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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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8-24 &匿名提问 发布
社会心理学中的性别差异，乃是指两性之间在人格与角色行为上的差异。一、性别角色概述吉登斯认为性别有两个含义：SEX，即男女活动中生物学的或解剖学的差异，是生理上的差异；GENDER，即男女心理的，社会的差异。因此，性别角色是指属于一定性别的个体在一定的社会和群体中占有的适当位置，以及被该社会和群体规定了的行为模式。具体包含以下几点含义：以性别为标准所划分的社会角色；以性别决定个体的社会化定向；社会群体为男女制定的一套行为规范。性别角色包含多样性，同时兼顾着的两种以上的性别角色往往是相互抵触的：某一性别角色的成功往往意味着另一种性别角色的失败。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随着情境的不同而表现出多样化。男女性别角色在活动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帕森斯的特殊功能论指出，家庭是一个小群体，在这个小群体中，存在着具有典型意义的功能专门化，即男子发挥着工具性功能，女子发挥着表达性功能。研究还表明，特性功能具有跨文化的意义，即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男女的这种功能定性是保持一致的。个体从母胎出来，个体本身是无意识的，尚不能称为性别角色。作为性别角色是社会化的结果。是对自我意识的认同。爱格莱在《社会行为中的性别差异》中指出一系列因素，包括生物学影响和童年期社会化经验，造成了男女体力上的性别分化。在成年期，社会行为中的性别差异的直接原因，乃是男女性别从体力上的分化开始，结果使男性倾向于获得社会权力和物质上的权力，女性则被期望有养育能力的角色。米德在他的研究中指出，男性化或女性化并非像传统观点那样是性别本身固有的，而是社会文化有规律的产物。研究充分证明，性别角色社会化是受文化所制约。性别角色差异主要表现为攻击性，自信心，支配，人际交往，焦虑等方面。研究表明，性别角色的人格特征有些差异比较明显，例如攻击性；有些差异不明显，例如焦虑；许多人格特征如人际交往等方面，未见性别差异，尤其是一些重要的人格特征如正直，良心，诚实等，个体差异比性别差异起的作用更大。二、性别角色的获得与分化获得与分化男女性别角色差异的存在，既有生物学的影响，也有社会文化的影响。（一）性别角色获得的生物学因素影响性别角色获得的生物学因素主要为遗传基因，性激素，大脑。在正常人体细胞中，共有46条染色体，其中44条染色体是两两相对，称这22对染色体为常染色体。第23对染色体是性染色体，与性别密切相关。女性有2条X染色体，男性则有1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美国遗传学家勒威廷发现，第23对染色体中的 Y染色体的有无，像开关一样对男女性别起着作用。研究表明，在每条常染色体的X染色体上，都有大量的基因存在，它们以一定的顺序作直线状排列。由于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体内细胞中染色体上所具有的基因绝大多数是自身生存的。因此，具有2条X染色体的女性自然就要比仅有1条X染色体的男性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激素是由人体的各种内分泌腺所制造的有效的化学物质。各种性激素水平的不同，会在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上对行为有所影响，这就是出生前期（即从怀孕到出生这一时期）和青春期及青春以后（即成长期）。内分泌学家把出生前发生的作用称之为组织效应。成年期的激素作用被称为激活效应，因为它激活或阻止某些行为。男女之间在大脑的组织上确实有些不同，主要表现为下丘脑和大脑两半球的组织。下丘脑上的性别差异可能是胎儿发育过程中脑组织分化的结果，与生殖器官的情况极为类似。男性化与女性化的下丘脑的构造对性行为和侵犯行为可能都有多样的影响。大脑一分为两个大脑半球，即右半球和左半球。大脑左半球擅长语言思维，而右半球则擅长空间识别。单侧性通常是指在某种程度上由一侧半球而不是双侧半球所控制的特殊功能，比如语言过程。如果一个人的语言过程完全由左半球所控制的话，是高度单侧性的或完全单侧性的。研究表明，大脑在语言思维能力和空间识别能力两方面也都存在着性别差异。（二）性别角色分化的社会文化因素性别角色分化是个体社会化的结果。社会化主要通过文化中存在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实现的。所谓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就是人们对男性或女性在行为，人格特征等方面予以期望，要求和笼统的看法。个体的早期经验主要是从家庭中得到的，社会所提供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决定着父母对不同后代的抚养方式。学校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二个重要机构。主要通过教科书和教师。例如教师的性别角色观念。研究表明，适合男性的人格特征多半与成就事业联系，适合女性的人格特征多半是与情感，人际关系有关。大众传播工具在性别角色分化过程中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三、性别角色的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强调幼儿时期性别角色行为的机制，例如说明两性角色的起源；社会学习理论则以幼儿期到少年期的模仿行为和观察学习来说明两性的心理差异；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儿童性别角色的获得是在认知发展过程中对自我性别进行归类的结果。弗洛伊德认为通过俄狄普斯情结的解决获得了性别角色。他的性别差异观点是尚男抑女论。埃里克森扩展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提出了内部空间观点，认为女性人格中的关键因素是颇具建设性，创造性的生命内部空间感。男孩的性解剖结构是外向，突出，主动的，而女性的性结构是封闭，防护，接受性的，生殖密码所决定的人类不同性别的身体结构与人们的空间反应有密切的关系。男女的内部空间（身体的，性解剖学的）决定了人们对外部空间的认识，还决定了人类的生物行为特征和社会角色。埃里克森的内部空间只强调了生理解剖结构对性别差异的决定作用，并没有强调文化因素也是造成性别差异的原因。社会学习理论认为，直接强化法，模仿和观察性学习是获得性别定型性行为的基础。母亲是儿童行为的有力说服者。认知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柯尔伯格的基本论点是首先获得性别恒常性概念，后性别自认概念就成了性别定型的极为重要的一步。这些概念一旦形成，儿童就从本质上自我社会化了。四，性别角色的互补与优化男女性别差距是可能缩小的，但完全抹杀这种差距却是不可能的，需要互补。男性与女性，由于生理上的性别差异以及角色地位的不同，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行为模式，气质与性格均有不同的偏向。男女性别的差异是由体内的激素不同引起的，男子人格中有女性的原型，即男性的女性意向。女子人格中同样有男性的原型，即女性的男性意向。两种心理意向分别在男女人格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并在外显行为中表现出来。由于强度和范围不同，其影响心理发展是难免的。但孰好孰坏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在童年的生活经历与教养方式上消除性别的刻板印象，将有助于其人格的自由发展，形成比较完美和谐的人格。布洛克认为性别角色的发展与道德发展相平行。