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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传　
引 子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似乎自古以来，中国民间的童谣就一直这 样唱着。　　夜阑人静，仰望星光灿烂的天空，我常常不由自主地点数、估猜着那 一颗颗可能属于自己的星星。并由己及人，从亲朋熟人，到伟大巨匠。末了，终不免迷茫，空留几分神秘，一丝惆怅。群星正依循着固有的道路，不停地 划出自己的运行轨迹，然而，每一个星球个体，对此大约也是不自知的。这 似乎也正与人相同。在这人世间，我们每个人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运 行的轨道何在？似乎不到盖棺论定，是无从预先描述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颗流星！它带着令人眩目的光辉掠过夜空，转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 踪。宇宙万物有成有毁，人也有生有死。古来多少人企求长生不老，白日飞 升。术士炼丹，海舟访仙，却终不过是徒劳之举。生命的个体不能长存，它 只能通过子嗣的分蘖，在种族延续的链条中获得“永生”。然而，这也不为人所独有。人为万物之灵，除分裂子嗣以延续生命外，还能通过精神文化产品，在自身肉体死灭之后，使生命获得长存。其中的佼佼者，还可以在其创 造性的产品中，刻下个体生命的鲜明印痕。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 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 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火，煜煜照人，如烛如金。①这是沈从文思索生命意义时说过的话。迄今为止，沈从文已走过了８０余年的人生路程。 人间有意，自然无情，勿庸讳言，他已经逼近了生命的终点。然而，他终于通过一生创造性的劳动，完成了生命的转移。当人们接触他所留下的精神文化产品时，便立即感到其中燃烧的生命热力。 我仰面凝望星空，试图寻找沈从文的位置时，突然想起幼时家乡父老所说的沈从文是“文曲星”的话来。那时，我自然不懂何谓“文曲星”，也不知道它在天空中的位置，朦胧中却感到一种神秘，留下了沈从文异于常人 的印象。　　大凡不平常的人物，都有超人的人格气质和与之相称的“奇相”、“异 骨”，——以往的史书典籍、说部戏文，都曾反复地明喻暗示过。可是，当 我终于有机会与沈从文见面时，结果却使我大失所望。——或许，史书典籍 说的全是谎言；或许，沈从文压根儿就不是那种超凡的人物。他既无引起人“崇高”感的气质，其相貌实在也很平常，以至于我无从简明地说出他的形象特征来。记得美国人这样形容海明威：“海明威，这头老狮子！”单这一句， 就使人立即感到了这位不同凡响的作家性格气质的魅力。隐喻人类某种性格 气质的动物寓言实在不少了，狮子的威猛，雄鹰的矫健，狼的凶残，狐狸的 狡诈，羊的孱弱??，但无论哪一种，移用到沈从文身上，似乎全不管用；或者如我们常见的以名人为对象的绘画雕塑，或是硕大无朋的前额，层叠的皱纹里深藏着永远猜不透的神秘；或是一双威严、深邃而又贼亮的眼睛，仿佛具有无坚不摧的穿透力，不刺得你缩小、变形，自觉渺小，决不肯放手； 或是一张含着讥世微笑的嘴唇，两角上似乎挂着一整部人类哲学??。可是， 这方法于我也不适用。沈从文的相貌没有一处可资夸张。我见过他２０岁时 拍的一张照片，头发大约略略作过梳理，却终有一部分不肯伏贴，蓬蓬然向 上竖立。眼睛微含忧郁，却清明黑亮，眉毛上扬，嘴唇微抿，仿佛蓄着“横 竖要活下去”的坚韧，活脱一个湘西“小蛮子”的形象。可是，当我有幸见 到沈从文时，他已近８０高龄，早就皤然一老翁了。白发疏朗而妥贴地伏在 圆圆的头颅上，褐黄的眼珠敛去了年轻时的光泽，眼、耳、鼻、唇、额、颧、 颔、颊，相互谦让地平和相处，决无西方人似的大起大落，综合成湘西老祖 母行的宁静与平和，使人顿时失去与名人对面时本能地保有的那种戒备。我 诧异于时间这个雕塑大师的任意与大胆，这后来的完成品与先前的雏形竟全 然两样；我见过他所珍藏的他父母的照片，他的长相不像其父，也不类其母， 我疑心更多地带有他嫡亲祖母的遗传（尽管连他自己也没见过这位祖母）。——一位朋友故作神秘地告诉我，这是男人女相，为异相，主大福大贵。可 是，沈从文一生充满坎坷，从来没有大福大贵过。然而，倘说人生的福贵不 只是腰缠万贯、位列九卿一类身外物，那么，沈从文一生所得也实在很多。 如果说作家是以文字征服世界，那么，对沈从文来说，前３０年的文学创作， 后３０的文物研究结出的果实，已越来越多地赢得了中国与世界的读者，证 实了自己生命的价值。虽说社会衡量价值的标准变易不定，失去的可能还会 重新获得，已经确认的也许还会失去。然而，作为一个无法回避与省略的历 史存在，无论是毁是誉，沈从文都将如丹纳所说的那样，一代又一代地被“旧 事重提”。——能够如此，也就够了。
—— 这也不过是我辈的多嘴。在沈从文自己，无论是身外报偿，还是 身内所获，物质上的得失，还是精神上的毁誉，却从不以为意。我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是在他的北京东城区小羊宜宾胡同５号的寓所，这是北京的四合院，东边厢房，仅有的一间居室约１２平方米，还兼作客厅， 一张窄的木床，靠窗一张老式书桌，一个简易书架，一把藤椅，两张木椅。 像他这样人家早应该有的一切现代生活用品，一样也没有。１９８０年，当 他迁居到崇文门东大街３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大楼后，我再次去看他，发现他的卧室兼客厅里，添了一张长沙发，一台电风扇，一台收录机，一台 彩色电视机。我笑着对他说：“沈先生，你也开始现代化了。”他指着沙发、 电风扇、收录机说：“这些都是黄永玉换代后送我的。”沈夫人告诉我，香港 一家书店给他出了一本书，事后说亏了本，稿费无法支出。还是居间介绍出 这本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张木兰，代为向香港方面索取了一台彩色电 视机，也就抵了那本书的稿费了。我疑心他有一大笔存款，到后来我才知道， 他一生所得收入，除维持一家生活必需的花费、社交应酬和帮助别人外，都 陆陆续续花在购买书籍和陶瓷文物上了。他家里曾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坛坛 罐罐”，家里放不下了，便随手送人，送掉后又买。解放后索性一古脑儿全 送了博物馆，不仅没有索取任何报酬，连一张收条也没留下。他指着墙角一 个装咸蛋的青花瓷罐说：“这个东西现在在香港，可以卖上万美元。我买它 时，可便宜了。”——以至１９６９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他担心自己一 去便不再回来，将自己的积蓄分给几个至亲子侄时，总额不过几百元。１９８２年，他开始陆续收到花城出版社寄来的《沈从文文集》的稿费，他立即 拿出一万元，寄给家乡的小学，修建一栋图书楼。我曾劝过他：“年纪大了，总有用钱的时候，应该自己留下一点。”他淡然一笑：“不要紧。钱，总还会 有的。”他一生厌憎为着一己私利聚敛财富的行为，对金钱支配一切的人生 现象深恶痛绝。他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仿佛有意与金钱财富保持距离。 然而，他也有因手头无钱而发窘的时候。且不说他年轻时为吃饭问题所作的 种种挣扎，就在他不再为吃饭发愁以后，每逢某项社会公益活动需要他捐赠 时，他常常因拿不出钱来而发愁、难过。最后，总是了解他的表侄黄永玉及 时为他垫出。　　也许，沈从文对物质享受的淡泊，出于中国知识分子重名不重利的传 统心理，事实并非如此。１９７８年全国第４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 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国内的报刊也开始 出现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与沈从文有过多年友谊的萧离解嘲似 地说：“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涨。”对这一切，沈从文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在沈从文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之间，他既不承认二者联结的必然性，也不承认自己具有与众不同的禀赋， 似乎全由人生的随机性决定。他常用“因缘时会”解释这历史的结果。　“这是因缘时会。”他强调说，“我年轻的时候许多熟人同乡，头脑都比 我优秀得多，却一个个先后消失在中国近乎周期的悲剧里。就拿写文章来说，开始时我的一支笔就笨得很，能够坚持下来，也只是比别人耐烦一点。” 沈从文在文坛上的沉浮，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典型。在这沉浮的背后，重叠着因“历史的误会”而带来的种种人生坎坷与痛苦。但他几乎从来不主动提及自己几十年来遭遇的损害与屈辱。当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 的遭遇时，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 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在他的面前，人们常常惋惜他不 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为他在文学史上的“失踪”，在第二、三次文代会上，连他的作家身份也得不到承认感到不平，他照例只是笑笑：“那未必不是塞 翁失马。”