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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评价对我我们都快乐地疯了
&&我们都快乐地疯了
&——永不能忘的八十年代
毫不夸张地说，上个世纪的80年代，整个中国都在同一个梦境里梦游。这个梦境有一个听起来很美的名字：文学。
荣幸得很，我也忝列其中。
80年代，中国大多数的小城都是那种灰头灰脑的，我想，人也该如此吧，尽管那时我们实在是年轻。
记不清小城当时到底有多少家诗社、文学社了，只记得每逢周末自己总能接到好几个文朋诗友的邀约：参加他们的文学活动。
所谓活动，大半是朗诵各自的诗作，而地点则很不固定：广场上、校园里、工厂的车间、机关里的会议室，有时则在郊区的农村。尽管我也被他们逼着写诗，但我实在写不好诗，我甚至认为，自己压根就不是写诗的料。可他们的热情太高了，让你不忍违拗，只好硬着头皮胡乱地涂鸦几首。而最令我不好意思的，还在于我也得和他们一样要登台朗诵自己的诗作。尽管他们中一些人的诗写得也不甚好，甚至不像诗，不是诗，可他们有热情啊！他们朗诵时表情丰富，动作夸张，动情处则嚎啕而哭。
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比较腼腆。而这份腼腆，缘于我的确不是一个诗人，我后来没有成为诗人，实在与我的腼腆大有关系。
尽管我写诗写不好，又不会煽情地朗诵，可他们却对我偏爱，甚至很喜欢我加入他们的社团。而我那时也端的做着文学的梦，且被他们那热情鼓舞着，激荡着，裹挟着。整夜不睡，在那年月里几乎家常便饭。第二天依然精神抖擞去上班。参加他们的活动，是我文学梦的一部分。
我和他们属于同一时代，做着相同的梦，不管写诗还是写什么，都是文学。现在回过头去看，觉得那时我们的头脑真是简单而又勇敢！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也不知文学究竟要表达什么。但我们竟然一窝蜂般地投入到文学的怀抱中，那份痴狂，那份执着，今天的时代乃至今后的时代，恐怕再也见不到了。
我的腼腆还告诉我，我成不了诗人。所以，我的文学梦就是写小说，将来做一个小说家。从十几岁那个懵懂的年纪被文艺女神信手拈去，我就开始写小说了。只是写了许多年后才发现，小说这种东西我也写不好。
诗不会写，小说又写不好，文学梦却依旧没有湮灭，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有点神奇。
20余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时间总是这么残酷。看看当年小城的文友，于今大半成了不联系的陌生人群。他们现在的职业分别成了工人、商人、农民，这样分类比较笼统，就我的了解，在那些文友中，现在做着搓澡工的、蹬三轮的、送水的、保安的，很多行业都有着他们的身影。有一天晚间散步，突然下起了雨，随手招了一辆三轮，上了车自然要聊一聊的，这是我的习惯。一般来说，三轮车夫大都很爱讲话，可这个车夫却很沉默。快下车时，他却突然转过脸来，问我：“你是不是叫阿容？”我一怔，说：“是啊！”他说：“我是泊生！”我一时没有想起。他说：“你肯定忘了。二十多年了，怎么能不忘呢？还记得我们那个骆马湖文学社吗？”
我一下子回想起来了。我说，是泊生啊！当年你个子可没这么高啊，年纪也可轻啦！你的诗写得不错呢！现在还写吗？
泊生那张抽烟的脸显得有些沧桑，他的笑也很不自然。他说，写什么啊？有什么好写的？那年月我们都是一群疯子！当年，若不是被文学那玩意迷怔了，我们中的许多人绝不至于混成今天这个熊样。
我说，你后悔了？他摇着头，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我说，爱文学是很美的一件事，爱文学的人内心是有美的人。文学会让生命变得更美。
他说，可那时我们全疯了，我们连基本的理智都丧失了。我们以为诗人是勿需吃饭的，诗人可以靠诗活着。不只如此，我们还梦想我们会成为所有人都认识的诗人，我们都做着扬名人类的梦想，就像今天的人们都做着发财的梦想那样一般。可是，现实它是个残酷阴险的老家伙，它专爱捉弄那些爱做梦的人。当我们从梦境中醒来时，我们都成了世界上最可哀怜的人。
他很激动，甚至有些亢奋。我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就递了一支烟给他。他却用手推开，说，你这好烟，我抽不习惯。我说，去我家坐坐吧。他说，我这个样子怎么进你的家呢？我说，你见外了，我们可是文友啊！他说，你可别这么说啊，我感到丢人哩！
我知道，我们之间已没有什么话可讲下去了，就说，好吧，以后再联系。我要走时，他又叫住我，要跟我再说一句话。我说，好！他就说，阿容，你知道你为什么能有今天的成就？为什么会比我们混得好呢？我告诉你，就因为你当年没疯掉。你始终清醒着，直到今天。
站在自己家的门口，目送着一个人的远去，那么久、那么久，这于我还是头一回。
我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在文化馆的一个类似于小剧场的地方。那也是我参加诗会当中最为排场的一次。
那天晚上，去参加的人很多。抽烟的也很多，包括女诗人。主持人很邋遢，其他的诗人也大都放浪形骸、落拓不羁的样子。
主持人慷慨激昂、手舞足蹈的形象，很像五四时期那些学运分子。他的话我一句也记不住了，只记得接下来每一个诗人走到台上朗诵自己诗作时的情景。那情那景，令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掉。不管他们的命运后来是怎样的一塌糊涂，我始终认为，在我们年轻时，我为我们有过那样的激情与飞扬感到快慰、光荣和骄傲！
我也不认为他们的命运都是诗惹的祸。在那个经济落后、上学无门的时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是那样的命运，即使不爱诗，不为诗疯狂，他们的命运也未必就能好起来。后来，当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他们的年纪大多有些偏大了，加之他们没有文凭，只能在社会上散混。某种程度上，他们生不逢时。
每一个在舞台上朗诵自己诗作的诗人们，要么声情并茂，要么声嘶力竭，要么涕泗滂沱，不管哪一种情况，台上台下都是激情澎湃，喝彩的、尖叫的，此起彼伏，好不壮观。
我被他们推上台的时候，脸色发红，心跳加速，手里的诗稿瑟瑟发抖，朗诵时才发现诗稿还丢了一页。虽然紧张，竟也凭着记忆将诗作朗诵完毕。主持人大赞我的诗写得好！可惜，他说，你太缺乏激情了，诗人怎么能没有激情呢！
高潮部分在后头。
当最后一个诗人冲上台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高潮时刻到来了。
果不其然。诗人的一头长发遮住了他的半边脸，据说被遮蔽的半边是诗人与人打架时挨了重重的一拳。诗人的诗作名曰：《爱上一个人》。“我决定了要爱你∕尽管你也许不爱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决定了要爱你∕你的名字叫小晖。”
台下顿时哗然。小晖？小晖不就是我们这支队伍里那个最漂亮的女孩吗？
更高潮的时刻真是一浪接着一浪。起先是台上的诗人突然跪下，要小晖答应他的求爱。台下，所有的诗人都站立起来，齐声高呼“小晖小晖答应他！”小晖低头啜泣，我们以为她被感动了。接下来的事情就该是小说的结局了：小晖突然冲上台——我们一齐鼓掌，认为有戏了，台上的诗人则热泪横流。小晖夺过主持人话筒，拿出她的诗稿，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起来。
“…从此刻起∕亲爱的∕我不再姓汪了∕我随你姓∕我叫王小晖，或者王汪氏∕……”
朗诵完毕，女诗人泣不成声，双膝慢慢着地，跪着喊叫了另一个诗人的名字：王艾明，我爱你！
王艾明就站在我的旁边。他也慢慢地坐到了椅子上，他用双手捂着脸——这一切真的是太突然了。王艾明不敢相信这一切，台上的男诗人更不敢相信这一切，我们也不敢相信这一切。原本我们以为女诗人会被男诗人所感动，走上台去接受他的追求，可女诗人却向我们大声宣告：台下面坐着的另一个诗人，才是她的爱。
主持人好久才还过神来，很显然，他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像戏剧一样的情节，弄懵了。
后来发生的事便不是我的亲历了，但诗人与老板娘的爱情故事，在80年代末我们这个封闭的小城里却几乎妇孺皆知。
诗人鲍野（本文使用的人名均为化名），就是向汪小晖示爱的那一位，在那一天的活动结束后一个人去了一家小酒馆。在这家小酒馆里他喝醉了，烂醉如泥。小酒馆里有一个厨子和一个开酒馆的女老板，女老板的丈夫原先就在这酒馆做厨子，后来生了病送到医院没几天就没了。老板娘就变成了老板，但人们还是习惯地叫她老板娘。
老板娘去收拾桌子的时候才发现鲍野醉了。桌子上的一瓶酒空了，菜也光了，酒瓶旁放着一本书和一本杂志，还有几页稿纸，上面写着的文字，老板娘不识。
厨师说把他拖出去，老板娘说，你下班吧。老板娘五大三粗，而鲍野像个瘦猴。老板娘毫不费力地将瘦猴抱了起来，放在了一条长椅上。
老板娘的房间在里面，一夜无事，天就明了。
天明了，老板娘要去菜场买菜了。推开房门时，她看见昨晚上那个陌生男子竟长跪在她面前。“你…你这是干什么？”老板娘有些害怕。鲍野说话了，他说：“我给你写了一首诗，我想献给你。”老板娘不知说什么好，鲍野就开始诵读了。这首诗有几个版本，我只认可其中的一个版本，即这首诗绝非他夜间写的，而是昨晚他给汪小晖的那首献诗。
