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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拳王引导职业拳击风潮&吴国权更有书生气
原标题：港澳拳王引导职业拳击风潮 吴国权更有书生气
　　在职业拳坛传奇人物帕奎奥造访香港、宣传“金光决战2”的期间，两位香港、澳门的拳王曹星如和吴国权也分别与当地的拳迷见面。27日下午，他们在香港的一个拳馆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香港有不少人认得我，粉丝来自不同年龄段，早上我在公园里跑步、下午逛街都会有人和我合影签名”，目前已经取得职业生涯十连胜的曹星如提起这些，笑逐颜开。他出生于一个拳击世家，父亲是香港业余拳击冠军，其中一个哥哥也曾夺得过香港业余赛的冠军，他从小就练拳击，但从事职业拳击却是一次偶然，“我们的拳馆有一次组织了一个职业拳赛，但找不到香港代表，于是就找了我去参加，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与被称作“神奇小子”的曹星如相比，澳门拳王吴国权显得更书生气一些。这位就读于澳门理工大学的大学生已经成为澳门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职业生涯已经取得五连胜。
　　自从他们从事职业拳赛后，港澳两地的职业拳击便被带动了起来，曹星如说已经有不少香港人向他咨询怎么开始打职业拳击，吴国权透露与他一起练习的师弟都对职业拳击充满了渴望。而对于他们来说，打好下一场比赛，便是对这项运动最好的引导。11月23日，将是曹星如第十一次、吴国权第六次登上金光综艺馆的舞台，继续为他们的梦想拼搏。羊城晚报记者周方平
　　(来源:羊城晚报)雾满拦江　
[导读]　　但是，马超的态度却让与刘备出生入死的关羽非常生气，于是关羽请求刘备杀掉马超，刘备不答应。于是张飞说道：象马超这种情况，必须要用礼节开导他才行
　　但是，马超的态度却让与刘备出生入死的关羽非常生气，于是关羽请求刘备杀掉马超，刘备不答应。于是张飞说道：象马超这种情况，必须要用礼节开导他才行。　　　　于是，隔日之后刘备会见诸将，关羽和张飞同时拿着武器站立在刘备身边。马超到了之后，大摇大摆的入座，但见不到关羽和张飞的座位，突然发现他们两人神色肃然的侍立在刘备的身边，大吃一惊，从此才知道此后应该尊重刘备。　　　　尊重别人，对别人的恭敬一定要发自于内心，因为人的自尊心是最脆弱的，稍有变化，就能够感觉得到。春秋年间，齐桓公在朝堂之上与管仲商讨攻打卫国的事情，商议之后，齐桓公回到后宫。这时候他的一个从卫国娶来的妃子远远的看到他进来，就立即走过来跪下，替卫国的国君请罪。　　　　齐桓公问她这是什么缘故，卫姬回答说：“我看见君王进来时，步伐高迈，神气豪强，分明是有讨伐他国的心志。而你看到我之后，神色有些细微的变化，于是我知道国君你一定是准备讨伐卫国了。”　　　　第二天齐桓公上朝，管仲见了他之后就问：“国君你已经取消了进攻卫国的计划了吗？”　　　　齐桓公诧异的问：“你怎么知道？”　　　　管仲回答：“今天君王你上朝的时候，态度谦和，语气缓慢，看到我的时候脸色有几分惭愧，于是我就知道君王你已经取消了讨伐卫国的计划了。”　　　　由此可见，一个人如果在心里不尊重别人，别人立即就能够觉察得到。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会无缘无故的被别人所怨恨，那是因为这种人在心里缺乏对别人的尊重，别人凭直觉感觉到了之后，也会在言语和行动上表露出来。　　　　所以，承诺别人不可轻率，尊重别人要发自内心，这样子的人，也就具备了最基本的人生的大学问，也就具备了足够的做一番事业的条件。　　（14）少说多做才是真学识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在这里孔子提出来关于“学问”的另外几个方面：对于人生活品质的追求和行重于言的基本思想。他认为有德之士不宜于追求奢侈享受的生活，反对享乐主义的人生，尤其是在处于困顿的情形下，更应该做到降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只要做到能够吃饱，有一方安居之地就可以的了。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这八个字，说起来非常简单，却是千古以来很少能够有人做到的。　　　　追求奢侈的物质享受，甚至在贫寒的生活条件下仍然想入非非，是一些人的通病。这是因为高品质的物质生活最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可，能够很容易的满足自己的人生成就感。所以许多人观察别人的时候不是看对方的修养常识，而是以贫贱论英雄，许多人都曾在困顿的情形下遭遇到过白眼，产生过强烈的失落情绪，很容易受到这种群体心理的影响与暗示，将物质生活的追求视为最高目标。　　　　战国时代天下知名的辨士苏秦，是东周雒阳人，他曾向东到齐国拜师求学，在鬼谷子先生门下学习。外出游历多年，弄得穷困潦倒，狼狈地回到家里。兄嫂、弟妹、妻妾都私下讥笑他，说：“周国人的习俗，人们都治理产业，努力从事工商，追求那十分之二的盈利为事业。如今您丢掉本行而去干耍嘴皮子的事，穷困潦倒，不也应该嘛！”　　　　于是苏秦再次发奋学习，头悬梁，椎刺骨，终于学有所成，于是就去游说周显王。却不料周显王身边的臣子对于苏秦的贫寒家境都有所了解，因为他穷而对他不屑，周显王受其影响，就不理会苏秦的游说。　　　　苏秦只好向西到了秦国，又向东到了赵国，但这秦赵两国的国君都没有采纳他的谏议。于是苏秦又去燕国游说，等了一年才见到燕王，终于说动了燕王，资助他重返越国，再次游说赵王。恰好赵王刚刚死去，新继位的君王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赐给他车子一百辆，载上黄金一千镒，白璧一百双，绸缎一千匹，用来游说各诸侯国加盟，从此开始拉开了战国合纵连横的序幕。　　　　几年之后，苏秦已经身佩六国的相印，成为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他再次出行的时候车仗百骑，各国诸候全都派使者前来送行，权势与威仪已经超过了帝王。周显王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害怕，赶快找人为他清除道路，并派使臣到郊外迎接慰劳。苏秦的兄弟、妻子、嫂子斜着眼不敢抬头看他，都俯伏在地上，非常恭敬地服侍他用饭。苏秦笑着对嫂子说：“你以前为什么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却对我这么恭顺呢？”他的嫂子赶紧伏俯在地上，弯曲着身子，匍匐到他面前，脸贴着地面请罪说：“因为我看到小叔您地位显贵，钱财多啊。”　　　　于是苏秦感慨地叹息说：“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亲戚就敬畏我，贫贱时，就轻视我。何况一般人呢”　　　　苏秦的故事，最为典型的说明了“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这样明晰的人生目标，是多么的难以把持。因为哪怕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也许理解不了你的追求，同样以物质生活的条件来衡量你的人生成就。如果你心中的意志不坚，缺乏自信，就会很容易的被这种肤浅的见识所蛊惑，不仅会失去自己的人生目标，变得迷茫失措，更会导致心理失衡，总是感觉到强大的生存压力。　　　　所以孔子的教诲，在如今的商业时代，就更显出了其不可低估的实用价值。如果一个人希望自己人生的事业有成，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持住自己内心的平静，不理会外界纷杂的喧嚣与干扰，脚踏实地的做自己的事情，唯其如此，才是《论语》向我们传承的千载不朽智慧的体现。　　　　脚踏实地做事，首先就要明了行重于言的重要性。所以孔子指出：为人处世，在做事的时候要多用心，在说话的时候要多加小心，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已经接受了人间大道，才称得上领悟了真正的学问。　　　　敏于事而慎于言，同样是说起来简单，做到不容易。　　　　战国年间，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自幼研习兵书，说起战事来头头是道，无人能够与之相比。他曾与父亲赵奢谈论用兵之事，赵奢也难不倒他，可是并不说他好。赵括的母亲问赵奢这是什么缘故，赵奢说：“用兵打仗是关乎生死的事，然而他却把这事说得那么容易。如果赵国不用赵括为将也就罢了，要是　一定让他为将，使赵军失败的一定就是他呀”。　　　　后来赵王果然为赵括的滔滔不绝所打动，打算拜他为将。听到这个消息，赵括的母亲上书给赵王说：“赵括不可以让他做将军。”赵王说：“为什么？”回答说：“当初我侍奉他父亲，那时他是将军，由他亲自捧着饮食侍候吃喝的人数以十计，被他当做朋友看待的数以百计，大王和王族们赏赐的东西全都分给军吏和僚属，接受命令的那天起，就不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一下子做了将军，就面向东接受朝见，军吏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的，大王赏赐的金帛，都带回家收藏起来，还天天访查便宜合适的田地房产，可买的就买下来。