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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用数据勾画财富不平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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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7:56 发布在
用数据勾画财富不平等历史――专访《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 &&&&&&&&《参考消息》驻巴黎记者应强报道 最近几个月以来,一本论述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成为全球经济界、政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此书的作者是年仅43岁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6月4日,记者在位于巴黎经济学院一间不到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采访了这位人气爆棚的经济学明星。皮凯蒂一张娃娃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像个还在大学读书的研究生。&&&&皮凯蒂说,作为一本研究收入和资产分配的历史著作,《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契合了对美国乃至全球对财富不平等现象的忧虑。他说,财富不平等现象一直存在,并在历史上造成了不少危机。他试图通过数据构建历史进程并解释在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收入和财产分配的演变过程。这项社会科学的研究,过去从经济角度没有人去做,在目前财富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这本书才引起了关注。&&&&《21世纪资本论》对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到当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20世纪短暂的财富不平等降低的现象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有关。他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实行严格的财产征税制度和所得税累进税制,对高收入人群和资本征收高额税率,从而对资本主义进行制约,有效减少财富不平等现象。&&&&皮凯蒂还认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由于美国财富分配制度的不公。冷战结束以后,自由市场经济让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增加远远超出了经济的增长速度,欧美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归咎于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是在为国内矛盾找替罪羊,美国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才是导致美国经济和金融系统脆弱的最重要原因。&&&&关于解决财富不平等的出路,皮凯蒂认为应该从全球范围加强国际合作,增加金融透明度,制约资本主义,而不能放任自由经济用市场手段调节。&&&&这主要是一部历史著作&&《参考消息》:你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在英美引起巨大轰动,在中国也引起热议。你自己怎么评价这本书?这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还是关于思想领域的书?&&&&皮凯蒂:我认为我的这本书主要是一部历史书,如果说这本书算得上成功的话,是因为这是第一本有关收入和资产的历史著作。关于收入和资产分配很久以来就让很多人感兴趣,这是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的中心问题。目前的问题是:收入和资产的分配在一个长期增长的经济下的演变过程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数据的分析和收集相对来说非常有限,这也是我和2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所做的工作――试图从历史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这本书最大的新意。这本书的目的也就是希望把资本、资产、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放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这项工作过去没有人去做,因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太倾向于历史,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又太倾向于经济,因此这项社会科学的研究至今没有人涉及。我认为这是这本书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另外,关于财富不平等的政治冲突一直以来非常尖锐,这本书一定程度上希望能够解释这些冲突的原因和性质,从历史进程上分析冲突的原因。&&&&《参考消息》:关于不平等和不平等的争论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皮凯蒂:是的。财富不平等一直存在,并在历史上造成了许多危机。现在在美国,财富不平等现象在增加,由此产生很大的忧虑,我认为我的书由此引发了共鸣。这本书说明财富不平等问题一直存在,过去很多危机是财富不平等造成的,尤其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竟然有6岁的儿童在矿井下工作。这导致欧洲出现大量社会问题。随后的20世纪,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办法随之出现,比如福利国家的出现,比如财富的累进税制,再比如更加激烈的解决形式――多次战争使得收入和财产的分配发生剧烈变化。&&&&我的书就是希望重现这些历史进程并试图解释在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收入和财产演变过程。这种趋势并不是单一方向的,有时候一些力量推动这种不平等趋势加强,比如在发达国家私人资本的回报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大,但同时也有一些力量使得这种趋势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从而减少了不平等现象,这些力量包括知识的传播、教育的推广,使得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降低。目前正在发生的就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出人意料的经济增长,这在全球范围内降低了不平等,非常有积极意义。这种情况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发生作用,这就需要有足够的教育机构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使得整体素质提升。所以我的书里面讲的不只有一种趋势,而是多种趋势和多种前景,对于历史,也是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不同阶段。