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网络实名制必须跟取消言论之罪同步
[导读]我们的网络世界比美国更了不起，因为我们的网络起到了政治公共空间的功能，民众用网络，特别是微博、QQ搭建了政治公共空间，这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腾讯书院第16期 主题：网络文化与意识形态主讲嘉宾：许子东（岭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主办：腾讯文化【观点1】：网络的阶级性有三个规律：第一，穷人和富人争执，大家帮穷人。第二，老百姓跟官员有冲突，大家帮老百姓。第三，我们通常会站在多数人一边，多比少好。【观点2】：洗脚妹邓玉娇捅死捅伤各一个官员，最后判决正当防卫，无罪释放。这个是很奇怪的，从法律上讲，你就算是正当防卫，你也是过度防卫，因为人家死掉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法律呢？跟当时网络的民意结构有关系。【观点3】50年代、60年代官员跟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别比现在要小得多。当然了，我们倒过来可以说，你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你能吃上饭就是特权了，你在文革当中你的小孩能当兵就是特权了，你在反右的时候，你不做右派就是特权了，这样来说也行，但是总体来说物质上的差别没有今天这么大。【观点4】我读完《辞海》对“人民”这个词的定义后才发现：原来“人民”是根橡皮筋，它在不同的时期，意思都在变。抗日期间抗日的就是人民，那就汉奸不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反国民党的就是人民，国民党领导下的帮助国军的人都不是人民；现在呢，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是人民，哪个偷懒没参加建设的就不是人民。【观点5】文革当中，有一个词叫“敌性内处”，比方说一个人参加过国民党或者做过什么事情，因此审查下来他属于敌我矛盾性质，就是“敌性”。因为他坦白宽大，把二奶、三奶全招供出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叫“内处”。今天年轻人不理解，我有亲戚，就为了拿到“敌性内处”的结果，把三栋私房全交公，就是为了表示他觉悟高。【观点6】今天我们社会的好处跟麻烦都在于不大容易找的到敌人了，哪个单位随时拎出来批斗的人没有了，今天的社会大家的怨气很大，但是出气孔减少了，文革的时候大家也有很大的怨气，分分钟就可以找几个“地富反坏右”来斗。比如这样：“怎么我们的雾霾、PM2.5这么严重啊，就是你们这些地主放屁搞出来的！”【观点7】我们的网络世界比美国更了不起，因为我们的网络起到了政治公共空间的功能，民众用网络，特别是微博、QQ搭建了政治公共空间，这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观点8】我们在现实当中想要多挣钱，想接近官员，要做精英，可是我们在网络上同情穷人、帮助民众、支持多数，我们是不是有点精神分裂呢？【观点9】法律常识告诉我们，不能无原则不问青红皂白地帮助拖拉司机而不帮助宝马司机。如果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跟他们开什么车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人的社会责任荣誉，跟他们是官是民是没关系的，官民冲突并非一定是官欺负民。【观点10】网络实名制短期内效果一定会打击网络，长期来说未见得就不好。网络实名制的好处是可以防止现在非常广泛的侵犯私隐、人肉搜索、滥用网络等行为。但实名制必须有法律的保障，不能用人们网络上的言论来对其进行思想言论的制裁，这个就是言论之罪。网络实名制必须跟取消言论之罪同步。许子东：各位同学你们好，我前天讲完以后很后悔，因为觉得自己讲太多了，你们问的少了，收获的很少。所以我今天决定多一点时间我们一起讨论，你们多提问题。除了站起来提问题以外，你们也可以写纸条上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再奇怪的问题也没关系，我最多不答就是了。今天这个演讲，我很高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也来了，本来是希望来卖一下我的书，后来学校这边说，“清”华，水至清，禁止商业活动，所以他们只能把书拿来送给你们，一会发言的人可能有书送。但是给我带来一个麻烦，因为我本来今天讲的题目是《许子东讲稿第三卷》的“业界言论”中的第一篇，因为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朋友来了，我就不好意思再讲第一篇了。我得把这个内容往前发展一下，一部分是在文章里发表过的，一部分是我最近与时俱进想出来的，不成熟，请大家到时候批评。网络阶级性有三个规律：一、穷富相争帮穷人，二、官民相争帮民众，三、多比少好我今天主要要讲的东西概括起来是“三众四民”，“三众”就是大众、群众、民众，“四民”就是国民、人民、公民、网民。我要讨论的是“三众四民”的关系。网上什么样的帖子会热，我一直有关心。我昨天还碰到马未都，他说他的博客已经有两亿的点击量，我看着他的头想来想去，想不出他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看。不仅是嫉妒马未都，我还嫉妒苍井空呢，我写得很深刻，很幽默，很有味道，粉丝弄来弄去才几万，像姚晨等人，随便发点什么内容，比如穿个袜子就有上百万的粉丝互动，使我特别嫉妒，羡慕嫉妒恨。因此我空下来就在关心什么样的帖子会热，第一个层次观察下来，基本上就是我早年研究的对象，郁达夫的情况。郁达夫写的东西基本上是两热，一个是留学生到了海外感到痛苦，精神苦闷。第二性压抑，性的苦闷。因此，他的两个焦点一个是民族，一个是性。最后郁达夫的苦闷我把它简称就叫郁闷，当初写书的时候用了很多词，忧郁、苦闷、抑郁、烦燥、怨恨，那个时候没有郁闷这个字。我现在才知道，郁闷原来就是郁达夫的苦闷。我新的一书的书名都起好了，叫民族·性·郁闷，连起来读就是民族性郁闷。差不多能道出网上热帖的一部分，你们试试看，假设网上有一个帖，一旦牵扯到外国人、中外关系，就是热帖了。比方说有一排男人，在路边撒尿那是成不了热帖的，可是这一排人是外国人的话，帖子就风传了，这牵扯到民族主义，咱们的民族自尊心。男人撒尿关心的人比较少，要是有女的在那里脱衣服，关注的人就多了。所以，民族跟性是网上的热点。但是后来我又发现这个观察太表象了，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根据主席的指示再重新看网上，原来要换一个字，网上更大数量的热帖是阶级性郁闷，阶级性郁闷才是更广泛的，更普遍的，是可以用来概括大部分网上热帖的一个标题。那么这个阶级性是怎么来体现的呢？我之前就概括过有三个规律。第一、如果网上有争论，有一件事情吵起来了，一方是有钱人，一方是穷人，你们帮谁啊？帮穷人。大家知道网上常常出现宝马车撞拖拉机，这就是新闻，尤其是撞完了以后，这个女司机还出来撒野。倒过来手扶拖拉机撞宝马，不是新闻。所以说穷富一争，大家帮穷人。第二，老百姓跟官员有冲突，我们帮谁？老百姓。看大家声音这么响。第三，网上一有争论，统计点击率，9000人支持A，1000人支持B，那我们支持谁？也有人支持1000的，有人支持多的，多的声音比较响一点。我告诉你们，我自己怎么样，我一看到网上有争论，它不是有民意调查吗，我通常自己先不表态，先查看结果，查看结果了以后，我就选多的那方面站队，多比少好。我举几个极端的例子。有一年我在书里有写，讲简单一点。吉林有一个钢厂要从国企变民企，北京收购它的公司就去了一个经理，结果被钢厂的工人包围着打死了，活活被打死，因为工人反对国企卖给民企，那时候叫国退民进，企业管理层收购。我自己当过钢铁工人，我非常明白今天工人的弱势状态，我非常同情工人的愤怒。我那天在节目里说了一句话，把人家打死了，后来还放鞭炮，有点过分了。没想到这期节目播出以后，我就收到大量的帖子，都是反对我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工人有力量，打死贪官不犯法，这个人的钱一个月有二十几万，他完全可以拿这些钱烧纸钱，给他三代都可以烧，全部都是非常厉害，非常激愤的民情飞扬。在我看来就是穷比富好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这样的情况是蛮多的。民比官好的例子，我随便举一个，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个“巴东烈女”。有三个干部级别并不高，一起去一个地方洗脚，然后就拿着钱去拍那个女孩子的脸，要她提供性服务之类的，那个女的说我没有这个服务，他们就把人民币在脸上拍，说你不就是要这个吗。没想到这个女孩子身上带了一个水果刀，结果捅死一个，捅伤一个，第三个逃走了。这件事情在网上，这个女的就被人称之为“巴东烈女邓玉娇”。烈女这个字完全意思都变了，大家看过鲁迅的《我之节烈观》里面的烈女是，女的被人欺负之前跳河，被欺负了以后即使跳河，都不算烈女的。一定要在欺负前那一瞬间跳河，这样就比洁女在牌坊上排位更高，鲁迅曾经用讽刺来讲。没想到他们用来形容女性刚烈，最后这个邓玉娇判决大家记得吧，正当防卫，无罪释放。