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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农村科普运作模式经验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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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科普是通过各种方式将农业科技信息及技术传播给相关公众, 使得现代农业科技信息在农村社会得到普及推广。目前国外农村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与其现代农业的发展不可分离, 各国在其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探索出不同的农村科普运作模式。
一、美国的农业实验站
美国农业部属下有59个农业试验站, 是农业部属下庞大的农业科技教育、研究和推广协作网中的一部分。美国的农业实验站的产生已经有130 年历史。根据Hatch 实验站法, 农业试验站有2个主要功能: 一是农业科技投入、示范与推广的功能; 二是传播适用的农业知识信息的功能。
1855 年, 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分别通过立法, 先后建立了密歇根州立农学院、农民中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学院。1862 年美国政府成立农业部, 同年, 林肯总统批准了“莫里尔赠地学院法”, 该法案生效后8 年内有37个州建立赠地院校, 现在美国共有150 所具有赠地院校背景的高等学府。
由于赠地学院是教学机构, 需要实践环节和基地。1875 年, 康涅狄格州率先建立农业试验站, 同年, 加利福尼亚州也建立了农业试验站。至1887 年, 有15个州先后建立了农业试验站。农业试验站与赠地农学院相配合, 使农业教学与农业试验及推广较好地结合起来。这种形式推动国会于1887 年通过Hatch 实验站法。根据该法案, 联邦政府每年向各州提供资金, 支持实验站的活动。这样, 农业实验站很快在各州建立起来,多数实验站是在赠地农学院的指导下建立的。
美国各州的农业实验站主要依托州立农学院, 紧紧围绕农业开发的需要, 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培训、推广工作。美国的州农业实验站经费来源于4个方面: 一是美国农业部拨款, 约占22%~25%; 二是各州政府预算拨款, 约占55%~60%; 三是与私人企业签订的合同经费、赠款及其他来源, 约占15%; 四是其他联邦机构提供的研究经费, 约占7%~8%。如艾奥瓦州立大学的试验站土地, 一般由当地的非赢利农场协会与商人提供一些靠近试验站的田地供做试验或出租给试验站, 试验站的部分研究成本来自出售农产品的收入。
美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这种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普体系, 从纵向看由2 部分组成: 一是农业部农业研究局、合作推广局等联邦农业服务机构, 二是由各州赠地大学农学院及其附属机构农业试验站和合作推广站组成的农学院综合体; 从横向看, 则包括相对独立又互为一体的3个部分: 由州农学院组成的公共农业教育系统, 由各州农业试验站和联邦农业推广机构组成的合作农业推广系统。美国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正是因此而得名。这种“三位一体”的体系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是值得借鉴的农业科普模式。
美国2002 新农业法对“三位一体” 农业研究教育推广体系全方位地加大了投资力度, 重点用于加强设施建设和人才开发, 目的是全面调动公共资源, 开展跨州、跨机构、跨学科合作, 强化“三位一体”体系的功能, 更好地适应美国未来农业与食品科学发展的需要。
二、以色列的示范农场
这是以推广先进技术为主体的试验示范基地模式。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 以色列通过科研单位和生产基地的结合, 针对干旱和沙漠化的生产条件建立了多个以沙漠农业和节水农业为主体的试验示范农场, 并通过创办专门的基金支持试验示范农场的建设与运营。
以色列在发展农业优良品种培养和高产田建设方面在世界上已处于领先地位。以色列农业具备高度集约化的生产体系, 是以色列农业的显著特点。它克服了水资源和耕地资源极度缺乏的缺陷, 通过研究人员、推广服务员、农业经营者和与农业相关的产业部门的紧密合作, 使以色列农业持续稳定增长, 最终使以色列这个一半以上国土被沙漠覆盖的国家发展了现代农业。
此外, 以色列重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体系严密完善。以色列把农业国际合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本国和海外举办了一系列培训课程,而且在几个国家建立了示范农场, 如1994 年建设的北京中以示范农场被专家认为是中国农业科技园区第一园, 也是中国农业科技园区开始建设的标志。
三、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园
所谓农业科技园, 就是在农业科技力量较雄厚、具有一定产业优势、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城郊和农村, 划出一定区域, 由政府、集体经济组织、民营企业、农户、外商投资兴建, 以农业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单位作为技术依托, 集农业、林业、水利、农机、工程设施等高新技术为一体, 引进国内外优质品种和先进适用高新技术, 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展示现代农业科技为主要目标, 对农业新产品和新技术集中投入、集中开发, 形成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基地、中试基地、生产基地, 以此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一种开发方式。
