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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园林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建筑设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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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状态：
家园号：36248姓名：毛城东
设计师类型：建筑设计师
　　1 January 2015　　SunMonTueWedThuFriSat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
◆ 建筑趋势
超城市化时代的中国城市阅读□ 史 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语言和城市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发明”，前者使人们可以进行交流，后者使人们得以汇聚；前者的衍生物是人类几千年的文化艺术，后者的成果是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蔓延开去的物质文明。但是人类又注定是悲剧的存在，语言并无助于人们灵魂的沟通，城市则按照自身的逻辑蔓延。虚拟城市近几年中国的图书市场虽然不是很景气，但每年出书的品种却一直在递增，就像钢铁产量和建筑规模一样，我们的年出书种类也已经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了，但是这同样只代表量而不是质。有好事者做过计算，说如果一个人从5岁开始读书，每天一本，那么他到95岁也读不完现在一年出版的书。每年年初在国展中心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简直像“大集”，用“琳琅满目”、“汗牛充栋”之类的成语来形容都不够“规模”和形象，用“书的海洋”来形容也显得太肉麻和不贴切，大约只有“书山肉海”这样鄙俗一点的“词汇”才适合，因为在那个高温和缺氧的躁动的氛围里，你的眼里只有书和人。说书展让人躁并非指所有书展，而是特指国内的以中国出版物的展示销售为目的的书展，稍有审美直觉的人会看出，其实并不仅是书展的规模和书的种类让人烦躁，封面的设计愈发增加了这种“炽热”。近年来出版的图书大部分都充分显示了电脑设计的巨大潜力，图像的堆叠、花饰的雕琢、色彩的迤逦、文字的抢眼……早已“乱书渐欲迷人眼”了，有国外设计师“赞许”道：中国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是世界上运用设计软件最熟练的！其实何止书籍装帧业，电脑的潜能在建筑设计效果图方面也被极大地开发出来，比如像“水晶石数字科技”这样的建筑图像“营造”企业，已经逐渐把业务向全球拓展，致力于成为最大的虚拟建筑/城市企业了。计算机三维图像技术眼下在中国的巨大作用之一，就是虚拟建筑/城市，服务对象从建筑设计公司到地产公司，它们借着广告充斥于城市的一切角落，它们与所谓“真实”的城市混淆在一起，难解难分。尤其是在地产广告中，虚拟社区被高度“提纯”和理想化了，它展示了未来生活的梦幻状态，与我们日益混杂激变的城市形成巨大的反差。在这方面，计算机三维图像技术在模拟建筑/城市方面的“成就”，与书籍装帧业是同样“辉煌”的。在前年5月北京大学举行的”M会议“上，雷姆?库哈斯曾经对此有一段绝对精彩的评论，堪与矶崎新对上海的那段评论平分秋色。那天，当他在谈到对中国超城市化速度的震惊时，话锋一转，谈及中西方使用计算机的差别，他说，西方用计算机来实现形体复杂的建筑，而中国是将业主希望得到的所有东西一起放在图上，中国的城市与中国建筑师对计算机的使用一样没有复杂性，只是将所有的东西都罗列出来。在西方，正是由于计算机模拟技术的日益成熟，才产生了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具有无比复杂曲面变换的建筑（如西班牙的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盖里在设计中运用了设计波音飞机复杂曲面用的软件）、库哈斯的建立于复杂的都市分析语境上的建筑设计（如CCTV）。西方的建筑师把这种技术作为思维拓展手段，设计出只有借助计算机才能完成的复杂空间分析与设计。雷姆?库哈斯及其OMA刚刚在柏林举办完大型展览，CCTV新楼照例是其中的重头戏，如果注意效果图在欧洲语境和在我们国内语境的差异是很有意思的：当CCTV新楼出现在国外媒体上时，它几乎都融入城市之中，并且多是在俯视状态下；而当它出现在国内媒体时，则成为我们熟悉的建筑模特，城市退到后场，成为烘托这个明星般的怪异之作的背景。有一次他干脆指出这是专门为中国设计的效果图。可见，国内设计界更多是把它作为艺术想像的拓展手段，渲染出只有借助计算机才能完成的复杂空间模拟。但是不要忘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效果有可能是一个设计公司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市场”的压力迫使那些设计公司做出媚俗讨好的设计。一年前，在水晶石的大本营――六箱建筑举办过一次影响深远的展览《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展览展示了其令人惊叹的视觉模拟图像――对北京城门及其环境的数码重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重建是双重的，即一方面以老照片和艺术作品为蓝本虚拟了历史语境中的城门，场面恢弘、细节历历；一方面在巨幅前城门的现实城市环境照片上勾画出城门的效果图，亦真亦幻、意犹未尽。展览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后一方面，现实与虚拟图像的数字合成在此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并引发了人们对北京历史的深入思考，后来王军那本著名的以北京的拆城历史为线索的《城记》，就大量引用了这部分作品。虽然这仍是视觉模拟技术的简单运作，但已经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它试图建立起一种对城市历史记忆与现实状态的分析模式。当然，这种类比、拼贴式的分析仅仅是开始，剧变中的城市需要更为深入和复杂的分析与批判。移魂都市因为常与一帮建筑师交流看城市电影的体会，著名的片子已经很难漏网，好莱坞电影《移魂都市》（Dark City）的名字总在耳边晃，却一直没有看，主要原因是它名不见“正史”。几个月前给《北京现代商报》写过一篇关于未来城市的稿子，提到的是《大都会》、《银翼杀手》、《黑客帝国》甚至《关键报告》，就是没涉及《移魂都市》，等后来终于看过之后，才后悔不迭――仅就关于未来城市的想像力而言，《移魂都市》是最有恐怖魅力的。影片中的未来城市是一个二维的漂浮在宇宙中的外星人的实验场，人类的“记忆”已经被物质化为可以储存和注射的药液，外星人希望通过翻来覆去在人类实验品上的注射，更改人们的记忆和身份，寻找灵魂和新秩序的“配方”。