这个是很奇怪的，说实在话，从法律上讲，你就算是正当防卫，你也是过度防卫，因为人家死掉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法律呢？跟当时网络的民意结构有关系，你知道中国的法律系统有时候常常是，它不是依法治国，它是以法治国，以法治国就是以法律为工具，为武器来治理政治，治理的时候他就会考虑民情，他就会适当调整，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一直在这样做，文革当中从文革最极端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到今天嘴里不说，实际上在考虑民愤。比方说前一阵李双江儿子的事情，不过最近一点消息都没有了，不知道什么道理。网民也健忘，我等一下要讲网民的健忘是中国网络文化的重大特点，但是这个后面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在运作，我也不知道。但是至少当时的反应，大家不管李双江歌唱的怎么样，大家都记得他是将军呢，所以也把他归到官这一类。那就变成官二代这一类，所以民愤也这样上去。 这两天就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事情，非常好的事情，明天的《锵锵三人行》会说，我先做预告，就是泰州有一个地方的官员大吃大喝，这个太戏剧性了。有一批老百姓，说你看这个酒多少钱，这个鱼多少钱，然后在那里愤怒。然后那个官员索性跪在桌子上，说我对不起你们，我是你们孙子。下面的反应很多人都是大快人心，你们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解气，还有呢？有没有任何别的感受。学生：阴谋。许子东：阴谋是什么意思。学生：不可能同时出现一千多人在那里。许子东：有人策划这个事情。阴谋、解气还有没有别的，吃饭的钱到底是公款还是私款。肯定是公款了，你想想他们哪有那么多钱，我们的干部都是很廉洁的，他没那么多钱。他们偶然为了国家需要，现在国家发达了，钱用不完嘛，他吃一点。他自己的钱是不会的，他们艰苦朴素，勤俭建国，勤俭建家。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既表现了刚才讲的穷富的价值判断，又表现了官民，它里面又是民对官的监督，又是穷人对富人的朱门酒肉臭这种愤怒的表现。当然了，我等一下还要讲，它还包含了在我看来，是隐隐的和非常危险的是一种群众专政。《人民日报》今天还有评论在称赞，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如果是阴谋也不出奇，如果是群众自发行动的话，我们等一下会讨论这个问题。网络民意的三大规律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有非常充分的体现总之我们看到网络民意的三大规律，你看我这没用，研究规律研究这么多，自己的博客还是不火。规律我已经研究出三大规律，这三大规律不是今天才来的，它在过去中国数百年的历史上，我们远不讲，数百年的历史上，有一个阶段是最接近于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大家想想是什么时候，我们想想看五四是不是这样的？30年代是不是这样的？文革是不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最像的，最体现三大原则的是我看韩三平导演的《建国大业》，换句话说1949年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我们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我们是代表穷人的，我们是要反抗，我们要消灭富人，我们要反抗国民党、贪官污吏的，而且我们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三条原则是非常畅顺的，因为再早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民比官好这么一个逻辑，在民国期间也没有一个道德上说穷就一定比富好，多跟少的关系就更复杂，1949年是最大的一个关键。我们看今天塑造的1949年，有很多也是真的，我看的电影，我就知道原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就是共产党很尊重知识分子，国民党就是打死闻一多。我父亲是医生，他给我讲过一个亲身的事情，在电影里也有表现，他说解放军占领上海打了一夜的枪，第二天早上，他从自己家里窗口一看，呆掉了，满街都是解放军躺在地上睡觉，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么破的衣服，那么破的枪，我父亲说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打胜仗，因为从来都是，兵是扰民的，中国人已经习惯，哪一个时代的兵都是扰民的。可是那个时候解放军可以做到占领上海，通通睡在街上，没有声音。市民开了窗才看到，所以当时的这种行动是打动民心的。我父亲不属于我刚才讲的穷人，他是一个私人医生，他原来做过医院院长，以后被归入反动局权威这一类的。但是他当时就被打动，过不久他的书架上就出现了《资本论》，他就改变了他的想法。另外一个例子来证明1949年这样的意识形态，非常管用的，我听过真的例子，国共双方打仗，打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进行宣传，那些兵他们有同乡在对面，他们就举一个布牌或者用家乡话喊话，说家里都分地了，你们还打什么呀。这个历史研究很多的，国共当时的胜负并不完全是军事力量决定的，而民心指向最关键的是农村的土地，国民党是维护地主的利益，共产党当时是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当然那些农民并不知道过几年要合作化，要人民公社，他们没有莫言讲的多年以后的眼见。他们只知道我一家老婆孩子热炕头，可以搞小资本主义了。这个就是1949年，我刚才讲三个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但这个意识形态它也不是1949年突然形成的，它也不是在西柏坡开个会就决定的，在这方面我们要研究一个很关键的几个大众。我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在我展开我的讨论之前。在座的同学，你们举一下手，多少同学觉得你是属于大众的？当大众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大众的一分子，举手，还是大多数。这就符合了大众的一个基本定义，就是大多数人。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很多，我特别找了一位清华的校友的文章来展开我的讨论，这个同学的名字叫齐晓红。我不认识她，但是我想她今天大概也不在，因为没有任何反应。她是这里的博士生，前不久在现代文学馆有一个“唐弢文学研究奖”，我是这个奖的终审的评委。我看到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她写的叫《当文学遇到大众》，我觉得挺不错的，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挺不错的，后半部分我不同意。看的时候我就在想，想汪晖一定会喜欢，结果评的时候，汪晖也是评委，他果然是力荐，我也力荐，这篇文章也是得奖了，在这里我可以稍微引用一下你们清华校友的观点。她做的蛮详细，首先有这段话我读给大家听。她说大众不是一个有着固定所指的群体，而是具有历史阶段的意义，就大众的称谓而言，其中包含了一种语言上的策略，换言之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叙述背后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学。这好像讲的比较学术，我们稍微通俗一点。中国古代最早就有大众提出，在《礼记》、《吕氏春秋》都有，我不详细读了。但是那个时候讲的大众是泛指军队里面当兵的。或者帮军队做工艺的，不是指所有人。第二种定义，在古文里面大众是佛教里面的用语，是佛教里面的一派，或者泛指信众。大众的第三个意义，就是我刚才讲的多数的人。这个意义是挺晚出现的，我们能找到的证据是王世贞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意思就比较接近于我们今天的说法，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意思是很晚才出来的，我刚才讲的三个意思，在中文里面大众这个字，其实用的都不多。广泛使用大众这个词，又是受日文的影响。在30年代的日本，不是首创，日本人的基本方法是这样，他看到一个英文或德文或法文，他理解它的意思了，但是他怎么把它翻译呢，他就到中国的汉字里面找一些字来，很多都是这样的，“大众”也是这样。它用来翻译，翻译什么呢？mass。有一个中国的学者在30年代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在今天的《申报》上，在新闻、文章和各种广告里面看到了将近100个“大众”。大家想想在30年代的中文报纸里面，大众这个词出现的铺天盖地，变成我们今天所说的主流话语了。他说他找这个字是从日本的文艺词典找，他把日本的文艺词典找出来，日本文艺词典是这样说：大众对前卫来说是反对的，指巨大人间的众团，随口我们说的大众其实有种种阶级的差异。