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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它使中国的国际影响空前扩大，奠定了中国战后世界大国的地位,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打下了其夺取全国政权的坚实基础。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已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在外有日本军队大举入侵、内有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的复杂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何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现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 一、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建立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赢得了广大爱国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人的名义发表宣言，第一次提出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个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通过谈判，成立国防政府，组成抗日联军，共同抗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中共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将抗日反蒋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不久，深受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影响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在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张、杨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
为了促成国共合作的实现，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保障言论自由、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迅速完成对日作战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并提出，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经过艰苦谈判，国共两党终于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达成了合作协议。8月，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为陕甘宁边区。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是比较好的，但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对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给予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件，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遭受重创。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没有使事态发展到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地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没有破裂。
1931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维护者。它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把民族利益放在阶级利益和党派利益之上，在全国人民中树立起了爱国主义的良好形象。
&&& 二、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方针&&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及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方针，领导自己的军队在敌后战场开展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既有效地消灭和牵制了日伪军，又保存和发展了自己的力量。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和任务。会议认为，只有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推动国民党的政策实行全部的彻底的转变，另一方面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会议制定并公布了体现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树起了一面动员、争取和团结广大抗日民众的旗帜。
关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战略方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共中央就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确定为自己长期实行的游击战。在谈判中，中共领导人拒绝了国民党提出的共产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独当一面”的要求，最终商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担任“战略游击支队”,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
在出师前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从战略上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八路军进军山西后，先是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取得了平型关伏击战等胜利。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则重点转入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进入晋东北地区，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地区，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一一五师另一部进入晋西南地区。党组织还在河北、山东等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成新四军后，也挺进大江南北,在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建立了根据地。
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离不开人民战争；阐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广泛发动地雷战、地道战、伏击战、麻雀战、破袭战等各种形式的游击战，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线，使日伪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八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三、兼顾各阶层民众的经济利益&
为了团结各阶层民众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公私兼顾等经济政策，最大限度地平衡和兼顾各阶层的利益，赢得了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实行多年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转而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规定，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制定和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例。减租的办法一般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一般是规定年利率为一分（即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即15%）。实行这一政策，一方面减轻广大农民的负担，调动了他们参加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地主和富农的合理利益，使他们也能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业方面，抗日民主政府也规定了一系列办法，一方面改善工人待遇，保护工人权利；另一方面也照顾到资本家的合理利益，使他们也有继续生产的积极性。
减租减息在实行初期，有的根据地出现了一些偏差，或者明减暗不减，或者不交租不交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6日,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的目的是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因此实行减租减息后，还需交租交息，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在适当改善工人生活的同时,鼓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在减轻富农封建剥削的同时，鼓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中央要求，纠正一切过左过右的倾向，采取调节农民与地主双方利益的方针。根据中央的指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检查纠正了此前的各种偏差，保证了减租减息和公私兼顾政策的健康实行。
为了缓解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减轻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中国共产党还在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强调自己动手，走生产自救的道路。毛泽东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的经济政策，调节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为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 四、实行广泛和充分的民主&
在经济上兼顾各阶层利益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方面实行了空前广泛和充分的民主，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展现了一片全新的清明气象。
