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小龄童品西游(下)_全文阅读_3-米花在线书库
六小龄童品西游(下)_3
着千余年道家文化风姿的大型文艺演出《大道无极》。23日，论坛进行了大会发言和分论坛发言。24日上午，我们论坛代表参加了古楼观复修落成庆典和祈祷世界和平法会，还参加了由各界代表参与的开放式论坛。25日，论坛转至香港继续进行。26日，在香港继续进行大会发言及讨论。《道德经》版本（文物）展于次日拉开帷幕，当晚，我们观看了香港承办方为大家奉献的道教音乐会。27日下午，在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了闭幕式。　　在香港参加闭幕式时，黄信阳副道长坐在我的左面，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坐在我的正后面，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叶小文、著名影星胡慧中女士也出席了大会。在休息的时候董建华与我交谈，谈到看过我在《西游记》中的表演，称赞我演得很好，我们还合影留念。　　在香港的闭幕式上我做了八分钟的发言，发言内容已经收录在《论文集》中，发言时任法融道长、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汤伟奇等各级领导包括道长、来宾在座。　　我主要提了三点建议：从国民教育中如何来推介在海内外影响很大的道德经的内涵和理念，希望在孩子们的语文课本中推介，让孩子们从小了解；希望尽快地用电视剧的形式拍摄像老子、王重阳、邱处机等道家大师级的人物的故事；尽快地成立中国道教艺术团，把道教动听悦耳的音乐及内家拳、道家拳，如猴拳、猴棍、鹰拳、虎拳等及八卦、太极拳，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在世界巡演，把道家的思想、理念通过艺术形式来推介的话会引起更多读者或观众对道家文化的热衷和理解。　　在演讲中对于道家很重要的理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我举例说孙悟空的动作从最原始经典的可以衍生变化出无限个猴戏艺术的有特点的形体，包括表演艺术。老子有句名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引用到电视剧《西游记》中的主题歌就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老子认为人生下来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我们在演艺表演创作角色的时候，也要按“人”去刻画和创造，坏人不是完全的坏，好人也不是完全的好。《道德经》全篇核心讲了一个“德”，我们演艺界推崇的是德在先，艺在后，设想一个演员如果连起码的道德都没有的话，很难想象他能创造出经典的作品和艺术形象。我这次专门带了一本书，是清代中期木刻版《西游记》，任法融道长专门在上面题写了《西游真诠》的书名，还写下了“这是一本道家修炼的经典宝书”的语句。
　　维系取经队伍的伦理道德正是儒家最根本的仁义思想。《西游记》中颂忠扬孝的情节其实还有不少。如江流儿复仇报本、合家团圆，陈家庄百姓感恩建寺等。孙悟空在车迟国召唤来了雷神时，曾高呼：“仔细替我看那贪赃枉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这不是佛道的教义，却正是儒家忠孝仁义思想的真情流露。而其中描写的人间九个国度，大多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这恰恰是从反面肯定了儒家“君臣、父子”的仁义正统观念，表现了对国泰民安、尧舜之治的向往。当唐僧师徒四人取回佛经，回到东土，给大唐带来了佛的灵光之时。这时的大唐正是君贤臣良、敬佛敬道、国泰民安，“果然是中华大国异西夷”的富强礼仪之邦。这是三教合一的最佳结果，也是作者的最高理想。　　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和“人为贵”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不仅是封建产物，而且为一种精神思想，在不同朝代的应变、发展中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更是文化上的优势。对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来说，它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既不能妄自菲薄，对孔孟之学全盘否定，又不能陶醉于历史，在故纸堆中被束缚。至关重要的是，在各种不良思潮泛滥和冲击的形势下，中国必须保持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儒家学派的创建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孔子在垂暮之年总结自己的思想进程时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见，孔子在年轻时就有了远大的志向，但他一生中的挫折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儒家学派的出现应该是孔子晚年的事情了。　　孔子的祖先是殷商的贵族，作为殷遗民在周初迁到了宋地。后来又经过了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后，在孔子产生时，他的家族已经没落，但是因为有遗传的因素，孔子身上还存留着殷遗民中儒者的气息。而且，由于孔子少年丧父，家境凄凉，所以，早年不仅得到严格的生活锻炼，而且也有机会继承殷商遗民中儒者世代相传的贱民职业，帮人主持丧葬礼仪。　　早年的艰辛生活使孔子早熟起来，在十五岁左右，他就立志苦学，想用个人的奋斗来改变当时自己的地位。在三十岁之前他已经有了很丰富的古代典章、礼仪方面的知识，所以他说自己“三十而立”。但他的职业依然是很低贱的。　　到了晚年，孔子最后回到了鲁国，他除了偶尔对现实发表一些议论外，基本是只发言，不行动，他将精力主要用在了培养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此前周游列国时的收徒讲学，最终使孔子学派日益壮大，“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终于开创了儒家学派。
