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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国内同心连接器项目节能评估报告书（甲级工程咨询资格）
完成日期： 16:36:18
　　能源评估：是指通过对建设项目分析，核算该项目的各种能源的消费结构和消费量，核算主要用能设备的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各种节能降耗措施的效果，核算该项目单位产品和单位产值能源效率指标和经济指标，评价该项目的用能合理性和先进性的一种评价方法。简称&能评&。&
　　项目节能评估主要政策要求&
　　为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管理，促进科学合理利用能源,从源头上杜绝能源浪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政府制定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
　　办法要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按照项目建成投产后年能源消费量实行分类管理。&
　　　　（一）年综合能源消费量3000吨标准煤以上（含3000吨标准煤，电力折算系数按当量值，下同），或年电力消费量500万千瓦时以上，或年石油消费量1000吨以上，或年天然气消费量100万立方米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单独编制节能评估报告书。&
　　　　（二）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不含3000吨，下同），或年电力消费量200万至500万千瓦时，或年石油消费量500至1000吨，或年天然气消费量50万至100万立方米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单独编制节能评估报告表。&
　　上述条款以外的项目，应填写节能登记表。&
　　能评估方法&
　　　　1. 政策导向判断法。 根据国家及北京市的能源发展政策及相关规划，结合项目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及能源利用条件对项目的用能方案进行分析评价。&
　　　　2.标准规范对照法。 对照项目应执行的节能标准和规范进行分析与评价，特别是强制性标准、规范及条款应严格执行。适用于项目的用能方案、建筑热工设计方案、设备选型、节能措施等评价。项目的用能方案应满足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项目的建筑设计、围护结构的热工指标、采暖及空调室内设计温度等应满足相关标准的规定；设备的选择应满足相关标准规范对性能系数及能效比的规定；是否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采取了适用的节能措施。&
　　　　3.专家经验判断法。 利用专家在专业方面的经验、知识和技能，通过直观经验分析的判断方法。适用于项目用能方案、技术方案、能耗计算中经验数据的取值、节能措施的评价。根据项目所涉及的相关专业，组织相应的专家，对项目采取的用能方案是否合理可行、是否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行分析评价；对能耗计算中经验数据的取值是否合理可靠进行分析判断；对项目拟选用节能措施是否适用及可行进行分析评价。&
　　　　4.产品单耗对比法。 根据项目能耗情况，通过项目单位产品的能耗指标与规定的项目能耗准入标准、国际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进行对比分析。适用于工业项目工艺方案的选择、节能措施的效果及能耗计算评价。如不能满足规定的能耗准入标准，应全面分析产品生产的用能过程，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5.单位面积指标法。 民用建筑项目可以根据不同使用功能分别计算单位面积的能耗指标，与类似项目的能耗指标进行对比。如差异较大，则说明拟建项目的方案设计或用能系统等存在问题，然后可根据分品种的单位面积能耗指标进行详细分析，找出用能系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6. 能量平衡分析法。 能量平衡是以拟建项目为对象的能量平衡，包括各种能量的收入与支出的平衡，消耗与有效利用及损失之间的数量平衡。能量平衡分析就是根据项目能量平衡的结果，对项目用能情况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以便明确项目能量利用效率，能量损失的大小、分布与损失发生的原因，以利于确定节能目标，寻找切实可行的节能措施。以上评估方法为节能评估通用的主要方法，可根据项目特点选择使用。在具体的用能方案评估、能耗数据确定、节能措施评价方面还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使用其它评估方法。&
　　　　7. 坚持节能评估和审查的前置性。 对未按规定取得节能审查批准意见和未按规定提交节能登记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发展改革部门不予审批、核准。&
　　　　8. 把握全面、突出重点。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县)
项目投资管理类别
项目所属行业
新建□ &改建□ &扩建□
项目总投资
工程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主要耗能品种及耗能量
节能评估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等
行业与区域规划、行业准入与产业政策等
相关标准与规范等
能源供应情况分析评估
项目建设地概况及能源消费情况（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水耗、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节能目标等）
项目所在地能源资源供应条件
项目对当地能源消费的影响
项目用能情况分析评估
工艺流程与技术方案（对于改扩建项目，应对原有工艺、技术方案进行说明）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主要耗能工序及其能耗指标
主要耗能设备及其能耗指标
辅助生产和附属生产设施及其能耗指标
总体能耗指标（单位产品能耗、主要工序单耗、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单位产值或增加值能耗等）
节能措施评估
节能技术措施分析评估（生产工艺、动力、建筑、给排水、暖通与空调、照明、控制、电气等方面的节能技术措施）
节能管理措施分析评估（节能管理制度和措施，能源管理机构及人员配备，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能源统计、监测措施等）
结论与建议
　　同心连接器项目节能评估报告大纲&
　　一?评估依据
　　二?项目概况
　　　　(一)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三)项目用能概况&&
　　三?能源供应情况分析评估
　　　　(一)项目所在地能源供应条件及消费情况&&
　　　　(二)项目能源消费对当地能源消费的影响&&
　　四?同心连接器项目建设方案节能评估
　　　　(一)项目选址?总平面布置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二)项目工艺流程?技术方案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三)主要用能工艺和工序,及其能耗指标和能效水平&
　　　　(四)主要耗能设备,及其能耗指标和能效水平&&&
　　　　(五)辅助生产和附属生产设施及其能耗指标和能效水平&&
　　五?项目能源消耗及能效水平评估
　　　　(一)项目能源消费种类?来源及消费量分析评估&
　　　　(二)能源加工?转换?利用情况(可采用能量平衡表)分析评估&&
　　　　(三)能效水平分析评估&&
　　六?节能措施评估
　　　　(一)节能措施&&
　　　　　　1?节能技术措施&&
　　　　　　2?节能管理措施&&
　　　　(二)单项节能工程&&
　　　　(三)节能措施效果评估&&
　　　　(四)节能措施经济性评估&&&&
　　七?存在问题及建议
　　八?结论
　　九、附图、附表&
　　　　厂(场)区总平面图&&
　　　　车间工艺平面布置图&&&&
　　　　主要耗能设备一览表&&&&
　　　　主要能源和耗能工质品种及年需求量表&&&&
　　　　能量平衡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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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_全文阅读_18-米花在线书库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_18