大王认为他哪里像他父亲？父子二人的心地不同，希望大王不要派他领兵。”赵王说：“您就把这事放下别管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接着说：“您一定要派他领兵，如果他有不称职的情况，我能不受株连吗？”赵王答应了。　　　　果不其然，赵括得到重用之后，统全国兵甲与秦将白起对垒于长平，结果不足四十天，就被秦军打得落花流水，他自己被乱箭射死，四十万赵兵尽被坑杀，赵国差一点因此而灭亡。　　　　如果出言不慎，小者贻误自己，大者甚至影响到国家。所以历史上的有成之士，向来秉承多做少说的原则，宋代的名臣韩琦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时韩琦与参政欧阳修、赵概同为朝中重臣，凡朝中有事，只要他们三人签了字，经过中书省就可以得到执行。当时有一个内者知任守忠，为人奸邪狡诈，反复无常，喜欢刺探两宫的私密，并在太后和皇帝之间进行离间。欧阳修考虑以国法惩治他，但又怕被中书省走漏消息，为任守忠探知，反而生出新的祸端，一时之间举棋不定。　　　　忽然有一天，韩琦出了一道空头敕书，参政欧阳修在空白敕命上签下名字，赵概不知道韩的这封敕书到底用来干什么，因此对自己是否应该签字感到很为难，面有难色，欧阳修说：“你只管签字，韩公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于是赵概就硬着头皮签了字。　　　　于是韩琦坐在政事堂上，不经过中书省，直接下达了一道文书把任守忠传来，要他站立庭下，列举他的罪状之然判决道：“你依罪该死，贬为蕲州团练副使，即日启程赴蕲州。”接着取出空白敕命填上，派使臣立即执行押送。任守忠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措手不及，只好老老实实上路。就这样，韩琦声色不动的为朝庭除去了一个隐患，却没有产生任何负面的效果。　　　　这件事如果拿到朝堂上进行公议，人多嘴杂，意见不一，你一句我一句，争执不下，那么任守忠就会哭诉于皇帝，反诬群臣，事情搞到最后，非但朝庭的隐患难以根除，反而为欧阳修等人埋下杀身之祸。也只有象韩琦这样慎言敏行之人，才担当得了如此重大的责任。　　　　所以孔子提醒我们做事的时候要用心，说话的时候要小心，是他老人家洞察人性之后所为我们指点的处世明哲，任何时候对于我们都有着深刻的教益。（15）诗意人生谏古今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之一，也是孔子的门人中最富有的。他的财富名闻天下，奔走于诸候之间，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司马迁作《史记》评价子贡说：使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吧？　　　　子贡不仅善于经商理财，还是天下之名的舌辨之士，口才无人能及。有一年吴王发帖邀约诸侯，卫侯到得最晚，太宰伯嚭(春秋楚人，吴王夫差败越，句践派文种求和，越后灭吴，以嚭不忠诛杀)派吴兵包围卫侯所住的行馆。子贡得知此事，去对伯嚭说：“卫侯赴约前一定和众臣商议过，众臣中也一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意见分歧，所以卫侯才到得晚。赞成卫侯前来的大臣是您的朋友，持反对意见的就是您的敌人。今天您派兵包围卫侯行馆，这是背弃朋友、助长敌人声势的做法。”　　　　伯嚭听了子贡这番话，认为有道理，就下令撤离包围卫侯行馆的人马。　　　　又有一年，齐国的田常有篡国之心，但顾忌高、国，鲍、晏等齐国的大臣，所以打算讨伐鲁国以立威。孔子正在鲁国，听说田常将率兵伐鲁，对门下弟子说：“鲁国是我的祖国，现在情势危急，你们怎不想办法挽救鲁国呢？”子张、子石都自愿出门游说，但孔子只答应子贡去。　　　　子贡向孔子辞行后，便直接到齐国求见田常。子贡对田常说：“齐国出兵攻鲁，我以为是严重的错误，因为鲁国是个难以征服的国家。鲁国城墙低，城壁薄，国土狭小，君王懦弱，大臣愚昧，百姓又厌恶战争，所以我说难以征服；相国不如伐吴，吴国城墙高，城壁厚，国土辽阔，兵精甲利，战将如云，这才容易征讨。”　　　　田常一听，大为生气，说：“您说的困难，是一般人说的容易；您说的容易，却是一般人说的困难。为什么对我说这么荒谬的话呢？”　　　　子贡说：“我听人说：‘国家内部有问题，要选择强国来攻击；相反的，国家外部有问题，则选择弱国来攻击。’打败鲁国，造成齐国疆域的扩张，只会使齐王骄傲，朝臣骄宠，功劳不在相国您个人身上，于是您在齐王心中的份量就减弱了。可这完全是您出兵的不当造成的，导致齐王高傲，大臣权重，您想要进一步成就什么大事，就困难了。更严重的是，还会进一步使您上与君王疏远，下与群臣争权，就连原有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所以我说不如出兵攻吴。伐吴不胜，齐国的兵力折损于战场，对您有威胁的大臣武将也消减一空，到时候，有能力掌握整个齐国的只有相国您一人了。”　　　　田常脸色这才和缓下来，点头说道：“先生的分析虽有理，但我军已经开到鲁国边境，如果忽然命令军队伐吴，大臣们会起疑心，先生看该怎么办呢？”　　　　子贡说：“相国先想办法拖住军队，我立即前往吴国，说服吴王为救鲁而伐齐，相国再出兵迎敌，这么一来，再聪明的大臣也不会怀疑相国的用心。”田常一口答应。　　　　子贡辞别田常后，立即连夜赶往吴国，对吴王夫差说：“臣听说真正的王者不会灭绝别人的世族，真正的霸主没有可畏惧的敌人。千钧虽重，但是加一铢就可动摇。今天强齐伐弱鲁，摆明了和吴国争夺霸权，对王而言是一大威胁，大王为何不伐齐以救鲁呢？救鲁能彰显大王救绝存亡的仁名，伐齐能得到大利，泗水一带的各个小国可因此划入吴国手中，既击破有争霸实力的强齐，又可让强大的晋国望风臣服，还有什么比这个对吴国更有利的呢？再说大王以救鲁为名出兵，其实是为了击破齐国，有这个名义和机会，各国诸侯再厉害也无法质疑大王您出兵的正当性。”　　　　吴王说：“好是好，不过本王曾与越大战一场，击败它之后把它安置在会稽。多年来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想对我进行报复。为除后患，待本王先伐越后救鲁。”　　　　子贡说：“不行。越的实力好比鲁国，而吴和齐则是实力差不多的一级强国，等大王您击破越国，齐国也早已拿下鲁国了。再说大王是以存亡继绝的名义出兵伐齐，现在先讨伐小小的越国，会被看成吴国是惧怕齐国的强大，这不是勇敢的表现。真正的勇者不怕困难，真正的仁者不怕一时的困顿，真正的智者不会错失良机。今天先不灭越国，是对诸侯显示大王的仁德；为救鲁而伐齐，必能使晋国感受吴国国力的强大，其他诸侯也必会因吴国的强大而臣服，那么大王的霸业就来临了。如果大王实在放心不下，我愿为大王跑一趟越国，要越王出兵随大王伐齐，这样越国境内就无兵可用，大王也不用担心勾践会乘机报复了。”　　　　吴王非常高兴。　　　　子贡离开吴国后，立即前往越国。越王句践听说子贡要来，立即令人清扫道路，并在三十里外亲迎子贡，奉为上宾。　　　　越王说：“越国地处偏僻，怎敢烦劳先生亲自前来！”　　　　子贡说：“我来之前，曾想说服吴王救鲁伐齐，但吴王想出兵却担心越国趁机攻击吴国，坚持要灭越才肯伐齐，如此，越国灭亡便在旦夕之间。我听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报仇之心，却表现得让人怀疑，这是愚笨的；如果真有雪耻之心却让人识破，这是失败的；还没有行动就让人预测到，这是危险的。这三点都是成就大事的兵家大忌。”　　　　句践赶忙跪下来向子贡求道：“孤曾不自量力和吴战于会稽，当年战败的惨状痛入骨髓，孤日夜寝食难忘、苦心焦思，就算与吴王同归于尽也心甘情愿。”　　　　子贡说：“吴王好大喜功，群臣早就难以忍受，再加上吴国因连年争战，军士疲敝，百姓更是怨声载道。忠臣伍子胥因为劝说吴王而被杀害，剩下太宰一味讨好吴王，以满足自己私欲，这已是亡国的征兆。在只要大王肯发兵随吴王伐齐，迎合吴王称霸的野心；宝器赠予吴王，以卑词尊奉吴王，那么吴王一定出兵伐齐。吴王伐齐失败，就是大王雪耻之日；若伐齐成功，吴王一定乘胜伐晋。我去见晋君，请晋君伐吴，吴国以精锐部队伐齐后再战强晋，一定元气大伤，这时大王就能乘机攻吴，定能洗雪会稽之耻。”　　　　越王再次道谢，并赠子贡黄金百镒、宝剑一把、良矛二支，子贡坚持不受。　　　　离开越国后，子贡又来到吴国，对吴王报告越国的态度：“臣把大王的话转告勾践，勾践惶恐万分，说：‘我勾践年少时不得父母教诲，自不量力，得罪于吴国，挑起战争，军队覆亡，身为囚虏，国家更险些灭亡。只因为吴王仁德的恩赐，才能保有祖先的宗庙和国家。对于吴王的恩德，至死不敢遗忘，怎么还有什么报复之心呢？”　　　　五天后，越王派大夫文种至吴，文种向吴王跪拜，说：“东海贱臣勾践的使者文种特地前来拜见大王。勾践听说大王为伸张正义救鲁伐齐，特派下臣文种奉上先人所收藏的盔甲二十副，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为大王壮军威，另精选国内士兵三千人，恳请准许贱臣勾践披甲带剑，率军随大王出征，为大王先锋率先杀敌。”　　　　吴王听了非常高兴，将勾践愿意随军出征的事告知子贡。