近年来, 新加坡大力发展本国科学技术,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还特别重视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物质生产力, 实现产业化和商品化。新加坡实现科学技术产业化、商品化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大办科学技术园。
为了建设农业科学技术园, 新加坡政府划拨了大约2 000hm2 土地, 作为在今后10 年兴建10个农业科学技术园之用。园内的500个高级技术农场和大型集约农场, 预计产值将达到目前初级产品产值的高级技术农场将作为示范性高技术推广农场, 将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推向国际市场。此外, 农业科技园地也将作为游览胜地和讲授热带农业技术的场所。园内还将兴建大型集约农场,这些农场将应用最新、最适用的技术, 以获取比常规农业更高的产量。这些新技术包括自动化、集约选育改良遗传性状的优良品种、污水处理和再循环系统等, 为了保证农业科学技术园在科学技术上的高水准, 科技园将邀请包括动物学家、微生物家、遗传学家、昆虫学家、农业专家和蚕桑专家等在内的专业人员和科学技术专家参与组建和管理, 有计划地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以便生产出优质低耗高产值的产品。在农业科学技术园内, 示范性高技术农场约占10%的面积,这些农场专供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发展尖端农业技术, 聘请国内外农业技术专家, 传授、推广、应用世界上最新农业科技及相关产品。同时, 高技术农场也是生产生物制品、开展子苗、植物苗的组织培养、建立优质鱼苗孵化场、扩大兽用药、动物饲料、鱼饲料的生产和贸易基地, 并向全世界各地区, 特别是热带地区推广尖端农业科技, 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服务。高技术农场的另一项任务是开展各种技术培训工作, 为本国农业技术人员提供良好的学习场所。
新加坡在建设农业科学技术园的过程中, 特别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对于渔场、果园、菜圃、禽畜养殖场均合理配置, 废污水净化处理循环使用, 节约资源, 以便持续发展。在科技园的道路两旁还栽种了目前新加坡日渐稀少的果树, 广泛开展绿化美化。目前, 农业科技园不仅是农业生产基地, 还是热带农业教育基地、农业技术推广基地和旅游胜地, 为新加坡的社会和农业经济带来了双重效益。
四、英国食品和农业信息服务中心
该中心成立于1994 年, 其前身为英国农业协会。FFIS 是一个独立公共关系机构, 其基本职能是为社会公众正确认识和了解农业产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社会与经济问题提供咨询服务。信息服务中心的重要服务对象是年轻的一代, 即明天的消费者。一般由信息服务中心将有争议的资料提供给前来进行咨询的教师, 并附以建议和帮助, 这样就可通过他们提供无偏见的资料, 然后在课堂让引起讨论并鼓励学生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 英国食品和农业信息服务中心实质上是英国农业产业和相关利益集团致力于几个城市和下一代宣传和推广农业的工具和产物。将信息服务的概念从单一的对农民信息服务发展为对下一代、对城市居民的农业信息服务, 这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理念进步。
五、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假日农场与观光农业
假日农场是英语Holiday farm 的直译, 也叫旅游观光农业、休闲农业, 或观光农业。
所谓观光农业, 是以农事活动为基础, 以农业生产经营为特色, 把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 利用农业景观和农村自然景观, 结合农牧业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生活等内容, 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游览、品尝、参与、体验、购物、休闲度假的一种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观光农业在国外己有100 多年的历史。早在1865 年, 意大利就成立了“农业旅游全国协会”,专门介绍城市居民到乡村体味农田野趣。20 世纪60 年代以后, 农业休闲观光旅游, 逐渐遍布欧洲发达国家。在意大利, 截至1996 年初全国20个行政大区, 已全部开展农业旅游活动, 仅托斯卡那大区每年接待的国内外农业旅游者就达20万人次。法国巴黎城郊建有许多观光果园, 专供游客观光、尝鲜、品酒休闲, 1998 年有33%的法国人在国内游中选择了乡村农业观光度假。在荷兰, 观光农业主要体现在农场的露营, 以及与骑自行车游、徒步游、骑马游沿途活动相关的各种农场服务。英国伦敦城郊沿绿化带建有一大批公园和野餐地, 供市民游憩。
在亚洲, 日本的休闲观光农业创始于20 世纪70 年代, 近些年得到大规模发展。仅大阪府就拥有80个观光农园, 采摘类型各异。在东京建成了具有镶嵌式的“绿岛农业”和大批农业高科技园, 并有旅行社组织农业旅游事务。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城郊外建立了农林旅游区, 并举行国家农业节活动。新加坡自建国以来, 政府就大力倡导花园城市运动, 80 年代政府又创立十大农业科技园, 经过30 多年的建设, 成为享誉全球的花园城市、东方旅游王国。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充分利用热带农业资源优势, 开发热带旅游农业, 吸引大批各国游客, 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外汇收入增长。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提供的资料表明, 韩国农村观光和民俗市场的规模,2001 年约为2.84 万亿韩元( 1 万韩元约合8.7 美元) , 2005 年将达到5.11 万亿韩元。这意味着“观光农园”和“周末农场”已经成为郊区农民一项重要收入来源。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 发展城郊观光农业, 不仅平时可以缓解城市的压力, 而且在城市遭到战争、地震等特殊灾害时, 亦可为疏散城市人口提供备用之地, 这已成了世界城市管理者的共识。
