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能维持7%以上的速度吗_新浪新闻
　　2015年中国能维持7%以上的速度吗？
　　在2015年，中国政府可能还会坚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政府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微调”财政、货币和银行的政策，在保证%增长目标的同时，为下一个年度提供比较好的增长驱动力
　　文｜姚树洁
　　2015年是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其经济增长表现不仅影响整个五年计划的收官成绩，也会影响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信心。分析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辨认各种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对于展望中国2015年的经济发展前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当前经济增长的外部压力
　　2014年前三季度的经济表现比较平稳，但是，增长的内外压力极大。第三季度7.3%的增长速度比第二季度低了0.2个百分点，10月份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包括工业产值，投资都出现轻微的下滑态势。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正在采取一些必要的“微刺激”政策，例如放松住房贷款政策和加快基本建设步伐，来力保%的增长目标。
　　进出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中国产品的出口能力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国内生产能力和要素价格，二是主要贸易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
　　近年来，中国的资源价格，尤其是土地价格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源价格快速上升，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使许多低价值的来料加工产品出口受阻。沿海地区传统制造业大规模内迁，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与此同时，部分农民工从东部沿海地区，回流到中西部地区，使沿海地区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逼迫产业升级，使部分企业关停并转，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新的产业部门。
　　产业结构性调整，对企业来说是痛苦的，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有效地扭转结构。对整个国家来讲，出口增长必然受阻。因此，我们看到最近两年，人民币升值放慢，甚至出现短期的贬值现象。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复制东部地区，以低价劳力和环境污染作为代价。因此，东部产业向内地的转移，不可能大幅度降低中国产品的出口成本。
　　国际经济形势也不利于中国贸易的快速增长。2007年12月开始的“世界萧条”，持续了18个月，给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带来沉重的打击。“世界萧条”的时间已经过去了6年，美国今年底将可以完全脱离“量化宽松”机制，股市屡创历史新高，失业率从近10%下跌到6.2%，通货膨胀率低于2.5%。但是，84%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还远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最好水平。
　　美国各项美好的经济指标，是在史上最低利率的情况下取得的，也是在天量级的量化宽松背景下取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美国2014年的增长可能达到2.8%，2015年达到3.0%。这些看上去都是不错的表现，但是也有可能出现意外。
　　世界经济全面复苏最大的纠结是欧元区经济的持续低迷和危机的反复。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2014年的第二季度出现负增长；第二大经济体法国，2014年的前半年出现零增长；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2014年再次陷入危机。
　　世界的其它主要经济体是中国和其它金砖国家。但除了中国还继续保持比较高的速度增长以外，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从2010年以后，急速下降。根据林毅夫教授最近的分析，印度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是9.1%，2011年是7%，2012年是5.3%，2013年是4.9%；巴西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是7.5%，2011年是2.7%，2012年进一步下滑只剩下0.9%，接近崩盘，2013年只有2.2%。俄罗斯的情况也很糟糕，政府把2014年的增长目标从原来的2%下调为1%。简单地说，整个世界经济还处在经济危机的笼罩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很难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外国资本的流入速度也下降到了冰点，迫使中国只能依靠内生增长来拉动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的内部压力：“三期叠加”
　　除上述所说的要素成本提高外，中国目前处在“三期叠加”时期。根据国务院参事汤敏教授的说法，所谓“三期叠加”，就是经济增长的换挡期、前期刺激所造成泡沫的消化期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期。
　　所谓换挡，就是在目前技术水平无法产生短期的巨大效益之前，因为资源短缺、污染严重、出口受阻，中国没有可能也没必要维持两位数的增长。中高速增长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新常态”。
　　所谓吸收前期刺激所造成的泡沫，最典型的例子是房地产泡沫，以及传统工业产品的产能过剩。进入2014年以来，以前一路高歌的疯涨房价，被大面积的量价齐跌所替代。有的城市新房子价格在数月之内下跌20%，未来一年，还将继续下跌。
　　政府已经不能再支持人为的高房价，但也不会对房地产市场“落井下石”。在适当的时候，还会放宽货币和利息政策，对房地产实行“微刺激”，使其不会出现硬着陆，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
　　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下滑，对电力、水泥、钢铁等相关的产品需求增长速度也相应下降。2014年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速比9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钢材产量增长2%，水泥产量下降1.1%，发电量增长1.9%。这些都是近10年来最差的增长记录。
　　所谓经济结构转型，指的是宏观经济结构调整，服务业增长快于制造业，还有就是产品升级，使整个制造链条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移动。
　　2012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不断改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制造业的比重相应每年下跌一个百分点，农业保持10%左右的比重。地区增长不断趋同，内陆地区GDP和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收入分配也朝着有利于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方向倾斜。
　　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来料加工产品的出口比重也是每年下跌一到两个百分点，间接证明出口产品的增加值含量在不断提高。假以时日，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中高端的工业产品出口大国，改变低价、低质的世界加工厂面貌。
　　上面的“三期叠加”，不管是什么理由，都是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巨大压力。
　　2015年要为下一个五年计划“打气”