注射的时间是每天的零点，这时城市中的所有人都被催眠，外星人开始在每个人的眉心注入全新的记忆。电影最有意思的情节也在此时展开：伴随着记忆的调换，在外星人巨大的地下“车间”强大魔力的操纵下，城市空间也在瞬间发生着沧海桑田式的变化，摩天大楼在生长，街道在平移开合，室内也随着发生空间和风格上的更迭。几分钟后，当人们醒来时，城市已经按照每个人的新记忆的“语境”魔术般地改造好了。当然，与前面提到的那些有关未来城市的电影一样，《移魂都市》里的城市也是见不得阳光的，外星人最后就在阳光中灰飞湮灭了。第一次去广州是几年前的一个圣诞夜，从深圳赶过去的，只停留了几个小时。记得那几个小时全都在旧城区的老教堂间游逛，已经是深夜，教堂前的小广场上依然人满为患，我只能远远地感受宗教的狂热与喜庆气氛。在由教堂至教堂的路上，衰颓的老街清寂幽旷，我知道广州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但那天我只是阅读和记忆了它的一重性格。半个月前有机会在广州多住了几天，这一次，广州毫不吝惜地在我面前展示了它的多重性格。在白云机场下飞机的一瞬间，就体会到了南国的酷热。出了机场，行驶在前往市区的道路上，惊讶得说不出话来，那些高楼沿着道路几乎完全不留空隙地挤在一起，一路密密匝匝地铺排下去，更令人震惊的是，高架路和立交桥就在楼群间将就着挤出一点缝隙，蛇行盘旋而过。那天是中午到的，汽车得以在公路上以飙车的速度狂行，一路上如置身山区盘山公路般的惊险刺激。住在二沙岛，珠江环围着它静静流过，江面开阔，江水墨色，少有游船，更没有江轮和汽笛声。二沙岛是限高区，广东美术馆等文化设施和一些豪宅都坐落在这里，环境幽雅，是城市的一块飞地。但是在它的对面，“豪楼”城墙一样沿江矗立，密密地封死了二沙岛的天际线，也霸道地拦挡了身后阔大市区建筑的二沙岛对景。当天晚上，知道我着迷于城市的朋友带着我们一行到一个满是旧殖民建筑和超巨大榕树街上散步，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壮观的林荫道。正沉浸在幽幽古意中，猛然看到车窗外缓缓地展现出汉阙一样的东西，一座座一人多高的碑状物，上面贴着马赛克，四坡琉璃瓦收顶，它们有规律地分布在高架路下繁忙路段，像有意添置的公共艺术。广州的朋友也没有猜出它的用途，还是司机解了围，原来那是烂尾楼基础的美化！早先，深圳和珠海这些平地而起的城市曾经引起海内外有关人士的浓厚兴趣，一个城市可以完全在几年时间里魔术般地速成，没有记忆，没有文化资源，但却有城市性格。相对后发展起来的广州本应该具有后发展的优势，却成为一个没有规划的预见性的后规划城市，广州城市性格的错位与生猛化，使它进入了艺术状态的“移魂都市”时代。与北京和上海相比，广州是一个更加生活化的城市，不管城市空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仍然沉浸在吃的氛围中，漫长的早茶并不因空间的移魂而改变，这是其与电影的最大区别，即空间虽然已经挪移，记忆却依然恒久顽强。印象最深的是在越秀公园旁的有名的鱼头馆，那环境如园林般幽雅精致，无数巨大的风扇高挂屋顶、树间，雾气从风扇前端喷出，在强风的吹送下营造出如云如雾的人间幻境。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影片的情节，随着城市空间的巨变，人们也在迅速生产着新的生活方式，生成着新的记忆。城市面孔巴黎的脸很美丽，也很诡谲。像是冷艳绝世的Chanel美女和深奥的拉丁区哲人的混合，还要加上一点古代和当代建筑师的大气魄，一点印象派的狂放，一点官僚机器的冷峻疲沓，一点街头或地铁流浪汉的玩世不恭……这个大都会，激烈起来排山倒海，傲慢起来一点不近人情。而且最经常的，它只给你看一个假面孔。（张耀《黑白巴黎》）这是刚刚进入新世纪之际，一本颇为另类的城市视觉笔记《黑白巴黎》中的一段话。就像作者同样引起注意的《彩色罗马》一样，这本在过去只能以画册名之出版物，以一种旅行的生活方式，一个融合影像、文字的摄影作家角度，展示了一连串个性化、视觉化的有关巴黎的城市故事。“故事”正是从“巴黎的脸”开始的，也就很自然地涉及了巴黎所有重要的标志性建筑，首屈一指的当然是埃菲尔铁塔，“这是巴黎最出名的脸，其实很丑，也不温柔，也不知为何就在这个唯美主义的都会成了打不倒的象征，连贝聿铭搬来一个现代埃及金字塔也只能分掉它的一半光彩”。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城市像巴黎那样既具有壮阔完美的古典主义城市景观，又汇聚着众多举世闻名、风格迥异的标志性建筑，巴黎圣母院、圣心教堂、卢浮宫、巴黎大凯旋门、巴黎歌剧院、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与文化中心、卢浮宫扩建工程……每一座标志性建筑的背后，都潜隐着一连串或妙趣横生或惊心动魄的关于营造的故事，巴黎是一个善于并能够以建筑展示城市野心的地方。从路易十四时代起，巴黎就坚信“除赫赫武功以外，惟建筑物最足表现君王之伟大与气概”，卢浮宫的设计最初是邀请意大利的巴洛克艺术大师贝尼尼主持设计的，在接下来的巴洛克与法国古典主义审美趣味的交战中，虽以贝尼尼的败北告终，却遥开邀请世界著名建筑师设计作品的先河。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卢浮宫、巴黎大凯旋门和巴黎歌剧院均达到了古典主义建筑的最高水准，但是真正让巴黎声名远扬的，却是法国工程师埃菲尔设计的埃菲尔铁塔、意大利建筑师皮阿诺与英国建筑师罗杰斯设计的蓬皮杜艺术与文化中心、华裔美国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扩建工程。从外观看，三座建筑都有工业或未来主义味道，都与巴黎阔大、规整而古典的都市风格毫不协调，也都引起过民众激烈反弹。值得庆幸的是，前两个设计都是从众多竞赛方案中脱颖而出，贝聿铭的设计则是总统特批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决策者的一意孤行和设计者的坚韧意志，成就了巴黎现代标志性建筑的伟业。我曾经说过，“建造埃菲尔铁塔在当时引起的惊恐，今天仍然不难想像和理解”。巴黎歌剧院的设计者加尼埃甚至向政府请愿，要求把它拆掉，评论家拉斯金和小说家莫泊桑都宣称只愿呆在铁塔底下，因为在巴黎的其他地方都不能躲开它的魔影。许多年以后，法国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曾经这样阐释铁塔对于巴黎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去参观埃菲尔铁塔呢？毫无疑问，是为了参与一个梦幻……铁塔俯瞰着巴黎。参观铁塔就是让自己登临塔楼的看台，以便察觉、理解和品味一下巴黎的某种本质。”《黑白巴黎》也是从这一视角肯定它的，就像人们提到蓬皮杜艺术与文化中心，大多只是注意到它的平民化氛围；关注卢浮宫扩建工程，也多是因为它最终没有过于扰乱卢浮宫的历史文脉。盛名之下，难再非议，只好亡顾左右。也许正是大片传统街区的存在，这几个标志性建筑的划时代意义才得以突显，这实际上是它们面对城市的一种表演，就像我们在特吕弗和戈达尔的影片中看到的，在巴黎的背景上一掠而过的埃菲尔铁塔，已经完全融合于巴黎的城市氛围之中了。我不知道现今的北京是否在重复着巴黎的历程，只是知道巴黎的历程是一个难以重复的复杂个案。与巴黎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以“粗野”和物质主义的狂躁而著名的纽约。