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七十年代的故事
1不可能的三十岁
不可能的三十岁终于还是来了，即使按最有利的算法，考虑“进三十”和“满三十”的区别也到了，不可能躲得过。
因此三十岁其实只有一天，刚进三十的时候拼命抵赖，总说自己还在二十九，直到这一年满得溢出来，突然就倒向了杯子的另一边，在什么病历本之类的上面满不在乎地填上个31，好象30是个极不稳定的数字，无法立足于活泼张狂和老成持重这两大阵营之间。
总觉得这代人是玩大的，一群无法无天的野孩子，没有那么多钢琴课要上，也没有那么多早熟的诱惑，在我看来这样的三十年是值得过的，玩着玩着不小心就玩过了三十岁，好象玩过了午饭时间一样。
一个人最早的处世经验想必都是从童年伙伴那里来的，总会有一些大孩子带你去做这做那，钓鱼，抓四脚蛇，做弹弓打鸟，到河边游泳，到山上采野果，这一切有一天又轮到你带别的小孩去做。
那时我们到山上砍那种最硬的茶树做陀螺，将铁钉钉进去做轴心，铁钉露在外面的一头去掉钉帽磨得锋利。这样的陀螺用细绳绕几圈甩出去就能在地上转老久，另一个人就用自己的陀螺对准它钉下去。要把一个茶木做的陀螺钉烂是很难的，但是当它变得坑坑洼洼的转起来就不那么灵光了，被钉中的次数也就跟着多起来，于是另做一个新的，又是削又是磨的做得很辛苦，但是乐此不疲。
现在村里的小孩已经不玩这个了，他们用鞭子一下下地抽着买来的塑料陀螺，抽着抽着就厌了，但是没有人再肯费那么大劲去做那种土陀螺，这一技艺就此失传。
玩得最多的是纸角，把旧课本撕下来折成方块，拍翻了算自己的。后来变成拍现成的封神榜纸片，还有烟纸和糖纸，那时过滤嘴还比较罕见，一张过滤嘴烟纸可以抵得好几张普通烟纸，我记得自己就曾攒过好多烟纸和糖纸，后来一一不知去向。
有一种玩纸角的方法是轮流用填满泥的瓶盖飞向几十米外的一堆纸角，冲出圈子的就算自己的。那时瓶盖竟然也是稀缺之物，一群小孩经常赶上好几里路到镇医院后面的树林子里找药瓶盖。
如今这些东西也没人玩了，除了偶尔一见的魔怪纸片，如今的小孩都泡在网吧里打电游。这一代的小孩倾向于接受而不是创造，他们天然地接受既有的游戏规则，训练一种横向转移资源的能力。
这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当时已有所体验，那时我们用竹筒做成水枪来打水仗，基本上就跟针筒一样一抽一射，突然有一天某个小孩手上多了一支玩具水枪，贮水量和射程都远非土水枪可比，一群小孩全都羡慕地围着他，然后新年过后许多小孩就都装备了这种玩具水枪，土水枪显见是没人用了。
还有一种枪已经叫不出名字，也是象土水枪一样的一管细竹筒，口径恰好能装得下一种细而硬的野果，打出去的原理跟汽枪一样，一颗被推到前头，这头再填上一颗猛推上去，前面那颗就直奔敌人额头而去，如此反复。有人还别出心裁地在枪管上加了一管垂直的竹筒当弹匣，摇一摇就有几颗子弹落到枪管里，既省去装弹的功夫又收连发之效，只是用着用着往往就卡壳了，被敌人追打半天也修不过来。每年那种野果出现的时候一大群小孩就都装备了这样一支土枪在山上混战。
火柴枪是我们做过的威力最大的武器，把单车链的链颗拆下来排成一串，每个链颗有两个孔，下面一排孔穿上一根铁条作为固定轴，上面一排孔就成了枪管，弹力装置用橡皮筋或轮胎胶。火柴发射出去威力并不大，要听的其实是击打火柴的那一声响。另外火花从手上冒出来也有一种威风凛凛的感觉，其实震伤的还是自己的手。好比口中噱嗬有声地挥舞拳脚一样，配音无疑为简单的招式平添了无穷的威力。
火柴枪是老师明令禁止的，一则容易造成火灾，二则火柴梗飞出去极可能射中眼睛。但是我们之所以鄙夷那种也能发声冒火的玩具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东西射出来，因此火柴枪还是偷偷造了一批，每逢赶圩必到修车摊子周围看有没有单车链颗，某家有整条弃用的单车链那简直是如获至宝。
我们最终都没敢拿火柴枪来打仗，通常是把蚂蝗从水里捞起来放在地上射，凑得近的话火柴梗恰好能穿透一只蚂蝗。我们就把这只满身箭杆的蚂蝗再扔回水里去看着它在水面上翻滚着想游回深水里，但是火柴梗却使它浮在水上，其最终命运不得而知，因为据说它们都是不死的。
火柴枪再往前一步就是砂枪了，那是坏小孩才会玩的。我们对这个界限都看得很清楚，另外还有一层恐惧在里面，好象这样做的话就会被公安抓去。那个年代家长对小孩多少都有些放任，辅之以严厉的恐吓手段，被公安抓去无疑是最严重的一种。另外还有，如果怕小孩去游泳就说河里有水鬼，怕小孩到处乱跑就说会被讨饭佬捉去，此外还有被湖广佬和瑶人捉去的说法。
3瑶人，补锅佬
多年之后我很奇怪瑶人会被排上恐吓名单，但是当时赶圩如果看到一个包着鲜艳头巾的瑶人远远走过来一定会赶紧躲到大人身后。瑶人经常成群结队地开着卡车从深山里出来采买，买完就走，他们的生姜八角之类的山货也会很快售卖一空，双方谨慎地交易，不作过多的交淡。