子贡说：“不行。越王已让越国全部士兵随军出征，如果再让越王随军出征，就有些过份了，不如辞谢越王。”　　　　吴王听取了子贡所言。　　　　吴王出兵伐齐后，子贡又赶往晋国，对晋君说：“臣听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今吴伐齐，若齐王获胜，勾践一定会乘机洗雪会稽之耻；若吴获胜，一定趁势加兵于晋国。”　　　　　晋君大惊，问子贡：“那怎么办才好？”　　　　子贡说：“应该立刻召集军队，作好备战准备，以逸待劳来应付强敌。”　　　　子贡回到鲁国后，吴王与齐兵战于艾陵，大破齐军，生擒齐将七名。果然没有返吴的打算，想乘胜攻晋，与晋军相遇于黄池。结果晋人大败吴军。越王听说吴王惨败，立即出兵偷袭吴国，在离吴都七里的地方扎营，吴王听说勾践发兵攻吴，立即下令班师回朝，与越王战于五湖，三战皆败，于是勾践围吴王宫，杀了夫差及伯嚭，终于洗雪会稽之耻。勾践在灭吴三年后，完成称霸诸侯的心愿。　　　　子贡靠一张嘴，存鲁、乱齐、灭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间五国的情势皆起了剧烈的变动。　　　　子贡就是这样优秀，聪明过人，辨才无敌，而且富可敌国，所以他向孔子请教的时候，气势也同别人不一样。他问孔子：老师，如果一个人贫穷而保持气节，不谄谀别人，富贵的时候能够做到不骄矜，这样子的人，应该怎么样评价呢？　　　　实际上子贡这句话，问的是他自己，是孔子对他的看法。那么孔子怎么回答他的呢？孔子说：不错，但如果能够更进一步，虽然贫穷而不改快乐的心境，纵然是富贵却仍然能够尊重别人而不失礼仪，这样子的人生境界，就更值得我们追求了。　　　　子贡的悟性很高，听了孔子含而不露的指导，当即用《诗经》中语言说道：人生对待学识的追求，就应该如同象玉一样的切磋琢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够领悟人生的至高境界啊。　　　　孔子听了子贡的话之后，非常高兴，你能够举一反三，见微知著，就可以学习文学，进一步加深自己的人生修养了。　　　　孔子教育子贡的话，对我们今天的学习也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很多人都是从书本中学习的，从文学作品中感悟人生，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有特色。但是，正如孔子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文学作品中隐含着做人处世的大道理，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体会到这一点，那么他所花费在书本上的精力和时间，就很有可能白白的浪费了。　　　　人生宝贵，不能够失之草率，切磋琢磨，细心的体会学识与道理，才能够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更高的价值与意义。（16）孔子也犯大错误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知人察已，是人生最为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终其一生都要与人合作共事，如果缺乏识人辨人的眼光，缺乏对自己的真正认识，那么我们的未来就很难乐观。孔子非常重视这个课题，在《论语》的开篇他就劝告我们：如果别人对你缺乏了解，评价不高，那么你一定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因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越是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　　　　而在这里，孔子再一次提醒我们：需要我们担心的不是别人不了解我们，而是我们不了解别人。　　　　别人不了解我们，未必对我们有什么损害，最多不过是心理不平衡罢了。但是如果我们缺乏识人认人的眼光，不了解别人，那么就有可能交错朋友，做错事情，走错人生之路，所带的来后患及影响，轻者误及我们的人生事业，重则甚至有可能毁掉我们的前程。　　　　但是天下之事，最难的莫过于识人辨人，即使是圣智如孔子，在这方面也曾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曾经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武城人，字子羽，他的年龄比孔子小三十九岁，求学到孔子门下，想侍奉孔子。　　　　可是当时孔子拿眼一看，顿时皱起了眉头。因为这个澹台灭明长相是十二万分的丑陋，不仅貌丑，而且他的体型也七扭八歪不端正。所以孔子当即断定，这个澹台灭明没什么大的出息，不过人家既然求上门来了，他想学什么那就随便教他点吧，但让他随在身边侍候，这就免了吧。　　　　就这样，澹台灭明因为貌丑的原因，最终失去了侍奉孔子的机会，他在孔子这里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回去了。　　　　但是离开孔子之后，澹台灭明却脚踏实地的切身实践孔子的仁德理念，他处事光明正大，不存偏私，宽谅别人因为人性的缺陷所带来的过失，却对自己的品德严格要求，不是为了公事的话，从来不登公卿大夫的门。他从南一直游历到长江，传授孔子的仁德思想，许多年轻人慕名而来，奉他为老师，向他悉心求教。而澹台灭明却要求自己更加严格，无论他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或是给予别人些什么，又或者是他离弃某一个人，愿意趋就某一个人，都是从堂堂的德政出发，达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　　　　澹台灭明修心养性，传布仁德的名声，很快在四方诸候之间传开了，愿意追随他的门人弟子，超过了三百多人。　　　　这就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来例。　　　　对人的判断失误，导致良机丧失，甚至丧身辱国的事情，在历史比比皆是。如关羽因为低估了东吴的吕蒙，终致城亡兵败，身死无地。而楚汉相争之时，项羽勇猛无敌，威名天下，却因为前来投奔的韩信曾受过胯下之辱而不用之，使得韩信改投市井小人一般的刘邦，让不可一世的楚霸王落入十面埋伏之中，落得个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凄惨结局。　　　　不夸张的说，一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五千年的识人宝鉴。　　　　春秋时晋中行文子逃亡，经过一个县城。侍从说：“这里有大人的老朋友，为什么不休息一下，等待后面的车子呢？” 　　　　文子说：“我爱好音乐，这个朋友就送我名琴；我喜爱美玉，这个朋友就送我玉环。这是个只会投合我来求取好处而不会规劝我改过的人。我怕他也会用以前对我的方法去向别人求取好处。”于是迅速离开。 　　　　后来这个朋友果然扣下文子后面的两部车子献给他的新主子。　　　　晋朝时有王导、王敦兄弟，王导曾任晋元帝、晋明帝及晋成帝三朝宰相，而王敦却是掌握天下兵权的大将军，他在东晋声望很高，深得朝中大臣及百姓的信赖。因此当王敦造反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大臣们及百姓一片惊惶，一时民心士气非常低落。正巧王敦得了急病，王导知道了，便率领族中子弟发丧，消息传出，全国上下都认为王敦死了，朝野才有平定王敦叛党的斗志。　　　　王敦有两个堂弟，一个叫王舒，另一个叫王彬，其中王舒与王敦交情极好，而王彬却与王舒水火不容。王敦死后，他的哥哥王含想投靠王舒。儿子王应在旁劝他投靠王彬，王含说：“你难道不晓得大将军生前和王彬的关系坏到什么地步吗？怎么还会想到要投靠王彬呢？” 　　　　王应说：“正因为如此才证明王彬值得投靠。王彬刚直不阿，即使大将军生前的权势地位，都无法让他改变自己的操守和认知，这不是一般人的能力和智慧所能做到的。而如今大将军已死，权势冰消瓦解，王彬眼看王家从极盛到极衰，一定会生出不忍之心来救助我们。而王舒只知道遵守法令行事，哪能有法外开恩的事？” 　　　　王含不肯听从，还是去投靠王舒，结果却被王舒捉住，将他们父子溺死于江中。王彬起初听说王应要来，暗中准备船只等待。却等不到王应，等听到王含被沉江的消息之后，心里非常痛惜。 　　　　东吴时，武陵郡樊伷诱使夷人作乱，州中的督导请求派一万人前去讨伐。孙权问潘浚如何处理，潘浚说：“这件事很容易，只要五千人就够了。” 　　　　孙权说：“你怎么如此轻视他？” 　　　　潘浚说：“樊伷虽然善于卖弄口才，却没有实才。他从前曾经请州人吃饭，一直到正午时分都还没上菜，当时就有十余人自行离去，就像看侏儒只要是看他的一段身躯就可以知道他整个人一样。因为这个原因我轻视他。” 　　　　孙权听后大笑，就派潘浚前去。果然以五千人杀了樊伷。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故事，晋文子因为知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王含则因为不知人，却丢掉了性命。而东吴的潘浚却是因为知人，打败了对方。