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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队中生活胜利油田物资供应处步队是怎么管理的
中国军队高级指挥员应树立信息化联合作战观
日出版的《学习时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探索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高级指挥人才培养规律——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上将答本报记者问》，这篇重要访谈紧贴世界新军事革命和信息化战争的作战实际，站在提高我军高级指挥员的军事思想、作战指挥艺术水平的战略高度，积极探索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规律，是一篇颇具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好文章，值得每一位关注新军事革命、关注信息化战争、关注联合作战指挥艺术的中国军人和公民认真阅读和深入思考。
我们知道，“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投入激烈斗争中去的就不只是军队，同时还有作战双方的军事理论、军事学说和战略思想。”
两军交战，参与较量的不仅是武器和士兵，更是将领的作战思想和指挥艺术。谁的作战思想先进、指挥艺术高超，谁就能占得更多的优势，甚至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下，若能指挥得当，仍会出奇制胜，以劣胜优。在中国近代史上，因军队指挥官思想守旧、墨守成规而造成作战指挥失误，最终导致全军覆没的惨痛战例，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张家湾、八里桥战役。在张家湾之战中，英法联军向僧格林沁的营地发起攻击，僧格林沁虽然在抵抗初期给敌以重大杀伤，但当他调派骑兵抄袭敌军时，联军炮兵突然发射火箭（炮弹）数百枚，以致“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清军阵势顿时大乱，马步兵自相践踏，纷纷溃退。僧格林沁率领部队退守八里桥，驻防通州的绿营兵也慌忙随僧格林沁撤走。英法联军占领张家湾，并乘胜追击，一举占领郭家坟和通州城。在八里桥之战中，僧格林沁指挥骑兵对英法联军实施宽大正面冲锋。清军骑兵奋不顾身，用长矛和弓箭迎击敌人，企图冲乱和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一部分骑兵冲至离敌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激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但是，清军骑兵遭到据守沟壕作战的英法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炮兵发射大量霰弹的轰击而伤亡惨重，被迫退却。随后，由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强攻八里桥，法军将大量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把桥栏上的石头狮子都炸碎了，给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驻防的胜保部以重大杀伤。胜保中弹受伤，遂率军退至定福庄。法军追至，胜保又率军逃往北京。在胜保部与法军战斗的同时，僧格林沁指挥骑兵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尔后以步兵配合胜保部包围法军第2旅。由于胜保所部败退，僧格林沁的企图未能实现。英军则分兵一部向于家卫（今于家围）进攻，抄袭僧格林沁的后路。僧格林沁甚为惊恐，便“于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撤队而逃”，以致军心动摇，瑞麟部未战先逃，法军第1旅顺利占领八里桥以东的几个村庄，并协同法军第2旅攻占八里桥。八里桥之战，三万多人的清军死伤过半，而六千人的英法联军只有十二人阵亡。
张家湾、八里桥之战，英法联军轰开了北京的东大门，然后长驱直入，攻进北京城。咸丰帝吓破了胆，慌忙带着懿贵妃（慈禧）逃往热河。英法联军一路追击，追至圆明园，当他们看到这座东方夏宫的富丽豪华，顿时垂涎三尺，贪婪地把宫苑里的金银珠宝和珍贵器物洗劫一空，为销毁罪证，他们竟然火烧圆明园。然后，英法联军又劫掠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的大量金银珠宝与历史文物，并焚烧了许多著名建筑物。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已经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如发射圆锥形弹丸的线膛后装步枪、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出现的线膛后装火炮和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军的武器装备却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没有区别（仍是鸟枪、抬枪和发射球形弹丸的前装炮及大刀、长矛等冷兵器），炮台构筑仍是露天式的，经不起英法军队的火炮和霰弹轰击。至于内河水师，由于船小炮小，二三百只战船竟然打不沉敌人的一艘炮艇。
在武器装备不断改善的同时，英法军队的作战方式也进有所改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欧洲各国军队基本上采取散兵战，并更加重视炮兵的炮火准备，以保证步兵的冲击奏效。骑兵除用于侦察外，经常用于对敌人的翼侧和后方进行出其不意的突击，和扩张步兵所取得的战果。海战方面，除了继续运用水陆协同配合、迂回侧击等战法外，还采用了以吃水浅的炮艇绕过对方要塞，配合大型战舰实施夹击等战法。这些战法，英法军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几乎都运用了，并取得明显成效。
