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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河南大饥荒幸存者访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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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34 发布在
亲历三年大饥荒（一）仝小改（黄河滩）――根据胡山林老师的口述整理&&&&&&冬天到来时，村食堂的饭就只有水样的粥了――说是粥，实际上只比清水浑那么一点。母亲从食堂打回了饭，总是先紧着我喝。我就着饭罐，把肚子喝成了一面鼓。我一天到晚只是饿。&&&&&&村里人像饿狼一样四处找寻能填肚子的东西：上一年窖埋却不知为何被遗忘的一堆红薯又被想起来了，全村人都去哄抢，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那些糟烂的红薯是怎么被吃下去的；树皮、野地里干的刺草棵（一种叶边长满了刺儿的野草，即便青嫩时，猪都不肯吃）被人们吃尽吃绝了，就连玉米芯也被大家搓碎吃得一个不剩……&&&&&&村里人又打起了大雁的主意――每到傍晚，村口就聚了很多张望大雁行踪的人，因为一遇天黑，大雁就要落下来歇息，大家要估摸准它们的落脚地儿，好乘着夜黑去逮大雁。大雁歇息时有自己的哨兵，很警觉，人还没走近，雁群就叫起来呼啦啦飞走了，没人能捉得到大雁。后来，不知道谁发现了大雁屎可以吃，所以傍晚时分，村口仍聚集着许多张望大雁的人――捡雁屎也得估摸准雁群的落脚处。捡雁屎自然也是争先恐后的，可去得太早了，惊飞了雁群却捡不到雁屎，因为大雁还没拉呢！手指粗的雁屎，前边发白的一小段是不能吃的，要摘去，只有青绿的一段才可以吃。雁屎的吃法有两种，讲究的一种，是把雁屎用清水泡开，然后再滗去水，拍成小饼贴在锅边焙熟了吃；简单的一种，就是把捡回来的雁屎直接放在锅里焙炒，像炒玉米籽那样。青绿的雁屎，实际上是大雁没有完全消化了的麦苗，用前一种吃法，滗水时必然有所流失，所以这种吃法只在最初用过，等到大家摸索出焙炒法，这种奢侈浪费的吃法就被彻底弃置不用了。我现在还时常想起吃雁屎的情形：上学路上，口袋里装着炒熟的雁屎，嘴里咯嘣咯嘣嚼吃。焙炒的雁屎，火气很大，吃后嗓子肿痛，两眼满是眵目糊。幸好能找到一些野地黄，用熟地黄泡水喝，才解了雁屎的毒。&&&&&&天气大冷时，大雁绝了迹，雁屎也吃不到了。全村的小孩儿，只有我一个还坚持着上学。我上的小学，是几个村合办的，设在离家两三里的金汤寨。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坚持上学。每天那两三里的路都像长征一样遥远艰难，我头冒金星，拖着打颤发软的腿，在两个村间摇摇晃晃、一步三挪。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我竟晃进了路边的沟里。沟只有半人深，可我怎么也爬不上来，幸好有大人路过，搭了把手，我才从里边出来。&&&&&&村里每天都在死人。开始死人时，还有人哭喊、叹息，后来死的人多了，也就没人流泪难过了。我们邻居家一晚上就死了爷儿仨：当爹的和大儿二儿。当爹的也就30岁出头，大儿子13，二儿子12。我和那家的三个孩子常在一块玩耍。听大人讲，他们的妈妈因为怀了孩子，偏喝了家里的粥，当爹的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村里派了辆牛车和几个青壮年去帮着料理丧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料理的，爷儿仨就那么被抬到牛车上拉出去了，别说装棺材了，连一席高粱箔也没有裹。拉车的牛儿也是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的样子。埋人的坑可谓量身定挖，一点宽余都没有，尸身勉强放进去，撒上一层薄土就算埋好了。没有什么坟头，人们连多挖一锨土的力气都没有――什么叫黄土盖脸，看看他们爷儿仨的坟你就懂了。他们的坟地就在路边。那两个孩子常和我一起玩，就这么死了，我有些不相信，总想到坟地那儿看看，可又怕神呀鬼呀的，不敢近前。十来天之后，在路上都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的坟地塌陷出了三个坑儿。&&&&&&村里每死一个人，我都要用硬物在床边的墙上划一道，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到第二年麦子灌浆时，我数了数那些道道，全村196口人共死掉了54口。除了我，恐怕没有谁对我们村死的人有这么准确的统计。我后来翻看县志，关于这一段历史，也只有“三年自然灾害给全县农民的生活带来严重困难”云云。长大后，每当读到"草民"一词，那些面无人色的脸和刻在墙上的划痕就会在眼前晃，它们比任何辞书的解说都生动准确。&&&&&&――这是闲谈时我的老师胡山林讲的。他见我如听天方夜谭，就摇摇头说：你以为这是我编的故事？它是我八九岁时亲历亲见的真事，就发生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河南省方城县施庄村。事情过去得并不远，不信的话我领你到我们村找上岁数的人查证查证。亲历三年大饥荒（二）仝小改――根据朱登振的口述整理&&&&&&过春节时，生产队给每人分了半斤白面。除了这点白面，家里就只有一筐红薯叶可吃了。过了破五，正月初六那一天，我就和同村的朱孬孩、朱尿盆、朱长明、朱小乱（我们都是十二三岁），跟着朱广礼老汉（年近80）出去要饭了。&&&&出去讨饭，也没个什么准地儿，光知道近处讨不到吃的，得走远一点才行。就这样，我们在铁路边扒上一辆货车就往远处去了。&&&&火车开到商丘那边的虞城后，我们下了车，朝南走去。一路讨要，3天里走了200来里路，到了永城，然后继续往南走，过安徽涡阳，一直走到安徽的蒙城。到蒙城的双桥村时，已是半夜。我们走进一户人家，那家的女人很热情，马上烧锅给我们蒸了一锅红薯，还在锅边贴了些红薯面饼给我们吃。&&&&那女人知道我们是要饭的，就劝我们留在他们村，说他们村现在一人合三四十亩地，根本种不完，我们留下帮着种地，混上顿饱饭是没问题的。&&&&我说我眼睛看不见，没法下地干活啊。那女人说：你可以帮我们推磨呀。我们说：我们这么多人，留下来也没地儿住啊！那女人说：咋能没地儿住，村里空房子多得是！随便推开一家，把屋里的骨头撮起来倒掉，那些房子都能住人！我们很奇怪，问她咋还要撮骨头。那女人说，他们村子原本1300来口人，现在只剩下86口了，很多户都是全家饿死，没人替他们收尸，死人就那么挺在屋里了。&&&&饿死人的事情我们村子也有，不稀奇，可饿死这么多、就那么任尸身停在家里，我们那儿是没有的。问她：这些人都是饿死的？她说：按说都算饿死的吧？当中的一大批人也不知道算不算饿死的村里人啥都吃不上，上边让修水利，说参加修水利的人，每顿可以吃到一个馍。好多人一听能够吃到米面了，就都去了，到了工地上，一些人拉着架子车低头一使劲，就一头栽倒死了，有些人是吃了馒头死了。就这么，去修水利的人很少有活着回来的。村里还有一户人家，家里人死了后，剩下的娘俩就割死人屁股上的那点肉煮了吃。也不知道是人肉有毒，还是她们的肠胃被饿得不适应吃肉了，吃了人肉后就一直拉肚子，两天后娘俩生生拉肚子拉死了。&&&&我们说：人都饿成这个样子了，咋不跑出去要饭？我们知道，上边不允许出去要饭，我们那儿也是把得很紧，出去要饭被逮住抓回，是要被批斗的，可只要偷偷跑出去别被逮住了，说不定要饭还能落个活命呢，总比眼睁睁在家等死强吧。那女人说，他们这儿看得严着呢，公社、县里派人掂着棍子把着各个路口，看见有人外出要饭，抡起棍子就夯，三下两下就把人夯死了，谁敢出去要饭？&&&&我们又问她，怎么就会饿死这么多人？我们村子断粮45天，才死了31口。那女人说，她也说不清村里断了多少天粮，秋天收庄稼的时候，公社粮站里的车就等在地头呢，村里人把收的粮食扛到地头，粮站的车装上就拉走；收红薯的时候把红薯背到地头，粮站的车也是装了就拉走……他们也不管村里人有没有东西吃。&&&&那女人待我们很好，可我们谁都不愿意留在那儿谁都不愿意去撮骨头收拾房子。一想到村里的很多房子里都挺着死人，就得慌。我们继续走着要饭去了。&&&&朱广礼老汉说，这一次饥荒，比民国32年那一次还厉害。&&&&从安徽蒙城一直走到南徐州，路过的每一个村子都饿死了不少人。不过还好，这些村子都没有死绝，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能讨到口饭吃。&&&&我们一路讨要，走了好几个月，到麦收的时候，才又走回了家――河南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这是1961年春节的事情亲历三年大饥荒（三）――根据朱登振的讲述整理仝小改&&&&&&1960年的春天，缺粮就更厉害了，食堂的饭，稀得像清水一样，照人影。&&&&&&人们也不管饭晌不饭晌，从早到晚就是踅摸着找填肚子的东西――村里村外的榆树皮都被扒得干干净净，榆树叶，杨树叶、枸树叶、柳树叶……连有毒的大麻子（蓖麻）叶、棉花叶都被人捋下吃了。野菜就更不用说了，能吃的不能吃的，都挖了往嘴里塞。&&&&&&能找到的吃食越来越少，人都饿得浑身没劲，越来越动弹不了了。太阳升到半空时，人们就鬼魂一样从家里出来，找一处避风朝阳的墙根晒太阳。说是晒太阳，可谁也没力气坐着了，就那么躺在草垛旁或地上。&&&&&&有一天晒太阳，我和依挺躺在一起。依挺个儿很大，饭量也很大，是村里出了名的壮劳力。因为饿得没力气，大家在晒太阳时少有说话的，可那一天，依挺却一直给我讲从前给地主家扛活的规矩：去帮好户人家扛活，人家要先摆上两大海碗的捞面条，你能一气吃下，人家才跟你下文书，文书上写明家里的六七头骡子都交给你使唤，干活累死了骡子或骡子咬死了你，双方两不找。下了文书，人家就算用你了。扛活的人，能大碗吃饭才会有力气干活呀……依挺就这么说着说着，就死了。&&&&&&依袍也是个力气大饭量大的人，他饿得躺在床上不会动。那一天，他侄儿在外间听见里边咯咯吱吱响，进去一看，是依袍在啃床帮呢。他侄儿问他：叔，叔，你这是干啥啊？依袍说：我啃点花生饼吃吃。依袍就这么啃着床帮啃着床帮，死了。&&&&&&曹广义死得才不值呢！他为了喝两口泔水，被队长一脚踹死了――那一阵，大家都争着帮食堂刷锅，说是刷锅，还不是想喝两口刷锅水！可刷锅水里能有啥东西啊，锅里的饭都是稀得照人影，刷锅水里还能有东西？人也是饿得没有办法了，才去打刷锅水的主意。曹广义就着锅刚喝了两口泔水，队长进来了，他大概看不惯曹广义的下作样，就踢了他一脚，让他"滚蛋"。曹广义挨了这么一脚，就一下子倒在地上了，他躺在地上说一句喘一下说一句喘一下：你~有~力~气，我~没~力~气，你~有~力~气~，我~没~力~气……就这样说着说着就死了。&&&&&&村里修蓄水池，村里有个叫依小榜的，三岁多个孩子，跟着她娘去工地了。小孩子也饿呀，就揪了一只绿豆荚往嘴里塞。队长看见了，一脚踢去，这个孩子就滚到岸坡下了，当天夜里发了烧，死掉了。大人们都说，小榜生生是为一根豆荚让队长踢死的。