早在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就在乡、区、县、边区各级实行普选，选举产生各级政府。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普选的原则。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严格贯彻和体现了“三三制”原则。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9名常驻议员，其中共产党员3名。选举18名边区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7名，略超过1/3。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递补。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批评了党内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作风，强调“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三三制”的原则在其他根据地也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是直接选举产生的。由于许多选民不识字，就实行“掷豆子”等方法进行选举。选举委员会根据候选人的数量准备若干个碗，每个候选人一个碗，给每位选民几粒豆子，选谁就投到谁的碗里。
中国共产党还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廉政建设。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为了使全党同志吸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败亡的教训，毛泽东让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郭沫若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要求领导干部作为整风文件学习。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对依靠民主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解决民生和民主等问题的政策，使各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片崭新气象，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毛泽东所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政权，是因为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坚定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行动树立起来的无私清廉的形象，长期形成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在与国民党争夺民心方面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古训在国共两党的大较量中再次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和证明。
&&&&&&论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王新生&&日11:18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党从实际出发,深刻分析新特点、新情况,找准党的历史方位,从而正确地确定了政治任务,制定了党的建设目标,找到了在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完成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历史使命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党的建设;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作用,不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成熟,组织上巩固的全国性大党,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抗战时期党的建设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述。
　　一、找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方位,围绕党的政治任务确定党的建设目标,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面对新形势,如何找准自己的历史方位,确定自己的政治任务;如何建设党本身,为完成政治任务提供组织上的坚强保障,这是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会议分析了卢沟桥事变后的中国政治形势,认为以卢沟桥事变为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提出:“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并号召“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2]。会议针对国民党在卢沟桥事变后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了实现十大纲领,会议提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3]
　　洛川会议对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党初步找准了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方位,确定了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当然,这次会议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保证完成党的政治任务,还没有展开讨论。但是,会议决议提出党应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把大力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途径,为此后确定党的建设目标,探索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条件下党的建设道路,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1938年春,随着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斗争,各抗日根据地的相继开辟,党很快认识到党员数量的状况与斗争的需要是很不适应的,开始把加强党的建设提上重要议事日程。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要求“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4]。这个决议说明,通过抗战初期的斗争实践,党初步认识到加强党的建设与完成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任务之间的关系,从而把党的建设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要求各地党组织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
　　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不但正确地分析了抗战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而且对党的建设问题的探索也有新的发展。张闻天代表中央于10月15日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更明确地论述了政治任务与组织工作的关系,指出:“组织任务,服从于政治任务。政治任务靠组织任务来完成。”“政治任务决定之后,组织工作有决定的作用。”由此,张闻天提出:“我党今天组织工作上的总路线是:组织最广大的人民到抗战中来,同国民党亲密的合作,坚持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党,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在抗战中能够起重大的以至决定作用的党,保障在持久战中战胜日寇,争取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彻底胜利。”[5]可以看出,张闻天提出的组织工作总路线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目标;党的政治任务。三者的相互关系是:政治任务是奋斗目标和方向;党的建设服从政治任务,从组织上保证政治任务的完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实现政治任务的途径。在三者之中,党的建设是起核心的、决定的作用。毫无疑问,张闻天提出的组织工作总路线正确解决了政治任务与党的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党在抗日斗争的环境条件下,对自身建设的重要性认识更加深刻了。但是,张闻天的报告中对党的建设目标和政治任务的阐述还不够科学、全面,还需要继续进行探索。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目标,并把此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6]。毛泽东这里提出的党的建设目标,比起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更加突出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设的任务,更加突出了党的建设的重要地位,因而是一个内涵更加丰富、科学、全面的党在抗战时期的建设目标。由此,毛泽东正确解决了在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党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党经过两年多的抗日斗争实践,在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突破。此后,党的建设就是按照这个目标前进的,而且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特点,论证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提出“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即“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且这两重任务都历史地担负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现阶段,需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7]。毛泽东同时明确地指出:“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任务,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8]很明显,毛泽东这里所阐述的政治任务,是争取把抗日战争引向人民的胜利。毛泽东还强调指出:“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9]可以说,毛泽东不但对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任务的内涵进行了一个完全科学的阐述,而且对完成这个任务的艰巨性和把党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党的必要性及对每个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责任都进行了正确的阐述。至此,中国共产党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任务和党的建设目标及其两者的相互关系,都给予了科学的全面的阐述。正是基于这些正确的认识,党在抗日斗争的实际工作中坚持紧密围绕党的政治任务进行党的建设,从而使党的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一方面坚持抗战,发展人民抗日力量,一方面抓紧党的建设,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民兵发展到260万,党本身也发展到拥有120多万党员。这些数字充分说明,党熟练掌握了围绕政治任务加强党的建设,党的伟大事业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规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