　　在2014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可以预计，今年实现7.5%的增长目标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在2015年会进一步增大，现在还无法确定政府的预期增长目标，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有可能下调到7%。
　　不过，7%有可能是政府的心理底线，如果有可能，我认为政府还会坚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不是因为0.5个百分点对中国有多么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为下一个五年计划打气的问题。
　　因此，我还是认为政府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微调”财政、货币和银行的政策，在保证%增长目标的同时，为下个年度提供比较好的增长驱动力，以保证2015年可以维持7%以上的速度。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如何刺激经济增长？如何在刺激的同时，不再推升地产和其它行业的泡沫？
　　高速铁路的建设，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医疗、教育、养老，高端服务，高端制造，现代农业和生态涵养，都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政府可以拉动而不导致新一轮泡沫形成的领域，同时，也为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奠定更好的发展基础，为整体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提供必要的条件。
　　除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体系的深化改革，也可能为新的增长提供保障。日开通的上海-香港股市交易直通车就是一个例子。沪港直通车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深化改革，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股市的恢复，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却可以为资本寻求新的增长点，为实体经济长期和健康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撑。
　　在保证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政府将更加关注就业、人民收入、城乡差别缩小、贫困消除、环境保护等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给经济增长造成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却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发展亮点。
编辑：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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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中国能维持7%以上的速度吗？　　在2015年，中国政府可能还会坚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政府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微调&财政、货币和银行的政策，在保证%增长目标的同时，为下一个年度提供比较好的增长驱动力　　文｜姚树洁　　2015年是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其经济增长表现不仅影响整个五年计划的收官成绩，也会影响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信心。分析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辨认各种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对于展望中国2015年的经济发展前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当前经济增长的外部压力　　2014年前三季度的经济表现比较平稳，但是，增长的内外压力极大。第三季度7.3%的增长速度比第二季度低了0.2个百分点，10月份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包括工业产值，投资都出现轻微的下滑态势。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正在采取一些必要的&微刺激&政策，例如放松住房贷款政策和加快基本建设步伐，来力保%的增长目标。　　进出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中国产品的出口能力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国内生产能力和要素价格，二是主要贸易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　　近年来，中国的资源价格，尤其是土地价格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源价格快速上升，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使许多低价值的来料加工产品出口受阻。沿海地区传统制造业大规模内迁，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与此同时，部分农民工从东部沿海地区，回流到中西部地区，使沿海地区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逼迫产业升级，使部分企业关停并转，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新的产业部门。　　产业结构性调整，对企业来说是痛苦的，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有效地扭转结构。对整个国家来讲，出口增长必然受阻。因此，我们看到最近两年，人民币升值放慢，甚至出现短期的贬值现象。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复制东部地区，以低价劳力和环境污染作为代价。因此，东部产业向内地的转移，不可能大幅度降低中国产品的出口成本。　　国际经济形势也不利于中国贸易的快速增长。2007年12月开始的&世界萧条&，持续了18个月，给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带来沉重的打击。&世界萧条&的时间已经过去了6年，美国今年底将可以完全脱离&量化宽松&机制，股市屡创历史新高，失业率从近10%下跌到6.2%，通货膨胀率低于2.5%。但是，84%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还远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最好水平。　　美国各项美好的经济指标，是在史上最低利率的情况下取得的，也是在天量级的量化宽松背景下取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美国2014年的增长可能达到2.8%，2015年达到3.0%。这些看上去都是不错的表现，但是也有可能出现意外。　　世界经济全面复苏最大的纠结是欧元区经济的持续低迷和危机的反复。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2014年的第二季度出现负增长；第二大经济体法国，2014年的前半年出现零增长；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2014年再次陷入危机。　　世界的其它主要经济体是中国和其它金砖国家。但除了中国还继续保持比较高的速度增长以外，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从2010年以后，急速下降。根据林毅夫教授最近的分析，印度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是9.1%，2011年是7%，2012年是5.3%，2013年是4.9%；巴西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是7.5%，2011年是2.7%，2012年进一步下滑只剩下0.9%，接近崩盘，2013年只有2.2%。俄罗斯的情况也很糟糕，政府把2014年的增长目标从原来的2%下调为1%。简单地说，整个世界经济还处在经济危机的笼罩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很难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外国资本的流入速度也下降到了冰点，迫使中国只能依靠内生增长来拉动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的内部压力：&三期叠加&　　除上述所说的要素成本提高外，中国目前处在&三期叠加&时期。