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
&&&&& 下雪了，外公又把我送到外婆的妹妹家里。“这对你不是坏事，不是坏事。”他对我这样说。我觉得，这一个夏天我经历了许多许多事情，人变老了，也聪明了。而在这段时间里，主人家里却更加沉闷无聊。他们仍然常常由于吃得太多而闹胃病，仍然相互不厌其详地诉说病情，老太婆仍然那么可怕而狠毒地祷告上帝。年轻主妇产后瘦了，占据的空间小了，但她走路仍然那样大摇大摆，慢慢腾腾，像个孕妇。当她给孩子做衣服时，总是低声唱着同一首歌：
斯皮里亚，斯皮里亚，斯皮里亚――斯皮里亚，我的亲兄弟；我坐在雪橇上，把斯皮里亚放在后座上??如果有人走进房间，她立刻就不唱了，生气地嚷嚷道：“你来干什么？”我敢肯定，除了这首歌之外，她什么歌也不会唱了。晚上，主人们把我叫到屋子里来，吩咐说：“喏，讲讲你在船上的情况吧！”&&&& 我坐在靠近厕所门的椅子上讲起来。在这里（违背我的意愿，硬把我塞到这个家里来）回忆另一种生活，我感到十分惬意。我讲得如痴如迷，全然忘记了听众，可是好景不长。两个女人从来没有坐过轮船，不停地问这问那：“得了，毕竟是挺可怕的吧？”我不懂――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万一轮船拐到一个深水处，肯定会沉下去吧！”男主人大笑起来，我虽然知道轮船不会在深水处沉没，可是我讲不出充分的理由使她们信服。老太婆坚信，轮船不是在水面上游动，而是靠着轮子在河底走，像村子里运货的四轮大车一样在地上走。“既然轮船是用铁做的，它怎么能浮起来呢？斧头就浮不起来??”“要知道，长柄勺在水里不是就沉不下去吗？”“你怎么比呀！长柄勺那么小，又是空的??”当我说起斯穆雷和他的那些书时，他们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老太婆
&&&&&&&&&&&&&&&&&&&&&&&&&&&&&&&&&&&&&&&&&&&&&&&&&&&&&&&& 九
突然迸发出来的极大的读书热情，给我带来了多少沉痛的屈辱、烦恼和恐惧啊，想起来叫人又伤心，又可笑！
剪裁师妻子的书好像极其珍贵，我担心老太婆会把它们扔进炉子里烧掉，所以我尽量不去想这些书。每天早上我到铺子里买早茶用的面包时，便在那里借一些彩色的小册子来看。
铺子老板是个十分惹人讨厌的小伙子――厚嘴唇，苍白松弛的脸长满瘰疬疤痕和斑点，老是汗淋淋的，一对浅色的眼睛，两只肥胖的手，手指粗短而笨拙。他的铺子是这条街上那些冒失的少男和轻佻的少女晚上聚会的场所。我家主人的弟弟也几乎天天晚上到他那里去喝酒打牌。吃晚饭时，常常差我来叫他，在店后面一间拥挤的小屋里，我不止一次看见有点傻里傻气的、面色红润的老板娘坐在维克托鲁什卡或别的小伙子腿上。看来，铺子老板并不把这当回事。他的妹妹在铺子里帮他照应生意，经常和教堂唱诗班歌手、士兵和一切乐于此道的人搂搂抱抱，但是他见了也毫不生气。铺子里的货品不多，对此，他解释说，他的买卖刚开张，他还没顾得上好好安排。其实这铺子秋天就开业了。他经常拿一些淫秽的图画给客人和顾主们看，拿一些低级下流的诗给那些喜欢这类诗的人去传抄。
我看了一些米沙?叶夫斯季格涅耶夫的毫无价值的小书，每看一本，租金是一个戈比，这在当时是很贵的，可是这些小册子并没有使我得到任何快乐。《古阿克，或者忠贞不屈》、《威尼斯人弗兰齐尔》、《俄罗斯人和卡巴尔达人之战，或者一个死于丈夫灵柩的美人伊斯兰教徒》以及类似这样的作品，也令我大失所望，懊恼不已，因为那些小册子用艰涩的语言叙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好像嘲弄一个傻瓜似的在嘲弄我。
我比较爱看的是《射击军》、《龙里?米洛斯拉大斯基》、《神秘的修士》、《鞑靼骑士亚潘恰》和类似这样的书，这种书读后可以令人回味。不过，最使我入迷的要算是圣徒传了。这类书写得比较严肃、可信，有时还令我深为感动。不知为什么，一切男苦难圣徒使我想起那个“好事儿”，一切女苦难圣徒使我想起外婆，而那些普通圣徒，使我想起家道昌盛时的外公。
我一般是在砍劈柴时躲在板棚里看书，或是在阁楼上看书，但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同样不便，同样寒冷。有时候，我对一本书发生兴趣或者必须尽快看完，我便夜里爬起来，点上蜡烛读。但是后来老太婆发现蜡烛夜里变短了，便用一根细长的木片把蜡烛量一遍，然后把它们藏起来。如果早上起来蜡烛短了一截，或者我找到了小木片而没有把它折短到跟所燃的蜡烛同等长度时，那么厨房里便开始了狂怒的叫骂。有一次，维克托鲁什卡气势汹汹地在床上大喊：
“妈，您别乱骂了！真叫人受不了！蜡当然是他点的，因为他在看书，是在铺子老板那里租来的，这个我清楚！您到他阁楼上去瞧瞧吧??”