　　仁：爱人。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　　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即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西游记》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内容上是丰富多彩的，它的故事是离奇曲折的，是富有社会意义的。首先，吴承恩创造了一个正面的典型人物——孙悟空。孙悟空在花果山水帘洞为王，“不服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这种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很合乎理想，但是暗中仍有“阎王老子”掌管着，死亡的恐怖时刻威胁着自己的族类。于是孙悟空才决心去求仙学道，希望能够“跳出轮回网”。后来学道成功，回到家乡，剿灭了欺压自己同类的“混世魔王”。接着为了防御强暴的敌人的侵略，为了保障自己快乐国土的永远幸福，就练兵习武，加强军事力量，向东海龙王借取兵器，又迫使冥王勾销名号，永远不归他们管辖。这里说明孙悟空是不甘心在凶恶的统治者的魔掌下过奴隶式的悲惨生活，而坚决地采取实际行动来挣脱身上的枷锁，试图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这种要求，正是反映了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后来，玉皇大帝为了防止孙悟空在下界“叛乱”，两度把他骗进天宫，但由于孙悟空不甘受那令人感到窒息的冷酷待遇，不愿在统治者的轻蔑、玩弄、凌辱下讨生活，就毅然决然，两次大闹天宫。在最后一次，他采用智巧而迅速的手段，扰乱了盛大的蟠桃会，偷吃了老君的仙丹，然后回到花果山。第四章《西游记》启示录这种举动，表明了孙悟空对神仙世界最高统治者的礼仪﹑身份制度的极其蔑视与尖锐讽刺，也就是表明了孙悟空的反抗精神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孙悟空这次大闹天宫，虽然完全是一种出于愤激的自发举动，但他仍然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当如来佛责问他时，他明确地表示要夺取玉皇大帝的宝座：“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玉皇大帝搬出去，腾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永不安宁！”在这里，孙悟空所说的话，并不能单纯体会为争夺玉皇大帝的宝座，而是意味着封建社会里灾难深重的人民，试图通过暴力斗争，推翻那压在头上的大山——封建统治，而创造一种不受压迫、不受奴役的生活；其次，孙悟空提出“皇帝轮流做”的主张，强有力地驳斥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所谓帝王是天生下来统治人民的反动正统观念，并体现了人民对新政治的朦胧追求。　　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并不完全是吴承恩随意虚构的，而是有时代背景作为他创作的蓝本。我们知道：明武宗时，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在国内已爆发了。河北文安的刘六、刘七的队伍，自畿辅（北京附近）攻入山东、河南，转入湖广（湖南、湖北）、江西，又北上攻入河北，转入山东，纵横数千里，官军莫敢抵挡；同时江西有王钰五、毛浩八、何积钦，四川有迁瑞等起义。这些农民起义的队伍，似暴风雨般地扫荡了明朝的大半疆域，严重地打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明朝统治者为了对付这些起义军，施展了极其残暴的手段，如明军统帅马中锡，在配合围剿的方略下，曾招安刘六、刘七，结果未成功。经过多番的激烈战斗，起义军虽先后被明朝统治者血腥地镇压下去，但起义军轰轰烈烈的业绩和正义的呼号，却震撼了整个时代人们的心魂，给予作家们以深刻和广阔的创作题材。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正是通过奇幻的形式，反映着当时的社会面貌。
　　《西游记》叙述唐僧师徒西行经历八十一难的过程中，对于孙悟空的勇敢、机智、坚毅和高度的警觉性，着力刻画；而对于唐僧的固执、迂腐和麻痹，也作了细致的描绘，如写白骨精三次幻形来陷害唐僧，但三次都被孙悟空识破，结果将其打死。这种防卫的举动，本是正确的，可是唐僧却偏偏动怒，接连念“紧箍咒”，使孙悟空的头疼痛难忍，最后还写下贬书，将其逐走。又如写红孩儿变做一个小孩，赤条条地吊在树上，向唐僧等悲哭求救。孙悟空知道他是妖精，要唐僧且把“慈悲心略收起”，不要听他，以免他“伤人性命”。但唐僧不仅不相信，还痛骂孙悟空无善良之意，一心只要泼撒行凶……这样，唐僧终于中了红孩儿的圈套，被红孩儿擒去，几乎葬身妖精之腹。后经过孙悟空九牛二虎之力，才战胜妖精，救出唐僧……从这些故事看来，孙悟空确实是头脑清醒的杰出的斗士，他不为眼前的迷离情况和虚假现象所诱惑，而能细心地分清正邪，辨别真伪，并狠狠地打击那狡猾多端的妖魔。至于唐僧，则恰恰和孙悟空相反，对于那些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不能冷静地加以分析，见到伪装成“可怜相”的妖精，往往心慈手软，坚持着毫无原则的慈悲观点。又自以为是，拒绝别人的正确意见，这样就使西天取经的工作遭受了不应有的严重挫折，甚至招致杀身之祸。这些生动的故事，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就是在对敌斗争中，应该随时擦亮眼睛，警惕敌人的阴谋诡计，同时对敌人绝对不可施以仁慈，而应坚决地将其消灭，这样，才能保证斗争的胜利。　　《西游记》描写唐僧师徒在前往西天取经的路途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妖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尽心机想吃唐僧的肉，以求长寿永生。吴承恩以形象的简练的语句描绘狮驼洞的妖精吃人的情景：骷髅若岭，骸骨如林。人头发岁羽成毡片，人皮肉烂作泥尘。人筋缠在树上，干焦晃亮如银。真个是尸山血海，果然腥臭难闻。东边小妖，将活人拿了剐肉；西下泼魔，把人肉鲜煮鲜烹……这一幅妖魔吃人的血淋淋的图画，真使人看了为之毛骨悚然；凶恶的妖魔，不仅这样，还残害妇女，如上面所说的黄袍怪，将宝象国国王的女儿夺去，霸占为妻。特别是赛太岁，夺朱紫国国君的皇后金圣娘娘为妻。狰狞的妖魔，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使许多无辜的妇女成了可悲的牺牲品……这些妖魔，都是神话中的生动形象，我们固然用不着替它们划阶级成分，生硬地把它们一律说成是明朝后期社会的豪绅、恶霸。但是，它们在吴承恩的笔下，都是当作危害人民利益的妖孽来塑造的，因此我们在阅读《西游记》时，都痛恨它们，诅咒它们！当它们肆意作恶时，都不禁为之义愤填膺。而当它们被孙悟空击败或消灭时，如同正义战胜邪恶，感到无比的兴奋，更感到孙悟空的伟大！