&&&&美国仍对市场过度信赖&&《参考消息》:有人分析说,你的书中忘记了两个重要因素:二战以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资助和冷战期间两个阵营的对立使得财富不平等现象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皮凯蒂:我认为苏联体制实际上对资本主义国家不平等现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我在书里对此写了很多。比如,在法国,在1914年之前征收所得税受到了共和国精英们的抵制,只是在日为资助战争才进行了仅有的一次国会投票。但在一战结束以后的1920年,征收所得税被同一批共和国精英们投票通过,开始对资本征收60%的税。为什么?我认为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让传统精英们认识到实行累进税率比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要好。所以共产主义制度作为一种不同制度的存在,在整个冷战时期对资本主义精英们接受社会和税制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认为柏林墙的倒塌和苏维埃模式的垮台也对金融监管和传统税制带来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不平等现象加剧,意识形态回归,认为市场作用可以解决所有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样的想法,但并没有完全改变。一些国家的观念仍然是市场可以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富裕国家,这种思潮已经有些过度。我们看到2008年危机中缺乏结构性的解决办法。2008年以后我们看到了中央银行的积极努力,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干预避免了产生1930年发生的连锁反应,但这些措施并不够。我们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米尔顿?弗里德曼1970年的理论,认为拯救资本主义只需要一个好的中央银行,认为如果美国有一个好的中央银行和好的货币政策,就不需要福利国家,不需要累进税制,这些都是无用和有害的。我们直到今天仍然在遵循弗里德曼的传统,所以对2008年北美和欧洲的危机并没有真正的社会和税制解决方案。&&&&我们目前还没有走出这种对市场过度信赖的思维方式。我完全同意政治对财富不平等现象的作用。说不定哪一天中国能够带来一种不同的模式来制约资本主义,但是目前来说,中国还没有起到这种作用。&&&&和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参考消息》:你认为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因为有人说你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有人说你的书是在向马克思致敬,包括这本书的名字。&&&&皮凯蒂: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说的问题是超越左与右的问题,虽然在法国或欧洲的选举中我宁愿投票给左派,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我认为目前政治争端的左右之分并不是一场宗教的战争。上个世纪以左的名义做了不少傻事和犯了不少错误。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我只有18岁,我属于后冷战一代。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作为研究者可能更容易些,而不是党派身份,这样可以更容易发现在冷战时期不平等现象的演变。这样可以在讲话的时候更加不受政治的压迫。&&&&我的书和卡尔?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和联系,因为我的书是一本历史书,而马克思的书更加注重理论和思辨。另外,马克思的书很难读!我认为我的书是可读的,虽然有点长,因为涉及20个国家的两个世纪,里面很多历史的内容,但这本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读的,不需要任何技术知识和专业背景。&&&&《参考消息》: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批评你书中引用的数据和翻译有误,导致错误的结论……&&&&皮凯蒂:《金融时报》有点过分夸张,我已经对他们提出的批评逐点做过反驳。书中引用的数据和翻译都是准确的。我不知道《金融时报》为什么这么说,他们可能是害怕书中的观点,那他们应该更加害怕现实。因为现实财富不平等的加剧更加严重,巨额资产的累积仍在继续增加,所有媒体杂志的调查都显示世界上最为富有阶层财富的增加速度远远超过中产阶级。如果《金融时报》认为这不对,那不是我的错误。他们可以公布他们的调查,他们提出这种疑问的动机有问题,对我来说没有影响,我喜欢辩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大家的讨论。我把这些数据公布到网上就是希望我所引用的数据公开透明。这些数据未来几年会根据变化随时更新,我们还会加入其他一些国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中国和印度的数据,虽然还很不够。&&&&让公共利益战胜私人利益&&《参考消息》:你书中也给出了解决不平等的办法,但有人说这些办法是没有实际操作可能的,这些办法能否实施,是否有用呢?&&&&皮凯蒂:我百分之百对我提出的建议有信心,总体的解决办法我认为是民主,民主体制,通过经济和金融上的透明让公共利益战胜私人利益,让民主战胜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战胜民主,我认为对资本征收累进税制是一个好的办法。&&&&当然,我在书中提到的建立全球的统一税是乌托邦的想法,但我认为在国家内部或者地区范围内我们能够取得一些进展。&&&&美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一,欧盟也是四分之一,中国也将近四分之一,三者相加就是世界产值的四分之三,如果这些主要的经济体能够做到更多的金融透明――当然目的并不是成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并统一征税――如果三方达成共识,从金融方面加强合作,基本就能够搞清楚谁拥有什么(财富情况)。而目前的情况是,在法国,连总统都不知道他的部长在瑞士拥有账户!如果金融如此不透明,如何做到对资本主义进行监管呢?我对将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持乐观态度。我的确认为这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如果我们要说服民众和舆论,如果对全球化所取得成果的分配是公平的,我们就必须做到税务和金融的公开,以避免有人过度暴富。&&&&《参考消息》:但是如果通过征税来限制富人,怎么还会有人努力去创造财富、开办企业、进行创新、增加就业呢?&&&&皮凯蒂:我们需要用更加具体和务实的方法来看待这个问题。对财富征税前,我们要具体研究对不同财产征税的具体步骤。根据不完全统计,从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中,我们能看到从1987年以来,全球最富有者的财富增加速度去除通货膨胀因素仍达到每年增长6%-7%,而中等收入的人群――即使考虑到中国近些年的快速增长――财富的增加比率只有2%。也就是说,富人的财富增加速度是中等收入阶层增加速度的三倍多。从长期看,这意味着财富不平等还在不断扩大,这就是一个问题。&&&&回到你刚才提到的问题,高税收是不是不鼓励增长和创新呢?对那些年收入增长幅度高达6%-7%的巨富们征收每年1%-2%的财产税,并不会对经济造成影响。&&&&关于财富不平等和征税的问题,我们还要从现实的角度看问题,财富不平等客观存在,也不完全是坏的,但是过分不平等就成了问题。我这本书里讲到的一个历史教训就是:对经济增长来说并不需要过分的财富不平等。