农民大众、小市民大众等等，这些大众在目的意识没什么觉醒上虽然相同，可是他们所储藏的活力各不相同。它的意思就是说普罗大众它将来最革命，农民大众稍微次一点，小市民大众，这个现在不大用了，小市民大众又比前者更差一点。换言之在这里面大众是一个中性的词，他说如果我们不留神，我们就会追随大众，或者蔑视大众，他说他觉得追随大众跟蔑视大众都是不对的。意思是，在日语词典把大众介绍到现在中国的时候，大众并不是一个天然具有正面意义的词。跟我们后面今天在网上看到的穷人、老百姓，多数，是有不同的。日本也是，有一个人叫白井桥二的人，把它翻译转变。这个词哪一个时刻开始赋予了阶级性和政治性呢，他说现在的研究者都考证不出来。它是有一个慢慢的过程的，一般现在大家公认的是在明治时期，从中国的古汉语当中拿来英文的mass。英文mass 的意义更加中性甚至负面，我们知道在英文里面mass是多头的群众，很多很多人，或者是乌合之众，mass在英文里面本来并不天然有一个褒义的意思。在20年代这个词进入中国的时候，美国的英文里面流行一个字，非常常用的字叫mass production，这个词我们今天翻译叫大量生产，也不是很高的一个字，但是它又联系到另外一个字，就是popular，popular形容词一翻译，联系到拉丁文原来的意思，那就是受欢迎，讨人喜欢，到了我们毛主席的讲话就是喜闻乐见，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大众，多数穷的老百姓它其实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它在文化上的通俗性，另外一个意思是它在政治上的阶级性。刚才举手的各位清华精英们，你们是在阶级性的立场上认同呢，还是在文化性的立场上认同？大家想一想，你是在认同大众文化呢，还是你是在认同我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虽然常常被混淆，但是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有趣的是，大众这个词什么时候变成群众的呢，大众跟群众在字典上有差别。一开始日文进来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到了中国以后，30年代的新名词词典有这么一个定义，说大众亦称群众，普遍指多数集体的人群，如劳动大众。一大集团的国民大多数，以示与少数特权者有别，这个非常重要。在这里出现一个概念，大众是有一定的排他性，他要排除少数的特权。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我们基本上用大众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排斥性不是很强，但是用群众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的排斥性会比较强。大众跟群众的区别是1949年以后才发生，但是五四时期大众跟大众以外的人的关系，却成为我们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现代政治的核心课题。那就是李泽厚概括说的启蒙与救亡。男生骗女生有三招：一是砸钱，二是晒身体，三是文化洗脑大家知道，什么叫启蒙？启蒙就是大家睡着我醒着说，醒过来吧，不要再睡下去了，不能一直做奴隶。大家记得鲁迅《铁屋中的呐喊》，这个很简单，睡着的是大众，那鲁迅是谁呢？他就不是大众，他是一个启蒙者。当时的作家都把自己定义为启蒙者，很多很多。这样的作品很多，比方说当时有一个人叫何大白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瞿秋白批判，我们的方法错了吗？不是；我们的口号太高了吗？不是；我们的文字太难了吗？不是；而大多数群众依然不受我们的影响。这句话道出了大部分现代作家的苦恼，从鲁迅的《药》，革命者的一番牺牲，最后完全没有起到唤醒民众的结果，大家读过鲁迅的《伤逝》，它看上去是一个爱情小说，也有人研究说周作人说是写他们俩兄弟，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它读成是一个知识分子想象中对民众的启蒙关系。我当初年轻的时候，交朋友的时候，没有读过什么爱情小说，就读了《伤逝》，所以我就学了涓生的样子，碰到我喜欢的女孩子就跟她讲什么莎士比亚。窦文涛跟我说过，男生骗女生有三招，一招是砸钱，第二招是晒身体，陈冠希那种，第三就是文化洗脑。在座男生想想，你是用什么方法，就这三种方法。用钱砸，晒身体，文化洗脑。中国的读书人身体晒不出来，钱又不多，弄来弄去只好多读几本书，然后碰到女生就乱给她洗脑。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我们都学的涓生对子君的那一套，大家最后知道很有效果，子君睁大了幸福的眼睛，隔了很久突然说了一句，大家知道吧，怎么说的：“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被他忽悠走了。忽悠走了以后，这个男的，知识分子又没有钱，又养不好，最后还面对子君说，我不爱你了，最后子君就回去走了一条很惨的路，女人出走以后还得回去。象征意义上，鲁迅就写了一个知识分子，要唤醒民众，但是其实没有力量拯救民众，最后反而害了民众。他对五四启蒙的一个象征性的反思，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我们跟大众的关系，忏悔的关系。类似的作品有，我有讲过郁达夫的《春风沉睡的晚上》，这真是民众的声音。《春风沉睡的晚上》里面读书人喜欢那个女工，但是他最后连拥抱也不敢拥抱，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力量救她，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是知识分子对于启蒙的另外一种绝望。我还举过另外一个例子，是茅盾的《创造》，里面一个男的有意思，他找不到理想中的女人，他就找了一个很年轻的女人，他说我来创造，结果他给那个女的布置了很多功课，读了很多书，那个女的全听他的话。开始的时候这个女的非常害羞，最后那个女的被他训练的当街都要Kiss。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矛盾的《创造》，最后那个女的就把那男的甩了，他完全按照男人教的读书，茅盾第一篇长篇小说，当然原因是因为茅盾身为中国上海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错过了第一次党代会，后来还被开除了党员，他对于后来居上是耿耿于怀的，所以他写了这个《创造》。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有好多这样的例子，五四的知识分子，他们觉得他们有责任启蒙大众，但是他们又深深地怀疑他们启蒙的后果，以至于到后来他们被大众所打下去，这是第一种关系。第二种关系就是大众化的论证，30年代主要的论证方是茅盾跟瞿秋白，瞿秋白就讲了一句话，刚才不是讲了我们的方法错了吗，为什么大部分群众不受我们的影响？瞿秋白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是谁呢？他说你把我们跟大众对立起来就是你错了，你把我们放在大众之外，所以你就不是大众的一部分了，这样你就不能认识自己，而且这样就不能够消灭知识阶级的身份，所以瞿秋白当时的立场、观点就是说你读书人应该成为大众的一部分。就像你们刚才表示的这样，你们是经过了革命的后果，他是最早提出来的。在瞿秋白看来，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要唤醒大众，你们是大众中间的一部分。你们跟大众对立的话，当鲁迅他们说我们唤醒大众的时候，其实是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不是大众，而且（自己）也承认。到了瞿秋白这个要求，其实清华的齐晓红同学（老师），她就分析了瞿秋白的话，瞿秋白说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让群众自己创造出革命的文艺，让群众自己，这里面隐形的叙述者还是在群众外面。这个假定的无产阶级还是在群众外面，它还不是群众的一份子。大家明白这个叙事关系，这就是后来，我们大家熟悉的毛主席一段话，叫“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你看毛主席讲的很清楚，我们不在群众里面，我们是可笑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这个大众的关系里面，说到底我是做过农民，也做过工人，我做农民跟工人的时候，从来不说大众、群众，这些他们从来不说的。真的大众，真的农民，是没有这个字的，他会说他是车间主任，他会说他是一个八级钳工，他会说他是什么什么。大众、群众的字都是知识分子说的，归根结底也是说给知识分子听的。你说给风月场中的性工作者，你说妓女大众，我来救你们，我是一只花，她才不爱听。但是我们要回头来梳理，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网络的意识形态，人人都以大众自居，所以我们要梳理它的关系。简单的我这里来讲，一种是鲁迅、沈雁冰（茅盾）他们这种。他们觉得大众在文化上、在政治上是弱势群体，我们要救他们。