围绕着那些瑶人有一些奇怪的传闻，说他们的脚板天生上倾，走山路如履平地，而且长年吃一种腌制的青蛙。有些山蛙是有毒的，会从树顶上向人撒尿使人头皮脱落，还有某种山蚂蝗会从树上掉到你的头发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到血管里面去，总之瑶山那边是充满危险的。
也许这样的案例确实发生过，某个小孩被瑶人拐到山里去了，但是因为信息闭塞无从查实，也根本不可能跑到深山里抓住那个当事人，于是一切瑶人就成了必须敬而远之的对象。这种思维方式和当时把一切外国人都当成可能的间谍没什么两样。一切都在于没有信息交流，于是就不可能作出任何细分的处理。
那一带的瑶人，据我后来听到的一些传闻，是生活在一种比我们直得多的状态中的，比如吃饭，不会喊吃，拉起碗来就吃，或者你喊他，他说，吃就吃，你说走了，他说，走就走。非常的硬气，没个尾音，不熟悉的人到那里是很容易得罪人的。
印象里的湖广佬是一些走村串乡的江湖人，做一些补锅弹棉花耍猴爆米花的事情，尤其是那一声爆米花哟的韵味十足的吆喝，多少年后还在耳边回响。
湖广佬没有瑶人那么危险，因为总会有一大群人围着看热闹，有大人也有小孩，因此他们是不敢怎么样的。反过来这一大群人同样不敢把这些神出鬼没的江湖人怎么样，双方于是相安无事。
补锅佬开始补锅，通常大师傅都很能说会道，说话也好听，有点象唱，他拿起一个锅头来，这里敲敲那里敲敲然后就说这里也漏那里也漏，锅的主人就心痛起来说本来不漏的也给你敲漏了，通常他们也不会真的把锅敲漏，但是先吓你个心惊肉跳反显得他气定神闲。他当然知道锅的主人对哪里漏心中有数，就改口说这里现在不漏也差不多要漏了要不要先巩固一下，锅的主人赶紧说不要不要。于是补锅佬就敲那个漏的地方，通常会把缝敲成眼，把眼敲成洞，从技术上讲也是有道理的，朽的部分不敲下来怎么行，当然也不排除故意的成份，一切就处在这种暧昧不明的氛围中，补锅佬当然也有他一套解释，他的嘴巴始终没有闲着，一直要说到那个越来越心痛的主人舒服为止。
然后开始补，补锅佬在手指上放块皮子加层灰，垫在锅底漏的地方，然后舀起一滴铁水放上去，这只手拿起另一块抹了灰的皮子往上一夹，一股烟就滋的一声从指缝冒出来，铁水就被挤平在锅上了。钱是按滴数算的，通常要许多滴才补好，稍微超过最初的估计，锅的主人就黑着脸数出钱来，补锅佬还是笑脸相迎，非常利索地把补的地方擦得锃亮以显示手艺的质量。其手指黑如焦炭，仿佛也不怎么怕烫，而为了这场表演让手指行若无事地烫一下似乎也是应有之义。
锅的主人终于笑逐颜开，仿佛也站到了表演的舞台上，是一个虽然有点可笑的被捉弄者但是被哄着因而还是挺有面子的，一面就说些以后不给你补了的心痛话退场，补锅佬还是笑脸相送，然后是第二个主人把锅递上来。
在这整个过程中那个满头大汗地抽着风箱的小工是不说话的，仿佛就是我们俗称的幕后工作者。多年以后我才想起现场还有这么个角色，禁不住还想到他还要多少年才能把那一套耳熟能详的台词来一番实践。在那个还在勒紧裤腰的年代置办一套补锅的行头想必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象那种子承父业和小工升为女婿顶班的江湖故事想必也会很平常地上演着。
4耍猴，变戏法
耍猴的湖广佬是最受欢迎的。每次有耍猴的到来几乎总是倾村而出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小孩很少能挤得进去，一般都要爬到树上看。耍猴佬敲着锣，猴子就翻筋斗跳竹圈，还自己翻开箱子找些花衣服来穿，看耍猴很大程度上就是看这一套套花花绿绿的戏服。
终于到猴子拿着盘子收钱的时候了，围在那里的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耍猴佬牵着猴子一圈圈地走着，说着好话，还是没人给钱，他说话的声音就越发洪亮起来，那面破锣也帮着腔，使得一村人都觉得很没面子，终于就有人丢出钱来，耍猴佬就带领猴子鞠个躬，戏继续上演。
我们有时会从苦楝树上摘些硬硬的树子拿弹弓射那猴子，猴子就吱吱叫着跳来跳去惹得人群一阵哄笑，那个小孩就越发得意起来。耍猴佬就当当当敲几声锣向这边威严地看一眼，大人就过来喝斥那个小孩。
我在念初中时还在县城看到过一次耍猴，那时人们刚有了点闲钱，热情万丈地挤在百货商店前摸彩票，耍猴佬就在马路对面摆开场子，人也很肯投钱。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耍猴。以后呢，想必是后继无人了，年轻的江湖人都知道象抛圈这样的简单赌局来钱都要快得多。
变戏法的是最可能捉小孩的，所以一般不准他们进村，他们就只在圩日的时候在镇上摆摊，四乡八村的人都围着看砍过头的鸡抹了一种药又活过来。虽然明知是骗局，还是会有许多人掏钱买他们的药。据说曾经有人拆穿过他们的戏法，这个人后来遭到报复染上怪病死去，所以大人们都互相告诫着即使看到了也不能当众揭他们的底，我们小孩更是连看都不准去看。
