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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偶然看到一篇写北齐史的文章，而后有特意找了些资料，真的是触目惊心。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朝代？即使在古代这几位皇帝的做法也是天理难容啊，居然有这么残暴、淫乱皇室。是不是是因为后世隋唐继承自北周，所以后人刻意丑化了呢？就如第一篇文章里说的，这简直就是小说里的狗血情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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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历代皇帝的惊心触目事
言及南北朝，由于大多史官总是以“本正流清”的南朝为“正朔”，代代相袭，一直对南朝的宋、齐、梁、陈多有详尽的阅读，待笔者抽暇细读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各国历史，发现其中不少让人拍案叫绝、引人入胜的故事，印象特别深的是几代北齐帝王，凶淫荒唐，所作所为很似小说情节。这一大家子人疯疯癫癫，估计是精神病因子遗传，到最后的末帝高纬更是“发扬光大”，惊心触目。
　　北齐帝王姓高，是鲜卑化的汉人出身。开国皇帝高欢（同曹操一样，高欢生前未称帝，创下帝基，死后为儿子高洋谥为“神武皇帝”）少年时代家贫四壁，娶媳妇后才从女方一家的彩礼中得到一匹马，始有资格在边镇军队中当个小队长。高欢一生追随过不少反叛暴虐的人物——杜洛周、葛荣、尔朱荣。尔朱家族灭北魏，高欢背叛尔朱家族，立孝武帝。不久君臣互攻，魏帝西遁，是为西魏。高欢立孝静帝，建立东魏。
　　高欢死后，其长子高澄接任大丞相。由此，开始了高家四兄弟一连串“兄终弟及”的统治。人品方面，除了高欢第六子高演孝友英特以外，高家子弟可以说是一个坏过一个。
　　飞扬跋扈　未篡身死　　
　　——高欢长子高澄　
　　高澄，字子惠，是高欢长子。这小伙子的长相，以今天的审美观念来看可以说是“帅呆了”。长身玉立，脸庞清俊，一双桃花眼滴溜乱转，又是白部鲜卑人的显性遗传（其母娄氏是鲜卑族），肤色白晰如玉，风度翩翩。十二岁时，高欢就为他娶东魏孝静帝的妹妹冯翊长公主，“神情俊爽，便若成人”。
　　高欢虽把持东魏朝政，但朝内勋贵日益横行，欺男霸女，贪污受贿，老头子又善做白脸人，不好下狠手整治这些“老哥们”，便于东魏兴和二年（544）任高澄做大将军，领中书监，摄吏部尚书一职。当时，高澄虽只有二十四岁，做起事来雷厉风行。高欢老友孙腾见大侄子高澄不拜，小白脸立即一沉，马上叱喝左右把这位孙大叔牵出门外，用大刀把子迎头一顿乱揍。司马子如广纳人贿，高澄命属下人把这位司马大叔押入大牢，还来个假杀头，吓得这位爷一晚上头发都白了，真切知道了伍子胥过昭关是怎么回事。对此，高欢也得便宜卖乖，对老战友们说：“儿子浸长，公宜避之”。意思是儿子大了，又是当朝大官，该给他面子一定要给面子，否则我这老脸也不管用。
　　高欢病死，高澄秘不发丧。东魏司徒侯景听闻高欢死讯，在河南造反，高澄命韩轨率众讨伐，安排妥当后，他才驰还晋阳，为父发丧。东魏孝静帝封他一大堆官职：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寻尚书事、大行台等等。
　　高欢生前，对东魏孝静帝礼敬有加。但高澄年青气盛，对自己这位皇帝大舅子根本不放在眼里，任亲信崔季舒为中书侍郎于朝中，实际上是作为他监视孝静帝的耳目。贵为皇帝，孝静帝与高澄在邺东打猎，骑马跑快了些，监卫都督就从后面急呼：“天子您别跑太快，大将军不高兴！”两个人打猎完宴饮，高澄没大没小，把满满一大觞老酒直捅到孝静帝鼻子下：“臣高澄劝陛下饮尽此酒。”孝静帝也急了：“自古无不亡之国，朕这样活着也没什么意思！”高澄也怒，觉得这位皇帝竟敢不给自己面子，破口大骂：“朕！朕！狗屁朕！还敢在我面前充大！”言毕，站起身，让崔季舒“殴帝三拳”。臣下敢给皇帝老拳，还不自己动手，让自己手下人“代劳”，此行此举，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桩来。
　　虽然行为跋扈，高澄确实有真才实干，排兵布阵，打得侯景仓皇而逃。接着，他又亲自带兵，生擒西魏名将王思政。同时，小伙子任贤择良，咸得其才，短时间内得江淮以北土地二十三州。
　　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梁武帝太清三年，549）五月，高澄进封相国、齐王，“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本来，这正是高澄篡位的前期准备，下一步就要“受禅”。不料，天意弄人，小伙子这年九月就被杀身死。
　　高澄死因，史书上记载，是死于一个名叫兰京的厨子之手。兰京是梁朝大将兰钦之子，先前双方交战时被俘入东魏，分配到高澄府中作厨奴。兰钦多次派人携重金要赎回儿子，高澄皆“不许”。兰京怀恨，与六个同在厨房工作的大师傅想趁机刺杀高澄。事发当晚，高澄正与陈元康、崔季舒、杨愔等人在东柏堂密谋受禅之事，兰京举着食盘入见。高澄信手捡块肉放进嘴里，眼望兰京对旁人说：“我昨夜梦见这个奴才用刀砍我……过阵子我就要宰了他！”估计高澄只是随便一说，兰京受惊不小。小伙子回到厨房，弄把快刀置于盘下面，带着几个同伙进入房间。高澄大怒：“我没唤你，怎么敢自己进来！”兰京抽刀，大呼：“我来杀你！”高澄手无寸铁，慌乱间从坐床上掉下来，把脚摔伤，趁机钻入床下。陈元康上前阻挡，立马被捅个透心凉。崔季舒当时躲在厕所，逃过一命。杨愔跑得快，也捡了一命。几个厨子搬去床具，兰京当胸几刀，把这位“美姿容，善言笑”的高家王爷捅死在当地，时年二十九岁。
高澄死所不在自己的王府，当时他住在北城东柏堂，是因为宠爱一个名叫元玉仪的美人。此女是东魏高阳王元斌的庶妹，做过孙腾家伎，不知在哪里为高澄发现，立刻迷恋不已，并封其为“琅琊公主”，“欲其往来无所避忌，所有侍卫，皆出于外”。依此，这高小伙也是因色而死。
　　但上述种种史传，皆是铺陈故事，后世人不少揣测高澄是被其弟高洋派人谋杀，然后编出兰京和几个厨子刺杀的故事。真假与否，大概只有高洋、杨愔、崔季舒三个人知道，别的当事人都已被杀，死无对证了。
　　武功不凡　暴淫绝伦　　
　　——北齐显祖高洋　
　　高洋，高欢第二子，字子进，比高澄小八岁。
　　高澄高洋虽是同父同母兄弟，高洋的样貌与其兄长有天壤之别，“及长，黑色，大颊兑下，鳞身重踝”。史书把这些当作帝王“异征”来写，在现在人眼里，其实就是相貌奇丑的男子：“肤色黝黑，大肉脸蛋子往两边耷拉，一身牛皮癣，踝骨畸形”。但高欢对这个丑儿子很看重，一次，他为了试探诸子智力，每人面前扔一团乱丝线，观察当时还都是青少年的儿子们的反应。余人皆手忙脚乱想把丝理顺，唯独高洋“抽刀斩之”，口里还恶狠狠地说：“乱者须斩！”
　　高澄被害消息传出，“内外震骇”。虽然时年仅二十一岁，高洋神色不变，指挥若定，亲自围捕兰京等人，“自脔斩群贼而漆其头”。袭其兄位，为相国、齐王。
　　高澄一死，东魏孝静帝还暗自高兴，对左右说：“此乃天意，威权当重归于我。”没高兴几个时辰，高洋去晋阳宫入殿面辞，从者一千多人，和高洋一起持剑上殿的就有十多个武士，孝静帝下阶相迎，忽喇喇二百多武士上阶迎前，“皆攘袂扣刃，如对严敌”。高洋自己不说话，让随从人传话，告诉孝静帝说自己要去晋阳，虚拜两下，扭头便出。孝静帝大惊失色，望着高洋背影，沉痛地说：“此人似乎更不相容，吾不知死在何日！”
　　没多久，高洋就在高德政、徐之才、宋景业等人撺掇下自晋阳向邺城出发，准备篡位。当时，不仅高欢的铁哥们儿司马子如、高隆之等人不大愿意高洋这么急着篡位，连他亲妈娄老太太也说：“汝父如龙，汝兄如虎，犹以天位不可妄据，终身北面事人，你以为自己是谁，敢行尧舜之事！”这样一来，高洋还真犹豫，半路回返晋阳，忽忽不乐。徐之才善察人意，进言道：“正为不及父兄，才应早升尊位以定人心！”恰巧，高洋自铸铜像成功（北朝人喜以铸像占卜吉凶），便欣然上马，率军马直奔邺城，登上皇帝之位。由此，东魏灭亡，齐国建立，史称北齐，其时为公元550年五月，改元天保。高洋追尊其父高欢为神武皇帝，其兄高澄为文襄皇帝，尊其母娄氏为皇太后。
　　东魏孝静帝被废为中山王，一年多后就被毒死，并毒死其诸子。
　　建国初期，高洋励精图治。高丽、蠕蠕、库莫奚、南朝萧绎都相继遣使朝贡。“终践大位，留心政务，理刑处繁，终日不倦。以法政下，公道为先”。
　　天保三年（552）春，高洋亲自率军讨伐在代郡一带屡次侵境的库莫奚，“大破之，获杂畜十余万”。天保四年冬，高洋又北巡冀、定、幽、安四州，北讨契丹。“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万余口、杀畜数十万头”。此次征伐，高洋以皇帝之尊，露头袒膊，昼夜不息，骑行一千多里，“惟食肉饮水，壮气弥厉”。到达营州后，年方二十五岁的高洋和当年曹大丞相一样，临碣石，观沧海。年底，乘胜凭锐，高洋又“亲追突厥于朔州，突厥请降”。当时的突厥刚刚灭掉北方强大的游牧帝国柔然，慑于高洋之威，也不得不遣使贡献。天保五年，高洋自出离石道，进讨山胡，“大破之，斩首数万，获杂畜十余万，遂平石楼”。至此，远近山胡种落莫不慑服。同年五月，柔然残部进犯肆州，高洋又从晋阳出发击讨，“大破之”；天保六年夏，高洋又从晋阳出发，讨伐柔然残部。秋天，骁勇的高洋自率五千轻骑，追击柔然于怀朔镇，“躬当矢石，遂大破之”。同年底，高洋发一百八十万役夫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从此，高洋“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