根据国务院参事汤敏教授的说法，所谓&三期叠加&，就是经济增长的换挡期、前期刺激所造成泡沫的消化期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期。　　所谓换挡，就是在目前技术水平无法产生短期的巨大效益之前，因为资源短缺、污染严重、出口受阻，中国没有可能也没必要维持两位数的增长。中高速增长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新常态&。　　所谓吸收前期刺激所造成的泡沫，最典型的例子是房地产泡沫，以及传统工业产品的产能过剩。进入2014年以来，以前一路高歌的疯涨房价，被大面积的量价齐跌所替代。有的城市新房子价格在数月之内下跌20%，未来一年，还将继续下跌。　　政府已经不能再支持人为的高房价，但也不会对房地产市场&落井下石&。在适当的时候，还会放宽货币和利息政策，对房地产实行&微刺激&，使其不会出现硬着陆，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　　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下滑，对电力、水泥、钢铁等相关的产品需求增长速度也相应下降。2014年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速比9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钢材产量增长2%，水泥产量下降1.1%，发电量增长1.9%。这些都是近10年来最差的增长记录。　　所谓经济结构转型，指的是宏观经济结构调整，服务业增长快于制造业，还有就是产品升级，使整个制造链条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移动。　　2012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不断改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制造业的比重相应每年下跌一个百分点，农业保持10%左右的比重。地区增长不断趋同，内陆地区GDP和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收入分配也朝着有利于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方向倾斜。　　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来料加工产品的出口比重也是每年下跌一到两个百分点，间接证明出口产品的增加值含量在不断提高。假以时日，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中高端的工业产品出口大国，改变低价、低质的世界加工厂面貌。　　上面的&三期叠加&，不管是什么理由，都是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巨大压力。　　2015年要为下一个五年计划&打气&　　在2014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可以预计，今年实现7.5%的增长目标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在2015年会进一步增大，现在还无法确定政府的预期增长目标，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有可能下调到7%。　　不过，7%有可能是政府的心理底线，如果有可能，我认为政府还会坚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不是因为0.5个百分点对中国有多么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为下一个五年计划打气的问题。　　因此，我还是认为政府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微调&财政、货币和银行的政策，在保证%增长目标的同时，为下个年度提供比较好的增长驱动力，以保证2015年可以维持7%以上的速度。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如何刺激经济增长？如何在刺激的同时，不再推升地产和其它行业的泡沫？　　高速铁路的建设，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医疗、教育、养老，高端服务，高端制造，现代农业和生态涵养，都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政府可以拉动而不导致新一轮泡沫形成的领域，同时，也为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奠定更好的发展基础，为整体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提供必要的条件。　　除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体系的深化改革，也可能为新的增长提供保障。日开通的上海-香港股市交易直通车就是一个例子。沪港直通车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深化改革，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股市的恢复，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却可以为资本寻求新的增长点，为实体经济长期和健康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撑。　　在保证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政府将更加关注就业、人民收入、城乡差别缩小、贫困消除、环境保护等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给经济增长造成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却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发展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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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号林毅夫：为什么我建议增长目标下调至7%-7.5%
【国家统计局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世界银行集团的常务副行长。一向乐观的林毅夫还坚持他的20年8%增长潜力的预测吗？为什么上月林毅夫建议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7.5%？在近日的上海滴水湖会议上，林毅夫就这些热点经济问题做了详细解答。
10月11日的滴水湖会议是世纪出版集团，专门为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人20年前的著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召开的新一版出版座谈会。华生、张军、史正富、周其仁、韦森、黄益平、潘英丽等数十位知名经济学家出席，评议《中国的奇迹》的成就与不足，并就中国经济减速，以及中国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热点议题展开讨论。经授权，观察者网首发林毅夫在会上的专题发言。】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新一版出版座谈会现场，右起张军、史正富、周其仁、陈昕、周八骏、林毅夫、蔡昉、李周、华生。
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连续十八个季度的增长减速，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续长达四年多的增长减速是不曾有过的。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很多忧虑。尤其在国外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内因要解决起来相当不容易，因为涉及到结构性改革，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很难推行。
按照这种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导致的结果可能会使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总爆发，从而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但对中国的前景非常忧虑的人还是不少。