对涉及个人荣辱得失的人事，沈从文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宽容。他宁愿记住别人的好处，而忘了别人对自己的损害。在对人性向善的追求方面， 他逼近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还有为个人荣誉常常要与人决斗的激烈举动，沈 从文却更多属于东方人的宁静与平和。　　他总是微笑着面对已成过去的历史，微笑着凝视这世界。然而，这不 是伏尔泰似的讥世的微笑，其中，渗透着他禀赋里的善良、天真和“童心幻念”。——这样说，也只是略去了许多中介环节的一种模糊化处理，他当然 有忧愁、伤心、痛苦的时候。记得１９８０年，丁玲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也 频与革命》的文章，未指名地批评沈从文当年歪曲她和胡也频投身革命的动 机，指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这是丁玲被落实政策，从北大荒返回北京以后，从一个日本人手里得到一本沈从文３０年代著的《记丁玲》，因不满沈从文书中所持立场，有感而发的（此 书问世４０余年后，丁玲第一次读到它），而与《记丁玲》具有同一倾向的《记胡也频》一书，丁玲是亲自过目了的。丁玲此举，还有没有更潜在的心 理动因，恐怕将成为一个难解之谜了。此后不久，我去沈从文处，一见面，他便对我说，“请你给我复印我的两篇文章，一是《关于丁玲女士被捕》，一是《丁玲女士的失踪》。”他说这话时，显得有点失去惯有的平静，激动里夹着一丝伤心。　“我不是要和她争什么，只是想让问及这事的朋友，明白究竟是怎么回 事”。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几天后，我给他送去两篇文章的复印件，他道了 谢，接过复印件看了看，又随意放到书桌上，随后一言不发，两眼发愣，仿 佛陷入对往事的回忆，眉宇间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忧郁。良久，才轻轻地吁 一口气，喃喃自语：“唉，我们那位老朋友哇??”后来，这件事再没有和我谈起过。 在人生的竞技场上，沈从文是一个弱者，还是一个智者？对此，我感到一种无法判断的困惑。他的淡薄名利，他的对人事的宽容，他的与世无争， 常常使我想起老子《道德经》里的一段话：　　上德若永，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 不争，故无尤。①沈从文也多次谈到水与自己生命人格的不可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 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②　　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按照中国这一古老的格言，沈从文理应属于智 者。然而，在与他当面交谈时，你会不相信这就是蜚声中外的沈从文。他没有先声夺人、不容置疑的雄辩之才，也没有精警和有意作成的深刻。一切预先对名人、智者抱有的种种企望，在他身上全都得不到。与你对面的，不过 一个平凡而又平凡的人。他会立即消除了你原有的紧张与不安，心里陡然长 出许多自信来。同样从湘西走出来的青年作家蔡测海，这样叙述他与沈从文 的谈话：我听沈从文先生说，写小说就像翻跟斗，会翻一个就会翻一百个。然后他再也不谈写小说如何如何。我也不再问他，然后听他谈古往今来的服装。他说他不识得布料。我先是愕然。这方面他不是有过价值很高的著述么？ 接着也便释然。①沈从文的言谈永远这样朴讷，永远没有结构严密的逻辑程 序。你也许会感到失望，似乎他原本就没有说出什么深刻的东西；如果细加 咀嚼，也许又会感到一丝余甘回味，其中仿佛蕴含着一点什么。待到你试图捕捉它时，那点蕴含又游移不定，无从把握。无论是谈人生，谈艺术，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乡下农人，能够谈出如何如何种庄稼，而对于其中包含的植物 栽培学原理，总是照例不大说得明白。或许这是一种错觉，他的言谈原本是 一种“大智若愚”的表现形式：避开具体的认知程序，直接与本体对面，一 种东方哲人的认知方式？然而，谁又知道呢？一个聪明的乡下农人与一个充满智慧的哲人之间，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界限。——他们都置根于同一片人生土地。 然而，这充满活力与生机的人生，与沈从文是渐离渐远了。此刻，就在他所居的公寓大楼的下面，正奔涌着不息的人流。南来北往的，东奔西走 的，正上演着新的人生戏剧。同样有得意，有失败；有善良，有罪恶；有笑，也有泪??，人生的书籍正一页页翻开去。可是，他已无力去翻阅这本大书了。１９８３年，他开始身患重病，脑血栓已经使他右边的肢体麻痹。从那 时起，他几乎是足不出户。虽然他的记忆力仍然极好，大脑襞皱里深刻着的 一生经历的种种，提及时仍历历如在目前，然而，这一切，都只能作为一去 而不复返的陈年册页，在他的心之一隅里把玩。而且在他身上，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人到暮年的婴儿状态，常常坐不多久，便眼睛发涩，嚷着要睡，将他扶上床去，头一着枕，便酣然入眠。似乎一生的荣辱得失，眼前背后的人事全不萦怀。我曾残酷地忽发奇想：如果这一睡去使不再醒来??这一天终 将不可避免的到来，我无端地猜想，那一刻一定是这样子，走得坦然，一切 人欠我欠的恩怨，在那生与死的临界线上，一定会荡然无存。　　他心头自然还有他所无法释怀的东西。这头一件便是他３０余年来所 从事的中国古代文物研究。我每次见到他，他总是要谈起有关的种种。他常 常叹息说，“手头有许多题目可做，现在是来不及了”，“××地方又有了新 的文物出土，应该亲自去看看，也无能为力了”。话语中总是透着惆怅与悲 哀。虽然，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已经出版，当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所结识的一个回国观光的志愿军战士王序，在他的指导下，已经成为 能够独当一面的服饰文物的专家，他的后半生事业已经后继有人。但他仍不 满意自己：“应该留下个好的基础，可是有好多事还没有做??。”王序曾对 我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前几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 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 门办公室的门，他紧张得几乎无所措手足，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 请不要让我退休。”　　确实，在明确意识到的范围内，沈从文最放心不下的是这未竟的文物 研究。这也难怪，按照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在他的后半生里，他的人格是 通过学术研究而获得升华的。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替代性的升华（尽管这 一替代在沈从文那里表现得比较彻底），是从文学创作向学术研究转移的结 果。在他转向文物研究之前的近３０年里，他身上积蓄的巨大能量，是通过 文学创作的主渠道获得宣泄的。这一宣泄渠道在后来的猛然受阻，原有的对 象选择便转入潜意识领域。正是在这潜意识领域，他始终保留着对文学创作 的眷念。我曾看过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和沈从文一次饶有趣味的谈话记 录：………
“假如你处的社会一直没有转变，对文学的要求也没有变化，你会继续写下去吗？”我问。 他笑着说：“那不能不改变！”我继续追问：“那假如一直没有改变呢？”　“那当然是改变好一点。因为文学也许只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的事情太 小了。”我仍不肯放弃：“那假如不改变呢？” 他顿了顿，慢慢地说：“也许可能，也许可能。??也许可能，因为当时我的年龄正是写小说的时候，《长河》那样的就没有写完。　“现在不是因为上面喊我去，有限制我的框框，而是我自己的框框，我 自己形成的，自己有种限制，自己想这样想那样，考虑的方法不同。”　　想起“这个东西”（指他的文学创作——笔者注），他轻轻地感叹着：“也 可能的，也可能的??。”①他当然不能完全割舍在他生命的黄金时期苦心经营的那个文学王国。这个王国的人生世界是以中国西南的一小隅为中心建 构的。从表面看，沈从文不过是一个区域性的作家。可是，从深处看，这远 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仅其中厚积的文化沉淀闪耀着迷人的光形，而且澎 湃着特定的区域环境与外部世界环境对流的巨大浪潮。当人们摆脱机械单一的政治——经济模式对文学的规范，从宽泛的文化角度审视时，其中隐伏的世界图像便被照亮了。一位美国的福克纳研究专家Ｈ·Ｒ·斯通贝克，将福克纳与沈从文比较以后，得出沈从文是中国的福克纳的结论。作为一种全面 的类比，这一说法自有许多勉强的成分，但他到底发现了，面对人类的某些 共同的境遇，东西方作家心灵的沟通。山川，海洋；种族，国别，无论是自 然的阻隔，还是人为的分割，人类的心到底是能够相通的。１９８４年，来 中国讲学的Ｈ·Ｒ·斯通贝克回国之前，企望着实现自己拜访沈从文的夙愿。 当他得知沈从文正重病在身时，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一计划。不久，他从美 国给沈从文寄来了一组表白自己心迹的诗篇。　　