丝日
〔于布拉格〕
请您首先用另一种眼光看待我的写作和我与写作的关系，别再拿“节制和目标”来规劝我。“节制和目标”已经把人性的软弱规定得够死的了。在我所能立足的方寸之地上，难道我还不该投入我拥有的一切以命相搏吗?倘若不这么做，那么我将是一个多么不可救药的傻瓜啊!我的写作可能一无所成，不过那只是非常明确、不容置疑地说明，我这个人一文不值。如果我在这方面珍惜自己，那么，正确的看法是，我并非真的珍惜自己，而是在杀害自己。
致费莉丝日
〔于布拉格〕
我干得这么糟糕，以致我根本不配去睡觉而且还应被判处这样的惩罚：两眼望着窗外以度过今夜剩下的时间。最亲爱的，你可理解这一点：倘若不想完全沉浸在绝望之中，写得不好也非写不可。为了成功的写作带来的幸福必须受到如此可怕的惩罚!感觉不到不幸的那根刚长出的尖刺，说起来并非真的不幸，而是要眼睛朝下看看本子中的一页页纸，它们无穷无尽地写满了被人痛恨的东西，它们令人恶心或者至少漠然无动于衷，但这些事情却非写下不可，为了能活下去。呸，见鬼去吧!但愿我能把四天来写的稿纸一页页毁掉，仿佛它们从未有过一样。〔……〕
在道别时我还要告诉你，一切肯定地、完全肯定地会好起来，你不必担心。人家不可能把我完全从写作的事业中扔出去，尽管我好几次都说过要坐在他们中间，要坐在他们最惬意的温馨中去。
致费莉丝日―10日〔于莱特梅里茨〕
别谈在我心中的什么大事，也许你以为这就是什么大事了；我因写作中断而抱着一刻不停的恐惧心理度过了这两天，生怕再不能写作；而这种恐惧，就如今晚表现出来的那种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致费莉丝日―16日夜
〔于布拉格〕
我一整天未睡，因此整个下午和薄暮降临时我都是低垂着头走来走去，脑子昏昏沉沉；可是现在将进入午夜时分了，我却几乎处于亢奋状态，感到心中有股急于写作的冲动，那个藏身于写作欲中的魔鬼在最不合适的时刻活跃起来了。随它去吧，我去睡了。但愿我能以往返于写作和睡眠之间度过圣诞节，最亲爱的，这才是幸福!
致费莉丝日―21日
〔于布拉格〕
明天我又重新开始写作，我要全力以赴，我感觉到，如不写作，我将怎样被一只毫不留情的手推出生命之外。
致费莉丝〔1912年12月〕23日―24日
〔于布拉格〕
最亲爱的，倘若我不能再写作，这又如何呢?这一时刻看来已经到了；一个多星期来我什么也写不出来，最近十个夜晚(不过工作时断时续)我只有一次下笔不能自已，写得很顺手，这就是一切了。我持续地感到疲惫不堪，沉沉睡意在我头脑里来回折腾，左右的天灵盖似乎被箍得紧紧的。昨日我开始写一篇小故事这篇小说的片断显然没有保存下来。，它过去萦绕在我心中，昨天好像一下子把自己开启了，但今天又把自己完全封闭了起来；在我自问此事将来如何时，我想到的并不是自己，更辛酸的时期我都熬过来了，而且还在凑合着活下去；如我不是为自己而写作，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给你写信，享受那想象出来的、写出来的、用心灵的全部力量争取来的你在我身旁的音容笑貌――但是你，你将不会再喜欢我。不是因为我将不再为我自己写作，而是因为我将成为一个更加差劲、更加惶惑、更加没有自信的人，这种人是一点不能讨你喜欢的。
致费莉丝日―30日
〔于布拉格〕
不过现在我不再讲星期天的事了，因为正在接近可悲的尾声，我今天已不能再写出什么来，因为早已过了十一点；而且我的脑袋绷得紧紧的，还在抽搐着，我身上这种毛病是我一星期来才有的。不写作，同时有一种兴致勃然于胸，兴致，急不可待地写作的兴致!
致费莉丝日―6日〔于布拉格〕
有一次你写信说，你想在我写作时坐在我身旁；可是你想想看，这样我就不会写了(我本来就写不出许多)，我就写不出一点东西了。写作就是超过极限地敞开自己；最大限度的坦诚和献身精神，一个人在这种境界中和他人交往会觉得迷失自己，因而只要他理智健全就会在这种境界前退缩不前――因为人只要活着就是都想活下去的，这种坦诚和献身精神对写作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倘若别无他法而且笔触又触及不到更深层的源泉，只能把那种表层上的东西容纳到写作中去的话，那么，写出来的东西是一文不值的，就在一种更真实的感觉使其上边的地面动摇的一刻，它们就坍塌了。因此一个人在写作时越孤独越好，因此一个人在写作时四周不论多么寂静都不为过，黑夜还太不像黑夜。因此可用的时间总是不够，因为长路漫漫，一个人容易误入歧途，有时甚至会产生恐惧心理，而且在没有人逼迫和引诱的情况下产生往回跑的欲望(一种后来总是会受到严惩的欲望)，就如冷不防被最亲爱的嘴吻了一下似的!我常想，我的生活方式最好是：拿着一支笔在一盏孤灯下待在一个宽敞的、大门紧锁的地窖最靠里的房间里；有人送饭来，而且总是放在离我最远的地方，最靠外的地窖大门的背后，我披着睡衣，穿过一间间有拱顶的地下室去取我的饭――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散步，接着我回到桌旁，慢吞吞地、若有所思地吃着，吃完后马上又开始写。我这样写出的会是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把它从什么样的深处挖掘出来啊!而且不用费劲!因为精神集中到极限时是感觉不到苦思之劳的。只不过我也许不会长期这么干下去，也许哪怕在这种状态下也免不了失败，而第一次失败就必然会使我疯狂。
致费莉丝日―18日
〔于布拉格〕
我今天一字未写，我只要一放下书，无所适从之感就准时向我袭来，这是在不写作后亦步亦趋跟随在身后的邪恶的精灵。只有善良的精灵才能赶走它，他必须紧挨着我，发一个重誓向我担保，我一个晚上没有写东西(指没有写什么坏的东西)的损失并非不可弥补(损失的那个晚间的确是可以弥补的，不过必须由那张星期天上午朝这几行字嬉笑的嘴来发这个誓言，这张嘴说什么我都相信)，并且我不会因一个晚上没有写就失去我本来就不怎么样的写作能力，这就是我独自坐在桌旁(在炉火烧得暖烘烘的起居室里，我的好妈妈唉!)很认真地所害怕的。要写作我是太累了(本不是真的太累，但我害怕过度劳累，瞧，已到一点钟了)，昨天我三点钟才回家，但即使那么晚了还是无法入睡，躺到第五个钟头还有并无恶意的钟声传到我警觉得可怕的耳朵里。
致费莉丝日―19日
〔于布拉格〕
最亲爱的，我请求你，帮我把近几天干坏了的事重新整顿好吧。也许根本就没有闯下什么祸，我不嚷嚷你就什么也发现不了。不过这种直透我麻木的心中的不安驱使我六神无主地团团转，我在写或者害怕会在任何时刻写下一些不负责的东西；错误的句子伺伏在我的笔下，缠住了笔尖被拖进信里。我不认为一个人竟会缺少完善地表达他想说和想写的东西的力量。对语言的无力的一些提示，语句的局限性与情感的无限性之间的比较――这都是完全不合适的。那无限的情感在语句里和在心里一样始终是无限的。在内心深处是清晰的东西，在词句中也必然是清晰的。因此人们从来不必为语言担心，但在语句面前却为自己担心。有谁能从他的本身就知道他的处境如何呢?这种暴风骤雨般的或者滚滚翻腾的或者一片泥沼似的内心世界就是我们自己。但在这条暗地里自己铺成的道路上――语句就是在这条道路上从我们的内心逼出来的，我们的自我认识暴露了出来，尽管它始终被蒙着，但在我们眼前却是一幅壮观的、要不就是可怕的景象。这些话是我在最近从心里掏出来的；最亲爱的，面对着这些令人厌恶的话语，保护我吧。