在一战之前,欧洲出现财富过分不平等,那时还没有一个中产阶级,当时90%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的人手上,对经济增长和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都没有好处,增长需要中产阶级。财富过度不平等还滋生腐败,现在美国和欧洲都有腐败重新抬头的迹象。&&&&极端民族主义非常危险&&《参考消息》:最后,你能否概括一下你对全球化的看法?&&&&皮凯蒂:对法国和欧洲来说,我认为目前的危险是极端民族主义的逆袭,反全球化潮流的逆袭。如果一个国家无法解决诸如失业、不平等等国内社会问题,常见的结果就是从别处来寻找替罪羊:有可能是外来移民工作者,有可能是布鲁塞尔和欧盟,也有可能是德国或是中国……我认为这是最危险的,如果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公共意见发生分歧,认为他们不再从全球化中获益,或者获益比例不对称,这些人很可能寻求民族主义的反应,或是政治上反对开放经济,这是全球化的真正危险。&&&&我们目前需要政治全球化来制衡经济全球化,如果没有交换,就谈不上有自由贸易和自由流动。所以我们应该对全球化制定强有力的规则,包括税收、社会、环境等方面,以达到再平衡。自由经济的本意是好的,但这还不够。没有人能预测历史的发展方向,我认为我们需要观点的自由交换,通过书籍、民主辩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一个过程的参与者和历史的制造者。所以对于财富不平等和金融不透明问题,我并不特别悲观,21世纪还有更加困难的难题,比如解决气候变暖的问题。如果对金融透明和财富不平等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我们怎么去解决气候问题?必须从解决简单的问题开始,然后去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在欧洲,我认为最近几年的财政紧缩政策,以及公共债务危机下欧洲机构的经营不善,都让我们失去了很多时间,无暇顾及投资未来、开拓创新以及环境问题,无暇顾及更好地组织全球化。但是,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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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资本》与中国作者:李实 万海远  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和未来走向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个最有争议的话题,而公平与效率更是经济学几百年历史中的一个经典话题,任何与这些话题相关的讨论都会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新书《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以下简称《资本》)出版以后,引起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讨论与争议。该书的法文原著出版于2013年8月, 英文版出版于2014年3月,目前已有十多个语种的版权被迅速买断。不经意间,皮克迪这部纯学术大部头著作中的观点成了大家争相讨论的焦点。  现实的情况是,目前全球主要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已经引起公众对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和社会动荡的担忧,社会舆论也对此进行了许多激烈的争论。我们将以经济学家的视角来客观审视该书基本内容和背后的逻辑故事,以及它所引发对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  一、基本分析思路和方法  在《资本》中,皮克迪并没有使用较为复杂的计量模型或现代经济学的数理方法,他只是借助于长期的历史数据,通过较为简单的统计分析,给我们描绘了西方国家财富集中和分配的变化趋势。该书的分析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其立意非常新颖;虽然没有复杂的计量模型,但是其理论逻辑和分析结构却非常清晰。  《资本》的理论基础或基本出发点是两个经济变量和三个等式。第一个经济变量是资本产出比,第二个经济变量是国民收入中的资本所得份额。资本产出比(β)是指资本总量(K)与国民总收入(Y)之比,用等式表示为:β=K/Y。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资本是指资本存量,而不是当年投资形成的资本量。国民收入中的资本所得份额或者资本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α),可以表示为资本产出比(β)乘以资本收益率(r),用等式表示为:α=rβ。在一个稳定体系中,资本产出比(β)又等于储蓄率(s) 除以经济增长率(g),用等式表示为:β=s/g。这意味着在储蓄率一定的情况下,当经济下滑时资本产出比(β)就会出现上升,而资本产出比(β)的上升会导致资本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α)和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  在上述等式的基础上,皮克迪进一步推导出:r/g=α/s,即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等于资本所得份额除以储蓄率。之后,所有的分析思路都是围绕着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r/g这一指标来展开。如果r/g>1,那么资本收益率就大于经济增长率,这样资本持有者的收入增长就高于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速度,从而社会总体的贫富差距就会持续扩大。  当然,过去三个世纪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的事实也正是如此。皮克迪根据全球二十多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大约三百年数据,描绘出了各个国家资本年收益率和年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从中发现,除了年期间外,全球主要国家的资本收益率一直稳定地保持在4%~5%,而经济增长率却不到2%。在年间,在扣除通胀因素之后,全球的财富水平以年均2.1%的速度在递增,而收入水平的年增长率却只有1.4%。皮克迪与其合作者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Capital is Back: Wealth-Income Ratios in Rich Countries )中则发现,英、法、美、德四国的平均财产收入比,从1700年的200%~300%增长到2010年的400%~600%。  所以说,如果资本年回报率持续大于经济增长率并成为常态,那么资本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就会愈发明显,而劳动报酬的份额则会稳定地下降。由此,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就会持续上升,因为资本利润和其他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快于工资收入的增长,而工资收入恰恰是大多数人的主要生活来源。  当然,在理论层面,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质疑r/g>1是否会稳定地成立。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本存量的提高,资本收益率r会在边际递减规律的约束下出现稳定的下降趋势,从而有可能r/g在某个时点后出现小于1的情况。对于这种质疑,我们认为该论点的首要前提是,是否真的会在任何情况下出现边际递减。其次,这种论断没有考虑经济增长率和人口膨胀率稳定下滑的事实,从而r/g还会保持稳定大于1的趋势。