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既没有认真研究英法侵略军的作战特点，也没用探求克敌制胜的新战法，而是固步自封，保守老一套的战法。不少将领始终认为侵略军长于水战而短于陆战，因而一直忽视加强陆地纵深设防。水战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证明，利用火船、火筏等原始方法对付以帆力为主的敌舰，尚且收效甚微，而此次仍用这种老办法对付运转灵活的蒸汽炮艇，显然更难奏效。前线将领中，叶名琛、谭廷襄等纯属军事上的门外汉，就是颇受咸丰帝器重的僧格林沁，也同样墨守成规，不能因敌因势制宜，他既不善于使用正兵，更不善于使用奇兵，又不虚心采纳正确意见，以致大沽失守，一败再败。僧格林沁虽是骑兵出身，却不会灵活地指挥骑兵作战。张家湾、八里桥之战中的骑兵作战，是近代史上中国骑兵与欧洲骑兵的第一次交锋，这次交锋的结果是中国骑兵惨败，欧洲骑兵大胜。由于僧格林沁没有根据武器装备敌强己弱、战场形势敌人侧后暴露等特点，首先使用步兵与敌接战，待敌进攻队形出现混乱时，再使用骑兵冲击，更没有大胆使用骑兵绕击敌人侧后，切断敌交通线、袭击敌后方及炮兵，以致虽有优势的骑兵，不但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反为敌人所败。说到底，还是由于僧格林沁沿袭昨天的军事思想来指挥今天的军队作战，使用昨天的战法来打今天的战争，焉有不败之理？！
从中国军队目前的状况看，各级指挥员的军事理论水平还比较低，与部队现代化建设和未来战争的要求相比，还有一个相当的距离。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军队的指挥员，文化底子薄，不善于系统全面地思考战争，不善于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上有所创新。建国初期，中国军队在正规化建设中，许多指挥员经过院校培养，理论水平有所提高，但好景不长，1958年批判教条主义运动一开始，首先在军事上来了个“闭关锁国”，批了洋教条，开始了土教条，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停留于对自己经验的总结上。“文革”十年动乱中，过分强调“突出政治”，政治运动冲击一切，军事理论学习被局限在对毛泽东同志“六篇军事著作”的照搬照套上。而这一时期，正是世界军事革命蓬勃发展的阶段，以导弹核武器的远程打击为突破点，投送、发射、制导、航天、测地、气象、自动控制等相关技术以及侦察、预警、报知、监测、防空、反制导、电子干扰、伪装、工程机械、防护器材等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为了适应核条件下作战，各军兵种的指挥和保障机构、武器装备和技术器材、军队编制体制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军事理论上，国外一大批军事著作纷纷涌现出来，比如：1962年出版《军事战略》（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1973年出版《科学技术进步与军事上的革命》（洛莫夫上将主编），1974年出版《战争初期》（伊万诺夫大将主编），1976年出版《对空防御的发展》（苏联空军元帅齐明主编），1976年出版《国家的海上威力》（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编著），1979年出版《突破》（拉齐耶夫斯基大将编著），1979年出版《苏联核战争战略》（道格拉斯和霍伯合作撰写），1980年出版《政治和军事地理学》（斯皮琴科主编），1982年出版美国陆军《作战纲要》（正式提出“空地一体作战”理论），等等。由于中国军队没有及时追踪和研究最新的世界军事发展动态，仍然沉迷于闭门造车，不思进取，中国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一下子就耽误了二十年！当时在全军开展的群众练兵运动，基本上还是重复过去的那一套，“练兵项目，仍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当时的毛主席语录），也没有跟踪新的军事技术革命动态，引进最新的军事技术，制造高技术的武器装备，给群众练兵运动注入新的科技含量，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仍然达不到现代化战争的要求。据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中国38军一个军的武器装备，只相当于苏联军队一个师的装备，这仅是从数量上分析；如果从兵员素质、文化程度、操作技能、自动指挥等方面分析，中国军队与世界军事强国相比，竟然相差一个时代！直到1979年的中越战争，通过实战检验，中国军队才猛然发现自己是多么落后——旧的传统作战经验已不能适应新的战争，时代的鼓点催促着中国军队重新学习！