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不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只是担心我们不了解别人，这句话对于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章：沐天德　　　　（1）法制与人治　　　　子曰：为政以德，其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唐大臣魏征性格耿直，以敢于直谏流芳青史，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扩充兵源，补充军队，下令把征兵年龄由十八岁到二十一岁改为十六岁以上，要强征十六岁以上不足十八岁的少年入伍。这道命令须得魏征的签字，但是魏征拒绝了，唐太宗问他理由，他回答说：“失信与民”。唐太宗很恼火，反问道：“我有什么失信于民的？”魏征回答说：“陛下即位时下诏宣布，全部免征百姓以前拖欠国家的财武，但是部门还在催缴；陛下下令已经服役已经缴纳租调的，从明年开始免除，现在不仅不免除，还要征兵，这不是失信于民是什么？”终于使得唐太宗收回了成命。　　魏征身材矮小，相貌平常，而太宗却魁梧伟岸，但两个人争论起政事来，魏征总能激昂慷慨，从不看皇帝脸色，常常使太宗盛怒，殿上其它的臣子常常为他捏把汗。其它臣子很难做到这样，就连跟随太宗打天下的老臣房玄龄也如此。一次，太宗在北门皇宫区兴建房屋，这项工程不在计划之内，房玄龄经过问了监工的窦德泰，窦德泰去报告了皇帝，太宗训斥房玄龄说：“你只管南衙的事就行了，朕在北门营造，与你何干?”房玄龄只得谢罪。魏征在一旁见了说：“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宰相(房玄龄)，宰相又为什么要谢罪?”太宗让魏征讲明白话的意思，魏征说：“房玄龄身为宰相，为陛下的股肱耳目，如陛下有营造，他怎么不可以知道?如果是合理的营造就应该全力帮助陛下建好，如果不合理，就应该奏明陛下停建，这才是‘君使臣，臣事君’的道理。宰相无罪，陛下责备他，这是我不明白的，宰相自知无罪却谢罪，这又是我不明白的。”魏征总是当着大臣的面跟太宗争论，有时很使太宗下不来台。一天，太宗散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了问：“皇上要杀谁?”太宗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听了，急忙回室内穿上朝服出来，向太宗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君。”太宗听了怒气才消。?　　有一年，公卿大臣都主张封禅，太宗也认为自己功德很高，可以封禅了，只有魏征不同意，太宗问：“你说为什么不能封禅?难道是功未高吗?德未厚吗?中国未安吗?远夷未服吗?年谷未丰吗?”魏征回答说：“陛下功虽高，老百姓没有得到恩惠，德虽厚，恩泽还没有普及；天下虽平定，国家还未富裕；远夷虽慕义，财力还未足以奉他们；年谷虽丰收，仓廪还空虚，所以我不同意封禅。”他又用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来打比方，使太宗明白了道理，“封禅必然加重百姓的负担，以后连年免除赋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费。如果再有水旱灾害，百姓就无法生存了，这时如有人煽动叛乱，那时就晚了。”太宗听了无话反驳，只好作罢。?　　群臣见太宗善于纳谏也鼓励提意见，因此上书言事的人非常多，有的人说得言不符实，太宗有些生气，欲加责罚，魏征认为这样会堵塞人口，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就说：“陛下想闻得失，当让人们说话，说对了，对陛下有益，说错了，也无损国家。”太宗听了说：“此言是也。”?　　　　在这里，约束了唐太宗李世民行为，使得他能够听从魏征建议的，正是孔子所提到的德。孔子认为，管理国家政务的原则，是首先要修养高尚的德品，一旦为政者德品形成强大的感召力，自然而然的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戴，四夷宾服，天下太平。　　　　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所讲的人治观念，在当今的法制时代已经失去了价值，如果让民众将对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领导者的个人品德上，而不是用法制的观念来束缚管理者的个人行为，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所以，在当今时代再宣传孔子的仁德之念，已经大大的不合时宜了。　　　　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一观点与孔子所要说的事情是两码事，孔子所说的，是针对于管理者个人的道德修养，而法制社会的观点，则是民众对于领导者的基本要求。　　　　简单说来，孔子认为，包括为政者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要修养其身心，养成高尚的德品，让自己焕发出人性的光辉，形成强大的感召力量。这种感召力不仅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众，有益于个人，更能够传承世代，为后世效法的楷模。　　　　有关儒家思想对于统治者的要求，孟子有句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孟子认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人的价值在国家之上，国家的价值则在为政者之上。而《尚书●泰誓》中则明确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些传承一脉的儒家思想，处处闪露着民主思想的智慧光芒，千百年以来形成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与血脉，纵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刀砍斧斫，却生生不息，一直传续至今。　　　　如果我们客观而公正的纵览孔子的儒学精神，就会发现，孔子是以“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概括说来说是“讥世卿”为已任，对为政者提出了“以德”的标准要求，正是这伟大思想的体现。　　　　如果抛却成见来看孔子的德政观点：为政者要求自己以德，民众约束为政者以法，岂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追求的目标吗？　　　　法是大框子，德是全身心的，举例来说，做领导的门难进脸难看，对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不关心民生疾苦，这样子的领导犯了什么法？法律在这种官僚主义面前是派不上用场的，唯有以比法律更细化的德品来约束这样的领导者，才会起到真正的作用。　　　　所以，为政以德，并不意味着排斥法律，更谈不上人治。法律是外在的约束，德是内在的约束，唯有内外相合，才是真正客观评价孔子思想的态度。　　　　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再来看孔子的思想，我们就会发现，有关对于德品的岐义理解，孔子已经说得明明白白。　　　　孔子说：为政者修养个人的品德，制定政策注重民众的感受，让更多的人从中受惠而不是产生人为的不公正。那么，政令的推行就如同天上的北斗，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强行推动，自然而然的就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欢迎。　　　　最重要的是，孔子在这句话中表述了儒家最精要的思想，为政者只有为民众所想，不怀偏私之念，才不会为民众所弃。这种思想穿透了历史的长河，至今仍然涣发着智慧的光芒，是我们国人永世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2）思无邪，爱无罪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獐子在荒野中出没奔跑　　　　莽原寥落遍地秋草　　　　美丽的姑娘春心如花儿一样的绽放　　　　健壮的猎人带来了幸福和欢笑。　　　　前面正在说着严肃的话题，这里突然插进来一杠子，说诗。“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赤裸裸的就是男女情爱，这实在是有点太突然了点。　　　　于是三千年的困惑与悬疑在此展开，《论语》这部书是不是编排上出了问题？不符合现代逻辑思维的观点，爱情与政治，这之间的距离也有点太远了。　　　　但是，孔门弟子三千余人，花费浩大的时日与工程，选择了孔子教导中最有价值与指导意义的，以做万世之指导。