吴承恩通过上面所描绘的形象，使读者心灵上激起深刻的爱和恨，实质上体现了封建社会人民追求光明的思想感情，也间接地表达了作者反抗黑暗现实的意旨。　　如果说吴承恩谴责作恶的妖魔，包含了反抗的因素，那么他直截了当地对残暴的统治者的鞭笞，就更具反封建精神。吴承恩不能遏止自己愤世嫉俗的怒火般的心情时，往往通过书中人物的口吻，地提出对统治者的严重控诉。如祭赛国的众僧被盗了塔上的宝贝，遭受酷虐，他们向唐僧诉苦般：“……昏君更不察理，那些贼官，将我僧众拿了去，千般拷打。”写比丘国的国君，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作药引，于是那国君选取民间的小儿养在鹅笼里，准备取其心肝和药治病。唐僧在了解这种情况后，就怒斥道：“昏君昏君!怎么屈伤这许多小儿性命！苦哉！苦哉！痛杀我也！”在这里，吴承恩把当时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斥为“昏君”，把峨冠博带、有权有势的官吏们斥为“贼官”，而对被害的弱者寄以深厚的同情，这是值得赞颂的。真实地把明朝后期的政治腐败的情况揭发出来。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西游记》确实是一部具有反封建意义的现实主义杰作。
　　《西游记》不仅思想内容值得我们重视，就它的艺术风格，直到今日还值得我们借鉴。《西游记》全书共一百回，写得最精彩的，除孙悟空大闹天宫外，就要算师徒四人经历八十一难的情况了。这八十一难，不仅写得难难不同，情节非常曲折，而且材料组织得很严密，前后相呼应，来龙去脉，非常分明，读起来毫无复杂凌乱之感。《西游记》最吸引人注意的，就是塑造了一些鲜明的艺术形象。书中所写的人类和神魔，都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别是孙悟空，他的个性更为鲜明、突出。作者通过孙悟空奋勇地与神魔作斗争及忠心耿耿地保护唐僧这些情节，写出了这位正面英雄人物的勇敢、机智、坚强、正直的伟大品质和性格。又如唐僧，写出了他的诚心向佛、坚决要到西天取经的坚毅精神，也写出了他迂腐、固执，以及易为虚假现象所迷惑的麻痹的性格。又如猪八戒，一方面写出了他的朴实和能够竭力地保护师父取经，另一方面对他的愚鲁、懒惰、好色、贪吃等性格，也作了细致的刻画。　　《西游记》打破了人物性格单一的倾向，注意多角度、多色调塑造人物。理想型形象孙悟空,带有明显的英雄化，但也有争强好胜、爱戴高帽、喜欢奉承等缺点；世俗型形象猪八戒，带有浓厚的人情味儿，尤其是个既讨人喜爱、又多缺点的角色。　　我们还应注意，《西游记》对于人物的性格，是抓住了他们不同的种类、社会出身和生活方式等特征进行雕塑，因而形象毫不模糊和混同。如孙悟空是“猴类”，不能把他写成笨重愚拙；猪八戒是“猪类”，不能把他写成灵活聪慧和喜爱劳动；唐僧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而从小就学佛的僧徒，不能把他写成和劳动人民一般，也不能把他写成英雄或残忍的人……这些，都说明作者吴承恩在创造这些艺术形象时，费了很大的苦心，并且深入地体验了现实生活，所以才出色地塑造了许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其次，《西游记》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忽而神魔杂出，争斗激烈；忽而仕女纷至，风物繁华。书中所写的神灵妖魔，很多是非人类：如猴、猪、牛、虎、龙、蛇、蝎、柏、松、雷、电、星宿等等，但作者把它们加以“人格化”，写成了有生命、有个性、有思想感情的社会上的“人”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神魔皆有人性，精魅亦通世故……”这种丰富的想象力。还有《西游记》的语言，除了一部分佛道及星相家的术语外，都是健康的、简练的、朴实的，并且非常风趣，委婉诙谐，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特别是人物语言，更符合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和身份，使读书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总而言之，《西游记》是一部优秀的古典名著，不但包含了广泛的社会意义，而且在艺术上，也具有不朽的特色，是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　　巧妙的“西游记思维”　　《西游记》为何能成为老少皆宜、受中外欢迎的杰作呢？如果我们再细心地研读一下《西游记》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奥妙。这归功于作者极其成功的写作思维，即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三元思维”。这也就是写作创意的“科幻思维”，写作结构的“整体思维”和写作过程的“目标思维”。为了便于理解，在此将“三元思维”统称为“西游记思维”：
　　作者的“写作——内容——技巧——展现”的写作过程，即从写作创意——写作结构——写作过程；从科学幻想——整体施行——目标实现；以及从“写作”——“成书”的整体写作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写作思维”是周到而缜密的，全面而立体的，庞大而复杂的，丰富而多彩的。这就是由科幻思维、整体思维和目标思维所组成的“三元思维”的结果。可以说没有这种作者大胆而巧妙的运用的“三元思维”和作者的聪明才智和天才创造，就不会有令中国人民所骄傲的、令世界人民所喜爱的世界名著百回本《西游记》。　　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和一件伟大而光彩的事业一样都是在很多人共同努力的基础上而总其成的。甚至有的要经过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西游记》则更不例外，它是在唐代人所撰的《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上，继唐、宋、元、明四个朝代，历时一千多年，经过无数人加工提炼，到了明代则由淮安人吴承恩，以百回本而问世。　　吴承恩时代的淮安可谓是经济富裕、商贾云集、人文荟萃和文化发达的地方。此处也是明清小说创作盛行的地方。现存的很多历史资料都证明，吴承恩少年时代聪明过人，成人后博览群书、学术渊博，是一个多才多艺而饱尽艰辛的狂放文人。正是他凭借自己的卓越才智、丰富的社会经历，在博览群书、广泛收集有关《西游记》写作素材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大胆而巧妙地在写作上运用了“三元思维”，最终写出了百回本《西游记》这部伟大而不朽的世界名著。由此可见，《西游记》问世的条件主要有两个：其一就是前人所共同努力的基础；其二则是吴承恩的自身努力，即大胆而巧妙地运用“三元思维”写作的结果。