第二种是瞿秋白的，说大众是最高的，因为从政治出发，工农大众是社会的主流，是革命的主力，所以知识分子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所以他们是高的，不是你救他们，是他们救你，后来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再教育，后来大家都尝到了。毛主席就贯彻了瞿秋白的思想，这是第二种。还有第三种，我最近越来越困惑第三种，就是梁实秋说的，梁实秋说好的艺术，从来只属于少数人，从来都不属于大众，而他来划分什么是大众，什么是精英呢，它不是以钱来划分。沈雁冰说今天的大众之所以文化程度不高，要看鸳鸯蝴蝶派，是因为他们生活辛苦，等到哪一天他们做了社会的主人，他们有钱了，他们自会欣赏莎士比亚。梁实秋说永远不会，我到了香港以后见了很多上市集团主席，上市集团主席在吃鲍翅的时候，他们所谈论的话题跟油麻地香港的底层老百姓关心的话题一模一样。就是哪个明星有没有穿底裤的问题，他们关心的就是一模一样，所以我才发现，他们的衣服，他们的名牌，他们的车子、房子可以追求上世界上最好的，可是他们从来不以看张小娴或者是金庸，或者看指环王，或者哈利波特感到有任何的羞耻，或者觉得自己水平不高，完全没有。所以我在这种时候包括今天很多有钱的人，我碰到很多做生意的人，都是做苍井空的脑残粉，所以我越来越想到梁实秋的这句话，这句话我当时觉得正确不正确，鲁迅当时也批判他，怎么可能最好的艺术永远是少数人的呢，可是这又是一个尖锐的提法，我现在讲了三个，我没有讲我赞成哪一个。我只是讲当初对大众有这么三种看法。可是大众什么时候变成群众，是1949年，1949年以后的《辞海》做了清楚的注解，在注解群众这一条，有三个意思读给你们听，第一大众；第二未入团、未入共产党的青年团，或超过年龄的共青团员。第三，未担任领导人。很有意思。你看超龄团员是群众，党员没有超龄的，党员是不能超的。我自己有深刻的体会，我有时候填表，填表里面有一栏叫政治面貌，政治面貌，有的人是共产党，有的人民主党，我就填无党派人士，被人家打回来，他说不能填无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是有名额的。统战部规定的，无党派人士是很难做的，很高级别的人才可以做。我们明明无党派也不能做无党派，我后来想起来我们是无党派，不是人士。所以我们只能填群众，各位你们都填过的对不对。曾经我也想过，我可以填团员，现在搞清楚，原来团员很快就被超龄了。1949年，主流意识形态要不要发生变化，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穷人比富人好要不要有变化，不需要。1949年以后一步一步更加强烈地肯定穷人的道德、正义，不管你做没做过什么事情，你只要富就是坏，地富反坏右，地富放在最前面。完全是根据财产来决定一个人的好坏跟政治身份，以及你的法律地位，所以穷比富好一路发展，一直发展到文革后。第二条，多比少好，要不要变化？要？当然不要，怎么能让少数人好呢，而且要加强在我们现代汉语里，刚才有少数人表示要，大家明白了吗？在我们现在的官方用语里面少是一个天然的负面词，多是一个天然的正义词，有很多人起名字姓许的，就叫许多是最好的。你将来参加政协了，你一发言，许多代表发言。今天哪个同学没来上课了，许多同学没来上课，老师就停课，谁敢反对。所以1949年以后，多数的道德优势跟穷人的道德优势不断巩固，一直巩固到今天。只有一个东西要改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民比官好，这个可成大问题了。大家明白什么道理，因为执政者改变了。以前民比官好，官是是国民党，1949年以后情况不同了，张天翼写过一篇小说叫《华威先生》。《华威先生》讲国民党的一个官员到处开会，人浮于事，不干实事。写完以后有评论说，他讽刺了官僚主义，张天翼原来不说什么，到1949年以后突然发表一篇文章说，我不是一般的讽刺官僚主义，我是特指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因为同样的官僚主义也出现，这时候需要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在我们意识形态工程难度很高。刚才讲的三个定律深入人心。自动的已经植入到我们大部分民众的直接本能反应里，在1949年以后，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转过来呢，用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改名词，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现代汉语没有了一个字，官这个字没有了，官叫什么？干部、领导、首长、公仆、同志、书记。那个时候陈佩斯的爸爸陈强演过一个“中国的《阿凡达》”，最早的立体电影《魔术师奇遇》，《魔术师奇遇》在上海演很久，里面有一个归国华侨碰到一个警察，他希望帮他找儿子，他就跟那个警察说长官，那个警官说新社会了不兴叫长官，叫同志，很朴素的一句台词说出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时候是真心的，不能叫长官，而且心里也不觉得是长官叫同志。名词的改变话语真的是力量很大，我有两次的经验体会。大家知道陈企霞，名字像女的，实际是个男的。我们见到他，是个老头子。他吃了很多年的苦，甚至被批判很多年。70年代末我们一些研究生去采访他，我有一个研究生的同学当初说了一句话，叫“当局”，说“当局这样对你……”，没想到陈企霞马上变脸色，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能用“当局”的说法说我党，说我们政府呢？这是一个关了20多年的人，它不允许说“当局”这个词，它觉得当局这个词是负面的。其实是一个中性的词。只能用来讲国民党，（共产党）这边不能用“当局”这个词。还有一个经验，跟王蒙一起做节目，我无意当中讲了一句话，我就讲周扬，他不是后来一直整冯雪峰、整丁玲，整胡风这一派的人。我说周扬除了政治信念上紧跟毛的理论以外，有没有他仕途的考虑？王蒙马上给我打断，他说子东啊，周扬的词汇里没有“仕途”这两个字。大家知道仕途吧，做官的。他认为王蒙这句提醒，提醒的很对，就算周扬有想在政治上要继续发展的考虑，他不会用这个字，仕途这个字是指科举制度，是指西方的官员公务员制度，不指共产党人。所以当初把名称改了，使得当时的官员对自己的定位的确是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方法。50年代、60年代官员跟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别比现在要小得多第二个方法，说实在话，50年代、60年代官员跟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别比现在要小得多。我自己有亲戚在北京做将军，做医院的院长是高干，家里就房间稍微大一点，所有的家具全是公家的，全贴上公家的牌子，真的没什么好，那沙发坐的硬啊。当然了，我们倒过来可以说，你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你能吃上饭就是特权了，你在文革当中你的小孩能当兵就是特权了，你在反右的时候，你不做右派就是特权了，这样来说也行，但是总体来说物质上的差别没有今天这么大。别的不说，毛主席在上海西郊宾馆住的那个房间我就去过，我有幸去参观过，写字台是很大，床也很大，房间也很大，大的可怕，根本没法睡觉。它那个房间就跟这个房间差不多大，你说怎么睡觉？然后说江青奢侈，在卫生里设了一套进口的健身设备，我跑去一看，今天三星级宾馆的水平都比它高，就是那种跑步机，一根带子绑在腰上的那种。还有长沙的蓉园宾馆，说是林彪的别墅我也去看过，说实在话真不怎么样。今天随便哪个村长、乡镇企业的那些人都比他们豪华。我不知道出于革命觉悟还是出于仕途的考虑，总之贫富的悬殊，工资名义上也没差别那么大。但是我想讲的最重要的第三点。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就是发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不是发明的，是原来就有，但是经过创造性转化的，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最多的概念——人民，我们今天用的最多，人民币、人民银行、人民教师、人民军队、人民共和国，这是我们用的最普遍的一个字。可是我不是这行的专家，但是我很惊讶，这行的专家很少让我写出很幸福的文章，来讨论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事情。我在这里就发现了从大众到群众，到民众的转化，群众你还可以不认，民众你不敢不认，在座有谁说你不是民众？这个民众就是人民跟群众加起来的东西，人民这个概念，当然古而有之，本来中国以前不叫人民，叫国民，国民也是古而有之，《左传》里就有，“先神命之，国民信之。”但那个时候国民就是指国人，这个最简单的。公民人数永远比人民多 毛主席定义公民中95%是人民日本的国民就等于公民，citizen。这个字本身没什么错，就是因为国民党用了这个字，那么后来要有所区别就用了人民。人民也是中国古字，人民最早的时候《管子》里面就有了，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指的是泛指人类，另外也指百姓。孟子里面说，“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做皇帝有三样最重要，土地、人民、政事，今天还是。