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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概论》解决国内和国际所有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邓小平理论概论》解决国内和国际所有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09-12-27 & 发布
浅谈企业筹资风险产生的根源 &浅谈企业筹资风险产生的根源  &&浅谈企业筹资风险产生的根源 “筹资风险”的含义　　　　企业筹资风险又称财务风险(Financial Risk)，它是指企业因借入资金而产生的丧失偿债能力的可能性和企业利润（股东收益）的可变性。企业在筹资、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各环节中无不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筹资活动是一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起点。一般企业筹集资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企业为了取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而进行筹资，必然会增加按期还本付息的筹资负担，由于企业资金利润率和借款利息率都具有不确定性（都可能提高或降低），从而使得企业资金利润率可能高于或低于借款利息率。如果企业决策正确，管理有效，就可以实现其经营目标（使企业的资金利润率高于借款利息率）。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行情的瞬息万变，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都可能导致决策失误，管理措施失当，从而使得筹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具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了筹资风险。　　　　企业筹资渠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所有者投资，包括企业的资本金及由此衍生的公积金、未分配利润等；另一类是借入资金。对于借入资金这一类筹资活动而言，筹资风险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借入资金均严格规定了借款人的还款方式、还款期限和还本付息金额，如果借入资金不能产生效益，导致企业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就会使企业付出更高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例如向银行支付罚息，低价拍卖抵押财产，引起企业股票价格下跌等，严重的则会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因此，借款筹资的风险，表现为企业能否及时足额地还本付息。 　　　　（3）负债的期限结构。是指企业所使用的长短期借款的相对比重。如果负债的期限结构安排不合理，例如应筹集长期资金却采用了短期借款，或者相反，都会增加企业的筹资风险。原因在于：第一，如果企业使用长期借款来筹资，它的利息费用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将固定不变，但如果企业用短期借款来筹资，则利息费用可能会有大幅度的波动；第二，如果企业大量举借短期借款，并将短期借款用于长期资产，则当短期借款到期时，可能会出现难以筹措到足够的现金来偿短期借款的风险，此时，若债权人由于企业财务状况差而不愿意将短期借款展期，则企业有可能被迫宣告破产；第三，长期借款的融资速度慢，取得成本通常较高，而且还会有一些限制性条款。　　（2）预期现金流入量和资产的流动性。负债的本息一般要求以现金（货币资金）偿还，因此，即使企业的盈利状况良好，但其能否按合同、契约的规定按期偿还本息，还要看企业预期的现金流入量是否足额及时和资产的整体流动性如何，现金流入量反映的是现实的偿债能力，资产的流动性反映的是潜在偿债能力。如果企业投资决策失误，或信用政策过宽，不能足额或及时地实现预期的现金流入量，以支付到期的借款本息，就会面临财务危机。此时企业为了防止破产可以变现其资产，各种资产的流动性（变动能力）是不一样的，其中库存现金的流动性最强，而固定资产的变现能力最弱。企业资产的整体流动性不同，即各类资产在资产总额中所占比重不同，对企业的财务风险关系甚大，当企业资产的总体流动性较强，变现能力强的资产较多时，其财务风险就较小；反之，当企业资产的整体流动性较弱，变现能力弱的资产较多时，其财务风险就较大。很多企业破产不是没有资产，而是因为其资产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变现，结果不能按时偿还债务，只好宣告破产。　　　　（3）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资金融通的场所。企业负债经营要受金融市场的影响，如负债利息率的高低就取决于取得借款时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情况，而且金融市场的波动，如利率、汇率的变动，都会导致企业的筹资风险。当企业主要采取短期贷款方式融资时，如遇到金融紧缩，银根抽紧，短期借款利率大幅度上升，就会引起利息费用剧增，利润下降，更有甚者，一些企业由于无法支付高涨的利息费用而破产清算。 　　　　筹资风险的内因和外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诱发筹资风险。一方面经营风险、预期现金流入量和资产的流动性及金融市场等因素的影响，只有在企业负债经营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导致企业的筹资风险，而且负债比率越大，负债利息越高，负债的期限结构越不合理，企业的筹资风险越大。另一方面，虽然企业的负债比率较高，但企业已进入平稳发展阶段，经营风险较低，且金融市场的波动不大，那么企业的筹资风险相对就较小。 　　资信评估与筹资风险　　　　资信评估是指对债务发行人的特定债务或相关负债在其有效期限内及时偿付的能力和意愿进行鉴定，或者说是对一个企业的资产质量、偿债能力、守信程度及经营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它反映的是信用风险，即企业所拥有的风险程度（表现为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不确定性）。从资信评估的概念可以得知，“资信评估”是对企业今后偿债能力的不确定性进行鉴定，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企业的债务不能到期还本付息，筹资风险的分析就是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一种判断。因此，对企业筹资风险的分析是资信评估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筹资风险分析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分析企业盈利能力及其稳定性。盈利能力是企业经营和理财业绩的主要方面，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个健康企业其偿债资金一般来源于其盈利，而非负债资金，这样企业才有能力抗击各种风险，有实力迅速补偿风险造成的各种损失，否则企业将弱不禁风，随时面临着破产、倒闭的风险。分析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仅看一至两个会计年度是不够的，它仅仅反映了企业的短期经营成果，要将其若干年度的盈利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才能客观地判断企业持续稳定的获利水平和创造能力。因此，盈利能力分析是判断企业是否存在筹资风险的前提条件，也是资信评估中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2）分析企业偿债能力及其可靠性。企业由于自有资金不足，经常要靠举债筹集其所需的资金，企业如果生产经营活动能正常进行，能够及时归还其债务本息，就不致造成财务风险，而且企业还能从举债经营中获得盈利；但是如果缺乏按时偿还债务的准备和能力，企业便会陷入“举债——再举债——债上加债”的恶性循环之中，以致危及企业的生存。在我国资信评估指标体系中评价偿债能力的指标占了较大的比重，这也说明偿债能力分析也是判断是否存在筹资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　　　　（3）分析企业资本结构及其稳健性。企业要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拥有一定资本金，并通过最初资本金的运用获得盈利和积累，以扩大和增强企业的实力。企业资本金不仅要有稳定的来源，同时要有合理的构成，且符合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企业有关章程、制度的规定，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企业发展方向，体现稳健经营、减少风险的原则；反之如果企业资金来源及构成混乱，企业的内部功能便会减弱，各种风险便会滋生、蔓延。如一个企业接受的投资多数为小轿车、室内装修、高级办公用品等非生产性资产，这种方式虽然增强了企业的实力，扩大了企业固定资产比重，但是企业实际生产能力并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利用率，相对减少其盈利，进而增加其财务风险。　　　　（4）分析企业资金分布及其合理性。