另外，运用“三元思维”来写作的人，只有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吴承恩这样的人才能做到，而且非他莫属。　　那么，让我们再来看看吴承恩是如何大胆而又巧妙地运用“三元思维”来写作的。　　首先是“科幻思维”，即科学幻想思维。“科幻思维”的写作创意是《西游记》深受人们所喜爱的关键。一般来说，童话，即拟人化的作品，充满生动、快乐的色彩，是深受人们所喜爱的。神话的作品因充满神秘，惊奇更加吸引读者。二者在同一作品中，很难兼包并容地共存，往往是互相排斥，唯我独尊。但在《西游记》中却是童话加神话，二者融合在一起并且加以升化，这在古往今来的小说中是难觅的一例。本书将一个普通的猴子刻画成一个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威力无比的栩栩如生的人物，深受广大观众所喜爱。这一切是“科幻思维”在写作创意中大胆而巧妙运用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过科学化的神猴孙悟空身上所体现的神秘的科技色彩，几乎大部分都在当今社会中得到惊人的验证。从火眼金睛——显微镜；从千里眼——望远镜、雷达；从顺风耳——电话、手机；从腾云驾雾——飞机、飞船；从大闹天空——星球大战（卫星遨游太空）；从毫毛变猴——人体基因；从改写生死簿——克隆动物等等。我们不得不赞美“科幻思维”的伟大。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对《西游记》中科学技术成果的研究和挖掘仍然是太少。
　　其次，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写作结构的“整体思维”是如何巧妙运用的。作者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从天文地理——人间社会——宗教文化，从陆地——凡人——儒家；从河海——动物——释家；从天空——自然——道家，都可以体现出作者“写作结构”的“整体思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面对着大千世界这个整体来写作的故事情节也就丰富多彩了。另外，在大千世界这个整体中，在结构上划分出“陆、海、空”，“凡人、动物、自然”，“儒、释、道”三个相互紧密联系而又各自模糊的整体。即天地中，既有天堂又有地狱，“凡人、动物、自然”中，既有可爱可亲的人和动物，又有可憎可恶的妖魔鬼怪。自然环境则起到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的陪衬，当人和动物感到可亲可爱的时候，它也就可亲可爱。相反，它便肆意助虐。“儒、释、道”本来是相互排斥的群体，但是为了刻画神化人物的佛法无边、威力无比，它们又“三教合一”，使故事情节显得更加神秘，扑朔迷离，生动活泼。同时，又在这三个整体中展示了无数个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独立的个体，深刻地揭示了人和地球、人和动物间和睦相处的重要性，以及道家和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　　最后，让我们再来谈一下写作过程中的“目标思维”是怎样运用的。首先是“目的”设定，即西天取经；其次是“方向”的设定，即西方世界（天竺）；最后是“经历”的设定，即“八十一难”。为了实现西天取经这个目的。作者在从东方本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漫长距离的旅途跋涉中，根据沿途地貌和气候特征，设计成八十一难，刻画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途上的路迢迢、野茫茫的艰难困苦。一路上无奇不有、无险不遇，凭着顽强的意志，坚忍不拔的精神，最终战胜了八十一难，实现了取经的目的。虽然整个故事情节显得曲折复杂，光怪离奇，甚至出现三打白骨精的高潮。但是作者由于依靠了“目标思维”的写作方法，从而成功地把握了写作过程，写作方向以及写作距离，终于成功地写出深受人们所喜爱的不朽的世界名著。有趣的是当代科技中“多卜勒导航系统”也采用了目标思维：确定目标，定下距离，飞行一千米则少一千米。国内的“目标管理模式”也已经很普及。
　　识人重才、礼贤纳士，这是贯穿《西游记》这部小说的人才思想，也是其人才观的核心。当然这是对统治着的要求和期望，或许这可能只是一种理想的愿望。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从屈原开始就一直做着这样的美梦。但纵观历史能做到“识人重才，礼贤纳士”这八个字的君主寥若晨星。可胸怀忧国忧民，忠君爱国的传统文人，仍然在正义感、责任感的驱使下，踏着前驱者的脚步，直接或委婉的向统治者提出种种忠告。试图能够给君主警示，促成明君早一天的诞生。　　吴承恩也在有意无意的履行着这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我们也能在小说中发现他对统治者在人才使用上的一些期望和劝诫。能成为明君，不仅要礼贤下士，而且要分清真伪，辨明忠奸，重在一个“识”字，否则奸佞小人得权就会迫害忠良，导致朝廷昏暗，民心不安，社稷颠覆。小说中乌鸡国国王对青毛狮子精就是一例，他见这个道士能够点石成金，呼风唤雨，就与他八拜结交，以兄弟相称，结果被妖精推入井中，成了孤魂野鬼。车迟国的国王更是无识才之念，他见到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能呼风唤雨，又能“祈君王万年不老”，于是就尊为国师，从此把和尚视为无用之辈，结果举国两千余僧人被折磨死了大半。比丘国的国王把献美的妖道尊为国丈，听信妖道之言，以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孩的心肝做药引，以求不老之身，如此昏庸而残酷，如果不是悟空，早晚国王不死在妖道手上，也会被怨愤的百姓掀下王座。　　统治者对人才要知人善用，忌对人才瞒哄欺骗。孙悟空是日月天地孕育的精灵，武艺高强又善治兵，“使七十二洞妖王归降，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铁桶金城”。对此人才，玉帝不识(www.hushui.net)也不用，将悟空招入天宫，也只封他一个不入流的小官职“弼马温”，瞒哄欺骗，而不是真诚以对。并推托有词：“凡授官职，皆由卑而尊，为何嫌小？”二次招安后，再次瞒哄欺骗，给他一个有名无实“齐天大圣”的称号，只看守蟠桃园，终于逼得悟空大闹天宫，搅得灵霄宝殿天翻地覆。　　人才是要凭才能和本领，不可以貌取人。唐僧师徒四人，除唐僧“相貌堂堂，风姿英俊”，其他三人皆是相貌丑陋之辈，作者在小说中多次批驳了以貌取人的错误观念。如高太公见孙悟空相貌凶恶，十分害怕，骂高才引错了人。孙悟空就说道：“老高，你空长了许大年纪，还不省事！若专以相貌取人，干净错了。我老孙丑自丑，却有些本事，替你家擒得妖精，捉得鬼魅，拿住你那女婿，还了你女儿，便是好事，何必谆谆以相貌为言!”