但是到了50年代，人民这个字出现了非常中国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什么？人民公社？那还是比较晚的事情，比这个更早。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怎么解释？比方说，我们说国民和人民有什么区别，公民和人民有什么区别，在一个社会一个阶段，一个地方里面，公民多还是人民多？人民多的意思是人民中有一部分人不是公民，谁不是公民。倒过来，公民多，人民少，就有一部分人他虽然是公民，可是他不是人民。学生：为什么？许子东：大家想想看什么人是公民而不是人民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乱搞男女，思想有问题，劳动改造的人等等。总之我们读正式的定义，《辞海》定义人民：“在不同的国家，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人民的范围。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或者阶层集团都属于人民范围；在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爱国者都属于人民的范畴。我读完这个定义以后才发现：原来人民是根橡皮筋，它在不同的时期，它都在变。大家发现没有，抗日期间抗日的就是人民，那就汉奸不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反国民党的就是人民，国民党下面的帮国民党国军的拉壮丁那都不是人民；现在呢，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是人民。哪个偷懒没参加建设的不是人民。因此这里面我们出现了，等一下会讲网络，这个太重要了，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我等一下讲我们网民跟人民的关系。人民这个东西太重要太重要了，大概是这样吧，如果说公民是100，简单说人民就是95，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我曾经有一天在美国看病，身体不舒服，医生说我90%是溃疡，10%是胃癌，我马上去翻书，他说胃癌的治愈率是50%，那10%除以50%就有5%的可能性我要死掉。我一个人睡在沙发上想5%是什么概念？5%就是毛主席说的，阶级敌人就是5%，我想文革当中我周围碰到很多阶级敌人，《光明日报》调查30%、40%都是阶级敌人，5%是蛮大的，我对5%的概念最形象就是那一次，因为切身生命安全，我想那个5%就这么一个概念。文革当中，大家知道有一个词叫“敌性内处”，比方说他参加过国民党或者做过什么事情，因此审查下来他属于敌我矛盾性质，就是“敌性”。因为他坦白宽大，把二奶、三奶全招供出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叫“内处”。今天年轻人不理解，我有亲戚，就为了拿到敌性内处，把三栋私房全交公，在上海，他就是为了表示他觉悟高，就是私人的房子全部交公，其实早就抄家封掉了，但是办一个手续，就正式地交给国家了。那时候还有一句话“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什么帽子就是一个话语，跟钱没关系，跟待遇没关系，就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点就是你是不是人民。很多很多人，这不是说一般的老百姓，你听王蒙回忆，很好的作家，很高级的知识分子当时为了争取一个回到人民队伍当中这么一个资格，这就是福柯说的话语的权力。其实人民这个词全世界都有，转折点是法国大革命，卢梭认为国家的权力就来自于人民。但是他们这个人民的概念从来没像我们这么可以有弹性。在美国，也不大有人说美国人民，people这个字也可以用的很神圣，诸如林肯的一些列演讲中对people的阐述。但是美国有一个杂志叫《People》，我们翻成《众生相》，因为它登的都是八卦新闻等。这个杂志是在超级市场卖的。我们今天中国现在有很大量八卦杂志、香艳杂志等。你想用“人民”这个名字？没门！你要是去办一个这样的杂志，你自己说我这是《人民》杂志，试试看。人民不答应！为什么需要敌人，为什么人民需要敌人，这个道理大家要是读福柯的《疯狂与文明》就很容易理解。我现在要是说在座的都是公民，你们没人感谢我，没人会说我对你怎么好，如果我说在座的有5%不是人民，你们100%都紧张，然后大家都为自己成为那个95%而感到庆幸，捍卫95%这个权利。人一定要有一些（这种归属感），福柯当时分析疯子精神病曾经被当做坏人，曾经被当做邪恶，曾经被当做预言者，后来被当作病人，怎么看待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是牵涉人类秩序文明的基本原则。以前出现一个人，有一个人把话筒搞的非常响，或者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今天第一个联想是受西方的影响，他精神有问题，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想就是与人民为敌，这是阶级敌人搞破坏，所以要把他赶掉。但是把一部分人赶走，同时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官员本来是在大众以外的，在群众以外的，可是大家想想，官员是不是人民，是。你能对你的学校的校长或者局长、处长说你不是人民吗？他不仅是人民，还是人民代表。所以大家发现1949年以后，三个原理，两个发展，一个逆转。这个逆转就是民比官好这个矛盾缓解了，缓解的根本原因就是把官纳入了人民的队伍，而人民把有钱人跟他不喜欢的人赶出了人民的队伍，变成了敌人。当然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从邓小平那时候开始我们知道，因为一个人的财产，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把他驱逐出人民的队伍是错误的。过去30年一步一步放弃这样的做法，今天我们社会的好处跟麻烦都在于不大容易找的到敌人了，哪个单位随时拎出来批斗的人没有了，今天的社会大家的怨气很大，但是出气孔减少了，文革的时候大家也有很大的怨气，分分钟就可以找几个地富反坏右来斗。怎么我们水气这么脏，怎么我们雾霾、PM2.5啊，就是你地主放屁搞出来的。今天社会那么多问题，黄埔江一万个死猪，你找谁去？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了敌人，以前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没的抓了，这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到这里我要讲到今天的正题，其实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就是公民的概念。公民是跟人民不一样的概念，公民是个体，人们是群体，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公民，没法说我是一个人民。我有好几次试着说，一到店里去，他服务态度很差，上面挂了一个很好的牌子，“为人民服务”，叫服务员不应，我说你看你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他看看我身后，问我“你就一个人，你是人民吗？”没法说。人民这个事情谁都可以认，谁都认不着。公民不一样，你不给我，我就说你妨碍我公民权利。你控告我什么东西，我就找律师，保护我公民权。公民是实际可见的东西，我们讲的是现代定义，公民最早韩非子就说，韩非子说的公民是这样说：“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意思是什么？贪自己利益的人多，关心天下事的人少，韩非子的意思里面公民就是今天的“公知”。还有一个，《烈女传》里，变成城市养的人，这叫公民，翻译成现代汉语叫吃商品粮。公民在中国古代一直有，或者是公知，或者吃商品粮。现代西方的概念，不要认为西方都一直这么好，柏拉图的时候公民分三种，有智慧的公民——统治者，有勇敢的公民——守卫者，有节制心的公民——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公民不是指所有人。在欧洲公民不是指所有人，是指有财产的男人，但是在今天，法国大革命以后，公民变成一个这么样的权利。我们今天大家知道中国现在的网络之所以这么发达，中国的网络在传递信息方面，没有美国的Twitter发达。美国这次的波士顿爆炸案，他们学习中国的经验打人民战争。叫大家把所有人拍的照片全传上去，FBI用一个方法处理这些照片，复原当时的场面，这是人民战争。但是它后来不是一天一夜全部封锁戒严嘛，最后忘了是警察局长还是FBI的头头抓到了（肇事者），第一个消息是Twitter出来，所有的传媒都是根据这么一个新的网络传送消息。我们在传播信息方面，众所周知我们有“长城”，我们有时候不大通，为了保持大家纯洁的心灵，不受帝国主义的污染，他们妖魔化中国，我们设置了一定的伟大的长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网络世界比美国更了不起，那就是我们起的政治公共空间的功能，全世界没有，他们有报纸有杂志，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的东西比较高尚。