致费莉丝日―20日〔于布拉格〕
一段时间以来我根本不再答复任何问题，不再写任何真实的东西，因为正是这种不真实的东西要想遮掩最美丽的现实，我不得不设法通过写作把它赶跑。
致费莉丝日―3日〔于布拉格〕
最近我陷进去的状态并非例外，我深谙这种状态已有十五年之久。我曾借助写作在较长时间内摆脱了这一状态，由于不知道这种“摆脱”之短暂是多么可怕，便鼓起勇气向你求助，并对我表面上的再生自以为得计，相信可以在任何人面前为这件事承担责任：我尝试过把你――我在一生中找到的最亲爱的――拉到自己身边。
致费莉丝日―18日
〔于布拉格〕
你说得对，费莉丝，最近我常逼迫自己给你写信，但我给你写信一事和我的生活已紧紧靠拢，我还强迫自己去生活；难道要我不这么做吗?
我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是来自本源的，而是远远地在路边的某个地方偶然地、在异常强大情况下牢牢捕捉到的。当我写作顺利、手不停笔并且充分享受丰富的生活时，有次曾写信告诉你，每一种真实的感情都不必去寻求相对应的词语，而是和这些词语相撞在一起、甚至是受它们的驱使的。这么说也许不完全是真的。
哪怕我的手仍然如此结实有力，我怎样才能通过给你写信获得我想得到的一切呢：要你同时相信我的两个请求都是认真的：“喜欢我吧”和“憎恨我吧”!
致费莉丝日
〔于布拉格〕
但愿我还能写，费莉丝!这种渴望在把我烧成灰烬。但愿我有足够的自由和健康首先用来写作。我觉得，你尚未充分理解到，写作是我唯一的、内心的存在可能性。我总把这一点表达错，这不奇怪；只有身处内心的形象之间我才苏醒过来，但是关于我的行为举动，我写也好，说也好，都不能令人信服。这也是不必要的，只要我拥有其他的一切。
致费莉丝日
〔于布拉格〕
我今天下午写给你的信在你收到时是被撕开的，是我在去火车站的半路上大怒中撕的，恼火我在给你的信中写得不真实、不清楚，不管我怎么尝试，仍是不真实、不清楚，恼火我即使在写的过程中都没法牢牢地留下你，找到某种方式把我的心的搏动传达给你，恼火我甚至在写作之外都不能期待得到什么。比如我在下午曾写道，我只有处在内心的形象当中时才苏醒过来。这当然是错误的、夸大了的，可又是真实的、唯一真实的。但是，以这种方式我永不会使你理解，而对我来说却是令人作呕的。我绝不可以把笔撂下(这本来可能是最好的办法)，而是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且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最后依然故我。
我在头脑中有个广大世界。但是如何解放我并解放它，而又不把它撕得粉碎呢。宁愿把它撕碎一千次，也胜过把它留住或埋葬在我心中。
致费莉丝日 〔应为22日和23日于布拉格〕
最亲爱的，尽管我们已经在信中就此事谈了很多，在你的考虑中你也对这一点，并且也许首先是对这一点考虑得不够：即写作是我根本的本质。如果说我身上还有什么好的方面的话，那就是它了。倘若我没有它，没有那个在头脑中要求得到解放的世界，就不敢萌生要得到你的想法。你现在就我的写作所说的话，我并不那么予以考虑；假如我们有天能朝夕相处的话，你就会很快认识到，如果你有意地或违心地不喜欢我的写作，就根本得不到你能凭依的东西。那时你将感到寂寞得可怕，费莉丝，你将觉察不到我是多么爱你，而我将几乎无法让你看到我是多么爱你，我将完全属于你一个人，今天并且直到永远。我将在办公室和写作之间(今天也是如此，虽说我五个月来什么都未写)被碾成齑粉。如果没有那个办公室，那么一切当然都会迥然不同，这些警告也就不必看得太严重了，这样我就必须尽最大力量振作精神。可是最亲爱的费莉丝，你对这样一种夫妻生活会觉得怎样呢：一年至少有好几个月中丈夫在两点半或三点钟从办公室回来，吃饭，躺下睡觉到七点或八点，急忙吃点东西，散步一小时，然后开始写字，一直写到一点或两点钟。你能受得了吗?除了知道丈夫坐在他房间里写作之外，对他一无所知?而且要以这种方式度过秋冬两季，还要在春天即将来临之时在写作室的门口迎候那个半死不活的人并在春天和夏天眼看着他怎样想方设法为秋天恢复体力养精蓄锐?这是一种能过得下去的生活吗?也许，你也许能过得下去，可你必须彻底考虑一下这样的生活，一直考虑到最后的一片疑虑的阴影。
致费莉丝日
〔于布拉格〕
我与写作的关系和我与人们的关系是不能改变的，其根基在我的本质中而不在一时的状况中；为了写作我需要离群索居，不是“像个隐士”，这样还是不够的，而要像个死人。这一意义上的写作是更深沉的睡眠，也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把一个死人从坟墓里拉出来一样，人们不会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旁拉走。这和我与人们的关系并不直接相干，因为我只能以这种自成体系的、前后连贯的和严格的方式去写作，从而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去生活。〔……〕
那个办公室吗?有一天我能放弃它是完全做不到的。至于我是否会因为干不下去而有一天不得不放弃它，这倒并非全不可能的。在这一方面，我内心的惶惑和不安是可怕的，这里，唯一的和根本的原因也是写作。为你和我操心就是为生活操心，同为生活领域中应有之义，因而最终正好能和办公室的工作协调一致，但写作和办公室却互相排斥，因为写作的重心在深层，而办公室却处于生活的表面。一个人这样不停地上下奔忙是终会被撕裂成碎片的。
致费莉丝日
〔于布拉格〕
你误解我了，我没有说，通过写作要一切都变得更清晰，可是却变得更糟了；而是说，通过写作一切变得更清晰而且更糟糕了。这就是我所指的。你的意思却并非如此而又愿意到我身边来。
倘若我说些什么，它就马上并且永远地失去重要性；若是我把它记下来，它也总是失去重要性，但有时却会获得一种新的重要性。
我必须经常孤独。我做出的成绩只不过是孤独的一项成就。
和文学无关的一切我都痛恨，同人谈话(即便与文学有关）使我感到无聊。〔……〕谈话使我思考的一切失去重要性，失去真诚和真实。〔……〕
在我的妹妹们面前――从前尤为如此――我常常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和在其他人面前截然不同。只有在写作时我才和平时一样无所畏惧，心胸坦荡，觉得自己强大，写出的东西令人惊讶，感慨深切。倘若通过我妻子作为中介而在一切人面前我都能如此就好了!真能如此，这是不是从写作中抽掉了?就是这一点不行，就是这一点不行!