47人，占总人数的4．2％。嘉兴县部分生产队断粮，陶庄公社南王、火星生产队断粮。上虞县东关公社5月16日开始有6个大队62个食堂断粮。历海公社5月17日有26个生产队断粮。在浙江省档案馆存有各地向省委的求救报告：日，金华专员公署报告，据兰溪、浦江、义乌、金华、桐庐五个县统计，发生大量浮肿病人，仅兰溪县4月分就发生41135人。日，嘉兴专区安吉县南湖浮肿病报告，5月10日最高发病人数为1126人，占总人口的4.86％。病情为脚部麻木，全身疲乏无力，以后发展到足背浮肿，二、三天后逐渐肿至膝部，严重的肿至大腿及腹部，甚至产生腹水。日，金华专署卫生科报告，建德县浮肿病人大量发生。日，景县卫生科报告，据对四个重点村调查了338人，其中有176人有浮肿病，有病者占调查人总数的52.07％。日24时，瑞安县人民委员会电报称：我县南田、学口、大学、珊溪、黄坦王壶等公社，浮肿病大量发生。仅据南田、学口、大学、珊溪四个公社不完全统计，已有4800例。日，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称，近来，瑞安、景宁、平阳等县发生大量浮肿病，其中瑞安县8月24日统计，就有10985人。日，黄岩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人2263人，死亡4人。主要发生在新桥、三甲、全清天个公社13个生产队。日，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浮肿病的通报》称，从4月上旬以来，我县开始发现浮肿病人，据6个公社上报数统计，共有1072名病人。日嘉兴县卫生局《浮肿病防治工作总结》中说，据1－5月份统计，浮肿病发生人数为11873人。　除浮肿病以外，浙江省农村还发生了大量的“肠原性青紫病”。病人口唇等粘膜及四肢末端有青紫状，卫生单位认为，这是由于大量以青菜代食，引起亚硝酸盐中毒，使正常的血红蛋白变成了高铁血红蛋白。1958年到1959年均有发生，1960年突然升高。日以来，全省27个县市的188个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发病人数有11762人，死亡365人。其中金华地区最为严重，发病的有11个县79个公社，病人6809人，死亡233人。这个专区的兰溪县8个公社中就有7个公社发病3869人，死亡131人。发病和死亡的多是15岁以下儿童。另据兰溪县游埠公社调查，全社76个生产队有68个生产队发现病人，从3月2日到24日，18天当中，共发现1120例（不包括再发病人），死亡多人。　　没有粮食，各级政府号召农民吃代食品。组织农民上山、下海，大搞代食品。安吉县青山公社大里生产队1960年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又多卖了3万多斤粮食。就“书记动手，干部带头，老农为师，大搞群众运动，十天挖掘代食品原料92000多斤”。葛藤、郎鸡根、野荢麻根、金刚剌都成了很好的食品。1961年12月，江山县搞了番薯藤叶、橡子等代食品二万二千五百多担。　日，林乎加在黄岩召开的“全省改造落后队现场会”上讲到，落后队有几个特征，这就是；病、饿、流、荒、坏、官。病：根据系统29个县的极不完全统计，从3月1日到4月底，生浮肿病的有72600多人，死亡270多人。流：是指人口外流逃荒。荒：是指土地荒芜。坏：是指坏干部当道。官：是指官僚主义。所谓落后队，并不是个别的，据路桥镇调查，占生产大队总数35.5％。林乎加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反动势力复辟”，归罪于“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统治势力还没有摧毁”。他的这一看法和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看法相似。不过，林乎加这种法比毛泽东早了半年多。虽然有饥荒，但浙江省还算比较轻的省份，饿死有的不算太多。浙江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我们还是用浙江省的人口统计资料作些研究。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年的三年中，历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3.85万、6.68万和1.37万，合计为11.9万。另外，根据同书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进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约为113.14万人。根据《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的数据，用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的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0.77万人，少出生105.17万人。大饥荒对浙江人口的影响为二者之和，即116万人。四、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浙江省衢县石梁公社炉头生产大队原来是万田乡的一个自然村，距离县城只有几公里，人均耕地1.4亩，高于平均水平。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一个富煦丰足之地。1953年这里有两个互助组，1954年，两个互助组发展为两个初级农业社。1955年，这两个初级社在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平均每人口粮650斤，每个劳动日分红1.2元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红和家庭副业收入）。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地方，从1956年以后，很快进入贫困，进入饥荒，而且出现了饿死人的悲剧。问题是从1956年成立高级社开始的。当时，这两个初级社和万田乡的其它12个初级社合并为1116户的高级社（一乡一社），称为胜利高级社。开始，炉头的农民认为自己的收水平较高，与其它初级社合并要吃亏，不愿意合并。但上级领导认为“合作社愈大愈优越”，逼炉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们在炉头河滩上筑了一道防洪坝，故意在炉头方向留了一个缺口，威胁炉头：“不参加大社，管叫炉头村变成炉头滩！”炉头被迫参加大社以后，就来了一个土地大调整，上百亩好的水田被调出。在年终分配时搞“穷富拉平”，炉头农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农民说：“泥鳅黄鳝一样长，多产不多吃，多做不多分，还有什么劲头搞生产！”面对社员生产积极因素不断下降情况，高级社的领导人不分析原因，不纠正平均主义的错误，却期望用高压的手段来提高生产积极性。1957年整风之后，他们制定了《胜利高级社劳动纪律》，规定多大年龄的人必须做多少工分，只能超过，不能短少。要服从领导，听众指挥，农活不合干部标准的一律返工。不经组长或队长批准，不得外出。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分配的要罚款或扣除口粮。从此，干部不仅掌握了社员的劳动权，还控制了社员的吃饭权。1958年8月，县委又在这里重点试办“共产主义公社”，又把周围的5个高级社合并了进来，组成了一个1639户，长12里、宽7里的大核算单位。10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梁人民公社，原来的“共产主义公社”成了石梁公社的万田生产大队。这一年自留地归公了，社员家庭饲养的猪、蜜蜂等都归公了，做饭的锅收去大炼钢铁了，灶拆去做了肥料。劳动力大调动，土地大调动，农具大调动，房屋大调动，社员说，这一年是真正的“共产年”。主要劳动力都调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当时还大搞“吃饭不要钱”，其它生产队来吃，小学生来吃，中学生来吃，过路人来吃，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整整吃了五个月。1959年上半年，传达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听说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养猪了，社员很高兴，有的真的养了猪。可是到了12月，管理区（在公社和大队间的一个管理层次）大搞千头养猪场，把社员新养的50多头猪全收走了。群众说：“共产党是上半年骗，下半年变”。为了达到公社下达的出勤率指标，大队干部把社员都赶下田，让食堂把粥桶抬到田头，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头吃饭。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头才能吃到饭。在田间的人必须通宵达旦地干，下雨也不能回家。干部守在路上，见谁回家就打，连喂奶的妇女也不准回家，孩子在家里哭，妈妈在田头哭。对于不听话的社员轻则骂、扣饭，重则吊打，每次开会，迟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罚跪。管理区私设的监狱，先后关押了200多人。　　