　　二、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正确采取发展与巩固的措施,使党的队伍
　　既得到大力发展,又得到巩固笔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队伍发展大体经历了大力发展——巩固——稳步发展三个阶段。党员人数由1937年抗战前的4万,到1940年达到80万,到抗战结束时达120多万。
　　关于党的队伍大力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起到1939年8月止。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党只有4万党员,这对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抗战来说,是很不适应的。自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党员数量迅速发展,根据1940年的统计,党员人数已达到80万[10]。同全国抗战爆发前比,党员人数增长了近20倍。这种发展速度可以说是空前的,是当时特殊情况下的发展。事实证明,党作出大量发展党员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从抗战初期的政治形势看,对党的队伍大力发展是很有利的:其一,全国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表现出一定的抗战积极性,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国共关系有所改善,国民党对群众的抗日运动有所开放,全国抗日高潮空前高涨;其二,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大片国土很快沦于敌手。而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由于兵力不足,在其后方留有广阔的地区,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留下了很大发展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一般的情况发展党员,必然要丧失有利时机,犯右的错误。笔者认为,在大力发展党员阶段,党采取的政策和策略是正确的、合乎实际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党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党员,但又不是要求所有地区都要大力发展党员,而是规定:“发展党的大小、快慢,应依照各种不同的地区来决定。”具体为:在敌后方,“应大量的发展党、创立党。速度要快。量要多。机关应大些。”在我后方“应短小精干些。发展速度慢些。质要高。机关应紧缩些”[11]。在日寇占领的中心城市与重要工商业区域及一切党的活动需要秘密的地方,“则吸收新党员的数量以不妨碍建立精干的极端秘密的党的组织为原则”[12]。
　　第二,在大量发展党员时,党只是对党员的候补期有所变动,规定“工人雇农不要候补期,贫农,小手工工人一个月,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下级军官三个月”,而在其他方面的要求并没降低。为防止土地革命时期发生过的“拉夫式”的发展党员,党规定:“新党员的入党,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同时,党还强调要提高新党员的思想觉悟,要求对他们进行“初步的马列主义与党的建设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共产主义与其他党派的理论思想的基本区别”[13]。
　　第三,党在大力发展党员时,并不是不注意巩固的问题,而是规定了发展的巩固与巩固发展的原则,规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一时期的清理,整顿与巩固(消化),然后发展。”[14]各根据地在贯彻大力发展党员的决策时,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一些巩固措施。如在晋察冀边区,1938年4月边区党委就注意到大力发展党员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以后党的组织工作中心应该是巩固与发展”[15],一面对党的组织进行整顿,一面继续发展党员。第四,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原因,一些党员受到打击而被开除党籍;一些同志因党的组织受到破坏而与党失去联系。抗战爆发后,这些同志要求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对这些同志的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于日发出通知,规定:“凡已被恢复党籍及重新入党之党员的党籍,或正在要求恢复党籍者,均须经中央党务委员会依据党的原则、党的章程重新审查决定。”[16]中央决定大量发展党员后,又于日发出第二次通知,规定:“凡已被恢复党籍及重新入党之党员的党籍或正在要求恢复党籍者,均由各省委自己审查和决定。在军队中由各师党务委员会审查和决定。并设法报告中央组织部和党务委员会。”[17]这个措施加快了这些同志恢复党籍和重新入党的速度。这些党员经受过土地革命战争的考验,很快发挥了骨干作用,带动了党组织和抗日斗争的发展。
　　在大力发展党员阶段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个别地方出现了“拉夫式”的发展党员,混入了一些阶级异己分子,但从总体上来说是健康发展的,党的队伍基本上是好的。这种快速发展,使党迅速成为全国性的大党,为把党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党奠定了基础。
　　关于党的队伍巩固阶段。这一阶段从1939年8月开始,到1943年春止。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集团反共倾向日益增长,顽固派频频制造反共“磨擦”。这样,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反对国民党动摇和投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严重任务。中共中央于日发出《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6月10日、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的报告,特别告诫大家要牢记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做好各种准备,以随时对付各种意料之外的大小事变。为此,毛泽东提出:“A.精干。现在不是普遍发展的时候了,一般应停止发展,以精干为原则。B.严密。C.消除破坏分子,保卫党。D.阶级教育,马列主义。E.严格执行秘密[教]训令。”[18]很明显,在抗战政治形势出现逆转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大革命时期因党的组织不巩固,被当时的敌人一下子打散的教训重演,毛泽东已经开始提出巩固党的问题。
　　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决定在肯定了大量发展党员以来的成绩,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之后,明确指出:“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对日投降与国内分裂的危险是存在与发展着,严重的困难的任务是放在党的面前。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19]指示“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20]。决定还对如何进行巩固党的组织作了具体规定。
　　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下达后,各地党组织迅速开展巩固党的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了发展党员。中共中央在作出巩固党的决定时,并不是要求所有地区一律停止发展,而是认为“有些地方还是应该发展“[21]。山东党组织根据当地发展数量尚少的情况,提出一面巩固一面扩大的方针,到1940年4月,从1939年8月的5万多党员发展到11万多党员。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年,“党在数量上空前大发展,相当普遍地建立了党在农村中间的堡垒(支部)”,“从农村的阶级斗争中发展了大批工农党员”,“培养了一大批工农干部”[22]。在北岳根据地,则提出“基本方针是巩固的发展”,但对一些具体地区及部门,则提出“巩固中发展”和“发展中巩固”[23]的方式。在太岳根据地,也提出了“在某些地区还须巩固的发展,放手扩大组织”[24]的策略。这说明,在党总体进行巩固阶段,一些局部地区,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巩固与发展的策略方针,党的队伍仍然在发展着。
　　在巩固阶段,各地党组织加强思想教育,大力整顿党组织,审查党员成分,清洗混入党内的叛变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并建立健全了各种制度。一般的党建著述,在论及巩固阶段时,没把整风运动算在内。笔者认为,从1942年春开始的全党普遍整风运动,应该算作巩固阶段的一部分,如1942年12月中共北岳区党委《关于全面巩固组织工作的决定》,把贯彻党中央整风学习精神及检查工作作风作为巩固组织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说整风运动是巩固党的最重大举措,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巩固阶段,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在北岳区的个别地方,“不能分清党员的好坏,胡乱清洗”,“对开除党员、解散支部随个人意志去进行,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组织手续”[25]。中共甘肃省工委1939年初有党员260人,由于听信康生所谓甘肃党的秘密组织“严重不纯”,“混入奸细”,工委制定了6个月学习整顿计划,对认为政治上严重不纯的“投机分子”不加细致审查就割断了他们与组织的关系。到年底,甘肃省中共党员只剩下143名。另外,一些地方巩固党的时候,还存在对党员的基本教育很差,政策把握不够,脱离群众等现象。这些偏差是巩固阶段的支流,有些很快得到了纠正。