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我宣告了我两个最强烈的欲望：要会见沈从文， 还要到湘西的丛山中去旅行。现在，走之前，这大概不会实现了，至少这次不行了。 然而，也许这古老的人的愿望想握一握大师的手，想向创造者致敬想饱览他写过的那片土地，也无非是傻事。因为所有的东西生活的地方是在作 品里，只有在作品里，他歌唱。　　和你在一起，那么，沈从文，我在鸭窠围度过了一个长夜；我像一个 白痴，在寒风里伫立在河岸上，倾听着相思的歌曲，多情水手和寂寞妇人的 歌曲；我曾向辰河上游航行，遇到一个对历史毫无负担的民族，他们的生活 深深地植根于自然；我参加过给社稷神的祭祀，敬山神的仪式，所有地方的神秘风俗。我看到过神兵， 听到过红嘴鸦护卫河上的水手，我知道苗族的放蛊，辰州符，那侠义，那勇敢，那热情。　　我遇到过半瓶醋的城里读书人，他们由于一知半解而视而不见清除了 所有的东西；还有其它的戴着反光太阳的眼镜，没有眼睛，他们从来不懂得 一个人的话就是他的信义，黄金不及那覆盖它的泥土珍贵，人可以为了荣誉去决斗而事后，我们可以在河里洗尽所有的东西。 和你在一起，那么，沈从欠，我分享了那静悄悄的秘密知识，那是在地球上几乎失传的，在肯塔基给与了我的，在湖南给与了你的， 水使我们光着眼睛看到美，水教给我们独立思考。　　大学校是在水边上的，大知识是知道东西怎样做成的，爬树，偷李子， 唱民歌，会比远离大地，在空中乱摸的抽象的老师们给与我们更多的东西。 在所有的时代和地方，我们少数几个人从自然，从坟、风、地上的草、 河里的游鱼，从所有的东西的感觉，气味和声音得到纵情的欢乐，心醉神迷，身不由己，又自由自在。　　我们一起去摸过鱼，把手伸进潮湿的岩石里阴暗隐秘的地方；我们倾 听过老猎人的故事，听到过猎狗在山头上吠出隐秘的真理；我们懂得了在一 本好书和一个好地方之间，选择的必须永远是地方。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命运是写许多书来讲这些东西。我们知道，虽然年 轻时候在家乡又野又放荡，我们却必须出发到世界上去走动，你七十年前背上一个包袱，我三十年前背上一个吉它，无可奈何，我们参加军队，可是在 所有的长途行军之后，仍然，仍然，我们怀着渴望一直歌唱。走向人们需要我们歌曲的那些城市。 后来历史的巨吼震聋人们的耳朵，他们不再听见那些歌，我们或许转向学术研究，转向文学和漆器，　　锦缎和服装，保存下过去的点滴，那些艺术揭示的正在消亡的知识和 欢乐的点滴，如同在一张羊皮纸上一样的：在历史的瓦砾堆里，碎条，破片，细线，　　通向过去那座迷宫的线索那座我们必须在其中巧妙地曲折穿行的迷 津，如果我们想要走出来，到一个有意义的现在和未来，一个有根深蒂固的 欢乐的明天。　　和你在一起，那么，沈从文，我重建了亭子和宝塔，在渡口，献给本 地的神祗，保佑风调雨顺，天时地利。我知道许多管渡船的老人，在迷人的渡口守望着河流。 但是，我只知道一个翠翠，我也知道她永远等待我从那丛山中奔流而下的小溪边上，在一个比游鱼出没还深的梦里，她永远等待 我过渡，就在边城那边。①就在边城那边，有着曾经养育过沈从文的土地和人民。他就是从那片土地上，第一次睁开眼睛看这世界的。他无时不在眷念着那片土地，对故土的爱，使他几近迷狂。尤其是近几年，凡属家乡 人的来访，都使他兴奋不已。不间断的询问、颔首、摇头、轻轻的叹息，仿 佛一匹猎犬对目标的搜寻，任何有关家乡的人事，山川风物的点滴，都不愿 放过。他渴望能够再回湘西一次。就在他生病的前一年，还和我多次谈起来年故地重游的种种计划。１９８４年，湖南的一位青年作家刘舰平来北京探望他，其时，他因病无法行走，正躺在床上。当得知刘舰平是沅陵人时，他 非常高兴地说：“沅陵是个好地方，美极了，那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写《湘 西》时，就是把凤凰和沅陵作重点。好多年没到沅陵去了。１９８２年回湘 西，本来要去的，后来时间来不及了。”刘舰平向他转达了家乡父老的问候，请他有机会再去沅陵看看。他连忙说：“要去的，我是要去的。”刘舰平表示等他病好一些，就一定接他去。“我能去，我还能去的！”说着，他便挣扎着 要站下地来，并终于奇迹般地站立起来。“你看，我还能去！”他孩童般得意地笑着，眼角上早已噙了两颗晶亮的泪珠。　　然而现在，就连这一点愿望大约也很难实现了。他终于只能在想象同 回忆里，同那片熟悉的土地亲近。每当他独自静静地坐在客厅里出神，我总 疑心他在神游故土。静寂中，突然响起河船拍打水面的桨声，油坊里油锤与油榨相撞时爆发的声响，伴和着古老、悠长而又悲凉的船歌与号子；沉沉的牛角声，水车 飞转发出的“咿呀”声??一切声响渐渐淡去????荒蛮的山野，阡陌相 连。山脚一座木屋，门前一条石板路，缘山蜿蜒。　　夹路两行绿树，如旗帜，如羽翣。半山里一座凉亭，粗大原木作柱， 杉树皮盖顶。亭旁一块大青石，临壑而立。岩身突兀，岩面平滑如镜。石板 路上，嬉笑追逐着一群“山灵”，秀腰皓齿，白脸长身，穿着滚着花边的绣 裙，灵巧敏捷，跃上大青石站定。她们引颈远望，若有所思，亦若有所期。 远处，传来柔和缠绵的歌声；天上起云云起花，苞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苞谷树， 娇妹缠坏后生家。 娇家门前一重坡， 别人走少郎走多。 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山灵”们相顾而笑，又相互推搡着，朝远处跑去??写在断墙残碉上的历史　　倘若人的所思所想与其主体之间，连接的是一条有形的线索，那么， 这时正可以从北京前门大街公寓的这一端，沿着这条线路做一次长途旅行。 从北京向南，走三千余里至长沙，再向西北行四百里，便到了古称武陵的常 德。如果手里刚好有一份中国地图，你就会发现，在北面，标志长江的蓝色 粗线由西向东蜿蜒，与洞庭湖衔接。湖右沿江横亘着巫山山脉；湖西南方向， 武陵山与雪峰山恰似两道屏障，切断了与洞庭湖泽地带及湘中的联系；越雪 峰山，入贵州境，西南壁立着大娄山脉与云贵高原，这个被大山包围着的三 角形地带，就是湘、鄂、川、黔四省相交的边境地区。其中，属于湖南的部 分，便是秦置黔中郡、汉置武陵郡的湘西。史书曰：湖广之西南隅，战国时 巫郡、黔郡也。湖北之施南、容美，湖南之永顺、保靖、桑植，境地昆连， 介于岳、辰、常德、宜昌之间，与川东巴、夔接壤，南通黔，西通蜀。①一 片犬牙交错的广漠山地，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　　直到本世纪初叶，这里公路未通，火车不行。只有两条屡见于古典词 章的河流——沅江与澧水，从群山中闯荡而出，注入洞庭，成为湘西与外部 世界交通的要道。沅水上游及其支流——酉、巫、武、辰、沅，便是屡见史 籍的著名“五溪”。它们有如人体上的血管，伸延到整个湘西地区。这些河 流乱石密布，险滩迭起，恶浪咆哮，亘古长流。群山夹江而立，危峰碍日， 密树蒙烟，怪石狰狞，云雾晦冥。群山中也有各处爬行的山道。要是你身体 强壮，胆量过人，能吃粗粝饭，喝酸菜汤，能租一条充满汗臭的被子裹着身 子在不乏虱子跳蚤的草垫上过夜，便可以从旱路去湘西。白天，一连几个小 时在不见人烟的深山里走，你便有机会领会什么叫天籁地籁，寂寞会堵塞你 的嗓子，让你心里发慌。路旁忽然一座烧毁的屋，一具开始糜烂的尸体，一 丛红得凄惨的山莓，身前身后忽然横路穿过一条大蛇，紧张又使你浑身发毛。 天黑前遇到一家客店，你得赶紧住下，再下去又是几十里没有人家。半夜醒 来你会听到虎啸狼嚎，毒蛇与蟾蜍格斗时发出的凄厉叫声，仿佛就在屋前或 屋后。第二天再上路时，雨后松湿的泥路上，留有老虎路过时的巨大脚印。 如果运气好，即使是大白天，也会碰见强人拦路抢劫，单刀决斗??。居住 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①一派原始荒蛮的景象，仿佛是别一个国度。 现在自然是不同了。两条主要公路干线，一条穿常德、慈利、大庸、永顺通龙山和桑植，北通鄂西；一条经常德、桃源、沅陵、沪溪、吉首，通 凤凰和花垣，西出川黔。其中大部分路段，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随着 后来两条干线之间若干新的线路的修成，开始形成网络状公路交通结构。连接湖北枝城与广西柳州的铁路线业已从湘西群山间斜穿而过。现代交通加速了这片古老土地的开发，促进了湘西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交通的发展不过是眼目所及的湘西变化中的一例。近３０余年，湘西以空前的速度改变着原有 的面貌。政治、经济体制已与全国同步，旧的人际关系已经得到根本改造， 原始自然风貌也在消亡过程中。早先随处可见的大片原始森林与原始次森 林，在多数地方已经消失。始毁于１９５８年“大炼钢铁”，无法数计的百 年、千年古树做为燃料被砍倒、肢解，转眼间化为灰烬；再毁于７０年代“农 业学大寨”，为修造“大寨田”，不少地方连油桐、油茶林也未能幸免。加上 木材外运，铁路、公路、水路一齐吞吐，几乎扫光了最后一点残余。除少数 人迹罕至的险隘偏远之处，大自然恩赐给湘西的巨大财富，遭到了一次性的 大挥霍与大拍卖。毒蛇猛兽固然已经潜踪，大自然原始神秘的美丽也不复存 在，宛如一个美艳绝伦的仙女，被人撕去霞彩斑斓的神衣，褪掉奇光闪烁的 钗、环、镯、珇，夺走飞腾变化的法宝，赤裸裸地躺倒在地面上。凤滩水电 站拦河大坝的建成，已将沅水支流白河许多恶浪咆哮的险滩淹没，峡谷结束 了亘古以来的骚动不安，突然变得驯良安静了。可是，一条白河通往沅水的 船运，却从此断绝。湘、川边境上有一座八面山，山上一座“自生桥”，两 边悬崖绝壁，通向一座孤峰，风景极美。峰上一注清泉，清冽无比。忽然传 说那是“神水”，两省边界人民为祛病延年，纷纷前往汲取。当地治安部门 为取缔迷信活动，忽然点起一包炸药，于是岭断路绝，天下太平。人的智慧与愚蠢同行。 也有一些人力不及的地方，依然保留着原始自然风貌，最近几年突然身价百倍，使湘西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区。大庸的青岩山，桑植的天子山，慈利的索溪峪，永顺的猛洞河、不二门，吉首的大、小龙洞，龙山的地下溶 洞群??，处处可见造化的鬼斧神工，使人心醉神迷、留连忘返。假如你不 仅仅迷恋山水，对风俗民情也怀有同样兴趣，这里照样不会让你失望。