1960年，管理区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为气温低，不是谷种烂了就是秧苗烂了，烂了补，补了烂，一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还是荒了100多亩田。仅这一项炉头就损失稻谷两万多斤。原来炉头的100多亩番薯是种在村西的桥头山上，那里的土质适宜番薯生长，管理区为了成片种植，硬让炉头把番薯种在东面的白塔山上，结果没有收成，损失了三万多斤番薯。管理区要求密植，还规定株距为5×2，社员觉得太密，就改成6×2，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发现社员没听他的话，就一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员的头发，狠狠地将他按在水田里，命令大家把秧拔起来重插。如果上级干部来检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欢迎，还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干净。1960年双季稻收割时，公社书记来检查，管理区就从炉头抽180个劳动力去蒋家滩二里长的大路上拔草，误了收割，损失粮食15000多斤。共产风，瞎指挥，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大队上报的产量数却是连年上升。1959年，炉头大队产量实有34万斤，比“三包”产量53万斤少了40％，大队上报的“核实产量”却是72万斤。年终分配时，为了掩盖谎言，让会计专门做了一个“超产粮”分配方案，把虚报的数字分配到每户的帐上，作为社员口粮。1959年，全大队需要口粮265800斤，种子33700斤，只能卖粮51300斤，由于浮夸，一下子卖出了127675斤，还上交储备粮5700多斤，支援其它大队数千斤。到了1960年2月开始，连续三个月断粮。7月夏收后，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库，大队集中全部劳动力，连夜收割，脱粒，连夜挑送粮库，社员得不到粮食，以致秋收后又断粮20多天。在断粮期间，只有下田的劳动力每天4两米（相当于0.25斤），其余的人粒米不给。只能以树皮、野草、树叶充饥。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不少人活活饿死。贫农邵根福的妻子临死时还挣扎着用筷子刮着空碗，说：“给我吃点饭呀！”贫农邵双土27岁的妻子因为把萝卜省给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肿病死了。贫农邵石侬饿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肿病，一个4岁的孩子得了干瘦病，双脚瘫痪了。邵石侬饿死时，有人告诉大队长周某，周却说：“人多了要吃饭，多死几个就好了。”贫农邵渭才，原来是初级社社长，夫妻二人1958年和1960年先后死亡，只留下4个孤儿。经过几年的折腾，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全大队产量361363斤，1960年只有298317斤。社员的平均口粮由1955年的650斤，降到1960年的数57斤。五、富裕路桥镇的昔日2001年10月底，中国改革研究会在台州召开年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工厂和商场。在飞跃缝纫机厂，参观者啧啧称赞这里的设备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车间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尘不染。我做了20多年的工业记者，到过的工厂少说也有上千家，像这样先进的工厂是很少见的。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继宝创建的飞跃集团的一部分。2000年飞跃集团销售额达15.13亿元，飞跃牌缝纫机60％外销，出口到国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16个国家设有17个销售公司。我们还参观了星星电器集团，这家公司2000年销售额达13.1亿元。在路桥小商品市场，市场的规模和商品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参观完了以后，我们在路桥大街边等车，看到宽阔的街道和繁华的商业，大家对这里的富裕和发达赞叹不已。谁也不会想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曾是饿殍遍地。可见制度稍有松动，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同一个地方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路桥镇公社共辖31个大队。据1961年省委工作组调查其中，洪洋、张李、方林、杨家、应家、李家、上马、古岙等11个大队是落后队，占大队总数的35.5％。有章杨、永跃、龙头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个大队是先进队，占大队总数的29％。剩下11个是一般队，占大队总数的35.5％。这11个队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风、洋洪、洋叶、洋张、竞争、肖谢、肖王、洋官。落后队的特点是，生产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饿、病、逃、死、荒的情况非常严重。一般队的生产下降幅度比前一种小一些，社员生活没有前一种困难，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况。如戴家大队，1960年和1958年比较，粮食产量下降15.3％，总收入下降了8.5％，发生了22人非正常死亡。有30多名社员被大队长吊打过，22名社员被扣过饭。先进生产队粮食产量下降10％以下。其中全镇最好的尖子大队是章杨大队，虽然也吃不饱，但用粮有计划，瓜菜多，全队只有6个浮肿病人和8个妇女闭经。没有发现非正常死亡。先进队不是没有问题。章杨大队自1959年以来，集体的粮食和钱款大量被盗，一直没有查出，群众认为大队干部、食堂主任、会计、粮管人员嫌疑最大。落后队社员的生活十分悲惨。如方林大队，1960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14.9元，口粮只有255斤。倒挂户（即劳动了一年还欠集体的钱）占总户数的96％，平均每户倒挂76元。两年来，全大队只出生了12个小孩，死亡人数却有60多人。仅1960年就死了46人，其中31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肿病死亡17人，干瘦病死亡14人）。社员变卖财产相当普遍。卖得少量的钱到路桥镇上买菜维持全家生命。两年来，社员卖掉20间房屋全部拆了，有9间房屋拆了一半，有96间房屋拆了一部分，还出卖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家具。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生产队的饥荒严重程度不一样呢？调查者将路桥镇最好的队章杨大队，和落后队利丰大队进行了比较。这两个大队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区，自然条件和原来的基础差不多。为什么在饥荒程度上出现了差别呢？“共产风”刮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1958年刮了一阵“共产风”，1959年在传达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对“一平二调”拿走的东西还进行了部分退赔，以后再没刮“共产风”。利丰大队从1958年开始，“共产风”一直刮到1960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劳动力，社员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两个大队在1958年都实行了“供给制”（实际只在粮食方面），但1959年以后，章杨大队，减少了供给制的比例，而利丰大队供给制的比重一直比较大，自从办公社以后就取消了评工记分制度。生产小队的稳定程度不一样。自1958年以来，章杨大队对其所属的生产队没有进行调整，生产队的人员、组织和生产资料比较稳定。而利丰大队对其生产小队两年变动六次。每次变动，都把土地、耕牛、农具、劳动力打乱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农具损失很大。生产上瞎指挥的严重程度不同。路桥公社对这两个大队都有瞎指挥。但章杨大队的社员采取了一些变相抵制的手段。大队干部对于社员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利丰大队的干部执行公社指挥很坚决，社员无法抵制，因而损失很大。浮夸风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上报生产进度、劳动力出勤率、施肥数量、估计产量方面也搞浮夸，但在上报分配粮食产量、接受粮食征购任务时，尽可能讨价还价，浮夸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丰大队浮夸严重。