这么重大的事情，难道古时的先贤连个基本的条理也没有吗？因为这个疑问，于是就有人辨解说：“把‘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放在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孔子的意思，大概是鼓励做领导的多读读诗书，即可以修心养性，又可以体验民生，与民同乐。　　　　怎么解释都有道理，但这些道理，一定要放在为政的社会背景之下，缺少了这个背景，任何解释都会显得牵强附会。　　　　要想弄清楚这句话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不妨先从一个小典故开始：　　　　明朝时有一位姓罗的巡察使，初次出使四川，他的官船停在河边的时候，看到有一群男女不顾礼俗，在河边共浴嬉戏，甚至还跑到罗大人的船边嬉闹。罗大人非常生气，就命人制止这种行为，但那群男女仗着人多势多，非但不服从罗大人的管教，反而大声喧闹起来，甚至还向罗大人的船上丢石头，让罗大人身边的几个小兵卒也无可奈何。罗大人非常恼火，当下命人将这种情况通报县令，县令将那伙闹事的男女抓来几人，鞭打了一顿以示惩戒。　　　　不久，这位罗大人出任四川巡抚，县民大为惊慌，罗大人知道县民的恐惧后，心生一计，又命船停在当日所停的地方，大声说道：“当日为了维护礼俗，此地的百姓曾被我惩戒一番，现在百姓一见我就害怕，有谁了解我的苦心呢？”接着连连叹气，从此川民对罗大人不再有猜疑之心。　　　　在这里，这位罗大人所做的，正是三千年来历朝历代地方官吏最着力要抓的大问题，这个问题甚至更早于春秋时代的前期，早在周武王平定商汤，就封了自己的孙子伯禽在鲁地，伯禽去了之后，整整三年才回来报告，周公问他为什么来得这么迟，伯禽回答：我改变了当地的风俗，改变了当地的礼仪，所以才会删删来迟啊。　　　　改变当地的风俗和礼仪，是封建社会时代几乎每一个官员上任后都要做的事情，因为普通大众的生活趋向于无拘无束，率性而为，心里喜欢就说爱，就如同诗经中所表达的：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多情？这就是大众最质朴的情感，只要不违背法令，不损害他人利益，普通大众就尽可以依据自己的自由做出选择。正如同那群聚集在罗大人船前嬉戏的男女一样，他们享受他们劳作后的质朴快乐，只因为他们的心中不存丝毫的邪念。　　　　但是，封建时代的父母官们却对普通民众的私生活有着一种强烈的干涉欲望，他们几乎无法容忍任何不在他们控制之内的东西，所以孔子时代之前的伯禽会花费上三年的时间，让百姓们按照他的要求与意愿生活，而孔子之后大大小小数之不尽的罗大人们，更是无法容忍普通百姓正常而快乐的生活，他们要让老百姓注意到“男女大防”，要让百姓们做到“男女授受不亲”。他们视男女之间正常的爱情表达为洪水猛兽，畏之如蝎，恨之如狂。宁不惜桎梏一个民族的灵性，绝情灭欲，以满足他们内心中的“圣德欲望。”　　　　这种假托孔孟儒学的对人性的残害与窒息，一度发展到了丧失理性的程度。五代时有个“寡妇断臂”的故事，说一个女子运送丈夫的灵柩千里迢迢回家，夜投逆旅，旅店主人拒而不纳，牵了她的手臂令出，她就拿起刀来一刀砍断了自己的这条手臂。说是这条手臂已经被男人玷污了。这件事在五代原本不过是一桩怪事奇谈，但到了宋代却被当做了楷模大力宣扬。经过宋代的提倡，此风日盛，到了元代又出了一个“乳疡不医”。　　　　元明善作《节妇马氏传》云：“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疡，或曰当迎医，不尔且危。马氏曰：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竟死。”体肤给男子看见，都认为是被污辱，宁可付出生命的代价，真是没人性至极。　　　　儒文化发展到了这一个阶段，如果我们再回来重读论语，就会立即体会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句话的沉重份量。　　　　孔子删诗，是在他六十八岁那一年，配合他从事这项繁浩工程的，是最擅长文学的青年弟子子夏。但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子夏的心里就产生了疑惑，他勉强的克制了好久，最终忍受不住问孔子：“老师，我曾经听您指导我们说，郑声淫，即是淫，为何老师要保留而不删掉呢？”　　　　孔子听了，笑着摇头说：“商啊（子夏名卜商），郑诗非郑声，为何要删？”　　　　子夏涨红了脸，说：“那么老师，《诗经》中的男女爱情之作似显太多，是不是要酌情删缩？”　　　　孔子听了，笑着说道：“爱情的诗篇多吗？我看还不够多，你要知道，我的理论之核心是仁，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人，禽兽尚且有爱，何况了人呢？男女青年理当尽享纯真之爱，徜无男女之情爱，人类将何以繁衍？”　　　　《孝经•含神雾》云：“诗者，持也。持其性情，使不暴去也。”这个解释已经将诗的价值与意义阐述得详细而精确：诗经三百首，说不尽男女纯真而美好的爱情，一言以蔽之，这是人性中最美好的灵性的体现，管理国家政务的人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3）为政宽和是为宜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是一个洞察人性的心理学大师。　　　　他指出，如果为政者强行推行不得人心的禁令，并辅以严苛的刑法的话，百姓在与官府的博弈之中就会将心思用到免于刑罚上来，不是以触犯了刑律为耻，而是以触犯了刑律却侥幸逃脱了惩罚而为荣。　　　　而如果为政者德庇四方，推行为百姓所期待并拥护的政令，并以礼节约束百姓的行为，就会培养起知耻明德的风气，国家的管理与治理，也就相应变得简单了起来。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仅仅是用来管理国家大的事务，事实上，一旦这种理念形成，就会贯穿于为政者的日常行为之中，体现出深远的社会影响与实用价值。唐朝御史大夫柳（王比）贬职为沪州郡守时，渝州有位秀才叫牟磨，是都校牟居厚的儿子，他的文采并不高，却拿着自己的作品上门拜见。柳很殷勤地夸奖勉励他，但家人认为这样太过分了。　　　　柳（王比）说：「巴蜀一带多豪杰之士，而这押衙（管理仪仗侍卫的官）的儿子独爱好文学，如果不诱导奖励他，他将失去这种志趣。因为我的称赞，别人必定以他为荣，因此能减少三五个乱民，不是很好吗？」　　　　柳（王比）的这种做法，对人以表扬为主，鼓励人积极上进，正是道以之德的儒家精义的实践。　　　　明朝的屠枰石（屠义）先生在江浙一带当督学，一向严守法令办案。当他巡察西湖时，有些无聊之辈趁机去搜罗秀才们的过失告状。　　　　有一个秀才夜宿在妓女家，保甲（地方守卫组织之长）在次日天刚亮时，就把秀才和妓女两人捉起来，送到衙门来。大家都有点同情那个秀才，却没有人敢释放他。　　　　衙门开门了，保甲带人上堂。一进门就大声地诉说事情的经过，屠公假装没有听见，照常处理文书，保甲渐渐膝行向前，距离秀才和妓女越来越远。　　　　屠公用眼睛示意身旁的差役［刚正的人却喜欢戏谑］，又靠靠他的手臂，让他放了秀才。差役明白了，悄悄过去把秀才带出门，保甲一点都不知情。　　　　秀才出去之后，屠公抬头问道：「人呢？」　　　　保甲回头一看，不见了秀才，吓得说不出话来。屠公便罚打他三十大板，铐上枷锁，并把妓女赶了回去。　　　　保甲后来惊魂未定地对人说：「我刚才捉到鬼了！」　　　　别的秀才鄙弃他，也感谢屠公包涵一个读书人——虽然是个酒色之士。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刁恶的风气平息下来，而秀才为了自我惩戒，甘愿奉献才学，自贬为教官（学校中担任教职的基层官员）。　　　　一个秀才的私节不修，固然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公开的惩罚秀才的话，就会彻底毁掉秀才的前程，让他从此自暴自弃，甚至破罐子破摔的自甘堕落。屠公的包庇看似没有原则性，但却是儒家宽和精神的真正体现，秀才以后的改过自新，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而违背百姓心愿的严苛厉法，未必能够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甚至会出现负面的作用。秦始皇为政残暴，法令苛刻，应征的戍卒如果不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预期地点的话，就一律斩首，这条法律不谓不苛。而陈胜与吴广正是因为大雨延误了日期，赶去报道也是死，举旗造反也是死，所以才会义旗高举，天下响应，短暂的秦王朝就这样丧送于严苛而不得人心的法令之下。　　　　过于严苛的政令还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不得不将心思用在保全自身性命之上，谁也不愿意因为替百姓执言而惹祸上身。武则天建立大周时，为了镇压百官对于她夺了李氏皇权的不满，就设立了严禁苛的法令，一旦有人举报官员有不轨之举，就以酷刑逼供，朝中之人，人人自危。　　　　当时秋官侍郎周兴是有名的酷吏，大臣来俊臣与他是好朋友，但是有人密报说来俊臣谋反，武则天就命令周兴查清此事。　　　　