正月 新春，你如有幸赶上土家族“大摆手”活动，便会看到上万人祭祀祖先的盛大场面。其时，牛角、土号、唢呐与三眼铳齐鸣，男女队伍身披土花被盖， 扛起龙凤大旗走过来了。为首的土老司头戴凤冠帽，身穿八幅罗裙，手执铜 铃司刀，唱起请“八部大王”①的祝辞，率众对神行跪拜礼。尔后，跳起举 族参加的长达几天几夜的“摆手舞”。在对神的祝辞里，有的是对正义、勤 劳、善良的赞颂，对邪恶、懒惰的斥责。面对人们庄严肃穆的神情，你看到 的决不只是人对神灵的顶礼膜拜，它是一种善恶的基本抉择，一种严肃的人 生宣誓，一个民族坚固长久的信念。如果你错过了时机，也大可不必遗憾， 还可以和苗族同胞一道，共度三月三、赶秋等喜庆节日。每当金秋时节，苗 族人民从四面八方赶往秋场，奏响了锣鼓，点燃了鞭炮，“三连铳”礼炮齐 鸣，沉沉的牛角号音与清脆的唢呐声交织，同时开展的各种娱乐活动会使你 目不暇接。苗族汉子赤脚登上３６把钢刀排成的刀梯，赤手从烧得滚开的油 锅里捞起炸熟的油粑，红嘴白牙咬住烧得透红的铧口，八人秋千在空中飞 旋??。更有苗族青年男女，用本民族特有的山歌，自由地倾吐心中的爱情。 树丛中、路坎下，撑一把花花伞，成对儿切切絮语、互赠信物。这一切，使 人感触到的，决不只是一点惊讶，一丝缠绵。　　假如你同时还是一个历史学家，你一定会对这片土地留下的许多历史 遗迹感到兴趣。龙山里耶的新石器遗址，酉水流域的崖墓葬，沪溪的屈望村， 凤凰黄丝桥古城，永顺的司王城，保靖的盘车城，溪州铜柱，沅水两岸的伏 波宫，以及西起黔东铜仁亭子关，东止于古丈旦武营，绵亘３６０余里的边 墙??，它们记录了一个残余民族，在一份长长的历史岁月中的命运。　　　　这些历史遗迹，有的尚相当完整，有的仅留下一点残痕。日落黄昏， 你试登上山顶，去搜寻凭吊边墙遗迹，已经无法想象它当年是什么样的模样 了。这座始筑于明朝万历年间，高八尺、厚五尺的小“长城”，是为防范苗 民“叛乱”而设的。虽经历史风雨剥蚀，如今只余一点残痕依稀可辨，但专 为称颂帝王“文治武功”的正史，却留有赫然分明的记载：始于嘉庆朝征苗 之役，??自湖南乾州界之木林坪起，至中营之四路口，筑围墙百数十里， 以杜窜扰。其险隘处设屯堡，联以碉卡。凤凰厅境内，设堡卡碉台八百八十 七座，永绥厅境内，设碉卡碉台一百三十二座，乾州厅境内，设汛碉一百二 十一处，古丈坪及保靖县境内，设汛碉六十九处。环苗疆数百里，烽燧相望， 声息相闻。　　关墙则沿山涧建之，炮台则择冲要筑之，哨台则与关墙之隙修之，卡 碉屯堡，则因地制宜，或品字式，或一字式，或梅花式。其修建之制，关墙 则土石兼施，炮台则以石砌，而筑土以实中心。哨台亦石砌，环凿枪孔，高 峻坚实，碉楼之制亦然。①不难想象，广袤的中国国土上这一弹丸之地，仅 四个县境内，成一线排列起一千五百余处碉卡屯堡，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望着眼前的断墙残碉，依稀可以想见烽燧遍地、刀光蔽日，依稀可闻战鼓震 天、号角连营??。这一切，似乎都已经十分茫远了，眼下，群山遮断了夕 阳的余辉，浓重的阴影扑向远近的山涧与河谷，苗乡与土家山寨的炊烟拖着 一条条白色的带子，在山腰与林际间缠绕，远处传来母亲呼儿归去的焦急而 温馨的声音。沉重的历史落到你的肩上，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断墙残碉上，刻写着一个民族悲惨的历史命运。 自古以来，苗、瑶、峒、土家等少数民族，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是这里的最早的主人。在土家族的语言里，土家族自称“毕兹卡”—— 本地人，称苗族为“白卡”——邻居的人。至于居住在湘西的汉族，则是后 来的移民，土家族所称“帕卡”——外来的人，即史籍上所称“客民”。虽 然在族源间距上，无论土家族的“巴人说”，还是苗族的“三苗说”，迄今尚 无定论，但是，秦汉数百年间，这里已是苗族、土家族主要活动范围，当无 可疑。是他们最早开发湘西，创造了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文明。　　然而，历史对他们太不公正。在唐以前，他们是被当做“蛮族”来看 待的。在封建王朝编撰的正史里，“南蛮”、“西南夷”、“盘瓠蛮”、“武陵 蛮”、“五溪蛮”，便是对他们的统一称呼。直到宋朝，才有所谓“苗蛮”辩， 进而将苗族与峒、瑶、土家族区别开来。虽族类有别，其“蛮”一也。 伴随这种蔑称而来的，是华夏族对南方少数民族长达几千年的征服与同化。　　于是，这些“安土重旧”的民族，被迫不断地向崇山峻岭间迁徙。在 这些民族的“古老歌”里，都留下了民族迁徙的记载。人间坐不安宁， 世上住不成家； 一帮代熊代萤代酥，一群代穆代来代卡；①又挟老携幼上迁， 又拨船继续上划。从务滚务嚷上来，从务流务泡上来； 从洞务洞党上来，从洞焦洞湾上来??①跨江过湖上来，穿云破雾上来； 行山依水上来， 走山靠山上来； 猎兽打鱼上来，开山开土上来??　　这是苗族史诗《鸺巴鸺玛》②，描述苗族人民由七个部落首领率领， 分七路从平原湖泽地带向湘西崇山地区迁徙的悲壮图景。然而崇山仍呆不 住，于是再向湘川黔边境迁徙，一部分在湘西定居，一部分沿沅水西入川、 黔。定居湘、黔边境的部分，开辟了以湘黔交界的猎尔山脉为中心，“东南北三面环旋湘境７００余里，西北两面环旋黔境２００余里”③的苗疆。　　从此，揭开了汉族与湘鄂川黔边境苗蛮民族之间同化与反同化、征服 与反征服斗争的序幕。在这长这数千年的民族冲突中，湘西首当其冲。　　各民族之间的恃强凌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的痼疾之一。文治 武功培养起来的英雄强者，排演着人类自身的悲剧。这个被迫迁徙崇山峻岭之间的民族，面对历代汉族统治者的武力征服，不能不为自身的生存作困兽之斗。春秋战国时期，楚对周是“绥服”，而崇山尚为“荒服”，不属楚统属。 秦统一中国后，以武力强迫苗民归于王化。苗民“时叛时服”，“叛服靡常”， 历代封建王朝便不断发起征苗征蛮之役，对不服王法的湘西少数民族实行武 力扑杀。翻开二十四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种充满血腥气的记载。秦汉数百年间，历史上最有名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伐武陵蛮之役。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４７年），武陵蛮精夫单相程率众起义，第二年，武威将军刘尚率兵万余进攻武陵蛮。单相程据险扼守，汉军冒进深入，以至刘尚全军覆灭。明年，马援率中郎将刘匡、马武、耿舒共四万人马， 南征武陵，斩杀武陵蛮三千余。三月，兵进壶头山，①武陵蛮众据高守隘， 汉军旱路兵不得进，水路因江流湍急，船又不得上，终困于壸头。又逢天气 酷热，军中瘟疫流行，士兵多有病死。这位声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的将军，也终于得病，困死军中。于是，朝野震惊，不得不对“武 陵蛮”实行招抚，相互订约退兵。马援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 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①　　这位声名赫赫的汉代中兴名将，南征武陵留下的是一声心胆俱裂的绝 望叹息。历史终于成全了他的“马革裹尸还”的誓言。　　自唐以降，鉴于历史上屡次行蛮之役无功而还，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 地区改单纯的武力征服为“以夷制夷”的制度。唐末，江西汉族彭氏家族进入湘西，以计谋杀土家族首领“老蛮头”吴著冲，成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土皇帝。至晋天福四年，彭士愁率锦、奖（芷江）、溪（龙山）诸蛮，进攻辰、 澧等地。楚王马希范派兵迎击，爆发湘西历史上有名的“溪州大战”。结果， 彭士愁大败，向马希范求和。自称马援之后的马希范鉴于乃祖征蛮败亡的教 训，遂与彭士愁订立盟约，在永顺会溪坪立了一根重五千余斤的铜柱。从此，彭氏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建立起历经五代至清九个朝代共八百余年的世袭土司王朝。中央政权也利用土司势力，压服土家族人民，并钳制苗区。其后，每当苗汉冲突发生，土司便为王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猇 雄”。②明万历年间，苗区边缘修筑“边墙”，一面实施“客不入峒，苗不出 境”的民族隔离政策，一面将苗族分割成“生苗”与熟苗”，援剿“生苗”， “兼抚熟苗，俾渐知同化”①的逐步同化的策略。　　然而，自成一统的土司小王朝，一方面，与各族人民的矛盾逐渐激化， 一方面，又与中央政权的冲突日益加剧，终成中央王朝的心腹之患：“今历 数百载，相沿以夷制夷，遂至以盗制盗。”于是，至清康熙、雍正年间，清 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废土司、设流官的“改土归流”政策，从雍正 五年（公元１７２７年）至十三年（公元１７３５年），湘西的“改土归流” 完成，分原土司辖地为龙山、保靖、桑植、永顺、石门、慈利、安福等县。 苗族地区，则设凤凰、乾州、永绥直隶厅，古丈散厅，隶辰沅永靖道。从此， 中央王朝在政治上开始确立对湘西的封建统治。　　历史永远关闭着对它做简单化评价的大门。封建王朝对湘西少数民族 两千余年的征服，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统一的进程，无论统治者的主 观动机如何，其结果却与历史的目的同一，仿佛历史的公正总是借不义之手 来完成。然而，如果因此而给不义授勋，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人类道德准则。 