我们的民众用网络，特别是微博，特别是QQ，我要提一下腾讯，所做的政治公众空间的力量，全世界没有。这个公众空间，我们大家就要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我们在网络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大众，我刚才讲了大众，这个大众可以是中性的，可以是贬义的，简单地说在政治地位是高的，它的文化地位不是那么高的。文化意义上的大众在网络上获得了一种虚拟的政治权利，我们怎么用这个政治权利呢？我们是以人民的名义还是尽公民的职责呢？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以人民的名义，卢梭认为人民跟政府的关系是代理人关系，西方的政治学者认为民众、大众参政有两个基本模式，一个模式就是通过政治选举，比如你委任一个代理人，我委任他了，他买房子，他去挑楼，应付20%增值税，他去作假，阴阳合同，全是他的事情，你没办法，你已经授权他了，到了一定时候你可以解雇他，以后不要这个经济人了，但是在合同期间你是交给他的。民众怎么样交给政府，就是通过选举，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直接参与，进入公众领域。在中国，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网络起的是第二个，表达诉求参与管理，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巴黎公社和我们的文革。我讲的文革并不完全是负面的意义，这是很复杂的一个文革的概念，包括今天的网络。他们总结过说，供大众政治进入公众领域有四个基本特点，大家想想各位网络上表达看法的时候有没有这四个特点：第一大规模的集体行为。大规模的集体行为我第一个想到一个人砸车是犯罪，很多人砸车就是爱国，人多了以后可以做一个事情。在网络上也是，大量人关注的事情是大规模的，就是群从中运动。第二绕过法律，直接下判决书。这是群众大众政治的特点，大家想想泰州的这些民众，把酒、菜拿出来说那些贪官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绕过所有的正常纪检，他们直接给官员下贪腐的判决书，民众觉得我有这个权利来下判决书。在文革中间这样更多了，你是有钱人你家里有金条，我随便就可以斗你，你这个金条不管怎么样，是劳动人民血汗凝成的，我就可以批斗你，给你直接下判决书，不需要法律程序。第三就是暴力的正反馈。在网络上语言暴力，语言暴力，大家知道正反馈、负反馈。反馈是怎么回事，我读的专业（电气自动化）是这样的：我们的轧钢机，要求运作一千转，我输入就输入100这个数据，它就会转1000转，假入速度快了，转到1100转，这个多出来的100转通过一个信号转回到我原来的地方但是它是负的数字转回来，变成一个负的小的数字，比方说是负10，负10以后我的输入就不是100了，输入90了，这样速度就降下来了，这个叫负反馈。字面上看好像是坏的字，其实一个稳定的系统，维稳靠的就是负反馈，而不是正反馈，我们把这个比方来形容新闻自由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一件事情推出听不到批评声音，这件事情，假如是正反馈，返回来加10，就会越来越快。一个不能起批评作用的新闻监督系统，它对于政治的后果就是正反馈，正反馈绝不是正能量，或者正能量绝不是一件好事情，如果说他那个反馈系统没有胆量，没有义务来直接批评的话，其实一个颇简单的道理，但是很多人不明白，他们觉得不能接受负反馈，只能接受正反馈。我一个政策推出来了，我20%要加税了，我只能听批评不能听反对的意见，那这样的话，后果当然不堪设想。从学术上讲，“正能量”不是一个好词，“负反馈”是必不可少的网络上暴力的正反馈呢，很简单，我最近的乐趣就是跟帖，你们去跟帖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好端端两个人跟在我后面，这个人说许老师支持巴萨，可惜巴萨现在不好；另一个人说，什么巴萨不好，早就不行了，我皇马大V；那个人说皇马什么大V，皇马曾经也输过；那边说你脑残他什么时候输过；你才脑残；你什么什么……最后两个人骂起来了，在我的微博下面他们骂的，打的，祖宗十八代上去。要是两个人见面可能挺好的，说不定还能谈朋友，可是他们在里面正反馈、正能量，不断的这样上去，这个就是暴力的反馈。网络的暴力通常是这样，我非常非常反对网络上，你有意见别骂人，动不动就骂人，后来我现在也想通，现在有很多字，也分不清楚是骂人不骂人，我以前对脑残很反感，他们说徐老师脑残，我怎么想，他把我这个许写成徐，我说不是写我，我心想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凭什么说我脑残呢？我好歹还是个教授。后来我才知道，现在还有一个说法是脑残粉，原来还是一个好事情。总之，网络的语言暴力，很多人说严重，说起来不好听，说是文革余威，我们一分析其实它是大众参与公共领域政治，全世界都是这样，不单是中国，都是暴力的互相加码，这是第三。第四是每个人都是自己意志的表达和执行者，不需要组织跟代表。我曾经非常高兴弗洛伊德的梦想实现，弗洛伊德说直到最后一个人死亡，最后诗歌才会消失；每一个人都是作家，只要他有潜意识被压抑，他就能创作。网络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它不要审查，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每个人直接就是作家了，这真是太革命性的转变，将来人类历史上会留下一笔的。但是现在发现这样的恰恰给刚才讲的大众直接参与提供了最直接的条件，所以现在上去不需要组织代表，我上去就代表自己的意志。这样的一种以人民名义的网民的行为，除了他能够推动社会的好处以外，带来一种显而易见的副作用，就是我们不会意识到人民曾经有过的那个阶段的那种巨大的伤害性，就是这个概念，这段历史大家有意淡忘，因为各种原因故意不要让大家提起。我个人认为是很危险的。我有一次讲座的时候，有一个很严肃的学生提了个问题，说许老师你研究文革，我的父母告诉我文革当中受到迫害的人加起来不超过中国人口的10%，90%的人并没有受到迫害的。而今天，90%的人在受迫害，10%的人才是发达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尖锐。我自己就觉得他对于我刚才讲的人民这个概念，他无形当中理解的很深。他这个百分比很深，我没有时间了，有时间可以跟他解释文革当中受摧残的不是10%是100%，包括江青，包括林彪。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很多时候不再讲当时候的事，我们今天的社会有很多很多问题。我甚至有时候想，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回头再确立一个人名，再树立一些敌人，或者再打击一个官僚资本集团，是不是可行的方法呢？但是要是不这么走的话，目前的官商利益化，社会的阶级分化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制约呢？我就是一直非常困惑。一人一票制在政治上很好，在文化上就很糟糕困惑的时候，作为结尾我就讲其实有两个困境，我是无法解决的。第一个困境是理论上，有一个哈佛的教授丹尼斯·贝尔，他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他说康德概括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总结一句话，说“人跟人的智力差别巨大，但是这个差别再大，也不能大到一个人决定另外一个人的命运。”康德的这句话就是一人一票制的法理基础，是整个现代世界民主制度的基石。有一次去看望王元化先生，有一个工人在打扫他的房间，我当时在想王元化脑子里懂的政治哲学跟这位帮他清扫痰盂的工人懂的政治哲学差的太多，可能一百倍。但是投票选徐汇区人民代表，王元化是一票，那个人也是一票，为什么？康德已经讲出来了，而康德这个概论是对于人类历史上所有曾经和现有的专制制度的一个总结才讲出这句话。丹尼斯·贝尔说政治上一人一票制很好，在文化上就很糟糕。今天你走进一家书店，或一家唱片店，比如我们到新华书店，中间放着最明显的多数是脑残书，都是摆在最明显，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是放在角落里面。你要跟一个年轻人说买唱片，劝他说“你要买勃拉姆斯，你不要去买赵薇，勃拉姆斯比赵薇好很多。”他看看你，他不听你的，你再比他有权威，这个钱是他出的。他有跟你一样的权利决定他的命运，他今天喜欢苍井空怎么样？他不听你鲁迅的怎么样？大陆的作家排名都是郭敬明在前面，全世界都是这样。所以这时候丹尼斯·贝尔说了政治上一人一票制是合理的，文化上的一人一票制是会走向危机的。如果引用他这个观点，我们这里文化上这个已经出现了，在网络上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惑，在网络上每一个上去点击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是平等的，而我们最后很多决策的依据，说一本书好不好，说粉丝多不多，就是参照这个数据，而这个数据背后有一个文化的危机，这是第一个危机。