1957年粮食减产8％，却上报增产10％，1958年亩产810斤，上报1440斤，1959年亩产650斤，上报1019斤。1959年粮食减产7万多斤，征购任务却增加了16万多斤。这两个大队的干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由于以上种种不同，这两个在队的社员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杨大队虽然也有饥饿，但只有少数的患浮肿等营养不良的疾病，没有饿死人。利丰大队的社员就很悲惨。1960年和1956年相比，利丰大队粮食亩产量下降下32％，总产量下降了31％。社员每户收入下降了68％，社员口粮标准下降了31％。据1960年4月调查，有189人患病，占总人口的26％，其中患浮肿病的50人，干瘦病的28人，青壮年妇女闭经的32人，子宫下垂的36人，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的13人。两年内死亡88人，占总人口的12.5％，其中非正常死亡的75人。两年内出生的只有24人。由于无法生活，有夫之妇带着孩子改嫁的12户（不办离婚手续），把子女送人的8户，结婚的只有一户（大队保管员，有贪污行为）。1958年以后的两年内，被干部吊打的社员有28人，被拧耳朵的有175人，罚工分、扣饭票的有192户。1960年1月，社员陈开林看到干部大吃大喝，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王某带几个人半夜敲开陈开林的门，把陈拉出去，让他脱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跃进灰”（用稻草烧泥块作灰肥），陈不去。就拉到大队办公室，说要送管理区，陈开林的妻子坚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干部没有办法，骂了一顿才罢休。1960年7月，13岁的男孩林应彩钓了两斤黄鳝，大队长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应彩到黄岩城里讨饭，被王碰见，说是“给利丰大队丢面子”，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并把林带回来，用伞柄打了一路。带回后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绑在椅子上两个小时。1960年10月，社员陈小友偷吃了几块番薯，全家被扣了17天口粮，陈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外出讨饭，下落不明。这个大队从1949年到1958年，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后，特别是1959年和1960年两年，由于粮食减产、收入减少、征购任务增加，农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普遍出现吃草、吃糠、饿、病、逃，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员说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卖家具多、送儿送女多、妇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讨饭的多、偷窃多。从社员蔡庙寿的变化可见一般。蔡家公社化以前12口人，三个劳动力，家里生活比较殷实，大小家具齐全。1959年春，口粮不足，为了买番薯丝吃，出卖家具五件共得13元：席床二件，4元；织布机一部，4元；铜火炉一个，3元；铜盆一个，2元。日，大儿子蔡小玉因浮肿病死亡，留下老婆和两个小孩（一个8岁，一个4岁）。二儿子蔡小头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到了1960年春，全家11口人，没有吃的，为了到路桥买一角二分钱一斤的菜叶，一角五分钱一斤的番薯藤，再卖家具：共卖出26件，得117.6元。到此家具基本全部卖光。1960年3月，大媳妇带两个小孩改嫁，全家12口人只剩下8人。从1959年到1961年，为了买吃的，利丰大队有190户（占总户数的87％）变卖了家具、农具、衣服，有51户（占总户数的23％）拆房子卖砖、木料。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2002年12月，为了调查云南省在大饥荒中的情况，我乘波音737从北京飞到云南省会昆明，整整飞行了3个半小时。在1958年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从昆明到边疆一些县还得有10天到半月的行程。可见云南离中央政治中心多么遥远！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意志，也施加到云南这样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的每一个角落。边疆少数民族也不能幸免“三面红旗”的灾难，也不能逃脱饥饿和死亡。表10－1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及前两年云南省的人口变动。表中的总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取自《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一书。这些数据是云南省官方提供的。表10－1　　大饥荒期间云南人口变动（单位：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一）
59 62 1963 总计
年末总人口 4．48 4．55 3．72 2021．68
出生率 34．75 23．61 20．94 24．19 19．40 39．71 43．15
死亡率 15．22 21．62 17．96 26．26 11．85 10．85 14．14
非正常死亡
15．12 8．28 24．04
少出生人口
28．53 33．96 27．60 36．50
根据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计算方法见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一章）大饥荒期间，云南省人口变动情况，即非正常死亡近50万人，少出生人口近130万人。表10-1中最下面两行就是本书作者计算的结果。当然，这是用官方数据计算的，实际情况要比这个数据要严重得多。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的结果是，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云南非正常死亡80万，死亡率为4．2％。他没有考虑云南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一、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由于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新政权接管云南以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采用内地那种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和平协商土改”。和平协商土改的政策原则是：“在保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基本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地主从政治上、经济上作了适当让步。”“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剥削，不分其它财产，并保留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改革中不打，不杀，除现行犯以外不捕，并一般不剥夺政治权利等”。边疆地区土地改革到1955年底才基本完成。说是和平协商，实际上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和平协商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待政策、发动群众，组成农民队伍；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这一阶段要向地主阶级进行“有控制的、有领导的面对面的说理说法斗争，全面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第三阶段是没收征收土地；第四阶段是分配土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以后，地主富农不敢请工，也不敢拿粮食到市场上去卖。农村借贷关系也停止。坝区（云南称山间盆地里的小平原为“坝子”）和内地历年有大量粮食流入边疆和山区，1956年，因坝区和内地土地改革，流入边疆的粮食大量减少。再加上沿边一线边防工作加强，1956年3月以来部队向边沿一带推进以后，边民出国帮工和购粮也大为减少，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农具和牲口。所以，1956年以来，边疆地区粮食问题十分紧张。思茅地区1956年5月粮荒开始露头，六、七月份更为严重。