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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以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逐步形成。 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发表宣言，决定“取消红军的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8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称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辖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二零师（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8 月 25 日，中央军委任命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原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同样，“新四军”的全称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下，经国民党当局同意，由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从1937年10月起陆续改编而成。以10月12日为建军纪念日。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辖4个游击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共10329人。日在汉口建立军部，日移驻南昌便叫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国庆节的来历“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见于西晋。西晋的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飨其利，主忧莫与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喜庆的大事，莫大过于帝王的登基、诞辰（清朝称皇帝的生日为万岁节）等。因而我国古代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今天称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这里应该说明一点，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年的10月l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那么10月1日的国庆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国庆节的来历国庆节资料：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三十万军民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和庆祝游行.10月1日是我国的国庆节,为什么把这一天定为国庆节呢?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1949年9月的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1949年十月一日下午3时，北京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典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庄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即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海陆空军，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实况广播。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实况广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联播。国庆节的设立来源于国庆日的确定。日14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会议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同日15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在日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委员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1950年起，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
中国古书上，把伏羲、女娲、神农称为“三皇”，把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称为“五帝”，其实“三皇五帝”都是象征性的人物，是想象中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虽然是一些美丽动人的神话，却能反映原始社会氏族和部落的历史。 传说伏羲、女娲、神农是远古时代的大圣人，各有一些了不起的功绩。 伏羲，又称庖羲。据说他是个大发明家，“始作八封”，“作结绳而为网罟”。这是两件大的发明创造。当然，社会出现这样的新事物，是由于人们集体劳动的结果，而不会是某个“圣人”的恩赐。但这个传说告诉我们，那个伏羲氏族开始使用一种记事符号，又懂得制网捕鱼了。 女娲的主要业绩是“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据说，在这以前，天塌地陷，灾害不息，经过她老人家的工作，一切就序了。她也就成了传说中整理天地的神。这个故事反映了远古人类与自然界的艰苦斗争。 神农是传说个主掌稼穑的土神。大概是指原始社会农业开始发展的氏族名称。据记载，当初人们吃生肉，喝兽血，穿兽皮。神农认为人们这样生活下去，是难以维持的。于是，他“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实际上农业生产知识是上古人类实践经验的积累。神农并无其人。后来人们推测，神农氏的事迹，大致反映相当子母系氏族制繁荣时期的社会情况。 传说中的五位上古帝王，文书记载很不一致。他们活动的时代可能已经进入父系氏族制，或原始社会末期了。 太皞，也称为太昊，姓风。相传他人头蛇身，或人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的氏族首领，居住在陈地(即现在河南淮阳县)。他应该是淮河流域氏族部落想象中的祖先。 炎帝，姓姜。相传他牛头人身，可能是以牛为图鹏的氏族首领。最初，这个氏族活动于渭河流域，后来进入黄河中游，与九黎族发生了长时期的冲突。九黎族的首领叫蚩尤，兽身人言，铜头铁脖子，头上有角，耳上生毛硬如剑戟，能吃砂石，可能是以某种猛兽为图腮的氏族。他有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是勇悍善战的强大氏族部落。蚩尤把炎帝驱逐到涿鹿(今河北西北桑干河流域)。炎帝向黄帝求援，双方在涿鹿大战-场。蚩尤请风伯雨师兴风作雨，造了大雾使黄帝的士兵迷失方向，黄帝请旱神女魃，把天气放晴，造了“指南车”辨别方向。这场激烈战争的结果是蚩尤失败，被杀死了。黄帝取得了胜利，被推举为“天子”。 