致费莉丝日
〔于布拉格〕
在你们那膳宿公寓里的男子不要再搞笔相学了。〔……〕我没有文学兴趣，而是由文学构成的，我不是别的，也不可能是别的。最近我在《邪魔信仰史》中读到了下列故事：“一位神职人员有着如此一副甜美悦耳的好嗓子，以致听他的声音给人以最大的快感。当一位教士有一天也听到了这种甜润的声音时，说道：这不是人的声音，而是邪魔的声音。他当着那些崇拜者的面赶走妖魔，那妖魔也的确走开了，接着那具尸体(因为那里确有一具人的尸体，但并不是灵魂附体，而是被魔鬼施法活转来的)颓然倒地并发出尸臭。”摘自古斯塔夫?罗斯考夫著《邪魔史》，莱比锡1869年版，第一卷326页。括号中的说明是卡夫卡加的。我与文学的关系是相似的、完全相似的，只是我的文学并不像那个牧师的声音那么甜美。――要从我所写的东西中找出这一点来，就非得是精通笔相学的老手不可。
致费莉丝日
〔于布拉格〕
我非常讨厌讲话。不论我说什么，总和我的原意相左。讲话夺走了我所说的一切真诚和重要性。我看也别无选择，因为有千万种外在成分和千万种外部的强制因素一刻不停地对讲话产生作用。因此我才沉默寡言，不单是迫不得已，而且也出于坚信。只有写作才是适于我的表达形式，我将始终保持这一形式，即使我们相会在一起时也是如此。你生性就靠说和听人说，我则生性要靠写来传达；但是，我得以写出的东西作为我本质的、唯一的(也即可能只是对你的)思想表达你是否认为够了呢?
致费莉丝日〔于布拉格〕
我一个人怀着全部忧虑和恐惧，它们活跃得像蛇，我一个人在不断地看着它们的内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它们的状况。你只有通过我才得知，只有通过信件才得知它们的事情。而通过信件转达给你有关它们的状况，就其可怕、坚韧、宏大、不可战胜等性质来说，与实际状况的比例根本不能和我写下的东西与实际状况的比例相提并论，这一点就已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比例失调。当我读着你那封亲切的、充满信心的来信时，我就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在写这封信时，你一定把从柏林以来你对我的回忆全忘了。等待你的不是你在威斯特兰看到在你眼前走动的那一对对幸福的人的生活，不是一种挎着胳膊的轻松愉快的闲聊，而是伴着一个闷闷不乐、悲悲戚戚、沉默寡语、牢骚满腹、病病恹恹的人过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此人在你眼里就像精神错乱者一样被看不见的链条拴牢在看不见的文学上，而且有人走到身旁他就哭闹，因为据他说人家在触摸那根铁链。
致费莉丝日〔于布拉格〕
不是写作的嗜好，你，最亲爱的费莉丝，而完全是我自己。一种嗜好应该被拔除或者强行压住。但是这可是我自己；我肯定也应被拔除或强行压住，但是你怎么办呢?你将是孑然一身，可是又生活在我身边。如果我照我必须做的那样生活，你将感到寂寞孤单，而如果你不那样生活，你就真的寂寞孤单了。绝非嗜好，绝非嗜好!我的最细微的生命表露都是被它所决定、所转动的。最亲爱的，你来信说，你将习惯于我，但是，你将遭受何等痛苦，不能忍受的痛苦。我曾在信中对你说过，至少在秋冬两季中我们每天将只有一小时在一起，那种寂寞孤单你今天作为生活在你所习惯的、与你适应的环境中的少女已经很难想象了，而你作为妻子要熬受这般寂寞孤单就更艰难了――这样的一种生活你能设想吗？倘若在修道院前，你会吓得哭着往后退缩；有个人为了他那与生俱来的奋斗目标(还有他的生活状况，不过只是次要的)只好过一辈子修道院的生活：你甘愿跟着这个人了却一生吗?