据说被变戏法的捉去的小孩下场是很惨的，他们把他装在坛子里，只留头在外面，这样他的相貌虽然很老了身体却还没有长大，他们就拿这样的老小孩来展览赚钱。
这样的老小孩我不曾见过，但是后来在城里经常见到一些奇形怪状的伤残乞丐，有小孩也有大人，有些前臂明显是被砍断再反接上去，手变成永远翻向外面，还有的两条腿都从骨盆翻上去翘到头顶上，走起路来就靠两只手撑着挪动骨盆，那些残肢皱缩如木柴令人不忍卒睹。这后面明显是有一个黑社会性质的江湖集团在操纵着，它的前身就是那类丧尽天良的江湖人。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江湖戏法大概也跟着社会风气变得急功近利起来，不肯再耐心地拿一个小孩装在坛子里闷上十几年。
杀鸡头的戏法至今还可在镇上见到，隔几年就冒出来一下，过段时间又换上新花样，教气功教赌术不一而足。看来每个年代坑蒙拐骗都是少不了的。
也有一些比较本份的变戏法的。记得有一对贵州夫妇摆摊耍魔术，开口就是魔术是假的功夫是真的，一面把几个钢圈时而分开时而扣在一起，如今的小孩都知道那是电视里最简单的魔术，但我们当时看他们一遍遍耍着却好象永远看不够一样。然后他们又玩牌，也是让人眼花缭乱。他们边耍边唱，记得其中有一句是，贵州有个十八妹，后面又如何如何，大意是天下无奇不有。
教魔术是要钱的，而且要到旅社房间去教，这可能又是个骗局，但我无端地觉得这对贵州夫妇是可信的。只是当时既没钱他们的对象也不是我们这些小孩。
5弹棉被，爆米花
弹棉被应该算最本份的江湖手艺，也最没看头。做这行的大抵也是湖广佬，有时是几个年轻人，有时是一对夫妇，女人的背上往往还背着个小孩。她用布巾把小孩的头挡起来以免棉絮落到其脸上，她不肯把小孩放下来，因为弹棉被是个很专注的过程，她也怕一不小心就被当地人把她的小孩偷了去。
大一点的小孩往往还会帮着往棉被上捧棉花，大人就转悠着这里那里拉一根线，大人小孩就都满头满身都是棉絮。他们走村串乡，身上永远飘着棉絮，不用看行头也能知道是弹棉花的。小时候常听大人说我们小孩是从河边捡回来的，想象里棉花匠的小孩应该就是从棉花堆里跳出来的。
棉花匠夫妇弹完这一村扛起工具向下一村走去，那个棉花小孩迈开小腿紧跟在后面，三个人在山路上越走越远，终于转过山后不见了，一群小孩这才怅然收回视线，这些江湖人总是值得一看的，就有人很羡慕那个小孩能到许多地方玩。
弹棉被还有一个拆啊撕啊扯啊纺啊的过程，因为要把硬实的旧棉被先拆开纺成松软的棉絮，但这一套流程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似乎还有一些棉花机之类的用来把棉絮扯下来。记得有一年镇上来了几个弹棉花的，印象里就有一个大孩子踩着这种木制的工具把棉絮噼噼啪啪地刷下来。
那是几个年轻人，年龄大小不等，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就是那个大孩子，大概只有十一二岁。一晃眼看去象是几兄弟，其实又不是。那个最大的是头，不时喝斥一声这个那个，那个最小的有点跟不上就被打了几下，就一面倔强地忍着泪水一面踩那个什么机，后来还顶嘴，就被打哭了。围观的人都很同情那个最小的，一个四五十岁的人就劝他，你跟我回家给我做仔我管你吃管你喝好不好，后来又说他房子如何如何以后要留给他之类的，一直说着，那个最小的就只是掉着眼泪埋头踩他的那个什么机，其他几个人都不吱声。
那一天下着小雨，棉被是在盖有瓦的空旷的圩场里弹的，围观的人也不多，基本上是些闲人。那时我已经在镇上念小学，站着看了一会就急急忙忙向学校跑去，一面还记挂着那个小孩会不会真的去给那个四五十岁的做仔。
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我似乎放学后还到那里看了一下，似乎他们还在那里弹着。我似乎还想着要看一下那个最小的还在不在，但这件事后来却又记不得了，在我的印象里棉花堆旁高高矮矮的几个人除了身高之外好象也没什么分别。
我后来一直就不能肯定那个最小的是不是真的给那个中年人做仔去了。我想大概是不会的，在他那个年纪是无法为自己作出什么决定的。
弹棉被的手艺一直流传至今，但已经式微，那些棉花匠要么改行做了其他，要么已经定居下来躲在某城某镇的一个角落专一地弹他们的棉被，基本上也都是夫妻店。我在市里有一次骑自行车经过一个偏僻的小巷就碰见过这样的一家，夫妻都很年轻，活儿也不少。虽然他们总是在这样一个偏僻的角落，那些想弹棉被的却总能知道他们在哪里。有一次母亲把棉被拿出来晒就随口说了句什么时候该拿去弹一弹了，我说弹什么啊买床新的不就得了。母亲就说现在棉被什么质量买的哪有弹的暖，我就笑，不再说什么。
爆米花最简单，把米装进一个椭圆铁桶里密封起来架在炉子上转着烤着，通常一人抽风箱一人转铁桶，转到一定时候将铁桶钳到一边套上个黑乎乎的麻袋，这边打开开关，米花就逢的一声飞进麻袋里，香气四溢。
哪一家爆了米花少不得要分点给围观的小孩，每人一小把。于是一整天就在那里吃个不停。也经常在一些大孩子的唆使下把米偷出来爆，钱是不敢偷的，由那些大孩子出，他们事实上也没有零花钱，算算爆米花的要来了就早早地偷了几个鸡蛋到集市上卖。这样爆来的一大袋米花可以藏起来偷偷吃好久。