各地均发生农民到区政府和驻军部队要粮食的情况。由于粮荒，澜沧东回区磨界寨“坏分子企图煽动群众抢劫区政府”，后因及时发觉而制止。酒井区大卡竜乡群众私自开仓分了粮食10多担。募乃粮库从4月下旬到7月8日，发生偷粮抢粮事件22次。澜沧东河区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为此，思茅地委在半个月间连续两次发出解决粮食问题的紧急指示。在1958年大跃进以前，由于农村政策挫伤了农了的积极性，加上征了过头粮，云南农村就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云南省纪委1955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说，1952年思茅县龙潭、坝溜两区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206人（其中龙潭105人，坝溜101人）。这个事件一直拖到1955年才作处理。临沧地委在日的报告说，临沧县在1956年3月到9月的6个月时间内，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在三个区26个乡的范围内，因饥饿而致死的有110人。原来属余粮户和自足户，因国家多征购了粮，又没有及时供应而饿死的占死者总数的占49.9％；原属于缺粮户，虽有粮票而无钱购粮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72％；因生理缺陷或劳动力极差而无人关心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8.18％；原是自足户因吃粮计划不周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9％；因基层干部贪污了粮票和救济金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6.36％；吃野菜中毒和因缺粮被家庭虐待而死的占死亡总数的4.54％。因此，群众普遍产生不满情绪。有的说：“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四区斗角乡饿死人丢在河里。家属说：：“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拿去堵河坝。”临沧地委上述报告说，在这一时期内，因缺粮使偷盗事件普遍发生。据14个乡调查，被发现有偷盗行为的有188人。因偷盗被吊打、斗争、游街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63起。另一方面，外逃、求乞、出卖农具、家具，甚至卖儿卖女的也不少。斗角乡贫农谢廷楷以两元钱出卖了独生子（后又赎回）。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8％，四、五两个区插秧被推迟两个节令。报告说，出现饿死人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分配粮食征购任务上存在“偏差”。死人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四、五两个区。第四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975000斤，相当于1954年实绩3672408斤的1.35倍。第五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075000斤，相当于1955年征购实绩2930081斤的1.39倍。征购任务太重，不得不对采取强制手段，层层施加压力。因而出现了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五区平村乡工队干部半夜三更背着枪，点着火把，带着运粮队伍到群众家中搜查，贫农交不出粮的打欠条，富农交不出粮就现场斗争。富农王中富被打断三根肋骨，他的儿子被打成残废。　　临沧县1956年饿死人的事件一直拖到1957年才处理。这个情况一直被压在地委以下，没有向中央汇报。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土地改革比内地晚了几年，()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还沿用刻木记事、结绳丢豆记数，不会算账，完全不具备办社条件，但是，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不久，政府就不顾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到1957年底，云南省有初级社3015个，高级社18557个，共计21572个，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8.9％。到了1958年初，又开始并社、扩社。到公社化前，农业合作社并为18943个。经过9、10两个月的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就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833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为30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2.4％。有的地方上午刚挂上农业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换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边疆民族地区变换得更快，一些民族自治州1958年初才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土改结束后才创办起来的互助组，很快就被初级社、高级社所取代，紧接着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当时称这种现象为“一年内实现两次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说这是“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高潮，双管齐下，一箭三雕，三步并做一步走。”。就连原来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一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全省公社的规模一般在户，最大的公社有3万多户。在公社化过程中，原来合作社的财产一律转为公社所有。农民私有的牛、猪以及其它大小家畜、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一律折价入社。说是折价，实际只算原价的50％，而且大部分没有付款，完全是无偿剥夺。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历来把牛当作财富的象征，公社化强行将其牛入社，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随着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也办了起来。到10月14日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建立了98572个公共食堂，参加人数达1220多万人。大办公共食堂并不是完全自愿的，有的地方强制取消一家一户的伙食，有些地方还没收农户的小农具，甚至将农户的铁锅砸碎，集体、私人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很多地方以管理区（大队）为单位合办公共食堂，有粮食的生产队和没有粮的生产队在一起吃大锅饭，宣布“吃饭不要钱”。在居住分散的地区，社员每吃一顿饭要翻山越岭，少则走四五里路，多则走十多里路。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五风”猖獗，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据云南省委统计，从1958年到1961年，全省无偿调动的劳动力不下5亿个工作日。无偿占用和调用的土地约有245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平调的牛、马、骡、驴大牲畜约60万头，拆除农民住房100万间以上，另外还无偿占用农民住房100万间。与此同时，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盛行。在高寒山区，不让种适合这里气候的荞麦，改为不适合生长的玉米，称为“革荞子的命”。对西南边疆地区，不准在旱田旱地里种适合这里气候的旱谷，改为不适宜当地的杂粮，称为“革旱谷的命”。为了推广三轮三铧犁，强行火烧老式木犁。为了争先进、抢进度，动辄命令群众割掉没有成熟的作物，或者拔掉不合“规格”的幼苗，进行改种或重种。对不执行或没有按基层干部意志办事的扣工分、扣口粮、打骂，甚至动用各种刑罚。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农业集体化和粮统购统销是在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进行的。