尽管少数民族的每一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②或因“徭税失平”③，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其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 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①却总 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告终。官府竟悬赏“杀一人头当钱十千”，“输城者 贳其罪，从贼为逆者杀无赦”②。宋熙宁五年，朝廷因搜刮朱砂、水银与土著发生冲突，遂进兵诛斩。“无辜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尸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③乾隆元年，贵州征苗之役，“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家， 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有奇”。④这就难 怪南方少数民族揭竿而起了。湘西“改土归流”以后，清王朝为进一步加紧 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在湘西增设屯田，加强军事设施，派遣大批高中级将领常驻湘西，重点屯防。为维护民族生存与民族平等的权利，湘西苗族人民多次发动起义，其中以湘黔苗民大起义最为著名。 乾隆五十二年（公元１７８７年），几个贩运耕牛的客商在凤凰勾补寨附近被劫，官府不问皂白，株连勾补全寨，激起苗民石满宜等人反抗，官府派兵镇压，火烧勾补三寨，烧死石满宜以下１００多人。勾补事件激起苗族 积蓄的民族仇恨。不久，湘黔边境苗寨１００多个寨长聚会，发誓“杀汉官， 逐客民”，经过八年时间前酝酿、准备，拥立石三保为“苗王”，以“逐客民， 复故地”为吾召，在永绥，凤凰、乾州和贵州松挑四厅同时起义，参加人数达２０余万，起义军一度占领四省边境６府１３个厅县大片土地。几乎全歼 这片土地上的清朝驻军，摧毁了它的统治机构。这次起义使清王朝极为震惊， 急调云贵总督福康安，贵州提督彭廷栋，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江 西总督毕沅，率７省共１８万兵力，分四路合围。起义军在吴八月率领下， 屡战屡胜，起义军各部公推吴八月为“吴王”，并创造“官有万兵，我有万 山，其来我去，其去我往”的战术，给清兵以沉重打击。福安康、和琳先后 败死军中。后因起义军内部有人暗中叛变，遂使起义失败。这次起义，前后 牵制清军１８万人，仅永绥、乾州、凤凰三厅战场，就击毙清军都司、游击、 参将、副将、总兵等高中级将领２２０多名，湖南一省耗费战银７００多万两。苗族人民也伤亡惨重。民族成员减去三分之二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初，当起义军节节胜利时，吴八月喊出了“打到黄河去，不到黄河心不甘”的口号。　　但这个“安土重旧”的民族，发动起义本为“逐客民，复故地”以求 自保，当义军占领沅江西岸，见到沅水时，不愿远离故土的群众，便高呼到 了黄河。其后１００年间，湘西苗族虽然仍不断爆发起义，终因民族元气大 衰，再也无力大举。湘西逐渐向现代演变。历史留给湘西的，是一笔笔无法算清的血账。它留下的民族间仇恨对立的模式，必将影响到２０世纪前半个世纪湘西社会的发展。神尚未完全解体　　血的浸洗与火的煅烧，剥落着湘西原始荒蛮的外壳，也酿造出难以尽 说的人生悲剧。但这终不是历史的全部。在漫漫的历史长流中，它只占有时 间总量中的一小部分。在更多的时间里，当历代枭雄逐鹿中原，拼杀得有声 有色的时候，湘西只是戏剧舞台外的看客”。只有强者终于抢占了金銮殿， 坐稳了皇帝宝座，想起“不服王法”的边鄙“蛮族”的时候，才会送“戏” 宝下乡，遣王师与南方“蛮族”会猎于五溪。　　但历史从没有给他们预约全胜。东汉马援兵进武陵，遭土著顽强抵抗， 最终两败俱伤时，光武帝刘秀知“武陛蛮”不可征服，只好派司马吕种“以 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①，双方订约休兵；南北朝时期，“蛮无徭役，强 者又不供官税”②；五代时楚王马希范与土司立约的铜柱上，不得不刻下“无 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赡，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③的承诺，宋元佑元年，鉴于湘西土著民族的不断反抗，只好将“五溪郡县弃而不问”，“诸路所开道路，创置堡砦并废”④；明代，为加强对湘西苗族的控制， 在花垣、沪溪、凤凰等县境内，设立五寨与竿子坪长官司，却终因苗民处于 优势，到清康熙年间失去控制，变成不受土司管辖的苗区；康熙年间征苗之 役，清兵虽胜，却元气大衰，只好“诏尽豁新疆钱粮，永不征收，以杜官胥之扰，而苗讼仍从俗处分，不拘律例”。①乾嘉苗民大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迫使清政府做出让步：撤出大部营盘，采取措施限 制汉族地主兼并土地，并归还部分苗民田地，不许再向苗寨派夫役，限制奸 商剥削，在苗区开办学校，入学科举不准歧视苗人。　　历代中央王朝对湘西“蛮族”的征服，即便在政治上，也几乎只有一 种象征性的意义，无论周代时崇山的“荒服”，东汉马援南征的马革裹尸以还，宋以前在湘西所设郡县的“时设时废”，还是五代至清康熙年间，延续８００年的“土司”制（以少数民族首领治理的政治制度，在湘西，土司多 由土家族首领担任，而在苗区，仍为“既无流官治理，又无土司管辖的‘生 界’”，在那里起作用的是一种氏族宗族制与部落联盟，称“合款”）。直到清 王朝实行“改土归流”，废土司，设流官，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才得以建立，但其后百余年间，又是连绵不断的民族战争。到近代，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中央集权统治在这里更形松散。以田应诏——陈渠珍为首建立起来的 湘西自治政府，既与国民党中央政权若即若离，各县纷起的地方武装与各县 政府也不相统属。这些地方武装既杀人抢物，绑票讹钱（其对象多为本地有 钱财主或外来商人及行政官员），也保境安民，不许外来势力骚扰。蒋介石 曾因此宣布湘西为“匪区”，国民党曾多次进兵湘西“剿匪”，俱遭败绩。　　也许，湘西历史上发生的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所形成的合力， 规定着湘西历史发展的总体构架和基本走向。这每一次重大的政治军事冲 突，是那样轰轰烈烈，它牵动着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神经中枢，即使刻意粉 饰的历代“正史”也留有它的显明痕迹。然而，在这每一次政治军事冲突之 间，史籍留下的却是大片空白。在这空白里，应该填写的是湘西各族人民平 凡的人生哀乐，他们以特有的生存与创造方式，为自己、为子孙，同时也为 历史发展作出了努力。而这些，却一例被历史所遗忘。正是这为历史所遗忘 的部分，层积着湘西本土文化——来源古老的“巫鬼文化”的丰厚内涵。它 在湘西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所形成的历史夹缝里得以延续。然而， 帝王们的刀剑终于一点一点撬开了湘西封闭的闸门，随着“客民”越来越多 地移居湘西——其来源为随历次征蛮之役进入湘西的汉人和兵士、及配湘西 的囚犯及外来经商的商人等等，封建文化也逐渐向这块古老的土地渗透。到 本世纪初叶，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湘西、外资及洋货如棉布、煤油等商品的 输入，资本主义文化也随之输入。于是，原始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 化三股文化绳索交织，绞结出湘西特有的人生型范。可是，这三种文化形态 的交织在湘西的各个地方，并非按同样的比重实现的。不仅偏远的山寨，人 口较为稠密的集镇，与作为交通口岸的沿河水码头，情形大不一样，苗族聚 居区、土家族聚居区、汉族占优势的杂居区更是各自头上一片天，以至反映 生命特性的文化背景无法用同一模式来描述。这种不同形态文化的交织，几乎渗透到湘西社会人生的一切方面。 由于长期处于一种封闭与半封闭状态，这里的生产水平十分低下。虽然，在固定的田地上牛耕已成普遍的农作方式，但同样遍及山乡的原始的刀 耕火种——即在荒蛮的山岭上，砍去丛生灌木，然后放一把火，谓之“烧荒”，待火熄灰冷，即点穴下种——本地人称作“砍火甇 E*保?胫?⑿胁汇！Ｔ 诔镇与平阳地带，由早已出现的贫富悬隔发展起来的地主经济，及相应的封 建生产关系；在沅水和各支流，以及沿河水码头，船主与水手之间，形成的 雇佣关系，已有了显明的阶级分化。而在多数偏僻山乡（尤其在苗区），仍处于自由民经济阶段，阶级分化并不明显，“虽有贫富之分，政治上还没有等级区别”。在这里，人们的衣食住行全是自给自足：吃的是自种的粮食， 自产的茶油，穿的是自己纺织的家机布，家用照明多为桐油灯——一个竹筒， 上置一个铁盏，内盛桐油，二茎灯草浸油后便可点亮。夜行则点油枞膏—— 含油的松木块或藁把——用干篾条或葵蒿等扎成，日常饮食在火炕（或称火塘）边进行，火炕中央置一“三脚”，做饭时便在三脚上置一鼎罐，其名称与形制仍保留着远自殷商时代的特点。沟通城镇与山村的集市大约早已发展 起来了，买卖双方虽以货币为中介，却大多仍属于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易，售 出粮食、油类、家禽、水果，以换回盐巴、农具、幼畜、种子等等。商品经 济未能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只有在较大的集镇和沿河水码头，才有较具规模的商业。