老太婆跑到阁楼上，把书翻出来，撕了个粉碎。
当然，这使我很伤心，但是读书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我明白，假如有个圣者来到这种人家，那么我的主人们也一定会教训他，按自己的方式去改变他。他们因为百无聊赖才去干这种事。假如他们停止责难和嘲弄别人，停止大喊大叫，那么他们就不再会说话，将变成哑巴，失去了原本的自己。一个人为了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必须采用某种手段去对待他人。我的主人除了用教训和指责对待别人外，就不会再有其他办法了，如果照他们那样去生活、去思考、去感觉，他们同样会因此而责怪你。他们就是这种人。
我想方设法继续看书。老太婆几次三番地毁掉了我的书，我一下子债台高筑，欠了铺子老板四十七戈比！他要我还钱，威胁说，等我到铺子里买东西时，就把主人家的钱扣下来抵债。
“到那时会怎么样呢？”他嘲弄地问我。
我对他极其厌恶，他大概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怀着一种特别的满足感对我进行种种恫吓和刁难：每当我走进铺子里，他那满是斑痕的脸总是堆着笑，亲切地问：
“来还债吗？”
这使他害怕了，他板起了面孔：
“怎么能这样？难道要我到民事法官那里告你一状吗？难道要把你查抄了，送你进教养院不成吗？”
我确实没地方去弄钱――我的工钱是直接付给我外公的。我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我请求铺子老板宽限我一些时日，可是他却伸出一只像油炸饼似的肥胖的油手，说：
“吻一下我的手，我就答应你！”
可是当我从柜台上抓起称砣，抡起来要打他时，他“倏”地往下一蹲，喊道：
“干什么，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跟你开玩笑呢！”我明白他不是在开玩笑。为了还清他的债，我决定去偷钱。每天早上，我给主人刷衣服时，都听见他裤兜里的硬币哗啦哗啦地响，有时候，硬币从兜里掉出来，在地板上滚动。有一次，一枚硬币落在楼梯下边的柴棚缝里了。我当时把这件事忘了，几天之后，我在柴堆里找到一个二十戈比的硬币时，才想起来。我把硬币交给主人时，他妻子对他说：
“看见了吧？应该把放在口袋里的钱数一数。”
主人却笑着对我说：
“他不会偷钱的，我知道！”
现在，我下决心要偷钱了，想起了这句话和他那信任的笑容，觉得偷钱对我是一件难事。有好几次，我从口袋里掏出银币，数了数，终究下不了决心把它拿走。我为这事苦恼了两三天。没想到，一切都非常迅速而简单地一下子解决了，主人突然问我：
“你怎么了，彼什科夫，成天闷闷不乐的，身体不舒服吗？”我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愁苦告诉了他。他皱起了眉头。“瞧瞧，那些小书把你弄成了什么样子！看书反正是会惹祸的??”
他给了我五十戈比，并严厉地对我说：
“当心，千万不能对我妻子和我母亲说漏了嘴，要不然，又会吵得天翻地覆！”
随后，他温和地笑着说：
“你真倔强，真不得了！没什么，这挺好。不过不许再看书了！从新年开始，我将订一份好报纸，有你看的??”