&&&&&&朱结实的命就比曹广义和小榜的大。朱结实挨队长的踢，是因为去地里干活时，在生产队的菜地里拔了一把菜偷偷塞嘴里了，结果让队长看见了，就一脚把他踢到了井里。朱结实这个人命大，掉到井里也没淹死，捞出来后还活下来了。&&&&&&依可亮是个瘸子，有一天夜里他把会计的办公桌别开了，也不知道偷到什么东西没有，光（只）知道他吓跑了。他媳妇领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在家熬煎。那时候食堂里还没有完全断顿儿呢，核桃大的杂粮馍馍，大人一天领三个，15岁以上领两个半，小孩领两个。依可亮的媳妇只吃一个，让2岁的儿子依小社（人民公社成立那一年生的，所以叫小社）吃三个，可小社还是饿死了。依可亮的媳妇就带着闺女远走了。事隔很多年了，依可亮一直没回来，他侄儿对我说：俺叔肯定是饿死在外边了，他饭量那么大，活不下来的，说不定出去就饿死了呢，他要没死，早就该回来了！&&&&&&地里的野草野菜，能入口的，自然都被吃了。邻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小孩捡野豆芽吃，把一种蒺藜籽（长耳子）的芽芽误当作豆芽，捡起来就吃，捡起来就吃，也不管那芽芽有多苦。那种芽芽是有毒的，到了夜里，就被毒死了。&&&&&&听大人们说，饿死的人，真到死的时候，并不难受。一开始挨饿的时候，心里很难受；等到饿得狠了，饿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不能动弹，只能躺着了，心里就啥也不想了，飘悠悠的，好像腾云驾雾一般，也就不感到难受了；等到肚子里发热，开始热乎起来时，人就活不成了，就要饿死了。&&&&&&我那时候能活下来，都是托俺姐的福。俺姐参加了大炼钢铁，背石头抬煤，每天能领到7两的黄豆。每月俺姐匀给我3斤黄豆，我把黄豆煮了，每天只敢吃一小把。再加上我那时候还小，会爬树，能爬到别人够不着的地方摘树叶吃，就这么活下来了。&&&&&&没啥吃了，按老规矩不该出去逃荒要饭么？可新社会不许你再要饭了，谁想出去逃荒要饭那不行，出去被抓住，是要开他的批斗会的。村里有个叫依连的，趁着夜黑，偷偷跑出去要饭了。第二天，村里村外的墙上树上，就贴满了布告：依连一人，逃跑去了，回来再说！&&&&&&幸好那时候的树比现在多，村里村外到处是树，那些树皮树叶真是救了不少人的命。要是没有那些树搭救，村里死的人还要多呢！&&&&&&那一场饥荒，我们村整整45天粒米不见，500来口人，饿死了31口。&&&&&&――这些事就发生在1960年前后的河南省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亲历三年大饥荒（四）――根据朱登振的讲述整理仝小改（黄河滩）&&&&&&那个时候的名堂就是多！&&&&&&上边把各村的干部们集中到公社里报产量。报产量的会场上安排了两道人墙，报产量的人就这么被两堵人墙夹在中间。公社干部说：你说说，你们村的地一亩能打多少粮食？当时的小麦亩产也就是百八十斤的，公社干部能不知道？弄出这么个阵势，报产量的村干部就知道得把产量往高里报。&&&&&&为了督促村干部们报高产量，当时会场上时兴“刮东北风”和“活脑筋”。公社干部认为哪个干部报的产量低，不满意，就会说：他报的产量不对，给他刮刮东北风！会场上的人墙得了令，就开始推搡那个报产量的人了，咕咕咚咚，报产量的人就像个皮球一样，被这边的人墙推打到那边，又被那边的人墙推搡回来，推倒在地后薅起来继续推搡，报产量的人摔打得鼻青脸肿、晕头转向。推搡了一阵后，公社干部就会再问他：一亩地到底打多少斤？报产量的人知道自己报的200斤产量过不了关，就赶紧说：300斤。公社干部还是不满意，就吆喝说：给他活活脑筋！人墙就上去揪住报产量人的耳朵，把他提溜起来，然后再问他：一亩地到底打多少斤？报产量的人就赶紧把数字往上涨。排在前边报产量的人，没有不挨打的。后边的人看见这样，轮到自己报产量时就500斤、600斤地报。公社干部对他们报的产量还是不满意，让他们“到外边好好反省反省”，就把他们赶到会场外边了。最后边的人就学聪明了，公社干部一发问，就800、1000地瞎报起来，报到这个程度，公社干部才算满意。&&&&&&其实，也不是公社干部非要这样，他们去县里开会时，也是这样被逼报产量的，回来后只好这样再逼村干部。不这样，就完不成上边下的征粮指标。&&&&&&当时上边来农村要粮食，据说是有一个比例的，大概是按每亩收成的10%~15%收。可上边早就打算好从农村收走多少粮食了，不逼村干部们把亩产报上去，怎么能收够那么多啊？所以，就非要弄出亩产800、1000斤的产量来。这么一来，地里打的粮食几乎全被收走了，给农民留下的，就没有几斤了。当时报纸上宣传粮食大丰收，这大丰收就是这样来的――把农民嘴里的粮食都抠出来了，国家的仓库可不就丰收了！&&&&&&省委书记潘复生说了句“不能让农民没有隔夜粮”，就挨批斗，被打成了右倾；省里还有个叫王挺栋（同音）的大官，也说这样做不对，也挨批挨斗的。潘复生说"没有隔夜粮"还是轻的呢，农村是几十天粒米不见啊！&&&&&&有一天，看见大人们往一座房子里堆麦秸和干红薯秧，弄了一个大堆儿，然后把粮食淋在草垛上，直到把草垛全部盖住。我们问大人这是干啥呀，大人们说，上边要来“实产”呢。上边的干部来了，看见粮食堆了这么高，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夸奖了一番。也不知道那些干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粮食囤是假的，他们要是肯用手在粮囤上按一下，就会知道这粮囤是假的，可他们就那么看看、笑笑就走了――明明是弄虚作假，偏偏叫"实产"。那时候这种名堂真是多。&&&&&&这么一干，紧跟着就该村里饿死人了――村里的粮食都被上边收走了，农民没啥吃，不饿死才怪！&&&&&&这些事情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河南省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亲历三年大饥荒（五）――根据河南新县史志办韩光生先生的讲述整理仝小改（黄河滩）&&&&&&这事发生在1960年的春天。&&&&&&我们新县地处河南湖北交界，属于大别山腹地，全境基本上都是山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地处山区，山上树木很多，长有很多野果野菜；再加上历史的原因（新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首府所在地，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红军；当时不足10万人的新县，竟有5.5万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是中国著名的将军县，养育了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43位将军），我们新县人口又比较少，所以虽然属于信阳地区，但和周边同属信阳地区的光山县、商城县、息县等灾情严重的县分比，新县的情况要好得多。&&&&&&光山县紧邻我们新县，民众间姻亲相通、相互走动是很自然的事。&&&&&&我有一个亲戚叫徐再育，家住新县田铺公社九里村。有一天，他去光山县走亲戚。一走进亲戚住的那个村子，他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村里人看他的眼神很特别，那些人看他的时候，眼里都泛着特别的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光山县是“信阳事件”的主力县，那里饿死的人可谓成堆成摞了，人吃人的事情虽然被上上下下掖着藏着，但周遭的老百姓是知道这些事的，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徐再育那一晚留宿亲戚家。他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或者说不敢睡――村里人看他的眼光，老是让他想起饿狗看见野兔时，眼睛里倏然闪现的光亮。&&&&&&徐再育就那么挺在床上，无法入睡。挺着挺着，他听见亲戚的邻居家好像有什么动静，支起耳朵仔细听听，是磨刀的声音。这越发让他睡不着了，更加用心支棱起耳朵听周围的动静了。不久，他又听见磨刀的地方有人在说话：今天隔壁来了一个走亲戚的，那个人身上好像是有肉的……徐再育听到这里，翻身起床，偷偷走出亲戚家，然后撒开脚丫子就跑。他一气跑了80多里，跑到家里时，一头栽倒，然后一病不起，1个月后，死掉了。&&&&&&徐再育不是饿死的，他是在光山县受了惊吓后，就那么躺在床上，病恹恹地死掉的。&&&&&&&&&& （注：文中人名地名都是真实的，有不信者，可以实地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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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岁月的大学生活刘光耀　　我是1957年秋在反“右派”高潮中入新乡师范学院数学系一年级二大班4小班学习的。　　毛泽东于1957年11月访苏期间，追随赫鲁晓夫“15年赶超美国”的口号，提出了中国要“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　　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把毛泽东快速发展经济的思想概括为“大跃进”。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日(星期日)晚上，我班举行《共产主义万岁》主题班会。　　从此，“快速实现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观念，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1958年1月开始，新乡师院边对“右派分子”进行处理，边整改，精简机构、下放干部。院领导在动员报告中告诉我们：要求干部下放到劳动战线，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英名措施。各班学生也热烈地讨论，都表示争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又红又专”（不久又提出“红透专深”）的词语使我牢牢记忆，虽然我不知道“红”与“专”以及“又红又专”的标准。　　日，院团委召开《革命青年跃进大会》。本来我对政治就比较关心，而且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我被指定为团支部宣传委员，思想、行动就跟得更紧。　　3月16日，中共新乡市委宣传部部长来我院传达中共河南省委登封会议精神，他透露在登封会议上，偃师第一个贴出大字报《坐卫星，乘火箭，学登封，赶登封，超登封》。