企业经营资金总是分布在生产经营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企业经营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其筹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否将其筹集的资金合理地运用到经营各个环节，使资金得到充分利用。也就是说，加快企业资金周转速度，以最少的资金量获得最大的收益，使企业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一旦企业的资金在某个环节出现停滞，就会引起其整体经营状况发生恶化，进而引发财务风险。　　　　（5）分析企业成长能力及其持续性。成长能力是指企业生产经营发展后劲和持续力，包括企业生产经营的安全性、盈利性、应变性和竞争力及抗风险能力。对企业成长能力的分析往往是对其综合能力的分析，其分析方法有企业市场开发和占有率、生产经营管理组织、技术进步状况、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的综合素质、企业产品及其优势等详细分析。一般来说，成长性好的企业抗风险能力强，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论文摘要 融资成本是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的重要依据。本文对各种资本成本的计算方法和模式进行了分析，结合西方上市公司融资的特点，论证了上市公司融资决策应注意的问题。 　　ABSTRACT The cost of capita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making decision of re-raising capital for all marketed companies.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models of all capital cost and calculating methods， analyzes the methods of the western marketed companies‘ re-raising capital， and made some proposals on making decision of re-raising capital for marketed companies.　　一、概论　　可供上市公司选择的再融资方式很多，有长期借款、发行债券、留存收益和发行普通股股票等，然而，根据近两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的再融资的金额统计，有76%的融资额来自股权融资，即配股和增发新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受到利率水平和期限限制，明显地感到债务成本的压力，相比之下股票融资则少了这些限制和压力，表现为许多的上市公司利用财务作帐来达到配股的要求，失去配股资格的公司仍设法申请通过增发的方式融资。结果企业虽然获得了现金的流入得以维持企业的运转或扩大经营规模，但却是以侵害股东价值为代价。　　随着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发展，上市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职工持股、高科技企业的经理层期权等措施的实施，部分企业已经走出了筹资认识上的误区，开始理解和重视股权资本成本的概念。同时，由于企业的股东关注所持有股票的市场价值，也对企业的经理层提出价值增长的要求，公司经营行为逐步发生转变，从规模导向转为价值导向，以实现股东价值的增长和价值的最大化为企业的经营发展目标。　　要体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原则，企业在设计发展规划和融资方案时，必须从以往单纯考虑股票融资额最大化及融资市场风险因素，转为对融资风险、融资成本及投资收益的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在这一原则之下，投资收益率的高低并非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标准，要达到价值增长的要求，投资收益率必须超过资本的成本，而融资成本作为评价企业价值创造状况的关键指标变得日益重要。只有在测算和分析企业的资本成本的基础上，才能提供适应于股东价值增长的融资方案。　　二、企业资本成本及其估算模型　　资本成本一般指企业筹集和使用长期资金而付出的代价。它包括资金筹集费和资金占用费两部分。资金筹集费是指在资金筹集过程中支付的各项费用，如发行股票，债券支付印刷费、发行手续费、律师费、资信评估费、公证费、担保费、广告费等。资金占用费是指占用资金支付的费用，如股票的股息、银行借款和债券利息等。从财务管理的角度，资本成本是企业投资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对投入企业的资本所要求的收益率，也是投资本项目的机会成本。　　企业资本通常分为债务资本、股权资本以及两者的混合融资资本，具体又可分为长期借款成本、债券成本、普通股成本和留存收益成本。　　1、 长期借款成本　　长期借款成本是指借款利息和筹资费用。借款利息计入税前成本费用，可以起到抵税的作用。如果公司的所得税不为零，则一次还本，分期付息借款的成本：　　KI=式中：KI ——长期借款资本成本　　It ——长期借款年利息　　T——所得税率　　L——长期借款筹资额（本金）　　F1——长期借款筹资费用率　　如考虑资本的时间价值，则　　L（1-F1）= ，　　KI=K（1-T）　　式中：P——第n年末应偿付的本金；　　K——所得税前的长期借款资本成本；　　KI——所得税后的长期借款资本成本；　　实际计算时，可通过公式用查表和内插值法求出K值。　　2、 债券成本　　发行债券的成本主要指债券利息和筹资费用　　Kb=式中：Kb ——债券资本成本　　Ib——债券年利息　　T——所得税率　　B——债券筹集额　　Fb——债券筹集费用率　　如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因素，则：　　B（1-Fb）= Kb=K（1-T）　　式中：P——第n年末应偿付债券的本金；　　K——所得税前的债券的资本成本；　　KI——所得税后的债券的资本成本；　　实际计算时，可通过公式用查表和内插值法求出K值。　　3、 股权成本及留存收益成本　　留存收益是企业缴纳所得税所形成的，其所有权属于股东。股东将这一部分未分派的税后利润留存于企业，其实质上是对企业追加投资。其构成成本为股东期望的投资回报率。可有四种估算方法：　　（1）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法　　KS=Rf+（ -Rf） ？；j　　式中：KS ——股权成本；　　RF——无风险的收益率；　　——平均风险股票必要报酬率；　　？；j——公司的贝塔系数；　　实际计算时，RF 可用国库券的报酬率的数值； 市场投资组合报酬率，实际可以一段时间内股票指数的增幅来代替；？；j值，国外一些专业服务机构一般提供本国公司的？；j值，我国证券市场历史不长，每种股票收益率的数值较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丁成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股市？；j值的信息含量具有周期性、突发性的特点，？；j值不是很有效，可能与历史短，数据区间不是很长有关。　　（2） 债券收益率加权益风险报酬率　　KS=Kb+Rj　　式中：Kb——债券成本；　　Rj——股东比债权人承担更大风险所要求的风险差价。　　（3） 已实现的投资收益率　　KS=式中： ——平均股利收益率；　　——一段时间的平均资本收益率；　　（4） 股利增长模型　　该模式是依照股票投资的收益率不断提高的思路来计算股权成本。　　KS= +g　　式中：d1——预期年股利额　　P0——普通股市价　　g——普通股利年增长率　　总的来说，留存收益成本的估算难于债务资本，这是因为很难对诸如企业未来发展前景及股东对未来风险溢价作出准确的测定。4、资本的加权平均成本　　一般情况下，公司会同时采用债务融资和股票融资的手段，要估算资本的融资成本则需要分别计算债务融资和股票融资资金的成本和权重，再以此计算公司融资的加权平均成本。　　其计算公式为：K=WACC=式中：K——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Kj———第j种个别资本成本；　　Wj——第j种个别资本占用全部资本的比重（权数）；　　实际计算中，简单的可按其帐面价值确定，主要因为资料容易得到。但当资本的帐面价值与市场价值差别较大时，计算结果和实际会有较大差距，如要求精确一点时，则应采用市场价值权数或目标价值权数。　　5、债务融资与股票融资的动态调整关系　　若公司不采用债务融资方式，而只采用股权融资方式，此时资本成本为KS=KU.可以推导出，增加债务融资后，则：KS=KU+（KU-KB）（1-T）式中：KU——无杠杆时资本成本；　　B——债务融资额；　　S——股权融资额；　　即公司采用债务融资方式后，债务资本增加，财务杠杆增加，公司的风险加大，股东期望的权利报酬率大，股权资本的成本也增加。其增加额为KU+（KU-KB）（1-T） .　　6、影响资金成本的因素　　从以上的计算过程可以看出，影响资金成本的因素很多且经常变化的。主要有：　　1）总体经济环境。总体经济环境决定了整个经济中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的水平。总体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反映在无风险报酬率上。显然，如果整个社会经济中的资金需求和供给发生变动，或通货膨胀水平发生变化，投资者也会相应改变其所要求的收益率。具体说，如果货币需求增加，而供给没有相应增加，投资人便会提高其投资收益率，企业的资本成本就会上升；反之，则会降低其要求的投资收益率，使资本成本下降。如果预期通货膨胀水平上升，货币购买力下降，投资者也会提出更高的收益率来补偿预期的投资损失，导致企业资本成本上升。　　2）证券市场条件。证券市场条件影响证券投资的风险。证券市场条件包括证券的市场流动难易程度和价格波动程度。如果某种证券的市场流动性好，投资者想买进或卖出证券相对困难，变现风险加大，要求的收益率就会提高；或者虽然存在对某证券的需求，但其价格波动较大，投资的风险大，要求的收益率也会提高。　　