于是，每天晚上，从喝茶到晚饭这段时间，我就给主人们念《莫斯科小报》。报上刊登的尽是瓦什科夫、罗克沙宁、卢德尼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和专门给那些饱食终日、闲极无聊的人看的作品。
我不喜欢念出声来，这妨碍我理解所读的内容。可是主人们好像怀着一种极虔诚的渴望，听得津津有味，全神贯注，不时对主人公的恶劣行径发出惊叹，并且自鸣得意地说：
“我们过得倒挺安宁，不知道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谢天谢地！”
他们常常把事件张冠李戴，硬把有名的大盗丘尔金所干的事安在马车夫福马?克鲁奇纳身上，把名字混得一蹋糊涂。我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他们大为惊愕：
“喏，他的记性可真棒！”《莫斯科小报》经常刊载列昂尼德?格拉韦的诗，我非常喜欢，把其中
一些诗抄在本子上。可是，主人们谈起这位诗人，却出言不逊：“人都老朽了，还写诗呢。”“他是个酒鬼、疯子，倒是什么都不在乎。”我喜欢斯特鲁日金和梅曼托-莫里伯爵的诗，可是两个女主人，不管是年
轻的，还是年老的，都一口咬定，说诗纯粹是插科打诨的耍贫嘴。“只有小丑和戏子才念诗呢。”冬天的夜晚，挤在狭窄的小屋里，坐在主人面前，这对于我是一种活受
罪。夜死一般沉寂，不时发出严寒的噼啪声，大家默默地围在桌子跟前，像一条条冻鱼。暴风雪吹打着窗户和墙壁，发出沙沙的声音，烟囱里呼呼作响，啪达啪达刮着炉子的风门。两个小孩在儿童室里啼哭。我真想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蜷缩起身子，像狼那样大声吼叫。
两个女主人坐在桌子的一头，做针线活，或者织袜子。维克托鲁什卡坐
在桌子另一头，弓着背，不情愿地绘着图样，时不时地叫喊道：“别摇晃桌子呀！真要命，净玩绝的，狗逮耗子！”主人坐在旁边的大绣架后面，在一块粗麻布台布上绣十字形图案。鲜红
的虾、蓝色的鱼、黄色的蝴蝶和棕褐色的秋叶一一出现在他的手下。这个刺绣图案是他自己设计的，他搞刺绣已经是第三个冬天了，这活他干够了。白天，我有空时，他常常对我说：
“喂，彼什科夫，你来绣这台布吧，干吧！”
我坐下来，拿一枚粗大的针动手绣起来。我同情主人，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事情，我都尽心竭力地帮助他。我好像觉得，总有一天，他会放弃制图、刺绣和玩牌，开始做一件别的、他常常想做的、有意思的事情。他常常突然扔掉手里的活儿，好像在看一件他不熟悉的东西一样，用惊讶的目光凝视着它。他的头发披落到前额和面颊上，就像一个修道院里的杂役。
“你在想什么呢？”妻子问他。“没什么。”他回答说，又继续干起来。我暗自诧异：难道可以这样问一个人在想什么吗？这个问题无法回答，
因为往往可以同时想很多事情：可以想眼前的一切，可以想昨天或一年之前所看到的一切。一切都混杂在一起，一切都无法捉摸，一切都在运动，在变化。
《莫斯科小报》上的小品不够一个晚上念的。于是我提议把放在卧室床
底下的那些杂志拿出来念，年轻女主人满腹狐疑地问：“那上边有什么好念的？尽是些图画??”但是，床底下除了《绘画评论》之外，还有一种杂志叫《火花》。于是
我们选了萨利阿斯的中篇小说《佳京-巴尔季斯基伯爵》念起来。主人非常喜欢书中那个呆头呆脑的主人公，但对小少爷的悲惨遭遇毫无恻隐之心，而且笑得流出了眼泪，喊道：
“不，这故事真滑稽！”“得了吧，净是胡说八道。”女主人说，只不过为了显露一下自己独立
的思维能力罢了。床底下找出来的这些作品给我帮了大忙：我得到了把杂志拿到厨房去的
权利，有机会在夜里看书了。
我很走运，老太婆搬到儿童室去睡了，因为保姆开始酗酒。维克托鲁什卡没有给我捣乱。当家里人都睡着以后，他便悄悄穿上衣服，不知到哪里去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主人们把蜡烛都拿到各自房间去了，我仍然没有灯看书。我没有钱买蜡烛，于是就悄悄地把蜡台上的蜡油搜集起来，装在一只沙丁鱼罐头盒里，倒上一些长明灯的灯油，插上用线搓成的灯芯，点着放在炉子上，于是一盏冒烟的灯彻夜亮着。
我看一本很厚的大书。翻书页时，灯的火苗忽明忽暗，颤{ewcMVIMAGE,MVIMAGE, !971.bmp}
我没有钱买蜡烛，于是就悄悄地把蜡台上的蜡油搜集起来，装在一只沙
丁鱼罐头盒里，倒上一些长明灯的灯油，插上用线搓成的灯芯，点着放在炉
子上，于是一盏冒烟的灯彻夜亮着。
颤悠悠要熄灭的样子，燃烧的蜡油发出强烈的气味，灯芯不断地滑落进
去，油烟刺激着眼睛。这些不便我全然不顾，全神贯注地看着插图和插图的
文字说明，沉浸在无比的快乐之中。