也曾经从家里抓一把米出来放在瓦片上烤，最后总是得到焦黄焦黄的颗粒爆不出米花，把米直接扔进火里烧也不行。倒是冬天一群小孩在晒谷坪上烤火，烧着生产队的一捆捆禾杆，就经常有一些没打干净的谷粒从火堆里飞出来，这种飞出来的谷粒我们是从不放过的，从谷壳里灿然炸开的，宛然就是一朵小小的米花。但是这样的米花却又没有爆的好吃，也没有那么大而好看，这个道理始终想不明白，直到多年以后用上高压锅才想通了这个道理。
米花浸在黄糖水里变成粘粘的一大块米花糖再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晾干，就成了那时的主要年糕。多年以后市场上的年糕多起来，就没有人再费心去做这种米花糖了，这一行随之绝迹。
大部分江湖行业都消失了，小时候那些神秘的江湖人仿佛童话里的人物，不时出现一下给我们的童年增添这样那样的色彩。现在当然明白那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是由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力支撑着的，对于撑着的那个人恐怕是没多少乐趣的。这些行业代代相传，仿佛千年不变的样子，然后有一天突然就没了。这对于他们的后代无疑是值得庆幸的，而你偶然看到了它的谢幕，却是一件无须内疚的事情。
冬天里最热闹的一件事是抓田鼠，一群小青年召集来全村的十几条狗，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跟在狗群后面向旷野奔去。这时稻谷早已入仓田里一片萧索，这时田鼠正吃得肥肥的准备窝在洞里过冬，狗群就沿着一条条田埂寻找它们伪装得很好的洞口。
一个鼠洞往往有三四个出口，但是烟一醺就什么都现形了，有的鼠洞绵延数十米，你在这头熏就从老远的地方冒出烟来，田鼠一跑出来一群人就拿竹片手忙脚乱地扑打。空旷的田野令它们无所遁形，但它们的耐烟能力也真强，烟熏的过程通常就是个比耐心的过程，往往就在你以为里面是空的准备放弃的时候这一家子才昏昏然地跑出来了。
有些狡猾的田鼠还会从里面将洞口堵死跟我们玩地道战，这时就要从多个洞口往里灌烟，颇费周折。很少有田鼠能想到堵住两头将自己保护起来，正因为鼠洞四通八达，就给了它们一种幻觉好象能从某条通道逃走一样，它们可没想到对手是组织良好的人类。最笨的田鼠直接就用肥肥的屁股堵住一头，用棍子就能捅到。通常半天功夫每个主力也就打五六只田鼠左右，然后他们往往就不干了，忙着拿去开膛剥皮。
我们这些小孩自始至终都兴奋地跟在队伍后面跑，有时也帮着往鼠洞里扇风点火，满以为会有我们的一份。狗们也喘着舌头等着，但是一俟所有战利品整饬完毕，主力们却又商量着把它们腊干起来什么时候会餐，我们于是就耐心地等着某一天会有人来通知我们去会餐。这件事慢慢就忘了，也许是意识到这种期望的理由并不是很充分。潜意识里好象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公平，因为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当主力。但是后来当我们长成那种小青年模样时却又没有了这项传统节目，甚至也没人还记得它。
总之我的印象里没有吃过那种腊得很好的田鼠。有时爷爷会打一两只家鼠来下酒，喝酒似乎是爷爷的特权，他还总有一些花生啊什么的来下酒，如果我赖在旁边他是不可能不给我几筷子的，顺便也捞上几颗花生吃。家鼠比田鼠多一股骚味，炒起来却很香，比蛇肉和鸟肉都要好吃，关于吃家鼠的忌讳大概源于它可能携带的一些细菌。总之那是个勉强摆脱饥饿却还不能充分解馋的年代。
放闸打渔是全村的大日子，村里的小河由一条堤坝拦着贮水，一放闸河就干了，大人抓鱼的时候我们小孩就忙着捡些河螺之类的，鱼是要拿来分的，河螺却属于个人，所以我们拿回家的一小篮河螺就显得特别有功劳。河螺要养一两天让它们将泥沙吐净，然后或煮或炒都是难得的美食。还有那些螃蟹啊虾啊蚌啊也归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全村男女老幼都在河床上溅一身的泥巴，非常的壮观。
平时除了挖蚯蚓钓鱼外我们也经常到一些小溪里抓鱼。把一段溪流两头堵起来再把水泼干，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你一面把水泼出去它还经常从两堵小堤坝下面渗进来。收获也往往不是很理想，那些手指来宽的小鱼只够烤来吃轮不到非常荣耀地拿回家当晚餐。但是如果事先发现水下有几个洞的话往往就能掏到一两条我们的小手腕那么粗的七星鱼和塘角鱼，如果还能在泥底摸到一两条泥鳅黄鳝，这一番辛劳就不算白费了。