3）企业内部的经营和融资状况。企业内部的经营和融资状况指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大小，经营风险是企业投资决策的结果，表现在资产收益率的变动上；财务风险是企业筹资决策的结果，表现在普通股收益率的变动上，如果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大，投资者便会有较高的收益率要求。　　4）融资规模。企业的融资规模大，资本成本较高。比如，企业发行的证券金额很大，资金筹集费和资金占用费都会上升，而且证券发行规模的增大还会降低其发行价格，由此也会增加企业的资本成本。　　三 、西方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的模式　　1、两大准则。股东价值最大化是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目标，而融资决策与资本结构管理是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和股东价值的重要一环。西方公司财务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融资决策与资本结构管理受公司治理、产品市场竞争环境、税法以及金融市场有效性等因素影响。从企业角度看，尽管企业所属行业的竞争环境和业务战略不同，在融资决策方面普遍有两大准则，即维持不低于BBB级的良好资信等级（而不是会计帐面资产负债比例），以及降低融资成本。维护良好的资信等级、保持财务灵活性旨在降低财务危机风险，同时有助于保持持续融资能力，要求公司保持负债方的现金流出期限结构同预期现金流入风险相匹配。从金融创新角度看，企业融资工具层出不穷；从投资者权益保护和税法角度看，则只有债务和股权两种类型。债务利息在税前列支，在会计帐面盈利的条件下，可以减少纳税，增加股东利益。但债务资本缺乏财务灵活性，因为其还本付息的现金流出期限结构要求及法律责任明确，而且债权人为债权安全起见，在债务合约中往往对企业投融资和经营活动设置明确的限制如高风险投资，而这类投资恰是增加股东价值的必要条件。　　2、按需定制。西方企业首先根据持续投资和增长要求选择融资类型。一般地，高科技企业的经营现金流远远不能满足投资需求，扩张性投资则通常来源于外部股权融资，而资产负债率，特别是长期债务比例和现金红利支付率一直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甚至多年无长期债务，并且不支付现金红利。但其股票市值和投资者资本收益持续攀升，即呈现高增长、高增值，低负债率、低红利支付率并存的景象（微软）。高成长企业一旦成功，投资收益率往往大大超过融资成本。此类公司融资决策和资本结构管理首先不是降低成本，而是与企业现金流入风险匹配，降低财务风险。例如，1998年，微软资本收益为52.9％，资本成本只有14.2％；英特尔资本收益为42.7％，成本为15.1％。英特尔1965年创立，1992年以前一直不支付现金红利。这种类型的企业如果依赖债务，容易因经营现金流收入下降而引起财务支付危机。　　对于现金流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较高、持续期限较长的企业，在长期缺乏有利投资机会的情形下，则以长期债务替换股权，提高长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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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時代_35
很快就使戈巴卓夫的訪華黯然失色，不再是媒體關注的焦點。外國記者們很難不被學生的理想和熱情所打動，而學生也遠比以往的中國人更加大膽敢言。在國際社會的關注下，他們愈加相信解放軍不會對他們動武。有些學生意識到這是向世界展示的機會，便派會講英語的示威者站在遊行隊伍的周邊，向全世界講述他們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和消除高層腐敗的必要性。一些連續報道此事的外國記者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他們說，大多數學生其實對民主自由瞭解很少，對如何實現這些目標也沒有多少想法。[20-52]在戈巴卓夫訪華期間，廣場上的學生數量日見增長。5 月 18 日儘管下雨，據國家安全部估計廣場上大約仍有 120萬人。[20-53]
抗議活動也擴散到了其他大城市，另有大約 20 萬學生從外地湧入北京，路途遙遠的甚至要坐數天火車。有些學生認為自己是為正義而來，因此像文革期間的紅衛兵那樣要求免費乘車。原定於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戈巴卓夫記者招待會，由於車隊無法通過廣場，最後一刻改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20-54]但是大批記者並沒有去記者招待會，而是仍然留在天安門廣場。戈巴卓夫的到訪不僅標誌著中蘇關係的轉折點，也是學生運動的轉折點。在此之前，鄧小平希望學生能夠聽從向他們發出的愛國主義呼籲，在戈巴卓夫抵京前離開天安門廣場。對鄧小平來說，按中國的條件結束中蘇分裂是一件大事，絕不能放棄把天安門廣場作為舉行歡迎儀式的地點。可是學生卻不願讓步。當時鄧小平不想派軍隊進來，讓可能導致的衝突破壞戈巴卓夫的訪華。但是，當學生們在戈巴卓夫訪問期間固執地不離開天安門廣場時，鄧小平認為他們做得太過分了。他準備動用軍隊。[20-1]來自高層人士的兩個文獻是：Zhao Ziyang,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Schuster, 2009)，這是根據他軟禁期間的錄音翻譯的文獻；以及李鵬這個時期的日記：《李鵬六四日記》，可在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查閱。關於 1989 年春天北京示威運動最有用的文獻是：Michel
Oksenberg,
Beijing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Basic Documents (Armonk, N.Y.: M. E. Sharpe,1990)，尤其是 Melanie Manion, "Introduction: Reluctant Duelists," pp. xiii- Suzanne Ogdenet al., eds.,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The Student and the Mass Movement of 1989(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Minzhu Han, ed.,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Speeches
(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0); Orville Schell, Mandate of Heaven: A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Dissidents, Bohemians, and Technocrats Lays Claim to China's Future (New York: Simon andSchuster, 1994); Binyan Liu, with Ming Ruan and Gang Xu, Tell the World: What Happened inChina
People'sMovement:
Perspectives
RichardGordon and Carma Hinton (San Francisco: NAATA/CrossCurrent Media, 1996); Mike Chinoy,China Live: Two Decades in the Heart of the Dragon (Atlanta: Turner Publishing, 1997); TangTsou, "The Tiananmen Tragedy," in Brantly Womack,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Richard Baum, Burying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PeterTurnley, Beijing Spring (New York: Stewart, Tabori & Chang, 1989), pp. 44-172. Jonathan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M. E. Sharpe, 1991);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JamesLilley,
Adventure,
Espionage,
and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p. 297-392. (李潔明於 1989 年 5 月 2 日到中國擔任美國大使，一直待到 1991 年 5 月。)對現有文獻的仔細分析見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Institution
美國政府的《天安門文件》中包括現藏於國家安全局的政府解密文件，帶有導讀，收入 Michael L. Evans, ed., "The U.S. 'Tiananmen Papers': New Documents Reveal U.S.Perceptions of 1989 Chinese Political Crisis,"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Book,
u/~nsarchiv/NSAEBB/NSAEBB47/,
訪 問 日 期March 16, 2010. Tony Saich 和 Nancy Hearst 所編 1989 年 6 月 4 日之後一年的文獻目錄見 Saich,The
pp.190-196.