在前习俗道德期的儿童，其性别角色观念还是杂乱无章的；习俗道德时期的儿童，能自觉遵守并监督别人也遵守这些规则，到后习俗道德期，个体能灵活地运用性别角色规则，因而能具备两性角色的优点，对自己的内在需要和价值作出适合的反应。可惜大多数人往往受到角色传统观念的种种束缚，不能发展到这个阶段。布洛克的理论给人们有益的启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应具备胆大而心细，勇敢而稳健，豁达而深沉，理智而多情等完美的人格特征。都可以根据各自的内在潜力，发展多姿多彩的完美人格，使男女两性互补。近几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适合两性的颇为理想的模式，即男女双性化。一个人往往不能同时具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兼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人。男女双性化指同时具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心理特征。具有男女双性化气质的人在许多场合下，要比具有性别定型气质的人表现出色。因为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同时富有男性和女性的气质特征，所以在适合男性气质情境下，他们能够表现得男子气十足，而在适合女性气质的情境下，他们又能善解人意，表现出很好的女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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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梁斌优秀团员先进事迹介绍 章梁斌同学既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也是一位优秀的共青团员。德智体全面发展，工作出色。思想上，能够按照团章严格要求自己。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心社会时事政治，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 学习是学生的天职。在学习上，章梁斌同学勤奋努力，刻苦钻研，认真学习各科知识，本着“不读死书，灵活学习”的原则，合理安排学习时间，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学习。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每学期均被评为三好学生和学习标兵。获得学校第三届“学业十佳”光荣称号，于2002年被评为汕头市市级三好学生。在注重提高自身各学科成绩水平的同时，他还注重塑造自身的竞争优势，积极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并取得一定成绩，例如在高一时就获得校级高中部语文知识竞赛一等奖，“创新杯”现场作文竞赛二等奖，高二时荣获第一届“英语周报”杯全国中学生英文话题作文大赛优秀奖。 在要求自己进步的同时，他还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共同营造浓厚的学习风气，使班级具有了更强的凝聚力。在学习上遇到问题时经常和同学讨论，向老师请教，以求大家共同进步。乐于向后进同学提供帮助，当他们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热情地帮他们答疑解惑，扫清障碍，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起学习的信心和兴趣。 章梁斌同学不仅在学习上名列前茅，在文体活动中更力争上游。认真上好体育课，课余时间常活跃于运动场上。在学校的艺术节上，更是与班里的同学积极配合，组织排演了异彩纷呈的节目，做好后勤工作，参演的节目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身为班长，能当好班主任老师的得力助手，起模范带头作用。带领班干部做好班级管理工作，使大家同心合力，分工明确，各尽其职。增强班集体的凝聚力，努力使班集体越来越优秀。他所在的班级多次夺得学校各项常规评比的流动奖牌，并连续三个学期被评为“文明班”。他2004年度被评为“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也被授予学年度汕头市“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同时被评为2004学年度学校“十佳学生干部”。 章梁斌同学在生活上节俭朴实，热情助人，尊敬师长，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在各种荣誉面前，仍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学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章梁斌同学积极参加团组织的各项活动。他是学校团刊“创新报”的主编。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出版小组认真地做好编辑、出版工作。通过这本刊物把团的纲领、团的思想、团的发展向同学们宣传，让大家更好地认识团组织，接近团组织。 平时，经常参加共青团志愿者服务活动。走出学校，走进社会，让红色的团旗飘扬在各个社区。多次到敬老院帮助孤寡老人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和其他团员一起走上街头，为群众服务。乐于助人，关心同学。先后两次为学校两位身患重病的团员同学慷慨解囊，带头捐款，每次捐款款额均达100元。并在班级中带动倡导同学们踊跃捐款，为这两位同学筹措部分医药费。 章梁斌同学多次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学校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还被推选为共青团南澳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出席县的团代会，更高层次地投入到团的建设中，为团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 有所帮助。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 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 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 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 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 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 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 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 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 就不多说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 进一步联想到， 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 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 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 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 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 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 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 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 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 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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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答。