有一次我们三个小孩捉了几条七星鱼拿到镇上卖，那天并不是圩日，来来去去只有那么两三个人，他们想买但都不肯出什么价钱就说些你们的鱼快死了之类的，然后就远远地看着等我们让步。三个人一算一人一筒山楂片都不够，就直接在街上点起火来烤了吃，那情景多少有点笑傲的意味，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非常的潇洒。
如果捉到鲜艳的小鱼我们就拿回家养着，养着养着就死了，大概是因为懒得给它们换水。于是就丢在水缸里养，缸里的水是日日更新的，大人每天从河里挑水进缸，再从缸里舀水煮饭，但是经常就在饭里吃出一条小鱼来，引来大人一顿臭骂。
河滩上有一些大水坑，深可及腹，经常可以见到成群的鱼苗在里面游来游去，游着游着就游进了青幽幽的水草里，过一会又游出来，我们经常用网筛把它们捞起来，一捞就是十几条，象虾米一样在筛上跳来跳去，我们把它们装在水瓶里整天带着，然后看着看着就厌了，就再倒回水坑里。这种鱼是不值得养的，它们只有成群结队游来游去才好看，一条条的一点都不起眼。
水坑里的鱼苗看来是涨水时从河里冲进去的，我们因此就怀着里面会隐藏着一两条大鱼的想法，而且越大越深的水坑看上去越有可能。要把一个大水坑泼干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总是乐此不疲，找到一条大鱼的想法从未停止过，失败的次数越多好象那条大鱼就越可能隐藏在剩下的水坑里。
全村的小孩都陷入了这场寻找大鱼的狂热中，事情越来越有板有眼，说是某年涨水时确实有人看到过有这样的大鱼冲上岸。这项工程似乎持续了很久，然后就不了了之。不大不小的鱼倒是找到了一些，但与我们付出的劳动实在太不相称。
涨水时冲上河滩的更可能是鱼卵而不是鱼，因此我们才总是看到那种小小的鱼苗，由此猜想里面有大鱼显然是错误的。鱼如果没有足够的营养就会长期保持那种鱼苗的样子不长大，这一点我们在养鱼的时候也是老早就知道了的，但要把所有这些经验串起来显然超出了我们的思维能力。
大鱼被冲上岸应该也是非常可能的，因为有一个打鱼佬就在河边挖了许多浅浅的支流来装鱼筛，经常就有些鱼顺着这些浅沟流进鱼筛里面。
那人除了装鱼筛外还沿河拉网，一天上下巡视这里收几条那里收几条，很守株待兔的样子。这个人的鱼我们是不敢偷的，因为是个很凶的人。但看着鱼活蹦乱跳地游进他的那条沟都很不甘心，于是也依样画葫芦地挖了几条，那人过来就冷笑一声，我们就低头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鱼筛，守了半天一条鱼也没有终于就放弃了。装鱼筛的技巧我们始终没弄明白。
还不时可以见到那些小青年在河边挖一深坑，里面不很严实地砌上些石块，给鱼看起来象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洞，然后他们隔段时间就堵住出口搬起石头来捉鱼，每次一两条，看得我们非常的羡慕。
我们也计划着挖一些这样的鱼窑，却始终没有实施。主要还是顾虑那些小青年会来偷我们的鱼，因为他们有晚上行动的自由我们却没有。但这件事隔段时间又会提上议程，因为小孩子能想到的事情是非常少的，这件事又是如此的有诱惑力。
在山下一些青幽的石潭里是有好些半斤来重的鱼的，但那些石潭都很难抽干，你一面往外提水它一面就从各处石缝里冒出水来，所以每次都只能望潭兴叹。小青年们曾经弄来一些茶麸企图毒杀那些鱼，鱼们就躲在石缝里，水汩汩地流着就把茶麸冲淡了，于是他们也放弃了。我们后来用竹筒和轮胎胶做成鱼弓去射鱼，拿一根磨得锋利的铁条当箭，威力很大，但总是射偏，因为水里有折射的效果那一点点偏差不是老手很难调整的。我们对此不甚了了就想着等它们什么时候长得大些再去射。石潭里的那些鱼好象也不怎么长，数量也还是那些，整天悠然自得地在石缝间钻来钻去，让人看了着急，大概山泉并没带来多少养份。
后来那片地方成了生产队放牛的地方，牛们都喜欢在那些水潭里泡着滚来滚地蹭身上的痒。石潭就慢慢变成了浅而宽的泥潭，泉水漫得到处都是鱼却不知去向了。因为牛经常去就把蚂蝗也从河里带过去了，蚂蝗就大量繁殖使之渐渐成了令人生畏的地方。后来甚至连牛也不敢进入了，生产队就弄来大量的石灰烧死那些蚂蝗，把它弄成一片毫无特色的水田。
村外有一处偏僻的水坝，那里无疑是有大鱼的，因为经常看到些小青年弄些炸药来炸，鱼就一条条地翻上来，有大有小，每次看到这群人一个个满载而归的样子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就想什么时候也弄些炸药来炸一下，但总不能如愿。
炸鱼的时候水花溅起老高，声音沉闷圆润，很象现在电视剧里一个武林高手神功练成的时候到水边显示威力的那种场景。
据说某村有人因此炸断了手掌，所以大人在这方面的威胁也就特别的重，声称如果有人敢玩炸药就吊起来打烂他的屁股，这是最严重的一种威胁，多年以后我在报纸上看到国与国之间声色俱厉的彼此恫吓时眼前还经常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幅图景。