老板娘被一声“我爱你”搞懵了。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被别人跪着求爱，而且还是以这种浪漫的方式。老板娘的男人没了，又带着一个孩子，眼前的这个男人虽然貌不惊人，而且看上去就很寒酸，但毕竟是个有文化的。她自己没文化，可她喜欢有文化的。
后来，他们结了婚，只是没有举行仪式。再往后，据说鲍野天天大醉，两个人自然也就天天吵嘴。有一天吵得很凶，鲍野说了一句话，鲍野说，他那天向她求爱，错把她当成了汪小晖。老板娘一气之下撵他滚蛋。后来鲍野真滚了，一个人在外面游荡。某一个深夜，他又饿又冷地跑回酒馆，老板娘的女儿隔着一扇门骂他道“要饭的，滚！”
鲍野这一次真的滚了，就在小酒馆对面的那条马路上，他与一辆疾驰而过的货车相撞，相撞的结果，我们能想到，货车安然无恙，而我们的诗人鲍野却“有恙”——他死了。
许多年之后，当人们讲说起诗人之死时，依然无比感慨。而20余年之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鲍野的面貌特征：长发、消瘦、手里总有一本书或者一本杂志、对诗歌痴迷、对爱执着。
而汪小晖和王艾明的私奔，更是小城那一年最激动人们嘴唇的话题。私奔是在鲍野死后不久的某一天。他们为何不光明正大结婚而选择私奔？许多局外人都这么追问。局内的人告诉局外的人：因为王艾明已婚。
五年后，汪小晖抱着个女孩回到了小城。于是我们也一并地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的大致事件：在诗人的眼里，私奔也许是最浪漫的事，可等待他们的是生计，是如何养家糊口。生计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它与浪漫无关，甚至它是浪漫的敌人。现实是一匹狼，浪漫的人忽视了狼的本性：它是吃人的，假使你不能击败它的话。在生计面前，浪漫者即使不被这匹狼吞噬，也会让你苦不堪言。汪小晖、王艾明没有这样的准备，突如其来的生计问题令他们无所适从，汪小晖的本能就是哭，而王艾明的本能就是抽烟、喝酒。当烟和酒都再也买不起的时候，王艾明最后的选择看似懦弱却也符合他的性情——他留了遗书后，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投水永生。
接下来的几年，诗社、文学社在市场经济的波澜里冒了几下泡终于没有活过来，被淹死了，做诗人梦的，做作家梦的，要么在市场经济的潮水里变成了一条鱼，要么如诗社、文学社的命运一般死去了。变成了一条鱼的文学梦者自然是放弃了梦，和市场经济称兄道弟，活得滋润了。用世俗的话说发财了！而死去的，不只是他们的文学梦想，还有自身的命运：他们不适应市场经济，他们接受不了物化的世道和人心，他们宁可坚守贫困，似乎也不愿向物化投诚。泊生也许就是那样的人，尽管他嘴上说的是另外的话。
发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些事，那些人，那些记忆，无论岁月何其无情，亦无论世道人心怎样物化，都不能改变我的记忆以及我对他们的怀念。抛开个别诗人的“极端”（如果他们那所为真是极端的话），我对那个群体的挚爱是显而易见的——没有那个群体，也就没有今天的我。而说到极端，我似乎很难认同。贫穷不是他们犯下的罪恶，而惟一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社会似乎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他们试图改变命运的努力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指责他们年幼或者无知。他们最让我感慨的、感动的、沉思的，就在于，在物质贫困时代，他们却高扬着精神大旗，昂扬在坎坷人生的坦途上。他们沉浸于文学的梦想，他们梦想用诗歌、用小说，用一切文学的形式丰富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敢于冲破世俗的樊笼，与寡妇相爱，与心爱的人私奔，尽管结局是一幕悲剧，可谁又能说这悲剧与那个时代无关？正是那一幕幕悲剧才催生社会改革的动力，尽管他们都是无名无谓的牺牲者，尽管他们的所为也不能同革命者相提并论。
我怀念他们，既不是因为他们的悲剧，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牺牲，因为悲剧和牺牲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生。我怀念的、抑或说怀想的是，为什么独在那个年代有那样的激情和狂热？当然，我更怀念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今天，物质极大地富有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一片苍白。一切邪恶的、淫秽的、污浊的东西却乘虚而入，在我们的精神天空肆意妄为。面对愈来愈物化的世界，面对没有信仰追求、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类，于哀伤里我更加地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那段时光——每一个周末，我们或朗诵诗歌，或交流作品，或研读文学名著……那纯净的心灵世界除了文学，还是文学，一切都与文学，都与文化，都与心灵，都与精神，都与信仰，都与崇高有关。
许多人虽然由于生计，不得不离开了文学，但谁能说在他们的心底当年的梦就一丁点也不存在了？那梦肯定还在他们的心灵里，因为，有一些梦不是生计能够磨灭的。
实际上，在生计的路途上，我一点也不比他们轻松。我走得比他们还要辛苦，甚至辛酸。在那支队伍里，一些人与其说是生计问题迫使他们丢失了梦想，毋宁说过高的奋斗目标毁了他们。而我之所以能一直走下来，就在于我把自己对文学的爱视为生存的一种意义，而不是要以它成就自己的名气，获得什么光环。我早就说过，在适当时机，我会退出中国作协，辞掉自己所担任的作家协会的职务，包括一些文学期刊的顾问。就像我把读书视为乐趣，我把写作也视为乐趣。当初做文学梦的青年，无不有一举成名思想。当一些人的作品被一次次退回之后，他们就绝望了，有的人甚至怀疑自己压根做错了梦；有的人虽然很有才气，却也经受不住退稿的打击，放弃了他们的梦。
爱上文学本是一件多么美多么享受的事啊，可是，由于年轻，他们愣是将这份美这份享受添加了不该添加的东西，以致于不仅没有得到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反而还失掉了他们心中的美和心灵的享受。何叫得不偿失？这该算是吧。
与其说我坚守着文学的梦，不如说我坚守着美与享受。我坚持了下来，他们便说我是一个成功者，说我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力的人。而我知道，我并不成功，当然我也不失败。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去想过爱文学的人非要成功。成功什么呢？当作家？当知名作家？这就叫成功吗？当代还有多少读者在读文学？在读所谓作家的作品？如果没人读他的作品，他成功了又怎样？成名了又如何？
在所有给予我的赞辞里，我只欣然领受一个赞辞——坚强的意志力。我的坚强的意志力来自于我对于所谓“成功”的这种东西的不追逐，不被它所羁绊，不受制于它。我只忠实于心灵，忠实于心灵的感受，在美的享受中安度人生，如此而已！
中 国 的 教 育
现在，借我目下并不很好的心情，我想，我该写一写中国的教育了。这样的文字，倘使心情好，是写不出的。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些文字是适宜在好心情下写的，而有些文字则适宜在坏的心情下去完成。教育，似乎就属于这后者的文字。
上个周末，教育局的一位局长请客，席间自然少不掉教育的话题。大家都有一大堆的埋怨，却较少有人告诉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他们非要听听我的意见。我就对他们说，如果我现在能养一个孩子，我绝不会把他（她）送入学校，接受“批量生产”式的学校教育。我会让他（她）在家上学，我自己教他（她）认字，写字，读书，然后根据他（她）的爱好、性格等诸多个性化特点，安排他（她）到农村去待几年，到工厂里待几年，然后，再安排他（她）外出旅游，即使不能周游列国，至少也要周游几个或十几个国家。再然后，他（她）也就大了，他（她）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做工，做农，做技术，做学问，总之，做他想做又做得了的事。
这样的一种想法竟博得了他们的共鸣，这倒颇出乎我的预料。教育局长说，我的这种思想国外早就流行了，叫作“在家上学”。
我说，国外的情况我了解不多，但我的这种思想显然与他们无关，至少在十几年之前，这样的想法便在我头脑里成型了。
最近几年间，我对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失去了信心。而这样的一篇文字早在去年九月就该完成，显然，与我有过多的话想说，又感觉一下子说不完，最后导致一拖再拖。拖到现在也有好处，这个好处就是我最近读到了叶圣陶于上个世纪40年代写的一篇文字，题目叫作《有志青年何必一定要高攀学府的门墙》。读到这篇文字，真有相见恨晚之感，也更加地敬佩叶老的思想与眼光了。