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条件第一，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迫切需要先进的理论来揭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条件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革命需要理论的指导，先后出现过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洪秀全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康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五四时期形形色色的“主义”，但是这些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需要继续寻找新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来解决在中国这种特殊国情里发生的特殊革命所遇到的特殊困难，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正确判断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各阶级状况，科学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解决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给予现成答案的特殊问题。毛泽东思想也就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应运而生。第二，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根本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它诞生的那时起，就以其严整的科学性和震撼人心的逻辑力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与民族危亡的日益深重，呼唤着先进的新的思想武器的诞生，以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重大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中国。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标志着世界开始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革命也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成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土壤和源泉。毛泽东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符合中国国情特点、适应中国革命需要、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一句话，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第三，中国工人阶级这一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近代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主要指近代工业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在不断壮大。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俄、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业在此期间有了较快的发展；加上美、日等国加紧在中国开办企业，因而这期间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有200万人，并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运动后期的主力军。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阶级。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到1921年有261万人，另有各种手工业工人1000万人，一方面迫切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科学思想做指导，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第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实践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沃土。革命实践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而革命理论又必须经受革命实践的检验。（1）革命实践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2）革命理论必须经受革命实践的检验第五，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文化条件1、毛泽东等人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最基本的文化条件。仅《毛选》1—4卷中使用中国成语典故应有上百条。2、毛泽东等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使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3、批判地吸收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的精华及其反帝爱国民主主义思想、建立统一战线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引用介绍孙中山的上述主张。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率先将“三七五减租”付诸实施。