一群小孩都看得出了神，但照样没有我们的份，还要被赶上岸来等他们炸完后才能下去游泳，然后河面上就漂浮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令人非常的不快。
那天我们在那里游泳，说着说着就说到了这件事，一个个就变得激愤起来，商量着打开水坝来捉鱼。
说干就干，立即就在坝上扒开了一个缺口，水流哗的一声冲了出去。
我们趴在坝上看着水流，突然就都不说话了。然后看着那水流啊流的好象永远流不完一样而河面还不见低下来，就一个个怕起来，然后突然就争起是谁带的头来，争了半天没结果，而那水还在流着，一点也没有小下来的迹象，河面也还是那样，然后就有人说什么时候才能流干啊是不是明早再来看啊，又有人说今晚被人发现怎么办，一个个就都慌慌张张起来，但是一时还没有人想到动手去堵那个缺口，因为最先动手的必然被视为孬种。后来也不知谁先动的手反正缺口就堵了起来，然后一群小孩闷头走路回家，一个个非常丢脸的样子。
多年以后那些电鱼机浩浩荡荡地从所有的河流溪流沟渠一趟趟地电过去，大大小小的鱼无论藏身何处无不纷纷浮出水面。一切都已失去屏蔽，一切都已失去纵深，一切都已毫无悬念，仿佛是这个平板世界的一个天然暗喻。
8黄蜂，蜜蜂
玩水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家砍倒了几株大芭蕉，全村的小孩将它们偷偷抬到河边。芭蕉茎由厚厚的鞘一层包一层构成，一层鞘剥下来就是一艘独木船，那天河上就漂满了这种独木船，一大群小孩边顺流而下边乱哄哄地打水仗，每人都拿一小片芭蕉鞘向别人泼水拿一片芭蕉叶挡水。后来还折了岸边的柳枝编成打仗片里常见的那种柳条帽戴在头上，再加上芭蕉叶的伪装，仿佛就是《渡江侦察记》里的情景。那似乎是小时候玩得最痛快的一次，也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水仗。
我们还总想捉些鸟来养但总不能如愿。从屋檐下掏些麻雀之类的总是养不久，想到山里捉几只好看的鸟来养又总是捉不到，有时在田间见些鹧鸪鸟弹弓却又打不着。生产队割禾时候有时会在禾杆间发现一窝雏鸟，就交我们养着，小鸟都伸长脖子整天叫着，我们就把谷粒塞进它们嘴里，还到田间捉虫子来喂它们，但过不多久也死了。
我在上学后曾看到一本农业科技的书介绍一种奇妙的醉米捕鸟法，把米浸在酒里两个小时然后洒在地上让麻雀吃了醉倒，试了几次，米倒是吃光了，麻雀却扑楞着翅膀飞走了，也不知将酒醒何处。
每年都会有些燕子飞来做窝，燕子是吉祥鸟，家家都在屋厅的墙壁上钉一两块木板让它们就着筑巢。一对燕子如果在这家安了巢第二年还会飞回来，看着它们一对对的飞进飞出确实比养在笼子里舒心多了
据说燕窝是高级的营养品，但那个黑乎乎的东西看起来又并不见得可以吃。
烧黄蜂是另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某棵树上有一窝黄蜂通常是我们这些小孩首先发现的，但我们都不敢去烧，就看着它一天天长大，嘀咕着那些小青年什么时候来烧。
终于蜂窝大到一定程度，小青年们出动了，他们扛来长长的竹杆绑上火把凑到蜂窝下面烧它，我们就远远地站着看。
黄蜂络绎不绝地从蜂窝里飞出来，它们在火把周围飞舞，仿佛它才是真正的敌人。烧蜂窝有一些技巧，要晃来晃去地加深黄蜂的误会，又要烧得恰到好处，既阻止黄蜂重新返回去吃蜂蛹又不能把蜂窝烧坏，说是烧，倒有七八分是熏。
黄蜂有时也飞下来蜇人，但它蜇人一般是集体行动，越是飞散越是混乱就越是不可能采取这种行动，有时明明一只黄蜂在你眼前晃来晃去就是不会真的凑近来蜇你，这时你不能跑，一跑就遭了，你一跑就成了吸引蜂群注意力的目标，它们就会因此而聚合起来。
蜂群终于架着蜂后飞走了，这时蜂窝里面的蜂蛹往往已经吃掉了一小半，黄蜂们将利用这些营养在一个新巢中重新生成蜂蛹。烧焦的蜂巢被打下来撕开，里面还有一些刚长出小翅的幼蜂在爬来爬去，这些也是可以吃的，再大的蜂就会蜇嘴，但是被烧死的成蜂也是挺香的。
这时候这一大群人才想到，虽然整个场面浩浩荡荡成果却非常有限。与抓田鼠不同，我们小孩在这种场合通常也能分到一两颗香甜的蜂蛹来吃，我经常想如果烤一下会更好吃，但总是一口就吃掉了。
烧黄蜂大体上只是图个热闹，寻求刺激，被蜂蜇的情况还是会偶尔发生。有个大胆的设想是爬到蜂窝旁拿一个麻袋将它整个笼下来，但从来无人敢于一试。蜂窝一般都在高高的树梢上，并且总有几只哨蜂在外面飞来飞去，到那里搞偷袭根本不可能指望全身而退。
如果在山上看到黄蜂在一片密密匝匝的灌木丛中飞进飞出，里面通常就隐藏着一个蜂窝，许多人会经不住诱惑去烧它们。我们在山上采野果时就经常看到有人红肿着双眼爬下山来，不用想也能知道就是这种悲惨的例子了。成功者肯定也不在少数否则人们不会乐此不疲，但那是不会让你看见的。
据说有一种地蜂毒性特别强，曾经有人被蜇得全身发冷而死。另一方面这种地蜂似乎又非常好对付，从地上的出口往下灌水就可以将它们全部淹死。但是因为有那个恐怖的传说在先大人们都告诫我们不要去惹它们。这种地蜂我始终没有见过，甚至有点怀疑它们是瞎编出来吓人的。