黄帝姓姬，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传说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过着不定居的游牧生活，打败蚩尤后又与炎帝族在阪泉发生三次大战。黄帝统率以熊、罴、貔、貅、虎等野兽为图腾的氏族参加战斗，打败了炎帝部落，进入黄河流域。从此，黄帝部落定居中原，并很快发展起来。史书记载“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说明这些部落形成了巨大的部落联盟。黄帝后代与其他部落共同融合，形成中华民族，黄帝轩辕氏被看成是华夏族的始祖。后来，中国人自称是“黄帝子孙”。 正是这个原因，后人把许多发明创造都传作是黄帝的功绩，说他用玉作兵器，造舟车弓箭，染五色衣裳。他让妻子嫘祖教人民养蚕。他命令大臣仓颉造文字，大挠造干支，伶伦制作乐器等等。这些传说不大可靠，我们只能理解为黄帝时代生产工具大有进步。 少皞， 也叫少昊，姓己，名挚，号穷桑帝，传说是黄帝的后代，居住在山东曲阜一带。这个部落以鸟为图腾，有风鸟氏、玄乌氏、青乌氏，共二十四种。这可能是二十四个氏族合成的一个大的部落。少皞族是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 颛顼，号高阳氏，居住河南濮阳县一带，相传是黄帝的儿子昌意的后代。古书记载；“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可能这是八个氏族。颛顼对九黎族信奉巫教，杂拜鬼神的风尚进行了治理，逼迫他们顺从黄帝族的教化。后来，有个部落的首领共工对颛顼非常不满，愤怒地用头撞倒了不周山。顿时，撑着天空的柱子斜了，拴者大地的绳子断了。于是天向西北倾斜，日月星辰移动；地在东南洼陷，江河随之东流。这是说共工改造自然，成了胜利的英雄。 这些古代神话传说，形象地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的光荣传统，深刻地说明人类社会的最初文明是经过艰苦斗争创造出来的。
按照白酒的香型分为酱香型、清香型、浓香型、米香型和其它香型五种八大名酒：茅台酒、汾酒、泸州老窖特曲、西凤酒、五粮液酒、古井贡酒、全兴大曲酒、董酒
在航天领域方面，神七上天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神舟七号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中的第一步，是为我国建立宇宙空间站打好前哨战，在我国航天事业三部曲中属于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神舟七号首次搭载三名航天员升空，并且在轨运行中要实现一名航天员出舱行走，并释放一颗伴飞小卫星。如果一切都成功，我国将真正意义上的在太空中留下中华民族的脚印，也为今后的载人航天后续工程及其以后的探月工程和远地外太空探测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开端。在国防领域方面，标志着我国已经初步具有进行太空防卫战的能力。神州七号和神舟六号飞船一样，具有太空变轨能力，这对突破敌方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释放伴飞小卫星，则预示着中国已经具有了在太空猎星的能力。对于神七的发射，美国及其盟国担忧其军事用途，从而增加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对外来干涉势力的威慑力。——在经济领域方面，神舟七号飞船产业价值惊人。据粗略估算，目前，通过“神五”、“神六”带来的产业价值已经超过1200亿元。航天经济的产业链堪称各个经济类别中最长的，几乎无所不包。这个说法并不夸张。从能源、钢铁、新材料、电子、机械、通信等行业，到航天服装、航天食品涉及的纺织、服装加工、农产品、食品加工等行业，一次航天活动所涉及的产业，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实际上，关于航天活动的产业价值，国际上早有数据论证。据欧美多家研究机构评估，在航天领域每投入1元钱，将会产生8至14元的带动效应。美国耗资240亿美元进行阿波罗登月计划，科技成果转化为民用后，衍生出的产业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神七”升空代表着中国火箭等技术的成熟，以及中国在载人航天飞船、太空行走等技术上的突破。“神七”不仅将带动航天产业的发展，未来还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动力。在政治领域方面，神舟七号发射成功对于增强国民凝聚力和自豪感有重要的意义。2008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是多灾多难。521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各地不断的矿难事故，波及全行业的毒奶粉事件，一系列特大交通事故，让国人的眼中充满伤感的泪水，伤感这个国家的国民所遭受难以想象的灾难。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中国健儿一次次站在领奖台上为过争光，亦令国人眼中饱含热泪，为这个祖国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多难兴邦，这是温总理写在北川黑板上的一句话。的确，中华民族是个坚强不屈的伟大民族，灾难只会让国人的心更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凤凰要在涅盘中得到永生，伟大的中华民族在灾难中得到永生。终于，神舟七号就要上天了，再大的灾难并没有吓坏我们，我们反而以一个个奇迹来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在外交领域方面，神七的上天和太空漫步的成功，对于提高我国的大国地位，增强世界影响力，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有着重要意义。我国航天事业起步晚，虽然与美俄两国还就有不小的差距，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追赶的步伐，有信心有能力有决心在未来的航天领域与美俄鼎足而立。一直以来，美俄两国长期垄断国际航天事业。2003年神舟五号成功上天，杨利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由我国自行研制的航天器上天的中国人，打破了美俄长达半个世纪的航天垄断，成为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神七成功发射，出舱活动顺利完成后，将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强我国的世界影响力。目前，欧洲、日本、印度等国也在大力发展航天技术，可见，航天技术已经成为未来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真假银币的鉴别 时下，收藏各种钱币古玩已成风潮，就清朝及民国银币而言，上到几十万元一枚的珍品，下到价值几元的银毫，仿造的假币无所不有，所用材料也各不相同，让人防不胜防。下面列举真银币及几种假银币的不同之处，略供参考。 真银币为白里透亮，质软，有延展性，撞击时声音清脆悦耳，版面平滑，边道匀称，图文自然大方，且有流通磨损的痕迹。存放于家中的银币有坚硬细密的古黑色，埋入地下的会生些不规则的坚硬绿锈。伪造的黑色及绿锈用沸水煮泡即会褪尽，很容易分辨。 20世纪70年代末，两广及福建、湖南山区所铸锰镍合金假银币几乎遍及全国城乡，此币工艺粗糙，砂眼多，含颗粒，厚薄不匀，较轻，时间略长易变黑但又在石灰墙上又画不出黑色，是唯一会摔碎的假银币。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铜镍合金镀镉制成的假币工艺有所进展，图文有较模糊和立体感太强两种，边齿基本匀称但不自然，有锉刀痕迹，无使用磨损及旧色包浆，声音尖高，表层电镀磨去后出现淡黄色，这两种假币已基本退出市场，但仍有些县城小摊把其当真银币卖。 第三种假银币面世于10年前，材料为镍锌合金，颜色黑亮，发铅黑光，在石灰墙上能反复画出黑线，声音同样尖高，略比铜镍合金沉闷，做工往往有一面较逼真，齿边虽匀称但较生硬，肉眼也能看出些砂眼、斑痕及锉刀加工过的痕迹，目前此币在省城钱币摊还能见到。 