此后，全国形成“全面跃进，连续跃进，领导跃进”的政治局面。　　多年后我才知道，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反冒进”、为“大跃进”鼓劲，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搞几十个、百把个“大丰收”的例子，这是“放卫星”的第一推动力。　　3月29日上午，院党委书记做红与专大辩论的动员报告，院团委接着召开劳动宣传委员会议，说：我院要建5、6个工厂，其中有一个投资300多万元、年产1千多吨的炼钢厂；近三天要把手工业勤工俭学组织成合作社，一年内全院绿化要赶上清华大学，“7•1”前后成为全省最先进的大学。　　3月份全院开始的“反保守，反浪费”、“横扫五气（骄气、娇气、怨气、暮气、……）”和“向党交心”的运动，热火朝天。　　3月25日下午在参观牧野乡展览馆时，看到“眼熬烂，腿跑断，少话十年也要干”、“不盖房，晚娶妻……”、“拿出愚公移山、武松打虎的劲头，以卫星、火箭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口号，生产指标尤为惊人：蔬菜亩产151万斤。　　3月30日晚上7时开始，我班为支援农业大跃进掀起了捐书热潮，分组谈论各自的“红透”规划和措施，讨论勤工俭学的门路、办法。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点，听说中央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来新乡检查卫生了，有人提出“苦战一夜一天，变全院为先进单位”，有些班已经动手，我班同学睡了一会，早上、上午全力搞卫生，下午挖野菜、做打苍蝇拍。　　4月中旬，全院停课一周进行红专辩论、向党交心。接着，开展“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拔白棋”的运动。　　4月30日午饭后，参加三大班9小班斗争“盗窃分子”的大会，其实，那个同学并没有构成犯罪事实，却被无限上纲。　　5月10日，一大班2小预备党员申领和同学向全年级检查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各个小班各个小组讨论了两次。　　5月下旬，停课一周，院党委号召进行“像淮海战役一样”的“搞臭个人主义”的“大决战”。各班以红色大字报形式向任课老师“送礼”。“横扫五气”、“向党交心”的“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运动，以“现身说法”、活报剧的形式出现在饭厅，学生自编自演自己的“丑恶”，有快板、曲子、相声、漫画等等。在大礼堂召开两次全院大会，系领导、老师和同学或演讲或演唱揭露自己的个人主义表现。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物理系三年级周大强同学的山东快书：“说一个学生周大强，他个人主义实在强，……要证明半径会比直径长。”数学系刘亚星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刚留校）演出了自编的话剧。　　在搞臭个人主义的汹涌大潮中，每个同学思想上的污垢都被冲刷得难留痕迹，好像真的洗心革面了。5月30日的《庆祝整风胜利》主题班会上，团支部书记简要总结了入院以来我班的变化情况后，同学们倾谈向党交心后的舒畅心情。曾被一张大字报说成“天塌地震也震不起的暮气”的陈俊民同学最先发言说：“暮气沉沉落后的陈俊民，要变成朝气蓬勃的陈俊民了。”因为恋爱问题受压抑而心情郁闷、很少说话的刘庆玮同学，在这场运动中多次发言，几乎把内心长期埋藏的话都说了出来。他说：“上学期召开《如何搞好班集体》的班会时，我认为这个班太坏，我不属于这院的学生，更不承认是这个班集体的一员。但是今天，我感到这个班集体是我的慈母，我得到了幸福。”……同学们激动的话语，引起阵阵掌声、笑声。班会末是文艺节目。刘庆玮过去在悲伤时常唱《断桥》戏段落，今天以高兴的心情又唱了它并唱了俄语歌。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提出的“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朝气蓬勃的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似乎正在形成。　　5月31日起，全院学生各自返乡或有组织地到附近农村参加夏收夏种劳动9天。在动员报告中，院长要求大家都得5分，要做到“七好”：劳动锻炼好，宣传形势政策好，学习农业技术好，联系群众三同好，互助团结友爱好，遵守劳动纪律好，劳动卡片成绩好。我在偃师老家听到农业社托儿所的3、4岁小孩都会唱偃师县农业生产指标“千斤粮，百斤棉，天安门上把礼献”。　　6月10日开始，学校组织学习、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6月16日，李俊甫院长在进行教学改革报告中指出，必须破除迷信，大破大立，大胆地想，大胆地做。于是，取消了《心理学》和《教育学》课程，只印发了几页《毛主席论教育》代替部颁《教育学》教材。　　6月下旬，停课一周，开展整风运动，开展大辩论，解决专业思想问题、完成教学改革、修订红专规划。　　因为多数学生不想上师范，来到新乡师院是出于无奈，所以，在学生中，运动的突出重点是解决专业思想不巩固问题。23日，同学们都基本上暴露了过去的理想并分析了树立这种理想的根源、条件。　　23日至25日，差不多三天，辩论“师范专业有无前途”、前途的大与小问题。一位同学以斯大林关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所提出的条件“态度、能力、效果”来解释前途，说“有地位前途就大”。我的解释是：是否人民需要，是否鼓足了干劲、力争上游等决定有无前途。　　26日辩论“什么是我们应有的理想”、“我们读师范专业是否可以想着留校当助教、当讲师和教授？”全班不太明显地分成“可想”和“不可想”两大派。“可想派”都在发言中挂上“准备做中学教师”的前提，说：“青年人都盼望自己的能力提高”亦即“服大务”；“想着当讲师、教授与专业思想巩固无矛盾，同时会有助于巩固和作为学习的动力”。争论了一天，最后，“可想派”的多数自动放弃。我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在中学阶段形成的，而且认为青年人应该有抱负，有理想，想当专家不是个人主义，刚入大学就在日记中写过“毕业时，有机会便参加研究生考试，倘若需要，便争取留校”，但随着思想教育形势的发展，迫使我放弃了自己的志愿，在辩论会上，我的思想很矛盾，糊里糊涂地勉强站在了“不可想”派一边，十分荒谬。　　27日辩论“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风格，与革命英雄主义有什么区别?现在和将来个人主义有无积极因素？”我发表了错误的观点：不能否认个人主义好像有点积极作用，但从全面比较从时间发展看，没有一点，只有消极和破坏的作用。几十年后的今天反思，要说“极端个人主义会有破坏作用”还差不多。　　28日没有辩论，全院大搞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上午除青草、填坑、平地等等，下午用集体办法灭蚊，准备应付外国记者。　　大破大立、大辩论基本告一段落，30日修订曾经制订的红专规划，着重修订措施。　　日晚上9点，我们听省广播电台“关于中共河南省第九次会议揭发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广播。这是河南省在紧跟毛泽东极左路线走的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全省范围内掀起的大反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首的“潘、杨、王”的运动的开始，它比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等等的“反右倾”早了一年多！河南省委第二把手组织批判省委第一把手，没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是不可能的。吴芝圃，从此自然爬到了一把手的位置。我在中学时就很敬重吴芝圃，因为他在偃师光豫中学任教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在危急关头保护这批党员奔赴延安。　　在这个运动中，我当然是积极分子。虽然在座谈会上“大家都大胆地暴露了思想”，并且在7月30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我的检讨：“去年，我的思想上也有与潘杨的‘小农经济优越论’、‘河南特殊论’、‘生产悲观论’的某些共鸣之处。因自己学费问题不能解决等认为农业社经济死滞，认为干部不行，遗留问题多，需要好好整顿等。认为河南穷，偃师更穷，本社、本队都不行，连年灾荒，倒霉等等。”可是，紧接着写下去的是“但事实驳倒了这一切。偃师县平均小麦亩产570斤的事实驳倒了条件论、环境论。自然条件果然不好，但人是个决定因素，只要觉悟提高了，政治挂帅，鼓足了干劲，什么都可以创造。”过了几十年以后来反思我当时的思想，不如所谓“落后”同学程广东、胡公望等。我问程广东：“潘复生等与我们之间的矛盾该属哪类？”他思索了一会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的矛盾。”晚上，我睡不着觉，反复琢磨这个问题。第二天我在大字报上说“潘等是我们的敌人的代言人，是我们的敌人”，胡公望说：“前一句很对，后一句未免太过分。”（其实，“敌人的代言人”也不对）　　1958年不放暑假，过“共产主义暑期生活”，帮助新乡市完成“大跃进”两大先行者之一的运输任务。8月3日晚上，新乡师院800多名学生组成的劳动大军背负行囊步行到新乡市第一小学，吃、住都在那里。第二天午后，和人力车工人见面，每辆人力车，和工人轮流拉，工人晚上拉，我们白天拉；工人给我们介绍车子操作技术。接着，开始干活。我们的任务是从煤建公司往骨焦厂运煤，约13里，一漫上坡，第一天拉了7车，晚上12点下工，把车子送回原地，休息时已近凌晨3点。我很不幸运，拉肚子。但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决心锻炼意志。因为8月20日新乡师院成立人民公社，我班等200人于19日晚上回校。　　8月20日，庆祝新乡师院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晚上，全院师生员工――公社社员敲锣打鼓向新乡市委报喜，白天已经有好几个人民公社报过喜了。“明天中央要来我院检查卫生、工厂”，于是，全院苦干了一夜，21日早上6点结束。　　校内建了水泥厂、砖厂、灯珠厂，一直干到8月底。