　　以后，高洋“以功业自矜，遂留情沉湎，肆行淫暴”。
　　高洋淫暴之行，《北齐书》记载得不多，《北史》中记录得非常详细，林林总总，骇人心目。
　　开始，高洋只是疯疯癫癫地找乐子，天天跳舞唱歌，高饮狂欢，夜以继日；不久，这位皇上又有“发展”，有时赤身裸体，有时涂脂抹粉，有时散发胡服，有时穿得像个小丑，手中提拎大砍刀，常常醉醺醺在街市坊间游走；慢慢地，高洋在京城又不停出入勋贵大臣之家，看见漂亮女人，不分贵贱高低，不分已婚未婚，立时霸王硬上弓；再往后，高洋又爱裸骑着梅花鹿、白象、骆驼、牛、驴等动物出玩，边游走边唱歌。无论隆冬炎暑，星夜白昼，高洋雨雪不避，又爱光着屁股在街上跑步，“从者不堪，帝（高洋）居之自若”。
　　高洋还有观淫癖，征集坊间淫女大批，弄入宫中后，大家脱光光，命令侍从众宫和卫士与这些女人群交，朝夕临视为乐。有时候，高洋又骑高头快马，边跑边沿街抛洒金银珠宝，任人拾取，“争竟喧哗，方以为喜”。有一次，高洋被崔季舒背着，正在街上游玩，遇见一妇人，便问：“我这皇帝怎么样？”妇人性直，回答说：“癫癫痴痴，何成天子！”高洋大怒，抽刀就把妇人脑袋砍落。
随着酒瘾大增，高洋几乎每日沉醉。别人大醉时昏睡，高洋一醉就杀人。杀人还不是好杀，或肢解，或焚燃，或投河，以把人虐死为至乐。
　　大醉之时，高洋六亲不认。一次，亲妈娄太后在北宫中的小榻上正坐着，高洋摇摇晃晃走过去，伸手连榻带人举过头顶，把老太太摔个半死。酒醒，看见亲妈半边脸摔得血肉模糊，高洋“大怀惭恨”，聚柴成堆点燃，要自投于火，幸亏太后苦劝乃止。他让宗室高归彦用
　　大棍子打自己五十棒，并说：“杖不出血，当即斩汝。”受杖后，跪拜母后，请求原谅，并“因此戒酒”。十天后，“还复如初，自是耽湎转剧”，酒量比先前更大了数倍。又有一日，他乘醉闯上岳母家门，高洋当庭一箭，把老岳母腮帮子穿个正透，嘴里还骂骂咧咧：“老母狗，我醉时连太后都不认识，甭说是你！”又上前用马鞭狂抽倒霉的老太太一百多下。
　　高洋酒醉时，常登上皇宫中的屋背疾走如飞。“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两持相距二百余尺”。平时工匠上房，都身系安全绳一步一步慢挪前移。高洋只要兴起，常趁酒劲在殿尖快跑，从未失过脚。
　　对于文臣武将及其家属，高洋也以虐杀为乐。大臣高隆之是高欢老哥们儿，高洋想起这老头先前谏劝自己不要称帝，便让卫士猛捣老爷子一百多拳，活活打死；大司农穆子容有事激怒高洋，暴君让老臣脱光趴在庭中，自挽弓弩射他，三发不中，高洋竟然拔起一根拴马橛，猛插入老头肛门，把这位贵臣活活插死；行到高欢贵臣、已病逝的仆射崔暹家里，高洋对崔暹妻子问：“你想崔暹吗？”崔暹妻子李氏回答：“结发情深，当然思念。”高洋狞笑，说：“如果想念，可以自己去阴间看他，我送你一路。”掏出刀来，一刀就把李氏脑袋剁下，“掷于墙外”；高洋去自己同父异母的五弟高浟家，见到高浟生母尔朱氏，大骂道：“还记得你得宠时不待见我母亲的事情吗？”言毕，当头一刀把这位皇太妃劈成两半；东魏宗室元昂，是高洋皇后李氏的姐夫。高洋与李皇后姐姐通奸，就把她绿帽老公召至内宫，“以鸣镝射一百余下，凝血垂将一石，竟至于死”。送葬之日，高洋“自往吊哭”，在大棺材旁当着元昂一家上下老小，公然奸淫李氏；三台殿上，高洋还亲自锯杀都督穆嵩；都督韩哲没有任何过错，正在值勤，高洋忽然看他不顺眼，叫出来当心一刀；由于杀人上瘾，大臣杨愔只得从监狱里拉出大批死刑犯人，简取随驾，每日供应数十上百，号为“供御囚”，专用以预备高洋“手自刃杀”。渐渐地，高洋杀人当游戏，每天都得亲手杀掉几个人练练手。
　　高洋有一个非常宠爱的薛贵嫔，是他从堂叔高岳那里弄来的美人。一日，眼见薛贵嫔巧笑倩兮于床上梳头，高洋忽然发怒：此妞从前竟然被高岳用过！这位皇帝反正刀剑不离手，站起身就把没缓过神的薛美人脑袋砍了下来，随手揣在自己怀里。接着，他坐车驾到东山大宴群臣，大家刚刚举杯，高洋忽然从怀中取出美人头，投在食案之上。大臣们屏息惊骇之际，高洋又唤人把薛美人无头尸首送过来，摆在面前食案上，亲自动手肢解，去肉剔骨，割筋除脏，剁下美人大腿作了个肉琵琶，安上柱弦自弹自唱，“一座惊怖，莫不丧胆”。高洋连饮数杯后，弹唱几曲，忽然又潸然泪下，叹息道：“佳人难再得，可惜！可惜！”命人把美人“零件”装棺，他自己散发步行，大哭送葬。
　　虽君昏于上，但臣明于下，大臣杨愔等人勤于政务，勤勤恳恳，所以北齐的国事并没有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杨愔忠臣，又是高洋姐夫（高洋姐姐先嫁东魏孝静帝，后改嫁杨愔），高洋常大便时让杨愔给自己进厕所擦屁股。有时兴起，高洋还爱用马鞭抽打杨愔，“流血浃袍”。最悬一次，高洋醉酒，亲自用小刀割划杨愔的大肚子玩耍。玩累了，又准备一口大棺材，把杨愔扔进去，准备拉出去活埋……
　　天保八年，高洋又把高家宗室妇女召来百号人集结在一起，带去东山玩乐。他挑选精壮卫士数百，让这批兵士轮奸自己的女亲戚们，以为笑乐。高洋同父异母弟永安王高浚进谏，高洋大怒，派人逮捕高浚，关在地牢里。高洋另外一个弟弟上党王高涣，“天姿雄杰，倜傥不群”，排行第七。由于当时讥言有“亡高者黑衣”一说，高洋就问左右：“何物最黑？”有人答：“莫过于漆。”漆、七同音，高洋就把这位七弟关押，与三弟高浚同拘一个铁笼里，“饮食溲秽共在一所”。不久，高洋亲临囚所，左右高歌，高洋命两个弟弟和歌。两人战怖，声音颤抖。毕竟骨肉亲情，高洋一时心软，泣下沾衣，想赦免二弟。但陪同的高洋同母弟长广王高湛与高浚不和，劝说：“猛兽安可出穴！”高洋一听，大觉有理，下令卫士用矛槊乱捅，把两个弟弟混身捅满血窟窿，又投火焚烧，再填以石土。杀人后，又下令把两个王爷的妃子赏给卫士。
　　天保十年，酒精深度中毒的高洋已经是多日不能进食，天天以酒为食。六月的一天，他忽然问高氏女婿、东魏宗室彭城王元韶：“汉光武刘秀何故中兴？”元韶心中惶怖，也只能老老实实回答：“因为王莽没有把姓刘的杀绝。”高洋狞笑点头，立刻下令诛杀东魏皇室元世哲等近宗二十五家。八月，高洋又下令把剩余的几十家元氏宗族不分男女老弱，尽数杀死。“或父祖为王，或身常贵显，或兄弟强壮，皆斩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槊。前后死者共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鱼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至于元韶，也被关入地牢，最后饿得啃衣袖，活活噎死。
同年十一月，恶贯满盈的高洋也因酗酒过度驾崩，时年三十一，谥文宣皇帝，庙号威宗。武平时（高湛），改庙号为显祖。
　　高洋死，其太子高殷即位。高殷，字正道，聪慧好学，“温裕开朗，有人君之度”。但高洋不喜欢他，说：“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高洋以鲜卑自居）。”十五岁时，高洋在金凤台杀人玩，让太子用刀亲自杀囚。“太子恻然有难色”，但父命难违，只能战战兢兢去杀，砍了数刀，仍砍不掉犯人的脑袋。高洋大怒，上前用马鞭“撞太子三下”，惊吓之余，高殷自那时起患上了口吃和间歇性的神经病。
　　高殷即位后不久，大臣杨愔、燕子献等人惧怕其叔父常山王高演夺位，欲下令派诸位叔王出京。高演等人在娄太后支持下杀掉杨愔等汉臣，并废高殷为济南王，自己登上了帝位，是为北齐孝昭帝。高洋死前，曾对高演讲：“日后你夺我儿子的皇位，夺就夺吧，不要杀他。”孝昭帝皇建二年在平秦王高归彦撺掇下，高演派人杀掉了侄儿高殷，时年十七。
　　文武全才　命数不永　　
　　——北齐孝昭帝高演　　
　　高演，字延安，高欢第六子，也是高洋同母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成年后，“身长八尺，腰带十围，仪望风表，迥然独秀”。
　　高洋为帝昏暴，高演常“忧愤表于神色”。高洋也知这个皇弟忠心，便说：“但令你在，我能不放心纵乐吗？”虽如此，数谏之下，高洋也怒。一次，高洋酒醉，把数位从前东魏皇宫的美女赏给高演。转天，高洋酒醒不记前事，认为高演是自己“擅取”，下令卫士们用大铁刀把乱敲高演，差点把这位常山王敲死，“月余渐瘳，不敢复谏”。
　　幼主高殷继位后，汉臣杨愔等人想夺高演与其弟长广王高湛的兵权，两人先发制人，在娄太后支持下杀掉杨愔诸人。公元560年九月，娄太后下令高演继位，改元皇建。幼主高殷废为济南王。娄太后不放心，登基典礼过后，还嘱咐儿子高演：“可别让济南王出什么事！”意思是禁止高演杀掉侄子。
　　高演明君，“既当大位，知无不为，择其令曲，考综名实”，尽废高洋弊政，加之他少居大位，明习吏事，勤勤恳恳，不酗酒，不好色，实是高齐最好的一位君王。此外，高演又属极孝之人，娄太后患心痛病，他数十天衣不解带，成日成夜侍奉于前，亲自煎药尝药，极尽人子孝心。“友爱诸弟，无君臣之隔”。同时，高演又“雄谋有断”，值其国富民强之际，将欲与宇文氏一决雌雄，以毕其父高欢一生未竟的事业。