对于青年的升学与就业两个问题，我总觉得无话可说，因为我常以为有志的青年大可不必进学校。现在的学校虽然名为新式教育，实质上与前清的教育初无二致，在精神上是始终一贯的。从前的教育要人读五经，要读通儒家的书本，以便代“圣人说话”，而现在则名目改变，形式改变，性质与目的却完全一样，同样的不管读的人是否受用，不管所授的知识是否合乎实用。这种学校培植出来的青年又有什么用呢？刚才杨卫玉先生说企业家已经不要学校的毕业生做助手了，那么读了书除了当统治者的帮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再看如今的教师教授们，真能给学生以理想，真能培养学生终身受用的知能的有多少？我不是说没有好教师，只是说在现在的学校制度教育制度之下，即使你是有理想有天良的教师，除了讲解钦定书本之外，又能做些什么？那么，有志的青年，有为的青年，不想做帮闲客帮凶者的青年，又何必去进这种学校呢？
我这种意见也许太不得体了，《文汇报》要我来谈升学指导，我却反对进学校。可是事实明明如此，我不能昧着良心，为了粉饰太平说谎。我的一个孩子在高中读了一年，他自己觉得在学校读书实在没有意思，不想读了，他举出的几点理由都很充足，家庭会议就通过了他的要求。现在他在书店编辑部里做一点类乎“打杂”的事，他倒觉得蛮有兴趣，并且自以为学得了很多东西，比十年窗下学得的还多些，而且实用些。我亲自经历的事实如此，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了陶行知先生，他主张“做、学、教”的教育。在做的时候学，在做的时候教，唯有这样的教育，对青年，对国家社会，才会有益处，否则还是在家里做做柔软操，锻炼身体的好。陶行知先生生前积极筹办的社会大学，也能够解决我所说的问题，有志的青年不必进正统的学校，要读有用的书，求有用的知识，就该进社会大学，这是个自由的天地。可惜陶行知先生死了，青年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与陶先生一起奋斗的教育战士的人身上了。
我心目中的升学问题就是如此。…………（此处略去180个字）
从叶老那时起到现在，过去快70年了，但这篇文字依然有着很强烈的现实意义，甚至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要做到让一切有志的青年，有为的青年不进入学府的门墙，那首先要解决这些青年的父母的思想。不解决这些青年的父母的思想，就不要指望这些青年敢于这么做。而像叶圣陶这样的父亲，中国只有他一个。大多数父母都把培养孩子的重任交由学校，交由老师，这是错到极致的选择。许多孩子是有天赋的，是有创造性思维的，可进入学校之后，他们的天赋渐渐消失，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一点点被剥蚀、被清除，当他们终于按照父母的意愿、学校和老师的意愿考取大学、走向社会之后，包括这些青年学子的父母也会下意识地发现自己那个有天赋的孩子、有创造性思维的孩子，怎么就像工厂里“批量生产”出来的商品一样，既无天赋、也无创造性思维了呢？接下来，他们的父母依然不放过他们，为他们找工作、找对象、买房子，总之，一个好端端的孩子，学业毁在了学校，前途毁在了父母。但父母却坚持认为：这就是爱！
实话说，中国的父母要学叶圣陶。而中国的教育界坚决不需要带级别的官员校长、教授，我们需要的是教育家，需要的是像陶行知、蔡元培那样的教育家。中国的教育，问题的症结出在我们的教育只知道照本宣科，让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一切为了考试，考试决定一切。我们忽视了学生的素质教育，我们不清楚素质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也忽视了青年学生的技能培训，以致于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却因没有真正技能而面临就业的艰难。
叶老不希望一切有志的青年，有为的青年进入学府的门墙，是他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太熟谙、太了解了，他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家嘛！他的孩子不想继续在学校混下去，而是自己找了一份他热爱的工作，且做得很愉快，又深感能学习到在学校所学不到的知识、技能。叶老不仅不怪责，而且为孩子感到高兴。他自己教学的体验，还有他这个孩子的体验都在告诉他，学校的教育对青年学子的危害太可怕了，再也不能把孩子送进学校去了。
说来奇怪，类似于叶老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思想，我从别处不曾读到过，甚至也没有听说过。如果叶老那时便有这般强烈、真诚的思想，那么，时至今日中国教育的境况又怎么样了呢？不幸得很，不仅没有改进，反而更糟。既然如此，那为何就没有哪一个教育家、作家、思想家像叶老这样站出来对大家说，我们不要进学府的门墙了呢？是于今的教育家、作家、思想家们没有这种勇气，还是他们压根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意识？抑或，我们压根就没有教育家、作家、思想家？
教育有没有希望，的确需要好的教育家。但仅有几个好的教育家，显然也无法支撑起教育的未来与希望。真正的希望还在于要有一个好的、合理的教育体制！现行的教育体制无法培养优秀人才，有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相信也是冲着这个体制来的。
钱学森之问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仍不过是烟消云散、不了了之。这也是我对教育忧心却又深感无力的所在。尽管如此，我仍然想像叶圣陶先生一般，向一切有志的青年，有为的青年，向一切不甘于被学校毁掉的有志的青年，有为的青年发出呼唤：不要进那可恶的学堂，不要接受那可恶的教育。我还要向一切有体认有觉醒、开明的父母们发出呼唤：不要把你们可爱、优秀的孩子送入学校，我们不能毁了他（或她）们，如果我们真爱他（她）们的话。
事实上，中国的父母对于他们孩子的爱，全世界的人都不怀疑。但可惜的是，有大半以上的父母都是在溺爱。
尊重孩子的意愿，听从他们的抉择，像叶圣陶先生那样，可能更接近于爱的本质。
一定有人要说，不上学又能怎么办呢？在家上学我们没那个能力啊！说的也是。对于这样的父母，你也只有把孩子送入学校了。
但是，有许多的父母却是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在家上学的。
让我们来看一篇去年9月5日《中国青年报》李新玲采写的一篇文章——《他们为什么选择“在家上学”》。
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的“在家上学”研讨会，前不久在云南大理举办。
当下，许多中国家长尤其是城市中的家长对中小学教育有诸多不满。于是，有些家长用行动表达不满：让孩子在家上学或者进入私人办的私塾、学堂。
苍山学堂的创办者陈阵今年初“逃离北京”，他诗意地写出了自己的想法：“为了追寻梦想的生活；为了远离都市，回归自然，有诗意的栖居；为了让孩子逃离永无止境的作业、愚蠢的考试和绝望的体制，我们逃离北京，来到大理。”
陈阵只打算收15个学生，包括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在这里完成大学之前的基础教育。
陈阵们的理想是办一所中国的“夏山学校”。夏山学校创办于1921年，作为因材施教的典范而被誉为“最富人性化的快乐学校”。创办者英国教育家尼尔认为：“要让学校适应学生，而不是让学生适应学校。”日本作家黑柳彻子所著《窗边的小豆豆》中的巴学园，就是以夏山学校为榜样创作的。
“我们可以给学生们提供最自然的环境，让他们在不打扰别人的原则下，在上大学之前学他们想学的，做他们想做的。”陈阵在向这目标努力。在今年暑假的入学体验班里，每天到山上采蘑菇成了学生的必修课。
在国际上，“在家上学”有一个通用英文词“homeschooling”，是美国19世纪末开始萌芽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并于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当时，社会上一些拥有较好经济实力和较高文化素质的中产阶级家庭，由于认清了学校教育的程序化、机械化等弊端，同时出于宗教、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不愿再将孩子送入学校，从而选择了自己在家教育孩子的方式。他们自己带领孩子学习，更加关注孩子的个性、天赋和兴趣，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教育方法和学习重点。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美国大多数州，“在家上学”被认为是一件违法的事情，一直受到公共管理机构的“围剿”。很多家长为了实施在家上学方案，唯一的办法就是东躲西藏。经过多方努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各州陆续出台相关法律，确认在家上学的合法地位，并出台相应支撑体系。1993年秋季，“在家上学”最终在美国50个州实现合法化。“在家上学”的孩子虽然拿不到正规学校的文凭，但可以凭借全美大学入学考试SAT（相当于中国的高考）的成绩获得大多数高等学校的承认。