再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资本的回报率只会变得更高,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边际递减的自然法则。最后,资本回报边际递减的速度如何、这种拐点在何时出现,还并不清楚,至少在皮克迪收集资料的20多个国家里,从1790年到2013年的200多年历史中还不曾稳定地出现过(年中的r/g&1是经济增长率g加速和人口快速膨胀导致的),甚至在2013年之后的一百年也不会出现。因为从过去两百多年的资本收益变化情况来看,资本收益率相对稳定增长。而纵然按极少数年份出现的资本收益率r缩小的速度来看,真正要让r/g达到或小于1至少也得一百年以上,而这还需要假设经济增长率g保持不变或持续扩大才有可能实现。  虽然,未来一百年之后的r/g究竟会朝何种方向变化,谁也不敢肯定。但至少我们确定的是,在皮克迪所搜集样本范围内的r/g是稳定地大于1的,因此基于过去实际数据来建立基础并解释过去的历史事实是没有问题的。  二、数据的真实性  由财产分类标准含糊和缺乏充分信息导致了核算难题,财产或财富的分配状况历来是收入分配领域中最具挑战性的话题。因此,皮克迪创造性地利用各国的税收数据尤其是房产税和遗产税等,来进行调整,从而获得了比较准确而又完整的财产和收入数据,特别是补充了关于社会精英的财富数据。从而,皮克迪的著作具备了非常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包括约三百年的各国面板数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欧美等众多国家指标定义的协调问题。仅此一点,皮克迪的工作不仅繁杂艰辛,而且严谨和富有成效。当然,少数经济学家对其早期数据的推断方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质疑,认为在变量信息有限的条件下对少数国家1850年前的资本收益率估算,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我们的观点是,首先,在指标信息严重缺乏的情况下,采用同类指标进行推断的方法是唯一可用的备选项,仅以此点来批评这种研究方法是没有道理的。其次,纵然直接去掉1850年前的所有数据信息,也依然不会对研究结论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从资本产出比的角度来看,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事实是显著清晰的。  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皮克迪对传统的收入分配研究作了深层次的延伸。传统上,所有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和认识实际上都来自于家庭问卷数据的调查,借以对当前的收入差距来源和结构进行剖析。然而,皮克迪的研究再次向我们展现了历史事实研究的可贵性。一方面,它从一国几百年贫富差距的演化过程中提炼、总结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事实,由此从数据事实中揭示资本主义贫富差距的基本变化规律;另一方面,历史中所有国家同期的贫富差距事实,被进一步用来比较分析资本主义的百年变迁,并成为构建贫富差距理论的重要基石。而这一切都源于相当长时段内的严谨的历史数据。  皮克迪的研究通篇只用资本收入比的概念来诠释全球贫富差距的三百年变迁,尤其是从资本收入比的概念出发,向我们揭示了资本和收入差距、财产和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由此描述了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趋势。然而,以往的收入分配研究从经验实证主义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这个问题的长期考察。因此,皮克迪的新书再次让我们领略和意识到财产分配和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其在解释财富精英或高收入群体持续高涨的收入份额问题上更是如此。  而在分析过程中,皮克迪的研究也一直非常强调巨富人群的演化过程。根据全球财产差距的三百年历史,往往1%人群都占有20%以上的社会总财富,或最高10%人群拥有60%~90%的财富,因此最富有1%至10%人群的财产增值过程尤其值得关注。正因为如此,在整本书的逻辑结构中,皮克迪始终把最富有的1%~10%人群作为分析的核心,由此才给我们揭开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纱。  三、对正统观念的挑战  (一)诚实劳动能否改变命运?  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皮克迪分析了最富的0.5%、1%和5%人群的收入来源情况。他发现,真正通过诚实劳动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人群在统计意义上并不存在,唯一的可能是来自于资本的利润或投资所得,因此没有极高的财产存量就不可能获得极高的收入水平。  而且,皮克迪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巨高的财富水平只有两种来源,一是来自于上一代的遗产所得,二是来自于统计上不可能发生的随机偶然所得。当然,唯一的例外是,上一辈通过辛勤劳动或创业成功而获得较高的收入之后,后一代通过进一步在资本市场获得巨额回报才有可能进入高收入行列。然而,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指望通过高工资从而成为真正富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说,当前巨高的财富水平只有遗产所得和“上帝”随机给予所得两种可能,“通过劳动、努力和才能去获得(经济上)巨大成功的年代”已不复存在。  因此,皮克迪指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后天的努力和才能。”而且,可被承袭的资本收入超出了工资收入,财富支配着工作,这便是承袭制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层已经被固化,一般阶层已经很难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而社会流动及其代际之间流动的降低无疑会带来社会活力的下降及其社会阶层矛盾的激化。  (二)库茨涅兹曲线是否存在?  在19世纪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西方社会关注的焦点是资本主义的长期演变趋势,及是否会出现另一种社会制度取而代之等意识形态问题。与这种意识形态论争相呼应的是收入分配研究领域中功能性收入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的研究范式。在这一范式下,资本、土地和劳动都是生产要素,都具有生成收入的功能,一个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重点应该是考察全社会国民收入在三种生产要素之间如何分配的。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收入分配理论不仅论证劳动要素是社会国民收入的唯一源泉,资本和土地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对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占有,而且阐述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占有的社会收入的份额会不断上升,因为社会生产方式会不断资本集约化,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劳动得到的社会收入份额则不断下降,整个社会的两极分化就会不可避免。  