近期，市面上又有一种制作较为精良的镍镉钒合金假币，除去少许砂眼，版面较平滑，寡白色略有光泽，音尖、质硬、略轻，立体感太强，图文欠神韵，且有锉痕。 真银压制的伪币最难识别，近年产于广东、湖南一带，银质优良，色偏白，重量基本一致，26-27克左右，因压力不足，偏厚，边牙有模糊处，边齿均匀但不自然，图文相对清晰，但同样免不了些许砂眼，用放大镜观察，图案及文字虽较逼真，但空白处版面不太平滑，无自然流通磨损的痕迹及古旧色包浆。 另一种改字、加字的普通银币往往使有些老手也会一时忘乎所以，即普通袁像币加英文的签字版；加“甘肃”二字及打瑞金产“苏维埃”三字；孙像开国纪念币六角星改五角星及英文和数字错版币等。其实以上银币两个版面本有图文差异，改制方法为先铲去多余的，后焊上点银再刻字。字迹略欠神韵，有刀痕，且会破坏周围版面，洗后涂上水彩绿色较易发现刀痕破绽。 清朝及民国时的假币又大致分为三种：一是银匠凭空臆造币，如慈禧等部分纪念币。二为清末钱币工人后来制作的伪币，其中极少部分原模后铸的倒还有些价值，至于重新雕模压制币，虽然同为纯银所铸，情况则为两码事。此币经过长期流通，有磨损痕迹及旧色包浆，从材料及新旧方面看无法辨认，容易蒙混过关，只能从图案及文字上下功夫了。第三为民国时期民间常见的镀银铜元，电影上常见旧时商人用指尖捏着银元，放在嘴边猛吹一下，即置于耳边听声音以辨真伪，如今所镀一层薄银已褪，露出铸工基本精良的黄铜、红铜币，磕磕碰碰且磨损较严重，往往会使人误认为是试铸为数不多的银模铜样币。 现将几种常见的假银币的主要特征介绍如下： 铜版银币：它的形态、大小、图案完全与真银币相似，但它是以铜为主体，图案粗糙，在石头上磨一下，即出现铜的本质，敲击出来的声音尖亮而有哨声。 铅版银币：以铅充银，是外为银皮内夹铅质之银元。其花纹与正常银元无异，但声音较厚、发闷，阴沉而带嗒音，以火烤之，铅即流出。 夹版银币：它的外层包裹两层银皮，银层较厚，磨擦一下一般不易磨出痕迹。这一种称夹心银元，是假银币最为常见的一种。内夹铜、铁、铅等多种成分，其声音实短、沉闷且无转音。 改小银币：严格说来这一种还不算是假银币，只是重量有所减少。这种银币是将正常银元之齿锉平、改小，然后获取细毫碎银。一般只要对照一枚足重的真银元即可判别。 砂版银币：这种银币表面粗糙，图像模糊不清，重量在20克以下，系翻砂版，用力向地上一砸，即刻碎裂，碎裂面呈浅灰色。目前市场上见到的假“袁大头”银元多数属于这一种类型。 洗版银币：亦称洗澡版，是将正常银元以硝酸蚀去一层银，以此窃去一部分银质，其特点是图案模糊或有浮白色，发音微慢，严格说来这也不算是真正的假银币，但重量有所减少，已不足25克，如作为一枚藏品来说，其品相已不完整，收藏价值也就大打折扣。 私版银币：是私人铸造的银元。袁大头币、孙中山开国纪念币、北洋造龙洋币均有之，这种伪钱主要是从台湾的钱币市场上贩运来的，民国时期在海南岛铸造，因此又称做琼版银币。其共同特点是，声音尖高，质量低劣，银的成色不足80％。 镀银银币：表面光滑，图案清晰，精细，成色也逼真，与真银币一模一样，表面镀银的，从形象上与成色上看是难以鉴别的。其重量一般是20———22克，虽然精工细做，但金属的比重无法与真银平衡，所以只要称一下重量就能原形毕露。真银币虽然在流通过程中有所磨损，但不会低于25克（标准重量是26.6克）。 改版银币：这种银币一般收藏爱好者无法用肉眼鉴别，无论敲声或测试银币成色，或看包装均是旧制。唯一方法是依靠高倍放大镜鉴别，细看每个字体的迹缝，是否留有刀痕迹，如有刻刀痕迹就是改刻的。这种做伪的方法是把真银币原有的字体用刀刻或挖掉，然后将特制银字粘贴上去冒充传世银币，牟取暴利。
在西方国家，每年的十月三十一日，有个Halloween，辞典解释为 “The eve of All Saints'Day”，中文译作：万圣节之夜。
 关于万圣节，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了一定的感性认知：知道万圣节期 间，许多公共场所乃至居家院落，都会布置上很多装璜，诸如各式鬼怪 呀、南瓜灯呀、还有黑猫以及巫婆的扫帚之类；孩子们会穿上每年不一 样的万圣节服装，拎着南瓜灯的提篓去挨家挨户地讨糖，说是“trick or treak”。除此之外，你还想多知道一点吗？我们在此简单介绍一下 万圣节的由来与习俗。 一、万圣节的由来：
 关于万圣节由来的，传说最多的版本认为，那是源于基督诞生前的古西欧国家，主要包括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这几处的古西欧人叫德鲁伊特人。德鲁伊特的新年在十一月一日，新年前夜，德鲁伊特人让年轻人集队，戴着各种怪异面具，拎着刻好的萝卜灯（南瓜灯系后期习俗，古西欧最早没有南瓜），他们游走于村落间。这在当时实则为一种秋收的庆典；也有说是“鬼节”，传说当年死去的人，灵魂会在万圣节的前夜造访人世，据说人们应该让造访的鬼魂看到圆满的收成并对鬼魂呈现出丰盛的款待。所有篝火及灯火，一来为了吓走鬼魂，同时也为鬼魂照亮路线，引导其回归。
 在中世纪的中欧，曾有过基督教摧毁异教徒的历史。可是新年夜前的祭祀庆典从未真正消除，不过以巫术的形式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万圣节里，还留有巫婆的扫帚、黑猫、咒语等痕迹。 二、Halloween一词的产生：
 很多民族都在万圣节前夜有庆典聚会，这又被叫做“All Hallow E'en”、“The Eve of All Hallows”、“Hallow e'en”，或者“The eve of All Saintas'Day”。最终约定俗成演变成了“Halloween”，中文意译成了万圣节之夜。 三、“Trick or treat”的传说：
 孩子们今天着装挨家要糖的习俗，据说起源于爱尔兰。古西欧时候的爱尔兰异教徒们，相信在万圣节前夜鬼魂会群集于居家附近，并接受设宴款待。因而，在“宴会”结束后，村民们就自己扮成鬼魂精灵，游走村外，引导鬼魂离开，避邪免灾。于此同时，村民们也都注意在屋前院后的摆布些水果及其他食品，喂足鬼魂而不至于让它们伤害人类和动物或者掠夺其他收成。后来这习俗一直延续下来，就成了孩子们取笑不慷慨之家的玩笑。
 至于南瓜灯也至少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人挖空了南瓜又刻上鬼脸点上烛火用以驱散鬼魂的；另一种说是鬼魂点上的烛火，试图骗取人们上当而跟着鬼魂走，所以人们就在南瓜表面刻上一个嘲讽的脸面，用以调笑鬼魂：哼！傻瓜才会上你的当。传说因为首用南瓜的是一位爱尔兰人Jack，所以人们又将鬼脸南瓜灯叫做Jack-O-Lantern。 四、现在的万圣节
 万圣节流传到今天已经完全没有了宗教迷信色彩，它成了一个孩子们的节目，也是年轻人化装舞会的节目。
 社会对节日的活动也一直做着正面的引导：要求大人教育孩子们不做恐吓性的恶作剧，也要求大人带孩子一起出门（一般是大人架车停在路边，小孩去敲门讨糖）。大人应该要求孩子只许去门口有节日布置的并点了灯的人家，否则不去打扰。另外讨糖过程的始终必须站在大门口等待，不许进屋，讨回的糖也要交大人检查后才许吃。对接待孩子的人家也要求不给自家制作的食品也不给未包装的食品。
 公共场合以及居家周围的节日布置都是自愿的。鬼脸南瓜灯、白网黑蜘蛛等，都是节日的装点，已全然没有骇人之鬼魅色彩。有的女学生还端端在这时候会买一对南瓜或者鬼骷髅的耳环来佩带。如果有哪家的布置做得过分恐怖了，会遭到有关方面的制止，媒体也会令其暴光，让公众指责。
 万圣节的服装，也是万人万相，不是单调的大鬼小鬼了。有许多渠道教授人们如何制作万圣节服装。比如说制作最简单的鬼服就用一张白床单顶在头上，别忘了扣两个洞留出眼睛就是；若是要扮演魔术师，就穿上黑衣黑裤，再戴上黑礼帽，并在礼帽与头顶之间藏一只绒毛小兔备用；还教大人如何把孩子打扮成小天使，白衣白裤，再从背后怎么绑一个手电筒在头上；也有教如何把孩子打扮成他们喜欢的卡通形象的。当然服装、道具业的商人们，就更有文章可做了。
 学校在万圣节是不放假的。有时学校出面组织晚会，有时不甘寂寞的学生们也会自己主办小型晚会；而朋友、家人间互寄贺卡祝万圣节快乐则成为每年十月间流行的习俗。如今网际网路的发达使得送万圣卡更为方便经济，有的网站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各种具有声响动画效果的万圣卡，如：等，免费让大家使用。
 总之，万圣节已成为西方人一个很普通的季节性节日。有很多人将此看作秋的结束以及冬的到来。万圣节一过，人们就开始期盼感恩节、圣诞节乃至新年了。