&&&&在未来战争中，谁行动大胆坚决，先敌投入使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或新奇战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谁就能取得胜利。这正是粉碎均势之敌甚至优势之敌的一个最重要保证。在信息化战争时代，军队指挥官应协调运用战斗力的所有要素（机动、火力、防护和指挥），通过信息网络的有效连接，集中联合战斗力，实施陆海空天一体化联合作战，在短时间内对敌实施快速决定性打击，一举瘫痪敌方的作战体系，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争效益。在现代条件下，“地面和空中机动能力的提高，使进攻一方能更迅速地集中，同时也使防御一方更快地作出反应，尤其是现代武器的杀伤力大大增加了对集中部队的威胁性”。以往那种将大量的兵力兵器集中于某一预定地域，以对敌形成压倒性优势的观点已经过时，近战意味着己方部队要冒极大的危险，应在“对方大多数直瞄和间瞄火力射程之外分散配置机动部队”。指挥官必须掌握“以集中火力代替集中兵力的方法”，充分发挥高技术兵器的优势，通过火力机动迅速达成集中兵力的效果。作战中，各级指挥官首先应谋求运用精确的远程火炮和导弹实施突击，重创对方，削弱其战斗力，并运用电子对抗手段使对方变成“聋子”和“瞎子”。只有以猛烈的火力突击和电子突击大大削弱对方，才能减弱对地面近战部队进入战斗时的威胁，加快作战节奏，达成迅速歼敌之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作战中，兵力分散是“形散神不散”，“形散力不散”，是按照作战系统“协调运用战斗力的所有要素（机动、火力、防护和指挥），在短时间内对敌军产生决定性的威力”的总体要求，对机动部队进行的有机性分散，形成一个适应战场实际的动态灵活的作战结构，“并应根据其主要突击点一再地转移这种集中点”，达成使数量居劣势的部队取得快速决定性作战的效果，给敌方造成强烈的心理震撼和杀伤效果，一举瘫痪敌方的作战体系，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作战效果。为实现上述目标，应实施陆海空天信息一体化联合作战，在整个作战地域的全纵深同时采取行动。可见，兵力分散是指“兵力分散，火力集中”，“战场多维（分散），效能集中”。
信息技术使军队成功地实现了“兵力分散，火力集中”和“战场分散，效能集中”。信息网络可以消除地理上极其分散的武器装备、作战人员和战场资源之间的障碍和距离，能够集中地和同时地释放出优势战斗力。在现代远程精确作战条件下，不需要集中兵力就能实现火力的集中，不但减少了因集中兵力而招致空中打击所带来的危险，而且减少了因兵力集中所带来的运输和机动费时费力的任务。信息网络在各种武器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的互连互通，使军队能在同一时间在不同地点做同一件事情。传感器与打击器互连，使远程作战力量在不需要机动的情况下，同时攻击多个不同的目标。
美军非常重视联合战斗力，要求部队快速部署、集中、指挥、投送、重组以及重新使用所有领域的联合战斗力，确保美军进入全球任何国家或地区。联合作战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军种（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的统一军事行动。美军认为，在现代扩大了的战场上，任何单一军种都不具备在战场的所有空间给对方以有效打击的手段与能力，难以单独组织与实施战役级作战。陆军通常作为联合部队的组成部分参加联合作战，这种联合作战已不是“空地一体作战”理论意义上的空军和陆军的协同，而是扩大为“陆海空天信息一体化”的整体协调行动。其主要特征是，海军的参与和空间作战支援对地面作战行动的影响日益突出，“目的是为了更加强调空间作战”。空间系统的重要作用在于能为兵力投送（即在全球任何地方显示出快速预警、动员、部署和作战的能力，包括为解决地区冲突和突发事件所采取军事行动的全过程）提供重大技术保障，迅速发挥作用而不受国界的限制，从而可使地面部队指挥官迅速定下决心，及时调整火力，有效地保护部队和打击对方，控制整个战场。因此，美军强调，“在整个战区统一实施空中、地面、海上和特种作战行动，这一切都会得到空间作战的支援”。要求在兵力投送的各个阶段，充分发挥空地海天各部分的长处和能力，相互支援、密切协调，使对方在企图避开一个军种的打击时，而遭到另一个军种的攻击，形成联合作战的整体威力，在各个不同层次和方向上震撼、打乱并迅速击败对方。
联合作战部队通过信息网络共享作战空间感知，共同了解作战意图，使联合作战行动实现自动化、同步化。作战部队依靠及时、准确的信息，对作战空间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归纳，同时利用信息网络中的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将作战空间感知转化为作战空间知识，即敌方目标的空间位置、兵力多少、什么性质的部队，己方应使用多少火力、如何打击敌人等，都了如指掌。信息技术还使作战实体之间进行互连互通，分散部署的部队能够产生最佳的协同效果，并根据作战需求进行作战任务的动态分配，易于发挥各个部队的特长。网络中心战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能力，它不是简单地从传感器到打击器之间的连接，而是将地理上分散的所有平台（传感器与打击器）之间的连接有机整合，产生最佳协同作战效果。协同是指各部队之间相互配合或甲方协助乙方完成某项作战任务。目前，美军已从过去以“平台为中心”发展到以“网络为中心”的作战方式，以“网络为中心”具体体现在将地理上分散的情报资源实现共享感知，形成信息的“中心性”，从而更加注重作战实体的相互协同，产生联合作战的效果。
对交战双方而言，联合战役火力造势对提高作战整体威力有着重要影响。联合战役火力造势是指围绕战役作战目的，合理运用参战各军兵种的火力，灵活巧妙地采用多种方法和手段，造成有利于己方而不利于对方的态势。联合战役火力造势必须把各军兵种火力科学地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凝聚各种火力，能动有效地发挥作用。联合战役火力造势主要表现为整体造势、立体造势、重点造势和灵活造势。（1）整体造势是指综合运用各军兵种的火力，构成远中近和高中低的火力整体；要着眼战役全局，对不同战役目标或统一战役目标的不同部位事实系列打击，使陆海空天火力有机结合，相互配合，浑然一体；既要保证在同一时间内有一定的火力密度，又要兼顾有一定的火力纵深和空间。（2）立体造势是指地（水）面火力和空中/空间火力相结合，正面火力与侧翼火力相结合，远程火力与近程火力相结合，形成全纵深、多方位、多层次的整体火力布势，对敌战役布势实施立体化火力打击。（3）重点造势是指把握战役的关键时机和重要环节，火力造势要造在重点部位、重点阶段、关键环节和关键时机，以取得事半功倍之效。（4）灵活造势是指火力造势要适应快速多变的战场形势，因势利导，灵活造势；及时协调各种火力行动，灵活运用计划协调、随机协调等方法，确保火力造势的及时、可靠、准确；要编组快速机动火力群、远程火力群、游动火力群、袭扰火力群，以火力切割、斩首、伏击、反击、突破、追击、围歼、封锁、阻滞对方行动。在作战中，火力造势必须与火力打击结合使用。一是要以打造势。在未来战场上，要充分发挥火力，实施先机制敌、快速突击，夺取先机之利，以势夺人，震慑对方，置敌被动，达成有利的战役态势。二是要以势求打。有利的态势一经构成，要及时集中强大的火力，对预定目标实施猛烈的火力打击，获得最佳打击效果。三是要顺势发展。敌在遭我火力打击后，可能要调整力量和部署，继续与我抗争。此时，我火力要顺势发展，立即调整火力打击目标，不给敌喘息之机。