　　在巩固阶段尽管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成绩是主要的。经过巩固阶段,保住了自抗战以来党的队伍发展的成果,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度过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此后的形势好转和展开反攻准备了组织基础。
　　关于党的队伍稳步发展阶段。时间从1943年春开始,到1945年8月止。
　　从1943年春开始,随着抗战形势好转,抗日根据地逐渐恢复和扩大,以及以后的反攻,党员数量又开始有较大的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全党党员人数达到了120多万。若按巩固阶段党员数量基本保持在80万左右,这一阶段共发展党员40万左右。
　　这一阶段全党整风运动仍在进行,直到1945年5月结束。各根据地一面进行整风,一面发展党员。如淮北区,把贯彻干部整风作为党的建设的最大任务,同时在新开辟区大量发展党员。该区1943年底有党员24010人,到1945年5月,发展到38969人[26]。在太岳抗日根据地第四地委,1943年7月提出的组织方针是:“提高党的质量,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提高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培养县区领导核心,以便独立坚持工作,并在薄弱地区采取巩固,力求平衡的发展方针。”[27]根据对该区两个县截止到日的统计,阳南县原有党员251人,新发展135人,阳北县新发展党员561人,恢复34人[28]。因此,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巩固与发展并重。
　　在这一阶段,各地情况不一,有的地方发展快些,如晋察冀边区,到1945年8月,党员由1940年12月的17万多名发展至22万人[29]又如山东抗日根据地,由于反攻力度比较大,新区发展快,党员在抗战初期只有2000多人,到1945年8月发展到20余万[30]。有的地方发展慢些,有的地方略有下降,如冀鲁豫区,1942年4月有党员36993人,到1944年1月下降至29517名[31]。尽管如此,全党总的趋势是稳步发展。
　　综观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党审时度势,在有利的形势下大力发展党员,在形势逆转的情况下着重巩固党,熟练掌握发展与巩固孰轻孰重的时机,使党既得到了大力发展,又得到了巩固,从而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党在强调发展或巩固的时候,在政策上不是机械的、死板的,而是从斗争的实际出发,具有灵活性。在提倡大力发展党员时,注意巩固党的问题;在强调巩固党时,注意在局部有利的条件下发展党员。党在强调发展或巩固的时候,虽然在局部和某些方面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从总体上避免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队伍大起大落的教训,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这是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的又一重要经验。
　　三、深刻分析抗战时期党员队伍的思想状况,加强思想建设,全面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
　　抗战时期,党在农村开辟抗日根据地,所发展的党员,仍然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主要成分。这些新党员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还很低,对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纲领、基本理论还知道得很少,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是模糊的。同时,在党员队伍中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等错误的思想意识。另外,少数党员还具有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在金钱美色面前经不起诱惑,贪污腐化,甚至叛变党和革命。这一切都说明,在抗战时期,由于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党内思想状况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表现比土地革命时期更加突出,党的建设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新情况,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并全面提高党员素质,以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党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加强全体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努力提高理论水平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他批评了过去党内存在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32]。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要求全党:“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实际斗争中来。”[33]
　　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党着重抓好党的干部的理论学习。为了提高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党一方面办各级党校,让一些领导干部轮流到党校集中一段时间学习;另一方面抓好在职干部的学习。党校课程设置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为原则,初级课程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中级课程为联共党史、马列主义,高级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对于在职干部,中共中央也分类规定了所学课程。由于在职干部学习不像党校是专门学习,故中共中央特别规定:“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误。各个环节的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保证之。”[34]
　　党尤其强调老干部、高级干部带头学习理论。陈云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中指出:“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35]陈云还具体介绍了读书的方法。陈云这篇文章对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老干部、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党在着重抓干部学习理论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抓普通党员学习理论。而对普通党员的理论学习,主要是通过支部来进行。党对于普通党员的要求是初步了解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坚定革命的人生观。考虑到农村党员大多文化水平比较低,采取学习文化与掌握政治常识并重方式,并编写适合普通党员学习的综合性读本。中共中央还要求区委一级办理巡回教育与流动教育训练班,到各支部去以提高普通党员的理论水平。同时,还规定了党员学习的具体办法[36]。
　　由上可以看出,抗战时期党把理论学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全党开展了一场普遍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运动,制定了一整套学习制度,探索出一条党内学习、教育之路,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干部培训体系和适应不同文化层次学习理论的教材体系,有效地促进了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在学习理论时,党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可以说,在抗战时期,全党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
　　(二)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锻炼,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抗战时期,党代表中国全民族的利益,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表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但党的先进性要靠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党的政治纲领要靠广大党员来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来实现。因此,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重视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锻炼,着力提高党员政治品质,使其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抗日斗争中发挥模范作用。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共产党员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他指出:“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37]毛泽东把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条件,从而提出了对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问题。
　　为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与锻炼,刘少奇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陈云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员对党要忠实》,张闻天发表了《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纲领,以及对党员的基本要求等等。
　　1941年6月,针对党内出现的一些违反党性的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提出:“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领导干部,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克服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肤浅的作风。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38]。