最全面的文獻集，包括一個大事年表，是
LiangZhang, comp., and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New York:PublicAffairs, 2001) .
這些文件由中國的改革派收集並送給編者用來在西方出版。有些文件肯定是真的，但還有一些文件，尤其是記錄八老開會和電話交談的文件，其真實性受到質疑。據鄧小平的女兒鄧榕說，她父親在討論人事問題時，是與每個人單獨交換意見，而不是像這些文件中描述那樣與很多人一起商量。中文版張良編：《中國六四真相》（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比英文版更完整。中文版頁988 用「韓國」一詞指南朝鮮，但這個說法只在 1992 年中國與南韓關係正常化後才在大陸使用，過去都是用「南朝鮮」一詞。由於臺灣和香港在 1989 年使用「韓國」一詞，這至少給一部分文件的真實性帶來疑問。事實上，無論在李鵬和趙紫陽他們對高層政治的可靠紀錄中，還是官方的年鑒文獻中，都沒有提到八老會議，這使人懷疑是否真正有過這樣的會，但也有可能這些會議的機密文件尚未被外界所知，或者李鵬和趙紫陽也不知情。Alfred L. Chan 與 Andrew Nathan 進行交流時也對其可靠性表示懷疑，見
AlfredL. Chan and Andrew J. Nathan, "The Tiananmen Papers Revisited," The China Quarterly, no.177 (March 2004): 190-214. Nathan 和 Link 在編輯和校對譯文上做了十分細緻的工作，由於這是一本方便的總集，因此我利用了這本書中的很多文件，但不包括其中的八老會議紀錄和電話紀錄，因為材料不完全可靠。[20-2]TP, p. 21.[20-3]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第466-467 頁。[20-4]李銳：〈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張黎群等編：《懷念耀邦》（四集）（香港：一、二集，凌天出版社，1999；三、四集，亞太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1），第四集，頁 277-278。[20-5]對這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深入討論見 Perry Link（林培瑞）, Evening Chats in Beijing: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 (New York: Norton, 1992).
林培瑞有極為出色的漢語水平，在 1988年和 1989 年一直住在北京，他與中國知識分子的交往沒有哪個外國人能與他相比。一本討論當時一般老百姓看法的出色文集見 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Unofficial China: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9).
美國駐華大使洛德（Winston
Lord）的妻子包柏漪也與許多鼓吹民主的知識分子有來往。在 2009 年 1 月為中美關係正常化 30
周年舉辦的慶祝會上，洛德大使對我說，學生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包括中國媒體的人員，因此對這個政權會作出一些改變允許更多民主很難不抱有一定希望。林培瑞在回顧往事時說，他們當時低估了最高領導人進行鎮壓的決心。[20-6]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第 2 卷，頁 348。[20-7]Ogden et al.,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57-59, 87-88.[20-8]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4), p. 78.[20-9]《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4 月 18 日。[20-10]《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4 月 18 日、19 日、20 日。[20-11]Liu, Ruan, and Xu, Tell the World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Why, p. 9.[20-12]2006 年 11 月對姚監復的採訪；Ogden et al.,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95-96 and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Beijing Spring, 1989, pp. 27-28,
都是根據不知道全國人大委員與請願者見過面的學生的說法。另見 Baum, Burying Mao, pp.248-249; Saich, The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p.165-166.[20-13]據 1993 年 12 月 16 日與趙紫陽交談過的楊繼繩的說法。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卓越文化出版公司，2004），摘要譯文見 Qiren Mei, ed., "Three Interviews with ZhaoZiyang,"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38, no. 3 (May-June 2005).
另見與趙紫陽有密切工作關係的孫長江的文章：〈趙紫陽口述與胡耀邦關係〉，載《動向》，2006 年第 5 期，頁 28-32。另見 Zhao,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6-7.[20-14]TP, p. 55;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 xvi.關於廣場上不同時間的人數沒有官方紀錄，對人群規模的估計以及當天事件發生的確切時間和聯合會所代表的學校數量也有差异。我所採用的人群的估計數是與幾位目擊者的共識最為接近的數字。[20-15]《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4 月 23 日。[20-16]《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4 月 23 日。[20-17]《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4 月 24 日。[20-18]《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4 月 25 日。TP, pp. 78-79; Larry M. Worzel, "Review:Quelling the Peopl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January 1994), p. 125;Timothy