　　高演生平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杀了侄子高殷。高演巡行晋阳时，其弟高湛在邺城。有占卜者说邺城有天子气。古人迷信，高演也不例外，怕侄子高殷被人拥立复辟，就派人带毒药给侄子喝。高殷挣扎不从，兵士便把这位少主活活掐死。
　　为此，高演事后频为“愧悔”。做此亏心事后，高演常常精神恍惚，在晋阳宫常“见”到兄皇高洋带着杨愔等人忽来忽去，鬼魂们恨恨扬言要复仇。成日被这些幻觉折磨，高演身体越来越差，“遂渐危笃”。因此，他又广请巫师神汉，“备禳厌之事，或煮油四洒，或持炬烧逐”，但一切皆无济于事。幽幻之间，高演仍可“看见”他兄长高洋以及被他杀害的杨愔、燕子献等人骑于皇宫梁栋之上，向他吐舌嗔目，大作“鬼”脸。
　　由于天文有日蚀，俗称天狗食日，迷信的高演强撑病躯，率军队于校场“讲武以厌之”，想以张弓射箭互相练习砍杀以为“厌胜”之法。半途之中，草丛中有野兔跑窜，惊其坐骑，高演一头栽下，肋骨骨折。在古代，肋骨骨折很要命，可能骨茬会挫伤肺或别的脏器，内部感染，他很快就至于弥留之态。
　　娄太后探视病情，忽然想起多日未见孙子高殷，便问高演：“济南王何在？”
　　高演愧惧，阖目不答。
　　老太太问了几次，见儿子转脸均不回答，心中已经明白。她大怒道：“你把那孩子杀啦？不听我的话，你死也活该！”言毕，娄太后起身拂袖便出。
　　高演临终，幻觉不断，一直是在床上整衣跪伏，叩头求哀，估计是向他想像中的高洋等人的鬼魂求饶。公元561年底，高演病死，时年二十七。临死前，他遣使召其同母弟长广王高湛入继大统，并亲手写下数字：“宜将吾妻子置一好处，勿学前人也”。意思是嘱托弟弟别学自己杀侄。
　　荒淫凶暴　国事日衰　　
　　——北齐武成帝高湛　
　　高湛，高欢第九子，也是娄太后所生。此人“仪表瑰杰”，也是个美男子。外表虽好，高湛绝对是个坏蛋坯子。其兄高演病重时，他就和族侄高元海以及族叔祖平秦王高归彦等人密议，准备发兵篡位，正好有一巫师占卜，说“不利举事，静则吉”，高湛才未动手。很快，高演病死，遗诏高湛继统为帝，是为北齐武成帝，改元太宁。
　　高湛初继位，以高演原太子高百年为乐陵郡王，以胡妃为皇后，以儿子高纬为皇太子。
　　没过两三个月，高湛就把迎立他有大功的族叔祖平秦王高归彦外放为冀州刺史。不久，高归彦在冀州造反，高湛派大军围城，一举擒获这位老王爷，押至邺城，“载以露车，衔枚面缚，并子孙十五人皆弃市”。
太宁二年（562），高湛又改元河清。年底，高湛闯进二哥高洋寡妻李氏所居的昭信宫，一见面就自己脱光衣服，要奸淫嫂子。李氏挣扎，高湛恶狠狠地说：“如果不从，我马上杀掉你儿子。”李氏无奈，只得依从。一来二去，高湛搞大了二嫂的肚子。李氏之子太原王高绍德时年十五，拜见母亲，李氏托辞不见，高绍德在阁外高声喊：“母后您怀孕了，我知道这事，你为这个才不见我吧！”李氏非常惭惧，竟然当时流产。高湛闻讯马上赶来，见死婴是个女孩，大怒道：“你杀我女儿，我就杀你儿子！”他派卫士把侄子高绍德按在当庭，当着李氏的面用刀柄猛击这位亲侄后脑，把高绍德活活敲死。一边敲击，高湛一边口中恶狠狠地说：“当初你爸爸打我，你为何不劝！”李氏大哭。高湛暴怒，亲手扒光李氏衣服，一顿乱踢。李氏哭嚎翻滚，痛得死去活来。高湛命人把李氏装在绢囊里，扔在宫渠之中，差点淹呛而死，后送至妙胜寺剃发为尼姑。
　　河清三年（564）七月，由于出现“白虹贯日”、“赤星见”天文星象，高湛就想起了六哥高演的旧太子、自己另一个侄子乐陵王高百年。当时，有个叫贾德胄的儒生教高百年书法，小孩子不懂事，看见什么写什么，曾描写过数个“敕”字，书法老师缺德，藏起这数个描画的字，秘密向高湛报告。这可不得了，“敕”字只可皇帝亲写，高湛抓住这个借口，传召侄子入宫。
　　这位十四岁少年入宫前，知道自己一去凶多吉少，就与自己的王妃斛律氏辞决，割下所留玉玦以作忆念。入宫后，高湛高高上座，阴沉着脸，让高百年写几个“敕”字。验看之后，与贾德胄上呈的“敕”字相同。大怒之下，高湛重击桌案，立命武士数人上堂对这个侄子拳打脚踢，打得少年口中狂吐鲜血，倒于地上。高湛毫不留情，让人揪住少年头发在地上拖，后面卫士随行随用大棒击打，“所过处血皆遍地”。将死之际，少年哀求说：“阿叔饶命，我愿给您作奴仆。”高湛起身，亲手用刀当胸给了亲侄一刀，随即一脚踢入池中，“池水尽赤”。还怕这位旧太子不死，高湛又亲至后园看人埋尸。这位高湛真是凶虐不是人，高演从未对他有一句恶言，又传皇位与他，他竟如此杀其亲子来“报答”同父同母的哥哥。高百年王妃斛律氏小姑娘闻知夫君死讯，持玉玦哀号不已，再不肯吃饭，月余而死，临死时仍紧握那个玉玦。
　　群臣之中，高湛最宠信侍中和士开。这位和士开先祖本是西域胡商，原姓素和，后来留居临漳，渐渐定居中原。高湛当王爷时好握槊（一种棋戏），和士开也是大玩家，于是两人便成了好朋友。“加以倾巧便僻，又能善谈胡琵琶，因致亲宠”。这两人磁场相吸，非常投缘。当时，和士开奉承高湛：“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高湛回言：“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当皇帝后，高湛“须臾之间，不得不与（和）士开相见。”和士开为报答“知遇”之恩，也放言“谏劝”高湛：“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贤君，粲纣昏君，死后又有何分别！陛下应该珍惜少壮之年，横行玩乐，一日快活敌千年。国事尽可吩咐大臣，何必自己劳心费神！”
　　高湛大悦，果然从此以后，三四天才上朝摆摆样子，只是签一个字，“略无言，顺臾罢入”，返回后宫继续玩乐。
　　和士开“奸谄日至，宠爱弥隆，前后赏赐，不可胜记”。为了更加忠心“报答”主上，和士开还勾搭上了高湛的胡皇后，搞得这一对帝王夫妻都舒服得了不得。
　　高湛二十七岁时，有彗星出现，太史官奏称是“除旧布新之象，当有易主”，即该有新皇帝出现。此时，北魏、东魏的皇族早已被高洋杀尽，高演时还有侄子高殷可杀，高湛已经杀却自己的侄子旧太子高百年。为了“应天象”，高湛就传位给自己的太子高纬，自称“太上皇”。至此，北齐又改元天统。
　　高湛大哥高澄的儿子河南王高孝瑜因谏劝胡皇后不应该和做臣子的和士开玩握槊游戏，和士开便乘间对其加以谗毁。高湛大怒，在一次酒席上命高孝瑜饮酒三十七大杯，又让人在他回家的路上往这位侄子嘴里灌毒酒。难受至极，高孝瑜投水而死。高孝瑜的三弟河间王高孝琬是高澄嫡子，听说大哥被毒死，天天恨得扎草人射箭，以泄心中怨愤。和士开听说后，又对高湛说：“高孝琬把草人当成您来射！”高湛命人鞠讯，高孝琬一个失宠的姫妾又诬称：“孝琬画陛下图形夜哭切齿。”其实，那幅图象是河间王生父高澄，儿子忆父，每每对之流泪。高湛怒极，把这个侄子抓进宫中，派卫士用鞭把击打高孝琬。
　　高孝琬看见高湛坐在上座饮酒观刑，大叫：“阿叔”。高湛更气，便问：“谁是你叔？你怎敢唤我作叔！”
　　高孝琬也是执拗脾性，不仅不改口称“陛下”，反而说道：“我乃神武皇帝（高欢）嫡孙，文襄皇帝（高澄）嫡子，魏孝静皇帝（元善见）外甥，为什么不能叫你一声叔呢？”
　　高湛闻言暴起，用大棒亲自击碎这位侄子的两腿胫骨，高孝琬活活痛死。
　　坏事做尽，公元568年（北齐天统四年年底），酒色过度的高湛病重，临终握着和士开的手大叫：“别辜负我啊！”言讫而殂，时年三十二。
　　高纬于公元569年改元，年号武平。至此，北齐进入了后主高纬时代。
——————————————————————
　号称「禽兽王朝」的北齐
北齐前后共二十八年，凡六帝，从暴政凶狠淫乱而言，素有禽兽王朝之称。
　　　其中北齐统治有一半的时间无法可依，也就是国家十四年没有法律，全凭个人喜恶或当天的心情判案，叫你死就犯兽死刑，叫你活就杀人无罪。大量派遣奴仆担任县长，而不是因为有能或有才。
　　　北齐已非一夫一妻制，皇室几乎不断上演夺妻通奸。
　　　北齐神武皇帝高欢先后纳取尔朱荣之女（魏庄帝之皇后）、尔朱兆之女（建明帝之皇后）、郑大车（魏广平王妃）、冯氏（任城王妃）、李氏（城阳王妃），这些都是魏朝的宗室王妃，高欢照单全收。
　　　北齐文襄皇帝高澄先逼取元氏（薛寘之妻）、后强夺高慎之妻，再纳元玉仪（孙腾之妓）、元静仪（玉仪之姊，崔括之妻），又私通郑大车（原魏广平王妃、后为高欢之妃，高欢为高澄之父。），最后又取蠕蠕公主（高欢之妻，高澄应称事为母）而共生一女。
　　　北齐文宣皇帝高洋篡位后，奸淫元氏（高澄之皇后，高洋为高澄之弟)，仍因高澄曾经奸淫高洋之妻。高洋又强夺王氏（崔修之妻）、薛氏姊妹
　　（歌舞戏曲的倡女）。另外则是以人妻为赏赐，如高洋派刘郁捷杀永安王
　　高浚，即赏赐高浚之妻；派冯文洛杀上党王高涣，即赏赐高涣之妻，高浚及高涣还是高洋的亲弟。其它高氏妇女，不论亲疏，皆被高洋左右奉旨奸淫。高洋还有暴露身体的习惯，不在乎当朝文武大臣。
　　　北齐武成皇帝高湛逼奸李氏（高洋之皇后，高湛为高洋之弟）若不依从，则扬言杀害李氏之子高绍德，结果李氏被迫怀孕而生一女，高湛后来还
　　是是当着李氏之面残杀高绍德，并剥光李氏的衣裳而鞭挞出气。后来又纳李氏（魏静帝之嫔妃）、王氏（高洋之嫔妃）、彭乐女及任祥女（皆高洋未册立之妃），皆立为夫人。
　　　高欢生前，其妻郑大车，即已私通高洋，父子可通妻；高欢死后，其妻蠕蠕公主，被高澄所奸，也是父子可通妻。