如果以巴黎式的眼光去看纽约，可能没有一座值得一提的标志性建筑，人们一提起纽约，往往指的就是曼哈顿区，那里是摩天大楼密集的人造群山，还未进港口，远远地就会看到它那无比壮观的天际线，就像超现实主义画卷中的怪诞梦境，真实又不可思议。不仅是纽约，它简直就是美国的标志性建筑，“America！――”历经磨难猛见晨雾后的纽约摩天楼群，这一再生似的狂叫，屡屡出现在《海上钢琴师》等好莱坞风格的影片中。摩天大楼被认为是美国建筑最重要的成就，是美国对世界建筑艺术的重要贡献。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建成后仅四十年，纽约的摩天大楼就超过了这个高度。每到夜晚，灯火辉煌之中的曼哈顿夜景，使人难以不受触动。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群，曼哈顿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示着它特有的商业文化的魅力，疯狂而强盛，粗野而具有生命力，蛮干又富于想像力。刚刚以中央电视台新址的设计而闻名的建筑师库哈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着迷于纽约，进而分析其都会文化对建筑的冲击，1978年，他将追溯曼哈顿都市沿革的研究纳入《癫狂的纽约》一书中。在这本书里，他设计了一系列虚构的故事，他想证明，即使是建筑上最不重要的细节，它所展现的永久性和大都会不断变更的不稳定性也是互不相容的。在这场冲突中，大都会无疑是胜利者。在这个事实不断渗透的现实中，建筑被降格至一件玩物的位置上，它不过是历史和记忆幻影的装饰载体。在曼哈顿，这个冲突用一种聪明的方法解决了：一座变化发展的建筑都应具备纪念性的氛围和内在（表现）操作的不稳定性的双重关系。曼哈顿的“天才”之处在于建筑外表和其内部表现之间的简单分裂，它保留了建筑外部形象的完整性，这才是它真正的迷人之处。这个观点所展现的大城市“拥挤文化”不再是令人遗憾和不可原谅的，而是充满机会和所有潜在可能性的令人亢奋的文化现象。在一个城市面孔日益均质化的时代，巴黎和纽约无疑已成为最重要的两极，在这中间，一些城市有限地“巴黎”着，更多的城市在不遗余力地“纽约”着，混杂、并置、拼贴，都已成为常态，谁也难以预测它们的未来。
□ 虞 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论语?雍也》作为美国纽约的一位建筑师兼记者，史蒂芬?佩雷拉（Stephen Perrella）认识到，在信息社会中，日常生活中虚拟层次和物质层次的交结已经产生了某种难以解决的突变文化，也产生了某种精神分裂般的但又是富于创造性的状况。为了说明这种状况，佩雷拉提出了“超表皮”这个概念。他认为，“超表皮”是一种信息与空间的未知复合体；“超表皮”可以将表皮和结构相连接，可以将图像和实物相连接，这样便能创造多个自发领域，并在功能上重新处理时间与空间、真实与虚拟之间的关系。据此，佩雷拉又提出了“超表皮建筑”的概念，他认为“超表皮建筑”既不属于物质，也不属于媒体，而是位于两者之间。他试图通过这个概念批判地反映当代社会普遍的文化变革。[1]超表皮：无具体意义的事件佩雷拉提出“超表皮”这个概念具体有什么样的背景和目的呢？概括地说，主要有两点：第一，提出另一套借鉴德勒兹（Gilles Deleuze）理论的理解，这种理解打击了美国建筑师埃森曼、格雷格?林（Greg Lynn）在建筑中对德勒兹理论的直接搬用（图1，2）。佩雷拉试图打击西方传统文化中一直延续着的二元论，并进而打击建筑言论中普遍存在的二元论，比如图/底，室内/室外。按照佩雷拉的话说，“超表皮并不是一个包含任何具体意义的概念，而是一个事件，一个具有物质尺度的事件。”[2]进一步说，超表皮试图结合两个截然不同体系，并赋予其相应的特征――一种是先锋，另一种是日常文化，然后，在建成建筑的表面上创造体现这种结合的界面。“超”暗示了经过数字技术调整过的人类媒体文化，而“表面”则是将物体折叠成各种不同的拓扑结构。我们现在正处于这种新调整的开始，在这个位置，新密度的文化和交互主体同时开始出现。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曾写道：“由于不同媒体的新形式的渗透，流动性再一次获得了合法地位。当更多的城市空间和建筑空间被媒体所控制的时候，空间正在变得更加电影化和流动。……一方面，我们的物质身体是一种原始的机器装置，吸收并循环着空气和水。另一方面，我们还存在另一种由流动的电子信息构成的身体――即通过不同形式的媒体（包括微电子芯片）与世界连在一起的身体。现在，我们被迫思考怎样在建筑上融合这两种不同的身体，并为第三种即将出现的身体找到合适的空间。”[3]伊东丰雄描述的第三种身体就是由超表皮定义的身体。这样，如果站在物质的立场上，形式已经从功能关系中排除，建筑也被阻断与建筑环境的联系，而结构也脱离了任何给定的建筑关系中的意义。因此，现在，建筑研究应该建立在作为人类实用工具并对人类产生影响的各种数字媒介的基础上，进而也与流动性产生密切关系。超表皮：建筑和媒体文化的不相称就第一点目的来说，佩雷拉认为，二战以后在建筑中，一直存在一种躲避庸俗（消费）资本主义的倾向，即试图将建筑建立成某种更高层次的理性文化，比如某种理想的数学抽象。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一种二战以后建筑发展中的普遍状况。佩雷拉从两个方面批判了这种倾向，一方面是从数学本身的概念出发批判，另一方面是从建筑发展的内部出发批判。[4]在数学中，这个术语是根据经验和实验得来的。在数学中，超表皮是超空间中的面。数学中的超空间是四维或更多维的空间，（超表皮构成的）超空间被认为形成了某种更为复杂的时间-空间-信息概念。然而，在当代建筑中，一方面，存在感受远比数学和物质意义要重要，并形成了对建筑影响更强大的文化力量，另一方面，1990年后利用数字技术对拓扑建筑形态的重新认识和研究。这两方面都促使建筑学重新思考建筑中的某些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佩雷拉引入了数学中的“超表皮”概念，定位于新的复杂状况中的“超表皮”概念，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媒介文化或后人文主义文化条件下的建筑状况：这种新状况的产生源于消费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建筑向着不稳定的动态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超”不是指数学中抽象意义的更高，而是意味着变化和动态。在“存在”（现实）世界中，“超”被理解为源于某种生活世界的冲突，因为“超”改变了三维空间中的正常维度，并形成了现实世界中文化组织的支配性结构。正如抽象的数学空间中的“维度”，“经验”则在文化中起着类似的调整作用。佩雷拉认为：”‘超’与表面的关系并不是二元关系，‘超’是一种新的理解，它描述了当代生活世界建筑表面中的复杂状况。”[5]让我们再来简要的了解建筑发展内部的情况。1980年后，随着德里达和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发展，以及小部分建筑理论家比如美国著名建筑理论学者马克?维格利(Mark Wigley)的推动，建筑开始质疑以理性为中心的建筑思想而强调建筑中的“冲突”和“矛盾”，并发起了众所周知的“解构主义建筑”运动（图3）。