六、美国和日本的都市农业
都市农业是指在都市化地区, 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 结合农林牧渔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 为人们休闲旅游、体验农业、了解农村提供场所。换言之, 都市农业是将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等“三生”功能结合于一体的产业。
由于社会经济、自然条件各不同, 各国都市农业发展的模式也不同。
1. 偏重生产、经济功能的模式美国大西洋沿岸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 以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5 大都市圈形成的带状区域, 被美国的经济学者称之为“巨型带状都市”。这一南北长约960km, 东西宽约50～160km的区域里都市和农村相互交叉, 融为一体, 农业如网络一样分布在城市群之中。该区域内的农业由于受都市经济势力的巨大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都市农业。
2. 偏重生态、社会功能的模式以欧洲城市最典型, 如英国的森林城市, 德国的田园化城市等, 由于经济发达和文化传统等原因, 更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3. 生产、经济功能和生态、社会功能兼顾的模式以东亚的日本和南亚的新加坡为典型。日本有许多高集约化的尖端农业, 尽管其国内食品需求热量的60%以上来自国外, 但蔬菜自给率却高达90%以上, 城市四周有许多土地用于植林,美化城市, 发挥生态功能, 国土面积的60%以上为森林所覆盖。新加坡的都市农业起着重要作用, 该国准备造10个农业科技公园, 公园内建500个高技术农场, 约占公园面积的10%, 供投资者发展尖端农业, 届时产值将达3.44 亿美元,把公园与农业科学结合在一起, 是生态农业和经济功能相结合的完美形式。
七、国外的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
生态农业发展最快的是欧盟, 1986―1996 年欧盟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 生态食品和饮料销售额从1997 年的52.55 亿美元增加到2000 年的95.5 亿美元。至2000 年, 全球194个国家中有141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生态农业, 全球生态农业生产面积占农业生产总面积的2%左右, 预计未来10 年可发展到10%～20%。
据统计, 目前在世界上实行生态管理的农业用地约1 055 万hm2, 其中澳大利亚生态农地面积最大, 拥有529 万hm2, 占世界总生态用地面积的50%; 其次是意大利和美国, 分别有95 万hm2 和90 万hm2。
据有关方面估计, 现在全球每年生态农业产品总值达到250 亿美元, 其中, 欧盟100 亿美元,澳大利亚35 亿美元, 美国和加拿大100 亿美元。除德国外, 欧洲生态食品消费较多的国家还包括法国、英国、荷兰、瑞士、丹麦和意大利, 产品种类包括作物产品、奶制品、肉类、水果等。
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形式的, 并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旅游方式。它的中心主要是体验及了解自然, 生态旅游应该进行合乎生态伦理道德的管理, 以促进其低影响、非消耗性的特点, 而且, 它要定位于社区( 控制、利益与规模) 。生态旅游学会( Ecotourism Society) 1992 年所下的定义: 它将生态旅游限定为“为了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 有目的地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游, 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时, 创造经济发展机会, 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居民受益”。它主要发生在自然区域, 并将促进这类地区的保护与保存。在生态旅游活动中, 旅游者获得满足程度的期望值是以欣赏和教育来衡量的, 而不是以追求刺激和锻炼身体的成就来衡量的。
八、菲律宾的私营渔业培训基地
在菲律宾达沃市郊有一个私人渔业农场( Hito Fishery Hatchery) , 这个渔业农场始建于1996 年, 现在已经在技术传播和对农民、技术推广人员和大专院校学生的科普培训方面赢得了很高的荣誉。经营这个渔业农场的是一对年轻夫妇, 他们俩都是位于马尼拉的艾雷尼塔大学( Areneta University) 的毕业生。这个渔业农场专门饲养非洲鲶鱼、罗非鱼和鲤鱼及鱼苗。作为一个私营的渔业农场, 它是省农业厅、科技局和渔业局的合作伙伴。同时, 许多国家大专院校、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农民协会都与这个渔业农场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
最初, 这个渔业农场1992 年是在吕宋岛建立的, 1996 年搬迁到这个地方。目前, 这个渔业农场的主要职责是对渔民和工作在政府、非政府、银行和大专院校的推广人员提供培训。一般来说, 他们提供培训一个班20 个人, 内容根据受训者的需求, 开始提前申请报名然后开始录取程序。虽然这个渔业农场位于这个地区, 农场的服务已经远近闻名, 两位农场主经常被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邀请回答用户的相关问题。