然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研究范式逐步地让位于规模性收入分配(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的研究范式。该范式首先是把一个社会中每个家庭或个人看作获得收入的个体,然后考察个体之间收入差距的大小或者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文献中,这一研究范式的研究文献主导着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而对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收入差距状况和原因的经验分析,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  而在规模性收入分配研究范式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则要算库茨涅兹“倒U形”假说(编注: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茨涅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这个假说认为,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是比较小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增长,收入差距开始扩大,但是到了一定发展阶段后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这样,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形”的变化轨迹。  库茨涅兹“倒U形”假说可以说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西方国家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一种实证描述,但是八十年代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则是这一假说无法解释的。更重要的是,库茨涅兹“倒U形”假说过多地强调了发展阶段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作用,却轻视了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影响作用,而后来的研究文献却显示,导致上世纪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实施。也正是这些政策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出现了如皮克迪所描绘的,资本收入比(β=K/Y)和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份额不断下降而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上升的情况。然而,这种情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生了根本逆转,资本重新回到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支配地位,资本收入份额不断提升,与此相对,反差的是劳动报酬份额的不断下降。  而且,皮克迪的研究发现,年是资本主义过去三百年中唯一财富差距缩小的阶段,而在其他任何时期都经历了一个稳定扩大的过程,而且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扩大趋势愈发明显和急速。由此,从一个更长时期来看,资本主义的财富差距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正U形的变化轨迹,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存量的提高,贫富差距反而是继续扩大了,甚至在21世纪,贫富差距的程度有可能达到或超过19世纪的最高水平。而且,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贫富差距的缩小纯粹是因为战争和政府政策强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真正的常态却是贫富差距会持续拉大。这对过去几十年流行的库茨涅兹“倒U形”论断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三)社会地位世袭传承制再度出现?  皮克迪认为,在资本主义的过往历史中,历来有一个经济社会地位世袭传承的事实,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在19世纪前,这种世袭传承比较彻底,贵族、王室和帝王的世袭制度直接决定了贫富差距的代代相传。之后,资本主义逐渐引入了民主化的市场体制,然而由于市场经济充分激发了资本要素的活力,从而在三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市场手段使得财富地位薪火相传。只是在1914年之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逐渐瓦解和削弱了资本主义的资本存量基础,工会运动、反战措施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则进一步削弱了资本的扩张性,从而资本回报比率经历了约六十年的缓慢下降,贵族地位的代际传递也稍有弱化。然而,当资本的活力得以保存和充分展现之后,资本的贪婪和缺乏限制等特点再次迸发,在缺乏强力的财富再分配调节政策的背景下,再一次铸就了新时代下的资本贵族制度,资本主义的代际流动性也再次固化。  平均来看,根据皮克迪的数据,上一代遗产占当期财产总量的比率从年代的5%上升到当前的20%左右,只离19世纪中期最高的25%相差无几。甚至在号称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英国、法国和德国,目前社会总资源中仍然有超过23%的比例是来自于遗产,这与百年前的旧欧洲大致相当。所以,皮克迪说年代财富的代际传递效应的下降只是一个偶然现象,真正的资本主义常态是持续稳定的资本和财富的世袭传承,这最终会让民主社会根本无法正常运转。  (四)改写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可以说,皮克迪的这部著作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也提出了挑战。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尤其强调劳动、资本和技术的积累,特别是“卡尔多事实”(编注: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所假设的长期资本产出比和资本劳动比在增长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这样就会达到经济增长中的稳态均衡。然而,皮克迪提供的历史事实却表明,资本劳动比和资本收入比不但在短期内波动很大,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能远远偏离均衡水平,这就使得资本拥有者的资本收入比越来越高,从而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到最后穷人只能获得极少的财富份额。  同时,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的框架下,皮克迪仔细分析了资本增值和其他所有要素回报率的动态竞争关系,发现年代期间资本收益率低于产出率的事实,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很少的例外,在1970年代之后的绝大部分时期内,资产收益率都会稳定地远高于经济增长率。