这些插图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那里有童话般的城市、巍峨的高山、美丽的海岸，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蓬勃美好的生活图景，使我了解到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城市、那么多人，大地是这样绚丽多彩和诱人。现在，眺望着伏尔加河对岸的远方，我知道了，那里并不是空旷的荒漠。而在以前，当我望着伏尔加河对岸时，总觉得特别枯燥，因为那里只有平坦坦的草地、一片片黑压压的灌木丛、参差不齐的树林，天空灰蒙蒙的，凄清而寒冷，大地显得悲凉而孤寂。我心里也感到空落落的，一丝惆怅油然而生，刺得心痛，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没有什么可想的，只想闭上眼睛。这令人心灰意懒的空虚，把心中的一切都吸干了，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指望。
插图浅显易懂地介绍了另一些国家和人们的概况，讲述了过去和现在发
生的各种事件。其中许多东西我都弄不明白，这使我苦恼。有时，一些稀奇
古怪的名词钻进脑子里，譬如“形而上学”、“锡利亚主义”①、“宪章主义
者”②，简直把我弄得晕头转向。这种词多得不得了，把其他一切都排挤掉了，
因此我觉得，如果不首先把这些名词的意思弄清楚，那么我永远也不会搞明
白任何东西。正是这些名词，像看守人一样，把守着一切秘密的大门。常常
遇到一些句子，长时间完整地留在脑子里，就像扎进手指中的刺一样，影响
我去思考别的事情。
我记得读过这样一首怪诗：
① 早期基督教的一种学说，相信上帝和世间遵守教规的人将生活在“千年王国”里。② 19 世纪30～50 年代英国第一次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活动家。
匈奴族的酋长阿提拉①，全身披着钢铁铠甲，神色阴郁如同坟墓，骑马驰骋，所向无敌。
黑压压的大军在他身后高喊：
罗马在哪里，强大的罗马在哪里？
罗马是一座都城，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可是匈奴到底是怎样的人呢？这
一点必须弄清楚。我选择了一个好机会，向主人请教。“匈奴？”他吃惊地重复了一句，“鬼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大概是什么
荒唐的玩意儿??”他不赞成地摇着脑袋。“你这脑瓜里净装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可不好，彼什科夫！”管他好不好呢，反正我就是想弄明白。我好像觉得，团队的神父索洛维约夫大概知道匈奴是什么。于是，我在
院子里拦住他，向他讨教。他一向体弱多病，面色苍白，脾气暴躁，两眼红肿，没有眉毛，留着黄
须。他把黑手杖杵在地上，对我说：“这个与你有什么关系？”涅斯捷罗夫中尉对我发凶地说：“什么??么？”于是我决定，关于匈奴这个问题应该去问问药店里那位药剂师。他有一
张聪慧的脸，大鼻子，戴一副金丝眼镜，对我总是和和气气的。“匈奴，”药剂师帕维尔?戈利德贝格说道，“是一个像吉尔吉斯人那样的游牧民族。现在不会再有了，都死绝了。”我觉得又难过又沮丧，倒不是因为匈奴死光了，而是因为把我折磨了这么久的一个词的意思，原来竟如此简单，使我一无所获。不过我还是十分感激匈奴。自从弄明白这个词以后，我的心踏实了许多。而且多亏了阿提拉，我才结识了药剂师戈利德贝格。
这个人对所有深奥难懂的词都能讲出简明扼要的意思，他有打开一切秘密的钥匙。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正了正眼镜，透过厚厚的镜片，凝视着我的眼睛，他的话句句金玉良言，像一个个小钉子钉进我的脑门。
“这些词，朋友，就好比是树上的树叶，要想弄明白树叶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那就需要知道树是怎样生长的――要学习！书好比一座美丽的花园，朋友，那里应有尽有：既有令人愉快的东西，也有对人有益的东西??”
我常常到他药店里去，给主人们买苏打和苦土，他们经常害“烧心”病；给两个孩子买月桂油膏和泻药。他那言简意赅的教诲使我更认真地去读书，不知不觉书籍对于我成了不可或缺的，就像酒徒离不开伏特加一样。
① 5 世纪时匈奴部族的酋长，曾对东罗马帝国、高卢、北意大利进行过残酷的征伐。
书籍向我展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充满强烈情感和愿望的轰轰烈烈的生活，这种生活既可以促使人们去建功立业，也可以导致人们去违法犯罪。我明白，我周围的人没有能力去立功或犯罪，他们生活在书中所描写的那种生活之外，所以他们很难知道他们生活中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我不想过这种生活??这一点我是很明确的，我不想??