致卡尔?鲍尔卡尔?鲍尔：费莉丝之父。〔日
于布拉格〕
我的整个身心都是针对着文学的，直到三十岁我始终坚持着这一方向，未有丝毫偏离；倘若有一天我离开这一方向，我的生命也就到了尽头。不论我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其原因均在于此。我沉默寡言，不爱交往，郁郁寡欢，只顾自己，患疑病症，而且确实经常病恹恹的。从根本上说我对这一切毫无怨艾，这是更高层次上的必然性在尘世的反映(我实际能做到什么，这里当然不在讨论之列，与此无关)。
我将再次写作，可是在这期间我对写作又产生了多少怀疑啊。从根本上来说，我是个无能而且无知之人〔……〕
与马克斯?布洛德的谈话〔1913年―1914年〕
人们必须伸进黑暗中去写，就如同进入一条隧道那样。
那时我不能结婚，我身上的一切都起来反对，尽管我始终那样热恋着费莉丝。使我不结婚的主要原因是对我写作工作的考虑，因为我认为这种工作受到了婚姻的威胁。我可能想得对；但是，在我目前生活中的单身汉状态把这一工作毁了。我有一年之久什么也写不出，今后也不会写出什么来，我在头脑里只有、也只保留着这一个想法，而它正把我撕碎。这一切我当时都没法一一加以检验。此外，这种生活方式至少助长了我的依赖性，使我在着手做任何事时都犹豫不决、缩手缩脚，没有一件事是我第一次出手就能办成的。在这件事上过去也是如此。
昨天连写出一个字的能力都没有。今天未见好转。谁来拯救我呢?在我心中，在内心深处，是拥挤在一起的人群，几乎无法看见。我就如一道活生生的栅栏，一道立得稳稳的、但愿坍倒的栅栏。
致葛蕾特?布洛赫日
〔于布拉格〕
是写作本身时常诱使我写出错误的词语。有种句子的重力，人们躲不开它的作用。〔……〕
我的写作能力根本不在我的掌握之中。它像一个幽灵那样忽来忽去。一年来我什么也没有写，就我所知，现在也什么都写不出。可是，亏得您给予的专利，我在最近几天忽交好运：一篇故事估计为《变形记》，但并不在《新展望》上，而是在《白色之叶》（1915年10月）上发表的。，而且是我一年前写出的最长的、也是唯一的故事为《新展望》杂志采用了，而且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极友好的建议。
致葛蕾特?布洛赫日
〔于布拉格〕
唉，上帝，我当然懂得，葛蕾特小姐，您对写作的评价意味着什么。但是也很明白，即使它受到遵从，也是不正确的。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从这地下的鬼魂世界爬上去，我则通过写作。因而在迫不得已时只有通过写作，而不是通过安宁和睡眠使自己常留在上面。与其说我是通过安宁才能写作，还不如说我是通过写作才得到安宁。
致奥特拉?卡夫卡奥特拉?卡夫卡：卡夫卡的小妹妹。日
〔于布拉格〕
我写作不同于我讲话，我讲话不同于我思考，我思考又不同于我应当思考的方式，这样一直下去直到进入最深处的黑暗中。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我的命运非常简单。描绘我梦幻般的内心生活的意义已使其他一切都成为次要，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凋谢并且不停地枯萎。除此而外再无别的事情能使我满足。但是，我借以描绘的力量现在却是完全琢磨不透了，说不定它已永远消失了，说不定它有朝一日还会来临，可是我的生活状况是对它不利的。
寒冷与空虚。我力量的极限我自己十分清楚；如果我不是动情到了完全专注忘我的地步，这种极限无疑只是画得很窄小而已。而哪怕在这动情忘我的境界中，我只觉得是被拉进这窄小的界限中去了，可我又感觉不到这些界限，因为我正在被拉进去。虽说如此，在这界限内有着生存的余地，为此我会利用这些界限直到可鄙的地步。
致费莉丝〔1914年10月或11月
于布拉格〕
从前你不可能认识到我的工作用以支配我的力量，你虽看见它，但远非全部。因此，你不得不把对工作的关心，只是对工作的关心在我身上引起的、而又使你困惑的一切古怪情状都作了不正确的解释。可是这些古怪情状(应承认是些讨厌的古怪情状，最叫我自己感到恶心)在你面前比在别的任何人面前暴露得尤为突出。这是很自然的，不仅是出于逆反心理。你看，你不仅是我的工作的最好的朋友，并且是它的最大的敌人，至少从工作来看是如此。因此，我的工作――就其内核而言――爱你超过一切限度，同样地，它不得不为保全自己而尽一切力量抵拒你。〔……〕
我有义务守护我的工作，只有它给了我生活的权利，这一点构成了对我的工作的最大危险，而这就是你的恐惧让我看到或让我(怀着尤其难以忍受的恐惧)害怕的。“我那时心神烦躁，我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我觉得我已耗尽最后一点力量了。”你在信中这么写，问题正是这样。在我的心里，这两者还从未像那时一样争斗得如此难解难分。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马克斯说，在我躺在床上弥留之际我会感到非常满足，只要疼得不太厉害。我那时忘了补充，后来又有意地不告诉他，我所写的最好的作品之所以成功，就因为我有心满意足地死去的能力。所有写得好的、具有很强说服力的段落都是在写某个人在死去，某个人死得痛苦，这对他是一种不公正，至少是一种严酷，而对于读者，至少我是这么看的，却是感人的。但是，对我这么一个认为在床上弥留之际能感到心满意足的人来说，此类描写均属戏笔，我会高兴地托附在弥留者身上随他死去，因而可以利用我盘算好的、读者集中在死亡上的注意，我的头脑却比临终者清醒得多；我估摸着他会在待死的床上诉苦哀哭，所以我的哭诉是尽可能完美的，也不会像真的那样突然住声，而是从头到尾哭得动听、纯情。可是当着母亲的面我自然毋须像在读者面前那样使出那么多的手法。
我已认识到，8月以来的时间我未充分利用。想通过下午多睡觉以便可能继续工作到深夜的不断的尝试是无意义的，因为我在头十四天后就看出，我的神经不允许我在一点以后上床睡觉，因为到那时我根本就不能再入睡，这样第二天便受不了，我这是在摧垮自己。所以，下午我躺着的时间太长了，夜里很少工作超过一点钟，但经常到快十一点时才开始写作。这样做是错误的。我必须在八点或九点钟开始，夜间是最佳时间(假期!)，但我得不到这段时间。
没有能力集中精神做较长时间的工作。在室外的时间也太少。虽然如此，又开始了一篇新的故事，我怕会毁了几篇故事。现在有四篇或五篇故事直立在我面前，就像演出节目开始时在马戏团班主舒曼前面用后腿站立起来的几匹马一样。
写作结束了。它何时再起用我呢?在和费〔莉丝〕相聚时，我将处于何等糟糕的状况下啊!随着放弃写作立即出现的思想枯涩，想为我们的相聚做好准备而又无能为力的状态，同时我上周又无法摆脱为了准备相聚的一些重要想法。但愿我能享受在这种情况下想象得到的惟一收获：较好的睡眠。
再次尝试写作，可以说毫无效果。近两天很快上床睡觉，十点钟；已很长时间没有这样了。
完全停顿。无穷无尽的苦恼。
今天是第一天(或第二天)，如不是因剧烈头痛，我也许可以工作得相当顺利。很快地写了一页。
真是时不我待，又过了十天，而我却一事无成。我闯不过去。有时一页写成功了，但我不能保持这一势头，第二天我颓然无力。
未再回家进晚餐，也未去马克斯处，今天他那里晚上有聚会。原因：毫无食欲，害怕晚上回家太晚，尤其因想到昨日未写成一字，自己离此越来越远而且有丧失在最后半年中辛辛苦苦获得的一切的危险。已有这方面的证据，我写了一页半的一篇新的故事，写得糟极了，故事最后作废了，接着怀着肯定也因胃纳不佳而产生的绝望心情阅读〔亚历山大?〕赫尔岑亚历山大?赫尔岑（）：俄国作家、革命家、哲学家。，好在某些方面得到他的指引继续前行。
住所的折磨，无边无涯。有几个晚上工作顺利。要是我在那些夜间可以工作该多好啊!今天由于喧闹无法睡觉，无法工作，无法做任何事。
下午处于兴奋状态〔……〕但渐渐地兴奋变了，思绪被引导到写作上去，我感到自己有能力写作，什么也不想要，只要有写作的可能性，思忖着，今后几天中有哪几个夜间可以用来写作；忍着心脏作痛跑过石桥，感受着那团烧得我形销骨立的烈火，它一再使我尝到不幸，我不能让它轰然蔓延开来；为了表达自己并抚慰我的心情，我想出了“小朋友啊，倾注出你的情意吧”这句话，按照一段乐曲不住地唱着它，同时一紧一松地捏弄着口袋里的一块手帕，就如它是风笛的鼓风袋一样，作为我歌唱的伴奏。
苦，苦，这就是那个最主要的词。我怎么会想用一些零星碎片拼成一篇动人心弦的故事呢?