而在这里经商的又多为外乡人，即来自外省的商人，他们几乎垄断了本地出产的桐油、木材、药材、干果等大宗产品的出口。本地人经商而成业主，在湘西是较晚的事。 因此，在多数山民头脑里，没有明确的商品观念。一切山果，如桃、李、梨、桔、柚、板栗等，野生的固然人人可以见而取之，家种的，过路人只要向主人打声招呼，便可随意摘取解渴。——“水泡泡的东西，吃几个算 什么，越吃越发！”几乎成了山里人的口头禅。后来，在一些行人过往较多 的路旁，要摘取果物也要付点钱，出一毛或两毛钱，便可拿一短木棍，尽你 奋力朝结满果实的树枝上打去，打下多少是多少。这大约也算得经济观念的一种进步，终究也只是一种象征。似乎大凡非经人力或所付人力不多的物产，在这里一律被视作天赐之物，在它面前，人人权利均等。每逢冬闲，村寨里 的青壮，常常结群赶山，带着猎狗，拿着猎枪，打野猪，赶山麂。枪响兽倒， 一有所获，即便是过路的陌生人，见者便可分得应有的一份。　　这些世代延续的规矩，已经成了山民们约定俗成的习惯。也有急需一 点小钱，将家中收获的山果拿到集市上出售的时候。价钱既便宜，出手也极大方，并随时作出半卖半送的神气。——决非现代商人的狡诈，仿佛带一点 不好意思的愧怍：不是急等钱用，怎么好意思拿它卖钱。虽然时至今日，情 形已有了很多改变，但具古风犹存。１９８４年，湖南现代文学学会在湘西 张家界举行年会，其时正值１０月，恰逢板栗上市时节。一位同行邀我去买板栗，见路旁一乡下老婆婆出售的板栗油亮可爱，便提出买两斤尝新，并说自己不识秤，嘱我给她看秤。这时，老婆婆已将板栗称好，一听这话，老太 不高兴地将秤盘上的板栗扒下近三分之一，絮絮叨叨地说：“不相信人，怕 我少秤，秤给你看，称给你看！”她将秤砣放在两斤星花上，秤杆仍高高翘 起。又有一次，我们一行几人仍然去买板栗，见路边一位老妇人有大约六斤板栗待售。问他价钱，答是四毛钱一斤，还价三毛五全买下来，老妇人不肯。我们说，中间那么多小的，不值四毛。老妇人听出我们话语中有货、价不符 之意，一边说“小的捡掉就是了”，一边动手将颗粒小的捡出。小的捡去又 有小的，于是又捡，最后捡得只剩四斤（捡出的两斤几乎卖不成钱），遂以 四毛钱一斤成交。他们不仅没有学会欺诈，就像我们经常从做转手买卖的个体小贩身上见到的那样，甚至缺少正当的经商能力——或许，他们原本就没将它看作是作生意。在这老一辈的山民心里，信义比钱更金贵。 这一切，经济学家从中看到的，也许是缺少经济头脑的“愚”；伦理学家看到的，可能是人性的“善”；哲学家瞧见的大约是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文学家感兴趣的，一定是纯朴人性的美。而作为这片土地养育 的儿子，我被唤起的，是一种既喜且悲的人生伤感情绪，我仿佛置身于群山 中一道山口，它的后面是一条幽深茫远的历史文化的峡谷。它的最初起点在 哪里？决定这种历史延续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它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我感觉到了一种惶惑。 这种使人感到惶惑的事还多着哩！每逢冬闲或新春期间，在湘西的山道上，可以随时碰上男女婚嫁的迎亲送亲队伍。——汉、苗、土家各族，依据各自的民族习惯，正按各不相同的婚嫁程序，操办着儿女婚事。如果说， 这各个不同的嫁娶仪式，只属于文化表层的风俗差异，那么，等你深入下去， 便会发现有着质的区别的爱情与婚姻形态的交织。在汉族、土家族聚居以及 三族杂居区域，封建形态的婚姻已经占有主导地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男女婚姻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多有小女子年纪十二三，就被送到婆家去当童养媳，长到十五六岁时便与丈夫圆房。也有晚婚待嫁的女子，被年轻野孩子的山歌或旧戏文唱开了心窍，或去山上与情人幽会，或跟飘乡戏子、过 路军人私奔，照例给本地人留下说不完的话柄。到本世纪初，感受着时代风 气的影响，一些在本地较大城镇水码头学校里读书或外出省城求学的青年， 心窍子被书读开，婚姻不愿再由父母包办，已婚或已经定亲的，回家第一件 事，便是闹着离婚、退亲；未婚的便在外面找一个对象自由结婚，从此不再 回来。在苗族聚居区域，爱情及婚姻仍延续着原始的自由形态。男女间的结 识与相爱，多以对歌的方式进行。任何未婚男子都有权向自己钟情的未婚女 子（在服饰上，未婚与已婚、及笄与未成年女子，都有明显的可识别的标志）， 表达爱慕之情。照习俗，或否或可，女方都有以歌作答的义务。若双方都有 意结交，便以歌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与地点。经过进一步了解与接触，双方 都感到满意时，才互赠信物，以约永好。男女定情后，征得双方父母同意， 才能托媒提亲。如父母不同意，还可以找舅舅。只要舅舅点头，便可结婚， 即使父母从此不与舅舅往来，也无权阻止婚事进行。如果舅舅也不认可，方 有奔婚与自杀殉情的事发生（这种情况反倒并不多见）。这种“舅权为大” 的观念，不仅盛行在湘西的土著民族，即便是较早移居湘西的汉族中间，也 仍维持着相当大的影响（也许，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渗透，在湘西采取的是一 种双向进行的方式）。舅家的男子看中姑家的女儿，托人说亲，姑家没有推 托的余地。俗话有“姑家女，伸手取，舅家要，隔河叫”。这几乎是一种不 成文的法典。这似乎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父权开始确立而母权 仍具相当大影响，父权向母权妥协的产物。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形成各种不 同文化因素杂然并存的局面。虽然，作为中国统治阶级统一的封建意识形态， 已经向湘西渗透与扩张，但是，不仅在不同区诚，这种渗透与扩张的程度各 个不一，而且，在一般的山民中间，奉行的仍是传统的家常人生哲学。这不 仅与封建专制统治的不稳定状态有关，也与封建教育的严重落后状态有关。 据地方志记载，自明代在苗区始有读书人“讲学于辰州虎溪”。①但直到康 熙五十四年，清政府在乾州建厅治，乾州仍无厅学，只设了一个临时的“镇 溪所学”，乾隆元年方改沪溪训导部为乾州厅学训导。乾嘉苗民大起义以后， 书院才渐次增多。虽然，封建教育的后来发展培育出一批进士、举人，如做 过民国政府总理大臣的熊希龄等，但究属凤毛麟角。多数人的人生教育是在 家庭和社会的人生课堂里进行的。这种民间教育，重在宗族——家族血缘观 念的灌输，讲习应付人际交往必需的社会礼仪及各种劳动、体育、娱乐技能。 其内容方式，皆由湘西普通民众与之面对的生存环境所规定。由于长期处于 未开发或半开发状态，其生存环境是严酷的。至本世纪初叶为止，湘西与外 部世界的交通主要依靠沅水及其各支流。由于交通闭塞，凡山里大宗山货运 不出去，内销极其有限，卖不出价钱；土地又贫瘠，若逢世道太平，又能风 雨调顺，土地所出尚可供其温饱。倘若遇上旱、涝、虫灾，日子便极为难熬。 地理环境又是那样险恶，陡坡悬崖，恶滩急流，瘴疠之气，毒蛇猛兽，抬脚 便可遇上。稍一不慎，或被蛇咬兽伤，或失足落坎，或中暑发痧，一个活鲜 鲜的人，转眼便成地下之鬼。加上在外来者眼里，湘西人一律是“蛮子”、“土 匪”，官府“剿匪”杀人，既可随意牵连无辜，挨打受气，就更不是什么稀 罕事。人生充满艰辛，人们必须从小就学得求生的勇气与本领。长到六七岁， 女孩便得习针线，带弟妹，洗衣煮饭打猪草，男孩必须学会挑担、砍柴、爬 高树，临悬崖，经历种种危险，比较谁更勤快、胆大、溜麻（机灵、迅捷、 熟练之意）。就连孩子间的打架斗殴，得到家长和周围舆论支持的，照例不是弱者而是强者。如果遭到比自己年纪大的孩子欺侮，回家向父母告状，还 要遭到责打：“你这没用的，打不赢不晓得咬他一口，咬坏了我赔他药钱， 下回再这样，我打死你！”每到冬闲，山里孩子爱玩斗竹马的游戏（这种竹 马，用竹子制成，为直骑式）——双方骑上竹马，相互冲击；将对方撞下竹 马者为胜。一对一斗，分组互斗，以至村与村、寨与寨之间比试。这时，村 寨里的晒坪或河坝上，常常有极精采、热闹的演出。一场恶斗下来，脸上挂 彩，双手皮破肉绽，刚上脚的新鞋不出三五天即花开朵朵，家长照例不多责 怪。这些被强化的人生演习，在现代文明社会看来，也许是一种野蛮教育， 殊不知在湘西，这简　　然而，他们决非恃强凌弱的人类种族。相反，在其内部交往中，倒充 满了原始古朴的人间温情。谁家遇到无力应付的难处，只要喊一声，便可得 到左邻右舍的慷慨援助。婚丧嫁娶、架梁起屋，主动帮忙几成义务。出远门 走长路的错过宿头，夜半叫门，即使与主人素昧平生，也可得到热情的接待。 他们对人生的艰辛既有切肤之痛，对别人的难处也便能感同身受。他们对人 热情、爽直、重信义，也以热情、爽直、重信义求报。如果对胃口，信得过， 对你是一团火，甚至可以舍命相报。肚子里弯弯多的人，照例不大容易接头。 如果发现遭到欺骗、侮辱，转眼便可翻脸成仇。他们将人生的尊严看得极重， 也因此常常为着一点小纠纷，酝成个人与个人、村寨与村寨、宗族与宗族之 间的械斗，往往隙嫌一起，便是几代人完结不了的血仇。杀仇人与被仇人杀， 机会均等。这时，源于人类远古祖先的野蛮天性便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山 民的纯朴与蛮悍构成湘西民性的无法分割的两面。　　生存环境的严酷，使人生命运充满随机性或偶然性。生死祸福，寿夭 穷通，全在不可测之天。人生命运难以自主地把握，人们也不曾认真想过如 何自主地把握自身的命运。也许，他们过多地看到了人生的莫测变幻，其变 化的迅疾使他们直觉到人生的无常。“三穷三富不到老”，“为人狠什么，谁 又料得定谁”，几乎成为长辈对年轻一辈的家常训条。陷入迷乱的单纯理智 只能将人生的无常归因于天命：“一切都是命，万事不由人。”因此，神在这 里被普遍地信仰着。但它并未发展成为统一的宗教，仍停留在远古巫鬼文化 的多种或泛神信仰的阶段。在苗族和土家族之间，最重要的神衹仍是各自的 氏族神——在苗族为傩公傩母，在土家族为八部大神。他们每年都要举行盛 大的祭祀活动，其场面极为隆重、肃穆、庄严。