于是周兴在刑部设宴招待来俊臣，席间，他皱眉说道：现在我遇到一件麻烦事，有一个人谋反从逆，却拒不招供，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来俊臣听了后，就兴冲冲的建议道：这好办，只要一口大翁，下面烧上炭火，让谋反之人坐进翁中，一定会得到口供。周兴听了之后，就马上命人搬来一口翁，下面烧上炭火之后，对来俊臣说道：请君入翁。　　　　由于周兴酷爱在刑法之外另立私法折磨人，时人称之为 “牛头阿婆”（地狱里的鬼怪），百姓怨声载道。周兴知道后，丝毫不以为然，得意地说：“这有什么奇怪！”于是他题书于衙门口道：“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息无言（就都没有话了）。”　　　　由于法令严苛，武则天在位时的许多大臣从升任到满门抄斩，其间相隔不足两个月。但是大臣们私下议计，虽然只有两个月的高官厚禄，就足以让人不惜飞蛾扑火趋炎奉势了。而且，许多贪官情知时日无长，索性于灭亡之前大肆搜刮，反而使得百姓更受其苦。　　　　一方面是自感时日无多，贪官更加疯狂的大肆搜刮，搞得民不聊生。另一方面，群臣们唯恐勤于政务引来政敌，导致祸事加身，索性大家都不理政事，只顾没羞没臊的大拍马屁。有一次，有人向武则天献上一块石头，声言：“这块石头有赤心，忠于陛下。”当时的侍郎李昭德听了这牵强附会的胡言乱语，忍不住驳斥道： “这石头有赤心，其余的石头难道都想造反吗？”　　　　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凡是皇帝大行苛法的时代，也正是为政者人人自危，拼命搜刮百姓的同时，各种谀词奉言层出不穷的时代。由此看来，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观点，实在是有着预见性的啊（4）人生修行诚难得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说这句话的时候，夫子已经老矣。　　　　这应当是孔子行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对后世之人的醒示吧？　　　　孔子三十而志学，学的是什么？三十而立，立的又是什么？四十而不惑，此前又有何惑？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又是何指？六十而耳顺，那夫子又是如何做到明辨是非的呢？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对于为政之道有何启示作用？　　　　如果我们认真研读孔子伟大的一生的话，就会发现，孔子所告诉我们后人的这几个人生阶段，不仅是标志着他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同样的，也可以让我们站在伟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学得更多，对人生领悟得也更深。　　　　为什么孔子会在十五岁那一年矢志于学呢？到底是什么事情刺激了孔子发奋的呢？　　　　孔子十五岁那一年，正值鲁国政事变动，政治权力下移，鲁昭公徒具其名却失其位，权力为三桓所瓜分。所谓三桓，是指季孙氏，孟孙氏及叔孙氏三家，这三家分别是鲁庄公的三个弟弟庆叔，叔牙，季友的后人。三桓势力日益强大，强改三军为四军，叔孙、孟孙各领一军，季孙领二军，当时军赋统一，分军即分赋，所以此举在当时称之为“四分公室”。　　　　而在此之前，齐国名臣晏婴使晋，与晋卿叔向谈起齐国的政权已归陈（田）氏，因齐君加重税赋，滥取于民，而陈氏则施恩人民，借粮与民的时候大斗出，小斗进，终收民心为已用，以弱公室。而晋卿叔向则认为晋国公室也到了末世，人们听到国君的命令，“如逃寇仇”。　　　　这表明，最初由周天子所分封的权族已经到了末落，新的强权势力正在掘起之中，政权变动，人心纷乱，正是需要有识之士出世以匡正人心，消弥政权变动所为人民带来的祸患。　　　　少年时代的孔子已经意识到时代的需要，于是他当仁不让，担负起了匡扶危世的重任。　　　　而孔子之所以学礼，却也是有其原因，早在他十二岁那一年，晋候使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太史氏，并说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也就是说，周礼中相关周天子何以成就天下的记载，收藏在鲁国，这为圣人的成长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由此可知，孔子之所以志于学，是因为时所需。一个人只有响应时代的召唤，才有可能成就大业，这是孔子所告诉我们的。　　　　此后一十五年，孔子终于三十而立——立于仁。　　　　在这十五年里，曾经发生过孔子一生中最大的耻辱事件，季孙氏宴请士一及的贵族，孔子身穿儒服执礼前往，却被季孙氏的家臣田虎拒之门外。此后晋国会诸候于平丘，郑国的子产参加了这次会盟，并因为争承——争取使郑国多分担权力，少出贡俸——而与晋国发生了争辨，这场争辨从正午开始，一直争论到黄昏，郑国的子产终于取得了这场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为郑国争得了相应的权力，维护了郑国的国家利益。孔子非常欣赏子产的这种做法，认为：“从子产这种行为上来看，他足以称得上郑国的根基了。”　　　　孔子二十七岁那一年，郯子来到鲁国，在宴会上他对叔孙昭子谈到了其祖先少皞氏的官制，孔子得到消息之后，求见郯子请教。两年之后孔子学琴于师襄子，从琴曲中参透周文王的仁德之念，使师襄子离开席位向孔子一拜而再拜，并说：“你果然有圣人的天赋啊，这支琴曲，正是文王所作的文王操。”　　　　就这样，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学习与摸索，孔子终于确定了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至此三十而立——立于仁。　　　　孔子的传世思想既然形成，于是举坛办学，传承育人。并于三十四岁那年得到鲁昭公的支持，赴周观礼，拜见老聃与苌弘，解决了他的儒学思想体系中的一系列问题，开始了他的不惑之程。但是次年就发生了斗鸡之乱，鲁照公在季孙氏、孟孙氏与叔孙氏三家合力围攻之下，弃国而逃入齐。孔子追随前往，但终末能齐用，而且险遭齐大夫所暗杀，于匆忙之间逃离齐国。因为逃得过于仓促，甚至来不及吃饭，只能把正在淘的米和末及时做的饭提起来，一边匆忙赶路一边滤干。就在孔子一行匆忙赶路逃离刺客的追杀之时，远在吴国，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专诸刺吴王僚事件，吴公子光继位，是为吴王阖闾。自此新贵掘起，旧权族纷纷失势，验证了孔子此前的判断。　　　　所以孔子说他自己：四十而不惑。　　　　此后又十年，各国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孔子却于他四十六岁那一年带领儿子孔子率孔鲤与部分弟子观鲁桓公庙宥坐之欹器，对孔鲤与弟子们说：“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恶有满而不覆者哉！”他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聪明圣智，守之以愚；功破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至此，孔子已经掌握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知天命”的意思。　　　　五十二岁那年，孔子出仕，三年后弃职而走，经历了他一生最为丰富多彩的一段日子，客居卫国的时候，卫灵公和夫人南子乘车招摇过市，让孔子跟随在后，孔子引此为耻辱，因此离开卫国。却又在去往宋国的路上遭遇到了宋司马桓的追杀，孔子微服而行，逃到郑国，郑国不纳，孔子只好转道适陈。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磨难之后，已经再也没有什么恶评或是诋毁能够伤害到他了，六十而耳顺，听到任何事情都能够立即明辨是非，是以人生的艰难磨砺为代价的。　　　　七十而随心所欲，不愈矩。于是孔子对我们说：“治理国家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就可以克服残暴和免除刑杀了。”　　　　为政以德，为德以仁，孔子用他一生的奋斗与成就，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来之易的道理。（13）失落在历史尘烟之中的希望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从前，菩萨化身为雀王，慈心济众。　　　　有一只吃人的老虎，某次因吃后，骨头嵌在牙齿中间，使它动弹不得，困饿得奄奄一息。雀王见后，大发慈悲，钻进虎口为老虎啄骨，救活了老虎。雀王飞到树上念《佛经》语说：“杀为凶虐，其恶最大！”想以此来劝老虎不要再去伤残人畜。　　　　虎听后，勃然大怒，说：“你才离我口，没吃你就已不错了，还敢多言！”雀王仓惶飞逃而去。　　　　