此外，我们还种了冬瓜、番茄、茄子。　　毛泽东视察了新乡市，高度赞扬七里营人民公社。吴芝圃在省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做的《论人民公社》的报告中指出人民公社有“9大特点、7大好处”，“是共产主义萌芽”，“我国可能最先跃入共产主义”。　　8月下旬我给家里写信要钱，9月2日，接到伯父的信说，家里经济困难得很，也借不来钱，还是把猪作了抵押才借到10元钱，让人马上捎来。　　二年级班干部调整，取消小班（40多个人）建制，小班改为大组，三个小班的团支部合并为大班团支部（80多个团员），二大班15个学生干部变成7个，我被裁掉，任第3组团小组长。11月中旬，由于一个团支部委员（4小班同学）犯了错误被罢免，又让我充任团支部军体委员，真是“外行领导内行”。但我在大班长田继善（兼团支部委员）的帮助下，做得还算可以。在“大跃进”的年代，体育也“大跃进”。除劳卫制二级达标外，还要争做国家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国家裁判员等，要搞“体育5项满堂红”。各个系、各个班级比着做假，比着吹牛，我们数二•二班也不例外，不过，较之其他班级，实在得多，因此在体育“大跃进”中比较落后。一天晚上，我们分析我们年级进展情况，认为我班属于先进行列，但是第二天起床时，听到三大班的广播稿，他们已经是全院最先进的。　　刚刚上课一个月，10月份，又掀起全国大炼钢铁运动。新乡师院也停课大办钢铁，10月份要炼130吨钢，数学系一天一吨。结果，没有成功的。　　10月15日下午6点，我班一部分同学背着行李步行4个多小时到新乡市北的潞王坟新乡市钢铁二厂（另一部分同学去塔岗开采铁矿石）。离潞王坟很远就看见到处是灯光，星海一样。钢铁二厂附近，到处是小高炉、土平炉，还有许多炼铁的鸡蛋炉、小方炉，一片红红火火。我们来到以前，新乡师院数学系四年级同学，不知什么时候早就来到这里，他们平整了一大片荒地搭帐篷。我被分配到厂办公室（在帐篷内）做宣传工作，任《钢铁快报》编辑、通讯员，参加车间劳动，任务是设法把两个车间的劲鼓起来。先用手团了两天煤球，然后参加土高炉炼铁。每天休息很少，夜间，不少同学砸着矿石就睡着了。在潞王坟干了18天，12月1日返校。到塔岗开采铁矿石的同学比我们更辛苦，他们给院领导写的信发表在院刊上，领导要求每个同学读一遍。　　生物系搞了“小麦丰收试验田”，深翻土地1米多深，并伴着施肥，一层土，一层肥（全院师生帮助供肥），深翻的土地还保持原来的表层土壤在最上面。由于深翻后土壤虚了，又施加了大量肥料，致使试验田的土地高出地面差不多1米。保护田围着一亩试验田。试验田分畦，各畦的播种量分别是：1400斤/亩、1200斤/亩、1000斤/亩、800斤/亩。周围的保护田下种量是400斤/亩。1400斤/亩的播种量太大，分三层播下，即一层种子一层薄土。上层先出苗，中间层次之，最下层的后出苗，它把上两层的苗都顶出了土壤，造成了枯死。第二年春季，麦子长高了，又怕倒伏，还用竹竿做成方格式的支架。为了通风，麦田周围用鼓风机吹风。最后产量，据说试验田仅收获500多斤。　　12月，新乡师院大搞“炒菜加胡闹台”式的“科研”活动。许多单位提出“向尖端进军”的口号。“而我呢？老是迷信、保守，搞得不好。……这几天，我组科研与我班、我院一样，热火朝天，成绩不小。在（团）支委会上确定，半导体收音机由班上组织专业队搞；我组又提出火箭――最近发射一级的固体火箭，明年‘五一’发射二级液体火箭，并且还准备系统地研究，以至发射卫星。这项任务由我担负，我应该和大家一起把它搞好、搞到底。”（日星期六日记）但是，这只是空头白活，根本没有行动，没有办法行动。不过，我们小组还真是脚踏实地地搞了一阵子完全木制的“包包子机”，一位同学写了《你想吃包子吗？》的广播稿，在院广播站广播。　　在政治运动、劳动那么多的形势下，加上承担较重的工作，还能把专业学习搞好吗？无奈，只好利用不开会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补习一周的功课、完成作业（极少看电影，尽管每张票5分钱）。可以说，平时学得一塌糊涂，尽管期末考试都是5分（学苏联的4级分制：5、4、3、2，即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但我心里清楚，很不扎实。　　左倾的1958年，使我和众多青年人的思想受到了左的污染，但也使我在工作能力上受到了磨练。在那“斗争”的年代，我把自己的日记封面写上了“斗争，锻炼，前进”6个字。“斗争”包括对敌、对一切错误思想的斗争，也包括对工作等等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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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人年代的大学生活&刘光耀1959年至1962年，是中国大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饿死人的三年。1960年初，新乡师范学院的学生因受家乡灾难的影响，思想十分混乱但不能说，不少学生思想沉闷不语。1月11日，数学系教学楼一楼北边113小教室的黑板上出现了很大的反标“打倒毛泽东”，全院各个班级组织查笔迹破案，每个学生交一本自己写的本子。我参加了这一工作。一直没有查出来。几个月后，数学系三年级一班的王文昌和物理系四年级的张德饕蚍锤锩锉淮叮鹕辶恕1•11”案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高祥民，自首投案。9月9日，在全院大会上宣判，王被判7年徒刑，张被判6年徒刑，对高宽大处理，留校查看一年。1月23日期末考试结束后，院党委号召“行动起来，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决定不放寒假。我班到新乡七里营支援农业现代化。七里营农民生活已经相当苦，食堂的饭很差，春节那一天，生产队长陪我们小组十来个人吃了一顿白面水饺。2月3日，我们回到学校，转入正常的学习生活。此后几个月，除了学毛著，没有搞政治运动。3月份写学毛著心得时，我写了《学习毛泽东思想，高速改造世界观》（近2千字）。期末政治课考试，要求写一篇学毛著体会，我把这篇文章作为答卷，小组评议成绩为优等，年级党支部推荐给院刊，院刊修改后，把题目改为《思想改造必须高速度》，9月份发表。7月4日，我和同小班的党员、院学生会干部李天增，突然被数学系党总支书记赵福海召去谈话，要我俩参加用“土火箭”搞人工降雨研究工作（省里布置的任务），不让我们参加最后一门课的期末考试。并说，下学期不随班上课，参加理论力学教研室政治学习，不影响毕业，毕业时留在理论力学教研室。按说，最后一门考试课《复变函数》，我已经复习好了，而且是田继善让我拟复习提纲，我俩分别领着4小班和5小班同学复习的，后天，只隔一天，就要考试了，考5分是有把握的。但我们也只有无条件服从。另外，6小班的贾海和三大班的李嘉宾、郑双元（都是党员）也脱离班级学习，搞计算机。由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各两个再有一年就毕业的学生，组成一个土火箭研制小组，数学系郭赫老师负责，第二天即开始工作。头几天，中国科技大学的两个学生和我们一起讨论。我负责设计喷口和用很结实的纸手工卷火箭筒，化学系晁金华负责制火药。我边读《空气动力学》和有关火箭的书籍边工作。数学系四年级重新组班，两个大普通班，三个小专业班（每小班30个学生）组成第三大班。公共课有《概率统计》、《理论力学》和《泛函分析》。我和李天增选学了《理论力学》和方程专业班的《定性理论》。我们的土火箭在大饭厅东边的大操场试验。试验失败过几次，有一次刚从发射架飞出不久，就栽了跟头，窜到饭厅东头炊事员工作的大案子底下，真把我们吓坏了。试验成功的也不少。8月上旬，新乡地区召开控制天气技术表演大会，参加表演的有土火箭、礼花弹、气球、迫击炮、120炮、82炮、高射炮、土炮、飞机等，郑州、洛阳等地区派代表参加。我们于第三天第一个表演，最高的大概飞到1500米，领导和代表们很满意。参加表演会后，领导让我回家休息几天。8月10日至15日，回偃师5天。在家期间，我看到了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寒心事：马云奇伯伯的两个女儿（儿子在外地当工人）在食堂领了大半灌稀菜汤，这是父女三人的保命汤啊！抬到半坡摔倒了，饭灌碎了，姐妹俩哭着回家，父亲没有责怪她们，立即跑到饭洒的石坡处，跪下伸出舌头舔饭……我按照“主流与支流”、“一个指头、十个指头”、“暂时困难”等等理论，在家没有说服伯父对“大跃进”、公共食堂的“糊涂认识”，回校后给伯父寄了“中共八大文件”等6本小册子，9月2日接到回信，信中对我做人和学习的教诲值得我永远记取。今录如下：“关于你这次暑假旋里，谈话的意思，很有价值，对社会、对人民、对学习和个人前途，似乎很有政治觉悟，汝之所操举，尚属令人钦仰，但希望你续持其志，将来脱离世之庸凡，方不愧吾等日夜悬望，和你之生平所抱负是幸。“学习乃你之天职，不用再说。对于科学和专门技术学方面，要多努力，将来成为一个专人专学家人材，才算实学，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有用，不致有将来饱学失用之虑为忌。”我要把伯父的教诲贯彻到学习和工作中去。9月30日，吴芝圃来视察时，我们发射了两个单级的、一个2级的，火箭飞得又直又高。经济形势越来越不好。11月中旬，贾海、李嘉宾和我边工作边参加二大班的活动。我参加1组政治学习。在这期间的一个星期日，我曾被派到院大门口的门卫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盯着小窗口外边，监视二大班的“落后小集团”，看他们是否出大门，几个小时也没有见到那三个同学的踪影。由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和众多人的浮肿病，迫使实行“劳逸结合”等措施。11月底，全院学生大搞“家底生产”，找盆子、做木盒等，准备种菜，还准备养家兔、养羊等。我班在一个房间放满书架，摆满了脸盆，用白菜圪塔做“人造肉精”。学生食堂做“高产饭”：大米用蒸气吹成膨胀很虚的稀米饭。土火箭小组的领导郭赫老师的腿开始浮肿。12月9日，我们的土火箭研制工作停止，要休整100天（实际上，此后再也没有搞），又回年级上课。四年级上学期我等没有学习成绩。四年级下学期学习了《数学物理方程》、《计算方法》、《哲学》课程，并参加了考试。我的成绩都是4分。四年级和三年级共5个大班都开有《泛函分析》课，而四年级在上学期已经开讲一部分，所以两个年级的进度不一。我把两个年级八个大班的《泛函分析》课表都抄来，在保证听四年级的前两门课之外（《哲学》只好自学），到两个年级选大班听《泛函分析》课。就这样，紧紧张张地糊弄了一个学期。我要把未学的大学所有专业课都补学完。我不需要什么分数成绩，我需要的是知识。这时，国家已经取消了研究生招生计划，我当然无须准备报考。