致费莉丝日
〔于布拉格〕
我的生活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以鼓鼓的腮帮子充分享用着你的生命，就其本身而言也许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大人物；但另一部分就如一张飘零的蛛网，它最高的、但不常有的福运就是免受摇晃动荡和头疼之苦。我们拿这第二部分怎么办?它从最后一次工作至今已有两年了，而它不是别的什么，只是对这项工作的能力和欲望。
致费莉丝日
〔于布拉格〕
倘若我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我就苦恼；倘若我有能力做一些什么，时间就不够用；倘若我寄希望于未来，就会立即产生恐惧，各种各样的恐惧，怕我那时将不能工作。这是一座精心设计出来的地狱。但是――现在这一点是关键――这地狱却不乏一些美好的瞬间。
我总觉得无法理解，几乎每个有能力写作的人都可能在痛苦中将痛苦客观化，比如说使我在悲苦中――也许此时满脑的悲苦还如火燎一样――居然能端坐桌旁书面告诉某个人：我不幸。不错，我甚至还能更进一步，根据自己看来似与不幸毫不相关的天赋才华用种种花哨的词藻，或直截了当、或转弯抹角正话反说、或奏起联想的交响乐，在笔底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而且这些并非谎言，并不能止息痛苦，只是我的力量的残余，是痛苦在显然已经耗尽了我的一切力量甚至扒开了我的身心最底层的那一时刻手下留情给我剩下的一点力量。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残余呢?
致马克斯?布洛德〔1917年10月初
我不写作。我的意愿并不专在写作。倘若我能像蝙蝠那样挖洞来拯救自己的话，我就会挖洞了。
摘自《第三本八开本稿册》〔1917年〕12月11日
我们的这门艺术是一种在真理之光前的目眩状态：在那副向后退避的丑脸上的光是真实的，别无其他。
摘自《第三本八开本稿册》〔1918年〕1月22日
艺术和生活的立足点在艺术家本人身上也是不同的。
艺术绕真理飞行，但怀着坚决的意图：不要烧死自己。它的能力在于：在黑暗的虚空中找到一块能牢牢地捕捉到一缕光线的地方，而事先却看不出光在何方。
致马克斯?布洛德〔1918年4月初
此外，我一再遇到同一件事：作家是通过作品受到检验的；此说如与事实相符，那作品就是好的；如果是一种美的或乐调意义上的不和谐，那也是好的；如为一种互相摩擦的不和谐，那就是不好的。我不知道，这样几条原则是否行得通，我倒是愿意予以否定，但我认为对于一个由生气勃勃的思想安排的世界来说那是可以设想的，在这个世界中，艺术占有在我经验范围内从未听说的、本应属于它的地位〔……〕我的意思是：分析本应是上述原则能否应用的前提，但是不可能用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始终是完整的。比如说，倘若我们写出了什么东西，我们并不就等于把月亮抛出去了，好让人们在月球上考察自己的起源，而是我们带着所拥有的一切迁居到了月亮上，一切都依然如故，我们先前在地球上是怎样的人，现在到了月亮上仍是怎样的人；航行的速度可能千差万别，事实上却并无差别。甩掉了月亮后的地球本身更坚实了，而我们为了有个月亮作为家园却丢失了自己，不是永久丢失，因为世上本无终极的东西，但终究是丢失了。因此我也无法同你一样去感受作品中在意志和感情之间的区别(也许只因为取名不同而感受不到，而且为了限制适用范围，我实际上只谈我自己，这么说我是扯远了，但别无他法，我没有另一种视野)。意志和感情，一切总是作为一样活的东西存在的，而且这样的存在才是正确的，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能够被分离的(真怪，我在不知不觉中得出了与你相似的结论)，唯一可以做到的分离，即同家乡的分离，已经完成了，评论家只要闭着眼睛就能予以确认；但他永远不能就其差别、就那些与无限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差别作出评价。因此，使用“真正的”和“虚假的”这类概念并在作品中寻找并不存在的作家的意志和感情，这类评论统统是无意义的，只能这样来解释：这种评论也失去了家乡，于是一切就一连串地发生了，我当然认为：它们失去了上面提到过的家乡。
摘自《致父亲的信》〔1919年11月〕
说得正确一点，你的反感是针对我的写作以及你所不知道的与写作有关的事情的。在这一点上，我确实离开你独立自主地走了一段路，尽管此事多少使人想起一条虫子，它的尾部被一只脚踩住，前边的身体却挣脱出来蠕蠕爬到一边。我总算有了几分安全，可以松一口气了；你自然是一开始就对我的写作抱有反感的，可在此时此地我却例外地欢迎这种反感。你对我的书的欢迎方式在我们中间是出了名的：“把它搁到床头柜上去！”(每次把书给你送来，你大多在打牌)虽然这句话伤害了我的虚荣心、我的抱负，其实我倒是感到舒服了，这不只是出于恶意的逆反心理，不只是出于我对我们之间的关系的看法获得新的证明而感到的快意，而且是完全自然纯朴的，因为你那句惯用语在我听来就如“你现在自由啦!”一般。当然这是一种错觉，我没有自由，或者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我还没有自由。我的写作都是关于你的，我只是在那里诉说我在你的怀抱里无法诉说的悲苦。这是故意拖长与你的告别，只不过它虽然是你逼出来的，但是它的朝向却是我规定的。可是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这事居然还值得一谈，只是因为它发生在我的生活中，换一个地方就根本不会觉察到；此外还因为它在我童年时作为预感，后来作为希望，再后来则常常作为绝望左右着我的生活并且强令我――只要人家想这么干就行，不过又是以你的面貌出现――作出我的那几个小小的决定。〔……〕