建国前后，毛泽东等人依据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提出对官僚资本主义实行没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最后胜利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第六，十月革命后世界局势的变动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邓小平被称作是中国最优秀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一生道路却是很不平坦的，他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其中“三落三起”就是他不平凡一生的真实写照。第一落：1933年，李维汉等左倾势力抨击罗明、邓小平的政治路线，邓小平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的职位上被撤职。不久被派到处于前线的南村担任观察员。第一起：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被正式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二落：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并遭到公开批评和谴责。随着邓小平的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第二起：1972年2月，邓小平回到北京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三落：1976年3月底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受到批判，之后在党中央会议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起：1977年8月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这就是一代伟人邓小平不平凡一生所经历的挫折，从这些 们不难看出他思想所拥有的自强不息，在受到重大打击时也能沉着应付，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发挥自己的才能，取得不平凡的人生。 们知道，当是很多人在被戴上政治帽子后都是一决不整，有的甚至自杀，而邓小平却能经受住不断的打击，不断的被误会。在被打倒后仍然继续工作，在国家需要他时就出来主持国家的建设，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使国家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奇迹！他曲折的传奇人生经历为铸造伟人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他坚定信仰，执着追求。他坚信，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人生在世，谁都会遇到挫折，适度的挫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可以帮助人们驱走惰性，促使人奋进。挫折又是一种挑战和考验。人的一生，就像一次经历了万水千山的跋涉，而生命乐章的精彩之处，则在于顿挫。如果能够以乐观的态度看待挫折，那么面对挫折，相信 们可以轻松应付。拿破仑曾经这样说过：“那种经常被视为是失败的事，只不过是暂时性的挫折而已。还有，这种暂时性的挫折实际上就是一种幸福，因为它会使 们振作起来，调整 们的努力方向，使 们向着不同但更美好的方向前进。”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超越自然的奇迹多是在对逆境的征服中出现的。”关键的问题是应该如何面对挫折。人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中能够多一些快乐，少一些痛苦，多些顺利少些挫折，可是命运却似乎总爱捉弄人、折磨人，总是给人以更多的失落、痛苦和挫折。 们应该怎么看待挫折呢？用邓小平经历：只要你自己不倒下,就没有人能打倒你!邓小平三落三起,每次重新出山再起来,都比原来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和力量。们不断地在成长，也不断地在挫折中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们要牢记：拥有经验，又懂得如何利用经验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真正的人生，只有在经历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后才能获得。邓小平曾经说过:“ 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深情地爱着 的祖国和人民……”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永载史册，他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们从他那里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他正确领导使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所带来的好处，他的坚定信仰，执着追求，他的思想，做人原则，处事态度，怎样面对失败，都将给 们以深刻的启发，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作为每一个受益者， 们能做的就是学习他的思想，努力学习和工作，为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而不断奋斗。 分开答。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条件第一，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迫切需要先进的理论来揭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条件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革命需要理论的指导，先后出现过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洪秀全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康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五四时期形形色色的“主义”，但是这些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需要继续寻找新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来解决在中国这种特殊国情里发生的特殊革命所遇到的特殊困难，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正确判断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各阶级状况，科学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制定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解决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给予现成答案的特殊问题。毛泽东思想也就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应运而生。