当祭赛国国王见到孙悟空相貌大惊时，孙悟空就忍不住厉声高叫道：“陛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若爱风姿者，如何捉得妖贼也?”　　举贤纳才，不斥异己，同样是《西游记》人才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讲述朱紫国的故事时，表达了臣子们举贤纳才，不斥异己的真诚期望。朱紫国国王病体沉重，太医手足无措，只得张榜求医。悟空看到榜文之后，一则想看看这君王是否敬贤礼才，二则要显摆一下架子，所以一定要国王来迎请。看榜校尉一听，说道：“口出大言，必有度量”，马上禀报国王，国王也极为谦恭，叫文武百官代表他以君臣之理敬请“神医”。待见面时，国王因害怕孙悟空相貌凶恶，不肯就医，众官听到太医赞孙悟空：“这和尚也说得有理，就是神仙看病，也须望闻问切，谨合着神圣功巧也。”深以为然，竟毫无妒才之意，唯有举贤之心，力劝国王就医。医罢用药时，太医们也谨遵孙悟空之命速速采办了八百八味药物及制药之器，没有任何的刁难与怠慢。这样，从校尉到太医到百官，全都以国王病体为重，举贤进才，不斥异己，无怪朱紫国物阜人盛，作者也称赞它“真不亚大唐世界!”而比丘国国丈，作者虽未写其如何结党营私，拔除异己，扶植自己的势力，但从他金殿上与唐僧谈佛论道、两法相斗而满朝文武一边倒的喝彩等描写中即可看出这种现实现象的存在，作者的褒贬也是不言自明的。
　　人才一旦被善用，就应该尽其责任，除忧安民。真正的人才要不畏强权与邪恶，敢于为民除害，像孙悟空一样，“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整部小说就是孙悟空降妖除魔，为民消灾除害的传奇。悟空虽然武艺高强，喜爱战斗，能把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但西行路上却从不恃强凌弱，也不无故伤人，而是专救民间疾苦。既救一庄一户之百姓，也救一郡一国之黎民。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途经陈家庄，为两个幼童，他和八戒变作小孩模样，斗败金鱼精。犀牛精假充佛祖，偷吃贡油，悟空便与天神擒犀牛精，为民除害。　　另外，《西游记》还蕴藏着这样一种思想：要善于培养人才。这不仅给统治者开拓获得人才的思路，也给真心举荐的臣子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可能。《西游记》中悟空的第一位师父须菩提祖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原本好动好闹又什么都不懂的石猴，变成了一个好学勤奋，神通广大的美猴王。须菩提祖师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查问悟空的学艺进展，指出他的不足，又教给悟空更高强的本领，教育他“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的这种教育方式使悟空懂得了学无止境，激发了悟空的好胜心，克服困难学会了七十二般变化和筋斗云。相比之下他的二位师弟与唐僧就缺少了须菩提祖师的睿智，对悟空不是唠唠叨叨的没完，就是念紧箍咒，让悟空痛苦多次。但唐僧意志坚定，行善积德，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悟空。玉华郡唐僧的三个徒弟收徒，更体现了作者培养人才的思想。他们都能够因材施教，大王子善使棍就拜悟空为师，二王子善用耙就拜八戒为师，三王子常用降妖杖，就拜了沙和尚为师。《西游记》在人才培养上体现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是有很大借鉴价值的。
　　我国古人在阴阳五行学说中称东方配木，象征春天和万物生长；西方配金，象征秋天树木凋零死亡。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和对灵魂不死的信仰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为了消除这种恐惧心理，人们采取心理的防御。西方人的防御机制是升华，用精神和灵魂取代肉体；东方人的防御机制是否认，认为人可以长生不老。有人概括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谷神不死”，认为不死的观念起源于农业生产和一年四季的交替。也有人认为，“谷神”应读作“浴神”，其实就是月神或月亮，它有圆缺变化，周而复始，象征着死而复活。嫦娥奔月的故事实际上已经把长生不老和月亮联系起来了。据说，月中有一棵不死树，吴刚天天砍它，却永远砍不完。中国人的阴阳观念起源于太阳和月亮，太阳代表白天光明的生命，月亮代表黑夜、黑暗和死亡。　　悟空自从在水帘洞被众猴拜为大王后，就一直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有一日他与众猴欢宴之时，忽然萌生了生与死的忧虑：“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那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驻天人之内？”经过年长的通背猿猴开导建议之后，悟空决定“我明日就辞汝等下山，云游海角，远涉天涯务必访此三者，学他一个不老长生，躲过阎君之难。”这一觉醒来，使得悟空从此踏上了穿人衣、学人话的漫漫长路，千辛万苦寻得须菩提祖师学艺。经过整整七年的学艺生涯，悟空终于学会躲避三灾之法、七十二般变化和筋斗云的高强本领。　　学得了长生不死之法，又夺得了金箍棒这般厉害的武器，到地府大闹阎罗殿将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上一笔勾销，后来到了天宫，被封了个有名无实的齐天大圣后，看守蟠桃园，那些“千年一熟，人吃了霞举飞升、长生不老”的仙桃，被悟空一扫清空，又把太上老君的仙丹如炒豆一般吃得一干二净。可以说悟空没放过身边每一个长生不老之法。就连西天取经路上途经镇元大仙的五庄观，也“行窃”那“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熟，短头一万年才得吃，似这万年只能结三十个果子的人生果”。“得那果子闻一闻，就活三百六十岁；吃一个，就活四万七千年。”