在后来的十几年中，虽然建筑界的这种“解构主义”影响日渐普遍，但还是有一些理论家和建筑师对此表示不满，他们相信建筑肯定会拥有一种与德里达哲学中的语言/文本思想不相符合的物质状态。因此，这些人便开始转向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加塔里的思想，并随即提出了一套根据建筑物质性来理解建筑的理论。当德勒兹一些概念变成了建筑理论关注的主要焦点时，当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普及时，近十年的西方建筑中又出现了一种新趋势，也就是某种更平滑更景观化的变形建筑形态趋势。佩雷拉认为，正是这种对德勒兹哲学的临时性搬用直接说明了西方建筑理论界中某些人对德勒兹过于狭窄的解读――这种狭隘主要体现在格雷格?林和埃森曼的部分言论中，同时，这些临时性搬用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一些问题。[6]实际上，在佩雷拉眼中，这种趋势从某种程度上仍然延续了现代主义建筑中的某些观念，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在试图避开日常消费实践的混乱和庸俗，而寻求某种纯粹的抽象建筑空间。他认为，尽管国际互联网和迅猛发展的技术对正常商业实践的不断渗透越来越猛烈，但是，这种情形与上述这种新的建筑发展趋势之间并没有找到一致的切合点。因此，佩雷拉认为有必要在建筑中大量扩大日常广告或日常生活文化符号的分量，而不是仍然陷于某种纯粹的抽象空间中（正如在格雷格?林的探索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因为那些日常广告或符号已经与各种更广泛的界面（或者我们称之为媒体文化的东西）联系在一起。[7]佩雷拉并进而提出了某种借鉴德勒兹思想的更深层次的方式。因为德勒兹思想更关注那些纯粹外部条件中的开放边界和展开面。他指出，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媒体的迅速普及解释为“自动解构”，即迅猛发展的生产和技术模式促成的社会主体解构，这种解构实际上已经在城市街道层次的活动中大量体现，也就是说，城市街道层次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媒体化。[8]佩雷拉说，对于德勒兹和加塔里，一直存在某种符号学和经验主义的尺度，而这一点恰恰被最开始的那些建筑理论家丢失了，这才导致了某种不加修饰的拓扑建筑的出现。也就是说，由于埃森曼和格雷格?林在解读德勒兹时忽视了其中表明的建筑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所以他们的建筑就很可能丧失活力甚至动力――在格雷格?林的一些设计中所显现的漠然特征已经说明了这一点。[9]就第二点来说，佩雷拉认为，“超表皮”表明了一种新兴的建筑/文化状况。要实现这种状况，通常要把经常是相反领域的语言和事物相互融合并形成不可分割的复杂性，佩雷拉引入“超表皮”便是为了描述这种复杂性并产生创造性的结果。具体来说，“超表皮”是佩雷拉对文化机制中的二元性进行反复思考和重组的结果。佩雷拉试图通过“超表皮”表明，当代建筑实践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各种深藏于文化历史中的自发或自生力量，通过德勒兹的理论，佩雷拉发觉西方文化中长久以来存在的二元（二分）关系，比如图/底、内/外，一直都暗示着导致精神分裂的传统。佩雷拉认为，在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和媒体文化的促进下，“超表皮”正是解决这种精神分裂的一剂良方，同时会产生某种创造性的突变和融合。[10]“超表皮”理论质疑了文化中二分关系中各元素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这么明确的界限，比如图/底（figure/ground）、内部/外部、结构/装饰、场地/建筑物以及真实与虚拟等等。佩雷拉认为，这些组合中的各元素不应是互相独立的静态实体关系，而应是相互重叠的结构或者面关系。这样一来，佩雷拉便消解了二分关系中的界限或者说模糊了这种界限，也就是说，各元素之间的明确界限便不再能借助语言或物质的划分而维持。那么，在这个时候，“超表皮”就会应运产生。[11]举例来说，真实和虚拟的范畴现在就变得模糊，因为两者逐渐开始相互融合：媒体的不真实（本应真实）与迪斯尼幻境（各种主题公园）的真实（本应不真实）相互交织，并逐渐呈现出某些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的贬值。佩雷拉认为，促使真实和虚幻之间界限分崩离析的根源在于日益强大而无处不在的日常消费文化，类似的这些二分关系混淆的情况不断创造了各种密度（intensities），这些密度正是我们面对空间-时间-信息而产生的复杂而根本性的现象学式体验或本体感受（proprioceptive experiences）。佩雷拉认为，如果要用一个词描述这些情况，那就是“超表皮”。[12]佩雷拉最终要做的就是在建筑中结合两条轨迹，即媒体文化（消费文化）和拓扑建筑（抽象建筑），并将之融合成一条相互缠绕的动态轨迹。佩雷拉发现了一种超越当代世界的精神分裂（二元论）或虚无主义状态（消费文化缺失）的文化运作模式。在这种结合中，佩雷拉将技术、意识、（形式和空间）工具、经济、（图像）再现和身份特征都交织在一起，并产生了一种深长的高密度旋涡状拓扑表面，即所谓的“超表皮”。历史说，佩雷拉“超表皮”概念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概念，而是某种延续历史传统的体现。当然，这里的连续性并不是说佩雷拉重复或者复制了历史上已有的“表皮”(surface)概念，而是说他在对历史传统的重复中找到了差异，并进而找到了某种适宜于当代的独有的“表皮”特征。马尔克斯?诺瓦克（Marcos Novak）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佩雷拉的“超表皮”概念延续了西方建筑历史中对建筑表皮（architectural surface）的丰富探索，因为这种探索从来没有把“表皮”看作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不同空间之间的分隔，而是把表皮看作是不同世界之间的“门”，而在这道“门”中，主体性将豁然显现。[13]诺瓦克认为，法国古岩洞壁画、古埃及建筑中的象形文字、哥特教堂中的“傻子”圣经、伊斯兰清真寺墙壁上镌刻的古兰经，比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二十世纪初以来建筑上的霓虹灯广告牌，以及巫师的水晶球和童话中会说话的镜子都体现了这种“表皮”定义。[14] 佩雷拉自己对“超表皮”的定义也延续了这种说法，他说：“超是某种存在尺度，而表皮则是承载能量-物质的基础（Hyper is the existential dimension and Surface is the energy-matter substratum）”。[15]可以这样说，佩雷拉的“超表皮”是上述“表皮”定义在信息时代的最新版。超表皮：当代建筑实践的体现1990年之后，媒体建筑和拓扑建筑的迅猛发展，都直接促进了建筑/文化中超表皮的发展。这两种潮流直接反映在一些明星建筑师的作品中。与拓扑建筑相比，媒体建筑似乎声势没有这么浩大，（声势比较弱是因为它反对建筑物质属性的重要价值，并反对现代主义对形式中符号的归类），但也是显示信息空间的一种尝试。