在联合作战中，美军非常强调是非对称作战。对称作战，指两支同类型的部队交战，如地面对地面、海上对海上、空中对空中的作战；反之为非对称作战，如空袭地面目标就是非对称作战。实施非对称作战，可以利用自己武器的长处对付敌人武器的短处，减少作战中人员的伤亡，以较小的代价夺取更大的胜利。1号联合出版物对此进行深刻的描述：“非对称作战可能需要联合部队司令部更有力地进行监督，同时也提供了产生巨大战果的潜力。”这种非对称作战可以从地面攻击潜艇基地，用舰射巡航导弹打击或用特种作战部队袭击重要的防空雷达，对关键的地面交通枢纽实施空袭等等。非对称攻击为美军进攻敌人、发现暴露其弱点、创造歼敌战机提供了最有效的方法，同时还有利于避免伤亡和节省资源。
美军强调，打败对方的最好办法，是“在敌人作战地域的全纵深同时运用空中、地面、海上和空间力量打击敌人”，即使是实施纵深、近距离和后方作战行动，也必须同时进行，目的是使对方无法区分前方后方、主要次要，难以首尾相顾，穷于应付；打乱其预定作战计划和协同，不能实施有组织的参战；严重削弱其整体力量，迅速剥夺其主动权，加速其失败。实施全纵深同时行动，“可充分利用己方的能力在空间和时间方面延伸战场”，促进全面任务的完成并加强对部队的保护。火力在全纵深作战中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但综合运用火力与机动可增强这种攻击的能力和效果。指挥官必须善于使用空降与空中突击部队和强击航空兵部队，在对方纵深采取行动，以攻占其设施，打击其高价值目标，破坏其指挥与控制系统，以高速装甲部队向对方翼侧实施包围、迂回，并将其分割，结合正面部队的积极行动，将“全纵深的敌人都卷入决定性作战行动”。为适应全纵深同时采取作战行动的需要，美军提出应建立新的战场结构，它既可以是明确划分纵深、近距离和后方分界线的线式结构，也可以是各部队之间互不相邻、没有线性联系的非线式结构，只要有利于联合作战部队在整个战场的地面、海上、空中和空间同时运用战斗力，迅速击败对方。
“全纵深同时作战”要求美军具备在战场全纵深同时实施近距离作战、纵深作战和后方作战，并几乎同时达成多个目标的能力，这种要求使以往那种战略、战役和战术级的传统界限变得模糊，并且缩小了它们之间的区别。由于这三级行动同时开始，行动节奏大大加快，使战争各级别之间的联系大大增强。因此，各级指挥官不能仅关心本级作战行动的情况，这三级行动目标的实现，也将不再像以往那样具有明显的相互连接而构成顺序关系，全纵深同时作战使这三级目标可能同时构成。
“全纵深同时作战”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美军认为，“全纵深同时作战”的思想不仅适用于战争行动，而且适用于军队的非战争行动。在战争行动中，全纵深同时作战不仅适用于进攻作战，同时也适用于防御作战，表现出极强的攻防一体性。美军强调，无论在进攻中还是在防御中，都要同时运用纵深作战、近距离作战和后方作战行动，对敌军战斗部署的全纵深实施打击，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力量的整体威力，加速敌军整体作战能力和抵抗意志的丧失。美军还指出，在非战争行动中，无论是控制陆地还是民众，或是在遭到自然灾害后迅速重建基础设施，美军或联军必须在整个行动空间建立起这种控制。因此，非战争行动也必须遵循同时行动的思想。
随着新军事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信息技术在全球普遍推广，一种涵盖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领域总体战略力量，包容战争行动和非战争行动、适用于平时、危机时、战时，融通战略、战役、战术各个层面，打破军政、军商、军民、军地多个界限的全维战略力作战理论——网络中心作战应运而生了。
网络中心作战（NCO，Network Centric
Operations）是在NCW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战争概念。与NCW初始宗旨相比，NCO除强调更大的时空范围、网络中心在军事和非军事行动的作用外，更强调健壮性的网络化作战，信息共享，协作等，认为它们将在军事和非军事行动中提升各类军事组织的行动能力。从军事翻译的角度讲，美军所强调的Operations，翻译为行动更为准确，“行动”的概念要比“作战”的概念更为宽泛，行动既包括作战（军事行动），又包括作战以外的所有的非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和非军事行动的综合就是泛化的战争，网络中心作战就是要提升美军打赢泛化的战争的行动能力。未来战争将更多地体现非军事战争行动上，战争出现平民化趋势，战场空间与非战场空间重叠，其中的界限日益模糊，老百姓都可以发动战争并且赢得战争。从时间上讲，网络中心作战能在平时、危机及战时广泛运用。从空间上讲，网络把战场空间和非战场空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战场空间与非战场空间相互渗透，相互组合，战场空间中有非战场空间，非战场空间有战场空间，交错重叠，更加复杂，此时的网络中心既是战场空间，又是非战场空间。从国防动员角度讲，除了职业军人必须参加各类战争行动外，民间企业及广大民众都要参与这些战争行动。