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起兵攻明，逼近山海关。天启二年（1622年），明军广宁大败，13万大军全军覆没，40多座城失守，明朝边关岌岌可危。 就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出镇山海关。四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归。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还在战斗中被打伤，不久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真英雄也！ 面对如此英雄，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采用了汉奸高鸿中的建议，率领大军，绕过袁崇焕驻防的辽东，直抵北京城下。袁公知后，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以九千士兵与皇太极10多万大军对阵于广渠门外，亲披甲胄，临阵督战，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奋力杀敌，终于击退清兵，保住京师。 真乃一代名将! 遍观历史，文人为将而立如此巨功者，无出其右。但崇祯又是如何款待救了他的小命的袁大将军的？——立捕下狱！ 这是有征象的。先前，当袁将军带领五千人马从宁远赶到京城时，提出我军人马疲惫，要在城内小憩时，竟被崇祯予以拒绝。最后只得在无多少防御措施的野外与清军决战。可见崇祯实在是个没良心的糊涂皇帝。 这个糊涂皇帝这时更糊涂了，在决战胜利第十日后，因听信了两个从清军兵营里逃出来的太监的话，认定袁公是个内奸，一意孤行，把袁崇焕当场抓了起来。并在八个月后处以极刑——凌迟。 所谓凌迟就是千刀万剐，是一刀一刀从活生生的人身上剐，是极刑中的极刑。更为可悲的是：由于京城老百姓都听信了官方的话，都认为袁公是个内奸。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面： “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明·张岱《石匮书后集》 悲哉，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不是战死在沙场，不是死于敌人之手，却给自己誓死保卫的汉族儿女凌剐着吃了。 这是一个怎样的悲剧啊！冤啊，在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 我们的民族是这样对待自己的英雄，可袁公至死也不曾忘怀自己的民族。袁公临刑前，写有一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临刑口占》）。 袁公生前并不是没有料到这样的结局。他曾对崇祯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崇祯当时答应了，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可惜，崇祯实在是不值得信任的无用之辈。 到头来，还是把大忠臣给活剐了，由此，也导致了自己的灭亡。可笑的是，崇祯死前，还在那里感叹：“安得岳飞者用之。”——真混他十八代祖宗的蛋，一个崇焕先生已经杀得如此之惨，再冒出来岳飞先生，他岂不又得动歪脑筋用苦刑乎？（柏杨语——见《末路英雄——柏杨》） 袁崇焕这样的伟大人物，在生前已赢得不少忠义之士的钦慕。 请求与袁公同死的布衣程本直这样评价袁崇焕的为人：“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被袁崇焕的品格所感染，在袁公被杀的当夜，袁公手下的一位姓佘的义士冒着被灭族的危险把明朝打算“传视九边”的袁公头颅从高高的旗杆上偷了下来，从此开始了佘家372年的守墓义举。 佘义士自偷葬袁崇焕首级后，就辞官不做，临终前给后世子孙留下了遗训：一不许再回广东老家，要世世代代为袁大将军守墓，二不许做官，三不许不读书。从此，佘家后人开始了对袁崇焕墓的秘密守护，直到乾隆年间，守墓才转为公开，他们也才得到世人的敬重。 三百多年来佘家的17代辈辈单传，但是每一代都记着忠义二字，都恪守祖训，与袁大将军墓朝夕相伴，没有离开半步。（见南方周末《372年守墓史曲终人散》） 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壮举啊！ 当年佘义士偷葬袁崇焕首级时，世人皆认为袁崇焕是个汉奸，这个时候，佘家人该是忍受着多大的心理压力。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曾经动摇过——也许袁崇焕真的是个汉奸呢？ 然而他们坚持下来了。直到乾隆年间，乾隆为清朝才公布了《清世宗实录》，为袁崇焕正了名：袁崇焕不是通敌的汉奸，却是个真正的大英雄。 而这时150多年已经过去了，所有明朝的遗老遗少都已化为枯骨了，而佘家人也已为冤死袁大将军守了七个世代。 这又是一种怎样的信仰啊！当整个民族视袁大将军为汉奸、叛徒时，惟有佘家坚信袁崇焕是冤死的，并为他默守了一个世纪。守一时是容易的，守一个世纪就难了。然而佘家继续坚守了下去——守了整整372年。 在这个过程中，朝代更替了，清朝灭亡了，民国兴起了，民国灭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兴起了，然而，袁大将军——这位无论在品格还是在才能上或是在功业上都惊世杰出的民族英雄——始终得不到中华民族应有的尊敬与赎罪，他在民国初年被康有为发起修建起的一小块墓地、祠堂在×革中又被夷平了，直到佘氏再度奔走24年，才终于换回今天的墓地重修。 壮哉！佘氏！为一将军守墓372年，中外古今，闻所未闻！对比之下，国人的表现令人叹息。 遥观日本小鬼子，每年8月15必去祭拜“靖国神社”，上至首相，下至平民百姓，不忘保卫过自己国家的“英雄和战士”。反观我国，几个记得保卫过自己民族的英雄？几个记得“九一八”几个祭拜过抗日战争中死去的英雄？哪里又是抗美援朝中牺牲的亡灵安息之所？——对自己的英雄如此刻薄，如此无情而善忘，对待敌人则如此卑膝、献媚而多情，这也许正是我族之所以如此不昌，道德衰亡而没落之缘由。 我想起了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说过的话：“中国自古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民族的脊梁。” 我想，袁大将军与佘氏一族正是这样的民族脊梁。正是有了这么一批或有名或无名的脊梁在为中华民族默默耕耘，守护着中华民族的一丝浩然之气，而终于令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复兴成为可能。今天，我如再去一趟北京，那个躺在水晶棺里的“伟大人物”是不必去拜访的，那个金碧辉煌的极权中心——紫禁城是无须去参观的，那个血肉筹就的阻隔万里河山的长城是不值得去登临的。 但有个地方我是一定要去祭拜的——袁墓——这里才有着我族不死的精魂！ 简介袁崇焕(日-日)，字元素，号自如（或，又字自如注1），广东东莞桑园客家人，广西梧州府藤县籍。明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明朝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 1622年（天启二年），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同年单骑出关考察关外，还京后自请守卫辽东。筑古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卫戍。 1626年（天启六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宁远城，受炮伤而死，袁崇焕升至辽东巡抚，终因不附魏忠贤，被其党所劾去职。熹宗崩，思宗即位，魏忠贤见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1628年（崇祯元年）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思宗召见崇焕。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复辽，并疏陈方略，皇帝大喜，赐崇焕尚方宝剑，在复辽前提下，可以便宜行事。