冬季，患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郭赫老师是天津来的大汉，饭量很大，国家每月补助他的粮票和副食品票，根本不够他的基本营养需要，他就在学校的花园里拣落在地上的干木荆花，拣了几大包，煮着吃。因为同学们要准备复习考试，而我没有考试课，日，党支部把“人造肉精”工作交给我负责。前一段这项工作搞得不太好，松弛了一段时间，书架空了，而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但我必须愉快接受。因急于充实书架而忽略了质量，菜汤煮得不合格，4、5天了，“肉精”不仅长得很慢而且大部分黑了、坏了。日开始放寒假32天，让师生休养生息。1月21日至2月20日，我回到家乡做农村调查，写了约7000字的《农村整风整社间返乡志》，记录了中央贯彻“12条指示”后的农村情况。农民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特殊风、命令风、瞎指挥风）非常恼火。农民对自留地等等“兑现”政策非常熟悉、非常欢迎。我家西邻城关公社一直坚持让农民种自留地，而我家所在的山化公社曾经三次分给社员，三次收回，社员们说：“上头的政策是好，只是下边这些干部没有照着执行。”农民最关心的是生活问题和麦收问题。1960年开始，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不少生产队每人每天吃5两8钱粮食且有断顿现象，现在好一些，但社员仍然担心“低标准到什么时候才了？”灰心地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河南饿死人的大灾年）有期限，而现在没长短。”偷盗现象严重，生产队里的红薯窖、菜窖被扒，粮库的锁被扭开，粮被盗走，有单人小偷，也有结伙偷盗。自由市场很活跃但比较混乱，市价昂贵，一个蒸馍1元钱。有的倒卖粮食、油料、薯类等统购统销物资，也有盗贼贩卖生产队的公共财产的。群众强烈要求政府整顿市场。封建迷信盛行，还出现了造谣破坏、吓唬老百姓的极端恶劣现象，说：“三月要乱”、“共产党快完了”。城关公社西寺庄大队一个妇女问我：“当真共产党世事快到头了？”山化公社台沟大队我表姨担心地说：“要是真的乱起来可咋着哩？！”农村患浮肿病的人很多。我家所在的东屯大队第20生产队已经饿死三个人：刘妥、寇林成、马报，都是50来岁的壮劳力。前两个是贫农，马报是地主分子，但是，不管什么成分，在饿死人的农村，挨饿面前人人平等。我伯父在1958年修卢浑水库时，曾被领队的队长扒掉棉袄打，患伤寒病，身体已经很弱。我母亲由生产组长改为食堂炊事员，把白菜圪塔捡回，伯父煮着吃，但他的浮肿病照样非常严重，村里许多人担心他过不了年。幸好，队里把浮肿病号、其他重病号、年老体衰的人，集中起来，集中治病、集中吃饭，细粮、食糖、食油等供给得相当足。全县基层干部集中起来整风学习，错误较严重者回队在群众面前检讨，让群众批评。然而，却采取了以左反左的整风方式。不少干部被迫赤脚推磨。我表哥杨心路，解放初参加土改工作（当工作队员），是西寺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因打过社员的小孩，更因娶了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的小老婆，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在干部集中学习期间，公社、大队实行社员代表大会制度，非常优越。每5户选一个代表，一个生产队有一个代表组。代表组在队里威信很高。代表组代替生产队干部抓队里的生活、生产，社员有什么问题，都找代表组解决，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关心每一个社员的痛痒，挨户了解群众对原来干部的意见，社员有了顾虑就耐心解释党的政策。完全没有个人专权代替包办的官僚作风，凡是没有全体代表会议的研究决定，不能随便行动。从3月1日起至8月底，农村每人供应棉布1尺7寸，我们是2尺，有同学说怪话：“2尺布票顶啥用？毛巾要布票，袜子要布票，都要布票，真不合理。”3月15日，院党委书记做形势报告，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3月29日，闲谈间，互相检查有无浮肿病，有同学说我的比他还严重。但我不让说,“我相信，几天后会好的”。4月中旬，院领导要求毕业班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一周。一位老师和我们15个学生在以蔬菜生产为主的丰乐里。大家分头参加劳动，和生产队干部、社员谈心。我们拟定具体调查：既考虑蔬菜产值又考虑产量，如何使作物布局合理？近几年蔬菜减产和土质变坏的原因；“三包一奖”、劳力组合、评工记分、分配等的数学方法。在调查中，老农民给我们解答了前两个问题，并介绍了如估算麦秸垛等等方法。4月27日，除毕业班外，下乡一周，贯彻省委、省政府“工农兵学商，一齐来办粮”的号召，支援农村雨后春播。我们在校内除上课外，利用星期日种菜。5月份，毕业生照相成风。我坐在数学系教学楼前、月季花盛开的花池边，捧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张照片照得很好，很多同学向我要，加洗了好几次。7月中旬毕业考试，考《计算方法》和《哲学》。《哲学》出了4个题目，任作其一。我选了第一题《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考试结束后自学了四年级上学期的《概率统计》课。在学习中，我体会到除了“温故而知新”的古训外，还应该有“学新以温故”。这个“温”有其更深刻而广泛的意义：在新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会对已有的旧知识有更深刻地理解和更牢固地掌握。“温故而知新”与“学新以温故”是辩证地统一。快毕业了，该考虑分配志愿了。我的态度是“挺出身来，让祖国挑选”，在分配志愿表上，我只写了“服从分配”四个字。为了支援农业和减轻城市粮食压力，中央指示河南省高校放假3个月。毕业生自7月23日起放假3周。回到家，发现食堂已经解散，每个社员每天10小两粮食，照顾我伯父6小两，他每天1斤粮食，蔬菜大量，大家都说比食堂吃得好，一般生活不错。母亲开了小片荒，种了南瓜、荀瓜。我担水帮助母亲种红萝卜，浇了南瓜、荀瓜。返校后，系里通知我和李天增补考三年级的《复变函数》。毕业鉴定按四年级前的班搞。因为我对我们小班最熟悉，同学们要求我回班参加鉴定，所以，只用了不太多的时间复习备考。《复变函数》是王德r老师教的，补考题是穆鸿基老师（教务处处长）出的，题并不难，但有一道证明题没有复习到，后半部分不会作，一个多小时交卷。成绩是4分。然而这4分却得到了老师（穆老师并不认识我）、领导的夸奖，并反馈到我们年级党支部。9月9日，宣布分配名单。我被分配到开封师范学院。由新乡师院数学系到开封师院的共6人，除我之外都是共产党员。一大班的连文科同学和我开玩笑说：“你们将来都是草包教授！……”分配到开封师院的23人于9月11日夜10点到达工作地点。开封师院数学系办公楼前种了一片红萝卜，每个教师分1畦，也分给新来的1人1畦。11月下旬，数学系教工党支部书记陈顺卿发现我的腿浮肿，我说不要紧。过了几天，越发严重了，就到校医院检查，结果是二级浮肿。除打针、吃药外，按国家规定，补助4小两粮票，1斤猪肉、2斤豆腐、半斤食油的票证。12月29日，赵鸿勋老师（系副主任，我跟他辅导《高等代数》）对我说：“昨天的教研室主任会上，都谈到你的身体和进修情况，你可要特别注意身体啊！”党总支副书记、系办公室主任徐振群也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感谢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我应该听取领导和老师们的嘱咐，保护好身体，以便更好地工作。　　（作者系河南大学数学系退休教授，原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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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听说的“三年自然灾害"&作者:如是我闻&&&&&&&&&&&&&&&&&&&&&&&&&&&&&&&&&&&&&& 　　由于无事可做，依旧我写了一篇关于抗日战争的“如是我闻”。如今，我还是被困在客厅之内，无事可做，所以就接着写下去吧。这次我本打算还写抗日战争。我的爷爷参加过上海的对日作战，我从父辈那里听过关于此事的一些故事。但是，我多少觉得抗战这个题目对我是个陷阱，我决定换一个题目，谈谈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所闻。也就是说，我换了一个陷阱。　　问题在于：经过那段历史的人大多还在，而我本人又没有经过那个年代，单单依靠听闻写这个，是否有必要？我为什么要写呢？答案是：因为我愿意写。就这么简单。　　　　 我说过，世界永远比你想像的复杂。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问题上，同样如此。比方说，为什么要叫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字呢？这个名字太拗口，自然这个词钻进这个名字里，更加显得格外阴险。诡异的人类杜撰了诡异的自然。　　　　 我的父母当时是在河南上学，在同一个城市，同一所学校。河南，在那场灾荒里是重灾区，我的父母在河南上学，当然是很不幸。但是他们是在城市里的重点学校上学，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走运的。如果他们是在农村，情况将完全不一样。在那里，问题不仅仅是饥饿了，更重大的问题是死亡。　　　　 据我的父母回忆，58年并不是一个饥饿的年头。相反，那些日子的伙食非常之好。58年的食堂供应非常充足。当时搞大食堂，搞集体化，“大步迈向共产主义”。而事实上，据说他们已经迈进去了。当时下面县城里的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很轻蔑地说：“咱还社会主义咧咱，人家市里（就是我父母上学的城市）都共产主义啦。”斯大林提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这个教师更加激进，悍然提出“一个城市可以建成共产主义”，这当然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但是，学校食堂吃饭不要钱也不要菜票，的确已经初具共产主义的规模。　　 事实上，在当时的好多食堂（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都是不要任何钱或者粮票之类的东西。