战略力是指国家及联盟在战略层面上的总体的战争力量，包括战争实力和战争潜力。战争实力，是能够立即用于战争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精神力量的总和；战争潜力，则是上述诸要素中平时处于潜在状态，在战前或战时通过动员、挖掘出来以增强战争实力的能力。战争实力与战争潜力共同构成一个国家或政治、军事集团（联盟）总体的战争力量，对战争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全过程的和决定性的。
战争同时在宏观、中观、微观和其他不同物理特性的领域间展开，原本相互隔绝的领域统统被打通，任何空间都被人类赋予了战场意义。战场空间与非战场空间重叠融合，只要你有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手段向任何目标发动攻击的能力，战场就无所不在。网络中心作战（NCO，Network
Operations）实际上就是网络中心行动，因为“最重要的不是制造更好的卫星、坦克，而是组织上百万人参加情报收集、物资供应并在全球范围内地理条件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地区赢得战争”，职业军人所承担的作战任务更加广泛和繁杂，要和社会各阶层、民间团体及普通民众进行协作。网络中心要保证不同网络的融合，对全球信息网格性能作出评估。全球信息网格采用新因特网协议，连通国防通信系统（DMS）、全球指挥控制系统（GCCS）和全球作战支持系统（GCSS），实现所有军队单位与移动平台共享信息。空军目标瞄准先进技术保证多架飞机传感器网络的目标数据融合，Link16数据链将空军乃至美军所有部队、飞机与武器平台连成一个网络。海军合作作战要求将作战海域的海军舰艇和飞机连成一个网络。陆军旅以下部队连成一个网络，使用军队追踪系统找到本军及敌军各部队的位置，为本军使用群体战术分散机动的小作战单位提供通信保障。联合战术无线电系统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的无线移动通信系统，具有卫星通信功能，采用战场网络路由器，当部分网络设施被击毁时可以动态地重组通信网络。联合无人平台系统将无人作战飞机、无人驾驶车辆、无人驾驶潜水器与指挥系统连成一个网络。
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大幅度调整全球军事战略部署，力求实现全球战略布局转型。“9·11”事件后，美军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标志着苏联解体后世界秩序的过渡期已经结束。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与现实严重脱节的缺乏应变能力的美军欧亚两大军事体系配系，既不能灵活应付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难以适应美国“先发制人”地扩展其全球利益和战略边疆的需要。因此，作为军事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布局调整已成为当务之急。美军的全球部署调整仍以控制欧亚大陆为重点，沿“不稳定弧”加强军事配置，由以往的东西两翼部署转变为东、中、西三线部署。在东线，即在东亚适当收缩驻日、韩美军兵力，建立以新加坡为支承点的东南亚基地群，与澳大利亚、关岛相呼应；在西线，即在欧洲减少驻德美军，在波兰、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使西线部署呈南北呼应的均衡态势；在中线，即在中东与中亚进一步强化美军的军事存在，填补美军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上长期以来一直无法进入的“真空”，第一次实现欧亚大陆地缘战略链的东西对接，既能以中线为支撑辐射两翼，又可东西呼应，支援中线。这样，美军在欧亚大陆的军事部署，由冷战时期密集的重点兵团状部署，转变为以全球战略枢纽与咽喉要地为依托的均衡分布的网络式部署，建立起完整的全球控制的战略体系。
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格局不复存在。美国为了寻找下一个对手，将“冷战”的目光对准了中国。它不断地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以及文化等多个领域，对中国实施攻击性压制。特别是在军事上，美国倚仗先进的信息化军事力量和由此而形成的军事技术“时代差”，对中国开展了核威慑+常规威慑的多层次威慑。威慑的实质是压制，无论是物质实体层面还是精神心理层面，都形成了一种压制性力量，产生了压制性效应。多层次威慑就是多层次压制。美国海军由海到陆，占据太平洋岛链，突出前沿存在，对中国东部造成前沿压制。美国连续发动的四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对俄罗斯和中国确实起到了“敲山震虎”的功效。美国为了实现梦寐以求的全球战略构想，在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依靠实力政策来实现它所喜欢的那种形式的和平和它所期望的那种形式的战争。于是，它对中国积极输入资本，帮助中国开办工厂，控制中国的国民经济；它对中国积极鼓吹民主，渗透美式民主意识，企图颠覆中国的政治制度；它对中国大规模输入影视、书刊、光盘和网络，把性开放的生活方式引入中国，从文化上渗透奸污中国的本土文化；最阴险的，它不断从中国引进聪明的留学生，以高薪为诱惑，让中国知识分子死心塌地为美国效劳，从而使中国发生“人才饥荒”；最狠毒的，它控制日本、韩国，联合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尼对中国进行包围，在地缘上陷中国于死地。
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围堵，面对美国网络中心战和海空一体战的严峻挑战，崛起的中国该怎么办？中国解放军该怎么办？中国军队高级将领的作战思想和指挥水平如何提高？希望每一位关注新军事革命、关注信息化战争、关注联合作战指挥艺术的中国军人和公民认真思考。
（宋宇写于日）