摘自《致父亲的信》〔1919年11月〕
我已经提示过，通过写作和与写作有关的事情，我作出过小小的谋求独立的尝试，逃出牢笼的尝试，但收效却小得不能再小，它们很难引导我向前，许多事情给我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我的责任或不如说我的生命就在于守护它们，不让任何我抵挡得住的危险或此种可能的危险走近它们。结婚就是此种危险的可能形式，但也是最大的促进的可能形式。可是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危险的可能形式就已足够了。倘若它的确是一种危险，我将怎么办!婚后我怎么还能在对这种危险也许无法证明的、但怎么说也无法驳倒的感觉中继续生活下去呢!面对着这一处境，我虽然可以动摇犹豫，但最终的结局是肯定的，我不得不放弃。“到手的麻雀胜过屋顶上的鸽子”这一比喻用在此处是远非恰当的。手中我一无所有，屋顶上则什么都有，可是我却不得不――这是斗争情况和生活的窘迫所决定的――选择一无所有。
摘自《片断》〔1920年底〕
写作作为祷告的形式〔……〕
致马克斯?布洛德〔1921年1月底
于马特利亚里〕
〔……〕现在我得结束此信(要不你在出发旅行前就收不到了)，虽然我还没有说出我想说的话，更没有找到绕道经过我到你那里去的道路，这条路对我来说，至少在开始时，是既昏暗而又清楚的。不过那正是一个蹩脚作家的典型，要想表达的东西就像一条粗重的水蛇盘卧在他的胳臂上，不论他往哪儿摸去，向右也好，向左也好，都摸不着头尾；哪怕他攥住了什么，他也无法承受。倘若这还是这样一个人，他吃罢晚饭回到他清静的房间里并且仅仅因为刚才同桌有人坐在他身旁而感到尴尬，直到此时几乎全身仍在颤抖不已。
与马克斯?布洛德的谈话〔1911年〕
接着卡夫卡对我说并且从外面给我看一张用墨水写着字的纸条，这就是后来人家在他的写字台里发现的那个纸条：“我的遗嘱将是非常简单的――请你烧掉一切。”
摘自一封信：“在这个阴沉的冬天里我以此来取暖。”隐喻是使我对写作感到绝望的众多因素之一。写作之无法独立，对那个生火的年轻女佣的依赖，对那只在炉旁烤火的猫的依赖，甚至对烤火取暖的贫苦老人的依赖。所有这一切都是独立的、自有法则可依的行为，只有写作是狐立无援的，不栖身于自身之中，只是找乐和绝望。
可以安安静静地写下：“窒息而死是无法想象的可怕。”这不可否认是某种幸福。当然是无法想象的，不过这样一来肯定又是什么也没有写下来。
致罗伯特?克鲁普施托克
〔1921年12月或1922年1月
于布拉格〕
由于写作素材而产生的恐惧可能总是生活本身的一次停顿而已。人之所以窒息而死，一般来说不是由于缺乏空气，而是由于缺乏肺的呼吸力量。
与古斯塔夫?亚诺赫的谈话〔1920年―1923年〕
当打搅我们的来访者离开办事处时，我想回到已经开了头的、有趣的话题上去。可是卡夫卡说了这么几句话以示结束：“我们别再谈下去了。一个故事叙述者是不能够谈论叙述的。他要么叙述，要么沉默。一切尽在于此。他的世界开始在他心中发出声音，或者它下沉到缄默之中。我的世界的余音正在消失。我已经油干灯灭了。”
与古斯塔夫?亚诺赫的谈话〔1920年―1923年〕
“罪过就是在自己的使命面前退缩。误解、不耐烦和懒散――这就是罪过。诗人肩负这样的任务：把孤立的、会死亡的东西引导到无限的生命中去，把偶然的东西引导到有规则的境界中去。他肩负着先知的任务。”
“这么说，写作就是引导喽。”我插嘴说。
“正确的话是在引导；不正确的话是在误导。”卡夫卡说，“把《圣经》称作‘文’原文为Schrift指写出的“文字”、“文章”。《圣经》德文又作“Heilige Schrift”，即“圣文”（神圣的文章、经文）。，这并非偶然。”
与古斯塔夫?亚诺赫的谈话〔1920年―1923年〕
〔……〕卡夫卡说：“福楼拜在一封信中写道，他的长篇小说是一块岩石，他攀附着它，以免被周围的惊涛所吞没。”〔……〕只不过我这里的事情要复杂一点，通过潦潦草草地写个不停，我是在逃离自己向前奔跑，好在到达终点时抓住我自己。我不能逃脱我自己。
与古斯塔夫?亚诺赫的谈话〔1920年―1923年〕
我在这里每次出台得到的二十克朗对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于是我用第一笔周薪让人把卡夫卡的三篇故事――《变形记》《判决》和《司炉》――用深棕色的皮面装订起来，装订工人在封面上印了一棵着了火的荆棘，其下是字迹纤美的烫金名字：弗兰茨?卡夫卡。
当我向卡夫卡博士讲述关于谷仓电影院的事情时，这本书就在我膝上的公文包里。此时我从公文包里抽出这本皮面精装书，充满自豪地从桌子这一边递给那边的卡夫卡。
“这是什么?”他奇怪地问。
“这是我第一个星期的工资。”
“这不是可惜了吗?”
卡夫卡的眼睑抖动了一下，撇着嘴。他看着烫金的名字几秒钟之久，匆匆地翻了一下书，然后面露明显的不悦之色把书搁在我面前的桌上。
我本想问，这本书什么地方让他不高兴了，这时他开始咳嗽起来。
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块手帕捂住了嘴，咳了一阵后又放进衣兜，站起来走到他背后的小洗手盆那里洗了手，在擦手时说：“您过高估计了我。您的信任会把我压死的。”
他在写字台旁坐下，两手支着鬓角说：“我不是燃烧着的荆棘。我不是火焰。”
我打断他：“您可不能这么说。这么说不公平。对于我――比如说――您就是火、温暖和光明。”
“不，不!”他摇头作答，“您错了。我胡乱写下的东西不配用皮面精装起来。那完全是我个人的一场噩梦，根本就不应印出来。应该把它烧毁，再把余烬浇灭。它没有意义。”
我火冒三丈。“这是谁跟您说的?”――我不得不反驳他――“您怎能说这样的话?您能看到将来吗?您在这儿给我说的只是主观感觉。您潦潦草草写下的东西，这是用您的话，也许明天就成为满含深意的世界之声。谁能够今天就知道这一点?”
卡夫卡两眼瞪着桌面。在他的嘴角里有两道短短的、明晰的阴影。
我对自己的激烈态度感到羞愧，因此现在我平静地用略带解释性的口气说：“您还记得在毕加索展览会上对我说过的话吗?”