置身其间，不由人不感到， 祖先的魂灵就要从阴间返回来了。人与人、人与神灵、自然万物，彼此融为 一体。他们一年全部收获与欢乐，仿佛已经被整个自然感觉到并被祖先分享 了。除了这些氏族神，属于本地出产的各种神衹，如苗族的三十六神、七十 二鬼，土家族的灶神、土地神、四官神、五谷神乃至各种山精树怪，一律被 真诚地信仰着，而从汉族地区传入的佛教、道教中的神、佛、鬼、怪，在这 里也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些山民眼里，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人与自然万物 都能通过神发生交感，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社会。这种生命一体化的观 念，不仅体现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上。孩子生下来， 家里担心长不成人，便选定一棵老树，在树枝上系一块红布，树前摆一盘“刀 头”，点几炷香，烧几陌纸，拜寄老树为干妈，孩子便可平安长大。他们有 许多禁忌，如夜里不能在家里吹哨——吹口哨会招惹鬼怪；不能用脚踩或移 动火坑里的三脚——对祖先不恭或不吉利；大清早忌谈龙、蛇、虎、豹、鬼； 在外客死的人不能抬进屋——野鬼不能见家神；七月见蛇进屋不准打——据　　说是祖先的化身；孕妇家里不能随意动土、钉钉——防止震荡胎儿坠胎；见 蛇交配不能对人说，只能先对树说——此乃不祥之兆，对人说人死，对树说 树枯??，凡此种种，多出自对祖先的尊重和趋吉避凶的考虑，而又一律奠 基于人、神、自然万物的生命能够相互感应、交通的观念。而且，神还是人 事纠纷的裁决者。凡遇疑难是非，当事人常常砍鸡头，饮血酒、发血誓，以 明心迹。凡做亏心事者往往怯于报应，不敢这样做。在苗族和土家族中间， 还有专司神职的人员。苗族称巫师，土家族称土老司，一切重大的祭祀活动 由他们主持，他们成为沟通人神的使者，享有神之下、人之上的社会地位。
—— 在这里，神尚未完全解体，它仍被人们真诚地信仰着，在绝大多 数场合，神尚未蜕变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瞒与骗的工具。在这种神之信仰的背 后，是人性的纯朴，观念的单纯，以及洋溢在人际交往中的脉脉温情。这种 人际关系中也有野蛮的一面。但就连这野蛮，也似乎浸透着敢于拿来与神对 面的率直与天真。　　寒暑更替，日月升降，年复一年，他们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在这片土 地上生息繁衍。　　这是一个有声有色，有血有泪，有大痛苦，也有大欢乐的人的世界。 然而，他们全部的人生哀乐，他们埋藏在心底的所有期待与想望，全像荒蛮群山中的草木，随季候的变换，周而复始默无声息地自行荣枯。他们无从弄明白外部世界的种种，而他们在外面人头脑里，除了道听途说得来的野蛮与 神秘的印象，也一片茫然。历代封建王朝修撰的正史，除了记载对“蛮族” 实施征服杀戮的“伟绩”，照例对他们不屑一顾。而他们自身又无法记载自 己的历史——无论苗族还是土家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在近代由于汉文化教育在湘西的渐次实施，在他们中间，也曾出现过一批知识分子，但在他们身上，有的只是对汉文化传统的认同。他们既然常常不得不对外隐瞒自己的 民族成分，当然谈不上喊出自己同胞的心声。但是，历史不会永远沉默。它 业已注意到，发生在湘西的一次次血与火交迸的背后，隐含着生存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喊出自己的声音——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审视自身的长处与弱点，以求得外部世界理解与同情的强烈渴望。如果没有承担这一使命的人，就造就出一个来！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终于迎来了中西文化大 交汇、大碰撞的机运。这种交汇与碰撞影响到湘西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形态的 相互撞击，正蕴酿着湘西内部前所未有的精神躁动，它为长期被历史所遗忘 的南方为数民族最终喊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历史契机。卖马草出身的将军和他的后裔　　湖南、四川、贵州三省接壤，属湘西境内，有一座小城，因附近有筸 子溪，就地被取了一个极实在的名字，叫作镇筸；又有一个极美丽的名字， 曰凤凰。小城坐落在一个山洼里，四周皆山，山上古木参天，树草繁密，为 各种鸟兽虫蛇栖息之所，四季皆有百鸟和鸣。据当地老辈人说，早年城里的 居民夜半醒来，常常听见一种不知其名的鸟叫声，其音清越宛转，绵远悠长，　　极为好听。有人说这是九头鸟，又有人说这是凤凰。四周山上多野鸡、锦鸡、 寒鸡，凤凰城是否因此而得名，不得而知。凤凰确实很美。城四周用精致的石头绣起一道城墙，沱江自贵州铜仁东北向入湖南境，向东过凤凰城北，再东北向流入湘西著名的武水。城东沱 江河面上，有一座大桥，桥面两测层叠着住家的房子，中间夹成一条有瓦顶 棚的小街。桥下游河流拐弯处，建一座万寿宫。宫旁矗立着一座白塔，从桥 上能欣赏白塔倒影。城里多清泉，清冽的泉水从山岩缝隙里渗出，人们在石壁上凿成壁炉似的泉井，井前铺有青石板，井边放有竹筒做成的长勺，供人随意舀水之用。泉井四周长满青苔及羊齿植物，映得四周青幽碧绿。城内街 道用石条铺成，每逢雨天，便能听见穿钉鞋的行人在石板上敲起的清脆声音。 城内外又多庙宇庵堂，武侯祠、大成殿、马王庙、药王宫、凤凰阁，玉皇祠 等等。每逢庙会，远近而来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沿路都有人伺茶。香火不断，钟磬不绝，小小边城被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中。庙堂建筑的四檐装有“铁马”风铎，即便在平时，风吹铎铃丁当，声音随处可闻。每逢约定的赶场日 子，城外各山道上，大清早便扯起条条人线，一时间，城内条条街道上，便 只见人头攒动。百行作业，随行交易的各色人等综合成的哄哄市声，老远便 能听见。下午五时左右，城里便又恢复了平日的清静。原籍新西兰、在中国居住了数十年的艾黎老人，曾称凤凰和福建长江是中国“两个最美的小城”，倒也名实相符。 然而，距今２５０年前，这里还是少有人住的边陬荒蛮之地。雍正年间，清政府开始对湘西实施“改土归流”政策。为防苗族人民的反抗，遂派戍卒屯丁来这里驻扎，始有城堡居民。到本世纪初，凤凰才逐渐发展成有三 五千居民的小城。由于凤凰地处苗区，出城数十里便是苗乡，清政府设置的 辰沅永靖兵备道——计辖府四、直隶州一、直隶厅四，共２０多个县份—— 道尹衙门就设在这里。沈从文在《凤子》里，曾这样记述当时凤凰城四周的形势：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 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５００左右的碉堡，２００左右的营汛。碉堡各 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 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１７０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 各保持相当的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 “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 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座碉堡。①湘西“改土归流”后，过了５０余年，这里爆发了历时１０余年的著名乾嘉苗民大起义，作为这次起义导 火线的勾补寨事件，就发生在凤凰境内。　　至１８世纪末，起义失败。其后又过了５０年，至１９世纪中期，苗 族人民因生力牺牲过重，已无力再举，凤凰城近边的苗民，已经大半被同化， 用以防范苗民“叛变”的城堡也已渐次凋残破败。就在这时，位于凤凰正南方向的广西桂平县，发生了一件震动中外的大事。１８５１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金田村组织与发动了农民起义。 一时间，起义军攻克永安、全州、郴州，围长沙，克益阳、岳州、武汉、九 江、安庆、南京，一路所向披靡。清朝调集重兵进剿，却屡战屡败。１８５３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南京），太平天国正式成立。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曾国藩于１８５３年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各地招募乡勇，创建湘军。１８５４年，湘军完成组建与作战准备，开始出湖南境与起义军作战。　　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统帅的湘军中，有 一支由湘西乡勇组成的筸军，其中，多“深山雾谷寒苦之民”，皆蛮悍骁勇。 率领这支军队辗转各地与太平军作战的是一群青年将校，其中有四位后来获 清朝提督衔。这四人中，最著名的是凤凰人田兴恕，后来在《清史稿》“列 传”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位与田兴恕同为凤凰人的将领，是沈宏富。①《清 史稿》有关这一段历史的记载中，沈宏富的名字虽时有所见，却语焉不详。《从文自传》上说，沈宏富与田兴恕等人同起于行伍，年龄皆不相上下。如 此，以《清史稿》中田兴恕传为参照系，结合其它有关记载，似可推得沈宏 富生平的略图。　　