我从插图的文字说明中知道了在布拉格、伦敦、巴黎这些城市里，没有
冲沟和肮脏的垃圾堆，那里的大街又宽又直，房屋和教堂是另一种样子。那
里没有把人们关在家里长达六个月的冬天；没有只能吃酸白菜、腌蘑菇、燕
麦粉、土豆和讨厌的亚麻油的大斋期。在俄国，大斋期不许看书，《绘画评
论》也被他们收走了。于是，这种无聊的斋戒生活又降临到我的头上。现在，
当我拿这种生活与我从书中了解到的那种生活做比较时，就更加觉得它是那
么贫乏而丑陋。一有书看，我就觉得自己更加强壮有力，干起活来得心应手，
快捷麻利。因为我有明确的目的：活儿干完得越快，剩下的看书时间就越多。
没有书看，我就变得百无聊赖，萎靡不振，一种我从前不曾体验过的病态的
健忘把我搞得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
记得正是在这乏味的大斋期，出了一件令人不解的怪事：一天晚上，大
家都躺下睡了，教堂里突然传来很响的钟声，登时把家里人都惊醒了，没有
穿好衣服便跑到窗前，彼此打听：
“失火了吗？是警报吗？”
听到其他人家里也忙乱起来，门“砰砰”地响着。不知是谁牵着马在院
子里奔跑。老太婆叫喊说，教堂被抢了，主人阻止她说：“够了，妈，不是听得很清楚吗，这不是警报！”“要不就是大主教死了??”维克托鲁什卡从床上爬下来，一面穿衣服，一面嘟哝说：“我知道出什么事了，我知道！”主人叫我到阁楼上去看看有没有火光。我跑到阁楼上，从天窗里爬到屋
顶上――看不见有火光。钟声在静谧而寒冷的夜空中从容不迫地响着。城市在沉睡。一些看不清楚的人沙沙地踩着雪地，在黑暗中跑过去，雪橇滑板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钟声不祥地响着。我回到屋里。
“没有火光。”
“天哪！”主人说，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把衣领稍微竖起来。他犹
疑不决地开始穿套靴。女主人央求说：“别出去！喏，你千万别出去??”“少废话！”维克托鲁什卡也穿好了衣服，挑逗大家说：“我知道??”兄弟俩出去了，两个女人吩咐我烧上茶炊，自己却跑到窗户跟前去看，
可是主人很快便在外边按响了门铃，默默地跑到楼上，把前室的门打开，声
音低沉地说：“沙皇被杀了！”①“杀死了？”老太婆惊叫道。“被杀死了，一个军官告诉我的??现在怎么办呢？”
① 指1881 年3 月，俄国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事。
门铃响了，维克托鲁什卡回来了。他满脸不高兴地脱着衣服，气冲冲地
说：“我还以为是打仗了呢！”过后，他们坐下来喝茶，平静地谈着，但声音很低，十分小心。街上也
安静下来，钟声不响了。整整两天，他们鬼鬼祟祟地窃窃私议，不停地出去到什么地方，也有客人到家里来，详细地谈着什么。我非常想弄明白出了什么事，可是主人们把报纸藏了起来，不让我看。我问西多罗夫，沙皇为什么被杀害？他小声说：
“这事不许乱说??”这一切很快就淡忘了，被日常琐事取代了。不久，我遇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一个星期日，主人们做早祷去了，我烧上茶炊，便去收拾房间。这时，大点儿的孩子溜进厨房，把茶炊的龙头拔下来，钻到桌子底下玩起来。茶炊内膛里炭火很旺，水流干以后，茶炊开焊了。我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就听见茶炊响得不对劲儿。我走进厨房一看，糟了，茶炊整个变青了，突突地在抖动，仿佛想从地板上跳起来似的。已经开焊的龙头套管垂头丧气地耷拉下来，盖子歪倒一边，两侧的把手下边滴嗒着熔化了的锡。一只好端端的青紫色茶炊好像变成了一个烂醉如泥的酒鬼。我用水浇它，它发出咝咝的响声，哀怨地倒在了地板上。
大门的铃响了，我去开了门。老太婆问，茶炊是不是烧好了，我简单地
说：“烧好了。”我当时怀着又困窘又慌恐的心情说的这句话，却被当成了对女主人的嘲
弄，加重了对我的惩罚。我挨了一顿毒打。老太婆用一捆细长的松木柴抽打我，倒不觉得很疼，不过背上深深地扎进了许多刺。到了傍晚，我的背肿得像只大枕头。第二天中午，主人不得不带我去医院。
医生是个细高挑儿，干瘦得令人可笑。他检查了我的伤势，平静地、瓮
声瓮气地说：“这是拷打所致，我得写出伤势检查记录。”主人脸红了，两脚嚓嚓地蹭着地，小声对医生嘀咕着什么。医生越过他
的头顶望着，简短地回答说：“我不能这样做。这不行。”后来，他问我：“你想起诉吗？”我觉得很疼，但我说：“我不想起诉，快点给我治治吧??”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趴在手术台上，医生用凉嗖嗖的令人感到舒服的
小手术钳把刺一根根地拔出来，诙谐地说：“他们把你的皮加工得棒极了，朋友，你以后就不会再受到伤害了。”他给我做完了令人痒得受不了的手术，说道：“拔出四十二根刺，朋友，记住吧，有吹牛的资本了！明天这个时间来
换绷带。经常挨打吗？”我想了想，回答说：“以前我老挨打??”