　　　高澄之皇后又被高洋所污，兄弟可通妻；高洋之皇后又被高湛所污，亦为兄弟可通妻。
　　　高湛之皇后胡氏，先狎通阉人，后与大臣和士开奸淫，再通奸沙门昙献，最后改嫁再续淫秽。
　　　北齐后主高纬之皇后斛律氏在北齐亡国后，先被逼为尼，被被改嫁元仁为妻；高纬之兄南阳王绰纪郑氏，亦被周武帝所污；高纬之姨俨妃李氏，被迫改嫁。 高欢之子华山王高凝之妃王氏，与奴仆通奸，高凝虽知而不能禁。
　　　古代虽为一夫多妻，但非夺人之妻而行淫乱，而不分人伦辈分。父子通妻、兄弟通妻、北齐屡屡可见，甚至于父子兄弟俱存而同行奸淫。
　　　高氏家族向来智高英俊，头脑非常聪明，面貌非常俊美（兰陵王高长恭（高澄之子）还因长得过于貌美而必须戴面具上战场），但是对女子的兽行，共妻奸淫等秽乱，高氏家族父子却不落人后。
　　　禽兽北齐，宫闱之丑，金玉其外，败絮其内。
如同外科医生的手术箱里，有各种不同的工具一样，军事手段也只是达成大战略的手段之一。
——利德尔·哈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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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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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个昏庸之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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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有这样的事，这是两晋南北朝诸王朝常见的事，不光是北方，南方也是如此，南朝刘宋刘子业的事迹比北齐更“辉煌”。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常态，是跟当时统治的情形有关，他们对亲属下手不是疯了，而是有政治目的的，最大的因素就是防抢夺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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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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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为学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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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
实际恰恰相反，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帝是最没有实权的，否则不用隋唐来加强集权制度。那个时候是军阀和贵族操纵政治的时代，正是跟欧洲封建时代相似的情形——王权和宗教权力交错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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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争夺君权，并防止别人夺走啊。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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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争夺君权不过是争夺享受权，争自己的利益，不是争统治上的君权，所以下手的对象基本上是亲属。争统治权力要面向更大的范围，这与《豪门恩怨》的性质一样，全社会都在看热闹，但其胜负的结果不会影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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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门恩怨》好看吗？我没看过。您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电影？有值得推荐的节目或影视吗？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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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西方文学不怎么感兴趣，不看《豪门恩怨》，只看过《基督山伯爵》。影视专挑暴力、刺激、感官强烈、男人必看的作品来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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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TonyDeng 于
20:03 发表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常态，是跟当时统治的情形有关，他们对亲属下手不是疯了，而是有政治目的的，最大的因素就是防抢夺皇位。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些方式进行呢？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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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男性亲属是直接除掉威胁，对女性下手是让其子裔血统不明从而丧失继位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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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TonyDeng 于
20:42 发表
我对西方文学不怎么感兴趣，不看《豪门恩怨》，只看过《基督山伯爵》。影视专挑暴力、刺激、感官强烈、男人必看的作品来欣赏。
什么呀，没看过《毫》，还拿它做比喻！
问您看什么影视，又不是特别的隐私，怎么乱答一气了？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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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TonyDeng 于
20:47 发表
杀男性亲属是直接除掉威胁，对女性下手是让其子裔血统不明从而丧失继位合法性。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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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TonyDeng 于
20:47 发表
杀男性亲属是直接除掉威胁，对女性下手是让其子裔血统不明从而丧失继位合法性。
颇让我奇怪的是，这解释并不难理解，但是有关文章中，很少有人这么解释。应该是我孤陋寡闻了吧。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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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豪门恩怨》是一种常见现象，如香港龚如心和其家翁争夺遗产的跨世纪之战，新马师曾死后的遗产争夺战，这种戏剧古今中外都有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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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很多人陷入死板的定式之中，把这种现象归结到专制弊端是最方便的了，根本不用大脑就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还颇能迷惑人。马克思说，历史不能是公式的演绎，拿理论套历史是最轻松的，但实际上理论应从历史中来，是以史带论，而不是以论带史。可惜的是很多人违反这个精神，但又要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 本帖最后由 TonyDeng 于