1985年，美国仅有5万名在家上学儿童；到1992年，则有30万名在家上学儿童；2004年有多达120万名美国儿童在家里接受教育。现今“在家上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及其实践已经作为一种教育自由选择运动被推广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加拿大、英国、泰国以及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
陈阵们的理想，陈阵们的尝试，无疑开创了中国家庭教育理念的先河。陶行知先生生前积极筹办的社会大学，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多大出入的话，应该与陈阵们所创办的学校大致上是相同的吧。如果有其不同点，就应该是社会大学可以从小学读到大学，而陈阵们所办的学校则只到高中，这分明是还希望这些孩子去读大学，接受大学教育。而这就是陈阵们的不对了。可知道，这样一来可能会让你们的努力前功尽弃，更有一点儿水浒的英雄们最后被招安的感觉。
我坚持在家上学的理念，坚决地不要他（她）上大学。也就是说，既然在家上学，就上到底，上到他（她）可以工作的年龄。我的理想还停留在理论上，陈阵们则行动了起来。只是陈阵们别把自己的行动弄得不伦不类、半途而废。陈阵们如果能把在家上学的理念坚持到底，若干年之后不妨把他们培养的孩子与学校培养的孩子拿出来比并比并，看看哪种教育更好，更适合孩子们成长。
既然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既然是向传统的、固有的、僵化的教育体制挑战，陈阵们当明白，当记取，千万不要让孩子们参加高考。
实际上，我对在家上学的理解还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我并不主张让许多孩子在一起读书，我更不主张把这种新式教育办成上规模的学校，即使他们的教育理念是全新的，我也不认同。我认同的是，既然在家上学，那就只在自己的家里上学。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父母便是孩子的老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在家上学。
在大多数父母们看来，孩子上大学，上一所好大学，便是孩子成才的标志。即使这孩子将来并不能做出什么伟大的事业来，我们也死死地这么认为。那么，果真是这个样子吗？让我们还是先来看这样两份名单，再说吧。
第一份名单上的名字是：付以渐，王式丹，毕沅，林稃堂，干云锦，刘子壮，陈沅，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份名单上的名字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
有人将这两份名单分别拿给10个人看，问他们对这些人是否熟悉。结果，10人中对第一份名单上的人说一个都不认识的有7人，只有3人说认得一个，刘春霖。而10人中，对第二份名单上的人竟然都认识。
第一份名单上的9人，全都是清朝的科举状元，而第二份名单上的9人，则全都是清朝的落第秀才。
说明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说明的是，对有些人而言，即使考上状元，又能怎么样？而落了第的秀才却做出了状元们都做不了的事。今天，我们有许多孩子被我们的教育机构培养成了只会考试的“机器”。这些孩子将来走向社会还做“机器”吗？忽地也就明白，我们的尖端科技上不去、我们的人文领域大师不再，原因难道竟在于我们有的只是“机器”人，而没有制造机器的人？
如若真是如此，那该是我们这个民族多么可怕的灾难和悲哀啊！
实际上，在这份名单之外，还有一个最令我心仪、也最令我向往、感动、佩服的人，他叫徐霞客。
出生于江苏江阴的徐霞客，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徐有勉一生不愿为官，也不愿同权势交往，只喜欢游历山水。徐霞客自小爱读书，读家里的藏书，15岁那年应过一回童子试，没考取，自此便不愿去学堂。父亲见儿子无意功名，也不勉强，但鼓励他博览群书，做个学问人。19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他想外出寻访名山大川，但“父母在，不远游”，怎么办呢？徐霞客的母亲知道儿子的心思，鼓励儿子男子汉志在四方，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徐霞客深为感动。临行前，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行李，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母亲，独自上路远游去了。从这一年开始，直到他56岁离世，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都在旅行中。
他把自己的考察收获记录下来，竟达240多万字，可惜大多失散了。留下来的《徐霞客游记》，依然有40余万字。这40余万字是科学与文学溶合于一体的一部“奇书”。一个并不认真在学堂读书的孩子，日后却成了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
需要说明一点，并非所有的孩子都适宜或者能够在家上学。有许多父母是不具备教育孩子的，一如一些教师不具备教育学生一样。
众所周知，我对中国式的教育非常失望，到了目下愈发地严重，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把语言说到如此之重，肯定有其依据——自从知道有这么个吕编辑，我说起话来明显地谨慎了，起码，我注意用事实说话，用别人的文字说话。
有一本书，书名叫作《中国教育病了吗？》我没有看到这本书。但有人从此书中摘了一段文字，并加了个标题《马屁风与“彰君之丑”》发在《报刊文摘》上，倒读得我对中国教育不再怀有任何希望，且坚定地向往能有更多的中国家庭、中国父母尽早实施在家上学。
这篇文章写道：
早在五六年前，我参加一个学校的会议，与会者都是教授，还有一个学校的副校长。照例是副校长先讲，副校长讲完之后，每个教授发言，第一句话都要这样说：正如某某校长所说。我很奇怪，难道说在场的教授都同意副校长的意见？这样的话，又何必再说呢。
某著名高校校长提倡国学。发表一篇文章，把“赓续”写成了“脊续”，有人较真，给提了出来。没想到捅了马蜂窝，这所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写了一篇四千余字的文章，论证“脊续”的正确性。我仔细拜读了文章，从头读到尾，发现“脊”还是脊，“续”还是续，两个根本没联上。
本来，天下写字，就算生而知之的天才，也没有不错的道理。一个字错了，到底是自家手误，还是排版者的手误还不清楚。就算写者一时糊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校长错了一个字，就会有教授出来论证错的也是对的，真乃咄咄怪事。更奇妙的是，从那以后，在这所学校范围内，我居然又看到了若干次的“脊续”的用法。意思是告诉人们，我们校长就是对，不对也对。
说实在的，这样的马屁，本质上只能是“彰君之丑”，让原本无所谓的一点小小的瑕疵，变成众人瞩目的羞耻。
我所引用的这一篇短文，一定有吕编辑那样的人批我：“以偏概全”！这点事能说明什么呢？怎么就令你对中国教育愈发失望了呢？至于吗？
如果你发出这般的疑问，我只能说你的思考太过浮浅。至少有两点我要向你指出，或者提示：一、此事发生在国内某高校；二、此事发生在国内某名高校。
想想吧，国内一所名高校的校风，抑或学风都这个样子，不妨说沦落到这种地步，那下面的一级一级的学校，岂不是更糟？对我来说，我勿须去想象，这样的场景随处可以见到。我所见不到的，是高校，是名高校。
实际上，这种情状在官场司空见惯，丝毫不奇怪。哪里知道我们的教育界也是如此情形、如此德性？教授们如此不知羞耻地巴结校长，虽然不足为奇，可他拿什么本领教育我们的青年学子？由这种人教出的青年学子，是否又是下一个像他一样的教授？我为什么希望在家上学的孩子不要去读大学呢？原因就在这里。人们为什么对现在的一些教授没有好感呢？说他们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理由也在其中。我为什么力主孩子在家上学？又为什么对中国的教育如此忧心、失望？其实都可以从这些教授的身上，也包括这位校长的身上，找到答案。
实际上，选择在家上学，可能正是人们对于现行教育体制失去信心之后所能做出的最为无奈的举动。某种程度，这是一种被迫举动。但是，面对这无奈与被迫，我倒很乐观——我乐观地认为——正是这无奈与被迫，可能会让中国的教育从此开闯出一片崭新的天地，甚至能创造出现行的教育所创造不了的奇迹！至少，我希望并相信这种新教育能够让中国的孩子成为文明人，成为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当然，我更希望并相信这种新式教育能在当下或者今后出现许多像清朝那9个落第秀才式的人才，也包括徐霞客。