《清史稿》田兴恕传称：田兴恕１６岁充行伍，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年）从守长沙，咸丰六年领５００人号威虎营。咸丰八年，积功副将，加总 兵衔，咸丰十年，实授贵州提督，为钦差大臣，督办全省军务。咸丰十一年， 石达开率军由广西进入贵州，田兴恕与沈宏富诸将驻兵黔西北镇远、湄潭、 松桃、石阡一带，阻截太平军。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因事与法国入黔传 教士文乃尔龃龉，“兴恕恶其倔强，杀之”，②因此被革职查办，论罪遣戍新疆。　　据《清代职官表》③，在田兴恕被革去贵州提督的第二年９月，沈宏 富调任贵州提督。据《从文自传》，沈宏富时年２６岁。照此推断，沈宏富大约生于１８３７年。１８５３—１８５７年间入伍。“二十二左右’，即咸丰八年，获总 兵衔①，实授云南昭通镇守使。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由昭通镇守使任 上接任贵州提督。同治四年，即１８６６年１月１９日，离贵州提督任去四 川，其因由巳不可知，时年２８岁。其后回到湘西家中不久，便因伤病死去。死时，年龄当在３０左右。 沈宏富起于卒伍，是“累功”逐级擢升为湘军高级将领的。当时，“勘定发、捻，湘、淮、楚营士卒，徒步起家，多擢提、镇、参、游以下官。”②据史料统计，湘军得至三品以上的Ｄ军官，不下数万人。然而，其中多为 虚衔，能实授者只是少数。沈宏富能实授云南昭通镇守使及贵州提督，应是 为清政府效死力与太平军作战的结果。因为沈宏富出身贫寒农家，亲朋中没 有高官贵人可供依傍。沈家原住凤凰城外东北数十里的黄罗寨。据说其先人为宋代充军到湘西的囚犯，至沈宏富辈，已历数百载。因家中贫寒，沈宏富 入伍前常常进城卖马草——当是供驻凤凰的清朝绿营屯兵养马之需。沈家移 居凤凰，应是沈宏富“发达”之后，究在何年，已不可考。沈宏富家居凤凰 城后，其兄弟仍住乡下。凤凰城的沈家老屋，至今犹存。一座湘西常见的三 进全木结构的房屋，两侧砌有高出屋顶的青砖封火墙，墙头及屋脊上饰有兽 头。屋前一个院，院门两侧建有数间简易平房，为沈家佣人住处。沈家老屋 虽然优于凤凰一般人家的居所，却较城里富豪之家逊色。即使从当时眼光看， 也称不上富丽显赫，使人疑心这竟是做过一省最高军事长官的将军故居。　　但沈宏富终于为沈家在凤凰挣得一份优越地位，跻身于当地的上层阶 级。这个阶层，是由当地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在政治上和婚姻上两面结 合而形成的。可是，沈宏富自己年轻时便因伤病死去，留下一栋房子，一份 金银财宝，一份田产，一个年轻寡妇，却没有留下子、女。按当地习惯，照 例要从近亲中过继一人为子，以免身后香火断绝。沈宏富原有一弟，名沈宏 芳，住黄罗寨乡下，其妻也未能生育。于是，沈宏富之妻便作主替沈宏芳从　　邻近的贵州境内娶了一个姓刘的苗族姑娘做二房。这个苗族妇人先后生下两 个儿子，遂将老二过继给沈宏富为子。在当时，苗族受歧视，社会地位极其 低微，凡苗民或与苗民所生之子，一律不能参预文武科举。这对于渴望子承 父业的将军之家，无疑是一块巨大的心病。因此，当那位苗妇人为沈家生养 了两个儿子以后，便被远远地嫁出去，以至后裔既不知其由来，也不明其所 终。并且，还在黄罗寨旁边的树林里，为这位苗族妇人修了一座假坟，每逢 过年过节，其子孙便要在坟前焚香磕头。这件事背后所隐含的封建政治的残 忍与虚伪，苗族身受歧视与压迫的悲惨，今天听来，不能不让人怦然心惊。 然而在当时当地，随意买卖苗人竟是一件极普通的事。　　那位苗族妇人被远远嫁去以后，沈宏芳又娶了第三房妻子，先后生下 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过继给沈宏富的老二取名宗嗣，字少先，幼时仍住黄 罗寨乡下，由一个姨妈带着。那时，黄罗寨是一个极偏僻荒蛮的地方，周围 山高林密，大白天也常见猛兽出没。一次，年仅几岁的沈宗嗣正在屋前玩耍， 猛听得一个放牛娃大叫：“老虎来了，老虎来了！”沈宗嗣便往屋里跑，姨妈 闻声从屋里赶出来，将沈宗嗣一把抓起，迅疾朝木楼上奔去。刚上楼，老虎 已扑到屋前院子里，最后咬了两只鸡婆，悻悻而去。　　由于追慕父亲生前死后的荣光，沈宗嗣从小便幻想长大后也做一名将 军，这与沈母“家里再来一位将军”的企望合拍。于是，到沈宗嗣十来岁时， 家里专为他请了一位武术教师。　　习武极辛苦，规矩也极严格。据说出师时，沈宗嗣蹲在门坎上吃饭， 老师从背后冷不防一扁担从头上砸来，沈宗嗣翻手向后，极敏捷地将扁担接 住——这便是出师时的过关考核。直到长大，沈宗嗣习武不断。后来有位经 常被请来给沈家人理发的陈姓剃头匠，虽然人长得又矮又小，武功却极好。 他常常一面给沈宗嗣理发，一面同他谈论武术招式。谈着谈着，剃头匠突然 放下理发工具，便与沈宗嗣比试起来。——习武之风当时在凤凰城乡颇为盛 行，也不独独沈宗嗣为然。在这边陬之乡，读书难望有出息，而自“改土归 流”以来，由于凤凰的上层阶级多从行伍出身，便刺激许多人试图通过习武 从军谋出路。加上地处苗区，两百年来民族间的争斗不息，即使不求功名， 出于防身自卫的需要，也帮助了习武之风的形成。　　沈宗嗣习得一身武艺，年轻时便投身清军效力，去实践他做一个将军 的理想。但他充身行伍究竟在何时，是在他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之后，已无从 确知。沈宗嗣的妻子叫黄英，在娘家排行第六，故又被人称作六姑。其父黄 河清，是凤凰最早的一名贡生，后来做本地守文庙的书院山长，当时是本地 唯一的读书人。由于沈家在当地所处优越地位，故给沈宗嗣议亲时，供沈家 选择的女孩子有五六人。其中一人便是田应诏的妹妹，即田兴恕之女。田家 有意与沈家联姻，是为了平息沈家对田家的怨愤。——据说当年在对太平军 作战时，田兴恕曾谋占过沈宏富的军功，以至其后来的地位、名声皆高于沈 宏富。田家之女曾去国外读书，从日本归来后，一副西洋作派，刻意仿效法 国拿破仑之后约瑟芬的举止风度，这在旧式家庭长辈眼里，几乎成了一个“怪 物”。沈母立即拒绝了这门提亲。相亲那天，应选的女孩子，一个个穿金戴 银，打扮得花枝招展。唯独黄英穿一身旧蓝布衣裤，朴素而稳重，一眼便被 沈母相中。沈母说：“我要能治家的，不是要好看的。”其实，黄英也是长得 极秀丽的。从保存至今的照片中，仍可看出她年轻时的风姿。清秀的脸庞， 眉毛细长，眼睛大而有神，嘴唇略显厚重，仿佛蓄满了果毅的力。但更为难　　得的，是她的能干和才艺，遇事有决断。她既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便读书 识字，还懂医方，年纪极小时便随一个年长的哥哥在军营里生活过，见事也 多。父亲虽是个旧读书人，却非泥古不化之辈，为人开明有头脑，并是凤凰 第一个剪去辫子的人；哥哥又是个有新头脑的人物，凤凰的第一个邮政局是 他办的，第一个照相馆也是他开办的。因此，黄英又是当地第一个会照相的 女子。这也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文明影响到湘西结出的最初果实。新 的物质生活方式的输入，也包含着某些新的思想观念的产生，同中国传统的 旧家妇女相比，黄英思想较为开明。　　例如，按当时旧家风气，太太们照例要敬神佛，吃观音斋。有关禁忌 在黄英身上却难得严格实行，有时打牌，打着打着便忘了这是斋戒的日子， 毫不在意地便吃起东西来。这份对旧规矩的不经意，对新风气认可的脾性， 后来直接影响到她的子女。她的长子沈岳霖，便是凤凰第一个穿西服的，被 本地人称作“土洋人”。　　１９００年前后，当沈宗嗣随军驻守大沽炮台的时候，黄英已经是三 个孩子的母亲。连同后来所生，沈宗嗣与黄英共生育九个子女。其中四个夭 折，长大成人的有三子二女。沈宗嗣一心想当将军，对家事和儿女很少过问。 他虽然长得一表人才，大眼浓眉，身材魁梧结实，为人豪放爽直，不缺少做 将军的气概。但年近３０，仍然只是驻守大沽炮的提督罗荣光身边的一员裨 将。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兴起，并由此导致西方八国联军与 清军之间的战争。同年５月，英、美、法、意、日、俄、德等国１７艘炮舰 陈兵大沽口。６月２１日，联军登岸攻陷大沽口炮台，提督罗荣光率军抵抗。 终因不敌，败走天津，自尽殉职。大沽失守，沈宗嗣于乱军中逃出大沽口， 返回湘西家中。这次回家，使他有了第四个孩子。没有庚子的义和团反帝战争，我爸爸不会回来，我也不会存在。① 和黄英的第二个儿子降生于人世，被取名为沈岳焕。沈岳焕出生后仅四个月，即１９０３年４月，祖母——沈宏富之妻因病去世。　　关于祖母的死，我仿佛还依稀记得我被抱着在一个白色人堆里转动， 随后还被搁到一个桌子上去。我家中自从祖母死后十余年内不曾死去一人， 若不是我在两岁以后作梦，这点影子便应当是那时唯一的记忆。①大约在祖 母死后，外祖母便来到沈家，同女儿在一起生活。　　从此，这位外祖母便长住沈家，一直活到９０多岁。从出生到４岁， 沈岳焕长得健康肥壮，天资聪慧，很得家里人喜爱。从４岁起，母亲便开始 教沈岳焕识字。于是，沈岳焕一面从母亲那里接收方块字，一面从外祖母手 里接糖吃。到肚子里装下五六百左右生字时，肚子里也同时长起了蛔虫。蛔 虫越闹越凶，沈岳焕被弄得又黄又瘦。家里依照偏方，用草药蒸鸡肝给他当 饭吃。就在这一年，母亲又为沈岳焕生下一个弟弟。这时，两个姐姐正到一 个女先生处上学，于是，沈岳焕便跟了两个姐姐一起读书。这女先生原是沈 家的亲戚，沈岳焕年龄太小，终究读书的时间较少，坐在女先生膝上玩的时 候倒较多。　　到弟弟两岁，沈岳焕六岁时，兄弟两人同时出了疹子。其时，正值６ 月大热天气，兄弟两人日夜发着高烧，既不能躺下睡觉，一躺下便咳嗽发喘； 又不要人抱，抱时便全身难受。家里实在无法，只好将兄弟两人用竹簟卷起，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内阴凉处。在那时的湘西，出疹子原是生命的一大劫关，孩童因此而死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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