　　孙悟空的形象之所以生动活泼，各个年龄段的读者都非常喜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的神奇多变。七十二般变化随心所欲，即使头被砍掉也还能长出来；他身上任何一根猴毛也可以出神入化变成任何东西；如意金箍棒更是“如意”随心而变，大可以“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层地狱”，小可以“做一个绣花针儿相似，可以塞在耳朵里面藏下”。吴承恩对变化的描写尺度掌握也很巧妙，合情合理。悟空和二郎神斗法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悟空变作一座土地庙：“大张着口，做个庙门，牙齿变作门扇，舌头变作菩萨，眼睛变作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就作一根旗杆。”这正是因为悟空神通的变化，常使我们看到一幕幕出奇制胜的好戏。八戒的三十六变只能变成拙大滑稽的形象，沙和尚的十八般变化也只是在车迟国和两位师兄变作“三清”时变为灵宝道君。　　《西游记》中多处描写“变化”，不仅是作者受到古代神话小说、志怪小说的影响，也是作者对客观世界、社会现实和自身遭遇进行深刻思考之后的反映和艺术表达。“幼年即好奇闻”的吴承恩不满于社会的腐朽之风，自己又无力挽救，只能借助幻想出来的“变化”来寄托自己对于客观世界的观察和改变现实的愿望。他大量地在小说中“幻化”现实世界，使得整个小说具有非常强烈的艺术魅力。鲁迅先生曾经评论道：“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出于游戏，亦非悟道。”所谓“生于游戏”指以诙谐有趣之笔讽刺揶揄之意；所谓“亦非悟道”，则说明此书借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揭示了世界矛盾变化之理。　　小说中“变”的妙处并不仅仅停留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变换之上。更体现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争之上。对取经路上妖魔的夸张描写，烘托出悟空横扫千军的无畏；而对悟空神通广大的极力渲染，也更加突出佛的法力无边。作者并非是为写“变”而“变”，而是借助这种表达来表现主题。作为创造了如此变换离奇的神魔世界和以悟空为代表的变幻莫测的形象，并通过淋漓尽致的“变”的描写，展示了众多神魔较量的情景，表达出真终将战胜假，善终将战胜恶的主旨，给予读者坚持真理、邪不压正的启示，激励人们战胜现实生活中的艰难险阻。以瑰丽神奇多变的描写，唤起人们丰富的想象，从中感受到无穷的美学。这部被人们称为积极浪漫主义的神话小说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享受和回味。
　　自由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济的概念出现以后，作为代表的是等价交换原则，这使得资源拥有者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之上。自由、平等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人的个性被突出，人的尊严被肯定。《西游记》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小说中对自由的追求，对自我价值的追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然这些在悟空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首先，单从原始的自由状态来看，悟空表现出率性而为，享受生命。一块灵石感受到天地灵气、日月之精华，化为石猴，大自然孕育了这个生命。太阳、雨水、甘露哺育了他，这便使悟空兼备了神、仙、魔、人的各种特性，灵秀之气。石猴的出世寄托出人类对自己的童年——那种原始生命对自由状态的凝想。此时以石猴为首的花果山世界里，回归原始自然，悠然自得。在悟空的心中，花果山是一片自由的乐土，在取经途中受了唐僧的曲解，他首先想到的也是回到花果山去，对花果山的神往无疑是他对混沌的原始自由生活的渴望。　　悟空的七年学艺生涯，使他由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他渐渐地开始追求自我的价值，希望得到社会的肯定。第一次上天庭，玉帝封他为“弼马温”，悟空是欢欢喜喜地去上任。“弼马温昼夜不睡，滋养马匹，日夜看管执勤，半月有余之后，那些马匹见了他，泯耳攒蹄，都养得肉肥膘满。”他很满足于自己的这种生活，可当他得知自己的官职只是不入流的小官时，他爆发了。他怒斥玉帝藐视自己，不尊重自己，于是悟空大胆地捍卫自己的尊严，争取实现自己的价值。在取经路上，他更是中流砥柱，出生入死，降妖除魔。他的所做，并非像唐僧那样为宗教而贡献一生，而只是把降魔当做价值实现的途径，把除妖当作是“照顾老孙的生意”，把保护师父当作是实现忠孝义的机会。　　以悟空追求的自由价值观，可以反映出作者的自由观念。吴承恩出身于一个两代相继为官、后没落的商人家庭。父亲是个不善经营但爱读书的小商人，自小吴承恩就感受到世态的炎凉，虽然性敛而多愁，博览群书，可却屡试不第，心中难免会有愤懑之情，却又无法释怀，只能寄情于孙悟空，自己做个“嬉笑悲歌气傲然”的自由放荡不羁之人。　　吴承恩素爱神怪奇闻轶事，善于通过故事来描写人物，组织故事及安排情节，还在处理这些浪漫主义的幻想故事中突出了悟空这一永恒的艺术形象。常常使孙悟空的斗争中充满了矛盾的漩涡，故事一波三折、变化多端、情节复杂而又富有生趣。悟空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和愿望，如果说猪八戒的形象象征着人的物欲追求，那么孙悟空的形象代表着人的心灵追求，或者说是精神上的追求，小说中直接称呼孙悟空为“心猿”，表达的正是这层含义。“心猿”是自由的心灵，是吴承恩不竭的激情，是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是昂扬乐观的智者风采。　　对悟空，作者一方面用轻松幽默的笔调刻画他机智、豪爽、风趣的性格和任何时候都不气馁的乐天精神，另一方面又对他“秉性高傲”等性格缺点进行善意地嘲讽，而以褒美为主，使这个正面英雄人物富有人情味和真实感，使人产生可亲、可爱的审美感受。在小说中，他虽为唐僧的徒弟，实是全书的第一主角。“大闹三界”是他的“英雄谱”，“西天取经”是他的“创业史”。作者对其既赋予勇敢、机智、乐观、豪爽、嫉恶如仇、勇于反抗、意志坚强、胸怀坦荡、有情重义、忠于取经事业等精神品质，同时又写他高傲自大、逞强好胜、急躁顽皮、爱捉弄人等性格缺点。小说在描绘这个艺术形象时，常常用充满喜剧性的情节和语言，使其成为书中最有光彩、最具喜剧性的人物之一。悟空一出世，作者就让他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他为求长生不老之术，寻仙访道，途中穿人衣、学人礼、学人话。听菩提祖师讲道，到了“妙音”时，喜得抓耳挠腮，手舞足蹈。师父讲出几门道术，便连忙问：“可能长生?”祖师说“不能”，他就四次叫喊：“不学，不学！”见玉帝时，他不跪不拜，口称“老孙”。反天宫时，他视天将如草芥，并把他们打得望风而逃。与如来打赌时，他为留下标记，竟在天柱(如来手指)上撒下一泡猴尿。取经路上，他百般戏弄妖怪，曾给号称“大仙”的虎力、鹿力、羊力三怪喝过尿；在朱紫国，他用马尿合成的丸药给国王治病；他曾多次捉弄师弟八戒，使其对他又恨又怕又离不开他。而八戒也极力想报复他，向师父屡进谗言，要唐僧念紧箍咒，又使悟空饱受其苦。如此等等，读来真是叫人乐不可支。