也许，具有吕编辑思维的一种人，肯定不屑于我的这种思想，甚至又要骂我胡说八道了。在此，我倒愿意和具有这种思维的人打个赌：我敢说，如果清朝的那9个落第秀才转世到当下，并分别根据其父其母的安排从幼儿园开始，再花高价进入名小学、名中学、名高中，最后分别如愿考取了不错的某所中国高校，我敢确定，这9个人毕了业之后，要么考上公务员，做个平庸的官场混混；要么留校任教做教授。即使其中有一个人成了校长，也一定是把“赓续”写作“脊续”式的校长。
但看看前世的这9个人，他们有着怎样的成就！
李渔，著名的戏曲创作家和理论家。人称“东方莎士比亚”。
洪升，伟大的剧作家。以剧作《长生殿》蜚声文坛。
顾炎武，著名的思想家。被称作清朝的“开国儒师”。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口号。
金圣叹，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
黄宗羲，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和教育家。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又称清初三大儒）。
吴敬梓，清代伟大的讽刺作家。其著作《儒林外史》堪称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
蒲松龄，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其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聊斋与红楼，一短一长，一文一白，形成了古代小说的双峰。
洪秀全，著名的思想家。太平天国的创造人和思想指导者。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自称洪秀全第二。
袁世凯，担任过中华帝国的皇帝和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是北洋军阀的领袖。
中国教育，这个话题太大，问题也太多，指望用一篇文字便能阐清释尽、指明方向、开辟未来，未免天真。陈阵们的努力，阿容的愿景，也都只是一种尝试或者思想，能否成功，能否持久，都还是一个问题。因此，面对中国的教育，我们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 拘 囚 的 生
写下这个标题，我立马想到了吕编辑，虽不至于令我寒毛直竖，倒也委实地有一丝惊悸掠过心头。可见，吕编辑给我造成的阴影有多么深重。
之所以再一次地想到他，（也许以后会常常想到他）很显然，与怕被他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有关。不过，这一篇的文字肯定让他抓不着、扣不着，也打不着。连标题都加了引号——以他那么高的“智商”，他大抵还不至于会愚笨地认为又是我的原话——了吧？
“拘囚的生活”，源于叶圣陶的一篇旧作里的一句话。我在阅读这篇旧作时发现了它，便拿出来做标题，真是再好不过了。
叶圣陶的这篇旧作，与我目下的遭际与心境真是“若合符节”到了极致。
这篇文字写于上个世纪40年代，应是中华民国时期。文章标题即令我的眼睛为之一亮——《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
从标题即知，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对图书杂志是实行审查制度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尽管有这样一种制度存在，可他们却执行得不怎么样。怎么说呢？如果他们执行得好，不要说叶圣陶的这一篇文字不能写将出来，流传下来，单是鲁迅的文字估计有大半就不能出版。
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执行得远不如我们今天执行得好！这也是（至少可以这么理解）国民党之所以败北的因由之一。而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能执政，并取得今天这样大的业绩、成就，实在要归功于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好干部，自然也包括像吕编辑这样的审查官——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叫共同的优点，就是：忠诚！用现在官场上流行的话说，叫：执行任务不过夜，完成任务不走样！
有这样忠诚的共产党员，我们伟大的中国所统辖的这个社会就会被管理得很好！中国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无不与此有关。包括我们的书报审查制度，有吕编辑这样的忠诚人员把守，的确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实在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守门的人了。
叶老的这一篇旧作，现在能看到的人可能不多了，我也是在一本旧书里随意翻到的，因此，我想抄录部分，与读者朋友共享——
就古的说，秦始皇的焚书，就近的说，清朝的搜禁书籍以及窜改历代书籍，都与现代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若合符节”。
从秦始皇到清朝，行的是所谓的专制政治。专制政治的要点，一面是统治者，一面是被统治者。统治者居于主人的地位——牛羊所有者那样的主人的地位，被统治者只有实做牛羊的份儿，牛羊该怎么样，全凭主人的意志：这就是专制政治。
既是牛羊，还有自由思想的资格吗？还有自由发表的余地吗？当然一切都得听从主人，于是来了焚书，禁书，改书，图书杂志审查那一串的办法。
我们不要图书审查制度，从一个基本的理解出发：现在无所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两方面了，所以行不通专制政治，所以用不着合于专制精神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
…………（此处略去185个字）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当然没有存在的理由。要审查就得定出什么标准与尺度来，思想言论要合得上标准与尺度才可以发表，就等于有一部分思想言论不能发表，就等于不让大家尽情发表，仔细商量，这成什么话？而且，担任审查的人就是代替公众办理公众的事的人，用自己的手扼住自己的喉咙，除了傻子，谁愿意干这样的傻事？
推开一步说，即使所谓标准与尺度定得非常之宽，目前没有一种图书杂志被禁被删，将来也亦不会有一种图书杂志被禁被删，这个制度还是要不得。有这个制度在，有所谓标准与尺度在，编书作稿的人去送一回审，盖个“审讫”的图记，精神上就受一回极严重的迫害。为什么我的思想言论要待盖上个“审讫”的图记才能发表出去呢？这好比每回上街先得去领一张通行证，不由你不感到过的是拘囚的生活。
所以标准与尺度紧也好，宽也好，全都一样。我们不讨论什么紧与宽，总之我们永远不要这个制度。我们不要受精神上的迫害，我们要享有发表的自由。
我们不要这个制度，并不因为我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你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他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即使我的你的他的思想言论都没有被禁被删，将来也永不会被禁被删，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制度。制度存在，总有你我他以外的人受着精神上的迫害，我们与他人精神上是共通的，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们受到迫害。
以上说的是一种全新的想头，至少在我国是一种全新的想头。我国向来行专制政治，处于牛羊地位的公众无所谓发表的自由。现在专制政治要结束了，发表的自由成为公众生活的要素，大家必须努力学习，使发表的自由收到充分的效益。一面争取，一面学习，从今开始不算迟，可是非开始不可。
…………（此处略去430余字）
我们不妨重说一句，主张发表自由是全新的观念。这种自由，我国人以前没有享受过，从今起要享受它了，而且要绝对的享受它。
最后说出我们的具体的话。新闻检查要从10月1日起取消了，很好。图书杂志审查也该取消，不要延缓，不要有什么过渡办法，取消就是立刻而且干脆的取消。
说起来似乎有一些吊诡：叶老的文字写于前朝——中华民国那个朝代，那个朝代真真可恶，连发表的自由都没有！——这似乎应该是生活于新朝代的人，对于那个朝代所应生发的不解与愤慨！还有对叶老的同情！可是，这样的事情如果在今天依然存在着，发生着，我们还会有那样的不解与愤慨吗？我们同情叶老，毕竟叶老还敢于把他的不满写出来，而我们呢？我们即使不满又能怎样？谁又来同情我们呢？