21:0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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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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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为学 于
21:02 发表
好像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吧，呵呵。
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是当时法国出现一种叫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恰是马克思自己反对的，所以他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指不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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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新鲜的解释。不过这几位帝王除了高演看起来正常一些外（明显害怕篡位而杀人这的确可以理解），那么其他人，比如那个高洋，那么疯狂杀人又是为什么？
如同外科医生的手术箱里，有各种不同的工具一样，军事手段也只是达成大战略的手段之一。
——利德尔·哈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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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硕鼠 于
21:32 发表
很新鲜的解释。不过这几位帝王除了高演看起来正常一些外（明显害怕篡位而杀人这的确可以理解），那么其他人，比如那个高洋，那么疯狂杀人又是为什么？ ...
你自己转的东西有没有认真看呀？:)
天保十年，酒精深度中毒的高洋已经是多日不能进食，天天以酒为食。六月的一天，他忽然问高氏女婿、东魏宗室彭城王元韶：“汉光武刘秀何故中兴？”元韶心中惶怖，也只能老老实实回答：“因为王莽没有把姓刘的杀绝。”高洋狞笑点头，立刻下令诛杀东魏皇室元世哲等近宗二十五家。八月，高洋又下令把剩余的几十家元氏宗族不分男女老弱，尽数杀死。“或父祖为王，或身常贵显，或兄弟强壮，皆斩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槊。前后死者共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鱼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至于元韶，也被关入地牢，最后饿得啃衣袖，活活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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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能成为他乱杀人的全部理由。
“酒瘾大增，高洋几乎每日沉醉。别人大醉时昏睡，高洋一醉就杀人。杀人还不是好杀，或肢解，或焚燃，或投河，以把人虐死为至乐。”
你敢说他杀掉的每一个人甚至说大多数人，都是政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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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德尔·哈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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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对阵打仗死那么多人，你都不会说死的都是敌人啦。杀人的原因有很多，有的人会为了掩盖真正的目的去伪造嗜杀的形象，从而拿别人开刀。我们只能说大概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而不可能说所杀的每一个人都是为着同一个原因。五胡乱华时期胡汉种族之间的大规模屠杀是常见事，各种原因杀来杀去构成当时人嗜杀的性格，也不是什么稀罕之事。但我们在分析某件具体的事时，看高洋所杀的人多数是什么人，从而推测其意图。有一点是一定的：绝不可能有无缘无故大规模杀人的，凡事必有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可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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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觉得奇怪，类似的事件比如曹操梦中杀人，大家都知道他是装的了。这里也一定不平常，虽然有些资料的确说他们家有间歇性精神病史，但我确实不大信的。回头想想南北朝的皇室都你蛮可怜的，一个皇帝一般都做不了几年。内部矛盾重重，有些方面还不如老百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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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德尔·哈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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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有些事情不是表面上那么直接。比如岳飞被杀，直接的理由是说他谋反，但真正的理由是收兵权，岳飞一死，其他人自动自觉退休，说明杀人者目的达到了，我们在分析这个事件的时候，就不能总去说杀岳飞是冤案，就收兵权这一目标出发，不杀你杀谁，杀你是最合适的，所以你必须死，找不出这个原因，分析就是不到位。
唯心主义者就爱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因为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把他说成是疯子。但实际上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不过是延续了欧洲排犹的传统，他不是疯子，看不到这点，将历史简单归结到希特勒个人上，是永远无所谓“以史为鉴”的，那是鉴错了。
[ 本帖最后由 TonyDeng 于
22: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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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找到了这样一段话：
“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厮杀战乱之中。像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东晋时实际中国经过漫长的战乱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死亡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