我们在网上同情穷人、支持民众，现实生活中都想多挣钱、做精英第二个危机，我们大家更有切身体会，回到我们讲的，我们在网上同情穷人，我们在网上支持民众赞成多数，现实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谁不想我们的钱多一点，我们碰到官员，我自己就这样，见到很高级的官员，自然而然态度好起来了。现实生活当中谁不想做精英，所有的商品牌子不会叫你跟随大众，而是让你“做你自己”。我们在现实当中要钱，我们在现实当中想接近官员，现实中要做精英，可是我们在网络上同情穷人、帮助民众、支持多数，我们是不是有点精神分裂呢？谢谢大家。主持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许老师。从一些社会热点现象分析总结出历史形态的三条基本原则，就文学与大众的特点与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给我们带来笑声的同时带来很多思考。大家对老师今天讲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提出来。问：您好，听到您总结有三条原则，我个人比较关注，包括像钱钟书这样的人，他们谈到北京胡同名称的改变他最后发一句牢骚，就好像现在的作家叫文艺工作者，在您的研究过程当中，这是您自己研究过程中自己早就注意到的？早期研究当中有没有发现类似的作家他们对这种现象的关注和重视？许子东：你提的好，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之前讲的群众，人民群众要区别于少数特权者。1949年以后执政的或者知识分子都要尽量使大家融入大众，融入大众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把名称改过去，不要把自己标榜成诗人、作家，不像现在，现在都叫大师，那时候都是工作者，尽量往人民方向纳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提醒的很好。问：上次您讲到语言是文学的一种本质，今天您提到互联网时代话语权的变化，在我看来话语权的变化并不是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变化，背后更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是书写权利的转移，书写长期以来作为知识精英和国家形态，话语的特权被牢牢掌握，第一次互联网掌握在公众手里。到五四时代尝试话语启蒙，话语的原创发明权依旧掌握在知识精英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即使到文革，中国人已经不会除了毛主席语录任何自然的表达，就像现在朝鲜一样，朦胧诗开始，最重要的一点，互联网时代的书写权利掌握在大众手里。比如说屌丝、给力，这样的网络狂欢失去公众生活的时候，我既然不能直接跟你进行广场的对抗，我就要起哄，戏谑、耍你，同时严重的自嘲。我的问题是，您是否认同我这种书写权利的转移对大众文化更有价值意义的一种变化？许子东：我就是没这么乐观，你讲的都对，我总觉得人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很多时候是被话说。我们说话表达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在用一些既定的概念、内容、符号，尽管有时候你可以创造出来，比如屌丝逆袭，就是一个处在弱势的人反上去占领了什么什么，但是这个意思表达的还是原来的相近的东西，我更关注的，也许我这个人暮气沉沉，什么事情都从消极方面看。我承认非常好，大家谈的更少而实际出现是：看上去是一种民主的挑战的力量，可是实际上是网络民意跟我们以前革命时代，革命话语的延续关系。这个看的比较多一点。并不矛盾。问：我觉得现在民众是语言的造反，比如好的反义词是更好，人民不会说坏，民众不接受这种话语破裂，你搞和谐，它形成一种语言之上的严重分裂，彼此是鸡同鸭讲，我们汉语到了最辉煌的关头，同一个词之间大众与官方与精英至今的使用同一词汇，意思完全是拧巴的。许子东：我补充一点，很多人把今天中国对网络上面的空间看作是民众参与政治的一个途径，或者说是一种操练，或者是一种模拟。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看，另外一些人可能会把互联网变作一个要管理的东西，也太消极。更积极的角度来讲，互联网正在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现代的国家机器有四个定义。第一是领土，这跟以前的帝国不一样，以前帝国的领土是首都重要，领土可以变化，现在国家是一条线划好，这条线任何一寸土都跟我的皇宫是一样的，所以领土问题是现代国家大家都要保持。第二是对暴力的控制，一个国家机器一定不能随便，就像美国那样拿个高压锅炸来炸去这是对国家机器非常大的挑战，你看复旦的下毒虽然只牵涉一个人，对于国家的权威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大家这么关心，因为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在很多地方，对暴力的控制特别重要。第三个是政治权利义务职责跟宗教、财富脱钩，这个在中国还没完全做到，但是正在往这个方向做，这句话比较书面，通俗的说法叫做反对官二代、富二代，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财产、思想给人家定罪。第四是国家要求权利的合法性，说公民的忠诚是要国家去争取，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一个国家的臣民，必须要忠实于国王。我们过去也是这样，我们是皇帝的子孙。以前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国与民是）血缘关系，现在不是了，现在要人民同意。你们想想中国今天最取得得到作为公民忠诚度认可的是什么？就是在网络上，大众媒体，关于地震灾难，大家的公众意见，或者群体对郭美美的愤怒以至于对红十字会的取代，反过来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这已经超越了老百姓在下面不满，发一些牢骚。人民看清了国家机器，这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当你在上面表达愤怒，表达欢喜，或者表达诧异的时候，你介入了国家的生活，作为公民你在表示着某种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谢谢。问：老师您好，您在《锵锵三人行》每次讨论话题，每次用一二三阐述，您是不是拿到话题，录影之前会考虑一下上去的时候怎么讲，或者你们有一个分工？许子东：我们最近有一期15年的纪念，那期节目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讲好有什么分工，客观上形成一定的分工。事先没有准备，窦文涛基本上他有准备，他的本领就是准备像没准备一样。他写好从来不告诉我，不告诉我们的原因是要有一个即时的反应，哪怕反应的不好也没关系，但是事先我们不知道他要讲，我们只知道大概，比如知道明天会讲泰州老百姓餐桌的事情，除此之外就不知道了。所以文涛的功能是装傻，他其实有时候很知道，他要站在大众，我们两个人就要假装聪明，其实我们也不是真聪明，他既然装的傻，我们不能跟他比傻。有时候我也有，有时他搞经济股票，没办法我就说别看着我，我说不出什么东西，大部分时候我得不懂装懂。我跟文道的责任是类似的，但是我们两个性格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有点互补，千万不能说文道没观点，文道的观点比我多，我还有时候没他那么执着，他是个左派，香港任何的抗议活动都去，什么签名都参加的，不像我胆小怕事。大概的分工是这样，但是你说是不是想好，其实没有，我在节目里讲过，我书里也写过，我自己冷静的总结，我说做节目有三种状态，一种状态，比方我关于泰州的事情有一些想法，可是到了明天做节目，他们跑题跑来跑去，讲讲笑话一插嘴忘了，没说出来。一共二十几分钟，每个人就六七分钟，中间还七插八插到时候你的话就没说出来，这就很郁闷，这就是说的第一种状态，差的状态。第二种状态，好歹把我的想法说出去，不仅说了民众的愤怒，也说了有绕过法律的程序，有点担忧，说完了他们也没特别反应，这个是第二种状态。我讲什么状态是最好的状态？就是事先没想到你讲话当中听到他们说什么，他们的说话刺激了你的想法使得你说的话，这些话你在20分钟之前，走进播音室之前你都没想到。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说不定在你身上某一个地方藏着，但是你没想到你那个时候说出来了，那样的情况比较满意。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喜欢自己做，觉得比较轻松，就是会有这样的交流。电视节目能这样做的很少的，我做过其他的节目，说半天都给你砍了，而且砍的很准，基本上精彩的话全砍掉。凤凰卫视的好处是不大砍，能够让你们说话。大家想想就像你跟朋友见面的道理，你跟朋友见面也可能是就是说些你想说的话，但是令你开心的是你听到一些没想到的话，而对你又有启发，哦，原来交女生还能这样交，这样的话你就觉得这个朋友值，就会记住这个朋友，我觉得我们做节目，有时候自得其乐就是这种状态，不能保持每次都有，但是偶然会有。