卡夫卡茫然地看着我。
我接下去说：“您当时说，艺术就是一面镜子，它――像一只拨快的钟――走在时间的前面。也许您写的东西在今天的《盲人影院》也只是明天的一面镜子而已。”
“请您别说这些了。”卡夫卡痛苦地说，用两手掩住眼睛。
我表示歉意：“原谅我。我并不想让您激动。我真蠢。”
“不，不――您可不是这样的!”他来回晃动整个上身，两手始终捂着脸。“您说得对。您肯定是对的。因此我看来什么也不能做完。在真实面前我吓得退缩了。不过我们能够采取别的行动吗?”――他的手猛然从眼睛上挪下来握成拳头撑在桌面上，上身前倾，用压低的声音说：“一个人如果于人无补，就只好沉默。不能允许任何人用他自己的毫无希望的境地使病人的状况更加恶化。因此应该把我潦潦草草写出的东西全部毁掉。我不是光明。我只是跑进了自己的荆棘丛中走不出来了。我是一条死胡同。”
卡夫卡往后靠在椅背上。他的双手从桌面上无力地滑落下去。他闭上了双眼。
马克斯?布洛德关于卡夫卡遗嘱的报道〔1921年―1922年〕
在弗兰茨?卡夫卡的遗墨中未发现有遗嘱。在他的写字台抽屉里，一大叠字纸下压着一张折好的、用墨水写的字条，上面写明是给我的。这张纸条上写着如下内容：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所有我遗留下来的(这就是说在书箱、衣橱、写字台里，在家里和在办公室内，或已被放到别的什么地方，只要是引起你注意的)日记本、手稿、别人的和自己的信件、图画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只要发现，就要一点不剩地、不加阅读地予以烧毁，还有你和别人手中的所有写的或画的也要同样予以烧毁，别人手中的你应以我的名义要回。如有人不愿把信交给你，要让他们至少保证自己把信烧毁。
你的弗兰茨?卡夫卡
在更仔细地寻找时，还发现一张用铅笔写的已经发黄的显然是更久以前的字条。上面写道：
亲爱的马克斯，也许这次我再不会下床了，在因肺病而发烧了一个月之后，转为肺炎的可能性是足够大的了，甚至我将此事写下来也抵挡不住它了，尽管写下来此举具有某种威力。
因此，如我一病不起，就我所写的一切如何处理方面立此遗嘱：
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有保留价值的只有这几本书：《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以及短篇故事《绝食表演者》(几份《观察集》可听任其留下，我不愿叫人家费力去把它们捣成纸浆，但不得将其中任何作品重新付印)。我说，那五本书和那篇故事尚有保留价值，这并不说明我有这样的意思：我希望它们重印并留传后世；恰好相反，如果它们完全湮没无闻，这才符合我的初衷。但既然它们已经面世，我只是不阻止任何人保存它们，只要他们有兴致。
除此之外，我写的东西凡是尚存在的(杂志上刊登的、手稿和书信)，只要可以拿到或向收信人索取得到的(大多数收信人你反正都认识，主要是……尤其不要忘记……手头的那几本稿本)无一例外地――所有这些都应无一例外地、最好是不经阅读(不过我不阻拦你翻阅一下内容，可我觉得最好是你不去翻阅，无论如何不要让别的任何人翻阅)――所有这些都应无一例外地烧毁，而且我请求你尽快办成这件事。
写作给予的奇怪的、神秘的、也许是危险的、也许是救人于难的安慰：从杀人者的行列中跳出去，观察作案的现场。作案现场观察，手段是创造一种更高的观察方式，一种更高的而不是更精细的观察方式；它越高，从“行列”中越是够不着，它就变得越加独立，更能依循运动自身的规则，它的道路就更难预测、更加愉悦、更加险峻。
致马克斯?布洛德〔发自施品德勒米勒的明信片，
收信地邮戳日期：日〕
最亲爱的马克斯，可惜你不能来小住几天，如果天遂人愿，我们就可以整天爬山、滑雪橇(还有滑雪?到现在为止，我在滑雪板上走了五步)和写东西，特别是通过写作会召来、加速那个结局，那个等着我的结局，一个宁静的结局，难道你不希望这样的结局吗?我在这里就像在上高级文科中学一样，老师在来回踱步，全班学生都已做完作业回家去了，只剩我还在费尽心思地把我在数学作业中的基本错误继续扩大，让那位好老师在旁等着。就如所有对教师犯下的罪过一样，这当然也会要我自食恶果。
片断〔1922年春季〕
我写不出东西来了。因而订下自传性探索的计划。不是传记，而是探索和找出尽可能小的组成部分。我想用它们构建我自己，就如有个人，
他的房子不牢固了，想在其旁建造一幢牢固的房子而尽量利用旧房子的材料。糟糕的是，就在房子造到一半时他的力气已经耗尽，现在他失去了一座虽然不牢靠却是完整的房子，只有一幢拆毁了一半的房子和一幢造好了一半的房子，换言之，他一座房子也没有。接踵而来的是疯狂，有点像在这两幢房子之间跳哥萨克舞，那哥萨克人一直用长统靴的靴跟刨着脚下的泥土并且把土甩开，直到在他身下刨出了一个墓穴。
致罗特?克鲁普施托克〔1922年春
于布拉格〕
为了在大家称之为神经的东西前拯救自己，我在一段时间以来开始写了一点，大约在晚上七点起就坐在桌旁，但这都算不了数，是一个在世界大战中用指甲挖出的掩蔽壕，而且下月连这事都要停止，办公室的事就开始了。
致马克斯?布洛德〔日
于普拉那〕
在今天这不眠之夜里，我让一切在两个疼痛的太阳穴间的脑海里反复浮现，这时我又意识到在最近一段相当安静的期间几乎被忘掉的想法，即：我是生活在一个多么虚弱的、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土地上，脚下是一片黑暗，从这黑暗中，那阴森森的暴力可任意冒出来，毫不在乎我的结结巴巴而摧残我的生命。写作维持着我，但是这样说难道不是更正确吗：写作维持着这一种生命?我这话的意思当然并不是说，只要我不写作，我的生活会更好些。相反，那样的话我的生活会坏得多，完全无法忍受并且必然以疯狂告终。但这当然只产生在这一条件下：我是作家，事实是如此，即使我不写作仍是作家，而一个不写作的作家不过是一种把疯狂挑动出来的荒唐可怕的东西。但是，作家的存在本身是怎么一回事呢?写作是一种甜蜜的、美妙的报偿，但是对什么的报偿呢?今夜，我就像上了一堂小孩子的直观教学课那样清清楚楚地明白了，那是对为魔鬼效劳的报偿。那就是自甘堕落趋附黑暗势力，那就是给生来就被捆住的邪魔恶鬼解开锁链，那就是同魔鬼们的大成问题的热烈拥抱以及所有那些可能仍在地底下进行、而当人们在上边的阳光下写故事时就再不会知道的事情。也许还有另一种写作，可我只会这一种；在漫漫长夜里，每当恐惧使我无法入睡时，我只会这一种。这种写作的魔鬼性质在我看来是很清楚的。那是一种虚荣心和享受欲，它们围绕着自己的和一个陌生的形象嗡嗡飞舞并且享受着这种形象――这一运动不断重复、不断翻新，从而出现了一个虚荣心形成的太阳系。天真的人有时暗地里希望：“我死了才好，看看人家怎样哭我。”一个这样的作家在不断实现着这个愿望，他在死去(或不是活着)并且不断地哭他自己。