现在，主要有屈米、渐进线工作室（Hani Rashid&Lise Anne Couture）以及伊东丰雄的作品（如果再扩大一些还可以包括让?努维尔以及赫尔佐格&德默隆）体现了这种趋势（图4）。[16]具体来说，在建筑发展过程中，符号或图像曾经被归类到次一级的、装饰性的、比较没有功能性的范围内。现代主义中的符号意义一直都被包含在形式中，但是当形式（以及理想几何形式的应用）试图超越日常生活的同时，符号意义也逐渐与日常生活相剥离。这就是媒体建筑的由来。媒体建筑一直都在寻求将电子符号带入到建筑的表皮中，并与日常生活相融合，媒体建筑帮助建立了一种不需要物质性的超表皮体系。当表面/实体和符号意义在时间的流逝中产生相互作用时，超表皮所起到的作用将会非常强大。例如，正如佩雷拉所描述的，“如果我们除去时代广场中所有的电子符号，我们会发现物质表面显示出的极端不协调，因为每一块物质的面都在帮助实现符号解读的最大可能性。” [17]这种情况在任何国际化大都市，比如上海、香港、东京等等都会有所体现。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经济的迅猛发展才会促成这样的一种现象，并促使建筑表面产生异化，迫使表面成为符号，也迫使符号成为表面。尽管这种商业中心主义引发的“庸俗化”潮流已经在媒体建筑中有所体现，但还是很不容易被正统的建筑学科接受。但是，信息文化正在不断渗透到建成环境中，并为各种字节（数字技术）与建筑表面的相互结合（即超表皮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当然，我们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拓扑建筑的发展。就当代建筑现状来说，拓扑建筑显然比媒体建筑的发展更迅猛。利用数字技术，当代建筑设计开始探索一种空前的拓扑建筑形态。因此，在许多颇具影响力的先锋建筑师的作品中，将体量/空间拓扑变形普遍存在，这样进而在建筑中形成了动态空间的特点（图5）。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说，第二种趋势（拓扑建筑）是从第一种趋势（媒体建筑）内发展而来，是在消除建筑形式中的柏拉图几何，并形成极端的折叠变形。先锋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会确定未来的发展轨迹，而现阶段的先锋建筑在经历了开拓阶段之后，已经越过了自我批评的阶段并逐渐趋于成熟。随着建筑理论的兴趣从语言理论（德里达理论）转变到物质和实体理论（德勒兹理论），建筑中的拓扑学也会随之转向。在数据（字节）不断渗透到当代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的同时，建筑形态的拓扑化也可以被理解为建筑完全接受数据流（数字技术）的序曲。拓扑建筑带来了建筑形式、结构、环境和设计程序的改变，并进而形成复杂动态的开放模式。由于普遍受到动画软件（对时间的控制）、模拟现实、计算机辅助制造和信息技术的影响，拓扑“空间”完全不同于笛卡尔空间，因为拓扑空间是跨越不同时间段并包含各种事件的折叠形态。拓扑变形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有限地延续了传统的建筑手法和创作体系。不过，另一方面，建立在新兴数字技术基础上的设计程序变得更加灵活，而建筑形态也变得更加可塑性，这样进而又促进了高度个性化建筑的发展。佩雷拉自己也进行了多年对超表皮的建筑实践探索。他最早的超表皮研究开始于电子服装的研究（1990），他试图用三维建模软件来进行纹理贴图和坐标调控的试验。首先，要破坏某个计算机生成的线框模型（图6，7）。然后，拉伸、扭曲和折叠这个模型，最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和图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抛弃了通常的建筑-装饰或建筑-符号的二分关系，而不是将它们推向两极。形式不会由于图像而得到增强或者变得更加丰富。图像和形式将会融合，并形成统一的拓扑形式――即超表皮。[18]佩雷拉没有将动画软件看作是一种在静态结构中加入时间因素的工具，而看作是让建筑设计程序（事件）和用户之间的时间关系产生动态化的途径。对于某些建筑师在利用了动画软件内置的时间装置后，却最终产生出与建筑设计程序无关的静态雕塑形式，佩雷拉持批评态度。佩雷拉说：“这些形式制造者是现代主义英雄时期的残留物，他们虽然表面上承认建筑对技术的应用，但心中却在追求自以为是的理想形式。但是现在，技术正在破坏这种理想形式以及相关的实践过程。因此，现实也遭到了相应的贬低（因为在西方哲学中理想总是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们称之为超表皮的‘中间区域’反而处于展示各种事件的位置。对于建筑而言，这种情况也开始触及到设计程序，而且这种情况对于设计程序的意义决不仅仅是非物质化这么简单。”[19]在莫比乌斯住宅（）中，佩雷拉和卡彭特（Rebecca Carpenter）研究了动画软件的另一种使用方法，并重新考虑了家庭空间与媒体的结合（图8，9）。佩雷拉认为，现有的居住概念应该遭到质疑。数字媒体已经打破了欧氏几何对距离概念的定义，并将居住者的知觉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电子图像平台，同时将家从一种独立的室内状态转变成一种公众（世界）和私人（家庭）相混合的状态。实际上，莫比乌斯住宅担当了一种渗透膜的作用，它打破了室内/室外的二元概念，也就是说既没有室内也没有室外，而是形成一种连续的变形媒介表面。利用动画软件中的“粉碎”程序，这个设计使所建立的NURBS曲线模型产生扭曲，而所产生的表面也可以随着控制这个模型的5个点中的任意一个随意变动。[20]佩雷拉最近几年还进行了类似一种流动的分阶段变化的图解膜研究（1998-）（图10）。此时的超表皮由动画变形产生，并试图在设计过程中融入时间并形成动态形态，而不是形成确定的线性形式，或者“不产生问题”的形式。佩雷拉认为，尽管动画停止了，但是媒体图像已经与建筑形式相互融合，这也说明了建筑/媒体领域之间界限的坍塌。“超表皮是真实与不真实（或者任何对立的二元关系）之间互相渗透而形成相互关联的不定形领域。” [21]这样，一旦超表皮在形成的过程中加入了动画，超表皮就是不可还原的，同时还包含了复杂的时间体验。实际上，图像-形式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力量的促使下一直都有所发展。形式创新和图像制造正在成为同一个过程（建筑创新）的两个组成部分，同时，在市场经济对新东西永不满足的欲望驱使下，这个过程将变得越来越快。因此，我们所进行的最根本性研究应该是在建筑与技术之间建立任何可能的接口，这样才能避免那种对数字技术的肤浅理解和发展。建筑师必须理解计算机的本质及其重复工作的特殊性能，同时，建筑创新也将不再是天才独自冥想的结果，而是借助媒体物将计算机的奇怪逻辑应用到世界中的结果。而这正是佩雷拉的超表皮所反映的一种真实社会状况，即我们自己已经变成我们创造的媒体世界的一部分。注释：1. 此处参照Cristina, Giusppa(ed.):2001, Architecture and Science. Wiley-Academy, London，P1382. 引自同上，P143。