我想和你前面的意思正是吻合的吧。仔细想想，这种嗜杀情况到唐初都还有影响，不然怎么会发生玄武门之变那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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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德尔·哈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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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杀人、贞节对不对这样的伦理观念，在宋代以前的中国是不看重的。莫说夷狄不理这一套，在当时的汉族，由于清谈盛行，人以放荡不羁为傲，以独立特行为荣，裸体穿行闹市成为一时美谈，佛、道大行，纵欲奢侈，以为常事。在这种环境下，发生那样的事有什么奇怪呢。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不是个别的王朝、皇帝有这种现象，而是那个时期的普遍现象了。李唐王朝，本有胡人血统，加上这个朝代以胡兵立国（唐太宗之所以被加冕“天可汗”的胡人称号就是为此，也是中唐后胡人藩镇割据演变为强大政权的根源），五洋来华，风俗本如此，故唐代素有“唐乌龟”的美号，意指这个朝代的淫乱狂放是显著特色（韩愈排佛复兴儒学即是由此引发）。
魏晋南北朝时，乱伦根本不是罪过，相比于南朝汉人的荒唐（刘子业的乱伦就纯粹是追求肉欲之欢，居然把自己的姐姐奸淫了还改名换姓藏为宫人），北朝其实还算正经许多了，否则统一中国的就不是北方。
[ 本帖最后由 TonyDeng 于
23: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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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又有问题，儒家思想不是从西汉开始，到东汉确立统治地位的吗？难道嗜杀和淫乱都是儒家思想所允许的吗？唐朝皇室怎么又信起道教来了，就因为老子的名字叫李耳这么简单？
[ 本帖最后由 硕鼠 于
23: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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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政治结构中的刘子业
作者：蓝江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更新时间：
　　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在克罗齐眼中不再是僵死而枯燥的文本，而是文本的字里行间中闪现出来的活的历史。活的历史并非是直接被给予的，历史只能在文本的阅读中湛现其光芒。有趣的是，这种历史的光芒的湛现并非是韦伯式的价值中立，或者是从文本中寻找一种历史的真实。而是在阅读中，文本与我们的目光相遇而产生的意义的溢出。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是，我们目光始终是作为此在的目光，这种目光并非源于全知全能的上帝，更非能贯穿整个历史的永恒的绝对存在，亦即我们始终从我们的当代主题来阅读文本，而所谓之历史意义也正是特有的文本框架与我们目光相遇的现实结果。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克罗齐区分了历史和编年史。他提出历史是活历史，编年史是死历史；历史有逻辑顺序，而编年史只有编年顺序；历史有活的深刻思想，而编年史只有抽象的文字和空洞的描述。编年史的罪恶在于，它只顾及表面的历史，除去时间年代顺序的联系后，编年史只能是一部毫无联系可言的材料的堆砌，历史的一切真正的关联都湮灭在浩瀚的编年材料之中。
　　《资治通鉴》正好是这么一部被克罗齐所鄙夷的编年史。简浅的时间顺序根本无法表示克罗齐式的精神内涵，在《资治通鉴》中，我们很难读出完整的故事，二十四史中本纪列传的叙事被均匀到年代之中，不习惯《资治通鉴》的读者往往可能被一堆分裂的材料感到烦腻，从中很难抽象出历史的格式，所遗留的不过是历史的一片片碎片，恰巧这些碎片为我们今天的阅读提供了另外一种阅读的可能，即我们可以记住自己的方式对这些零散的材料加以组合或者是说借助如今的眼光去重新凝视之时，会有一种意外的意义的沉淀，这或许可以部分避免受到纪传体史书和其它历史评传的意义侵扰。这种阅读对于位于其他研究领域的非史家（譬如笔者）或许有着更非同寻常的意义。亦即让历史的意义在历史的视阈之外凝聚，会得到更多被史家言说在有意无意中裁减的东西，这或许于其他领域之中或许更为有价值。习惯了中国大历史的叙事脉络，在《资治通鉴》中或许还隐藏着被大历史脉络所视而不见的部分，大历史往往为我们摘录出历史之中最惊心动魄、最震撼人心、最震耳发聩的部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秦灭六国、项刘争雄、汉武威凛、三国鼎立、贞观开元之治、康乾盛世等景象，并且让我们相信这就是全部的历史，一些稀松平常之事被当作不足一提在我们的目光之中被隐去，这样的历史阅读很难谈得上健全。
　　作为一名政治研究的学者，我无意于整合整个历史的健全，但是，既然历史不可能被完整的阅读，那么除了大历史脉络的读法，是否还存在其他的阅读可能，尤其是在悬搁他人的历史意义赋予的基础上，用我自己的眼光去阅读历史呢？在翻阅《资治通鉴》的过程中，我无意中看中了刘子业。严格说来，刘子业在煌煌几千年的中华历史中，谈不上显眼。在《资治通鉴》甚至《南史》中对刘子业的记载不过千余字，近来以来的史家也极少对之加以评注。应该说，刘子业是一个游离于中国大历史边缘上的人物。如果说刘子业还能引起人们的一点点阅读兴趣的原因，或许他还算是一位君主（在南朝刘宋政权中谥为前废帝），而且是一位磬竹难书其罪的暴君，他恣意诛杀大臣，残害宗族，甚至与姑母通奸，可谓千夫所指，坏事做尽。沈约曾评刘子业：“周武之发子受辛之恶，不及其万一；霍光之发刘贺之过，不过其毫厘。”（宋书o卷三）诸如刘子业之类的横暴之君，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君王之中，也是寥寥。刘子业被关注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其登基不过十六岁，在位也不过一载有余，这位年仅十七岁的小皇帝居然死于政治暗杀。在中国历史上，死于政治暗杀的皇帝并不少见，真正让人惊奇的是在刘子业在位的一年有余的时间里，居然发生了多起针对刘子业的阴谋和暗杀（先有柳元景、颜师伯等人试图废刘子业而立刘义恭，有宁朔将军何迈刺杀失败，有吏部尚书蔡兴宗与右卫将军刘道隆暗谋废帝，有晋安王刘子勋和安陆王刘子绥欲起兵反刘子业，最后阮佃夫和寿寂之、姜产之合谋杀刘子业）。这样频繁地针对一位君王的阴谋与暗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刘子业最终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中，他的名字也渐渐地被淡忘。然而，在今天来阅读刘子业，尤其从非历史学的角度来思考刘子业或许会有另一番意义。我们可以站在政治与历史的双重结构中来重新审思刘子业，面对《资治通鉴》中刘子业的寥寥描述，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1）在具体的政治结构中，刘子业何以被塑造成刘子业，刘子业之所以如此是天性使然焉或政治使然；（2）刘子业在历史的大背景如何被书写，又如何淡出人们的视野。
　　刘子业是如何成为刘子业的，或许有人会理解为天性使然。在一些历史理解中，暴君多数是天性暴戾，荒淫无度，骄奢纵欲，这是暴君的秉性。刘子业的吏部尚书蔡兴宗曾言：“主上比者所行，人伦道尽；率德改行，无可复望。”即刘子业品行已经败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刘子业成为暴君自有其暴虐骄纵的秉性之过，但是中国古代品行端良的君主极少，何故惟有刘子业如此。有趣的是，蔡兴宗的外甥袁顗对刘子业却有另一番评价，刘子业之父刘骏因喜爱次子刘子鸾，每每试图废刘子业而立刘子鸾，时任侍中的袁顗知道后，向上盛赞：“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刘骏才免去废刘子业的想法。依袁顗之见，刘子业在当太子时，尚未暴虐骄纵，不仅如此，刘子业尚有“日新之美”，倘若如此，刘子业日后为暴天下，并非天性如此，刘子业又何以成为暴君呢？