探索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高级指挥人才培养规律——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上将答本报记者问&&&
记者：王校长，当前，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新的科学技术发展给现代战争带来巨大变革。近年来每次发生的战争形式都不相同，对此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为应对未来战争需要，完成我军面临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应该抓住的最根本的任务是什么？
王喜斌：邓小平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恩格斯也强调，“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技术决定战术”。当前，世界军事变革飞速发展，战争形态向信息化加速演进，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现代战争的基本作战样式，形成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迫在眉睫。
一位未来学家认为，“电脑网络的建立与普及将彻底改变人类生存及生活的模式，而控制与掌握网络的人，就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现代战争的实践表明，信息化条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作战方式，信息战将在现代化战争中发挥巨大威力。信息战思想已经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必将对未来战争和军队建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要确保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需要做的工作非常多。仅从军事人才培养角度讲，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胜负，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支以联合作战高级指挥人才为核心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群体。作为中国最高军事学府的国防大学，必须具备培养造就这样高素质高层次人才的能力，使学员能够胜任未来战争。
记者：国防大学作为全军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是培养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高级指挥人才的中心。学校都突出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王喜斌：从1927年毛主席创办井冈山红军军官教导队起，到后来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南京军事学院等，到今天的国防大学，我们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85年的光辉历程。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明确提出“要把国防大学建设成为符合时代要求、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和我军特色的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这为我们培养信息化条件下高层次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提供了根本遵循。
加快推进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事关我军有效履行历史使命，事关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必须以强烈的政治意识、敏锐的科学思维、自觉的使命担当统一思想、深化认识，高标准抓好人才培养工作。
近年来，我们以联合作战高级指挥人才培养为重心，积极探索具有我军特色的高级军事任职教育特点规律，推进教学科研改革创新，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全新模式，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具有联合作战综合素质的建军治军高级军事人才，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提高我军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作出了应有贡献。
记者：信息化极大地增加了战争活动的系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现代战争性质要求实施整体作战，联合作战就是整体作战。现代军事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展开的，那么当前中国的军事变革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对联合作战高级军事指挥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王喜斌：我军正处在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我军的军事变革呈现出从思想理念、制度机制到人才培养等系统性变革的发展趋势。培养联合作战高级指挥人才，必须注重适应军事变革的发展实践，特别是联合作战呈现出的联合事务日趋扩大化、联合部队行动日趋战术化、联合作战指挥日趋一体化、联合指挥机构日趋常设化、联合跨国行动日趋频繁化的趋势，把信息主导、系统对抗、联合制胜等先进理念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不断提升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高级指挥人才的层次水平。