在《老新闻》里，收录一篇新闻，专门讴歌吃饭不要钱，说：“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登时好一半；懒汉听说吃饭不要钱，争先恐后把活干”等等。（凭记忆援引的，可能文字有误） “吃饭不要钱”对于老百姓，简直是共产主义的真正天堂。　　 天堂里面充满了浪费。我父母说当时很多好好的馒头给扔到泔水桶里。这些被扔掉的馒头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直引起他们痛苦的回忆。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太在乎这个。粮食丰收啊！毛主席忧虑的是粮食太多怎么处理（人民日报登载了毛在徐水视察时的指示）：全造酒也不行哇！　　　　 我的父亲告诉过我一些当时的浮夸风气。乡长村长到上级汇报产量是总是提心吊胆，害怕首先发言。因为后面如果有人报的产量比他高太多，就很容易落个右倾。甚至等到后来灾荒已经开始了的时候，浮夸风气依旧存在。谁也不许说自己饿，除非你想为自己争取个右派什么的称号。上级来看的时候，村长还要让村子里的农户都在家门口撒点麦粒。撒麦粒是表明他家里粮食多，都溢到街上了。你敲他家都得小心些，背不住一开门，麦子喷薄而出，把你整个人都淹了。当然，到了后来，大家饿得见了树叶都激动的时候，也就不可能有人撒麦粒了。　　 我父母回忆说真正的饥饿是从1959年开始的。馒头越来越小，菜越来越少，大家从半饱直至彻底的挨饿。他们记不起转变是怎么一步步发生的了，三年多挨饿的经历已经使他们差不多忘掉了初期那段渐渐转变的日子。　　　　 白面馒头当然彻底没有了，主流食品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东西。那是用相当稀的杂和面做的馒头。由于面实在太稀，很难让它黏合在一起，厨师就勉强用手往那团面上握握，使之长得稍微象个馒头。学生们称这种馒头叫“鳖捂馍”，就是说这种馒头是那些王八蛋用手捂出来的。汤则被称为“寡妇汤”，里面除了水以外就很难说还有什么了，实在象海瑞一样一清二白。　　 做出了“鳖捂馍”和“寡妇汤”的炊事员遭到了普遍的痛恨。不是一般的恨，而是刻骨的恨。当时有一句词：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其实这些饿不死的家伙的状况虽然略好，但也只是饿不死而已。学生拿着“鳖捂馍”，端着“寡妇汤”，自然对炊事员们产生了无比的愤恨，觉得他们偷吃了自己的定额（这也是很可能的）。我妈妈亲眼见过高年纪学生们痛打一个炊事员，当时我妈妈还是一个不大的初中生，给那个惨烈场景吓的叫起来。我的外公是学校的副校长，但对此束手无策，只能带着我母亲离开了那个满地打滚的炊事员。　　　　 学生们开始对吃饭进行了充分研究。比方说，如果学校响应毛主席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这时候已经不再提怎么用多出来的粮食造酒了），给大家做稀饭，学生就会注意打饭的技巧。当时打饭是这样：每个人轮流走过去，自己拿公用的勺子盛一勺。男生们脸皮比较厚，打饭的时候用一种很夸张的姿势。他们先把勺子伸进埚低，身子也半蹲，酝酿一下然后忽然身子猛一起，勺子一下子跟着提起来，随后用饭碗马上接住。这是希图多能带出一点来。女生还不大好意思用这种夸张的动作，但是提勺子起来之前也忘不了先运运气。　　　　 体育课给停掉了，让大家躺在宿舍里暖暖饿。我一个大学同学告诉我说，他的父亲所在学校（在杭州）当时还上体育课，不过体育课上改打太极拳。体育老师认为打打太极拳比较抗饿。这说明校方对学生还是很关切的。我父母学校的正校长是一个老党员，他对学生也很关切。他就曾在大会上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东西不能乱吃。能吃的，我们一定不能放过；不能吃的，坚决不要吃。（这话是不是原话，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是因为有些学生吃了某种不大能消化的树叶子，得了病。　　　　 当时最常见的一种病，是浮肿。一个人饿狠了就容易浮肿。判断浮肿据说很容易，用手指甲在身上按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个小坑而且老长时间不下，就是得了浮肿。得了浮肿也有点小好处：学校就会发给你一些黄豆吃。我妈早上起来，习惯性地要在腿按一按，盼着能有个坑，好去领黄豆。可是我妈妈虽然也饿，可她从家里能得点补充，一次也没浮肿。我爸爸没有什么补充，可是身体比较结实，也没有浮肿，所以他们都没得黄豆吃。　　　　 我妈妈饿得狠了就会跑到家里去，我外婆总能给她找到点吃的。这个当然是有原因的：首先，我外公是民主党派，可以得点额外补助，每个月甚至还能得点白面。其次，就要归功于我外公外婆的生产自救了。　　 我外公在当副校长之外，还从事小规模畜牧业：他养了一只羊。他天天牵着那头羊在学校里走，还很勤勉地为羊找草吃。副校长和他的羊在学校里是校园一景。我外公很坦然地天天挤羊奶喝。　　 我外婆从事的是一种更高级的生产，那是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混合。首先，她动手在学校操场后面圈了一块地，拿篱笆围起来，在里面种了各种各样的菜。面积虽然不大，但她很努力地照顾菜地，收获颇丰。此外，学校有很多空房子，她动手霸占了一间，在里面养了大量的尖耳兔。学校里的其他老师对我的外婆的举动先是吃了一惊，然后马上就群起而效之。很快，学校的空房子就充满了各种小动物，草场后面的空地也成了“三自一包”的自留地。菜地、羊和兔子使得我外公一家安度了那个灾荒，没有让孩子出现营养不良。这当然也说明那个学校还是相当宽容的，没有对羊和兔子发脾气。　　 我爸爸的情况就很糟糕了。事实上，他的情况一直很糟糕。即便在灾荒结束了，我爸爸依旧吃不饱。我父亲说他从他上小学，到他上大学，中间基本上没怎么吃饱过。　　　　 当时学校里的情况有多糟呢？我问过我父母学校里有没有饿死的。我母亲说：直接饿死的没有。但是死于长期营养不良的是有的。有一个女生后来饿得绝经，然后慢慢就死掉了。不过她也只记得这一个死亡例子。　　 女生的胃口虽然没有男生那么大，但饥饿的程度一样严重。有一次过节学校里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好多酒，（这当然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学校把它分给了学生，不论男女，每人一份（学校给中学生发酒，这件事现在看来真是很奇怪，但在当时，这充分说明学校还是不错的）。那些男学生腆着脸到女生那里讨酒，说：你们反正不喝酒，就给我们吧。女生们坚决不上当，说这都是粮食酿的，哪能给你们？结果她们把酒都给喝了。　　　　我问过我的父母，外界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有没有黑市？他们说那是有的。一个窝头一块钱。卖窝头的跟作贼的似的，把窝头揣在怀里，鬼鬼祟祟地问：大窝头要不要？你买了窝头就得赶快揣起来，千万别拿在手里把玩。这到不是怕人抓，而是怕人抢。要饿激的，一把给你抢过来，在上面吐吐沫，你打他也没用。这样的事情不仅在街头有，在高校里都有。我爸爸到南京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灾荒当然已经结束了），听老生讲掌故，就听说一个教授在教室外头刚掏出一个馒头准备享用，就被外班的一个学生一把夺了去，然后在上头狂吐唾沫。这个学生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　　　　 饿，火烧火燎的饿。天天想吃的。看见吃的就激动。这就是那时的真实状态。　　 我听到的这些其实都是很幼稚园级的，很温和的。学校里毕竟有国家供应。真正惨烈的事实发生在校园之外，尤其在农村。我父母也见过一些，听过一些。他们说那是人间地狱。我母亲曾经愤激地说：文革又怎么样？死了几个知识分子，死了几个干部，大家就叫，就写，就伤痕。可比起那几年饿死的农村人，那点血算得了什么？只是农村人死了也就死了，谁来管！　　 一家一家的饿死。整个村庄的灭绝。人相食。什么惨剧都发生了。　　 不同的资料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死亡人数肯定上千万。河南和安徽是重灾区。我母亲说她走过县城里寂静的街道，寂静的让人恐惧。她知道，在各家禁闭的大门之后，有一具具的死尸。　　信阳事件在当时轰动全国，但是我父母认为，在河南有很多象信阳那样的地方，只是没有得到暴光。他们也给我讲述了不少他们听到的故事。我本想引述，可这文章的篇幅已经拖得太长了。以后再说吧，悲惨故事在中国是不会缺乏的。　　　　 为什么会这么饿呢？粮食哪里去了呢？这个问题我和父母曾经讨论过多次。　　我母亲的看法比较直接：这都赖大炼钢铁。让大家伙都去炼钢，庄稼都烂在地里没人收。还有就是虚报产量，你说你一亩10000斤，国家收你500斤不多吧？可你实际就500斤。粮食都跑到国家仓库里了。这个解释我不能完全接受。这些可能是原因，但很难说是全部原因。比如：后来国家已经承认发生饥荒（即他们说的自然灾害），应该不会太过分的收购。至于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也很设想这是普遍状态。　　 我比较认同我父亲的观点：这是一个综合原因导致的灾难。包括上面我母亲列举的原因，也有其他的深层原因。比如：集体化以后，大牲口明显减少，有些地方甚至绝迹，这直接导致粪肥不足，而在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化肥。这样，地力出现了枯竭，粮食减产；还有灾难的循环响应，比如，古今中外，发生灾荒，很难一年就结束，因为灾荒导致种子准备不足，以及地力的进一步下降等等。　　至于自然原因，我父母都完全否认。他们认为至少在当地，完全没有听说有什么自然灾害。当然，其他地方不好说。但是，后来我翻看过一些书籍，也没有发现自然灾害的证据。如果有知道的同志，欢迎补充。　　这些原因只是我们的猜测。　　　　 但是，也还有另一种对此的解释：苏联逼债。苏联要了些什么来还债呢？我听说的还债物资里，比较大宗的是猪尾巴和苹果。但是各地好像有不同的版本。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老师讲过一个关于毛主席的故事，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苏联人逼债，还债物资里面一个大宗就是苹果。这帮苏联人坏，给他们的苹果他们不是统统要，而是挑着要。他们做了一个圈，把苹果挨个往圈里放，漏下去的他们不要，专要漏不下去的大个苹果。剩下的这些小苹果怎么办呢？大家请示毛主席。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指示：丢到海里去。结果就丢到海里去了。老师说：毛主席是多么的有气节啊！　　 我回家给父母讲了这件事。我爸爸鼻子里哼哼了两声，不过倒没说什么大不敬的话。估计是怕我年纪小，到处胡说。　　　　 