问：许老师好，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您如何看待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标签，你觉得公知现在扮演的角色和以前的启蒙有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在社会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第二个问题，你觉得官方话语的这种语态改变对意识形态的调整有多大的帮助，他如何从根本上或者从哪些方面能够改变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许子东：中文的缩写很糟糕，“公共知识分子”是好词，一变成“公知”就是负面词了。公共知识分子挺好，我还做不到嘛。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余英时的，中国人士的传统，感时忧国，区别于西方人的知识分子。除了专业以外我还关心国家的事情，这样的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本来是好的，可在中国目前一方面被人缩写，另外一方面也是被一些人标榜坏了，缩写也不是没有道理。有些人老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就对所有问题去发表意见。中国的舆论环境又不是那么开放，不是所有的事情可以让你发表意见，因此你必然在有些地方说一些妥协的话，甚至是拍马屁的话，或者违心的话，那这样就是败坏民生，所以我不大想做，我说过好几次，我在电视里我是一个公民的责任，我只是做一个公民的责任。我的学术看法都在我的学术研究里，我做电视是一个普通公民，谈不上一个知识分子，但是我写书的时候作为研究可以用一个教授，用一个学者的标准来衡量我。第二个问题讲的官方语言的转变影响非常大，官方语言的转变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而且用官方都不那么妥当，中国官和民的界限不那么清楚，有很多中国作家讲话都像官方一样，所以不是那么清楚。比方说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受毛泽东语汇的影响都很大，我随便举个例子，比方说以前唱了歌，我刚才举例子，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你看党和毛主席是跟爹娘一起在上面的，可是你们前两年听过彭丽媛唱的一首歌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生我养我的大概这样意思，你们发现没有，主体变化了，50年代的时候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天大地大是党，现在唱歌的人是在党的立场上，说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这都是主旋律，这种主旋律的改变隐含对民和官的关系的转变。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很好地做研究，虽然都是一种文学性的比喻，背后还是表达了一定的意思。现在基本上这个是一个主旋律，把老百姓放在天大地大的事情上来看待，我觉得这是官方主流的话语。问：您说有很多人通过网络来参政，我觉得网络现在是一个大痰盂每个人都想往里面吐一口痰，对于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这次来演讲提出来问题分析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呢？我以前一直认为教育是主要的方法，但是我后来想如果把所有的事归结于教育，那我们就不至于这么乱了。另一个问题是这个网络上的问题反复出现，一个问题反复出新反复讨论解决不了，那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个病态的，问一下许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许子东：你说网络是现在大家从政的一种手段，我想补充一下这不是从政，这是一个模拟，等于是游戏机。网络的政治我们给你一个从政的幻想，其实你完全没有从政，你对社会产生不了实际的影响，偶然产生影响都是特例。第二你讲网络成为一个痰盂，这个比喻虽然有点不好，但是也未必就一定从负面的道理上去看。大家知道吐痰是维持人生理健康的需要，随地吐痰才不好，没有人说吐痰不好。你把不快的东西宣泄出来，是有助于你的主体，未必是害周围的环境。有一个英国的评论家，总结过为什么中国的民众现在支持中国的执政集团，在西方人看来，他们不大理解为什么支持，中国人很理解，我们知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他们不懂。他们列了6个原因，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我说给大家听，第一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老百姓以各种不同的程度生活在改善。第二，中国的执政集团的利益，社会所有精英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参与在这个执政的体系里。第三中国人怕乱，所以不要变化。第四是没有一个反对的机制。第五是指新闻的管控。第六说中国民众的表达不满的途径逐年增加。第六条就应了你的痰盂说，很多人在网上发了一个东西骂了几句话，他觉得“我参政了，我对国家的义务尽了。”这口痰不让他吐，说不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网络是民众情绪的一个宣泄途径，我们要从正面角度去理解。网络实名制如果受到有法律保障，可能是好事问：你认为网络实名制对全民参与网络舆论有所影响，好的还是消极的？另外是否对网民现实与网络世界精神甚至三观分裂有何作用？许子东：网络实名制短期内效果一定会打击网络，长期来说未见得就不好。好像其他国家是不是实名制，日本、美国都是实名制的吧？不是啊。要跟上一条，法律要有保障，不能用了人家网络上的言论来对人家进行思想言论的制裁，这个就是言论之罪。网络实名制必须跟取消言论之罪同步，网络实名制有一个好处可以防止现在非常广泛的侵犯私隐、人肉搜索，滥用网络这样的东西，不过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碰到过这方面的好处跟坏处，所以我的感受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问：您刚才讲到的人们在网络上言论和现实中行为的分裂，由于时间关系您没有深化说，但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可能有两种想法，一种就是比较乐观，意识形态在行为之前，可能现在网络上集中起来，召唤这种正能量，可能乐观地理解为，就是他会落实到人们实际的生活中。还有一种就是消极的想法，可能重复多了之后变成对正面价值观的调戏，或者你刚才说的现在我们失去了一个阶级上的敌人，现在社会上怨气很重，就是一波一波负面新闻，一个一个假想敌攻击一番，等到去做的时候，有很多话你说多了，你就以为这件事情你真正做了，你在现实生活中行为是跟你崇尚价值观剥离的，落实到每一件的时候，你可能又变成了一个冷漠者，或者自私者，因为你到网络上是一个政治的角色。你刚才说了一点很有启发性，可能网络这个言论并不期待，真正通过公民参与，你这个行为改变什么只是一个疏导的途径，其实是我们太幼稚了。许子东：现实当中我们都是小人喻于利，在网络上我们是君子喻于义，其实不是，我们以为喻于义的网络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非常危险的，是一个以人民的民意（为害的举动），我们现实法律常识告诉你，不能无原则不问青红皂白地帮助拖拉司机而不帮助宝马司机。如果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跟他们开什么车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人的社会责任荣誉，跟他们是官是民是没关系的，当然现在社会中官欺负民的机会比较多、比较大，但是这不代表官就一定是欺负民的。这些假定是文革的前提，也是1949年的意识形态，所以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反过来现实当为私人谋利益，我们要赚更多的钱，买好房子，这不是错的事情，这不代表我们现实生活就是卑鄙，只是跟虚拟的东西不一样，我在这里边没有价值判断，或者如果有价值判断我会说两者都有问题。后者现实中是犬儒，可是网上虚拟的革命，说不定那种民粹是更可怕的东西。说不定有些人在网络上骂人，粗口一大堆，也许生活中并没有这么过分，我别不认为我们在网络上的操练就一定是君子喻于义。这个两分法要稍微再复杂一点，整个今天的讲座基本的目的就是想说明我们在网络众人形成主流意识形态是有问题的。主持人：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许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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