第二，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根本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它诞生的那时起，就以其严整的科学性和震撼人心的逻辑力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与民族危亡的日益深重，呼唤着先进的新的思想武器的诞生，以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重大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中国。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标志着世界开始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革命也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成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土壤和源泉。毛泽东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符合中国国情特点、适应中国革命需要、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一句话，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第三，中国工人阶级这一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近代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主要指近代工业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在不断壮大。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俄、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业在此期间有了较快的发展；加上美、日等国加紧在中国开办企业，因而这期间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有200万人，并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运动后期的主力军。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阶级。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到1921年有261万人，另有各种手工业工人1000万人，一方面迫切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科学思想做指导，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第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实践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沃土。革命实践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而革命理论又必须经受革命实践的检验。（1）革命实践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2）革命理论必须经受革命实践的检验第五，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文化条件1、毛泽东等人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最基本的文化条件。仅《毛选》1—4卷中使用中国成语典故应有上百条。2、毛泽东等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使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3、批判地吸收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的精华及其反帝爱国民主主义思想、建立统一战线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引用介绍孙中山的上述主张。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率先将“三七五减租”付诸实施。建国前后，毛泽东等人依据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提出对官僚资本主义实行没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最后胜利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第六，十月革命后世界局势的变动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邓小平被称作是中国最优秀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一生道路却是很不平坦的，他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其中“三落三起”就是他不平凡一生的真实写照。第一落：1933年，李维汉等左倾势力抨击罗明、邓小平的政治路线，邓小平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的职位上被撤职。不久被派到处于前线的南村担任观察员。第一起：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被正式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二落：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并遭到公开批评和谴责。随着邓小平的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第二起：1972年2月，邓小平回到北京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三落：1976年3月底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受到批判，之后在党中央会议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起：1977年8月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这就是一代伟人邓小平不平凡一生所经历的挫折，从这些我们不难看出他思想所拥有的自强不息，在受到重大打击时也能沉着应付，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发挥自己的才能，取得不平凡的人生。我们知道，当是很多人在被戴上政治帽子后都是一决不整，有的甚至自杀，而邓小平却能经受住不断的打击，不断的被误会。在被打倒后仍然继续工作，在国家需要他时就出来主持国家的建设，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使国家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奇迹！他曲折的传奇人生经历为铸造伟人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他坚定信仰，执着追求。他坚信，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人生在世，谁都会遇到挫折，适度的挫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可以帮助人们驱走惰性，促使人奋进。挫折又是一种挑战和考验。人的一生，就像一次经历了万水千山的跋涉，而生命乐章的精彩之处，则在于顿挫。