　　通过党性修养和锻炼,广大党员的政治素质得到大幅度提升,并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提高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广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各条战线,涌现出了张思德、“狼牙山五壮士”、支前模范戎冠秀、民兵“爆炸英雄”李勇等许许多多英雄模范人物,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重视党的支部建设,发挥支部在抗日斗争中的堡垒作用
　　重视党的支部建设,是抗战时期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经验。由于党的支部是最基层的组织,直接接触到群众,党的口号、主张、政策等,依靠支部才能深入到群众,动员群众,化为人民群众的行动。同时,党的支部又是征收党员的机关,党的组织纯不纯,巩固不巩固,要看党的支部是否巩固。因此,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支部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首先,明确支部的堡垒作用,规定基本任务。陈云指出,党的支部是党的堡垒,应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军队中建立党的巩固的堡垒。“支部不但要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核心的堡垒的姿式,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起核心的堡垒的作用。”[39]他根据党章和党在现阶段的任务,认为支部的基本任务为四个方面:(1)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组织;(2)征收党员的机关;(3)教育党员的学校;(4)在根据地内要领导党、政、军、民、学各项工作。陈云关于党的支部的作用和基本任务的论述,对于党的支部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各根据地,当地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规定支部任务。如太行区,根据敌后环境与根据地当时的工作,规定支部的基本任务为:(1)领导战争;(2)领导生产;(3)执行政策;(4)加强政权;(5)团结群众;(6)教育党员[40]。这些任务是陈云提出的支部基本任务的进一步具体化,更具有可操作性。
　　其次,健全支部组织机构。党的六大制定的党章规定,在三个党员以上的地方可成立党的支部。支部以人数多少,选举三到五人组成干事会。在抗战时期,党根据实际情况,又规定在大的支部下面,可以小的生产单位设立分支部。支部委员会(或干事会)人数的多少,按党员的数量和工作的范围、工作需要决定[41]。这就是说,支部成员的人数也突破了六大党章规定的界限。如陕甘宁边区的延川县禹居区三乡党支部,有党员135人,是一个大的支部,因此,支部干事会成员由支部书记、组织干事、宣传干事、乡长、锄奸干事、连长、青年干事、工会干事、妇女干事九人组成,其中前面五人为常委。在北岳区,支委会设“支书、组织、宣传、武装、保卫、民运、妇女、青年”等。从中可以看出,支委会成员的设置,主要依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充分体现抗战时期支部建设的特点。
　　再次,健全支部组织生活。健全支部组织生活,是党的支部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每个党员必须过支部组织生活。1941年6月,中共中央规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42]。各根据地党组织十分注意健全支部组织生活,把发扬党内民主,讨论支部各项工作,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支部组织生活的主要内容。一些错误的倾向,如少数干部操纵支部、贪污腐化、偷窃公物、违反群众纪律等等,通过支部组织生活会,开展党内批评与斗争得以纠正,从而使支部得到纯洁、巩固。
　　第四,建立模范支部,树立支部建设榜样。为推动支部建设,杨尚昆在《华北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努力培养与建立一些模范支部。他还提出了模范支部的五条标准。党还在党报党刊上介绍一些先进党支部的经验。笔者曾对《解放日报》作过统计,从1941年5月创刊到1945年12月,共发表关于支部建设的文章约有60篇。《共产党人》所出版的19期中,发表有16篇关于支部建设的文章。其他各根据地办的报刊上,也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支部建设的文章。这些文章有力地推进了抗战时期党的支部建设。
　　通过加强党的支部建设,巩固了党的基础。各根据地党的支部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建设农村抗日基层政权、领导工青妇进步团体、组织民兵开展对敌斗争、拥军支前、清除内奸、组织生产、学习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坚强的堡垒作用。
　　综上所述,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从实际出发,深刻分析新特点、新情况,找准党的历史方位,从而正确地确定了政治任务,制定了党的建设目标,找到了在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完成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历史使命的道路。在抗日战争中,党熟练掌握了自身建设规律,形成了党的建设体系,党的各项建设全面扩展和提升,全党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整体上得以提高,党内各种制度更加健全,组织更加巩固,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的三大作风。这一切都表明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成熟。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研究员北京100080)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24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7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26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66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63、664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2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9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7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2页。
　　[10]笔者没有查到截止到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时的党员人数,但自这个决定发出后,大多数地方党组织在一段时间停止了发展党员,仅个别地方仍有发展,1940年统计的80万党员人数绝大部分应该是1939年8月之前发展的。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18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67页。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67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18页。
　　[1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8页。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14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20页。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9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55-156页。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56页。
　　[2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2页。
　　[22]《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第380页。
　　[2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256页。
　　[24]《太岳抗日根据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9页。
　　[25]《太岳抗日根据地》,第72、73页。
　　[26]见《淮北抗日根据地》,第382页。
　　[27]《太岳抗日根据地》,第143页。
　　[28]《太岳抗日根据地》,第144页。
　　[29]《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20页。
　　[30]《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上),第195页。
　　[3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上),第672页。
　　[3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7、658页。
　　[3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56~757页。
　　[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334页。
　　[35]《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8页。
　　[36]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13-516页。
　　[3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3页。
　　[3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47页。
　　[39]《陈云文选》第2卷,第147页。
　　[40]见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二《党的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2页。
　　[41]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第146-147页。
　　[4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47页。
&(&出处:中共党史研究&出版日期:2005年第6期)
评抗战中共产党军队的战功
“在中国期间,国共两党都曾在对日作战当中采取过游击战争的战法.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两相对照,抗战期间中共游击战之成功,国民党游击战之失败,显而易见.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作战积极与否的问题.除了中共战略战术运用的成功之外,中共在敌后能够与农民打成一片,取得其拥护和支持,至为关键.”
“无论战争期间,还是战争结束许多年之后,国民党人始终习惯于把中共在期间的壮大,归结为一种阴谋,断言中共在敌后所以能够壮大,纯因"游而不击"所致.但十分明显的是,国民党在敌后的许多即使游而不击也不能生存下来,更谈不上发展了.”