叶老说：“既是牛羊，还有自由思想的资格吗？还有自由发表的余地吗？当然一切都得听从主人……”
而我说，即使是牛羊，也有自由思想的资格，思想在我的头脑里，在我的心灵间，谁能管制我的头脑？谁又能掌控我的心灵？即使他是秦始皇，也做不到，也不能够！他们能够的、能做到的，便是不让你的思想得以自由发表，这倒是真的，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所无能为力的。说一切都得听从主人，那要看是哪些人。像吕编辑那样的人是绝对听从主人的，但像我这种人，则未必能做得到。
想一想，有时候真是很难过。尤其在看到叶老的这一篇旧作后，心情更不能平静。如果说叶老之遭际与呼号是因为他生于旧朝，生于专制时代，可我们今天是新朝，是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时代，为什么叶老那样的遭际丝毫没有改变？为什么他的呼号，他的渴望，他的要求依然成为我们的呼号，我们的渴望，我们的要求？看上去，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有叶老这样的勇气与胆魄，不可能以他的标题做标题写这样的一篇文字，但也不可完全怪罪于今日知识分子的无勇气。叶老不怕，就不怕在他知道他那么写，那么表达，不会有人要他的命。今天的知识分子怕就怕在会被人弄死——对此，我个人天真地以为：未必。吕编辑固然忠诚，却未必敢杀了我们。
叶老还有一篇旧作，1945年9月作的。这篇旧作的标题是《发表的自由》。我只抄录其中的一段。
罗斯福先生提出的四大自由为全世界的人所信从。并不因为罗斯福先生提出了大家才信从，只因为四大自由表示了人类改善生活的真切需求。四大自由的第一项就是发表的自由，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一项自由（写这一篇文字的时候是9月初，所谓“现在”就指1945年9月初）。
我们必须得到这一项自由，无条件的得到发表的自由。
凡是身体与精神都健康的人，凡是认认真真生活的人，他们发表些什么自有标准，自有尺度。什么是他们的标准与尺度？要自己好，要大家好，不损伤自己的自由，也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就是他们的标准与尺度。除此而外，如果再有什么标准与尺度，由某些人定下来，要他们遵守，这就是加给他们的精神上的迫害，无论你定得怎样客观，怎样公平，总之是加给他们的精神上的迫害。只要想，由人家定下一些标准与尺度，就是划定了个范围，只许在范围之内发表，不许在范围以外发表，发表的自由不是受了侵犯吗？我们说这是精神上的迫害，就在于此。
我们不要某些人或某一集团定什么标准与尺度了。我们要无条件的得到发表的自由。
从今以前，我们没有发表的自由，为了这个，受了不知多少的气。…………
实际上，人类的痛苦皆来源于精神。所谓精神痛苦，很大程度上又源于精神上的不自由、不畅快。在叶老看来，给我们的文字设置标准与尺度，等同于“精神迫害”。想想看，对人类而言，还有什么东西比“精神迫害”更加地苦痛与不幸？但很显然，“精神迫害”在中国，即便当下，也是一个极敏感的词。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不敢说自己遭受“精神迫害”的。
但1945年9月，叶老就为这种“精神迫害”而呼号了——“我们不要某些人或某一集团定什么标准与尺度了。我们要无条件的得到发表的自由。”
2012年5月，阿容也这样的呼号！
只是，我很清楚，叶老的呼号尚且不管用，我的呼号更微弱得如同一股鼻息。吕编辑指责我“不考虑世界影响”，实在是把我抬得太高了！我若有这样的影响，那么，我这样的一篇文字岂不就显得意义深远了？甚至有可能比叶老的影响还要大！事实上，我连在国内都尚无影响，哪里会有世界影响呢？帽子扣得过大了，有时便形同谎言。
突然想到，像吕编辑这样的审查官，实质是一个“精神迫害者”——这个词是叶老提供的，如果吕编辑深为不满，那不妨去找在天国里的叶老。以叶老对这种人的深恶痛绝，对那种行为的坚决抵抗，我能想到，他绝不会对吕编辑有丝毫的客气。
阿容虽然对于他所遭受的“精神迫害”，作了一下反击，但朋友们依然能看得出，这口气并没有彻底地吐出来。平心而论，我不能把矛头对准他——吕编辑一人，换言之，对准他一人，是不公道的。他只是一个执行者，一个过于忠诚的、呆板的执行者罢了。仅仅对付他一个人，即使以我这样的不才，我也绰绰有余，甚至不费什么气力。但我知道，我要对付的是支撑他的那个强大的审查制度。在这个制度面前，我显得很小、很微弱，甚而至于不堪一击。有个成语叫“以卵击石”，用在这里，似乎很确切、很适当。
这般说来，并非面对强大时我们就集体沉默，就任其宰割，就不反抗。我不主张这么一种态度。因为，如若这般，那更大的危险还在后头，还在不远处等候我们。当反抗的声音由少变多、由小变大时，情况就会有变化。
所以，我非常感谢吕编辑，是他让我知道，时至今日，我们的图书审查制度还这么丝毫不放松，我们的发表还有这么大的艰难与险阻。我更感谢叶老，是他老人家痛彻骨髓的对于“精神迫害”的切肤之感，让我这个晚生后辈初次品尝了这种滋味。是的，正是这么一种滋味！人世间可曾有哪一种滋味会比这种滋味更让人难以消受？反正，这种滋味已令我有了生不如死之感。朋友们莫以为我这是开玩笑，说大话，其实不然。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出一个人的精神若遭受迫害，会给他的思想、心灵带来多么深重的伤痛！而一个人如若连精神的自由都没有了，即使你是一个怕死鬼，活在世间又有何意义呢？更何况我是一个不怕死的人！
精神的伤害，精神的疼痛，都足以让一个人有生不如死的念想。
亲爱的吕编辑，当你读到叶老的“担任审查的人就是代替公众办理公众的事的人，用自己的手扼住自己的喉咙，除了傻子，谁愿意干这样的傻事？”这段文字时，不知你会作何感想？诚然，你不是一个傻子，尽管你确实在干傻事！之所以说你不傻，是因为你一定以为你用自己的手扼住了别人的喉咙，而非自己的喉咙。它所带给你的是快感、是荣耀，而非在做干傻事的傻子!
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把我的文字交由你盖上个“审讫”的图记，令我反感而又悲哀！更令我羞辱。十足地是“精神上受一回极严重的迫害”。
亲爱的吕编辑，咱们也不妨“仔细商量”商量，你这样做，“这成什么话？”——为了不再被你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我现在也变得聪明起来了，大凡别人的文字，我必引号引起来，免得你又把别人的东西硬是说成我的东西。
亲爱的吕编辑，说真的，“这成什么话？”——请原谅，我现在有那么一点儿祥林嫂了。只是，你也不必高兴得太早，我虽有那么些抑郁、郁闷，可还不至于会成为一个彻底的祥林嫂。除非从今往后我所写的文字全被你宣判死刑。也许那一天，我真有可能被你弄成疯子，弄成那个喋喋不休的祥林嫂。逢人便说：
“这成什么话？”
“这成什么话？”
这一篇文字的结尾，愿审查官先生姑且作祥林嫂疯状看待。——凡人尽管成不了圣人，更做不了神仙，但近乎诡异的是：疯言疯语反倒接近于神的境界。比如，在我的思绪颇有一点祥林嫂情状时，忽地想到，中国之所以出不了思想家，就在于有人拿他的手扼住了那些有思想的人的喉咙——让他说不出话来。即使他说了出来，也不要紧，把他给阉割掉，让他的思想变成所有的庸才都能说得出的话，或者，把他的思想阉割成与庸才的话毫无二致。尽管他们亦知，庸才成不了思想家，可他们却有本领让思想家成为庸才。吕编辑便是这般的高手。
一 本 书 的 命 运
——兼与《月光下的小屋》审读员吕志贵商榷
《月光下的小屋》这本书的出版命运，颇像作者人生的命运，或者，就是作者命运的写照。
《月光下的小屋》，是我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这本书被编辑称为杂文集，收录我51篇（含外一篇）杂文。
这本书从交付出版社至眼下，已快一年了。许多朋友甚为关切，可我不得不说：情况依然不妙。
从《想不通》一文中，大家已约略知道这本书已换了4家出版社——皆因我不同意大面积删除而不得不频频更换出版社。由于最后这一家出版社不同意退款，只好被迫同意他们的删除、修改之要求，删除、修改之后，编辑说，很快就能交付印刷了。
约摸过了一周光景，再次传来不祥的消息——编辑说，这家出版社一社长依旧放心不下，害怕出事，这回他们决定请一个更高级的编辑再审一次。这个高级编辑并不隶属于该出版社，据说名望很高，年事也很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很强的把控能力。
我因为对此书的出版早已没了心情与兴致，甚至，我还说，既然此书已被删除得支离破碎，出版后我也不会让其流通。我再一次“痛快”地答应了他们所提的要求，即同意将文稿提交给这个高级编辑审定。
两周后，《月光下的小屋》审读意见出来了。为表示对这位高级编辑的尊重，亦为了让读者了解我这本书为何不能出版、抑或为何一删而再删，我把此人的审读意见全文抄录于下，保证一字不落——
书名& 月光下的小屋&
字数31.4万& 出版单位&
万卷出版公司& 作者& 张镭
《月光下的小屋》，是张镭先生的杂文集。全集共收入51篇（含外一篇）杂文。这些杂文内容很广泛，涉及古今中外，天上人间；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巍巍赫赫的大人物，芸芸众生的草根百姓；佛祖真主基督，英雄佳人才子；经典话题，热门议论，等等。这部杂文集有一个显著特点，作者直面社会，直面人生，不回避矛盾，勇于直言，勇于表达不同的观点，勇于说出自己的看法，言辞犀利，谈锋逼人，51篇文章里不乏美文佳作、感人篇什，如批评官员腐败、强拆强迁、横征暴敛的恶劣行径，如感怀父母劬劳艰辛、春晖煦照、魂牵梦萦的拳拳之情，都写得汪洋恣肆，风生水起，字里行间满是佳词丽句，颇有文采和激情。