如果能够以乐观的态度看待挫折，那么面对挫折，相信我们可以轻松应付。拿破仑曾经这样说过：“那种经常被视为是失败的事，只不过是暂时性的挫折而已。还有，这种暂时性的挫折实际上就是一种幸福，因为它会使我们振作起来，调整我们的努力方向，使我们向着不同但更美好的方向前进。”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超越自然的奇迹多是在对逆境的征服中出现的。”关键的问题是应该如何面对挫折。人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中能够多一些快乐，少一些痛苦，多些顺利少些挫折，可是命运却似乎总爱捉弄人、折磨人，总是给人以更多的失落、痛苦和挫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挫折呢？用邓小平经历：只要你自己不倒下,就没有人能打倒你!邓小平三落三起,每次重新出山再起来,都比原来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和力量。我们不断地在成长，也不断地在挫折中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我们要牢记：拥有经验，又懂得如何利用经验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真正的人生，只有在经历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后才能获得。邓小平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永载史册，他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我们从他那里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他正确领导使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所带来的好处，他的坚定信仰，执着追求，他的思想，做人原则，处事态度，怎样面对失败，都将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作为每一个受益者，我们能做的就是学习他的思想，努力学习和工作，为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而不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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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学校领导岗位校长（兼书记）：1、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上级指示。2、全面负责学校支部行政工作副校长（兼工会主席、教科室主任）分管学校德育、体育、卫生、科研 1、 协助校长抓好特色学校创建工作，创新、落实学校规章制度。2、 协助校长落实德育为首的原则，制订并实施学校德育工作计划，检查并总结学校的德育工作，审查班主任工作计划。根据学校情况， 定期组织学生家长学校活动，召开学生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开展富有特色的校内外德育活动。3、 有计划地组织工会活动，指导团队开展工作，负责学校各类活动的信息报送工作。4、 协助校长落实科研兴校的方针，制订并实施科研工作计划，检查并总结教科研工作。定期组织教育科研讲座、教学沙龙、学言无忌聊天活动，总结交流科研经验，推广应用科研成果。5、 组织课题申报，管理课题立项，指导课题研究工作。组织各类科研基地申报、资料积累工作。收集教师科研成果，汇编优秀论文、案例。6、 完成上级、学校安排的其它工作。教导主任：分管教学、少先队、工会女职委主任兼出纳1、协助校长落实以教学为中心的方针，组织实施课程改革，制订并实施课程改革计划，教学工作计划，检查并总结教学工作，审查教研组工作计划，定期布置检查班主任工作。2、组织教师业务进修、继续教育，定期组织教师举办观摩课，总结交流教学经验，经常听课，检查学生作业，了解指导教育、教学工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3、 加强教学常规管理，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全面素质。4、 组织课外活动，组织安排学生的课余生活，并检查活动效果。指导安排值日工作，督促值日师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学校正常秩序。对违纪学生予以批评教育。5、 领导并组织有关人员搞好招生、编班、学籍管理和现代教育技术、图书室、阅览室、实验室、文印室的建设。6、 完成上级、学校安排的其它工作。总务主任：分管后勤、安全、食堂、科技辅导工作1、协助校长贯彻勤俭办学的方针，制订学校总务后勤工作计划，检查总结校产管理工作。领导总务后勤日常工作，抓好食堂、门卫和绿化的管理。2、抓好学校标准化建设，精打细算，提高经费使用效益。负责教学用品的采购、管理和供应，按计划订购和发放教学用品，购买图书、仪器、体育器材、医药用品。3、树立服务意识，一切为教育教学服务、为师生服务，负责学校设施安全和保卫工作，保证教学工作顺利进行，负责学校基建和校舍设备的管理和维修、后勤服务工作，督促师生执行校产的使用和管理制度。4、重视学校清洁卫生工作，绿化美化校园环境。5、完成上级、学校安排的其它工作。人事干部（兼团支部书记）：1、 具体负责学校教职工的人事管理、工资福利管理和编制管理。负责本单位教职工的工资、基金核算、福利、资金、津贴、升晋级和奖惩的报批和管理工作。及时、正确地做好各种统计报表。2、 负责本单位教职工人事档案的登记、整理和管理工作，在政策许可的情况下，解决好教职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协助领导做好教职工的思想和有关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3、 认真执行上级党组织和上级团委决议，经常向学校党支部和团委汇报工作。负责制定团支部工作计划，定期召开团支部委员和团员会议、安排、检查、总结团的工作，领导少先队工作。4、 掌握全校团员青年的思想动态及学习纪律等情况，研究青年教师的新特点、新问题。结合学校各项工作，配合党支部对青年教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经常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各项有益活动。5、完成上级、学校安排的其它工作。教科室副主任：1、协助教科室主任开展教科研活动，作好会议、活动记录。2、参与课题申报、管理、指导、检查工作。3、收集校级教育科研课题的相关资料和学生研究成果、优秀习作等。4、会同教科室成员编印校刊校报。3、完成上级、学校安排的其它工作。教导助理：1、 协助教导主任做好平时课务调节工作，做好教学资料的发放收交工作，组织指导班级特色文化建设，文明班评比工作。2、负责少先队总辅导员工作，策划丰士片少先队工作、中心小学每月主体系列活动。3、完成上级、学校安排的其它工作。3、完成上级、学校安排的其它工作联群完小负责人:1、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执行上级指示2、全面负责联群小学教育教学工作3、完成中心小学安排的其它工作。正校级领导：①负责本施教区成人教育、自考工作，制订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②负责学校收文登记、档案管理。③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进行监督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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