Suppression
DemocracyMove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WuDunn, China Wakes, p. 79.[20-19]1989 年 4 月 26 日《人民日報》社論；Domestic Radio 0930 GMT, FBIS, April 25, pp.23-24.[20-20]TP, pp. 76, 80-81.[20-21]Saich,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 167; Long Bow Group, The Gate ofHeavenly Peace.[20-22]TP, pp. 95-96.[20-23]TP, pp. 86-95.[20-24]1989 年 6 月採訪劉賓雁。[20-25]《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4 月 23 日。[20-26]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5-9.[20-27]TP, pp. 74.[20-28]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8-14.[20-29]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100, 107-108.[20-30]這篇講話收入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p.244-251.[20-31]對外國人講話不要求經過其他領導人圈閱，但考慮到當時的緊張局勢，趙紫陽不徵求別人意見的做法加重了外人覺得他不按政治局常委中其他成員的意願行事的印象。據 TP, p. 108,
趙紫陽其實在5 月 1 日已將講話稿送交政治局常委其他成員。[20-32] 原文見
Oksenberg,
pp.254-256.[20-33]原文見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p. 69-70.[20-34]TP, p. 154.[20-35]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37.[20-36]Ogden et al,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215-217。[20-37]關於這份聲明和簽名者，見
Democracy,
相關分析見Tsou, "The Tiananmen Tragedy," pp. 308.[20-38]David
Uprising,"
ed.,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194-195,
footnote 29; TP, p. 176.[20-39]TP, p. 202.[20-40]2006 年 11 月採訪姚監復。[20-41]Lilley, China Hands, p. 301.[20-42]Qian
Diplomacy,
Vogel(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1-31.[20-43]George
Scowcroft,
Transformed
Knopf,1998), pp. 91-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89 年 2 月 26 日，頁 。[20-44]沈志華仔細評估過他們的會談，認為這確實是鄧小平對戈巴卓夫說過的話。官方的會談紀錄稱，鄧小平說最初的辯論包含著「一些空話」。[20-45]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29-31。[20-46]Tsou, "The Tiananmen Tragedy," p. 306.[20-47]TP, p. 173.[20-48]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 261.[20-49]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35-44.[20-50]《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5 月 16 日。[20-51]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48.[20-52]2007 年 8 月與王丹和其他學生運動領袖的交談。[20-53]TP, p. 194.[20-54]TP, pp. 163-175.第 21 章天安門悲劇：1989 年 5 月 17 日-6 月 4 日當鄧小平開始準備調動軍隊的方案和宣佈戒嚴令時，趙紫陽等一些自由派官員也在為避免暴力鎮壓作最後一次絕望的努力。5 月 16 日會見戈巴卓夫之後，趙紫陽在晚上 10 點召開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再次表明了他的看法：除非黨撤銷「四二六社論」，不然不可能使問題得到和平解決。但這只得到胡啟立的支持。在政治局之外，中央顧問委員會的一批自由派的退休幹部棗包括李昌、李銳、于光遠和杜潤生棗也聚在一起，為發表一份把學生運動宣佈為愛國主義的聲明作最後安排。第二天一早，已經沒有退路的趙紫陽給鄧小平辦公室打電話，希望私下面見鄧小平，或許能說服鄧不動用軍隊。趙紫陽被告知可以下午來。但他去了之後才知道，他將不是與鄧小平單獨見面，其他政治局常委也都會在場。鄧小平顯然不想接受他的意見。[21-1]戒嚴令和趙紫陽離職：5 月 17-20 日在戈巴卓夫到達北京之前，鄧小平已經在考慮如果學生不撤離廣場的應急方案。4 月 25 日，鄧小平決定發表警告學生的社論的當天，就下令解放軍進入戰備狀態。5
月初就取消了一切軍人請假外出的許可。[21-2]後來，當戈巴卓夫訪問結束、外國媒體的最重要人員也都離開後，鄧小平準備採取行動。5 月 17 日下午 4 點，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和他在中央軍委的聯絡人楊尚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與會者都可以表達自己的看法。趙紫陽解釋說，局勢很嚴峻，每天仍然有 30 萬到 40 萬人在示威。他認為除非撤銷嚴厲的「四二六社論」，學生們不會自願離開廣場。[21-3]聽過其他人的意見後，鄧小平說，解決全國的問題，必須先從北京開始，因為首都的任何騷亂都會影響全國。他們必須立場堅定。例如匈牙利，國家領導人的讓步只會導致更多要求。假如中國領導人也作出讓步，中國就完了。鄧小平又說，上海的江澤民採取強硬的自上而下的措施查封了不聽指示的《世界經濟導報》（這對平息那裏的學生示威很有幫助），成功恢復了秩序。鄧小平相信，現在需要的就是這樣的鐵腕措施。但是鄧小平認為，現在北京的警察已不足以恢復秩序，需要動用軍隊。軍隊的調動要快速果斷，在行動之前部署軍隊的計劃要暫時保密。[21-4]當會上有人表示擔心，外國人可能對動用武力作出負面反應時，鄧小平回答說，行動要迅速，「西方人會忘記這件事的」。[21-5]李鵬和姚依林馬上表示支持鄧小平的意見，儘管胡啟立也表達了一些顧慮，但只有趙紫陽明確反對。趙紫陽發言時，有人提醒他少數要服從多數。趙紫陽回答說，作為黨員他接受，但他仍要保留個人意見。[21-6]趙紫陽意識到，作為總書記，將要由他來宣佈實施戒嚴並監督它的執行。他擔心這種動用軍隊棗即使是不帶武器的軍隊棗的決定只會給衝突火上澆油。