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高级指挥人才培养是一个崭新课题，必须以科学的思维、办法和举措抓好筹划落实。国防大学党委着眼探索信息化战争特点规律和联合指挥人才培养特殊要求，围绕“什么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怎样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发动全校人员集体攻关、深入研讨，逐步形成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目标定位、素质内涵、培养途径等认识成果，构建了“从这里走上战场”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总体思路，提出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六个
聚焦”、“两类”、“三层”、“四岗”的人才定位及素质模型，形成了配套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培养模式、保障机制，大大提升了人才培养科学化水平。
记者：国防大学作为高级军事任职院校，教学和科研是中心环节和基本实现手段。围绕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学校是如何实现教学和实践的有效对接，怎样实现教学的改革转型的？
王喜斌：近年来，国防大学以提高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指挥能力为核心，坚持紧贴战场、瞄准打赢，需求牵引、创新推动，积极构建与现代实战要求对接的新型教学科研体系。就教学上来讲：
一是围绕提高联合意识、联合素养和联合指挥技能，积极拓展教学内容。一方面，着眼“联合”需求，以联合作战实际进程和指挥流程为主线，突出战略、政略、军兵种作战理论与实践、联合战役主要样式和行动等内容，针对不同层次培训对象，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新设计，打破各门课程、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建立具有时代特色、统分结合、岗位指向鲜明的课程体系。另一方面，着眼使命任务，围绕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增设复杂电磁环境、复杂地理环境下联合指挥与联合行动等课程，增加危机处置、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国际维和、联合军演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教学内容，增设国家安全战略学、军队“三战”学等新兴学科，使教学大大增强了前瞻性和适应性。
二是围绕推进多样化、模拟化、基地化，大力改进教学手段。注重深化研究式教学、实行统分式教学、扩大开放式教学、拓展实践性教学，初步形成了教与学互动、课堂与战场对接、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新格局。推进理论授课方式多样化，广泛运用新型教学方式，使学员在动脑、动口、动手中掌握理论、提升能力。推进训练手段模拟化，努力构设贴近实战、功能互补、互联互通的模拟训练体系，促进理论向实践能力的转化。推进实践教学基地化，依托丰富的社会资源，建立起与浦东、井冈山、延安等中央三所干部学院衔接教学、军队中级指挥院校联合育人、部队训练基地联教联训的有效机制，使课堂向部队训练场和战场拓展延伸，并每年组织重点班次学员到外军考察，深化对世界军事变革和外军联合作战的深入了解和切身感受，对提升学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是围绕加强联合、配合、结合，努力优化教学组织。加强教研部门之间的联合，着眼提高联合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能力，建立沟通、协调、合作系统机制，着力解决教学内容交叉重复、衔接不够、能力训练不突出的问题，提高跨部门组织实施联合教学的能力。加强机关、系队、教研部门之间的配合，把教学谋划、督导检查、考核评估、教学保障等有机统一起来，形成齐心协力抓教学的良好局面。加强外训与内训、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结合，常态化开展中外学员学术交流和模拟对抗演练等活动，不断拓展培养的平台。
记者：信息化时代带来的是新的思想理念创新，从而必然带来军事理论的不断创新。国防大学如何在军事理论创新上保持优势，并以此推动科研和教学工作？
王喜斌：培养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高级指挥人才，必须要在军事理论创新、培树新理念新思想上下足功夫。我们着眼现代联合作战理论发展趋势，遵循高素质军事指挥人才成长规律，加大科研育人力度，为全面提升联合作战综合素质提供重要支撑。