关于超表皮的定义参看Cristina, Giusppa(ed.): 2001, Architecture and Science, Wiley-Academy, London，P218, 以及S. Perrella (ed.), AD Profile: Hypersurface Architecture I/II, Academy Editions, London3. 转引自同上, P1444. 参见同上5. 引自同上 P1396. 格雷格?林和埃森曼的缺陷都在于将德勒兹某些概念直接搬用到建筑形式中，而忽略了德勒兹思想中的方法和态度，实际上，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的RMIT（墨尔本LAB，包括唐纳德?贝茨（Donald Bates）和彼得?迪克森(Peter Dickson)）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具体对美国先锋的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参看Michael Speaks：“It’s Out There”, in AD: NO.139（Academy Editions, London.）。格雷格?林是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的老师，也是当今美国在利用数字技术研究建筑形式方面影响较大的年轻学者之一。他曾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筑学院的教授，也曾经在埃森曼的事务所工作过。他的建成作品有纽约韩国长老会教堂等等。他曾是ANY杂志，AD客座编委，并在许多重要的建筑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他主要著作有Animate form（1999）, Folds, Bodies & Blobs（1998）。他的个人网页是7. 关于德勒兹的思想，参看《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法），吉尔?德勒兹著，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8. 参见同上，Cristina, Giusppa(ed.):2001, Architecture and Science. Wiley-Academy, London，P1409. 参见同上10. 参见同上，P141 11. 参见同上，P143。简单的说，对于当代中国建筑界而言，西方二元论所造成的思维障碍在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如果要对此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可参看美国著名哲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所著的《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以及《和而不同：中西会通和比较哲学》。12. 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国际著名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他写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对建筑理论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为美国杜克大学的教授。13. 参见Cristina, Giusppa(ed.):2001, Architecture and Science. Wiley-Academy, London，P14414. 参见同上15. 引自同上P14516. 参见同上17. 引自同上, P190 18. 参见Zellner, P.: 1999, Hybrid Space, Thames&Hudson, London，P4619. 转引自同上P4720. 这个设计的具体介绍和图片资料参见同上，P4821. 转引自同上。这个设计的图片资料参看同上，P49参考书目：1. Cristina, Giusppa (ed.):2001, Architecture and Science. Wiley-Academy, London2. Perrella, Stephen (ed.), AD Profile: Hypersurface Architecture I/II, Academy Editions, London3. Zellner, Peter: 1999, Hybrid Space, Thames&Hudson, London 4. Tschumi, Bernard (ed.): 2003, Index Architecture, MIT Press, Cambridge.MA. 5. Lynn, Greg: 1998, Animate Form,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New York.6. Vidler, Anthony: 2000, Warped Space, MIT Press, Cambridge.MA. 7. Virilio, Paul: 2000, A Landscape of Events. MIT Press, Cambridge.MA. 8. Rajchman, John: 1999, The Deleuze Connections, MIT Press, Cambridge.MA. □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们今天的城市是一个从未来借来的城市。几乎到中国的所有城市去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每一个介绍情况的人都在用powerpoint向我们指点江山。许多尚未建成的城市的象征性的地标在软件中变成了比真实的城市空间更真实的东西。它们在现实中仍然是不存在的，但它们是比真实还要真实的空间，虽然是虚拟的，却又是一个实在的东西。这就是我指称的powerpoint城市。这个城市的景观比我们具体地生活在其中的城市更像城市。这个城市无比的光洁，通透，没有任何一点混乱，具有高度的合理性。它让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种奇怪的“未来主义”，它漏掉了现实城市的逼真的那种现实，而是找到了一个在电脑中存在的虚拟的城市。这个城市在我们的心中毫无疑问比今天的我们身边的这个有诸多问题、不便和挑战的城市更加真实，它以另外的方式展现了另外一面的真实，比真实更加真实的真实。这好像正是电影《黑客帝国》的反面，《黑客帝国》里的人们对于电脑中的虚拟的世界有了疑惧，宁愿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真实的废墟”，但我们却需要虚拟的世界来帮助我们超越当下。powerpoint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唤醒我们对于现实的超越性的观察。其实，这种想像有其自己的理由。中国的城市现在感到它的过去和现在还不足以象征它的现实，只有将未来借来作为今天的现实。