从而他的研究认为,在进入21世纪之后,资本收益率在与劳动回报率的竞争中完全胜出,从而卡尔多事实和哈罗德模型(编注:英国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提出)所假设的稳定资本劳动比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需要重述,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也需要再次调整。  四、资本主义的未来  皮克迪提供的数据表明,年间的资本回报下降,仅仅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高税率侵蚀了资本的报酬,同时加上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技术的飞速进步,从而经济产出率高于资本收益率。而在其他时期内,资本在生产要素收益争夺中基本上处于完胜状态,从而财富的回报率越来越高于实际产出的增长率,而且加上近年来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和技术进步放缓之后,更加加剧和强化了这一分配格局。而且,如果资本收益率稳定地高于劳动份额,那么资本主义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就不可避免,甚至过去一直强调的通过发展教育以缩小收入差距和减弱财富的代际传递的政策主张,也许会变得不那么奏效,因为教育所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终究无法超越资本收益率。  这样看来,当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来提高公平的做法,在阻止资本主义的社会分配不均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会大打折扣。果真如此,资本主义还能看到未来么?  当然,既然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天性和其高回报率,那么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平衡资本和劳动的回报水平。因此,皮克迪开出的政策药方是,必须对异常集聚的财富水平征收较高的财富税,从而保持资本所得与劳动回报的相对平衡。所以,一个显而易见的政策启示就是从遗产税、不动产转让税、赠与税等角度对社会的财富进行强力调节。  因此,皮克迪开出的政策药方就集中在对资本的贪婪性加以政策约束方面,如对资本回报征收年0.1%至10%不等的累进税率,或对超过5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征收80%的惩罚性资本保有税。如此激进而又骇人听闻的政策建议显然会激怒所有的富人,甚至连皮克迪自己也承认在政治上并不可行,因为资本主义的财富精英宁愿看到这个系统走向自我崩溃,也不愿自己做出巨大的牺牲。  如此说来,西方资本主义难道除了不断滑向黑暗的深渊之外,就没有更好的政策选择么?至少,皮克迪并没有给我们开出一剂为社会各方都能接受的药方。  五、对中国的启示  《资本》一书在国内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反响,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担忧中国是否会出现皮克迪所描绘的情形。几乎与1980年代西方国家收入差距开始扩大同时,中国收入差距也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虽然官方的数据显示收入差距上升的势头有所遏制,但是徘徊在高水平上的收入差距远超过了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加上部分收入差距来自于社会难以容忍的不公平因素如腐败、垄断和制度歧视,更加重了社会对现行收入分配结果的不满。  如果按照《资本》一书中的几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的资本积累和集中方面的一些特点与皮克迪描述的西方社会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首先,中国的资本收入比(β=K/Y)至少在过去近二十年中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我们还缺少准确的数据表明它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经济的长期高投资率。众所周知,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中国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资本积累率,提高了资本收入比。只是,与皮克迪所描绘的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的资本总量中,国有资本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它对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的影响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其次,与皮克迪描述的西方社会相同的是,在过去近二十年中中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的份额也出现了持续下降的情形。不同的只是,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并非完全归因于资本报酬份额的上升,因为还有政府部门收入份额的增加。  再次,现在中国的财产分布差距正在逼近西方国家,甚至超出了部分欧洲国家。根据我们的最新研究,现在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7,最富的10%人群占有的财产总量已超过了60%,而最穷的10%人群的财产份额却不足1%。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 由于中国财产分布差距的急剧扩大是在很短时期内发生的,它通过遗产继承所产生的财富的代际传递效应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当然,它在未来时期会显示出更大的效应。  最后,与西方国家过去长期的低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保持着高经济增长率,无疑会部分地抵消由收入和财产差距扩大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在高速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大批的贫困人群摆脱了贫困状态,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虽然其增长速度慢于高收入人群,但是仍持续增加。这也是中国社会在收入和财富差距快速扩大的同时可以保持社会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可以容忍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持续恶化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防患于未然,及时消除一切潜在危险的因素,从而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这也许是我们从《资本》中得到的一个最有意义的启示。■(原载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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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谈中国收入分配:用征税解决财富不平等核心提示: 中国已开始财富积累过程,财富不平等现象加剧。没有人能够明确知道中国的财富不平等最后会把中国带向何方。21世纪资本论《21世纪资本论》引起了世界经济学界的热议。图为该书英文版在美国热销。