會議一結束，趙紫陽就請他的助手鮑彤為他準備一份辭職信。趙紫陽知道，他無法強迫自己執行戒嚴令，而這一決定意味著他政治生涯的結束，但是他也堅信自己的決定將使他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在與家人吃晚飯時，他告訴妻子梁伯琪和女兒王雁南他打算辭職，他的決定可能使全家人受連累。之後家人打電話告訴了趙紫陽在澳門和海南的兒子，他們都理解並接受父親的決定。[21-7]當天晚上趙紫陽尷尬地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會，在沒有鄧小平在場的情況下研究如何貫徹鄧小平實行戒嚴的決定。趙紫陽在會上宣佈，他不能執行戒嚴決定。他清楚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經結束，他說，告別的時候已經到了。次日凌晨 5 點，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表達了他對學生的關切。在負責監視他的李鵬的陪同下，趙紫陽拿著手提擴音器說：「我們來得太晚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全世界的人都在電視上看到了趙紫陽聲音顫抖、眼含淚水的情景。他說，他也年輕過，也參加過遊行，並不想後果會怎樣。但他勸說學生放棄絕食，愛惜身體，以便積極參加四化建設。[21-8]有些聽眾把趙紫陽的講話解釋為警告，表明他已不能再保護學生。這是趙紫陽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5 月 17 日被迫決裂之後，趙紫陽對計劃戒嚴的會議不再知情，他也拒絕向公眾宣佈實行戒嚴。5 月 19 日趙紫陽致信鄧小平，再次試圖勸說他軟化「四二六社論」的立場，儘管此時他已經知道幾乎沒有成功的機會。他一直沒有收到回音。當楊尚昆最先得知趙紫陽要遞交辭職信時，他勸趙紫陽將其收回，以免向公眾暴露領導層內部已經公開分裂棗儘管對趙在廣場上出現很不滿的鄧小平覺得這種分裂已經顯而易見。趙紫陽拒絕主持宣佈戒嚴的會議，但他確實同意收回辭職信。儘管沒有辭職，但他以身體勞累為由，請了三天病假。[21-9]正是在這三天內實行了戒嚴。5 月 28 日趙紫陽又給鄧小平寫信，試圖就他對戈巴卓夫說的那些令鄧小平氣憤的話作出解釋。同一天他被軟禁在家中。他的助手鮑彤被捕並被送入關押高級囚犯的秦城監獄。雖然鄧小平又活了八年，但他從未回覆過趙紫陽的信，他們也再沒有見過面。從 5 月 24 日到 26 日，北京的黨中央把各省的黨委書記和省長以及港澳負責人叫到北京，向他們解釋了實施戒嚴的理由，以期得到支持。[21-10]
而正式處理趙紫陽的程序是在 6 月 4 日以後才開始的。趙紫陽瞭解胡耀邦在 1987 年承認錯誤的後果，因此他拒絕認錯，他說，他沒有做錯任何事。在軟禁期間，他享有舒適的生活條件，但直到 2005 年去世，能去拜訪他的人一直被嚴格限制，他本人出門時也受到嚴密監控。[21-11]5 月 17 日鄧小平與政治局常委見面後，戒嚴計劃迅速開始實施。第二天上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楊尚昆宣佈了實行戒嚴的決定。當天下午中央軍委又召開工作會議，最終確定了實施戒嚴的細節：戈巴卓夫將在 5 月 19 日上午離開北京，當晚將有五萬軍人快速行動，於 5 月 20 日星期六早晨到達天安門廣場。[21-12]
19 日晚 10 點，李鵬在一個有大批高層黨政軍幹部參加的大會上講話，把調動軍隊的情況對他們作了說明。次日上午 9 時半李鵬宣佈戒嚴將從 10 點開始。[21-13]楊尚昆指示軍隊的指揮官說，士兵即使受到挑釁也不要開槍。大多數士兵甚至沒有攜帶武器。戒嚴失敗：5 月 19-22 日鄧小平和軍隊領導人堅信軍隊很快就能到達目的地，不會發生任何意外，因此甚至沒有告知士兵假如遇到抵抗該怎麼辦，也沒有為他們提供路線圖，以便在道路被封堵時可以選擇其他路線。同時，學生們在 5 月 19 日下午獲悉運送軍人的坦克、卡車和裝甲車正在進入京郊。廣場上的學生預計軍隊將在黎明前到達，他們的心情既緊張又害怕。一些北京的學生回到了校園，但是有更多激進的學生，以及從外地來的學生（鐵道部的報告說，從 5 月 16 日下午 6 時到 19日上午 8 時，共有 56,000 名學生乘坐火車抵達北京）仍堅持留在廣場上等待最壞的情況發生。[21-14]不論廣場上的學生還是高層領導，都沒有預料到接下來的一幕：大批北京市民蜂擁走上街頭，徹底堵住了從東南西北各個方向進城的五萬名軍人，六條主要道路和其他幾條小路概莫能外。李鵬在 5 月 20 日的日記中簡單地寫道：「我們沒預料到會有大的抵抗。」他又記述道，各處的部隊全被擋住。有些軍人試圖通過地鐵進入天安門廣場，但地鐵入口也被封死。有些部隊想利用郊區的鐵路線，但市民躺在了鐵軌上。有一支 2,000 人的部隊從外地乘火車到達火車站，一下車就被團團圍住動彈不得。[21-15]當時還沒有行動電話，人們用普通電話聯絡熟人，而有對講機的人守候在主要的十字路口，看到軍隊到來便發出警報，使人們能夠一擁而上將他們堵住。人們組成摩托車隊及時傳遞軍隊進城的消息。有些官員指責趙紫陽的助手鮑彤向示威學生透露了部隊前進的路線和目的地。然而，即使鮑彤是個再傑出的組織者，他也無法通報或組織街頭上洶湧的人潮。那天夜裏皓月當空，照亮了北京城。外國記者看到人群從四面八方湧上街頭，人數有幾十萬之眾。據記者報道，整個城市都加入了示威，形成北京城裏史無前例的景觀。不僅學生得到普遍的同情，而且大多數人都反對戒嚴。[21-16]第二天凌晨 4 點半，被學生控制的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喇叭興高采烈地宣佈，各個方向的部隊都已被堵住，無法到達廣場。廣場上的示威者歡呼雀躍。進城的士兵大多是農村青年，與城市大學生相比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遠不如他們見多識廣，對自己遇到的事情毫無準備。外國記者報道說，他們中間有很多人顯得手足無措。他們被告知不要對辱駡作出回應，不能造成流血。他們遵守了命令。士兵幾乎都沒有攜帶武器。學生們很快就組織起來，同被堵住的卡車上的士兵交談，試圖讓他們相信學生們在從事正義的事業棗他們要爭取更多的自由，結束腐敗。有印刷機可用的圍觀者很快印出了反對戒嚴的宣傳頁到處散發。有些士兵既不瞭解情況又準備不足，顯得有些同情學生們的訴求。[21-17]李鵬在 5 月 22 日的日記中承認，軍隊在 50 個小時裏無法移動。他還說，鄧小平擔心有可能「軍心不穩」。對於鄧來說，這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有這麼多青年人反對他們，軍隊還能維持秩序嗎？士兵是否會受到學生的影響，失去遵守紀律的決心？有些士兵看上去又累又餓。[21-18]5 月 22 日星期一早上 7 點，部隊接到了撤退的命令。然而開始撤離時卻發生了混亂。有些市民認為軍隊只是想換一條路線進入市中心，因此繼續阻止他們移動。不過到 5 月 24 日，部隊都已撤到市郊駐紮下來。戒嚴令並沒有被正式取消，但是隨著部隊的離去，示威群眾開始慶賀勝利。[21-19]
自 1949 年以來，甚至在文革期間，在北京也從來沒有這麼多人自發地示威反對黨的領導。鄧小平現在面對的是一場毛澤東有可能引以為傲的群眾運動，如果運動的矛頭不是指向他自己的共產黨的話。準備武力鎮壓：5 月 22 日-6 月 3 日5 月 20 日一過，鄧小平讓軍隊暫時撤退的同時，立刻指示楊尚昆準備坦克、裝甲運兵車、卡車和足夠的武裝部隊，以便克服一切抵抗。這時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已十分擔心軍隊和高層在面對市民反抗時能否保持堅定的立場。5 月 20日，八位在實施戒嚴時未被徵求意見的退休將軍交給鄧小平一份反對使用武力的聲明。鄧小平和楊尚昆派了兩名最高層的軍事領導人逐一拜訪這些將軍，向他們解釋實施戒嚴的原因。[21-20]在此後幾天，李鵬努力爭取全國高層幹部的支持。在 5 月 20 日以後幾天的李鵬日記中，滿是與全國各地領導人進行電話交談的紀錄。他在電話中解釋發生的事情，希望能得到他們的贊成，並記下他們對北京領導層的決定表示擁護的聲明。[21-21]