这未来现在变成了中国每个城市的象征。我们的创造性的毁灭的热忱前所未有地高涨，急于在现实的空间加上一个属于未来的象征性的空间。我们的这种热情来自于一个新的中国梦的生成和展开。这个中国梦不再仅仅是中国的百年强国梦的延续，而且是新的梦想的展开。这个梦想是个人寻找成功的机会，以自己的能力创造自己的未来的梦想。这个梦想只能是未来性的，于是，我们的城市在虚拟的维度上建构自身就是不可避免的。未来存在于现实的展开之中，现实存在于未来的承诺之中。于是现实和未来的混淆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就是“新新中国”的图景。这个“新新中国”的出现是前所未有的剧烈的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的速度和强度按照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说法只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可相比拟。在我看来，这个社会的变化的速度和强度正像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像是德莱塞和辛克莱笔下的美国，虽然充满了问题和矛盾，但也充满了活力和欲望。它不是一滩死水，却是到处喷发的美丽的混乱。它不合乎我们的理想的标准，却展现了超出我们想像力的能量。这一面当然和我们五四以来的的强国梦想正相符合，是这个百年梦想的实现。另一面却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今天的崛起的进程竟然并不是近代以来的深刻的民族“悲情”和对于世界秩序的反抗的结果。这个“新新中国”在高端上告别了“现代性”的弱者的悲情的历史 ，开始建立一种新的全球性想像。这种想像力图超越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的来自悲情和失败的反抗/从属的选择，也超越了激愤/艳羡的选择，同样超越了俯视/仰视的视角，寻找一种加入世界秩序，参与世界，分享利益的新角色。中国“脱第三世界”的新的想像开始出现。在低端上，以消费为中心，以财富和经济为中心 的价值超越了以生产为中心，以***为中心的价值。中国的“脱贫困”的新的想像也开始确立。“新新中国”正是建立在这两个价值的确立上的。于是，我们有了到处浮现的powerpoint城市。它代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向前的冲力，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和冲动。它其实是每个个体寻找自己的成功，每个人为改变自己的生活而进行的努力。这里当然存在问题，我们从未来借来的时间可能让我们忘掉我们的历史记忆，也可能让我们忘掉真实的生活着的人们。所以，我们还需要许多另外的视角，另外的时间。我们在召唤未来的时候也同样需要今天和过去。但是，中国发展的这股冲力其实是这个国家和民族从未有过的，我们必须珍视这股冲力。我们也应该珍视中国人迸发的这股热情。没有这股热情和这股冲力，我们就不会有未来。 从数字乌托邦到ME++□ William J. Mitchell 原著□ 刘小虎 冰 河 编译刘小虎，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城建学院博士冰 河，武汉大学城建学院教授威廉?米歇尔（William J. Mitchell）一直在有力地推动着数字建筑和城市领域的研究，最近他推出了新书ME++: The Cyborg Self and the Networked city。结合他过去的一些著作，如1995年的City of Bits，1996年的Digital Design Media，1999年的E-topia，米歇尔从技术、经济、文化、社会等角度，持续不断地探讨未来的数字技术对生活带来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建筑和城市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含建筑设计和规划设计的过程，更涉及到建造和发展的结果以及整个营建施工的过程。他的这些研究本身也超出了传统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的范畴。无线互联看看这个颇让人费解的书名：ME++: The Cyborg Self and the Networked city，我++：从半电子人的自我到网络互联的城市。什么是”我++“？熟悉编程的人们都知道计算机编程语言”C++“，它是从C语言演化而来的高级版本，在Ｃ语言的基础上引入了面向对象的概念，得以大型编程。米歇尔是根据C++造出了“Me++”这个词，意指加入了更多附属概念的一种更高级的“我”。这本书也正是强调无线互联技术带来的影响。在1999年E-topia中，米歇尔提出：“我们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时代：重新设计和发展城市，重新思考建筑学的角色。利润和风险都会同样可观，但是我们不可能袖手旁观，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学习去建造数字乌托邦――电子服务的、全球互联的城市。”①。ME++的论述基于E-topia。无线技术经过100多年来的发展，今天出现了手机和掌上电脑等设备，由于可以随身携带，这些设备已经可以被看作是身体的延续。对它们越来越多的依赖影响了人与人以及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无线互联的先驱是意大利人古列尔默?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米歇尔写道：“为了向正在到来的世纪致敬，我决定启程，去一趟电子朝圣。望向天空，我寻找启示，就像当年奥德修斯在海上寻找伊萨卡岛一样。我在汽车的导航系统中输入’马可尼传送站，维尔福特，马萨诸塞州‘。ＧＰＳ卫星为我定位，软件计算出最便捷的路线，人工合成语音指引着我来到科德角海边的一处沙质悬崖上。”而无线的世界就是在这块多风的场地（大部分已经掉进了海里）开始的。日，古列尔默?马可尼就是在这里首次传送了穿越大西洋长波无线电信号，（同年莱特兄弟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令人震撼的飞行），忽然大陆之间被一种新的方式联接起来。当年马可尼在这里修建了四座210英尺高的塔，在天空布起一张电线结成的蜘蛛网。卷动煤油引擎的摇柄，提供了二万瓦特的电力，运行起一座几英里之外都可以听见的火花隙转子。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日益发展的全球无线互联系统可以轻松地把人们带到他想要去的地点，并且让他随时随地可以轻松的和外界保持着联系。马可尼的传送站已经演变成为今天我们可以拿在手里的接收和解码器，在一瞬间就可以把我们和散布在全球的上亿手持同样设备的人们中的任何一个联系起来。发电机房被压缩成为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锂电池，发报房如今在一块芯片上，高大的天线塔也变得只有几英寸长。马可尼的操作人员曾经是这些毫无感情的机器的附属物，而今天这些机器却变成了我们运动的身体的附属物，是解放了的身体的延伸。