许多小农户, 特别是附近种植水稻的农户常常访问这个农场学习渔业养殖方法以及在本市和城镇营销技能。为了避免小农户之间的竞争, 这个渔业农场还提供组建农民协会开展产品销售的服务项目。李磊摘自《世界农业》2006.8作者：王德海 刘玉花 高翠玲 黄杰 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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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最近500年的世界史上，中国代表着“勤劳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则代表着战争投资或者以“战争金融”推动资本积累的模式。学术界所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西方的“资本密集型”之比较，其所指亦不过是这两种模式的具体表现而已。这两种模式究竟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经验教训：必须有财政货币自主权
1567年是世界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在中国上，它被称为&隆庆元年&。这一年，明隆庆帝朱载垕同时开放了&海禁&和&银禁&，昭令&朝野上下率用银&。从此，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白银进口。据统计：自16世纪中叶起，西班牙从美洲横越太平洋，经菲律宾运到中国的白银，占新大陆白银总产量的四分之三。
与此同时，在1561年的欧洲，处于白银转运重要中继站的地中海地区，热那亚商人则开始倒卖西班牙帝国借款的凭证&&&调剂债券&。从1579年起到1621年止，欧洲债券的拥有者在皮亚琴查定期举办债券交易年会。著名的&皮亚琴查交易会&一直持续到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成立并发行债务票据&&欧洲金融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荷兰之后很久&&才告一段落。
1560年代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也是世界经济&大分流&的开端。1560年代以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创生者，在&世界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化的过程中逐步衰落，直到今天，我们才终于目睹了新中国通过伟大的中国革命和选择主义道路而复兴，使得中国、亚洲与欧美（所谓的&南方&与&北方&）在经济上再次走向&相对的平衡&。
中国为什么会由长期的经济领先而走向近代的积弱积贫？今天为什么会再次走向伟大的复兴？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够在漫长的16世纪逐渐赶超中国，并在19世纪横扫世界、所向披靡？今天又为什么会陷入空前的、难以自拔的金融危机与动荡？&&这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思想理论课题。
所谓16世纪的世界史&大分流&，是指中国和西欧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最简捷地说，在最近500年的世界史上，中国代表着&勤劳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则代表着战争投资或者以&战争金融&推动资本积累的模式。学术界所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西方的&资本密集型&之比较，其所指亦不过是这两种模式的具体表现而已。这两种模式究竟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说到500年来的经验教训，并非简单的&先进&或者&落后&、&发展&或者&迟发展&所能概括。其中最关键的第一条，涉及国家能力问题，尤其是作为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力的最集中体现&&货币主权和财政能力问题。
我们常说社会主义救中国，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这个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有组织地把财政剩余用于办国计民生的大事，包括有效地利用国家支持的金融信用的力量，有效地利用国家能力的&象征系统&&&货币和金融的力量。一个国家的能力如何、一个社会的组织能力如何，重要的是看它能否有力地支撑起合理、坚固之货币体系和税收体系。货币金融体系是一个国家组织能力的象征、是一个社会团结协作能力的体现，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在现代民族国家竞争和帝国主义争霸的世界环境中，中国人反复认识到了一个残酷的真理：金融的问题永远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安全也永远是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的。500年，我们最沉重的代价与教训也体现于此。