(资料图片)《参考消息》驻巴黎记者应强报道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对中国着墨不多。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皮凯蒂特别表示,虽然书中关于财富不平等的数据和结论大多是关于发达国家,但是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皮凯蒂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开始财富积累的过程,财富不平等现象加剧。中国未来十年内很可能像欧美国家一样建立现代的收入和财产税收制度,也将面临对财富分配增加监管的问题。通过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完全可以建立更好的制度来降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现象。皮凯蒂虽然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持肯定态度,但这本书对新兴国家谈得不多。皮凯蒂表示他并不是忽略了新兴国家,而是由于缺乏相关历史数据,无法进行研究和对比。但他认为,尽管涉及不多,但书中提到的问题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来说也是直接相关的。皮凯蒂说,中国目前制度从长期来说对减少收入和财产的不平等是否有效和可持续,他目前还没有答案。他的直觉是中国需要发展收入和财产的累进税制以限制财富不平等现象。中国的反腐败可能是解决财富不平等的一种方法,但是这种个案式的解决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欧美经验对中国很有用《参考消息》:你的研究以欧美国家经济模式为主要研究对象,有关中国的数据并不多,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是否会改变不平等现象加剧的趋势呢?皮凯蒂:首先我对这本书有关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内容不足感到抱歉,尽管这本书的开始就谈到了全球GDP的格局分布和中印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我希望能够有全球的视野,包括新兴国家,但是关于新兴国家的数据部分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主要原因是缺乏历史数据。我的书里希望能够追溯前一两个世纪,但是中国并没有关于所得税的数据可供参考。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相关数据,而且中国的税务数据并不完全。对于研究来说,所得税和财产的登记都是个人申报,所以具有严重的局限性。特别是像在中国,最高收入阶层经常没有很好的申报,税务材料也很不全,对财产的申报和征税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甚至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财产和继承税的存在,至少目前我们没有相关的材料和数据。尽管存在缺乏数据等因素,但我书中提到的问题对中国和新兴国家来说是直接相关的。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可以互相借鉴,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经验对中国来说很有用。中国目前已经开始财富积累的过程,不平等现象加剧。去年11月我去香港参加一个研讨会,会上有中国很多大学的研究者,他们都认为中国最近十多年的财富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并给出不少予以支撑的数据。中国未来十年内很可能像欧美国家一样建立现代的收入和财产税收制度。未来所有的国家包括中国都将面临财富需要增加监管的问题,中国完全可能建立更好的制度,因为可以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错误。中印崛起具有正面意义《参考消息》:中国和印度的长时间经济增长是不是对解决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起到作用?皮凯蒂:中国和印度的长时间增长对我来说是正面和积极的。因为中印消除贫困,让很多人致富,同时并没有损害原来的富裕国家的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整个世界都是具有正面意义的,虽然可能对富裕发达国家底层的工人带来了就业压力,但是即使没有中国,传统工业的转移必然会发生。我经常说,法国从1950年到1980年纺织产业就业岗位的减少比1980年到2010年还要严重,所以这并不是中国的原因。即使没有中国,这种趋势也一定会发生。主要是因为法国和欧洲总有人希望为一些社会不公现象找替罪羊,中国就是一个理想的责怪对象。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全球化总体上是正面的。在这本书里,我也对全球经济增长做了预测。随着中国和印度赶上西方国家,全球经济增长将放慢,因为中国不可能永远保持5%或10%的增长。同时人口的因素在我的书里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减缓,财富和遗产问题未来十年将成为中国和欧洲的重要问题。随着人口的增长停滞甚至减少,过去的财富积累将越来越多。因为如果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同时进行,资产问题并不是特别大。比如一个人有10个孩子,他的遗产将会分成10份,到下一代将更加均分,但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孩子将继承来自父母双方的遗产,从技术上来讲财富越发累积和集中。我认为中国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未来十年内将愈发严重。中国需要发展累进税制《参考消息》:不知你是否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制度,中国模式或者中国制度在将来减少不平等方面将扮演怎样的角色?皮凯蒂:对我来说,我想对其他的中国观察者来说也是一样,你所说的这个问题都还是一个谜团,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制度从长期来说对减少收入和财产的不平等到底是否有效和可持续,我目前还没有答案。我的直觉是,中国需要发展收入和财产的累进税制以限制财富不平等的现象,制约财富的累积。目前,我遗憾地看到中国有关收入和财产的分配还不是很透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前几个月,中国爆出很多腐败案件,有些人暴富,最后资产被处理。我理解在中国反腐过程中,只能通过这种办法解决,也可能是解决财富不平等的一种方法,但是这种个案式的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用征税和累进税制解决财富的不平等,才是避免财富过分累积和过度不平等的有效办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从系统上解决问题,也比起个案式的解决方案更加公平。我在这里并不是想给中国上课或者教训中国,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明确知道中国的财富不平等最后会把中国带向何方。