據李鵬的紀錄，到 5 月 21 日時已有 22 位省級領導表示支持戒嚴。鄧小平則一直忙於和其他高級領導人協商，以確保得到他們的支持。陳雲在這場危機中也支持鄧小平，他說，堅定立場絕不後退，這一點很重要。[21-22]鄧小平也會見了李先念、彭真等老幹部，以確保上層不發生分裂。5 月中旬萬里正在北美訪問。由於擔心他可能支持趙紫陽，中央領導人通知他不要直接回北京，而是先去上海。5 月 26 日凌晨 3 點萬里到達上海機場，迎接他的是江澤民和丁關根。丁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他向萬里通報了形勢。第二天丁關根根據北京的指示，向萬里作了更全面的彙報。江澤民交給了萬里一些北京準備好的文件，解釋為何要讓趙紫陽下台。[21-23]雖然萬里在北美時說過一些贊成民主的話，但是回到上海後，這位一貫忠誠的中共黨員表示支持鄧小平的政策。[21-24]然後他才獲准回到北京。籌備新的領導班子甚至 5 月 20 日實行戒嚴之前，鄧小平已經忙於考慮新的領導班子，準備在恢復秩序後立刻向社會公佈。在宣佈免去趙紫陽職務之前，鄧小平先花時間重申了 1987 年召開的十三大的決定，因為他要向群眾表明趙紫陽所執行的政策仍會繼續：不但要繼續開放市場，而且要進一步擴大。外國公司正在進行的項目，甚至引起很大爭議的海南洋浦項目（由日本商社熊谷組牽頭），都要繼續。他另外還宣佈，將要花大力氣解決官場腐敗問題。[21-25]為了重新贏得民眾支持，鄧小平需要與天安門鎮壓無關的新領導人，並在軍隊佔領天安門後向社會公佈。實行戒嚴的前一天即 5 月 19 日，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就已選定江澤民做總書記，他們打算在四中全會後立刻宣佈對他的任命。[21-26]
鄧小平表揚了江澤民的果斷行動：他以巧妙的方式關閉了《世界經濟導報》而沒有引起過激反應。江澤民從 1983年到 1985 年當過電子工業部部長，曾在 1985 年向鄧小平彙報工作。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冬季去上海度假時，江澤民作為市委書記接待他們，所以他們對江都很瞭解。他已經作為較年輕的政治局委員工作了三年，因此熟悉中央的事務。此外，他立場堅定，致力於改革，瞭解科技，有處理外交事務的經驗，這些都是鄧小平認為領導國家所需的重要品質。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還在考慮新的政治局常委成員。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也是一位能幹的改革派領導人，他將進入政治局常委分管宣傳，取代與趙紫陽走得太近的胡啟立。宋平既有經驗，人緣也好，善於處理困難的組織問題，根據陳雲的建議將進入政治局。李鵬已經證明自己能夠堅定貫徹鄧小平的意願，將繼續擔任總理，姚依林仍擔任副總理。新的任命將立即宣佈，並在下一次中央全會上正式確認。[21-27]趙紫陽將離開政治局。鄧小平沒有指責趙紫陽鬧派性，但是他說，趙紫陽和胡耀邦一樣，都只與一個小圈子的人共事。[21-28]決定了新的領導班子後，鄧小平與政治局常委兩個留任的人棗李鵬和姚依林棗見了面。如果說他們對把總書記這一最高職位讓給別人感到不滿，這也屬於人之常情，因此鄧小平耐心地向他們解釋說，為了維持國家的秩序，需要新的面孔。他還鼓勵他們採取切實措施打擊腐敗，向群眾表明黨的領導人在嚴肅對待這個問題。鄧小平說，江澤民等新領導人上台後的頭幾個月，需要採取一些大力的行動來證明他們致力於改革的決心。鄧小平認為江澤民不應該帶著他在上海的班子來任職，相反，他要求大家團結在江澤民周圍，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集體。[21-29]新的領導班子一到位，鄧小平就會宣佈他徹底退休的打算。即使沒有任何頭銜，鄧仍具備一定的影響力；但江不同，他缺少革命領袖的個人威望，需要授予正式頭銜以提供領導國家的權威。江澤民並不知曉這些有關他的未來角色的高層討論。5 月 31 日李鵬打電話通知江澤民立刻飛到北京，但沒有解釋理由。江澤民抵京後，李鵬對他說鄧小平要見他。第二天鄧小平便通知他已被正式指定為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在北京私下拜見了另外兩位元老陳雲和李先念，並立刻開始為自己的新工作作準備。江澤民的背景使他有足夠的資格成為下一代領導人的人選。他生於 1926 年，經考試入讀揚州中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後者是中國當時最好的工程類高校之一，這說明他有很高的智力。他在上學期間學過一些英語和俄語，作為交流生在蘇聯生活過兩年。他還學過一點羅馬尼亞語。江澤民 13 歲那年父親去世，他的叔叔棗一個中共的革命烈士棗成了他養父，這一變化使江澤民本人有了革命背景。他於 1949 年之前加入中共地下黨。1980 年後在谷牧手下擔任外國投資領導小組的書記，獲得了改革開放方面的經驗。他又在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中國最大的工廠之一）當了六年黨委書記，在重工業領域有了堅實的基礎。他於 1985 年擔任上海市長，次年成為市委書記，1987 年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最高領導層在選拔接班人時偏愛出身中共革命者的家庭、特別是烈士家庭的人，因為他們在緊要關頭能夠靠得住，絕對忠實於黨。鄧小平需要完全忠誠於改革並理解改革的人，而江澤民正是這樣的人。鄧所需要的人也必須能果斷嫻熟地處理危機，江澤民則在處理學生示威和查封《世界經濟導報》時表現出了這種素質。鄧小平所尋找的人還必須能與各種人搞好關係，而江澤民在上海和北京都證明了他能夠同其他幹部和睦相處。在開朗的外表背後，江澤民其實是個聰明成熟的政治人才。雖然他沒有在北京黨的權力結構內部工作過，但他利用在政治局的三年熟悉了黨的領導人和中央事務，並被公認為能有效處理政治問題的人才。[21-30]強硬派學生的堅持：5 月 20 日-6 月 2 日5 月 20 日軍隊在北京實行戒嚴失敗後，有越來越多的人蜂擁回到了廣場，群眾的支持和對實行戒嚴的憤怒使他們士氣高昂。雖然有些學生因疲倦或害怕回到了校園，但不斷湧入的外省學生填補了他們的位置。5 月 29 日晚，面對著天安門上毛澤東的畫像，豎起了一尊巨大的仿照美國自由女神製作的「民主女神」石膏像。學生們還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儀式，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21-31]這個塑像是由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在三天內倉促完成，分拆後用腳踏三輪車運到廣場的。本來打算作為中國民主事業的永久紀念物，但在 6 月 4 日清場後被搗毀。同時，運動的進程也開始發生變化。據鐵路官員估計，在這段時間有大約 40 萬學生乘火車到達或離開北京，但到 5 月 30 日離京的人要多於到達的人。[21-32]