逐条反驳对敌后抗战的诬蔑
网上对共军敌后抗战的诬蔑越来越多，越来越离谱。我想，你不承认啥中 流
砥柱的，不承认也没事，谁都看得出来，共军总共才多少人，想当主力还没那资格吧？问题是，人家抗日功劳是有的，战术是得当的，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这些你都要否定，未免太过分了一点。本贴目的就在于反驳这些诬蔑，还原历史真相。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有资料均来自大陆公开出版物，同时为了公正，尽量不使用共产党官方资料。
1.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游 而 不击，除了和百团大战以外就没打过仗。
这是最最愚蠢的说法。说这种话的人，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无知显示给别人看，还以为是可以用来向别人叫嚣的资本。说“除了平型关和百团大战以外就没打过仗”，错就错在他们大概是把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就当成了不存在的。和贝克莱一样，他们大概也觉得存在就是被感知，老子不知道的东西当然就是不存在的。对这种人，我只能奉劝他们去查阿部规秀是什么时候，怎么死的。
至于“游 而
不击”的说法，我建议他们去读一读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二战时他作为侵华日军军官在中国华北和八路军打了好几年的交道）的回忆《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我摘录一些东西给大家看看：
55页：1942年作者所在联队有一个小队遭遇八路军伏击，全军覆没，武器全被夺走，等到援兵赶到时八路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像这样表明八路军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这是因为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情报战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结果。”
看到了吗？“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这就是“游 而 不
67页：1943年6月联队即将离开华北去东北“我们都有一种终于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八路军袭击的不安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感觉。”
八路军不是“游 而
不击”吗？那日本兵怕什么？怎么会有“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八路军袭击的不安状态”？
2.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这是诸多诬蔑中最弱智的说法之一。其自相矛盾之处简直就不值一驳。而奇怪的是竟然还会有人去相信！真让我大吃一惊，心想难怪黑格尔等人要说中国人缺乏逻辑头脑。“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说法，只有对历史极端无知或者思维极度混乱的人才有理由相信。为什么？因为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抗战期间共产党军队发展壮大的活动区域在哪里？在没有日伪军的祖国大后方吗？拜托！那一个个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都是在敌占区，日据区，敌人的大后方，日伪军的眼皮底下啊！在这种地方发展，根据地多一寸土地，日伪军就少控制一寸土地；根据地多解放一个人，日伪军控制的人口中就少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发展，发展一分，日为军的势力便小一分！有几分发展，就有几分抗日，现有“七分发展，一分抗日”之奇谈怪论来侮辱中国人的智商，而那么多的人竟弗知怒焉！“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说法，就好比说有一个房间，一个人进去1次，出来7次一样，是违反最起码的常识的！
<font COLOR="#.共产党军队抗战前10万不到，抗战后近百万正规军，可见他们根本就是只发展不抗日，态度消极这个说法表面上看很有道理，但是无法瞒过对历史有点了解的人的眼睛。散布这种诬蔑的人从来不去想的一点是：国民党军抗战前170万，抗战后430万。军队扩大200万以上，看来他们也“根本就是只发展不抗日”嘛，共产党只不过向他们学习而已。还有苏联战前军队500万，战后约一千万，看来他们打德国人的态度也很“消极”嘛。美国军队1940年底正规军和国民警卫队各20多万，总和不到50万，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军1200万，看来他们打日本人态度也很“消极”嘛。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就是在这么“消极”的态度中打赢的。
有人说，国民党军只是扩大了2——3倍，而共军扩大了10倍以上，能比吗？我说，对，不能比。因为共军是随着控制的人口增多地盘扩大军队也扩大，天经地义。而国民党军呢？他们控制的地盘比抗战前小了上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少了一亿多，而军队反而扩大了2倍以上。到头来国民党反而腆着面子来指责共产党光发展不抗日，真会倒打一耙！是你自己做贼心虚，心里有鬼吧？
4.共军见到敌人就避战，可见其态度消极，是消极抗日。
这种说法比前几种要高明一些了。所以探讨一下还算有意思。我要说的是，共产党军队不是见到敌人就避战，是见到敌人太强大才避战。有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为证。
64页：“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武器装备。”藤原彰的书中，仅仅他本人作为救援队亲眼目睹的日军小队被全歼的事例就有两起。
此外还有美国人爱泼斯坦的《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121页“访问过新四军的外国人说，农民们对他们讲了这样一些情况：'以前，两三个日本兵就可以来村里要女人。现在他们不敢来了，除非大批人马带着机枪来。……当小股日军来时，农民自卫队动用全部力量，包围他们。当日军来的人很多时，农民游击队便分成小组活动，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使村里的群众有时间转移，运走所有的食物和个人的财物’”
这种战术，就是古老的避实击虚法，是合理而高明的战术，在《孙子兵法》中就说过。《》中直接提到的，分别有
“强而避之”，
“不若则能避之”，
“锐卒勿攻”，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间接提到的，分别有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古老的中国兵圣就是这么打仗的，可是现在很多人自以为比孙子还高明。
此外，毛泽东早在红军时期就写过这样的话，自《毛泽东选集》230页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看到没有？八路军避实击虚的流动战术，早在红军时期就成了以弱胜强的法宝。如果这种战术能证明抗日消极的话，那将不得不同时得出一个恐怕地球人都不会相信的结论：红军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作战态度也是消极的。
5.共产党军队用游击战术，避实击虚，这倒好，日本人来了就溜之大吉，把老百姓全部丢给人家屠杀，拿老百姓当盾牌。游击战给老百姓带来的损失要远远超过正面战场，有什么值得吹嘘的！
这种说法，比前几种都要高明，仅从逻辑上是很难反驳了，所以必须有权威一些的资料，从事史上来反驳。