说“阶级斗争是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强大动力”，实际是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推进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1957年，在全省农村进行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于1957年8月在云南内地108个县（市）展开。8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斗争了9153人，捕了1342人。这场斗争“生动有效地批判了农村中的右倾思想。”斗争的结果，“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省委准备在这次斗争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10％，逮捕1％（2000人），个别判处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数之内。也是在1957年，在城市开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日开始，云南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运动。1958年4月起，全省又开展了“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共划出右派分子1073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8％，其中，党内右派分子1795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3.6％，共青团内右派1616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数的3.72％。在右派分子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58人。在1795名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1418人，占78．55％，地下党干部1221人，占67．97％。国民党起义将领导龙云、副省长龚自知、省人民委会委员安思溥、杨克诚、谢崇文、宋一痕、秦淑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给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和行政处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一部分人被判处徒刑。此外，还对上万名被认为有“右派观点”或“站在右派立场”的干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也长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视。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在全省开展了肃清“地方主义”的运动，严厉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划出了一批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云南省，批判地方主义这不是第一次。1954年就批判过郑伯克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在人事上，主张干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强调地方情况特殊化。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不仅在云南省，在山东省、广东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开展过。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22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揭批所谓“郑敦、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21日，会议通过了“开除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郑敦是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们的罪状是：“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修改党的全部组织原则，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形势‘漆黑一团’，说当前存在‘十大紧张’、‘十大矛盾’；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地、富、反、坏、右大联合,虽他们的阶级基础”。现在看来，他们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等领导人不仅在干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们对1957年以来的形势持不同看法。在各专区和县，也相继揪出一批“郑王反党集团”在当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们的“钉子”和“爪子”，株连了一大批干部。1979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损失不可挽回。1958年大跃进高潮以前的一系列阶级斗争，多数是人为制造的。残酷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再也不敢讲真话，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再也不敢批评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为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扫清了障碍。也形成了对上盲目服从、对下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大跃进中的“五风”就是这样形成的。三、农业、工业齐跃进1957年冬，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云南省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到1958年1月上旬，全省兴修水利的出工人数达200万人左右（1957年末全省总人口为1896.78万人，其中男女劳动力总共约750万人）。原来没有积肥习惯的一些少数民族，也移风易俗，修厕所，盖猪厩，大搞积肥。1958年群众性的修筑公路也形成了高潮。当年全省兴建公路7000多公里，虽然等级很低，但也算改变了许多地方交通闭塞的情况。这些通过政治动员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将农村劳动力的精锐部分调离农业生产第一线，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使农民处于劳动强度极大的苦役之中。1957年，云南省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受到批判“马鞍形”的影响，在干部中存在急躁冒进的情绪。虽然当时云南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冷静，如粮食产量，原计划“二五”时期末要达到200亿斤，省委确定的原则是，算账可以算200亿斤，争取完成可能是190亿斤，按180亿斤往上报。实际上180亿斤也偏高（1956年粮食产量最高，为120.27亿斤）。接着是全国反右倾保守，使“大干快上”的温度急速上升。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革命干劲大些，大些，再大些！》的元旦社论，提出“跃进，再跃进”。省报的社论是代表省委的声音，更是代表省委第一书记的声音。1月13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向云南各地、市委传达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提出的农业大跃进指标：一，原来提的10年实现的水利化计划3年完成；二、这3年要为80亿到100亿方水奋斗；三、3年内基本消灭平坝区和半山区旱田、旱地、荒地；四、改山区坡地为梯地1000万亩。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上半月各省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计划的实现情况，云南省仅实现计划数的217万亩的12％，在全国倒数第一。