尺度马可尼系统中的两个部分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发报网变大了，简单的无线联接已经膨胀成为一个密集的、在无线互联基础设施之上的全球网络；如果算上那些陆地上、卫星上、宇宙飞船上的联接，它会是人类迄今为止建造的延伸最广的单项构筑物。而与此相反，发送和接收的工具极度缩小，从地面上的大型构筑物变成了一个随身的时尚小物件。仔细留意一下这种两个方面的转换，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奇迹，更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式。极大地翻新了个人和他构筑的环境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米歇尔在书中特别提到了”9?11事件”中那一段一直延续到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崩塌一刻的手机对话，从被劫持的正在冲向目标的飞机机舱中打来的绝望的电话，以及带着从沙粒状的废墟下发送的信息的寻呼机。我们的相互联系已经分支和加强到了一种几乎难以想像的程度，从胎儿期的透视、心跳监测一直到死后仍然持续的数字地址和痕迹，我们的身体现在存在于一种与周围的事物持续的电子介入的状态之中。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相似的变化。最开始的数字网络使用便宜的线连接这些巨大的、昂贵的盒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盒子变得越加小、便宜、数量众多，而线基本还是原来的样子。于是更多的，是延伸着线的网络占用着空间和金钱，而不是那些盒子。随着网络的不断铺开，远程交流的供应商们在开始担心那通向家和商业设施的“最后一英里”，建筑师们则努力地把线盒和有网线的小房间塞进房子里。在这21世纪的拂晓，并不昂贵的、无处不在的无线连接会用新的方式把更新一层次的东西带进互联网，无线发射应答器可以识别那些已经缩得只有针头大小只要几分钱的东西，上亿的这些东西可以被制造和使用。现在，没有什么不需要计算处理，也没有什么不被连结。计算机硬件和其他各类硬件之间的区别正在迅速消失。物质性在书中米歇尔预言，比特（计算机中存储信息的最小单元）和原子的临时的分离状态已经结束，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对于网络构成的虚拟世界中的事物的影响越来越频繁，反之亦然。比如，数字信息可以操作飞船或者是机器人手臂的运动。网络互联的计算智能已经根植于所有地方、所有种类的系统――不管人工的还是自然的。虚拟空间中的事件会受到物理空间的影响，反之亦然。就像最终显现的那样，电子商务并不是用服务器和远程交流取代砖和灰泥，而是把数字网络和物理供给链更综合的集成起来。我们越来越多的生活在这样一些点上，在这里电子信息的流动、运动的身体、物理场所以特别能发挥和介入的方式交织起来。这些点正在成为带来21世纪新的建筑特征的机会。看不见的、无形的、电磁编码的信息在物理空间中的物理事物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一个比特在事实上是“产生不同的不同”，但是我们应该把这种不同当作是很有形的东西，有确切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就像是在打开或者关上一种特别的开关、门、水闸、从仓库里运送一件产品、打开或者关上发动机、屏幕上某个像素点的颜色的改变、或者是一只机械手臂的移动――而不是看作一种抽象的可变物体的价值变化，或者是一种思想信息的容器的假想的精神状态。比特已经形成了代码并且组成了我们用来表达意图并将其付诸实施的最有效手段。导向考虑到这个有形的和建筑的潮流，代码通过用符号表达的数学函数使表述物理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这一点建造别的机械联动装置或者是水力学系统、电子电路之类的东西都做不到。通过有线和无线的远程交流，代码使这些关系在远距离也能起作用。通过其储存指令和数据的能力，代码可以使预先安排好的关系异步重组。随着越来越集成的远程交流网络，以及对汽车和交通网络、电力供应系统、水、气、石油管线系统，大坝和防洪系统、空调系统、全球贸易系统等的数字控制，代码几乎控制了我们所有必需品的供应。数字代码正在编织一张无比细密的网，带来复杂、无法逃避的时间和空间的联接。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技术发展的曲线正猛然进入一个急剧升降的部分。但是比特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良导向的０和1可以成为像子弹一样的武器。在一个网络化的、电子互联的世界，在地址和目标之间并没有彻底的区分。我们日常的邮政地址使自己成为从各地寄来的垃圾邮件、炭疽病孢子、邮件炸弹的潜在目标。与此相似，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吸引着病毒、蠕虫、垃圾邮件――来自甚至更不确定的组织。我的无线设施传送了坐标也带来了电子跟踪和监听。把我的汽车精确导航到城市中某个位置的技术也同样可以引导一枚导弹或者是智能炸弹。越来越多的，那些正在我们精心建造的连线上高速传输的容器――从因特网上的信息包到喷气式客机的机舱――不仅是物理抢劫的对象，也是电子黑客的对象、被军事化武装、再加工处理、程序再改编，被重新组合、重新引导并成为我们的敌人。道德标准米歇尔解释了无线互联、无处不在的全球互联、小型化和可随身携带、流动的比特、系统联合以及我们在身体、衣服、建筑、城市，我们运动的模式和系统、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运用的实践上相互交织的蕴涵。他进一步探讨了这些技术转变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后果――由一个依靠边界和围合建造的世界转化成为一个在各种尺度上都更多地由连结、互联网等管理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有更少严格性、更多流动性和可变性关系――知识和行动之间、形状和材料时间、人和场所之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我们的行为经由网络推动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传统的界限。我们越加可以远距离对别人做出行动，反过来也一样。扩大了的电子互相联接和依赖的圈子形成了一个扩大了的道德圈。许多过去的规则在时间和空间之中不再起限制作用，规则的扩充也给设计、工程、规划的实践带来了意义深远的结果。互联的世界要求我们去重新设想、重新建设我们的生存环境，并且重新思考设计、工程和规划实践的伦理基础。参考文献1. William J. Mitchell. E-topia: Urban Life, Jim -- But Not &&as We Know it.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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