遗憾的是，在这部杂文集里也有的篇章存在政治上的舛误、观点上的偏颇、政策上的背离，等等。
一、对国人进行全面否定，几近“丑陋中国人”的翻版
作者这样评价公务员和有钱的人：“我的悲观，很大程度上是我从这个世界、从人类身上丝毫看不到希望和良善的一面，人类的恶劣品行时常令我不寒而栗。”（4页，《本质上，我们都是无所谓主义者》）“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看看这个社会的各色人等，哪一个不把人生的理想、目标、抱负定在做大官，赚大钱？在许多做了大官的人眼里，赚了大钱的人眼里，他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生存是有意义的。至于他的这个官是怎样做大的，他究竟为民众做了多少有益的事；至于做官是不是就体现了人生的价值，则没有人去想了。”（7页，《本质上，我们都是无所谓主义者》）
作者说中国人都在追求金钱：“自金钱被创造使用以来，人类的生存与命运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为自此，人类就成了金钱的奴隶。而所谓高尚，只是人类对自己贪婪的颂扬。”（10页，《财富的故事》）“总而言之，这个社会也好，芸芸众生也罢，在金钱面前都丧失了理智……”（17页，《财富的故事》）
作者说中国人都奴性十足：“中国人的可怕，就在于这种奴性。一方面他愿意在他的上级面前做奴，一方面他又在自己的下属面前欣然接受这些人的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奴性。”“有人称这种奴性为‘官场家奴’。家奴现象在官场随处可见。小官往往匍匐在大官脚下，鞍前马后任其使唤，为其效劳。”（35页，《我们的奴性》）“祖先留传下来许多糟粕，包括奴性，因其流在血脉里，所以显得非常顽固。”（36页，《我们的奴性》）“七十年后（指鲁迅时代以后七十年——即现在），中国人的奴性不仅没有被铲除，反而疯长起来，官场尤为炽盛。”（37页，《我们的奴性》）
作者说中国人没有信仰，都疯了：“今天，我们还有信仰吗？包括对马克思，我们对他的信仰还那么坚强有力吗？官员贪腐冷漠，商人欺诈无信，学人浮躁功利，世人茫然麻木。中国疯了吗？——我要说，中国没疯。疯的是中国人。从官到商，从士到民，都疯了。疯的是金钱崇拜，财富炫耀，利己主义，享乐至上，道德退化，人性扭曲……”（51—52页，《信仰消亡的时代不再有悲伤》）
作者这样评价现代的知识分子：“我们之所以焦虑，之所以忧伤，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当下象牙塔里的人不是热衷于‘学而优则仕’，就是只为‘稻粱谋’。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忧国忧民的精神、现代知识分子的科学与民主诉求的精神，统统地不见了。”（33页，《阿容的忧伤》）
作者把当代的青年说成是“橡皮人”的一代：中国出现了“橡皮人”
，“这个群体被生活的压力捏成各种形态，任由捏拿玩弄，毫无反应。”“他们的日子‘过一天算一天’。这也许是中国日益壮大的疲乏的年轻白领的座右铭，这个群体是众所周知的‘橡皮人’群体。”（44页，《“橡皮人”一代》）
作者甚至对毛泽东、鲁迅的婚事也多处进行批评：“由婚姻问题说到鲁迅，其实在婚姻上，毛泽东也是一个不那么成功的人。如果鲁迅有个朱安问题，毛泽东则有个贺子珍问题。一个是圣人，一个是神，他们的婚姻尚如此，平凡之人的婚姻再怎么平淡，或者再怎么波折，也就不足为奇、为怪了。”（153页，《生存&
婚姻& 死亡》）
二、对改革开放的政策颇有杂音，批评失当
作者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被“物化”了：“生活于当下，我是幸运的。孙中山之前，我们是一群奴性动物，中国革命成功后，尤其那场‘文革’，我们成了革命动物；如今，我们成了经济动物。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是使人物化。我们从革命动物那可怕的贫困中走将出来，一头扎进钱堆，立马都昏了头——成语‘利令智昏’，此时适用于整个国家。”（81页，《吃草动物》）
三、对中国的民主制度进行批评，认为没有民主、自由
作者批评中国的宪法等于虚设，为右派章乃器、罗隆基张目（他们没有平反，邓小平没有同意）：“最吊诡的事莫过于1954年新宪法通过仅仅三年之后，参与投票表决这部宪法的两个人，因使用《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言论自由，而被扣上‘右派’帽子，与他们一起受难的‘右派’公民及其家属达55万之众（作者这里搞错了，仅右派就是55万，不含家属）。这两个人，一个叫章乃器，一个叫罗隆基。”（60页，《1954年的宪法》）
作者认为今天的社会是“蛮荒时代”：“不得不承认，现世的体系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大至一国一单位，小至一家庭一个人，无不奉行这样的逻辑。”（69页，《吃草动物》）
四、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任意抨击，不考虑世界影响
作者对我国东海、南海以及西部的领土争议这样质问：“还有一句最想说的话，也同样是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强大了之后我们却战战兢兢？日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都想挑战我们，难道我们又回到了清朝时代？我们是那个无知的慈禧，还是那个可怜的李鸿章？”“最后一句最想说的话，也同样是我的一个问题：我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能理解。更要命的还在于‘共同开发’，这个问题更复杂了。既然可以‘共同开发’，或者说连‘开发’都可以‘共同’了，那将来讨论领土归属时，岂不是自缚手脚？我不研究外交，但我认为，对有争议的领土，我们应当提出‘主权在我，可以开发’——你若真的来开发了，那我们得收你的税，因为我是主人，但现在呢？人家肆意开采，连个招呼都不跟我们打，还谈交什么税？”（81页，《吃草动物》）
作者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感到“郁闷”：“我并不喜欢美国式的强大，我希望中国不强大但要硬。……堂堂的大中华连自己几个小岛都保不住吗？——这事让我很郁闷。”（281页，《郁是忧郁，闷是沉闷》）
五、对西方的制度、侵略持赞美的态度
作者引用作家张抗抗的话，对英殖民主义者大唱赞歌：“20世纪40年代后期，印度宣告独立。英国殖民统治者黯然离开印度之时，却给印度留下了两笔实用的文化遗产——联邦议会制民主政体和英语教育的普及。这两件天赐的礼物，是印度起飞的双翼，成为印度融入国际社会的‘无障碍通道’。”（96页，《尊严》）
另外，在这本杂文集里还有多处美化资本主义国家，说他们是民主、自由的，而我们的国家搞强拆，害得老百姓自杀、自焚、械斗，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而对做小买卖也野蛮动武，追得他们到处跑；宪法虽然写着可以集会、游行、上访，但政府有关部门却严厉打击，围追堵截上访者，甚至将他们私自关押起来，等等。
从以上的例子（还有很多处）我们可以看出，这本杂文集带有明显的观点错误，很多篇章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说得一无是处，以偏概全，把个别当整体，把国人搞得很丑陋，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对我们的社会不是不可以批评，对改革中的问题也不是不能揭露，但是我们要尽量准确、全面些。透过我们的批评，能够鼓起大家的干劲，改正缺点毛病，而不是泄气、灰心，甚至是丧气，失去自信心。作者的批评，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武器，不能夸夸地只引用西方的哲人、大师的话，“言必称希腊”，仿佛我们的国家都要由西方大师来管理似的。这部杂文集，应该进行大的修改，有些篇章应该拿下，将上述错误彻底改正。
以上主要是从问题、缺点角度讲的，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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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读员：吕志贵（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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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吕编辑费了不少的心思阅读我的文字。从他给我列出的罪状来看，委实地令我一惊：自己只管顾写作，抑或只管顾表达，不曾想在自觉或不自觉里头竟积聚下这累累罪状！实在有些罪不容恕啊！难怪此书的命运一波三折，至今仍不知是死是活！——至少，经过吕编辑这最后一审，基本可以敲定：死多活少。