很多示威者擔心受到懲罰，希望通過談判軟化當局立場。到 5 月底時，學生領袖就像他們所反對的宣傳部一樣，開始限制記者接觸普通示威者，以便對群眾所能得到的消息進行控制。但是消息很難控制，因為學生本身就不團結；那些脫穎而出的學生領袖作為大膽的演說家可以做到一呼百應，卻不是能夠制定長遠的統一計劃的戰略家。學生們無法就行動達成一致。為了取得最低限度的團結，仍留在廣場的學生接受了如下誓言：「我願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誠，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首都北京，保衛共和國。」[21-33]鎮壓：6 月 3-4 日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在決定向天安門派出武裝部隊時有任何遲疑。6 月 3 日凌晨 2 點 50 分，他命令遲浩田「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當時在北京的西方學者、很有眼光的墨寧（Melanie Manion）解釋了鄧小平的理由：「即使為了控制騷亂而在 6 月 3 日清空街道，也極有可能無法結束抗議運動??抗議者只會暫時撤退，然後又會積累起更大的力量??6 月 4 日動用武力，確實立刻一勞永逸地結束了這場運動。」[21-34]據鄧小平的家人說，不管鄧小平受到多少批評，他從未懷疑自己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21-35]很多觀察者看到五月底廣場上的人越來越少，認為不使用暴力清空廣場也是可能的。但鄧小平不僅擔心廣場上的學生，而且擔心國家權威的普遍弱化，他斷定為了恢復政府的權威，必須採取強硬行動。[21-36]此時距蘇聯瓦解還有兩年，但是鄧小平在 1989 年就堅信，蘇聯和東歐領導人沒有為維護黨和國家的權力作出足夠的努力。在波蘭，1989 年 4 月 4 日的圓桌會議使團結工會取得了政治控制權，將總統一職改為由選舉方式產生，隨後便是共產黨的解散。巧合的是，波蘭定於 6 月 4 日舉行大選，而中國軍隊則在這一天佔領天安門廣場。曾在蘇聯留學的江澤民後來讚揚鄧小平行動果斷，使中國沒有像蘇聯那樣分崩離析。[21-37]總數大約 15 萬人的部隊已經在京郊集結待命。[21-38]
他們大多數是乘火車來的，但也有一些士兵是在 6 月 1 日乘十架飛機從更遙遠的成都和廣州抵達北京。為了預防需要更多的軍隊，廣州機場從 5 月 31 日開始有六天沒有售票。軍隊來自七大軍區中的五個，不過所有軍區司令員都表示贊成動用軍隊控制廣場，因此並不存在某軍區事後反對鎮壓學生的風險。無論結果好壞，他們都在一條船上。在鎮壓過程中，軍隊的謀略家為了不使道路被封堵，早在 5 月 26 日就派出小隊士兵滲透到北京市內。保密是關鍵。有些部隊乘坐的是沒有標記的卡車，武器也被藏了起來。有些部隊為避免受到注意，穿著便裝步行或騎自行車三五成群地進城。有些士兵守在交通要道附近，戴著墨鏡，穿得像是地痞流氓。還有些人被允許穿著軍裝，但扮成外出進行常規跑步訓練的樣子。[21-39]
幾天內，他們不斷以小規模分頭進城，但在 6 月 2 日即星期五，進城士兵的數量增加了。尤其是一大批士兵逐漸集結到了天安門廣場以西約四英哩的軍事博物館，這裏將成為部隊和裝備的重要集結地之一。很多受過特別良好訓練的部隊也開始通過地下通道到達天安門廣場旁邊的人民大會堂內，他們將以訓練有素的方式幫助天安門清場。還有一些穿便裝的士兵被佈置在全市一些重要地點，負責提供有關道路封鎖狀況和示威者動態的情報。5 月 19 日軍隊第一次試圖實施戒嚴時是在夜間行動，他們錯誤地以為人們都在睡覺，沒有想到北京市民會借著月光湧上街頭。軍隊領導人第二次採取行動時選擇了 6 月 3 日夜間，按陰曆這應該是最黑的一個夜晚。這個日子還有一個好處，因為 6 月 4 日是星期日，如果秩序能在這一天得以恢復，那麼混亂就基本上被控制在週末而不是平常的工作日。鄧小平在 6 月 3 日承認，即使天安門廣場和整個北京的秩序大體得到恢復，也需要幾個月甚至數年時間才能改變人們的想法。他並不著急，並且覺得沒有必要譴責那些參加絕食、示威或請願的人。他命令軍隊只把違法者和試圖顛覆國家的人作為目標。他告訴他們，鎮壓的理由是，為了繼續改革開放，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中國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在解釋動用軍隊的理由時，鄧小平承認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但是他也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說，如果讓示威和貼大字報的現象繼續下去，就沒有精力把事情做好。他說，黨的領導人要解釋恢復秩序的決定，說服各級幹部，讓他們相信對抗議者採取行動是正確的。[21-40]在 6 月 3 日之前的幾天裏，學生開始覺察到軍隊調動的一些跡象，但是他們不清楚已經有多少士兵滲透進市中心。此外，大多數學生無法想像他們的抗議會導致開槍。在 6 月 3 日之前，學生有幾次投票表決是否繼續佔領廣場。大多數人都投票贊成留下，因為主張離開的人已經用腳投了票。但是在 6 月 4 日前的幾天裏，一些學生領袖害怕受到懲罰，試圖與政府談判。他們說，離開廣場的條件是保證他們不受懲罰，並且學生組織得到正式承認。[21-41]但他們沒有獲得這樣的保證。6 月 2 日夜裏，街頭傳出了一些部隊正在開進北京的傳言。示威者及其支持者到處傳話，結果，軍隊試圖進城時有很多部隊車輛遭到堵截、推翻甚至燒毀。同時，政府官員則要求繼續推進。6 月 3 日下午喬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清場的最後方案。楊尚昆把方案交給了鄧小平，立刻得到批准。[21-42]
領導人在 6 月 2 日估計會遇到示威者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是他們低估了對抗的強度。據陳希同說，人們「圍困並毆打解放軍。??還有暴徒搶奪槍支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中央機關和一些重要部門遭到衝擊」。抵抗的規模和決心讓李鵬十分焦躁，他第一次使用了「反革命暴亂」的說法，這意味著要像對待敵人那樣對付抵抗者。他說：「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去鎮壓首都這場反革命暴亂。我們對付這一小撮暴亂分子不可手軟。授權解放軍戒嚴部隊、武警、公安必要時運用任何方法去對付阻撓這項任務的人。」[21-43]6 月 3 日各集團軍司令也在北京軍區司令部開會，研究了進攻計劃的細節：將用機動車把士兵分三批運進北京，每一批部隊都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同時行動。第一批將在下午 5 點到 6 點半之間從三環和四環出發，第二批在 7 點到 8點之間出發，第三批在 9 點到 10 點半之間出發。早到的卡車上有些並不會配備武器，但前三批軍隊之後將有兩批武裝軍人趕到：一批將在 10 點半出發，另一批午夜後出發。[21-44]士兵要在黎明前清空廣場。行動按計劃進行。6 月 3 日下午 6 點半，廣播和電視發佈了緊急通告，為了保護生命安全，工人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中央電視台不停地播放這條通告，廣場上的大喇叭也同樣廣播。[21-45]但是通告沒有具體說明部隊就要進城。由於政府已多次發出其他警告，很多人並沒有足夠重視「保護你們的生命」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