1629年（崇祯二年）崇焕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认为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后崇焕于7月24日借口阅兵设计文龙，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大罪状，以尚方宝剑斩文龙于皮岛。1629年（崇祯二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率十万清兵绕境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兵临北京城下，北京戒严。袁崇焕闻讯带兵两日急行三百里，袁崇焕本应将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在此展开决战，以确保京城安全。但当他侦察得知敌兵已经越过蓟州向西进发时，只是率兵跟蹑，赶到河西务时，又不顾将领反对，率部前往北京，于次日晚抵达广渠门外，大败清军。袁崇焕如此之举，引起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贵的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世传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崇祯皇帝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但是一些学者倾向于相信崇祯皇帝杀袁崇焕，并非是皇太极的反间计得逞。由于袁崇焕是囚禁半年后才被处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时激愤误杀。事实上，擅杀毛文龙一事，就足以使崇祯皇帝决心杀之。文龙旧部大都误认为是皇帝要杀毛文龙，于是把怨恨转移到皇帝身上，大举哗变，造成日后一连串悲剧事件的发生，终于致使前线态势一发不可收拾。1630年（崇祯三年），袁崇焕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磔”死。崇焕伏刑之惨情，令人毛骨悚然，当时北京百姓都相信袁通敌，恨之入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石匮书》）。崇焕死后，佘氏义仆为其收敛骸骨，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并从此世代为袁守墓。史载“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明史·列传一百四十七·袁崇焕》）乾隆49年（1772年）(?)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案情始末终于真相大白。袁督师庙袁督师庙在北京龙潭湖公园，有康有为题书的“袁督师庙”匾额和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袁崇焕纪念馆（北京）袁崇焕纪念馆在北京崇文区花市斜街广东义园旧址，即原来的袁崇焕祠墓，袁崇焕手迹《听雨》以及康有为题写的“明袁督师庙记”手书等珍贵文物将珍藏于该纪念馆。原墓堂廊柱曾悬有康有为所书对联。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袁崇焕纪念园（广东东莞）东莞袁崇焕纪念园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水南村。由该镇村民与海外袁氏宗亲捐资一点二亿元人民币，在明代袁氏故居遗址兴建，占地共十一万平方米。包括袁故居、袁督师祠、雕像、衣冠冢、三界庙等。后人评语引用自梁启超《袁督师传》：吾粤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之关系甚浅薄。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引用自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集》：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官方人物对其一生的总结与评价。＝＝＝＝＝＝＝＝＝＝＝＝＝＝＝＝＝详介袁崇焕(年)，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明朝著名军事将领。他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清军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错杀袁崇焕，造成千古奇冤。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正值明皇朝统治日趋腐朽之际。有感于国家的衰败，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他中进士后授职福建邵武知县，仍对东北边境的战况非常关心，常常同一些曾经卫戍辽东的退役将卒讨论辽境的地理和防御状况，向往有一天自己能投笔从戎。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奉例入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刚到任所，便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地形，回来后便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虽是口出狂言，但这番胆识和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成为驻防边疆的一员勇将。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焕在辽东筑宁远城，恢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明的边防从宁远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基本上收复了天启初年的失地，他又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还注意整肃军队，号令严明，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治边有方，天启三年，袁崇焕得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天启六年(1626)正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率八旗健卒十三万前来围攻宁远(参见宁远之战)。袁崇焕刺血为书，誓师全军，表示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在他的感染下。“将士咸请死效命”，同仇敌忾，士气高涨。袁崇焕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又亲自杀牛宰马慰劳将士。他还将全部库存的白银置于城上，传令，有能打退敌兵，不避艰险者，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立斩于军前。为了增强火力，袁崇焕令人将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红夷大炮”架上城头，一切准备就绪，严阵以待。二十四日，后金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胸有成竹，邀朝鲜使者同坐战楼观战。突然一声炮响，后金军开始攻城。只见八旗兵丁四处散开，满山蔽野而来。袁崇焕一声令下，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发，后金军死伤惨重，只好退军。