医生声音低沉地哈哈笑起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朋友，一切！”
他把我带到主人面前，对他说：
“请把他领回去吧，修理好了！明天让他来一趟，给他换绷带。算您运气――小家伙挺逗??”
我们坐车回去的时候，主人对我说：
“我以前也老挨打，彼什科夫，有什么办法呢？我是经常挨揍呀，老弟！你好歹还有我可怜，可是我呢，没人可怜，没有一个人可怜我！人有的是，到处挤得满满当当。可是要想得到同情――没门儿！狗杂种！唉，凶母鸡??”
他骂了一路。我很同情他，也很感激他，因为他像对人那样跟我说话。
家里人像迎接过命名日归来的人那样迎接我，两个女人让我详细讲讲医生是怎样给我治疗的，对我说了些什么。她们一边听，一边哎哟哟地大呼小叫，心满意足地咂着嘴，皱着眉。她们对病痛、对一切不快的事情的那种浓厚兴趣，使我大感震惊。
我看出她们对我放弃起诉而感到很满意，于是我抓住这个机会请求她们允许我向剪裁师妻子借书看。她们没有拒绝我，只是老太婆大惊小怪地喊道：
“真是个机灵鬼！”
过了一天，我来到剪裁师妻子那里，她和悦可亲地对我说：
“我听说你生病了，被送进了医院。你看，这不是真的吧？”
我缄口无言。我实在不好意思把真相告诉她――为什么让她知道这种暴虐而悲伤的事呢？她跟别人不同，这太好了。
我又开始看大仲马、庞逊?德?泰尔莱利、蒙特潘、扎孔纳、加博吕、埃马尔、巴戈贝的大厚书。我迅速地、一本接一本地、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大量书籍，心里感到好畅快。我觉得自己俨如生活在这种不同寻常的生活之中。这种生活令我激奋昂扬，心情愉悦。我自制的小油灯重又冒起黑烟，由于通宵达旦地看书，我的眼睛有点发痛。老太婆也客气地对我说：
“等着瞧吧，小书呆子，眼珠子会爆破的，到那时，你会变成瞎子！”
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所有这些险象环生、引人入胜的书籍，尽管讲述的事件各种各样，国家与城市不尽相同，但最终要说明的只有一点，即好人没有好报，屡遭恶人迫害，恶人却鸿运亨通，比好人聪明，可是到最后，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战胜恶人，好人大获全胜。书中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用单调乏味的语言“谈情说爱”，叫人看了生厌。这种千篇一律的“爱情”不仅使人感到低级无聊，而且引起一种不安的疑虑。
有时候，看了书的开头几页，就开始猜测谁胜谁败，事件的发展略有端倪，便凭自己的想象力解开埋下的伏笔。一放下书，我就琢磨起来，像做算术教课书上的习题那样，并且往往能猜对，哪个主人公将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哪个主人公将身陷囹圄。
但透过这一切，我看到了活生生的、对我有重大意义的真实，看到了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际关系的特征。我清楚地知道了，在巴黎，车夫、工人、士兵和一切“平民”与在下诺夫哥罗德、喀山、彼尔姆等地方的完全不同，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跟老爷说话，在老爷面前也比较随便，不受拘束。比如，书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士兵，但他不像我所认识的那些兵，不像西多罗夫和船上那个维亚特卡人，更不像叶尔莫欣，他比他们几个都更像一个人。在他身上有某种跟斯穆雷相同的东西，但他不那么凶狠和粗暴。书中还描写了一位店主，他也比我所知道的那些店主都好。甚至这些书中的神父也跟我所认识的神父不一样，他们对人更真挚，更富有同情心。总之，国外的一切生活，像书上讲述的那样，比我所了解的这种生活有趣、轻松、美好得多；在外国，人们不那样经常凶狠地打架，不像嘲弄维亚特卡士兵那样痛苦地嘲弄人，不像老太婆那样恶狠狠地祷告上帝。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这些书在讲述那些为非作歹、贪婪、卑鄙之徒时，在他们身上没有表现出那种无法解释的残酷和我所熟悉的、经常看到的捉弄人的嗜好。书中的歹徒穷凶极恶，但凶得有道理，差不多总能弄明白，他为什么要残暴无情，而我看到的暴行却是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只不过是以此来开心解闷，并不期待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每看一本新书，那种俄国生活与外国生活的差异便越加明显，引起我迷惘的懊丧，怀疑这些业已发黄、角边破旧的书的真实性。