中国常讲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持续的经济增速的下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增速下滑是体制落后造成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一定有体制的落后性。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必然也有体制的扭曲性，这两点都不能不承认。从标准的理论来看，体制的落后性和制度的扭曲性也必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是重要的问题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些体制机制的内因造成的？如果真是内因造成的，改起来很难，可能会像悲观论者认为的，崩溃难于避免。
如果不是内因，即使能改，要不是对症下药，忽视了问题的真正原因，采取的措施对解决造成经济下滑的原因没帮助，还可能恶化了经济速度的下滑。所以，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讨论，还是有必要正本清源把它弄清楚。
我前面谈到，我并不否认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
最明显的理由是：我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10.4%，%，%，%，同一个时间里，印度呢？%，%，2012年变成5.3%，2013年只剩下4.9%，和我们一样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厉害，总不能说因为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连带把印度也往下拉?
再来看，同样是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2010年是7.5%的增长速度，2011年接近崩盘了，2.7%。2012年完全崩盘，只有0.9%的增长，2013年才恢复到2.2%。增长的态势和我们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我们严重，同样不能说因为我们的体制机制造成中国下滑，把巴西往下拉得更厉害。
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这样、那样的体制、机制问题，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像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3%，%，2012年只有2%的增长，2013年恢复一点，不过是2.8%。既然是高收入经济体，照理说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非常少，但是表现情形跟我们完全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我们厉害。
新加坡，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是现在亚洲地区唯一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国家，也是二战之后，少数几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并超过美国的国家之一。它在2010年增长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崩盘，1.3%。2013年恢复到3.7%。从这些高表现经济体来看，它的发展态势和我们一样，而且下降幅度比我们厉害。
全球经济下滑是共同外因
唯一能够真正解释这些国家2010年以后的增长表现的，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只要我们冷静思考，也不难理解。
原因正在于，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美国是这样，欧洲更是这样，日本则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一直很疲软，2012年实行了安倍经济学，但实际上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实体经济的增长也没有恢复过来。这些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将近50%。前面提到的这些中等发达国家、高表现国家，出口都相当重要，以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这一驾跑慢了。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所有的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去支持投资。那些项目经过四五年，普遍建成了。如果没有新的项目进来，外部环境又不好，投资增长率一定下滑，第二驾马车也跑慢了。
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中国的消费在所有国家中还是最强劲的，所以我们维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表现得比它们要好。它们的消费增长都比我们慢，所以下滑得比我们多。
为什么我坚持20年8%的增长潜力？
既然增长减速是外因引起的，我们怎么应对？这涉及对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以及未来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实际可动员的条件而定。
潜在增长力，我们早上谈了一些，为什么对潜在增长力的普遍看法比我的看法要低了不少？主要的悲观论点是中国连续35年9.8%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东亚奇迹那些，通常是2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到7%以下，认为我国已经高速增长35年了，不可能不掉到7%以下。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从二战以后的历史经验，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1.1万美元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下来，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都这样，我国也不会例外。
我不同意上述观点，理由上午已经谈了一些，主要是经济要持续增长，一定是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都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怎么发明？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100多年来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维持2%的增长，加上人口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经济大约维持3%的增长。
发展中国家有技术借鉴、引进、模仿、集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小多了。从一些表现好的国家来看，依赖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可以达到7%，甚至更高。我们的潜力用了35年了，后发优势还有多大？后发优势还有多大不在于已经用了35年，也不在于绝对的收入水平，实际要看的是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的差距有多大。
怎样衡量一个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我个人用一个不是很准确，但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指标，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
我们知道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术和平均的产业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术、产业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大，后发优势的潜力越大。
也就是基于这一个原因，我不同意用绝对收入水平来衡量增长潜力。同样是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1万美元，德国是在年达到的，那时候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65%；日本是1971年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60%；韩国、中国台湾等，是在90年代中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50%左右。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数字，只有美国的21%，即使我们达到1.1万美元时也达不到美国的30%。同样的绝对收入水平，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和前面讲的高速增长的国家比要大多了，这就代表我们的后发优势大多了。