　　自由的意义的确立需要在一个稳定的结构里。首先必须承认结构的合法性,才谈得上意义的可能性。西天路上的很多妖怪都是有来头的,他们与天宫、龙宫、西天、南海、兜率宫等神界的最高权威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神与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体化的。所以孙悟空的降妖伏怪一方面总是寻求着神佛的援助,另一方面又必须留给神佛以情面,最后放那些邪魔一条生路,让他们被神佛领回。这里包含的前提就是承认神魔一体化这个基本结构的合法性。　　孙悟空的“自由”是有限度的，他只能在结构所允许的框架里活动，而不能超越它的界限。当他大闹天宫的时候，他的自由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所以他敢于向所有的权威挑战，也就是不承认结构本身的合法性。可是这却不能被允许，要受到神佛联合力量的反对，即结构本身的反对。　　这是极富有象征意味的。意义属于结构之内，结构之外没有意义，自由必须受到意义的规范，也就必须服从结构的权威。意义的核心总是属于善的，但结构本身却并不是纯粹的善，而包含有妖魔们有神佛作后台。对于这种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悖谬，吴承恩常常作出一种嘲弄姿态，这种嘲弄是无奈的，但也是尖锐的。　　第三十五回孙悟空降服了平顶山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后，他们的主人太上老君来讨宝贝，孙悟空对太上老君说：“你这老官儿，着实无礼。纵放家属为邪，该问个钤束不严的罪名。”太上老君回答说，这是观音菩萨借来让他们考验取经人，孙悟空就讽刺观音菩萨：“该她一世无夫!”　　第三十九回文殊菩萨说在乌鸡国作怪的假国王是自己骑的青毛狮子，乃“奉佛旨差来”为文殊菩萨报私仇，孙悟空说：“这畜类成精，侵夺帝位，还奉佛旨差来。似老孙保唐僧受苦，就该领几道敕书!”　　第六十六回弥勒佛的黄眉童儿弄假西天，孙悟空对前来收服的弥勒佛说：“好个小和尚!你走了这童儿，教他诳称佛祖，陷害老孙，未免有个家法不严之罪!”弥勒佛则辩解说：“是你师徒们魔障未完，故此百灵下界，应该受难。”　　第七十七回狮陀国的大鹏雕与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是一母所生，如来佛说与自己“有些亲近”，孙悟空揶揄如来说：“如来，若这般比论，你还是妖精的外甥哩。”　　因此，自由也就只能存在于结构之内——结构原是神魔一体的。所以孙悟空要被压到五行山下，普罗米修斯也要被锁到悬崖峭壁上，只有当他们表示愿意把自己的自由限制在结构之内，他们才被认可，才被允许存在，才获得了所谓的意义。
　　兵家是秦汉之前的诸子之一，尽管后来受到儒家文化中的“以和为贵”的影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思想。反对冲突，反对战争，讲求和气在中国文化史上永远盖过了主动出击、拓展疆域。从中国的很多地名就可以得到启示：北平、南宁、西宁等就能看出百姓心中一直渴望平和、安宁的生活。但民间的社会、阶层、民族冲突是难以避免的。而把这些冲突和战争通过想象演绎成善恶、好坏、神魔的战争，成为中国文学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素材。在明清小说中，如果说《三国演义》是政治实体与政治实体之战，《水浒传》是底层社会和上层社会之战，那么《西游记》则是通过神魔之战反映出来的人间善恶之战。而这样的神魔之战充满了游戏和想象的成分，背后支撑着中国战争文化的诸多“密码”，流露出古代兵家的众多思想和文化的信息。但我们又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成兵书，当我们完全被小说中的战争吸引，自己也沉浸在遐想用兵的热闹场面。　　孙悟空作为一个神话英雄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在吴承恩的笔下，也展示出求法忠君，护法保佛思想的文化隐喻。孙悟空战斗的方法和策略也都来自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演变。他跳不出如来之手，更跳不出古人用兵作战的法则。我们不敢说吴承恩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但他却很巧妙地运用了文学的想象，把古人用兵的方法加到了孙悟空的身上。而这种以善治恶的“中国式”战斗也获得读者的认同，这同时成为读者对这部小说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　　读遍《西游记》，我们可以很容易、很清晰地找到中国人解决战斗的种种方式。如不求力夺，着重智取。最初石猴出世也不谙兵法之道，仅凭一身蛮力，大闹天宫。读者看了很是过瘾，但悟空结果还是栽了跟头。而随着悟空的成熟，他的战斗也显得合理合法。通过和妖魔的战斗，显示出了他的高人一等。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恶与狠是一类，善与智是一类。在西天取经途中，悟空降妖，除去本身骁勇，更显示出斗智的高明，很多时候是智取而非力夺。大概在吴承恩眼中，神佛比妖魔技高一筹的是计谋，不讲智谋，即便本领再高也是莽夫一个。正如古语“将不在勇而在于谋”。　　光凭勇气而无智谋是无法对付强大对手的，我国古代兵法就强调“兵不厌诈”。这种兵法运用之前，设诈为套，或以假象诱之，以此牵制敌人，使之自投罗网。孙悟空深晓此理，自己曾变作总钻风向小钻风刺探敌情。他从须菩提祖师那里学来的七十二般变化足以用来硬拼，但多数是用来降服敌人的智谋。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悟空的“激将法”。这种借助谩骂、揭短使敌人在恼怒、失衡的心态下战斗，于是失去谋略、跌入圈套，这也是悟空用兵的“一绝”。悟空通过攻击妖怪的性格弱点或天生缺陷将敌人激怒、恶语中伤对方，旨在使敌人在缺乏理智的情况下受到牵制。悟空曾经戏弄妖怪：“儿子啊!常言道,留情不举手,举手不留情。你外公手儿重重的，只怕你捱不起这一棒!”儒家思想讲究长幼有序，悟空这样以长辈自居，骂妖怪是儿子，果然惹得妖怪举叉刺来。而悟空最有趣的“绝骂”当属他骂玉面狐狸了，“你这泼贱，将家私买住牛王，诚然是赔钱嫁汉！你倒不羞，却敢骂谁！”这样的“恶语”气煞了玉面狐狸，只好向牛魔王哭诉，这段中牛魔王为了“二奶”的“名誉”不得不出来应战悟空。