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开始用成人的眼光的看待这件事。如果毛真在大批大批的国民饿死的时候，下令将苹果扔进海里。就凭这一件事，他就该万劫不复！但是我想这个事件完全是编造的。大家编造这个故事的原因，可能是要给那悲惨年月涂上英雄主义的色彩。　　　　 毛主席在灾荒期间还做过一件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事情。考虑到民间的灾荒惨状，他毅然决定三个月（还是几个月来着？）不吃鸡蛋！我也和父亲谈论过这件事。这次，我父亲不知怎的很来气，说：把国家搞成那个样子，他有什么资格吃鸡蛋？！　　　　 说起主席，我又想起了我父母给我讲的另一件事（谁让主席的事迹这么多）。在文革中，大家突然接到了一个喜讯：根据医学专家最新研究成果，毛主席可以活126岁半。这个数字精确到了半岁！当年一个大主教推断出上帝创造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某天的下午。医学专家的精密程度和大主教比起来也不遑多让。只是毛主席本人不够努力，没有活到给他指定的岁数。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有人在心里喊道：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他有什么资格活126岁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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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年代我们吃什么？&&佚名　　我所经历过的饥荒年代，距今虽已40多年，但却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我父母是医生，当时有工资收入，家中生活比一般农民要好，我当年所吃过的食品，并不具有代表性，但由此也可以想见当年生活的艰难困苦。如果将当时农民们吃过的一些食品加以介绍,就更能反映那个年代百姓的生活是多么悲惨。豆&&&&饼　　豆饼是油坊里榨油的下脚料。那时的油坊，均是手工作业，榨油的方法是将黄豆包成包，放入油榨中压榨。当黄豆的油被榨出之后，一包黄豆便成了一个直径1.5尺左右，厚寸余的圆饼。人们有米面吃的时候，豆饼通常用来喂牲口。到了饥荒年代，无粮食可吃，便用豆饼充饥。这种豆饼十分坚硬，要想将其分成若干小块，需刀砍斧剁或锤砸才行。食用之前，将一小块豆饼放入水中浸泡一段时间，待其变软，然后用刀将其切碎。吃法有多种：或放入锅中，用油盐炒熟，当菜吃；或加水煮成干饭、熬成稀粥用来充饥。豆饼做的菜或饭，均有一种生黄豆的味儿，并且已无多少营养。但在当时却是难得的佳品，能吃上豆饼干饭或豆饼粥的人家不多。　　记得当时粮站有一位姓牛的保管员，不知他家人患了什么病，被我父亲治好，他为了感谢父亲，便从仓库里偷过两回豆饼送给父亲。他每次从仓库里弄出一小块豆饼，于天黑之后，将其裹在大衣里，悄悄来到我家。那种偷偷摸摸的样子，就象地下工作者在传递机密情报。我和妹妹一次外出挖野菜，谈到家中豆饼的来历，我便告诉她，那是粮站的老牛送来的。后来我和妹妹的对话被父亲得知，结果我被罚跪两个小时，并遭到一顿毒打。妹妹也在一旁陪跪。父亲如此严历地对待我们，当然是怕老牛黑夜送豆饼的秘密泄露出去之后，自己和老牛都会惹祸。　　豆饼吃后不易消化，吃多了肚子会长时间发胀。若是在吃前未充分泡开，并且是炒着吃，豆饼便会在腹中继续膨胀，使食者经久不饿。一个饿急了的农民，从生产队的仓库里偷了一块豆饼，用刀将其剁碎，稍加浸泡，就煮着吃了几大碗。结果被活活胀死。麦&&&&麸　　麦麸是磨面时筛下来的麦皮。当时磨面用的是石磨，麦麸的剩余量较大，并且很粗。麦麸的吃法是做饼或熬粥。麦麸饼其色发黑，有点象今天人们吃的掺了黑米面的馍。麦麸粗糙难咽，吃多了容易便秘。一开始人们将其掺入面粉中做饼蒸馍吃，但到了无面粉可掺之后，人们只有光吃麦麸。麦麸虽然难吃，在当时也还算是上等的食品。我吃过几次麦麸饼，口感当然不好，但那时一顿能吃上两块麦麸饼，再喝上两碗照人影的稀粥的人，甚至会生出几份优越感来，因为当时并非家家都有麦麸可吃，到后来，能吃上麦麸饼，也算是一种奢侈了。稻糠和稻草根　　稻糠是稻子的外壳。家乡人称其为砻糠。砻是除去稻壳的工具，砻糠一称，大概来源于此。正常年代，砻糠当然是没人吃的，不但人不吃，连猪都不吃。但在饥荒年代，无粮食可吃，人们只有吃砻糠。“吃糠咽菜”一词，常被人们用来形容日子的穷苦，但当家家户户都吃糠咽菜的时候，这种形容便不会引起谁的感慨了。当脱稻壳的机器取代了砻之后，糠便有了粗细之分，那比较完整的稻壳，是不能吃的，人们开始吃的是一种比较细的“米油糠”，这种糠里含有一点碎米，让人们觉得它可以充当果腹的食品。然而即使是米油糠，也难以下咽，人们在吃时掺入野菜，做饼或煮粥，以使其能够顺利地通过食道。后来人们连米油糠也吃光了，便将粗糠用磨磨细食之。不论是米油糠，还是用磨磨过的粗糠，吃后都很容易引起便秘。而因吃糠引起的便秘，即使是服用导泄的药物也无疗效。我父亲所在的医院里，经常有一些人因便秘前来求医，而医生解除他们的痛苦的办法，只有戴上橡皮手套或用某种金属器械掏出粪便。有的人前来求医，是由于自己在家中让人用树枝等物掏粪便，将肛门和直肠弄破，伤口又被粪便感染。这些人要比前一种求医的人忍受双重的痛苦。　　到后来，稻糠也被吃完了，人们就用磨将稻草根磨碎充饥，当时政府和新闻媒体曾对稻草根如何吃做过宣传，并给这种食品和其他农作物的根茎如山芋藤磨成的面粉等，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小秋收”。意思是这些东西能够再利用，被人们当作食品，就等于有了秋收之后的又一次秋收。我没吃过稻糠和稻草根磨成的面粉，但我可以想象，吃这些食品，肯定是一种痛苦的事情，人不到饿极，是无法下咽的。山芋叶和萝卜缨　　山芋叶和萝卜缨起先是用来喂猪的，后来却成了人们度饥荒的食品。山芋叶和萝卜缨容易腐烂，人们在收获山芋或萝卜的时候，将它们的附属物晒干贮存，以供冬春青黄不接之时充饥。晒干的山芋叶和萝卜缨，可以用来熬粥；用水浸泡过后，再和上一点山芋干面或高梁面，可以蒸饼。山芋叶吃起来有些苦涩，但要比稻糠好吃得多，并且不会引起便秘。萝卜缨分为辣萝卜和胡萝卜两种。这两种萝卜缨都要比山芋叶好吃，而胡萝卜缨比辣萝卜缨的味道更好，吃起来似乎仍有一点胡萝卜的甜味。　　我8岁时被父母送到淮南外婆家。当时赶上1960年大饥荒，父母亲为了补贴外婆一家的生活，隔一段时间寄一些干山芋叶、萝卜缨，有一次还寄了一袋萝卜干。凤阳与淮南相距虽然只有一百多里地，但那时交通不便，邮递的速度慢如蜗牛。母亲寄萝卜干用的是一只没洗过的旧枕套，结果萝卜干在邮路上走的时间过长，不仅发霉，而且有一股令人作呕的头油味。尽管如此，外婆仍舍不得将其扔掉，一家人硬是将那宝贵的食品吃得一点不剩。至于山芋叶和萝卜缨，则放上一点米面煮粥喝。那时用得是一种粗瓷黑碗，用山芋叶或萝卜缨煮出的粥也是黑的。黑碗盛黑粥，颜色很统一。外婆一家人采取分食制，我每餐分得4碗粥。这种粥虽然清汤寡水，黑黢黢的，但喝下肚后，也可落得一时之饱。槐树花、榆树叶和榆树皮　　槐树花和榆树叶，只有在春天才能吃得上，享受这种“口福”的时间也很短暂。等到槐树开花和榆树披绿之后，人们便挎着蓝子，拿着绑了铁钩的竹杆，四处采集这种“美食”。转眼之间，槐树上的花没了，榆树的树冠也只剩下光秃的枝丫。待到槐花也无，榆叶也光的时候，一些饿极的人们，便把榆树的皮剥下来，放在石臼里捣成糊状，煮着吃。那些惨遭剥掠的榆树，只有秃头裸体，可怜地立在路旁，等待枯死。1991年，我撰写《花园口掘前后》一书时，从史料上读到过这样的情形：1938年，国民党军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放出黄河之水以阻止日军西进，结果造成大面积水灾。水灾过后是严重的饥荒，灾区的人们在无物可食时，到处捋榆树叶、剥榆树皮充饥，结果成千上万株榆树变成秃枝裸干，干枯而死。不料这种情形，竟重现于20多年后的和平时期。　　槐树花做饼，不仅味甜，且有淡淡的花香，吃起来比较可口。榆树叶做饼，吃起来有点粘，并且没什么怪味，比山芋叶要好吃一些。只是有这些食品充饥的时间实在太短。至于榆树皮，我没吃过，但我想树皮的纤维太粗，不仅难以咀嚼，而且难以消化，与稻草根之类的食品恐无多大区别。野&&&&菜　　野菜是饥荒年代的重要食品。人们或是为了让家中那点粮食多吃一点时间，或是为了使麦麸、稻糠等容易下咽，只有多挖野菜，配搭着吃。春、夏、秋三季，田野里随处可以看到提着篮子，拿着小铁铲的妇女和孩子。由于人们对野菜的需求量太大，只要是无毒可食的野菜，都在人们的采挖之列。至于荠菜之类，早就成了珍稀植物。人们一开始还按照常识，吃那些可吃的野菜，到后来，那些通常被认为可吃的野菜被挖光了，人们便开始试探着吃那些从未吃过，也未听说可吃的野菜。结果有的人吃后中了毒，或浮肿，或呕吐，更有因此丧命者。有一种灰灰菜，吃起来有一种土腥气，但口感滑腻，容易下咽。灰灰菜吃上一两顿无妨，但吃上几顿，人便开始浮肿。我们全家曾吃过两顿灰灰菜，后来有中毒浮肿的人到医院找我父亲医治，我们才不敢继续吃下去。还有一种叫洋金花的植物，杆高叶阔，其花可治哮喘。有人采摘洋金花的叶子煮着吃，结果呕吐不止，心跳加速，被抬到医院就诊。父亲知道洋金花的叶子有毒，故从让我们吃过。　　有一种名叫“红梗菜”的野菜，我们一家人吃过很长时间。红梗菜可吃，是我奶奶告诉我们的。这种野菜叶色红中发青，叶梗和根为红色，到秋天才有，稻茬田里较多。一次我和妹妹挖野菜，发现一片稻茬地里长了很多红梗菜，不到一下午，我们便每人挖了满满一篮。此后我们又一连挖了两天。我们把这一发现当作秘密，未告诉别人，但后来还是被邻居知道了。那一片稻茬地很快被许多人光顾，把红梗菜挖得尽光。我们把挖回的红梗菜腌着吃、煮粥吃，吃了很长时间。这种菜味微苦，稍微吃多一点，嘴里就开始发麻。但由于它无毒，我们就不管是否难吃，每顿都吃个饱。还有一种名叫“刺刺芽”的野菜，绿色，叶阔约半寸，长约二寸，叶边缘有剌，摸上去扎手，但其硬度不能刺破皮肤。我未吃过刺刺芽煮的稀粥，但我听人说，这种粥很难吃。将刺刺芽切碎放在猪槽里，猪都不睬。当然，那时人们连自己都难以养活，谁还养猪？用刺刺芽喂猪，是饥荒年代过后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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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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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26 &&
顶让国民了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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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4 &&