次日，后金军重振士气，再次来攻，他们把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城墙根，准备凿城穿穴，袁崇焕立即亲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强火力猛攻敌阵。后金军总帅努尔哈赤在营前指挥作战，忽被飞来的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后金军见主帅受伤，匆匆收兵退去。在归途中，努尔哈赤病情加重，死于军中。宁远一战，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绩。袁崇焕从此威名大振，后来清军也不得不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归袁崇焕筹划。为了休整军队，他一面派人假意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凌诸要塞，以防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果然率军来攻锦州，将锦州团团围住(参见宁锦之战)。锦州守军一面坚持抵抗，一面飞报袁崇焕请援。袁崇焕识破皇太极围锦州的目的是欲诱自己出战，以便借袭宁远。他认为，“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于是坚守宁远不动，而派精骑四千绕到清军后面猛攻，致使清军两面受敌。同时又奏请朝廷调蓟镇、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军趋山海关支援。皇太极攻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此时宁远守军已准备就绪，“红夷大炮”整整齐齐地排在城头，引弹待发。清军将领见宁远防守甚严，不易攻破，便劝皇太极不要攻城。皇太极怒斥道：“当初我父攻宁远不下，而如今我攻锦州不下，像这样的野战，如不取胜，如何能张扬我国威！”说完便下令强攻宁远城。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清军久攻不下，损伤惨重，最后只好退兵。皇太极终于还是像他父亲一样，败在袁崇焕的手下，无功而归。“宁、锦大捷”全靠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但在明廷论功行赏时，权阉魏忠贤却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不仅自己封赏最厚，连他的爪牙也个个有奖，唯独对袁崇焕，不仅无封赏，反而诬他“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一怒之下，上疏乞休归乡。崇祯帝登基之后，日夜思得良将解辽境之忧。“延臣争请召崇焕”。崇祯元年四月，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应召入京。崇祯帝亲自在平台召见他，与他商量平辽方略。崇祯帝道：“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袁崇焕一听今上如此信任自己，锐意平辽，一时热血沸腾，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奏。”崇祯帝一听五年便可复辽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不知，自他离职后的这一年，东北边防已现出了巨大的变化。从明军方面而言，继任的督抚多贪赃冒赎，克扣军饷，多次激起士兵哗变，军心涣散。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继失守，边防一触即溃。而皇太极即位以来，更加注意调整满汉关系，逐渐开始封建化过程，国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极也在战斗中总结出了对明作战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在东北边境，清军的实力大大胜于明军。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袁崇焕声称“五年复辽”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在场的大臣都为袁崇焕的豪言壮语捏了一把冷汗，给事中许誉卿趁崇祯帝入内室小憩之机悄悄问袁崇焕为何出此狂语，袁崇焕笑笑说：“聊慰圣心耳。”许誉卿正色道：“上莫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袁崇焕一听大梦方醒，甚觉失言。待崇祯帝再出，立即跪奏道：“东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接着提出了在军队调度、兵需供给方面的诸多要求。崇祯帝一一答应。袁崇焕担心自己远离京师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崇祯帝一听此话甚觉刺耳，但为了边疆大事，也不便发作，沉默了一会儿，对袁崇焕说：“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命赐尚方宝剑，准其先斩后奏。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把恢复边疆的宏愿完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但仍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但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又指望袁崇焕早日恢复辽境，所以还是强忍怒气，“优旨褒答”。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参见京畿之战)。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直到后来清军入关后，人们方知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名逃回的宦官是清军有意识让他们听到议论后又故意放归的。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
当突厥人像匈奴人一样被东方的唐帝国击败之后，西方便不可避免地要迎来这些以“狼”为图腾的游牧骑兵（如果把中国人叫龙的传人的话，那么这些突厥人便可以称为狼人，当然并有任何恶意）远在西遁之前，大概在六世纪左右，突厥人便开始和萨珊波斯，东罗马接触，一开始，彼此的关系还很融洽，甚至突厥的一支还曾借骑兵数万给东罗马用于进攻阿瓦尔人。但随着这些狼人自身处境的不妙（突厥主体开始向西转移），双方的密月期也结束了。突厥人首先开始攻击波斯人，不长的时间后，波斯成了突厥的附属，值得注意的是，这支塞尔柱突厥人很快地抛弃了他们原有的宗教，开始信仰伊斯兰教（同样这种改变也是另一支突厥人以后在小亚取得巨大成功的前提，当然这也与此时的波斯没有强大的政权有关）。在中亚建立了强大而广阔的花刺子模汗国（号称控弦三十万，不幸的是，刚成立不久，还没来得及巩固，便被蒙古人的铁骑所摧毁）。与此同时，另一支突厥人开始攻击东罗马，迫使东罗马帝国一次次割地赔款，且步步蚕食东罗马的地盘。正像历史上其它的游牧文明一样，这些不善于创造财富的民族一旦击败一个富庶的国家，便开始无休止的征伐，直到这个国家被彻底击溃，财富被彻底榨干。所以这些突厥人的一支，奥斯曼突厥人，在避过了蒙古人的西征风暴之后，在小亚成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奥斯曼帝国。初斯的奥斯曼帝国还保有很鲜明的突厥色彩，注意骑兵的作用，这一点从14世纪中叶开始的扩张中可以看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科索沃会战，在科索沃的原野上，10万东欧联军被拥有强大骑兵部队的奥斯曼军队击溃（是最后的时该立挽狂澜），一战奠定了帝国的版图。并在同世纪未期与欧洲的十字军有过一场大战，欧洲的重骑兵（主要是法兰克及条顿）在土耳其的轻骑面前，无丝毫战略战术优势可言，大败，数万十字军除少数（极少，几乎是全军覆没，但当中的正规军不多，多是一些抱着到东方发财的农民，没想到，财没发成，命却没了，呵呵）逃回欧洲外，全部被杀（也不知道欧洲人是怎么搞的，从匈奴开始，已经吃过游牧骑兵的多次亏几次亏了，还是痴心不改，死抱着重骑兵这块不放，要不是出现火枪，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真的是不长记性）。