我偶然得到龚古尔的一部小说《桑加诺兄弟》，我用了一个通宵，一口气把它看完了。书中有一种从未经受过的东西令我感到惊讶，于是我重新把这平凡而悲伤的故事读了一遍。书中没有盘根错节的情节，表面看上去没有任何吸引人的东西，开头几页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部严肃而枯燥的圣徒传。它的语言准确，毫不夸张，起初令我奇怪而又不快，可是这些单调贫乏的语言（它们组合成密不可分的句子，牢牢地记在我的心中）叙述了杂技演员两兄弟的悲剧，我看着看着，两手不由自主地高兴得颤抖。当我读到折断双腿的不幸演员爬到阁楼上，他的兄弟正在那里悄悄苦练心爱的技巧时，我哽噎着大声痛哭起来。
当我把这本好看的书还给剪裁师妻子时，我求她再借我一本这样的书。
“这样的书是什么书呢？”她笑着问我。
这一笑把我弄得不好意思了，我也说不清想看什么书了。她说道：
“这本书很乏味，你等等，我给你拿一本更有意思的??”
过了几天，她借给我一本格林伍德的《一个流浪儿的真实故事》。书名对我有些刺激，读第一页就引起了我内心的狂喜。怀着这样的喜悦，我一口气把书读完了，有些段落反复看了两三遍。
原来即使在国外也有这样的苦孩子！喏，我的生活远非那样糟糕，就是说，不必灰心丧气！
格林伍德使我鼓起了很大勇气。看过他的这本书不久，我得到一本真正的“正道的”书――《欧也妮?葛朗台》。
葛朗台老头儿使我真切地想起了外公。这本书篇幅太小，小得令人恼火，同时，书中蕴含着许多真实，这又令人惊诧。它以一种全新的、宽厚而平和的笔触，阐明了我非常熟悉的、厌恶的这种真实。我从前读过的所有的书，除了龚古尔之外，都毫不留情面地、连吵带骂地责难别人，像我的主人们那样，常常引起对犯有过失的人的同情和对道德高尚的人的遗憾。经常令人痛惜地看到，在付出了巨大的才智和毅力的情况下，一个人仍然不能得到自己所理想的东西――道德高尚的人在他面前自始至终宛若石柱，岿然不动。虽然一切阴谋诡计都不可避免地在这些石柱上碰得粉身碎骨，但石柱却唤不起人们的同情。要知道，一道墙无论多么漂亮和结实，但是，当一个人要想在这墙后边的苹果树上摘苹果时，那么这道墙就不会被欣赏了。我似乎已感觉到，最宝贵、最真实的东西就隐藏在高尚品德的背后??
在龚古尔、格林伍德、巴尔扎克的笔下，没有恶人，也没有善人，有的只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不容怀疑，他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只能这样，而不能是那样。
因此我明白了，一本“好的、正道的”书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啊。可是怎样能找到这样的书呢？在这方面，剪裁师妻子帮不上我的忙。
“这是一本好书。”她说道，推荐我看阿尔桑?古塞的《抱着玫瑰、黄金和鲜血的双手》以及贝洛、保罗?德科克、保罗?费瓦尔的长篇小说，但我已经在努力地读这些书了。
她喜欢的是马里耶特、维尔纳的小说，我觉得这些书枯燥无味。我也不爱看施皮尔哈根的书，但对奥尔巴赫的短篇小说倒是情有独钟。苏和雨果对我也没有多大吸引力，与他们相比，我更喜欢华特?司各特。我想要看的是像巴尔扎克那样精彩的、令人激奋和欢悦的书。像瓷人儿似的剪裁师妻子也渐渐使我失去了兴趣。
我到她那里去时，总是换上干净衬衫，梳梳头发，尽力显出端庄的仪表，我未必能把自己打扮好，但我还是希望她能注意到我的文雅风度，同我说话更随便、更友好一些，那张洁净的、老是喜洋洋的脸上不要挂着冷冷的微笑。但她用疲倦而甜美的声音笑着问我：
“看完了吗？喜欢吗？”
“不喜欢。”
她微微抬起细细的眉毛，看着我，叹着气，用熟悉的鼻音说：
“为什么呀？”
“关于这个我以前就读过。”
“关于这个是什么？”
“关于爱情??”