是死是活，对作者来说，实在无关紧要。但就吕编辑所陈列的罪状，我虽不愿一一反驳，但有一些话却还是非说不可的。
吕编辑说我的文集里有的篇章存有政治上的舛误、观点上的偏颇、政策上的背离，并一一地指了出来。按说我也无话可讲，诚实就范得了，可心下又很迷惘：为何只见他指出的问题，却不见他自己的高见呢？你可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让一个人去死，但你总得让人死一个明白吧？为何不让我明白呢？借用他指责我的话倒是可以解释我的迷惘：“以偏概全，把个别当整体”了。请看——
他指责我对国人全面否定，他找出的论点仅是我对整个人类的几句悲观思想，压根与对国人全面否定沾不上边，更不知全面从何而来？
他指责我说中国人都在追求金钱，请问：包括我们的吕编辑，你难道不追求钱吗？我说中国人追求钱，罪在何处？难道说中国人不追求金钱便是正确？
他指责我说中国人都奴性十足，我不知道我们的吕编辑在他的上司面前可曾也发作过奴性？指责中国人有奴性的一面，尤其是官场上，每一个睁开眼睛的人都知道，我所讲的基本属实。为何偏偏吕编辑在不该敏感的地方反倒敏感起来了呢？并将其列为我的罪状呢？
他指责我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请吕编辑告诉我，你的信仰是什么呢？
我评价现代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他的攻击，请问吕编辑：你的忧国忧民精神在哪里？科学与民主诉求的精神又在何处？你对我的攻击又意味什么？难道一个知识分子不需要忧国忧民，抑或忧国忧民是一种罪过？
他指责我把当代青年说成是“橡皮人”一代，老先生实在老眼昏花了，你看清了：这个词并非由我所创，我没有这个天才。
至于他指责我连毛泽东、鲁迅的婚姻也进行批评，就更搞笑了：我是说连毛泽东、鲁迅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婚姻也未必幸福，更遑论平民百姓？即使批评，又有何不可？鲁迅的朱安问题，毛泽东的贺子珍问题，毕竟世人尽知。
他指责我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被物化了。我对这个指责实在一头雾水，难道中国人未被物化吗？他们还生活于童话里吗？难道吕编辑不食人间烟火？
他指责我对中国的民主制度进行批评，说我认为我们没有民主、自由。他在我的文字里找来找去，最后找到的那一段文字却很没有说服力，起码，凭借我那段文字，政府也好，法律也好，都治不了我的罪。看上去吕编辑很想治我的罪，因为他还说我批评中国的宪法等于虚设，结果他又找不出佐证，硬拿章、罗二位来说事。
他指责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任意抨击，不考虑世界影响。我乐了。吕老编辑啊，你真逗，你把我当成谁了？我一介小民，哪会考虑世界影响？又哪里会影响世界？
不能容忍的，是他极不负责任的指责，说我对西方的制度、侵略持赞美的态度。我真不清楚，这位吕老编辑是眼睛不行了，还是别有用心，阴谋害人！明明是张抗抗的原话，我仅引用了一下，他就给我扣了这样一顶要人命的大帽子，我怀疑老先生绝不只是眼睛有了问题，而是心术有了问题！
吕编辑还指责我多处美化资本主义，说他们是民主的、自由的，而我们的国家搞强拆，害得老百姓自杀、自焚、械斗，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而对做小买卖也野蛮动武，追得他们到处跑；宪法虽然写着可以集会、游行、上访，但是政府有关部门却严厉打击，围追堵截上访者，甚至将他们私自关押起来。等等。
除了美化资本主义他找不出证据以外，下面所说的他都能找得到证据，我也完全承认。但当他对我的这些文字指手画脚时，却让我以为他这个人颇有一点御用文人的意味了——他睁着眼睛却说瞎话，至少，他这副不为民众说话、抹杀事实的嘴脸，令人反感。明明连中央高层都心痛于强拆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事情，这位吕姓编辑却对连小孩子都谙熟的当下国情视而不见。不知他怀有何样的动机？即使是一个御用文人，也绝不能漠视民生疾苦到这种程度！事实上，以他这般的水准，他连御用文人也做不了。
看来，这个人要么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要么属于“文革”时期遗患下来的专爱扣别人帽子、打别人棍子的主儿。只可惜，尽管他给我扣的帽子如此之多、之重，所罗列的罪状若在“文革”时期死几个来回都足够了。但他忘了，当下不是“文革”，而依然持有这种思维妄图加害于人的行径注定难以得逞，不仅落空，而且徒劳。把我的文字交由这样的人来终审，实在令我难以理解。
吕编辑指责我的文集带有明显的观点错误，我甚为不解：既然有明显的观点错误，为何他不能明确地告诉我呢？吕编辑还语重心长地“教育”我道：“对我国的社会不是不可以批评，对改革中的问题也不是不能揭露，但是我们要尽量准确、全面些。”我很想请教吕编辑，是我的批评不够准确，还是我的揭露不够全面？怎样的批评与揭露才堪称准确、全面？至于“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武器”，我的确做得不好。所谓做得不好，即学习得不深，领会得不够。尽管如此，我仍约略知道，无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都没有说不许人批评，不许人揭露。相反，如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会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即便一个人说了错话，甚至很过激的言论，也不要紧，更不必大惊小怪、横加指责。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知道，一个社会只发出一个声音，是可怕的，也是危险的。但是，应该承认，我们的吕编辑一定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可很不幸，我却不能执行他的要求——即，我不会“将上述错误彻底改正”，一个“彻底”，再次暴露他的“文革”情怀，连用词都这么“文革”。
这是一个何样的时代？我突然有些迷惘。以我素来的悲观，我仿佛更加地悲观了起来，当然，不只只为这一本书的坎坷命运。
忽地想到：我这样的写作是否就此该搁笔？即便不搁笔，是否该改作小说？只是我若作小说去，吕编辑可否要失业？
也许，他早已赋闲家中，不然，他不会这般闭目塞听。
恕我饶舌，亦恕我打一个不确切的比方：如若，当年的鲁迅先生遇上了我们的吕编辑——他倒是个不错的审查官。真不敢想象，鲁迅的作品会被他批成什么样、又会被删除掉多少文字？甚至会像我一样，被他整篇拿下。以他对我的这种批判精神，他给鲁迅所罗列的罪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果失去其批判精神、斗争勇气，那他就只能去做吕编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管他的职称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都没有丝毫意义。
再恕我武断、偏激，中国社会前行的艰辛，正在于总有那么一些人看似爱国却在害国、误国。政府尚能宽容以对不同声音，甚至是批判的声音，偏偏是一个拥有知识分子头衔的人却站将出来竭力反对、严加批判一个真正具有爱国情怀的声音。我为历史发展到今天尚有这样的一种人，而深感痛心！好在，我还清楚并知道，尽管有这么一种人，却挡不住历史前行的脚步。事实必将证明，也一再证明，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离不开他们的批判与斗争。而那种只知护短、只知大唱赞歌的所谓知识分子，与其说他爱国，爱社会，爱人民，不如说他爱自己，别有用心、另有所谋。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断送在这种人手里，想必吕编辑比我更熟谙。
写作此文的目的，并非和谁较真、较劲，我素来没这个雅兴。我只是想，如果我沉默，固然也无关紧要，可给人的感觉可能会误以为我承认了“错误”——这不是我的性格。尽管朋友一再提示，可我还是不惧一死。
为了这个社会，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群生活得更好一些、更诗意一些，我愿意继续说真话，一句假话也不说。这也是我想对吕编辑说的。我和吕编辑不识，可我仍感谢他的批评，因为这年头连批评也要花钱买。作为不相识的文友，我遥祝吕编辑安康，并诚邀你方便时来江苏宿迁——我美丽的家乡做客。——其前题是，你的身体与精神必须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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