管仲为齐相后，根据当时形势，对齐国进行了了一系列改革。 在行政方面：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五个乡。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军队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齐桓公、国子、高于三人就是元帅。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人们之间团结居住，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是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 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值与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可补充军队的装备不足。 在经济方面，管仲提出“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又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境外的贸易，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由于管仲推行改革，齐国出现了民足国富、社会安定的繁荣局面，齐桓公对管仲说：“现在咱们国富民强，可以会盟诸侯了吧?”管仲谏阻道：“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南有荆楚，西有秦晋，然而他们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称霸。周王室虽已衰微，但仍是天下共主。东迁以来，诸侯不去朝拜，不知君父。您要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海内诸侯必然望风归附。” 管仲说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认周天子的共同领袖的地位；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狄等部族对中原的侵扰。攘夷于外，必须尊王。尊王成为当时一面正义旗帜。
隋唐时期的中枢制度。三省指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三省六部制是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至隋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 　　三省为中央最高中枢政务机构，一般为中书决策，门下审核，尚书执行。 　　三省长官：中书令（隋为内史令）、门下侍中（隋为纳言）、尚书令共行宰相之职。六部为尚书省属下的中央行政机构，分掌各方面的政务及政令的贯彻执行，并对中央担任具体事务的九寺五监及地方上的府、州、县有领导、监督之权。其后，三省长官成为荣誉之职，其决策权逐渐被剥夺，宰相一职为他官参加议政所替代。唐中叶以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真宰相，其后，地位尊崇的翰林学士，因拥有起草诏敕权，被称为“内相”.尚书省六部及下属各司的职权，在安史乱后，由于使职的趋重与普遍化，逐渐被分割，故三省六部制在唐中叶以后，趋向名存实亡。 　　　　简述唐代三省六部制　　答：唐代的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颁发皇帝的诏令，其长官为中书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其长官为侍中。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贯彻执行重要政令，其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三省为中央最高统治机构，三省长官同为宰相，共同负责中枢政务。六部即尚书省下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掌管官吏的考核任免、户口和赋税、礼仪制度、军政、法律、刑狱、水陆工程等。各部长官为尚书。三省分权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三省六部职司划分明确，提高了行政效能，加强了中央统治力量。 　　三省六部制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对于三省制，各不同时期的统治者作过一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调整和补充。[编辑本段]隋朝的三省六部　　隋朝以前，自西汉至南北朝，基本沿袭秦朝官制，隋文帝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综合前代各种制度，确立了三省六部制。 　　隋文帝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在中央设置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内史省是决策机构，长官叫内史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长官叫纳言；尚书省是执行机构，处理全国行政事务，长官叫尚书令，副长官叫左、右仆射。尚书省下设史、礼、兵、都官（后改为刑）、度支（后改为民）、工六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传郎。三省的长官等于秦汉的宰相。把宰相之职一分为三，避免了权臣专权，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和补充。三省为中书、门下和尚书省。 　　中书省　　中书省即隋朝的内史省，是决策机构，就军国大事、重要官员的任免等事项，替皇帝起草诏旨，长官叫中书令。 　　门下省　　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有认为不当者，可以驳回，长官叫侍中。 　　尚书省　　是最高执行机构，长官有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等。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长官为尚书，副职称侍郎。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察、升降、调动等事务；户部，掌天下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礼部，掌管国家典章法度、祭祀学校、科举、接待外宾等事务；兵部，掌武将选用、兵籍、军械、军令等；刑部，掌管法律、刑狱事务；工部，掌管山泽、屯田、工匠、水利、交通、各项工程等等。六部与地方诸州联系，必须通过尚书省各级长官。[编辑本段]唐朝的三省六部　　唐初，以尚书省长官尚书令、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共议国政，行使宰相的职务。因李世民即位前曾任尚书令，以后此职虽设而不任人，左、右仆射遂为实际的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同为宰相。后因三省长官品位崇高，不轻易授人，中书令、侍中也不再常设。