这个故事很有针对性，与佛经中的其它讲求在暴力之下无条件屈顺形成了对比，我们人类就是这样的矛盾，而对邪恶的暴政，如果以暴易暴的话，非但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加残忍与邪恶的暴政。细说中国历史三千年，春秋时期的大夫多少还能够有一点与君主相抗争的实力与勇气，到了秦始皇时代，大夫阶层的独立人格就彻底被否定了，再到汉代，杀戮功臣渐成习风，就这样一步步发展下去，到了晚期的明清时代，专制统治已经达到了极点，人的尊严与自由被剥夺得一干二尽，统治者也愈发残忍邪恶，异化为食人不吐骨的怪兽，民众的解脱，终无期日。　　　　现在反思孔子的话：能以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哪还能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够以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礼仪又有什么价值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禅让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制度，也是唯一的一种有详细记录的非常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个说法有点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嫌疑，先不要说远古时的禅让制度原本有缺陷，流传下来的资料缺乏公信力，更不要说这所谓的制度只不过是当政者的心血来潮，民众参与及权力分享根本就无从谈起，单只以这种禅让制度仍只是权贵阶层的内部游戏，民众咸与知闻来说，这种所谓的“民主制度”就注定了只不过是酷烈的专制到来之前的前奏而已。　　　　事实上，在那个行将到来的黑暗时代，只有孔子深切意识到了禅让制度的价值与作用，他试图以“礼”为契合点，建立起一种更公正些的博弈制度，如果说孔子有着清晰的民主思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毕竟孔子处身于一个奴隶社会时代，民智的开启远未提到议事日程，做为孔子，他只能够做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然而这一过程竟然延续了近三千年之久，期间的血泪与人性的沦丧，足以让任何人闻知之后不由得扼腕叹息。　　　　然而在当时，由孔子引发，儒家、墨家及纵横家甚至包括了法家共同推动的禅让思潮，在战国时期却曾风行一时，一时之间，深受儒学的仁德思想熏陶的列国君主，为了国家的利益，都纷纷向最有才干的大夫提出来禅让的建议。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禅让只是一个客套，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禅让是发自内心的，但是我们确曾拥有着这样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时代。　　　　先是秦国的秦孝公在病重期间，向商鞅提出了禅让的建议，但是商鞅却推辞了。其后是魏惠王，欲将魏国的君主之位让于惠施，当时魏惠王对惠子说道：“治理国家，一定要贤明的为政者才可以，我的能力实在不如惠子先生，希望将魏国传承于你。”可是惠子回答道：“国君这个建议，我不能够答应的，国君你掌握着万乘战车的国家，如果传承给别人，未必有什么不妥。只不过，我惠施只是个一贫如洗的布衣，实在是不能够接受你的请求啊，否则的话，就会引发世人更多的贪欲与嫉愤之心。”　　　　紧接着，又发生了魏国的将领公孙衍鼓动史举游说魏襄王禅位于魏相张仪，理由是：“大王将国家让给张仪先生，那么大王你就可以获得尧、舜的美名，而如果张仪先生拒绝的话，那么张仪先生就是当世的许由了。”　　　　但是禅让到了这一步，无论是秦孝公还是魏惠王，都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但是，到了公元前316年，在燕国，终于发生了第一起轰轰烈烈的禅让试验。　　　　公元前320年，燕王哙继位，五年之后，虑于列强环伺，国家无一日不处于危难之中，于是为了强盛燕国，他决定将王位让于相国子之。子之为人，刚毅果猛，善于监督考察臣属，因则得到了燕王的信任与重用，于是在大夫鹿毛寿及说客苏代的建议之下，燕王哙正式将国家权力让渡给了子之。　　　　于是子之南面为王。　　　　子之当政，必然的损害到了太子平的利益，太子平原本是将王位看作是自己的私产的，于是怒极之下，太子平与支持他的将军市被聚结自己的支持者，于蓟城发动叛乱。并包围了公宫，意欲击杀子之。燕王哙与子之召集兵众，大战太子平和市被，几个月后平灭了叛乱，杀死了太子平及市被。　　　　此战一起，燕国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诸多城将纷纷举旗，支持子之或是支持太子平。这时候，齐宣王在朝中问计于儒学大家孟子，孟子建议齐国立即进军燕国：“现在我们攻打燕国，就和当年周文王、周武王讨伐殷纣一样正义，是绝好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请大王三思。”　　　　于是齐国起五都之兵，大举攻燕，陷蓟城，杀燕王哙，醢子之。　　　　燕国的禅位之举就这样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落下了帷幕。从此诸候噤声，列国凛然，再也不敢提禅让二字。　　　　儒学的传承大师孟子亲历了中国第一起禅让实践的失败，所以，当他的弟子万章问起禅让之事的时候，孟子的回答，透着无尽的失落与悲凉：　　　　万章问：“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回答：“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　　　　于是向以清静无为而自诩的庄周率先向禅让制度发难，对禅让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挟击与讥讽，如“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说：“‘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见之。’因自投清泠之渊。”　　　　继而，韩非曾从“唯物”的观点对禅让进行了解构，认为古代生活条件艰苦，即使贵为天子，其待遇连今天的看门人也不如；还要日夜辛劳，比劳役俘虏还辛苦。“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所以禅让并非“利天下而弗利”的高尚之举，而只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既然时移势易，流行于古代的禅让在今天自然也就不适合了。韩非还将尧舜禅让归结为武力逼迫：“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 　　　　韩非彻底否定了禅让制度，再次强调要强化专制王权，使权力牢牢掌握在君主手里，所以其肯定的显然是“天下为家”，实行世袭了。　　　　韩非子出帝王喜，只是恼他把难听的话说得太透，所以韩非成为他的理论的第一个牺牲品——屈死在秦国的铁狱之中。但从此，韩非子的御民愚民学说被偷梁换柱的取代了孔子的儒学精神，以“儒术”之名行于天下。　　　　直到今日。 直到今日,我们一切重新开始,而今举目四望,竟有重返列国时代之感,只是民众的愿望与期求,越比三千年前距我们更加遥远.　　　　没有一个制度从来到世上那一天就是尽善尽美的,这个道理人人都清楚,但是,思维的惯性让我们选择了宁肯继续承受三千年的旧疾苦,却决不肯给明天的希望一线宽容.　　　　我们不宽容大善中的微小之恶,为此我们宁肯承受大恶之中的微小之善　　（5）圣人是夹缝里挤出来的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我们曾经说过，鲁国的国君昭公大权旁落，三桓季孙氏、孟孙氏与叔孙氏四分公室，这其中的孟孙氏是孟僖子，堪称鲁国的第三号人物。虽然他位高权重，却是不学无术的酒整饭袋，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孟僖子陪同鲁昭公出访楚国，途经郑国，郑伯慰劳昭公，以周礼待之。结果孟僖子和鲁昭公面面相觑，竟不知相仪何礼，无以应对，羞得孟僖子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及至到达楚国境内，楚王在郊外举行盛大的郊应之礼，昭公君臣目瞪口呆，不知所措。须知楚国在周文化中向来是荆蛮之地，以不通礼向为人所不屑，而当时天下皆知“周礼尽在鲁矣”。鲁是礼仪之邦，楚是蛮人之地，而如今蛮人以礼相应，来自于礼仪之邦的客人却懵懵懂懂，茫然无措，鼓乐齐奏之间，众目睽睽之下，事关国家尊严和体面，孟僖子却无以应对。这让他羞容满面，大汗淋漓，回到驿馆，就不病不起。　　　　回国之外，孟僖子视此次出行为奇耻大辱，于是遍访名士，虚心求教，并屈尊亲登孔子之门，孔子与其侃侃而谈，孟僖子大喜，顿生相见恨晚之心，于是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长子就是在这里问话的孟懿子仲孙无忌，次子南宫容托付于孔子门下，让他们跟随孔子学习仁德与礼仪。　　　　