通常所见的地蜂都是单只的，有时也在墙上筑它们的泥房，爬进爬出的不知忙些什么。有段时间我对这种地蜂充满敬畏，后来发现它们根本就不蜇人，你毁了它们的泥房也不碍事。
每年秋收后田里都会种上一些菜籽和红花草，到了春天菜籽和红花草同时开出鲜艳的红花，这时我们就经常跑到田里捉野蜂来玩。在它们专注地趴在花蕊上吮蜜的时候用拇指和食指飞快地捏住它们的双翅，它们的尾部就会拼命向上拱尾针伸得老长想蜇到你，头也对称地往上翘着，样子非常滑稽。如果你只捏住了一只翅膀的话就要飞快地扔掉否则它一侧身就会蜇到你，但野蜂蜇人不象黄蜂那么痛所以我们也就不怎么怕它。
有一年春天来了几个养蜂人，红花草上和菜籽花上都飞满了蜜蜂，我们就整天在田间捉蜜蜂。
蜜蜂比灰暗的野蜂好看多了，我们先把它们捉进火柴盒里。但火柴盒养起来很不方便，因为看不见它们在干什么，就有人开始用泥巴捏蜂房，蜂房的顶面敞开着，加上一排细木棍作天窗，前面开一小门，用木片来做闸。被关在里面的蜜蜂拼命扑到天窗上想飞出来，我们就拿花粉洒下去喂它们，但它们对花粉一点都不感兴趣反而更激烈地扑打着把自己弄得粉头粉脸的。
就有人想到去养蜂佬的帐篷里偷蜂蜜来喂它们，但最终谁也没敢去。前两天刚有个小孩因为伸手到蜂箱里偷蜂蜜被蜂群蜇得满头满脸都肥肿起来。我们一星期后见到他时他脸上的红肿已经消退，留着青青黄黄的草药印迹，眼睛仍然肿得只剩一条缝，样子非常可怕。
蜜蜂蜇人后自己也死了，因为它的针留在你的肉里，你一扯它的身体就跟针脱离了，顺便还拉出一点白白的什么来，我们都舔过针尾上那一点白白的东西，是甜的。失去尾针的蜜蜂就相当于开膛破肚，好半天还在那里爬来爬去，慢慢地就死了。
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忙着捉蜜蜂，捉了关关了放乐此不疲。差不多每天都要做一个新蜂房，每个人都玩出了自己的花样，蜂房就开始五花八门起来，一长溜的摆在晒谷坪上晒干，俨然一个微型的养蜂场。
我后来就想这种泥巴蜂房是不是那个带头做的小孩发明的，因为以前没有养蜂人来过，当时是不会想到这个问题的，好象总有某个小孩会这会那你跟着做就是了。
养蜂人的帐篷是不能接近的，我们就远远地站着看他戴着面罩和手套打开一个个蜂箱割下令人垂涎的蜂蜜。过段时间他就得忙着增加蜂箱给蜜蜂分家了，新的蜂王有时会带着一大群工蜂飞得远远的，养蜂人就耐心地跟着蜂群跑，我们当然也不会放过这场热闹，就也跟着跑。蜂王最终会落到某棵树上，工蜂密密麻麻地落在它身边，落了一层又一层，远远看去就象一个马蜂窝，养蜂人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一团蜜蜂笼回去。
9茶树，桑树
红花草的花是粉红的，草却是绿油油的，放眼望去田野里红红绿绿的一大片。它是用来做肥的，矮矮的一层，踩上去很柔软，我们就整天在上面疯跑，分边摔胶打仗，一天下来一身的衣服都是绿印子，很有点酷酷的军装味道，那时还不知道有迷彩服，否则真以为自己是特种兵了。好在小孩的衣服谁也不去注意，反正总少不了泥巴鼻涕，兼之上面补丁补丁的，多是敛些兄长的旧衣服穿。那样的衣服今天的洗衣机是不可能洗得干净的，放多少汰渍都没用，全赖老娘在河堤上拿棒棰狠命地捶。真是幸福的一代人！
好景不长，大人们开始放水犁地，把红花草全都翻到泥土下面去了。接下来的大半年这一大片田野都不属于我们。
菜籽花是真正的鲜红，茎杆长而硬，和我们差不多高。大人们把它们割下来铺在晒谷坪上晒干，然后把菜籽打下来榨油，每家都会分得几斤菜籽油，并不十分好吃，是最纯正最没油的一种植物油，想必会为今日减肥人士所喜。
家里长年吃的除了菜籽油就是茶油和花生油，有一年还有芝麻油。摘茶子的时候我们也跑去帮忙，茶子圆鼓鼓的硬得象石头，我们是不敢拿它来打仗的，但免不了就在茶树间钻进钻出地互相追逐，经常就有人踩在茶子上摔一跤，让那些大人看得非常开心。茶子要铺在晒谷坪上晒到爆裂才能将里面的籽抠出来榨油，那年代的每滴油都象是抠出来的。
拔花生和剥芝麻的时候我们少不了也在场，往往吃的还要多一些。花生藤在晒谷坪周围堆积如山的时候我们就整天在上面打闹，好处是摔着不疼，但有时会被藤山倒下来埋在下面扒拉半天才爬出来，满头满脸都是碎泥和花生叶子。
花生摘下来铺到晒谷坪上就不准偷吃了，派个老头看着，常趁他不注意飞快地抓上一把跑入藤山中。花生晒干入仓后一群小孩还在藤上找些没摘干净的半大花生来吃。小学有篇课文讲花生一身都是宝，其实一种植物的用途全赖你是否肯挖掘，就连最不起眼的茶子也是，比如茶麸水就是那时主要的洗发水，茶子壳又是一种什么药，那年代真的恨不得地里长出来的每样东西都派上几十种用途。
茶树开花时节山上白花花的一片，我们上山时总要摘些花苞来吃，有一股嫩嫩的清香，没什么味道，吃几瓣就厌了。
莲蓬是最好吃的，但生产队的荷塘不大，莲蓬没长大就被摘光了。多年以后我在城里见到有人卖莲蓬，一块钱一个，也算一件非常稀罕的事，还有人把莲子穿上线当坠子卖，莲子的香气是吃出来的，作为坠子就比不上茉莉花和夜来香。