她微微眯缝起眼睛，愉快地笑着说：
“啊，可是所有的书里都有爱情描写呀！”
她穿一件蓝色宽松长衫，坐在大沙发椅上，穿着毛皮便鞋的小脚轻轻摇动着，膝头上放着一本书，她用粉红的手指敲着书皮，打着哈欠。
我真想问问她：
“您为什么还不搬走呢？要知道，那些军官老是给您写信，嘲笑您??”
可是我没有勇气对她说这些话，我拿着描写“爱情”的大厚书，怀着悲伤的失望心情，离开了。
院子里的人仍然在议论这个女人，冷嘲热讽，说的话更难听、更恶毒。听了这些不堪入耳的、也许是无中生有的瞎扯，我心里很难受。我背地里同情她，替她担心，可是当我来到她跟前，看见她那双敏锐的眼睛、猫一样灵活的纤小身体和这张老是喜笑颜开的脸时，怜悯和惧怕便烟消云散。
春天，她突然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几天，她丈夫也搬走了。
他们住过的房间空了，等着新房客来住。这时，我顺便进去看了看，只见光秃秃的墙上留下挂过画的四方形的痕迹、弯曲的钉子以及钉过钉子的疤痕。油漆过的地板上，乱堆着花花绿绿的碎布头、纸片、破药盒、空香水瓶，一枚大铜佩针明晃晃地闪着光。
我感到很难过，真想再见一见娇小的剪裁师妻子，对她说一句，我是多么感激她??
&&&&&&&&&&&&&&&&&&&&&&&&&&&&&&&&&&&&&&&&&&&&&&&&&&&& 十
剪裁师妻子还没有搬走之前，我的主人们所住的楼下，搬来一位黑眼睛的太太，带着一个小女孩和母亲。母亲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嘴里含着琥珀烟嘴，不停地抽着烟卷。太太长得很漂亮，样子威严而高傲，她说话声音低沉悦耳，看人的时候昂着头，微微眯缝起眼睛，仿佛别人离她很遥远，她看不清楚似的。一个叫丘菲亚耶夫的黑脸膛士兵，几乎天天牵一匹细腿的棕红马到她家门口。太太从屋里走出来，穿着铁青色的长丝绒连衣裙和黄色皮靴，戴一副喇叭口形的白手套。她一手握住长裙后摆和柄上嵌着淡紫色宝石的马鞭，另一只手亲切地抚摩着露出牙齿的马脸。马用一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斜视着她，浑身抖动，一只蹄子轻轻地刨着被踩实的地面。
“罗贝尔，罗贝尔。”她小声喊着马的名字，用力拍着马优美的弯曲着的脖子。
接着，太太一只脚踏在丘菲亚耶夫的膝头，轻捷地跳上马鞍，马傲然地
跳着脚步，沿着堤岸走去。她那么安稳舒适地坐在马鞍上，好像长在上面似
她的容貌美丽绝伦，总给人一种新鲜的，不曾见过的感觉，令人喜悦，
令人心醉。看见她，我心里就想，她活脱脱就是狄安娜?普瓦提埃①、玛尔格
王后②、青春少女拉?瓦尔埃尔③，以及其他历史小说中美丽的女主人公。
驻扎在城里师部的军官们经常围着她转，每天晚上都在她家里弹钢琴和吉他，拉小提琴，唱歌跳舞。来得最勤的是一个叫奥列索夫的少校。他胖敦敦的，小短腿，红脸膛，白头发，浑身油渍麻花的，像轮船上的机械师。他弹得一手好吉他，在太太面前像个驯顺忠诚的仆人。
那个五岁的小女孩，长着鬈曲的头发，胖乎乎的，像母亲一样漂亮而讨
人喜欢。她有一双淡蓝色的大眼睛，流露出期待的目光，显得严肃而安静。
而且，这小女孩还表现出一种不是小孩子应有的沉思的神情。
那个老太太带着忧郁寡言的丘菲亚耶夫和眼睛斜视的胖女仆，从早到晚忙着家务。小女孩没有保姆，生活几乎无人照管，成天在门廊里或对面一堆原木上玩耍。我常常晚上出去跟她玩，而且非常喜欢她。她很快跟我熟了，每当我讲童话给她听时，她听着听着就在我怀里睡着了。她睡着以后，我便把她放在床上。不久，她每晚躺下睡觉时，一定要我去跟她道别。我每次去了，她都郑重其事地向我伸出胖乎乎的小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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