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实现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间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20年间平均每年8.6%的增长；中国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间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间平均每年7.6%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平和美国比较只有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
它们既然能够实现，对我们来说也就是有这个可能，从2008年开始，中国应该有20年8%增长的潜力。
实现8%经济增长的条件
有了这样的增长潜力，未来几年实际上的增长目标怎么订比较好？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外出口、外需这部分，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增长的比较缓慢。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恢复到2008年危机发生前的正常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比较难，这是因为过去一般金融危机只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对政策建议和措施是：进行结构性改革，货币贬值，和短期援助。结构性改革要求减少福利、减少开支，金融去杠杆，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会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会放缓，失业会增加。于是就靠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就业来对冲。
贬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贷款援助，让它渡过短期的难关。以贬值来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现在不能用，因为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它们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谁想用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给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必然导致竞争性贬值，结果谁都难于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
如果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会长期比较疲软，失业水平高，收入增长慢，需求增长也就会慢，影响到我们出口的增长。因此，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只能更多地靠内需。
我国扩大内需的条件比较好。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国的产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断升级，即使现在的产业都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好的投资机会多。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形，我国这些年基础设施做得不错，但大部分是一个城市连接另一个城市的，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有许多瓶颈。第三个是环境保护，环境改善也需要投资。还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资。这些都是有相当好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的投资领域，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疲软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因为他们的产业已经在世界前沿；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虽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环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经济一疲软，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才能进行投资，这一点我们也是相对好的。各级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到50%之间，有人说比较接近50%，但也就是这样，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的情况比，我们的情况好多了。
国外的财政赤字通常是用来支持消费的，我们的财政赤字则主要是用来投资的，形成了资产，我们的赤字又都是内债而不是外债，所以，我们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
我国的民间储蓄也比较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另外，搞投资不仅要国内有资源，还要有外汇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等等，我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资源充足是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在投资的资源上经常受到财政赤字相当高，民间储蓄低，外汇储备不足等限制。
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投资拉动改变成消费拉动，这个看法我不太赞成。我认为，我国还是必须利用有利条件，以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投资为基础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投资短期会创造就业和增长，有了就业，消费就会增加。项目建成了以后，生产力的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是可持续的。
为什么将目标定在7.0%～7.5%？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时间在有些讨论会上提出明年和“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合适目标是在7.0%～7.5%之间的主张。之所以定7.0%～7.5%之间，是因为有8%的增长潜力，而且启动内需的条件又是相对较好，不管是投资的领域还是投资的资源。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增长水平，就业问题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也有利于金融安全。
李克强总理提到，我国的经济工作不是一味考虑增长率，我们更关心的是收入增长和就业率。现在就业率看起来是可以的，但是要考虑一点，一般的企业即使短期之间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的盈利状况比较差，如果对未来的预期看好，它不会去解雇工人。但在对未来的增长不看好，企业又不盈利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就会出现破产，而且一出现很可能是突然的，一下子失业就会增加得非常快。所以，定7%以上的增长目标对维持就业状况是有好处的。
第二，金融安全的考虑。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降得太厉害，很多企业破产可能不仅会突然造成大量的失业，而且，企业大部分的投资是靠银行的贷款，银行的呆账、坏账也可能会突然间增加非常多。7.0%～7.5%之间的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速度对稳定就业、稳定金融是有帮助的。
7.0%～7.5%的增长速度也比较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仅就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而言，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那么年只要6.8%的增长速度就够了。