前面说过的《历史不应忘记》中记载过根据地保护民众的方法，170——171页“如果敌人出动了，离得最近的那个村子的人立刻从骑马来报告的侦察人员那里得到消息。侦察员实际上藏在敌军据点的大门口，他们发出警报让老百姓把粮食坚壁起来，逃到山里去。民兵埋上地雷，设上陷阱。敌人出动的消息用这样一些简单的方法，如点燃烽火或放倒山顶上的旗杆（这里乡村地形有起伏），接力传送到其他的村子。”
还有曾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多年的英国人林迈可回忆的《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讲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160页，作者看见一个日本人到过的村庄毁坏不是很严重“有人告诉我们，这是由于当地民兵非常有效地使用了地雷，日本人走后，民兵发现有30多个地雷在村的周围爆炸了。日本人担心进到村子里面太危险，只好离开，仅仅烧了一两间村边的房子”
有人说民兵的地雷炸日本人少，误炸老百姓多。这又是有问题的说法。林迈克的书156页有这样的话：“八路军不会踏上地雷，这得归功于住在茅屋里的村民向导。”
可见，老百姓是知道地雷埋在哪里的，哪会那么容易踩上去？
那么，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呢？我们看看日本人的记录。藤原彰的书38页有这样的记载：“在日军扫荡所到之处的'非治安区’……民众全都逃走了，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人，特别是年轻的女性更是难得一见。”
藤原彰算走运了，还有比他遭遇更悲惨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33页，109师团参谋长山崎重三郎大尉（后为中佐）回忆五台作战。
&“一、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
二、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战斗。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
三、当作战开始时，方面军便发出训令，指示“作战部队应彻底追捕敌人。战场遗弃物资等由另行编成的收容班专负其责。要严肃军纪风纪。共军中有不少女兵……”。但是，结果不仅没有共军遗弃的物资，也没有人见到女兵的踪影。”
看到了吗？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对“三光”不是吹的，“坚壁清野”不是吹的，“地雷战”也不是吹的，都是有现实基础的。当然不是说每次都能成功，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共产党军队对保护老百姓免遭日军祸害想尽了办法。而且这些办法也是有效的，决非那些诬蔑说的那样扔下老百姓自己一走了之，放任老百姓给人杀。至于损失，当然有，但是与正面战场相比真的多很多吗？1942年冀中51大扫荡算是残酷至极了，杀死抓走5万群众。可是南京失守后，一杀就有30万人受害，是51大扫荡的6倍！蒋介石炸开黄河大堤，一下子就淹死近百万老百姓，相当于20个51大扫荡！几年后河南因为炸堤的后遗症发生大旱灾和蝗灾，饿死老百姓数百上千万！在这些天文数字面前，游击战给老百姓带来的损失简直忽略不计。
而在对老百姓的态度面前，国民党更是比不上共产党。《华北治安战》449页“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相比国民党呢？黄仁宇的回忆《黄河青山》中这样说：“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只要有机会，他们（作者手下的国民党士兵）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乾净。”有判断力的自己来看看，国民党军队和日军有什么区别？而共产党军队的人当了俘虏都不忘不能随便吃农民的东西！现在反倒是国民党的粉丝在说共产党军队不如国民党爱护老百姓！
6.敌后游击战只是小打小闹，没有正面战场的话，早就被消灭了，对日军根本没什么影响。
这里弄错了一个关系。试问敌后战场是怎么产生的？如果仅靠正面战场就能把日本人赶出去，还会产生那么广阔的吗？正因为正面战场不够，才产生了敌后战场，是前者需要后者，而不是相反！总有人把关系弄颠倒了。
敌后战场的“小打小闹”没有用吗？如果仅看杀敌数量，每次消灭的敌军确实不多。但是什么叫“据沙成塔”？什么叫“集腋成裘”？1966年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这样说：
“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蒋介石）认定中国当时的军备，决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协由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在这一最高战略下运用下的战争指导，第一期要'以空间换时间’，来增强战力，第二期则要坚持敌后游击，来争取'积小胜成大胜’，自始至终的领有着战场，避免敌人的各个击破，保持着主力，等待这有利机会的反攻。这是抗日战略指导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领袖战争决策上最高的创意。”
连国民党都说了，敌后战场的是“积小胜成大胜”，小打小闹真的没意义吗？何况，敌后战场有他的特殊性，很多贡献只能在敌后战场才能做。比如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络，破坏敌人的仓储战备，这些都是正面战场所不可能做到的。这些不直接体现为消灭敌人，但是你能说他没有影响吗？
《历史不应忘记》中记载过这样的事106——107页：保定附近，数百农民每周2次夜间破坏铁路，一个晚上可拆走10截铁道，砍掉28根电线杆，迫使日本人全部换成新的。几个月内由于破坏铁路能造成日军列车的事事故几十起。美国人史抹特莱的《中国的战歌》中记载缴获一个击毙日军的日记，日记上反复记录破坏桥梁和日军天天修桥的事。（[美]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第一卷，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239页）。据八路军自己统计，仅抗战第三周年，抗日根据地军民仅在华北就破坏铁路5320里，公路16408里，毁坏电线杆42220根，收电线218493斤（《八路军七年在华北抗战的概况》）。这一切，会“没有影响”吗？没有影响的话，日本人一次次“扫荡”，“三光”，“剔决”，“清乡”，“囚笼政策”，“治安肃正”，“治安强化运动”吃饱了撑的？这些词总不是某党生造的吧？没有影响的话，藤原彰那帮日本兵犯得着整晚不睡觉守在电话机旁边，每隔一小时就和邻近部队通一次话来检测线路是否被八路军切断吗？（[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45页）
这一切的一切，能说没有影响吗？
7.彭德怀在庐山会议那阵，被毛泽东说发动是错误，因为暴露了实力。可见，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共产党还顾及是否暴露实力！性质何其严重！
彭德怀在庐山被整，今天早已平反，明确当初是冤案。毛当初在庐山，就是要扳倒彭德怀，所以才这么说的。如果当初真的违反中央决议而进行了百团大战，那多年前早就该处理了，在共产党集权体制下面，违抗中央是什么性质？还要等它将近20年才想起来？后来文革期间，连毛岸英的死都被说成是彭德怀的阴谋，难道这都能当真吗？啥叫冤案还不明白吗？
退一万步讲。保存实力和避免暴露实力，本来就也是军事常识，根本就没什么性质严重的。《孙子兵法》第一篇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可见孙子很清楚，军事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但是在同一篇中却还有这样的话“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这不就是在说不要轻易暴露实力吗？你能说孙子在国家的时候还顾及保存实力“性质何其严重”吗？