于是孟懿子就成为了孔子的弟子之一，但其名不入七十二贤人之中，由此可见他的不堪造就。　　　　孟懿子不堪造就，那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是在父亲孟僖子死后，接掌了孟孙氏的权位之后才来到孔子门下的，身份地位与其余弟子大不相同。何况他每天要面临着诸多的国家权力争夺，各方势力都在谋求他的支持，始终处于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无法象他的弟弟南宫容那样静下心来研诗颂经。　　　　孟僖子所面临的第一次重大政治选择，就是要在斗鸡之乱中选择是支持鲁昭公还是支持季孙氏，这一步关乎重大，不可不慎重。　　　　斗鸡为鲁国权贵最为热衷的游戏，当时相互争斗的两方，一是季孙氏，二是大臣郈昭伯。为了赢得这场游戏，双方各逞心机，季孙氏在斗鸡的翅膀上涂抹了芥末，而郈昭伯却在鸡的爪子上安装了铁爪，结果是郈昭伯家的鸡斗败了季孙氏家的鸡。季孙氏不忿，指责郈昭伯赖皮，郈昭伯反唇相讥，惹恼了季孙氏，撕破脸皮，率军攻占了郈昭伯家的封地。　　　　于是郈昭伯哭见鲁昭公，求国君替他主持公道。鲁昭公失其权柄，也一直在找机会扳回一局，于是借此机会与郈昭伯全兵，攻打季孙氏，季孙氏不敌，不得不请求罢兵和谈，暗中却遣人急向孟懿子及叔孙氏两家求助。　　　　而这时，郈昭伯早已来到孟懿子的家里，与孟懿子把盏言欢，要说服孟懿子站到昭公的阵营之中来。孟懿子正举棋不定之时，叔孙氏匆匆赶来，对孟懿子说：三桓一体，同进共退，如季孙氏亡，则孟孙、叔孙两家亦不可保。孟懿子认为叔孙所言有理，于是当场拨出剑来，将郈昭伯一挥两段。然后与孟懿子与叔孙氏两家合兵，共助季孙氏攻打国君昭公的人马，迫得昭公逃入齐国，从此不归。　　　　孟懿子的选择，完全是出于维护孟孙氏一族的利益与安全，无可厚非。所以孔子对此从未做一句之评，而是认为季孙氏应该为此承担所有责任，并曾几次登门，严辞要求季孙氏迎回昭公。季孙氏唯唯诺诺，阴奉阴违，让孔子拿他也没任何办法。　　　　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之下，孟懿子以学生身份向老师求教，孔子的回答，也就显得耐人寻味起来。　　　　而且在这里记载也非同于一般的求师问礼，看看这幕场景吧：孟懿子问孝：老师，如何才能够称得上孝？孔子的回答简单直接：不要违背。然后孔子出来上车，弟子樊迟御车。孔子告诉樊迟说：刚才孟孙氏问我如何才称得上孝，我告诉他说：不要违背。樊迟听了，大惑不解，问：老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说：父母在世的时候，服侍而不可失去礼节，父母去世的时候，用合乎礼法的仪式安葬，剑祀的时候，同样要合乎于礼法的规范。　　　　在这里，孔子在向樊迟讲述的时候，以“孟孙”称呼孟懿子，这表明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其身份已经不仅仅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问答，而是以一种对待国家政务的态度，是在考虑国家管理的问题，而不是象给父母奉茶端水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孟懿子问过之后，得到了孔子的回答：不要违背，就没有了下文。而樊迟却不明白这一问一答的玄机，所以才会追问：老师，你这个不要违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孟懿子能够听得懂孔子的回答，而樊迟却听不懂，那是因为孟懿子是当事人，他问这个问题是心有所感，内中潜藏着无法说出来的隐情，这种隐情他和孔子心知肚明，这种隐情就缘于他在国家中地位的尴尬与他参与驱逐昭公的道义缺失。　　　　问出这个问题，也表明着孟懿子心里的一个重大选择，他必须要在他父亲孟僖子临死之前的吩咐，与当前时局的变化之中做出决定。　　　　那么，如果他的政务治理观念与父亲孟僖子产生了分歧，该当如何选择呢？　　　　而孔子所告诉他的是：不要违背。但这个不要违背却没有任何宾语，不要违背的是什么呢？这就让包括樊迟在内的后世人苦思冥想却琢磨不透了。　　　　对此，孔子简单的解释说：对于孟懿子这种情况来说，只要他在父母生前服侍不失礼，死后安葬不失礼，祭祀恭敬不失礼，这就是孝道的全部了。　　　　至于他在面临国家政务管理时所遇到的问题，那么他就必须要做到秉持一颗公心，不违背治下民众的意愿，推重仁德的思想和理念，唯其如此，才是一个执政者真正孝道的体现。　　　　任何一个掌理政务的人，其长辈对他的希望也正与百姓意愿相合，所以至孝无违。唯其无违于百姓，方才能够无违于孝道。（6）至孝者至仁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伯武就是上一节孟懿子的儿子，如果他的品行没有差池的话，那么，他就会注定接替孟懿子执掌权力，尽管他是世家公子，但在顺利的接受权柄之前，他必须要经受一系列严格的品行考验。　　　　哪怕是再昏愦的君主，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头脑也是极为清醒的，品行被怀疑有问题的儿子是没有权力治理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次太子被废事件，例如，宋太宗时太子是楚王赵元佐，因为受到刺激患了很严重的精神疾病，性情变得很残忍，左右的人稍有过失，就用箭射杀。太宗屡次教训他都不改过。重阳节时，太宗宴请诸王，赵元佐借口生病初愈不参加，半夜发怒，把侍妾关闭于宫中，并纵火焚宫。 　　　　宋太宗很生气，打算废除他太子的身份，但又担心因此而引起变乱。寇准那时正在郓州任通判，太宗特别召见他，对他说：“找你来和朕一起商议一件大事。太子所作所为都属不法，将来若登上帝位一定会做出桀、纣般的行为。朕想废掉他，但东宫里有自己的军队，恐怕因此引起乱事。” 　　　　寇准就建议说：“请皇上于某月某日，命令太子到某地代理皇上祭祀，太子的左右侍从也都命令跟着去，陛下再趁此机会派人去搜查东宫，若果真有不法的证物，等太子回来再当他面公布出来，如此罪证确凿，要废太子，只须派个黄门侍郎（即门下侍郎）宣布一下就行了。” 　　　　太宗采用他的计策，等太子离去后，果然搜得一些残酷的刑具，包括有挖眼、挑筋、割舌等刑具。太子回来后，当场展示出来，太子服罪，于是被废。　　　　所以历朝历代的权位继承人，在接掌权力之前莫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活得胆战心惊，万一被人指责过失，失去权力还是小事，把性命丢了的也不少见。所以孟武伯在侍奉父亲孟懿子方面小心翼翼，唯恐孟懿子有丝毫的不满意，为此还特向孔子求教孝道。　　　　而孔子的回答，则从此奠定了国人孝道的基础与根本。　　　　孔子回答说：想一想当你病了的时候，父母是如何的担忧挂念，如果你能够以这样子的心情对待父母，这样才称得上孝啊。　　　　孝道是一个不容争议的话题，是所有伦理的基础，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父母的疾患都无动于衷，很难想象这种人会体会到天下苍生的疾苦。只有以孝心服侍父母并体验他们心中的忧苦，再以这同样的心情去看待其它的老年人，才是真正会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人。所以历朝历代莫不是推祟“圣主以孝道治天下”，以及“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正体现了孔子的仁德思想在国家政务管理上的作用与价值。　　　　孝道正是最基本的人性的体验，是维系社会最基本单元稳定的最可靠力量。不关心自己父母的人，也绝无可能会对别人产生同情之心。　　　　但是，有趣的是，不管多么合理的事情，一定确定下来成为规则，就总会有人要钻空子。封建社会时代有着表彰孝子的制度，服侍父母至诚至孝的人，会得到官府的公开奖励或奉养，以鼓励大家效仿这种行为。而官员的晋升及选拨，孝道更是一票否决，如果有哪位官员被指责不孝，那么他的前程就会毁弃。这种制度的初衷无疑是为了彰表孝道之行，但是，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会使用各种办法钻孔子，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假孝子。　　　　有一个叫郭纯的人，他的母亲死后，每当他悲哭之时，总是会有群鸟云集而来，地方长官听报后调查确有其事，就在孝子家的门口立牌坊加以表扬，孝子名声大了起来。　　　　后来，有人一打听，竟是孝子每哭时把饼撒在地上，群鸟争着来吃。这样多次以后，鸟只要一听到孝子哭，没有不争着来吃饼的。　　　　还有一个叫江泌的人，他办事情喜欢讲孝道——什么事都要和孝挂上钩。因为同族有个人与他同名，为了方便区分两人，所以人们称他为“孝泌”。　　　　孝泌每逢吃菜总总不肯吃菜心，他说：“菜心吃不得，它是可以继续生长的东西，吃了违背孝道。”感谢来自
雾满拦江的文章 Dez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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