大跃进饿死人奇怪么？看看毛对生命的态度&：对救过毛性命的彭，对与他平起平坐的刘都可痛下毒手。看看解放战争中长春之战围城三月，二十万民众饿死城内。&;赫鲁晓夫回忆毛对生命的态度毛&在这次会议上就战争问题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这样：不要怕战争。既不要怕原子弹，也不要怕武器。无论这场战争是什么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一定会取&胜。具体谈到中国时，他声称：“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而我们现在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战争嘛，若干年之后，我们培育出新&人，就会使人口得到恢复。”他发言之后，会场上是一片坟墓般沉默。对于如此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正相反，大家都在思考寻求什么样的&办法防止世界大战。反对世界战争、争取和平共处是首要主题。可是毛突然提出了不怕战争的口号，说战争会给我们带来胜利，即使有损失又何妨，战争嘛！&&&&&&&&会后各代表团开始谈感想。我还记得诺沃提尼诺沃提尼()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准备损失6亿人口中的3亿。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1200万。我们到那时将全部损失掉，就没有人来恢复我国人口了。”哥穆尔卡哥穆尔卡&()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做出了更激烈的反应。然而，来自兄弟党代表方面的批评对毛没有产生一丝一毫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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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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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26 &&
我们家就是河南的，也是在那个时候偷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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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26 &&
这个事，实际上没有必要刻意隐瞒，因为当时的人好多还都在，一问便知。建议央视搞一个调查，公开出来，省得一般无聊的人老在这里咋呼。&&&&以上记录和我了解的状态基本一致，区别是各地自然生态不大一样，有得死得多，有得死的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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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39 &&
13:02:26 的原帖：这个事，实际上没有必要刻意隐瞒，因为当时的人好多还都在，一问便知。建议央视搞一个调查，公开出来，省得一般无聊的人老在这里咋呼。&&&&以上记录和我了解的状态基本一致，区别是各地自然生态不大一样，有得死得多，有得死的少而已。哥们,请撰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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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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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17 &&
谁知百姓苦――与父母的对话时寒冰□□□白天陪父母看一个电视节目，是对明朝定陵挖掘情况的介绍：出土的3000余件珍贵文物，如皇帝的金丝翼善冠、皇后的六龙三凤冠、金酒注、金盆、玉碗、玉盂、青花梅瓶等等，其典雅和精致，让世界震惊、感叹。这个节目我看过，也为祖国古代能工巧匠的精湛技术和工艺兴奋、自豪。我的这种感受溢于言表。母亲静静地看着画面。轻轻地说：“人死了还这么奢侈，要搜刮老百姓多少血汗啊。”母亲的声音很静，我回头看着母亲，坐直身上，低下头，感到非常羞愧。是啊，在这些奢华背后，是多少幸福家庭的毁灭。从古到今，既得利益者的奢华，永远都是建立在百姓痛苦之上的。父母亲都是非常温和的人。父亲不爱说话，母亲对我们兄妹三个的教导更为直接。我从小惧怕母亲。不是因为她的严厉，而是因为她的睿智。知儿莫若母，我的一举一动，她总能看得非常分明，给我的建议，也总是一针见血。父母这次来上海，是我自15岁离开故乡，与他们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父母亲告诉我，农村也实行了合作医疗，但是，上面的好政策到下面变了味：花钱加入合作医疗后，药价暴涨，即使按照规定比例报销后，药价也远远高于过去，也远远高于一般诊所的药价。而诊所看到医院涨价后，也跟着提价……这样，原本惠民的政策，就变成了伤民。大蒜今年涨价了，但农民并没有赚到多少钱。一个是去年大蒜赔钱，很多人今年不种了。今年种的品种又卖不上价。二是商贩收购的时候压低价格，农民得到大蒜涨价的信息晚，等知道涨价的时候，手里的大蒜已经被贩子收购走了……种地仍然是靠天吃饭。几十年前修的水利设施早已废弃，遇到干旱或者水灾，收成就会大幅减产。去年干旱时，几乎没有农民浇地：水井很少，即使有水井也没有电，即使两者都有，浇地的成本算上后，种粮就会赔钱，所以，干旱时没有人浇地……这是父母告诉我的老家的真实情况。我早就劝父母亲不要那一点地了，但他们其他都听我的，唯独这一点，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同意。问他们原因的时候，母亲讲起了1959年。母亲说：“你只知道你的太奶（父亲的奶奶）那一年被饿死了，但你不知道，咱家里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惊讶地看着母亲。随后，我知道：母亲的妹妹，被饿死；父亲的妹妹，被饿死；我的太爷（父亲的爷爷）被饿死……这些，过去他们都没有告诉过我，我太奶的死，也是小时候我听村里人说的。这是一次让我心如刀割的谈话。母亲很平静地给我讲述往事：1959年，所有家庭的锅碗瓢盆被没收，一律吃大食堂。但由于干部虚夸，虚报粮食产量，上面要求多交公粮，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家里都没有粮食吃了。大食堂只能喝稀汤。人们饥饿难忍。舅舅饿得端着碗不松手。姥姥去地里弄些草根、菜叶在铁锨上面煮，驻队干部看见谁家生火就闯进去，看到好吃的就端走，看到不好吃的就砸掉……就这样，母亲才两岁的妹妹在哭声弱下来的时候，饿死了……母亲说：“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XXX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想到小时候见到的那位和善的老人，我突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母亲说：“才两岁的妹妹死了，家里的人也都饿得不行了……一个亲戚来家，就劝把妹妹吃掉，皮包骨头，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就是把肝什么的掏出来吃掉……我怎么能吃我的妹妹！我娘也不同意，哭着说，我怎么能吃自己的闺女！宁饿死也不……”我看到母亲的眼睛。她拼命地抑制自己的泪水。我背过脸去。母亲的泪滴在我的心上。母亲说：“晚上就偷偷把妹妹埋了，多了一碗稀汤……我家族饿死6个，全村饿死100多人。”后来，家里要把二舅送人，让他活下去。母亲不同意，母亲说：“要死一起死，如果把二弟送走，万一他有什么不幸，而我们活下来了，将来怎么能心安！”那一年，母亲11岁（母亲与父亲同年同月，生日仅差三天）。在母亲的坚持下，二舅没有送人。母亲去讨饭，走很远的路，到另外一个地区（我们家处在周口与驻马店两个地区的交界地带）。一位老奶奶见母亲，非常怜爱母亲，说：“闺女，我们家没有小孩，你就留在我们家吧，回家说不定饿死了……”母亲很坚定地摇摇头。老奶奶给了母亲一点剥掉的红薯皮，母亲带回家里……唯一帮过我姥姥家的，是一位远亲，在姥姥家最困难的时候，他用报纸包了一点面给姥姥。这包面至关重要……这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每年春节母亲总是带我们去看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母亲身披重孝，跪地痛哭……这种一种深切的感恩。这也是母亲从小教育我们兄妹三个的最重要的做人道理。看母亲很伤心，父亲没有多说，只是简单地说：“我妹妹饿死的时候才四岁……爷爷又累又饿，干活的时候倒地死了……”然后，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因刮榆树皮遭到毒打，打他的那个人现在还活着，身体很不好。父亲说话的时候，很平静，没有半点仇恨。父亲说：“我不怪他。”父母亲谈论的，就是后来举世震惊的著名的“信阳事件”（我们家过去属于信阳地区）。故乡的土地，那片生育我、养育我的土地，承载着那么多的苦难与不幸！除了为民生呼吁，我没有任何选择，为了我的父亲母亲，也为了饱经苦难的乡亲。我把贵州助学和未来的计划告诉父母亲，他们欣慰地点头……基层百姓之苦，很多干部是体验不到的。干部权力的来源决定着他们忠诚的对象：源于选举则忠诚于选民，源于任命则忠诚于上级。民生之苦，皆与此有关。中国数千年走不出这个轮回，也与此有关。1959年惨绝人寰的悲剧，就是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讨好上级的结果，如果他非讨好选民而不能为官，何至于此……本来已经睡下，父母亲总是要求按时睡觉。想到白天的谈话，心里难过……悄悄到书房，写下来……于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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