官虽不设，宰相却不可缺员，唐太宗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高宗以后这些名号逐渐统一、固定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凡以本官加带此类头衔的官员，即为宰相。但这些作宰相的人本官品位都不高，因而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这既有利于发挥臣下才智，又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的权力。 　　唐朝宰相平时讨论军国大事的场所是政事堂，即宰相的总办公处。政事堂开始设在门下省，后来迁到中书省，唐玄宗时改称“中书门下”。政事堂会议协助皇帝决策国家大事。参加政事堂会议的人开始为三省长官，后来由皇帝指定参加政事堂会议行使宰相职权的人，以本官加“参知政事”“参预朝政”等衔，后统一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 　　宰相权力分于三省，宰相又由品位较低的官员充任，并且协同议事；各省分工合作、互相监督，提高了办事效率，封建统治机构日益完善。三省六部制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唐朝的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中书省　　负责定旨出命，长官中书令二人，　　门下省　　掌封驳审议，长官侍中二人，中书、门下通过的诏敕，经皇帝裁定交尚书省贯彻。　　尚书省　　职责为执行，长官尚书令一人，副长官左、右仆射各一人。 　　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尚书，六部分理各种征政事务，每部又领四司，计24司。 　　三省长官共议国政，执宰相之职，他们议政的场所叫政事堂。[编辑本段]三省六部以后的历史变迁　　尚书令位高权大，自隋以来，基本不设（炀帝曾封杨素为尚书令），加之唐太宗曾任此职，故此后，唐朝不再授人以尚书令之职。左、右仆射代领尚书省事，亦职为宰相。 　　唐太宗在贞观年间常以品位较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共议国政，加以“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参议得失”等名号，执行相职。以后又出现“同中书门下三品（简称同三品、一度改称同二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等宰相名号。 　　从唐太宗开始的这些做法，表明皇帝任用宰相的范围扩大了，已不限于三省长官；宰相成员增多，既便于集思广益，又使之互相牵制，从而避免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这样，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防止了皇帝大权旁落。　　至宋代，另使枢密院掌管部分军权，以牵制武将、分散相权；另设三司掌财政，宰相理行政。三省六部之外另设“中书门下”。　　至元代。废三省制，只保留中书省，行一省制。中书省设左右丞相。　　三省六部 隋唐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三省六部是自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的制度。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隋唐中书省的长官为中书令(隋称内史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隋称内史侍郎)，主要职官有中书舍人。中书省主要负责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敕，起草之责主要由中书舍人负担。门下省的长官为侍中(隋称纳言)，副长官为黄门侍郎(后改称门下侍郎)，主要职官有给事中。门下省主要负责纠核朝臣奏章，复审中书诏敕，如认为不当，可以封还和加以驳正，称“封驳”。驳正之权主要由给事中掌握。中书、门下二省都设在宫内，所以又有谏诤之责，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分属二省(左属门下、右属中书)，以匡王皇帝的过失。尚书省设在宫外，长官为尚书令，实际不任命，由副长官左、右仆射代行职权。仆射之下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负责都省职事，总领六部。各部长官称尚书，副为侍郎；各司之长为郎中，副为员外郎，分别负责贯彻各种政令。他们对中央担任具体事务的九寺三监(或五监，见卿监)及地方上的府、州、县官有领导、监督之权。“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是三省分工原则，从而彼此制约，以掌管国家大政。这个原则并没有始终贯彻。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当然宰相，合议军国大事于政事堂(初设于门下省，高宗死后，移至中书省，玄宗时改名中书门下)；但又择他官参加议政，号为参知机务、参议得失等，也是宰相。此时，决定政事之权已不全由三省长官，其后又有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名的他官参政。唐中叶以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真正的宰相。三省长官却先后被排斥出宰相行列，成为荣誉职，决定政策之权则被剥夺。玄宗以后，中书舍人起草诏敕之权又为翰林学士所分割；尚书省各部司的职权，在安史之乱后也大部分为各种使职所瓜分。故唐中叶后，三省六部制名存实亡。宋承唐制，设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北宋前期除刑部尚保留审覆天下大辟案的职权外，三省六部的主要职权都已转移至其他机构，其长官也都只作为寄禄官衔，另派升朝官分别主判，以处理残留细务，三省六部制仍是名存实亡。元丰改制，以三省取代中书门下为最高行政机构，与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权。除正、副宰相外，门下、中书省分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掌原谏院所领谏诤弹劾职务，起居郎、起居舍人掌原起居院所领修起居注职务，又分设门下后省、中书后省，为门下省及中书省下属机构，分别以给事中及中书舍人主管，以给事中掌原封驳司的封驳职务，并以封还词头的方式行使封驳权。尚书省下领六部，由各部尚书、侍郎主管，以原审官东、西院，流内铨，三班院所领职务归吏部，以原三司与司农寺所领主要财政职务归户部，以原太常礼院所掌礼仪职务复归礼部，以原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覆刑狱及三司有关审核会计帐册等职务并归刑部，以原三司有关修造、坑冶等职务归工部，某些次要军务归兵部，并废除枢密院之外的旧有机构，恢复六部下属二十四司。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反变法派执政，改为三省共同议事，奏请取旨，分省治事行下，实际上使三省合一，后习惯上常统称三省。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又实行三省合一，二十四司也时或省并，如建炎三年以礼部兼主客，祠部兼膳部，兵部兼职方，驾部兼库部，比部兼司门，工部兼虞部，屯田兼水部等，还省并若干寺监入六部。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又进一步省并六部下属诸司，如以司封兼司勋，礼部兼祠部，兵部兼驾部，都官兼比部，工部兼屯田等。辽代南面官系统中，设三省六部(其中“中书省”初名“政事省”)，设官同于宋制。金、元、明只设一省六部，一省，金为尚书省；元、明为中书省。明洪武十三年(1380)罢中书省，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自此，六部取代了三省六部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