　　柏杨在评注《资治通鉴》时为刘子业批上了这样一段话：“本年（指刘子业遇刺的那一年，即公元465年），刘子业才十七岁，不过高级中学毕业生的年龄，无限权力害人害己，这个小皇帝用他血腥一团的尸体，作为见证。而野心家却一直追求害人害己的权力，说明权力的诱惑，是如何地难以抵挡，是如何地需要另一种制约的力量，才能救人救己。如果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刘子业现实现在正是一个见了姑娘就吹口哨，欢天喜地的准大学生，既害不了那么多人，自己也不会如此惨死。”按照柏杨的逻辑，刘子业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中国古代政治王朝的无限权力和在制度上缺乏民主之过，倘若是民主社会，刘子业也不过是个见了姑娘就吹口哨的准大学生。柏杨的分析存在一个问题，政治制度与刘子业究竟是皇帝还是“准大学生”并无逻辑关联，在实际的政治制度中，刘子业的显贵的政治身份已经被预定，在所谓的民主社会中也会是一个显贵豪门的公子，而不是一名普通的准大学生，其恶劣的表现仍然具有巨大的政治破坏力。柏杨的方法论受到抽象的个人主义意识的干扰，刘子业的身份是具体的，不可能随意的转化，而对于这一点，柏杨根本无法看到历史与政治的深层逻辑。问题的分析，尤其是历史的分析不能如此简化，柏杨先生由此而犯下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中国古代历史中的政治结构具有其内在复杂的自我生成，在今天质疑古人为什么不采用民主制度就仿佛质问古人为什么不用电灯电话一样荒谬。民主是一个十分近代的概念（虽然古希腊也诞生过民主制度，但在深层分析上，其内涵仍与现代民主政治有着极大的差别），民主政治的运作有着重大的历史和政治结构关联性，更无法轻易置换在中国古代政治的背景中。中国古代政治有着特殊的权衡背景，也有着中国式的政治逻辑，在任何一个政权中，每一样具体的政治事件都需要纳入到巨大的政治结构中去思考，否则便无从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种种政治事实，如果单从简化的现代政治概念来诠释，往往会得到十分荒谬的结论。
　　在排除了现代政治的干扰之后，需要首先思考的问题是，刘子业何以获得天子的位格。在中国古代政治抽象化的逻辑中，政治成为君权至上的政治结构，“天子”成为这个结构的绝对顶端。中国古代“天子”成为一种高度符号化的因素，它直接与龙的图腾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文化的基础上，“天子”在政治结构中被先验化，“国不可一日无君”正是“天子”先验化和符号化的表达。与西方契约论式的权利让渡政治不一样，中国古代天子是被建构的，天子之位具有神圣性，不可轻易被褫夺。与天子之位格相对应，中国古代有严格的天子遴选方式，刘子业正是在这种方式中被选择的。刘子业身为武帝刘骏长子，具有很高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刘子业之所以没有被废，并不是简单因为袁顗的那句“有日新之美”，而是刘骏懂得“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的古代政治逻辑，这种逻辑之所以被坚持，并不因为其真理性，而是在于这个逻辑深藏在中国古代政治结构之中，并制约着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刘骏真正顾忌的，是他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让自己的偏爱去挑战传统政治价值，经此取舍，刘子业的太子名分得以保留。更严格的说，刘子业的位格是在政治结构中被预留为帝王的，刘骏不想背负废长立幼而致乱的骂名，选择了在政治结构面前退缩。此外刘子业之继承大统在程序上也具有政治结构中的合法性，刘骏驾崩后，刘子业作为太子身份登基，在天子位格上，刘子业高度合法（这一点不像其伯父刘劭，刘劭虽也贵为太子，其弑父夺位，最后众叛亲离，连个在祖庙的谥号都没有，在《南史》中只被称为元凶，列入列传之列）。即使是刘子业遇刺后，横尸数日，蔡兴宗向明帝刘彧进谏：“此虽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丧礼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将乘人。”其中对刘子业正统天子位格的认同，可见一斑。
　　既然刘子业为合法天子，但何以又成为暴君呢？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天子除了具有位格之外，也必须具有天子的内涵，即天子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为所欲为。这种对天子为所欲为的理解是对天子内涵的误读。天子不应只具其名，更要符其实。“天子”之实具有两个具体内容：其一是天子的权威，一个没有权威的天子犹如无牙之虎，任人鱼肉。历史上汉献帝之于曹操，曹奂之于司马昭，司马德文之于刘裕均是如此。天子是一个被架空的位格，实际权威已经旁落，此天子已经不是真正的天子，徒一受他人摆布的傀儡罢了。其二是天子的德行，天子需怀仁德，对万民慈爱，天子不修德行仿佛没有打好地基，政治的大厦也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淮南子》曰：“故仁义者，治之本也。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淮南子o泰族训）对一个没有仁德的天子，即使名义上为君，也不成其为真正的天子，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o梁惠王下）如果天子不仁不义，自然也丧失了天子的身份，天下人人得而诛之。所以，天子在政治结构中被严格的限定，这种限定不仅是儒家教化上的限定，同时也是在一种巨大的隐形结构中的内在限定。
　　刘子业正是作为天子的身份被送上政治结构的巅峰，但对其外在的教化与政治限定却远未完成。在与刘子业直接相关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中，必要的权衡机制没有形成。在中国古代王朝中，对少年天子的限制直接来自于其父母，但武帝刘骏晚年也荒淫无度，驾崩之时也不过三十五岁，刘子业耳濡目染了这位荒淫的父王的作风，从父王那里自然学不到怀仁德于天下，学到的只能是淫威的滥施，即便对于有“日新之美”的刘子业，自然也深深领悟到皇权的威力。此外，刘子业与刘骏之间的父子关系很不寻常，这一点可以从刘子业即位后对父王的态度的略见一二。刘骏驾崩之时，刘子业就“受玺绶，傲惰无戚容”，蔡兴宗叹曰：“昔鲁昭不戚，叔孙请死，国家之祸，其在此乎！”（南史o卷二）其父死后不久，刘子业就试图掘刘骏之陵——景宁陵，只是因为太史劝说不利于其本人，刘子业才停止掘墓，不过刘子业还是掘了刘骏宠妃刘子鸾之母殷贵妃之墓。还有，刘子业入太庙，见刘骏画像上画师没有画上刘骏的酒糟鼻子，便问道：“渠大齄鼻，如何不齄”随后立即令画师齄之。刘骏荒淫无度的作风以及刘骏本人对刘子业的冷漠，致使刘子业对刘骏以及刘骏的旧臣毫不留情，对于五朝元老高祖刘裕之子太宰刘义恭，刘子业“断绝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睛，以蜜渍之，谓之‘鬼目粽’”，同时诛杀遗臣柳元景和颜师伯的手法也极为残忍，这与刘骏与刘子业的关系不无关联。但就此说刘骏一手造就了刘子业的残暴是不公平的。刘子业登基之后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人适当地辅佐他。历史上许多少年天子登基而大有作为，汉武的成就与窦太后的管教不无关系，康熙的成长也是在孝庄太后的教导下长大的。刘子业的生母王太后显然不能管教好刘子业，不仅如此，王太后自己也身受其苦，王太后临终前吩咐左右请刘子业过来，刘子业以“病人间多鬼，那可往！”为由拒绝前往，气得王太后“取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在无法从生母那里获得教化，对王权的限制只能求诸群臣。南朝时期群臣不如宋明时期经过理学洗礼的群臣，南朝受魏晋门阀政治的影响，大多臣子宁关心门阀利益，而不愿直谏君王，而宋明诸臣大多有着死谏风范，不然我们不可能读到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也不可能看到东林党人的“事事关心”。就刘子业而言，能够直接进谏的大臣的确不多，戴法兴是先帝近臣，位高权重，太后死后，多由戴法兴来管束刘子业，一次刘子业越轨，戴法兴厉声喝到：“官所为如此，欲作营阳邪？”（营阳是刘裕长子刘义符的封号，刘义符因品行不端被刘义隆所废）。随后，刘子业伙同宦官华愿儿发诏免去戴法兴职务，遣还田里，不久，便将戴法兴赐死。老将沈庆之是平定刘诞之乱的功臣，因刘子业诛杀何迈之事，沈庆之入宫进谏，刘子业关闭宫门外青溪诸桥，沈庆之无法觐见，归宅后立即被刘子业赐药自杀。有一个特别的人物是曾在刘骏面前力保刘子业的侍中袁顗，刘子业开始也十分亲近袁顗，但袁顗因进谏而失宠，刘子业甚至找人搜集袁顗罪状，袁顗听到风声，向刘子业请辞，才得以幸免。因此，大臣已经不能构成对刘子业足够的权力平衡，最终导致权力的天平向刘子业一方倾斜。