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可怖的死亡恐惧，可它又并不一定要表现为死亡恐惧，而可能表现为面对变化的恐惧，面对格奥尔格谷格奥尔格谷：捷克西部说德语地区，为卡夫卡故乡。的恐惧。死亡恐惧的原因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他对死亡怀着可怕的恐惧，因为他还没有活过。我这么讲，意思并不是说，为了活就必须有老婆、孩子、田地、牲口。生活所需的只是，放弃自我享受；搬进房子，而不是赞赏它，给它戴上花冠。相反地不妨这么说：这就是命运，它不是交到任何人手中的。但为什么人们随后会悔恨，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悔恨呢?是为了使自己更美、更合口味吗?也有这意思。但是除此之外，为什么在这些不眠之夜里总是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本来能够活着而却并不活着。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也许原本就只有一个理由，现在我看这两种理由就难分开了――这一考虑：我做过的游戏将成真事。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出来。在我有生之年我都是一个死者，现在我真的要死了。我的生活曾经比别人的要甜蜜一些，因此我的死亡将更加可怖。作为作家的那个我当然将立即死去，因为这样的一个角色是没有立足之地、不能在世上久存、甚至不是从尘土中来的；只是在最狂乱的尘世生活中才有一点点生存的可能，只是享受欲的某种设计图。这便是作家。但我自己却不能继续活下去了，因为我没有活过；我始终是一捧黏土，没有把一点火星变成烈火，只是用它来照亮我的尸体。那将是一种奇特的葬礼，作家，也就是说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把那具旧尸体，那从来就是尸体的东西，放入墓中。我是一个享有充分资格的作家，因而很想在彻底的忘我境界中――忘我不是清醒，它是作家生活的首要前提――用全部知觉器官来享受或者叙述(两者则为同一件事)这场葬礼，但是，这事再也做不成了。不过我何必只谈真正的死呢。在生活中也是同样的死。我以作家的舒服姿势端坐在这里，准备写一切美好的东西，不得不无所事事地旁观着――因为我除了写作还能做些什么呢――我的真正的我，这个可怜的、毫无自卫能力的我(作家的存在是反对灵魂的论据，因为灵魂显然已经遗弃了那真正的我，只变成了作家，没有进一步成为别的什么；难道脱离了“我”竟会把灵魂弄得如此虚弱不堪吗?)怎样被魔鬼随便拿什么作为理由，如到格奥尔格谷的一次小小的旅行，〔……〕又掐又拧，拳打脚踢，几乎磨得粉碎。我本不在家里，对于房子的突然坍塌有什么权利大惊小怪；难道我知道在房子坍塌之前发生的事情吗?难道我不是已经远游他乡并把房子出让给了所有那些邪恶的势力吗？
我昨天给奥斯卡〔?鲍姆〕写了信，虽提到我的害怕，但答应到那里去，信尚未发出，因为那时黑夜就降临了。也许我还要等一夜；倘若等不及，我就只好重抄一遍。那样就算决定了：我不得再离开波希米亚出行，最近一段时间内我的行止将限于布拉格，然后限于我的房间，然后限于我的床，然后限于某种躺着的体位，再后来就是限于一片虚空了。到那时我也许能够自愿放弃写作的幸福，关键是自愿和欢悦之情。
为了以作家的方式突出这整个故事的紧要之处――不是我在突出，而是事情本身在这么做――我必须补充一点：在我对旅行的惧怕中，甚至还有这样的考虑起着作用，至少有几天时间不让我接触写字台。而这一可笑的考虑事实上却是唯一有道理的，因为作家的存在的确有赖于写字台。只要他想摆脱疯狂，他就绝不可以离开写字台，哪怕用牙齿咬住也要紧紧挨着它。
作家，这样一个作家的定义以及他的作用(如居然有作用的话)的解释是：他是人类的替罪羊，他允许人们享受一种罪尤而不负罪责，几乎不负罪责。
致马克斯?布洛德〔日
于普拉那〕
还有写作一事呢?(顺便说一句，此事在这里的进展情况属中下水平，而且不断受喧闹打搅而有中断之虞。)也许我的解释与你的情况根本不符，我之所以要那样解释，只不过是想使你的写作尽量和我的接近。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倘若我曾有一天除了通过写作和与写作有关之事而感到幸福的话(我记不清是否有过此种情况)，那么，我那时恰好正在无力写作之际，因而一切都像只船那样，刚要开航就翻了个底朝天，因为对写作的渴望无论在何处都是超重的。不过仅此还不足以推论出根本的、天生的、正直的作家品格。我离家在外，可是必须不断地给家里写信，尽管家里的一切也许都早已随波漂走，进入永恒了。这整个写作只不过是鲁滨逊插在荒岛最高点上的那面旗子而已。
致罗伯特?克鲁普施托克〔1923年3月底
于布拉格〕
所谓“不相等”在于：我们这些老鼠，一听到主人的脚步声就心胆俱裂，向四面八方逃窜，比如说逃到女人那里去，您跑到某个人那里去，我则逃到文学中去，可是一切都是枉然，这应怪我们要自己选择避难处，选择特定的女人等。这就是不相等。〔……〕
在我经历了几次被鞭挞得发疯的时期以后，现在又开始写作了，其方式对我身边的每个人来说都是最残酷的(闻所未闻的残酷，这一点我根本不谈)，而对我来说，这种方式的写作却是世上最重要的事情，就如妄想对于一个精神错乱者(他一失去妄想，便“精神错乱”了)或者怀胎对于一位女子那样。我也要在此处重申，这和写作的价值毫无关系，要知道我对这价值认识得太清楚了，我也同样认识写作对我具有的价值……因此，我在面对任何一种干扰时总是怀着战战兢兢的恐惧紧紧地抱住写作不放，而且不仅紧紧抱住写作，还有写作必需的孤独。比方昨天我说，您别在星期天晚上来，希望您到星期一再来，您问了两遍：“这么说晚上不行喽?”于是我至少得回答您第二遍提出的问题：“您还是休息一下吧!”这完全是在说谎，因为我的意思是，我需要我的孤独。
在写东西时越来越感到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个字，经过鬼怪们手中翻来覆去的掂量――手法之熟练快速是鬼怪之手的典型动作――变成了掉过头来刺向说话者的长矛。像这样的一种说法是要特别提出来的。如此这般直到无穷无尽。聊以自慰的可能只是：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要发生。而你要的东西帮不了忙，其作用小得感觉不到。胜过自慰的是，你也有武器。
与马克斯?布洛德的谈话〔无法确定时间〕
他常常谈起“在写作时向人伸过来的虚伪的手”――还谈到，写下的东西、甚至已经发表的东西在他写别的作品时使他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