接下来的日子山上的野果就一拨接一拨地出来了，各家门前屋后的果子也是一样接着一样，大部分果子青青涩涩的就被摘光了，大人小孩都一样馋。
家种的果子基本上都是大孩子们放学回来顺便偷的，没有他们带着我们是没这个胆的。学校开学以后，剩下的小孩就显得稀稀拉拉的，变成三三两两的分散小群。
没有大孩子带着好象做什么事也不那么起劲了，所以并不经常上山找野果，基本上也就每种尝个鲜。只有一种果子我们是百吃不厌的，那就是桑果。
多年以后想起来很可笑，生产队好象什么都种，除了小麦之外，水稻高梁玉米大豆小米芝麻花生甘蔗一应俱全。每家种的果树也各各不同，使你一想起某种果子来总能联想起这一家人，好象这种果天生就归这家人种一样。
多年以后分田下户又出现了趋同现象，一大片旱地如果只有一家种花生势必会被路人你一把我一把拔光，种田也一样，谁家种得太早或太晚必然会引得虫子都飞到他那里去。
而在生产队时期，种什么果这一难得的家庭自主权就成了潜意识的门牌，其伦理意义要大于经济意义，你不种一种特别的果来给众人分享就好象这个家庭淹没无闻没有社会地位一样。
生产队追求品种齐全也是那年代的风气，对于决策者而言多一个品种就好象多了一种事务一种权力一样，使他们的计划永远排得满满的永远在发号施令感觉上非常的忙碌。这里面当然也不乏小而全的小农思想，如果邻村有一个什么品种而自己没有就仿佛给人比了下去一样。
这种多样性无疑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但对撑着它的大人而言却无异于在浪费生命，就象那些走江湖的以全部生命力撑着一件好玩的事情一样。多年以后这些东西一一简化，其所包含的信息量大减，就象从精雕细琢的手工产品变成了批量生产，对生产者而言这无疑是个解脱，作为使用者也就不再指望能享受到那么滋味丰富的原生态产品了。
这样一来这条村就有了一块桑树地，虽然家里从没分得什么丝织品，那块地就好象专为供应桑果一样，每年全村的小孩都可以到那里狠狠地吃上几天。
现在已经吃不到桑果了，种桑养蚕的每年都要在春夏两季将桑树贴根砍断两次以便长出蚕们喜欢吃的嫩叶来，于是桑树再也老不到可以长桑果的程度。
放映队的到来是全村真正的节日。如果我们在村口见到几个穿白衬衫的人骑着单车过来车后面还绑着那种方盒子的话，第一反应就是跑回家搬凳子。
时间早着呢，板凳在晒谷坪上搬来搬去也还是那么十几张，我们抢了一下也就不抢了，通常最前排的位置总是我们的。
然后就坐在板凳上看放映队挂幕布，仿佛电影已经开映的样子。有时放映队的人捉弄我们，说这里挂着不好啊要换到另一个地方去，还装着要拔杆而起的样子。于是我们又搬着板凳到那里抢位置。他们就站在原地笑着轻轻松松地把幕布挂了上去，我们就又搬回来，就有人说这个位置本来是我的闹了好一会才平定。
那些小青年冷眼看着我们闹，他们站在那里看放映队的人搭放映架子，就有人卷了旱烟递上去，放映队的人就接过去夹在耳朵上继续忙他们的。
村支书也在场，因此我们不怎么敢靠近放映机和那些方盒子，然后支书把放映队的人接回去招待，指派一两个小青年看守那个架子不让我们动，放映队的人仍然提着他们的铁盒子和放映机，仿佛那是身份的标志。
晒谷坪上板凳慢慢多起来，小青年们首先抢占了放映架子周围的位置，这样就能就近看到放映过程，然后是放学归来的大孩子把板凳一张张搬出来，然后是一些收工回来的妇女。经常见到某个女人跑到河边喝斥还在玩水的小孩说怎么还不去占位子啊。大男人又是另一副架子，他们往往要到放映时才慢吞吞赶来，站着在外围看着，抽着烟，聊点话。向后看去就见一排的火点。
放映架那个地方总象是很神秘，四周黑漆漆的，唯见一条光柱从那里鳞鳞地发出来，不时有人站在板凳上逆着光柱向后看，一个人头就落在幕布上，后面的人就大声喝骂。我有一次就近看他们换片子，好象也不是很明白。
有时也跑到幕布后面看反过来的图像。放的一般是打仗片，不打的时候我们就很不耐烦。平时少有晚上出来的机会，中场休息时就有许多人跑到附近的菜地里摘豆角吃，免不了还要拔起豆架当枪打一场夜仗，打着打着就把电影给忘了。
放映完往往还会宣布一些消息，有时是放影队的人宣布有时是村支书宣布，因为全村人都聚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即使是大人平时也是分成十几个组出工。
有一次宣布完消息后还要挨个到一张桌子前刺耳朵，桌上放着两盏马灯，一个模糊的人影坐在桌子后面问是哪一家的老几，当时并不知道是在验血，只是纳闷原来放映队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事情。
对看电影的最早记忆是一大群人挨挨挤挤地过村里的那座石板桥，一些人提着马灯，灯光照在河面上，我就趴在父亲背上看河里一排人头的倒影。那必定是电影散场后回家的情景，似乎也是童年的最早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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