但是第二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的人口增长速度大约是0.5%，所以加起来是7.3%。增长的目标订在7.0%～7.5%之间，外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增长速度比较接近7.5%，外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增长比较接近7%，这样未来六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就会接近7.3%，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
上述仅就有利的投资条件和增长潜力而言，要实现7.0%~7.5%的中高速增长目标也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收入分配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让中低收入者不满；环境问题大家都不高兴，高收入人群更不高兴，这样造成大家都不高兴。
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有改善的空间，但是这个问题跟发展阶段有关。目前我们还是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和以农业或是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会比较高，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我们大概不能够跳跃过去。
当然，现在的技术比过去好，再加上环境执法如果到位的话，环境的问题可以部分缓解。只有进入了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决的资源也比较多，环境问题才能够根本解决。
收入分配和腐败的问题，20年前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时就已经有所讨论。这两个问题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改革是以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大型企业，转轨过程中在要素市场上保留着很多扭曲。
这些扭曲包括：采用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实行金融抑制，人为压低利率；资源税费实行低价；再加上有些行业的垄断。那些扭曲保护补贴了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过去都是国有，现在有不少是民营。保护补贴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恶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寻租、腐败行为。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这些制度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很多过去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有了自生能力，过去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了锦上添花。
所以应该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场方面的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把保护补贴的价格扭曲消除掉，这样就能够比较好地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问题。
要挖掘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除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之外，还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这样才能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
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必须对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给予风险和外部性的补偿，并且必须不断地完善各种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政府必须在这两方面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这些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和政府发挥好的作用的要义。
现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难
展望未来，还有很多问题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多阐述。最后，想特别强调一点，固然当前的问题很多，但是反思一下——以我参加中国改革讨论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好像每一年问题都很多。我们解决掉的那些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容易的，总觉得现在的问题比过去难。不过，我个人的感觉是过去二十几年里没有哪一年觉得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其实，每一年都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问题解决了，总又出现新的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我们还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态度去了解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不能克服的困难是什么。挖掘有利的条件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了以后可以创造条件来解决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
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在80年代、90年代我们如果不是用渐进双轨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一定是苏联东欧的情形，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那些大型企业对国防安全来讲不能没有。
今天俄罗斯为什么在乌克兰问题上敢跟欧洲、美国叫板，就是它有那些国防产业，那些国防产业过去是国有的，现在是八大垄断集团拥有的。俄罗斯给那八大垄断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根据各种经验研究的发现是比原来还多的，效率实际上是更差的。
我国的国有有企业当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对国有企业的那些保护补贴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它是国有，但是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可以看到，过去国有企业主要的问题是有政策性负担，包括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如果不消除这两个负担，国有时没效率，就是民营了也同样会没效率。而且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补贴，有政策性补贴的状况之下，实际上民营时的寻租积极性可能高于国有时的积极性。
现在的状况变了，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从违背我国的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型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没有了，政策性补贴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应该不会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难，要怎样进行？还是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现有的理论框架来套这些问题。
原标题：责任编辑：陈书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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