中国还有一个特点是,一部分企业是公共企业或者说是国家企业,这原则上能够限制财富的不平等,但是如果未来出现这些企业部分或全部私有化――有时用很低的价格――这将导致财富的迅速增加,从而快速加剧财富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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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之乡浴火重生,凤凰涅: 有好书,有朋友,有思想,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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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兄闭关修炼有段时间了,这次出关,江湖又要腥风血雨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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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墨丝A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狼兄闭关修炼有段时间了,这次出关,江湖又要腥风血雨了嘛 ==========================================我可以屠城 你不能出声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贾秀东  针对中国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一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6月11日声称日方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已就此向中方提出抗议,并妄称中方申报“基于政治目的”,要求中方撤回申请。菅义伟甚至辩称南京大屠杀“具体遇难人数尚存各种疑问,政府难以作出判断”。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中方不接受日方的无理交涉,也不会撤回有关申报。  日本高官如此表态,显然是在说:只许我侵略屠城,不许你发言出声。这分明是日本的强盗逻辑。  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强征慰安妇是人类历史上的黑暗一幕,日军犯下的这些累累罪行铁证如山。中央档案馆、南京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7家档案馆和纪念馆,就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档案正式联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所提交的档案都是各家档案馆和纪念馆挑选的最珍贵、最典型、最具有说服力的档案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面对日本历史上令人发指的阴暗面,日本政府不感到非常羞耻,反而对中方真实还原历史的做法感到“非常遗憾”;对于日本二战期间违人道、侵人权、反人类的行为,日本政府不深刻反省,反而质疑中方的申报工作是基于“政治目的”的“炒作”。日方自己不断否认历史,拒不反思历史,却对于中方牢记历史、珍惜和平、捍卫人类尊严的举动提出所谓“抗议”,甚至大言不惭地要求中方“撤回”有关申报。  日方如此强盗逻辑和强盗行径,令人愤慨,却并不出人意料。日本国内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已成为一种潮流,花样不断翻新,上至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至在靖国神社门前游走的日本右翼分子,蓄意挑战国际公理的底线。日本屡次修改历史教科书,对于中韩等国的抗议置之不理。在美国国会议员于年先后提出并审议涉及日军强征慰安妇问题的决议案时,日本政府百般阻挠。在美国洛杉矶准备设置慰安妇像时,十几名日本地方议员竟然组成所谓“抗议设置慰安妇像的全国地方议员会”并前往洛杉矶,向当地政府递交要求拆除雕像的抗议信。  日本何止在侵略历史问题上奉行强盗逻辑。日本把从中国窃取的钓鱼岛称为“日本的固有领土”。安倍把修改和平宪法、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挑战国际秩序、激化地区局势的举动都归结为“积极和平主义”。安倍政府在历史、领土和安全等问题上屡屡刺激、挑衅邻国,还搞什么牵制中国的“民主安全菱形”,这哪里是“积极和平主义”?分明是对和平的“积极挑衅”。  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实也是一面镜子,国际公理更是一面明镜。日本抗议中方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折射出日本扭曲的历史观,以为靠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就能使日本赢得世人尊重,使日本在世人面前“挺直腰板”做一个“正常国家”。这种心理本身就是扭曲的,既缺乏历史感,又缺乏现实感,以为日本靠着“民主国家”和“发达经济体”这两张招牌就能混迹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此次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并非存心同日本过不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一直是中日恢复邦交以来中国对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和主张。“历史”和“未来”密不可分,日本如果不能以历史教训为殷鉴,痛定思痛、真诚反省,怎么能重塑日本的民族之魂和国家形象呢?  日本要阻碍历史成为世界记忆,将是徒劳的。与其花心思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日本不如花工夫反思历史,坚持走和平道路,以免陷入自己编织的强盗逻辑而不能自拔,毁了前程。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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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很想贴一个关于剑桥大学接受岳灵珊捐助的链接的,就怕流氓掌握生杀大权封了我的IP禁了我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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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墨丝A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我是很想贴一个关于剑桥大学接受岳灵珊捐助的链接的,就怕流氓掌握生杀大权封了我的IP禁了我的ID。===================RuchunMyster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s £3.7 million Chinese bene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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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流氓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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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lve Apostles,&&&&Australia&&&&<img SRC="/-uMT0kVefYGA/U5ymyr6XdRI/AAAAAAACDnE/Z_VOnTf6n3k/w426-h640/Twelve Apostles%2C Australia.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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