中共云南省委受到很大的震动，于1月17日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鼓起干劲，反对保守思想，提高水利计划指标。到1月下旬，各地报省的水利计划从原来的540万亩提高到1025万亩。全省投入水利的劳动力由每天的200万人提高到263万人，占全省劳动力的35％。在工地上的农民，每天都劳动10小时以上，通常都干14－15小时。省委还提出“春节不下工地”的口号，民工只好不回家过年，在工地上连续苦战。日，《云南日》发表《在生产大跃进进中，要做彻底革命派》的社论，说：“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在新的革命浪潮里，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改良派、妥协派、现状维持派呢？是做促进派呢，还是做促退派呢？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这里把对“大跃进的态度提到政治高度。 2月15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坚决地干，大胆地干，彻底地干》的社论。社论说：“大跃进的形势，就像奔腾在铁轨上的火车一样，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农业、地方工业的高速度增产的可能性也像‘赤壁鏖兵’的前夜一样，万事俱备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取得胜利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把彻底革命派、促进派与保守派、促退派的分野表现得最显然不过了……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处在高潮当中，必须经常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这已经具有规律性了。”社论尖锐地批评了一些人对形势的观望、怀疑态度。这个社论，对当时本来已经过热的形势，起了推波澜的作用。　　像全国各地一样，云南的大跃进不仅表现在水利建设中，也表现在其它方方面面。在6月的大春栽插期间，发动了以盲目追求过度密植为中心的“大面积高产运动”。不管各地区是否适宜，都要求达到每亩比往年多栽丛秧。凡被认为保守的就“插白旗”，被认为是跃进的就“插红旗”。1958年春，全省开展了积肥运动。在春耕积肥中，许多歙和社大量拆民房，用拆下来的老墙土做肥料。晋宁县拆除了农民住房的20％。每个合作社都取消了一两个小村，合并为大村。上蒜社就拆除了三个村子。不少社员住房拆除后没有地方住。日至10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根据省委指示，先后四次向地、县两级发出创高产的通知，鼓励人们“敢想敢干，创造大面积的丰产记录和单产的最高记录。”（6月18日通知）“省委强调必须放出一些卫星来稻谷能否放出亩产2万斤的卫星”（7月22日通知）。“据了解，各地的卫星都是用移苗并栽的办法，如果时间来不及，你们搞几亩或十几亩3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8月16日通知）．．．．省委有要求，下面就行动。月间，云南也掀起了“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的高潮。9月6日，《云南日报》报道亩产稻谷33492斤，此后，各地“卫星”频频“上天”。亩产6万斤水稻，3万斤包谷，30万斤薯类，1000斤棉花，5000斤烤烟等，相继在报纸上出现。这些“卫星”，大大超过了人们常识所能接受的程度，事后证明都是假话。7月21日到8月4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谢富治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三年改变全省面貌；三年工业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建成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农产品要大大有余，牲畜要大量出口。他提出1958年的任务：粮食产量翻一番，基本达到每人1000斤到1300斤；生产铁70万吨，钢10万吨。在农业大跃进中，云南省的边远地区，和中原省份一样，也开展了以滚珠轴承为中心的农具改革的群众运动。丽江地委接到省委的指示以后，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首的技术革新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一名副县长专管，区乡也由第一书记挂帅。边看，边学，边做，边改进，工效由原来的4－5个工生产一套滚珠轴承，提高到一个工生产两套滚珠轴承。四华乡一个铁匠带10个徒弟，采用流水作业，平均每人每天生产三、四套滚珠轴承。以县农具厂为骨干建立了一个滚珠轴承厂，29个大乡中每乡都有分厂，遍地开花。大理地委在日的《关于当前工具改革的情况报告》中说，截至9月21日统计，全州已完成铁质、木质的各种滚珠轴承共计329825套，占计划的16.4％，各种秋收秋种农具480597件。占计划数的48％。其中收割机775件，脱粒机12000件……滚珠轴承竟有木质的，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大理这个边远地方，竟然制造出大批收割机、脱粒机。这显然是神话。这些滚珠轴承和农业机械是怎样造出来的呢？这个报告说：“反对单纯依靠铁匠、木匠来改革工具和制造滚珠轴承的作法，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形成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人人当木匠、铁匠，户户造滚珠轴承”。“白云乡原来只靠30多个铁匠、木匠，结果时间拖长，任务完不成，后来把工具改革变成群众运动，仅3天就造出各种畜力车1500多部，同时全乡都实现了转动工具轴承化和运输车子化。”“据大理、台庆、漾濞等县反映，制造滚珠轴承没有材料，群众就自动将自己的锄头、耙、钉耙把、赶面棒、拿出来做滚珠轴承。把棺材板、大门板、吃饭桌等都拿出来制造畜力车。床板、楼板都拿出来做打谷机。漾濞县麦地乡由于大部分利用竹、木制造滚珠轴承，仅3天时间就造出滚珠轴承11260套。”工业大跃进也出现了奇迹。在省委的号召下，全省的工矿企业数由1957年的3866个猛增为1958年的23110个。半年就增长5倍。有的地区报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建成了一个厂矿；有一个县的钢厂报称“仅花两块钱就办起来了”；连刀耕火种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报称办起了3600多个厂矿。大办工业使全省约有100万个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仅全民所有制职工就由1957年的64.3万人增加到1958年的154.1万人。和全国一样，云南大办工业也是以钢铁为中心的。由于云南出铜，所以云南的提法是“大战钢铁铜”。 7月底投入的人力有17.7万人，8月下旬增加到25.7万人，建成小土炉1万多座，小高炉2000多座；10月下旬，集中的人力已达370多万，全省一切工作都以钢铁铜为中心。全省中小学生全被动员起来回收废钢铁，房屋的铁门把和下水道铁盖也被拆下来化成了铁锭交任务。在“人人炼钢铁，钢铁炼人人”的口号下，全省调动了370多万劳动力参加钢铁铜会战。晋宁县幸福公社动员了1万多人去炼铁，老太婆、娃娃，背着铺盖，像逃荒一样，走了两天才走到工地。工地什么也没有，只好临时砍树搭棚子住。离开钢铁铜工地的社员不给饭吃，对有不同看法的人就辩论、斗争。有5个小伙子和妇女唱山歌，这本是云南的风俗，工地上的干部却说他们调戏妇女把他们捆了起来。炼铁的土高炉需要用人力推拉的大风箱。做风箱需要大量的木板和鸡毛。为了得到鸡毛，干部们把农民的鸡杀了。为了得到木板，征来了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炉子建了很多，但有半数没有开起来。师宗县的火箭、富乐两个公社建炉512个，投产的只有234个，出铁的只有84个。据省委派往富源县核算成本的工作组反映，每吨生铁成本高达2700元到3300元，而每吨生铁才值160元。工、农业“大跃进”造成了大损失、大跃退。云南省的粮产量从1958年到1960年连年减产，1960年的粮产量低于1957年，只比1953年多一些。1961年和1957年相比，大牲畜减少了14.3％，生猪减少了15.8％。城乡居民消费水平1958年后逐年下降，1958年人均为72元，比1957年下降了4元，1959年为71元，1960年为70元。由于大办钢铁铜和大办公共食堂，大量森林被砍伐，森林复盖率由五十年代初的30％以上，下降到60年代初期的22.6％。由于大面积开荒种粮，放牧草场（山）遭到严重破坏。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产6.7％，却不敢讲真话，虚报粮食产量，这一年粮食征购数却比1958年增加了8000多万斤。1959年粮食产量又比1958年减产6.8％，而征购数又比1958年多7.3亿斤。农民的口粮交了征购任务，造成了大规模的饥饿和死亡。表10-1中是1962年粮食部的数字，和《当代中国的云南》一书所载略有差别，但趋势是一样的。表10－2　　年云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原粮 121．60 110．80 102．40 97．23 100．33