前面分析过，自明隆庆元年起，经济发达、领先的中华帝国，却把货币金融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与此同时，皇权与士大夫官僚阶级之间，长期围绕着&礼法&进行的几乎毫无意义的冲突，导致了帝国统治结构从上层断裂；在基层方面，由于&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痼疾，豪强和胥吏们通过操持行政、司法和财税而垄断地方，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无组织之小农，并无制度抓手，国家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然都会被操持地方的豪强胥吏扭曲。如此上下脱节的国家，如此组织松散的社会，各阶层均按其&自治&的潜规则行事，表面上仿佛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而各得其所、各行其是，但实际上，其内部的组织能力、组织效率却是实实在在不断下降的，结果，整个社会只能以道学家的&无为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如此没有组织效率、奉行&不干预主义&的国家，自然也就无以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机制、税收体制，从而更不可能在严格的财政和税收的基础上，成功地确立起自己的发钞机制，从根本上无以保证国家货币的稳定与独立。最终，在美洲大规模发现白银的&大气候&下，明帝国将货币短缺问题之解决全盘委之于美洲白银之进口，实乃无可奈何之举，它深刻地折射出明帝国国家行政能力的失败、透视着其社会结构从内部持续解体的大趋势。
而从那时起直到清末，尽管中国日益积累起庞大的民间资本，尽管通过长途贸易的长期发展，初步确立起以票号为标志的民间货币信用机构，但是，中国的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是脱节的，这集中表现为商人不事生产，最大的商帮也不过是长途的商贩而已。与明一样，清帝国亦是将货币依赖于白银进口，又放任&多币制&之痼疾而不能解决，市场交换和国家税收都要依赖于铜币、银币和纹银之间复杂的换算，货币系统、货币体制相当混乱（&多币制&的混乱，又清楚地显示了清王朝在农村、城市之间，在交换的诸社会领域之间的管理是混乱脱节的），一旦1850年世界发生了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制度大转变，当欧美各国纷纷抛弃白银之时，大批劣质银币自然就涌入中国货币市场，在此冲击之下，清帝国的货币体系即刻陷入混乱、瓦解。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与的失败接踵而至，此后，中国再无财政之独立，国家财政亦完全沦为虚名，它对内被排斥在本国金融服务之外，对外是不能设防的&&即中国无法将自己的剩余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军事和自卫的建设。从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约100年间，中国面向富强、现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谓层出不穷，但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金融－军事工业－工商业－农业相统一的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没有财政的指导，社会又无分工交换的组织能力，与之相伴随的是中战的不能停止、中国人自相残杀的不能停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越有好处。可见，货币主权荡然，金融依赖海外的问题，乃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是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在于它第一次形成了立足于基层、组织严密的社会动员机制和社会组织结构，而在此严密的组织社会的基础上，方能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体系、税收体系、转移支付体系。通过从基层起步建立起公共积累、社会积累和国家积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极其有限的资本作为准备金，一举确立起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发钞机构的权威性，确立起人民币的货币独立性、权威性。只有这样，新中国才能通过充分地上下动员，调动起全社会的财富，集中力量办大事。建国头28年，我们正是通过集中起有限的发展资金，建立起我国完善的国防体系、工业体系和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并进行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而形成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中国革命建立的基层组织，使国家有组织、有效率地将大量农业剩余源源不断地投资于工商业，然后再以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吸引大量人口就业，那就绝不会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迅速的发展。而中国如果没有金融独立，一味地迷信金融与世界接轨，即使有昙花一现的所谓繁荣，从最根本上说，那样的一盘散沙不仅搞不成现代化，还不能遏制内部瓦解的趋势和外部势力的打击，更会被周期性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搞得民不聊生&&国民党统治几十年，不就是这样吗？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历代改革的核心无非是围绕着土地制度做文章。而认识这一点，乃是讨论中国问题的基础。离开了这一点，也就从根本上离开了中国现实。