　　刘子业还有另一种顾忌，即刘氏诸王会不会觊觎他的权力。刘子业首先处理了先帝所宠爱的刘子鸾。此后，他观察刘宋自文帝刘义隆以来都是老三在浔阳起兵征伐太子称帝（文帝刘义隆征讨品行不端的刘义符，武帝刘骏征讨弑父的刘劭），刘骏的三子是晋安王刘子勋，也驻扎在浔阳，因此刘子业十分防备刘子勋并赐毒药让刘子勋自尽，后因刘子业遇刺而未果（可笑的是，刘子勋后来居然也以这个理由来反明帝刘彧）。为了防止叔父们叛变，刘子业将他们“聚之建康，拘于殿内，殴捶陵拽，无复人理。”由于盛传“湘中出天子”，刘子业对湘东王刘彧格外照顾，“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彧内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以欢矣。”刘子业多次想除去刘彧，有一次刘彧违抗刘子业，刘子业“裸之，缚其手足，贯之以杖，使人担负太官，曰：‘今日杀猪。’”幸建安王刘休仁机警，说：“猪未应死，……待皇子生，杀猪取其肝肺。”刘子业才免杀刘彧。
　　刘子业在翦除一切对其权威构成危险的力量后，便认为可以高枕无忧，舒舒服服地享受无上皇权所带来的快乐，其骄淫也达到了极限。刘子业先是贪图自己姑姑新蔡公主刘英媚的美貌，将其藏于宫中，并杀了一个宫女，骗驸马何迈说公主已死，最终逼反何迈。之后，刘子业将诸王妃公主在宫前排成一排，让左右侍卫侮辱之。其中南平王刘铄的王妃江氏不从，刘子业杀江氏三子，并鞭打江氏百下。还有，刘子业在宫中让宫女裸体戏逐，一人不从，斩之。诸多此状，不胜枚举。
　　刘子业只看到了对其皇权显性的威胁，并没有看到其皇权潜在的威胁。刘子业所为已经严重偏离了政治结构中天子的内在限度，当其每越过天子之限一步，也为他自己的死亡埋下了新的伏笔。在历史与政治结构的逻辑中审视刘子业，当刘子业试图僭越宏大的政治结构之时，必然会引起政治结构对刘子业的报复。当然，这种报复并不是来自于神或者绝对之类，决定刘子业死亡的完全是其生成性的政治结构，在细微的政治结构的联系中，刘子业的命运早已被谱定。主衣（负责皇帝衣装的官员）寿寂之刺杀刘子业似乎是一个偶然的结局。湘东王刘彧的门客阮佃夫找到寿寂之和姜产之（在史书中似乎看不出刘彧参与这次阴谋的痕迹，但是任何一个聪明的读者从阮佃夫这里不难发现刘彧才是这次阴谋真正的主谋，正是由于刘彧成为后来的明帝，所以难以在正史中直接得到相关的证据，正史实在跟我们开了太多这样的玩笑），趁刘子业屏蔽左右侍卫入竹林堂射鬼，寿寂之抽刀上前，追而弑之。刘子业显然没有预料到自己的死亡，更不知寿寂之为何要杀自己，因此在极度惊惶之下大叫三声“寂寂！”。刘子业错误地判断了时局，他认为处理了几个权重的大臣和刘氏亲王，便无生命之虞。但总体看来，在整个刺杀的逻辑中，只有刘子业的死是被政治结构事先谱定的，只是偶然将这个责任落到寿寂之之手。寿寂之作为一种历史的安排偶然实现了刘子业遇刺的必然，事实上，刘子业遇刺的深层原因已经昭然若揭，刘子业并不明白中国的政治结构的逻辑，不明白天子只是政治结构中的一个位格，天子在政治之内而不能逾越之的道理。更不明白一旦违背政治给定的原则，政治结构会以特殊的方式来报复之。在刘子业的案例中，实现这一报复的正是寿寂之的刺杀，与其说寿寂之杀死了刘子业，毋宁说刘子业死于巨大的政治结构，并在历史上被书写为南朝刘宋的前废帝。
　　中国历史的政治玄妙正是如此。人们往往以西方制度的权力平衡来论证西方制度的内在合法性，即当权者无法为所欲为，他们的行为必然受到制度的制约。许多人批评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君权至上造就了一个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这个绝对权力超越于政治制度至上，成为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阿克顿那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名言似乎验证了中国古代政治自身的覆灭，惟有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才是唯一的可能。我们那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完全彻底地根除中国古代政治结构的逻辑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吗？这是自由派不去主动思索的问题，中国古代政治结构有一种力量深扎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土壤之中，不能完全脱离这种背景去奢谈建构一种全新的政治体系。既然无法根除我们土壤中的政治根性，是否可以从中发现一种合理的政治理性，辅助以民主政治建设，探寻一条适合于未来发展的中国政治道路来。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应是这种努力的有力尝试，尤其是其“天子/天下”的先验世界制度体系有力地利用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合理资源。天子作为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绝非超越性的绝对存在，它依赖于其存在的具体的政治结构，亦天子须以政治结构为前提。而政治结构将天子作为一个位格收纳其中。政治结构不仅安排着天子的位置，也确定着天子的实质内涵，天子在其具体位置上并不能表现为绝对自由，它仍是一种被限定的概念。一旦天子试图超越这种限定，便不再是位高权重的天子，而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一夫”，刘子业正是在这种政治结构中被诛杀的，历史也是这种政治结构中给予刘子业一个恰当的定位。刘子业虽然没有认清他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但他在历史与政治结构中被书写。我们今天的阅读正是建立在历史与政治结构对刘子业的书写之上，在对刘子业阅读的同时，不得不反思中国古代政治结构的巨大的内在力量，它正是一种今天中国政治文明探索的不可忽视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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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硕鼠 于
23:07 发表
但是又有问题，儒家思想不是从西汉开始，到东汉确立统治地位的吗？难道嗜杀和淫乱都是儒家思想所允许的吗？唐朝皇室怎么又信起道教来了，就因为老子的名字叫李耳这么简单？ ...
所谓“儒家”，是一个演变着的概念。早在先秦时代，被称为儒家的门派，就有不同的政治伦理观点和价值观。最典型的莫如荀子学派，荀子在后世被称为儒家学派，但实际上荀子相信“性恶论”（而孟子相信“性善论”），所以荀子的传人就是李斯、韩非子这样的法家代表，法家的理论体系大多数继承自荀子思想。在孔子的儒家看来，善恶对错是因事而异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但孟子开始有了一些不容置疑、无需解释的原则，荀子更是崇尚极权的。现在你应该看出问题了，“儒家”思想在先秦时代就是一个如此庞杂的体系，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纯粹的“儒家”思想。那么在汉代董仲舒将诸家学术混为一体，构造出董氏儒家之后，儒家体系又是一变，讲“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这正好与后来传入的佛学可以兼容。
同样，“道家”虽奉老子为祖，但在汉代后的道家已不是老子思想的正统，而是庄子门派的，其成为“道教”更是汉代后期之事。“道教”与“道家”根本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宗教，而后者不是。
历史上，汉代盛行儒学经论，正如前面所说，这样的儒学混杂了神秘思想，到东汉时发展至“玄学”，到魏晋南北朝时（《三国演义》所记载的当时奇士，如祢衡之类，就是此事的反映。又如曹操娶别人的老婆、刘备带戴绿帽、兵将的归属朝三暮四降服无定，也没什么人说他们，都不是罪过），儒、佛、道具有共同的语言，三者一拍即合，互为渲染，并且改造自己的理论体系以求相容，于是大肆泛滥，清谈盛行。由于佛学和道教都宣称无善恶之分，故常年灌输之下，无论胡汉，风俗皆是如此。
李唐王朝多数信佛，不是信道。但唐王朝宗教自由，佛、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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