贸易 105．74 96．34 89．04 84．55 87．24
征购 20．15 22．22 26．80 19．56 20．04
销售 17．85 24．82 24．20 19．79 16．22
净拥有 103．43 98．94 86．44 84．78 83．42
总人口（万人） 4．48 4．55 1889．86
人均净拥有（斤） 553.22 516．84 452．13 447．48 441.14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云南》。表10-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年度，人均净拥有为516.84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61.79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三、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件陆良县属云南省曲靖地区，位于省会昆明市东，距昆明不足200公里。著名的石林风景区当时就属陆良县（现划归昆明市）。“陆良事件”以后，接任县委书记的孔祥柱在日向省委作了一次汇报。孔祥柱汇报时说：从1958年2月初就发生肿病，开始出现死亡。3月中旬蔓延到36个乡。小春后有了吃的，肿病开始下降。小春收获很快吃完，6月20日肿病大量发生。7月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达17000多人，死亡1700多人。从2月到9月，全县发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肿病死亡5203人，占发病人数的15.6％，占总人口的2.04％肿病的症状是：发病前疲倦无力，头晕眼花，耳鸣夜盲，四肢发麻；继则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随后下肢浮肿，浮肿部分皮肤发亮，神经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苍白；进而肚子发胀，并有腹水，肿胀及于手脸；多数病人开始腹泻。这时病人心跳减少，血压、基础代谢及体温都下降，身体消瘦，体重锐减，妇女月经停止，小孩哭不出声；此时如不及时抢救，数日即死亡。肿病大量发生，明明是饥饿所致，但地委还是责成卫生部门去了解发病原因。4月上旬，地委卫生局派医生曹钟朴和专区医院院长到了肿病严重的西冲和独木水库工地，曹钟朴认定肿病是过度营养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议。由于曹钟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县委否定了他的结论，还批评了专区医院院长。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曹钟朴的结论。党政干部和医务人员的不同意见，在全省其它地方也有发生，因此对肿病原因长期得不出结论，延缓了救援。当然，即使县里听取了曹钟朴的意见，也没有能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因为粮食掌握在上级手里。直到7月份省里承认疾病和死亡是饥饿所致，才开始采取救援工作。孔祥柱在汇报中说，距县城3公里的茶花乡最为严重，肿病死亡943人，其它病死亡371人，共死亡1314人占总人口的11.9％。距县城35公里的大挤乡共死亡759人，占总人口的8％，召跨乡死亡551人，占总人口的10％。马街乡死亡965人，占总人口的6.08％。省委检查组日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报告》中说，陆良县茶花乡原有2513户，因病、饿、打而家破人亡和死绝的有63户，现有2437户。原有人口11204人，现有人口9724人。今年1－8月全乡死亡161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4.37％。其中被打死的47人，扣粮饿死的79人，无粮而饿死的43人，被迫自杀的4人，肿病死亡的639人，痢疾死亡的225人，因伤寒、流感、百日咳等疾病死亡的有267人。其它死亡306人。死人当中贫农占61.8％，中农占23.6％，地主占6.64％，其它成份占3.62％。余家村共有58户，死亡71人，其中当场打死或打而致死共10人。1957年，陆良粮食不足，是农民闹粮最凶的一个县，县委被迫放了一些粮食。事后省委把这次闹粮当成“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的反扑”，认为县委放粮是严重右倾。在1957年的四级干部会上，省委严厉批评了陆良县委，并撤换了县委第一书记张志。1958年初肿病发生时，新任县委第一书记陈盛年接受前任教训，不敢说粮食不够，眼看着农民饿死也不敢要粮，更不敢放粮救人。他还在6月19日的电话会议上紧跟政治形势说，农村有一股叫喊粮食的妖风。陆良县除去公粮以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子、饲料379斤，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200多斤。而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据医务人员分析，一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卡，劳动最紧张时需要3000卡到5000卡。过去农民每天劳动六七个小时，大跃进中，增加到12个小时，有时达16个小时。云南省大米每斤含热量只有1700卡。没有油，没有肉，菜也很少。每天不到半斤粮食几乎是全部热量的来源。也就是说，农民每天从食物中得到的热量不到1000卡，而热量支出达3000卡到5000卡。这是造成肿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　　发病和死亡人数中，男多于女，老弱多于青壮。一般是男女死亡比例为三比一，老少衰弱者占三分之二。因为男人干重活劳动强度大，容易发病。而青壮年大多参加会战队，集体吃饭，优先得到粮食供应，抵抗力又强，所以发病较少，死亡较少。省委农村工作部日给省委的《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中说，茶花乡现有2434户，9510人。从1958年1月到8月16日止，发病4081人，占全乡原有人口11104人的36.8％，其中肿病2946人。死亡1594人，占全乡原有人口的14.3％，占现有人口的16.7％。较严重的第四社，共有273户、1089人，死亡272人，死亡率为25％。有的人患肿病后一泻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肿反复两三次死亡，有的肿后皮肤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肿却干瘦而死。社员史正富没有肿，十分瘦，在拣小白菜时倒地即死。30岁的社员王德民因肿病插秧时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员史老秋肿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开始死人时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好埋葬，后来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后来没有人抬，用牛车拉，一牛车拉三四具尸体，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丢。县委书记孔祥柱还看到一个塘里有9个死人，一条沟里有几个。省委检查组11月20日的报告说，茶花乡共有土地18817.14亩，1957年产粮526.4796万斤，1958年产粮381.099万斤，比上年减少了145.3799万斤。减产27.61％。1957年人均口粮336斤，还要扣除吃掉的罗卜（10斤萝卜折1斤粮）和已超前吃掉的国家供应指标，到1958年春天，农民能吃的口粮已经很少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2月到8月20日，累计发病人数为139451人，死亡18843人。究竟死了多少还弄不清。陆良原统计3067人，后改为5167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12912人。在病情严重时，个别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由于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儿，仅泸西五区就有孤儿150多人。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陆良、泸西对反映粮食问题的干部进行过斗争和处理。死亡人数仅次于陆良的是泸西县。当时泸西县也属曲靖地区（1985年划归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省监委泸西检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