一是推进联合作战理论创新，夯实学员联合作战理论基础。国防大学是中国重要的军事理论创新基地，著述丰硕、人才济济。我们注重借助学校理论创新基地优势和教研合一的体制优势，把实施联合作战理论创新工程作为科研育人的重中之重，集中力量围绕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等重大问题进行攻关，形成了我军联合作战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体系，推出了一批重大理论研究成果。注重加强科研设施建设，构筑联合作战理论研究的实践平台，努力形成功能先进、科学高效的科研实验体系，为提高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是开阔军事学术战略视野，强化学员联合作战全局观念。高端军事学术论坛是思想碰撞、学术交流、新见迭出的重要舞台。我们积极搭建高层次军事学术交流平台，不断开阔学员的战略视野、世界眼光和大局意识。这些年，先后搭建了国际防务与安全论坛、国家安全与战略论坛、战争复杂性与信息化战争模拟高层论坛以及其他多类国际国内军事学术论坛，使学员在高端学术交流中开阔视野，提高联合作战意识，增强联合作战素养。同时，依托全军高中级任职教育院校协作机制和各类研究中心，创建不同领域的专题论坛、系列学术报告等，设置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等议题，鼓励和倡导学员积极参与，增强战略思维和联合意识。
三是搞好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提高学员联合作战实际能力。研究部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是提高联合作战指挥人才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科研育人中，注重把完成军委、总部赋予学校的重大研究课题、解答部队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作为学员科研活动的主要内容，让学员在实践、实际、实情研究分析中学到思维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和破解难题的能力。注重引导高中级学员加强联合作战指挥研究，在应对危机和处置突发事件等方面，拿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记者：国防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功绩辉煌的名校，以刘伯承等为代表的名师培养出我军一批著名将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培养出优秀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王喜斌：国防大学党委始终把培养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高级指挥人才作为办学治校的主线，以此全面推进学校各方面建设升级转型，提高建校育人的整体水平，同时更好地保证和促进联合作战高级指挥人才的培养。
联合作战高级指挥人才是未来我军领军制胜的核心骨干，讲政治是第一位要求。毛主席当年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胡主席多次强调，学校是培养人、教育人的，能不能保证培养出来的人才政治上合格，是事关党和军队事业代代相传、事关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大问题。我们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办学治校的首要标准，持续深入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入教材、进入课堂、进入学员头脑，扎实培育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军魂意识。
我们努力打造优秀教研队伍，为联合作战高级指挥人才培养提供过硬育才群体。培养高层次军事人才，必须有一支理论造诣深厚、精通联合作战、师德高尚的高素质教员团队。近年来，国防大学以“强功力、聚精力、增活力”为抓手，按照“提高素质、优化结构，丰富经历、激发活力，广纳人才、造就名师”的思路实施“名师工程”，形成专职型教授、流动型教官、外聘型学者相互补充的格局，教研干部系统化、精确化、个性化培养工程稳步推进，以全军首批“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构建名师带团队的育人模式，在全校深入开展中青年教研骨干教学比武观摩竞赛活动，大力营造“优秀的优先、吃苦的吃香、实干的实惠”的良好氛围，先后涌现出许志功、金一南、徐焰、张彬等名师名家和一大批优秀中青年教研骨干，为提升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有力支撑。
未来联合作战更加强调纪律严明、协调统一。从严治校是国防大学办学治校、建设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的重大问题。胡主席强调，学校贯彻从严治军方针，标准要高于部队、要求要严于部队。我们坚决贯彻胡主席重要指示，把从严治校作为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紧抓不放，坚持从严治教、从严治研、从严治学、从严治考、从严治管，认真贯彻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大力抓风气，扎实抓规范，认真抓落实，大力培育良好校风学风，切实做到政治要求严、管理教育严、教学秩序严、执行纪律严、落实制度严，坚决维护法规纪律的权威，不断强化纪律观念、协作意识、大局意识，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提供严肃规范的良好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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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太好了，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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