近代以来，最常见、最流行的观念之一，就是把中国之落后原因，归结为农民：农民&素质&差、&水平&低，狭隘、自私，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温床，是&中国的原罪&；或曰中国之&原罪&，就是因为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农民。于是，要发展、要赶超、要民主、要自由，首先就要处心积虑地消灭农民。甚至于今天，更有&土地私有化&方略之呼吁，以为现代化就等于把农民变成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后备大军&&据说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奏的&圈地&运动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其实，这些人并不知道：英国之圈地，圈的主要是&公地&，而非自耕农的土地，同时，被从土地上&转移&、赶出来的，也并不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而是本来没有土地的农奴（由于种植业向牧场的转换，所以就用不着那么多农奴集体劳动了），在当时的英国，只要农奴肯交赎金，他们就可以&自由&了。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最初的产业工人大多是从流浪汉转化而来，而流浪汉又主要是从&被自由&了的农奴转化而来。而这就决定了：如此产业劳动大军，却从来谈不上什么管理经营经验（因为是农奴），更一向缺乏协作精神（因为是流浪汉），他们一旦被圈到工厂里，日夜重复一套机械性的劳动动作，其&精神异化&更是不可避免，所谓&机器对人和劳动力的排斥&，尽管出于只讲效率不讲人道的血腥资本逻辑，但是，从资本家的角度看来，这确实是基于欧洲劳动力之特点（缺点）所做出的几乎必然的选择。简而言之，采用这样缺乏劳动技巧、协作精神、经营能力的&异化&劳动力，还不如多采用些机器为好。当马克思不幸地谈到欧洲&流氓无产者&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清晰地触及了欧洲产业劳动者阶级的这种&异化&的史前史。
与英国和欧洲完全不同，中国社会的最广大基础却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而任何政权如果妄图要剥夺中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那就等于挖掉了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基础，这一点早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正是由于中国的基本现实乃是&人多地少&，这就迫使着小农们不得不在如此小块土地上，费尽心力、殚精竭虑，从而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管理、经营经验；且在家庭劳动之中，中国小农更形成了密切的协作劳动技巧，而中国的农村家庭（农户）正是这样一个分工协作的劳动共同体。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小农就被如此的历史条件造就为世上最为精明强干的劳动者，甚至是拥有着令人惊叹的管理能力的经营者和精打细算本领的会计。又恰恰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们与欧洲的农奴－流浪汉－产业劳动者阶级有着不同的发生史、发展史。要探讨中国与欧洲之区别，首先就不能不面对这种社会生产劳动的&史前史&所造成的劳动力能力的差别。
对于近代的各种教条主义者而言，中国要发展，要么靠资本，要么靠&观念&，他们共同的所作所为，竟然首先就是要消灭农民，而他们的根本立场，自然也都免不了要与中国社会的根本基础&&农民为敌。比如曾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托派&，就是认为农民连&革命&也不配，因此，他们绝不会赞成毛泽东的名言：谁能赢得农民的支持，谁就会赢得中国，而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可以赢得农民。
日本学者杉原熏正是从社会劳动史的比较分析中，深刻地指出：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东亚经济能实现伟大复兴，首先就在劳动力的优势、强势，这种劳动力优势，又绝不是简单地指人口数量多，而是指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最为广大的小农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协作劳动的技巧和精明强干的计算能力，即高素质劳动力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上的基础。据此，他方才提出了东亚&勤劳革命&模式对抗欧美&工业革命&模式的著名论断。什么是中国模式？杉原熏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中国是现代世界上惟一一个没有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而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与指责中国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先天&落后&，农民乃是&革命&与&现代化&的阻力的教条主义者不同，杉原熏认为，以小农为主体的中国及东亚的劳动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劳动力，与西方劳动者相比，他们发生、发展的经历并不相同。
在某种意义上，杉原熏其实继承了毛泽东的视野，关于&勤劳革命&的理论，更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论证了：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为什么倘若中国放弃工农的主体地位，放弃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不但会丧失发展的全部优势，甚至还会退回到四分五裂的悲惨状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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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月网 | 责任编辑：张亚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