8.共军不打敌军，专打友军，破坏抗战
“不打敌军”前面已经反驳过了。说说“专打友军”。抗战时期共产党军队没少打国民党军队，但打“友军”之事有，说这破坏抗战则错了。事实上，中共中央不止一次地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且都是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和党内文件中强调这点的，根本不是做秀给人看。但是国民党军队害怕共产党的发展，所以千方百计要限制之。什么《限制异党活动方法》之类的都是国民党整出来限制共产党在敌后扩大根据地和军队的。如果共产党胆敢扩大根据地和军队，那就是违反这些法律，就是非法行为，自然可以扣上“违抗政府，破坏抗战”的罪名。共产党要发展，和国民党的冲突在所难免。
但是否可以说这就是破坏了抗战呢？我看未必。在敌后战场，如果国共能精诚团结一起抗日最好，既然双方互不相让，那么只能留下一个，淘汰另一个。实践证明，在日伪后方搞游击战，共产党比国民党强得多。所以从整体上看，在敌后战场自然是共产党的力量越大越好，对抗日越有利。国民党你打不好游击战，那你就该靠边站，让有能力打好的人来代替你。你自己打不好，反而还限制人家打，这是什么行为？这才是破坏抗战的行为！共产党把你们这些破坏抗战的障碍清除掉，干的是对抗战有利的事，你有什么好不服的？你不行就换人，谁让你打游击战那么外行？
9.共产党自称抗日“中 流
砥柱”，其实看看你们消灭了多少日军？和国民党能比吗？国民党抗日功劳显然比你大！
每逢提到抗日的贡献就有几个人兴师动众地把一长串名单发上来，说你看国民党杀掉的日本将领是好几十个！共产党才几个？共产党有什么好吹的？这里面的可笑之处在于：你只发日军将领，不发伪军，看起来当然共产党好像什么都没干，有本事你只发伪军的不发日军的试试？
而且我还没算上那些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呢，要不你把那些投敌的从杀掉的人当中扣除看看？国民党杀掉的日军将领50多个，投敌的却有67个；打死（不包括打伤）的日军40多万，你给他们补充的没伤没病完好无损的伪军却有50万。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溃败以后，那些美军牺牲上千人，损失数百架飞机飞越驼峰送给中国的大量西药来不及转移，竟然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救了数不清的日本兵的命。藤原彰参加过这次战役，在《中国战线从军记》的154页，有这样的话“在这里（江西大庾）找到了大量奎宁，就能够挽救很多日本军人的生命”，“有了如此多的粮食（找到国民党军来不及转移的500吨军用大米），日军无需再为部队的主食供应问题担心了”“获得的大量医药材料对于日军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因为日军医药材料供应的断绝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难题”。由于当时日军已经丧失制空权，补给线遭到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补给十分困难，结果最终是国民党的物资挽救了他们！
没算这都快成负数的“功劳”已经给国民党面子了，还不识抬举？有些人大概脑子不正常，动不动就气势汹汹地问：消灭的这些日伪军中，到底有多少日军？好像伪军就不算数似的。凭什么伪军不算数啊？难道伪军不是敌人吗？中国人当汉奸，比鬼子更可恶，打了他们你还心疼了是咋的？想想这种人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的粉丝，伪军中有那么高比例的前国民党军，所以看到这些汉奸挨打他们心疼也是正常的。
而且前面已经说了，对抗日作贡献，不仅仅体现在杀敌数量上。所以，我们只能承认，双方都有功劳。但是谁大？这是根本回答不出来的。因为没有统一的单位去计量。说国民党功劳大的整天说国民党军消灭的日军那么多，共产党消灭了多少？问题是你怎么能只算消灭敌军数量？共产党在敌后破坏了那么多铁路公路，收了那么多电线，炸了那么多桥梁，，从日本人控制区内解放了1亿人口和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难道全都能当作不存在而无视吗？要比较的话只能用统一的标准单位去比较。那么共产党破坏的铁路公路电线桥梁，难道说要折合成相当于消灭多少日军？怎么折合？你倒是去折合折合看？折合的起来吗？根本就折合不起来。所以谁的功劳大是比不出来的。“中流
砥 柱”的说法，本身是很暧昧的。中 流 砥 柱是什么？是三门峡的一座小山，在激流中不倒，如此而已。但是仅仅有中 流
砥柱是无法改变黄河的流向的，更不用说防止洪水泛滥了，这谁都知道。说自己是中 流
砥柱，无非强调共军在敌后坚持八年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战越强的这种精神。和国民党“降官如潮，降将如毛”比起来，说共产党军队是“中 流
砥柱”倒也并不过分。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成为中流砥柱？在前线与后方中国共产党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有哪些历史经验可以用到当代中国的改革事业中？
1、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
2、共产党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共产党强调要打倒帝国主义在键在于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把抗日战争发展成全民族的抗战。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全面抗战暴发后毛泽东针对各种舆论系统的阐述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前途和发展规律，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使全民族认清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和发展进程，对全国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2、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全国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次战，粉碎了日军不可胜的神话。有力的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中抗日战争是由两个战场组成，国民党领导的正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共产党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采取展开游击战争，有力的打击了日军，牵制了日军大量的军力，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在促合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的作战力下降，转入次要位置。敌后游击战则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在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帮助根据地人民渡过难关。
3、击退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发起三次反共高潮，人民军队给予了坚决的反击，成功击退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把中日矛盾放在首位，积极争取抗日合作。并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和方针始终坚持抗日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