　　记得我给大学生朋友作讲座时，在自由提问的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西天取经的孙悟空比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战斗力似乎削弱了很多。其实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孙悟空虽然有力敌众魔的本领，单凭自己的一己之力，也难与众魔一争高低。“一个好汉三个帮”更符合中国文化的情理，同心同德、同仇敌忾、团队合作。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战争变成了社会化的行为。这样悟空从单打独斗到逐渐有了群体认同感。以“我”的力量让读者看到了更多“我们”的力量。如果一路上只有悟空一个人功成，那么悟空就成为了一个孤胆英雄，失去了悟空身上的中华文化风格。而且无所不能、包揽万象也不可能，更不符合用兵作战的情理。降妖的过程中常有求助各路神仙或二位师弟的帮忙。他们有时引蛇出洞，有时旁敲侧击，有时合力拼杀，读者读起来觉得酣畅淋漓、很是过瘾。　　谈到用兵之法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悟空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悟空也会暴露出自己的弱点，而他自己也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比如说，悟空不怕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的烈火。但却怕烟熏，红孩儿向他喷烟，“行者急回头，眼花缭乱，忍不住落泪如雨，原来这大圣不怕火，只怕烟。”另外悟空的水性也不如二位师弟，遇到水里的妖怪便和师弟们一同作战，扬长避短，这也说明悟空战斗中并非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他能冷静地权衡敌我，克敌制胜。
　　《西游记》之不朽，吴承恩创造的孙悟空堪称首功一件。凡是《西游记》的读者，恐怕没有不喜欢、也没有能忘记孙猴子的。孙悟空是《西游记》作者创造出来的非同一般的神话英雄，他是一个天生的石猴，但又是猴、人和神的三位一体。他身上的猴子习性，表现出他猴子的生物性；人的特征，表现了他现实的社会性；而神的特点，则表现着他降妖伏魔、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传奇性。　　吴承恩在创造了孙悟空这个神话人物时，寄予了他对统治权威的蔑视以及他对妖魔邪恶势力的抗争。这些描写中涵盖了现实生活中劳动人民具有的优秀思想品质，有着广泛的社会意义。这是长期以来广大老百姓喜爱孙悟空的原因之一。　　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作者是把他作为反抗、蔑视权威统治者加以歌颂的。所谓天宫，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它除了外观与生活不同于我们常见的现实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以外，其思想性格与我们常见的现实社会中各个阶层没有什么两样。玉皇大帝是人间的皇帝，天宫中的四大天王、二十八星宿等很像文武官臣。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宫里，像人间一样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西游记》所创造的孙悟空这一形象，是作者强烈不满于社会现实的腐败和黑暗，渴望改革的思想愿望的集中体现。作者创作时期是在嘉靖、万历年间，当时君王昏聩，宦官专权，官吏贪污盛行。武宗时抄刘谨家产，得金二十四万锭，另五万七千八百两；世宗时抄权臣严嵩家产，得器物金银珠宝难以计数。土地两极分化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导致大批农民流于破产，加上当时宦官权臣交相暴虐，厂卫特务遍布全国，政治腐败黑暗到极点，广大人民的生活根本没有保障。自黄宗以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经常发生。　　吴承恩本人，是一位仕途失意、生活穷困潦倒而具有强烈不满现实思想的封建文人。根据《淮安府志》和《射阳先生存稿》的一些有关材料，我们得知，他在早年曾“屡困场屋”，四十五岁时，被地方保荐为“岁贡生”，以后又流落南京，靠卖诗文为生。六十岁后，曾一度出任过长兴县丞，但不久又因与长官意见不合，“遂拂袖而归”。作者的生活遭遇，培养了他“平生不肯受人怜，嬉笑悲歌气傲然”的不肯向权贵低头的傲然性格。　　吴承恩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及其政治抱负，还清楚地表现在他所写的《二郎搜山图歌》的长诗中。诗云：“……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风，长享万年保合清宁功。”作者在这里尖锐地指出，当时人民所受的灾祸，完全是由于执政的权贵们所造成。在《西游记》这部小说中创造了孙悟空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神话世界英雄人物，让他来横扫人间一切妖魔，用以表达作者内心所积压的不平。当然，从诗中亦可清楚地看到，作者的政治理想并没有超出正统儒家的思想范畴。他所希望的只是实行“王道”与“德治”，要求建立一个他认为合理的封建秩序，而不是要变革封建制度。作者的这一政治理想，既表现在《西游记》中对虚构的神魔的批判，亦表现在对取经途中几个现实国度的描写。唐僧师徒在西行途中所经历的九个现实国度，大都是君主昏庸，臣属贪暴，而经常被作者作为讽刺和谴责的对象。例如：祭赛国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朱紫国国王是“为老婆就不要江山”的昏君；比丘国国王贪欢女色，也是个无道昏君；宝象国国王愚昧无知，不辨是非，官员是“木雕成的武将，泥塑就的文官”；车迟国国王迷信道士，“着实昏乱，东说向东，西说向西”；灭法国国王实行残酷统治，大肆屠杀和尚。其中只有玉华国国王“钟爱黎民”，国家呈现出“人烟凑集”、“五谷丰登”的太平景象。从这些描写中，明确地体现出作者梦寐以求的不过是儒家所说的“圣君贤相”的政治幻想而已，在思想上他并不否定封建社会制度。
　　真假美猴王是《西游记》中非常精彩的一部分，这段书把《西游记》中“假命题”的论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电视剧《西游记》拍摄初期，由于拍摄条件和技术所限，在镜头前很难同时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美猴王。在拍摄《西游记》续集的时候，剧组终于弥补了这个遗憾，并且由我一人演真假美猴王两个角色。　　在西天取经的过程当中，假冒之事常有发生，悟空假冒妖怪，妖怪假冒观音、如来、唐僧、八戒等。众多假冒事件可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当时对手的无知或疏忽大意。而这次假冒之所以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而且闹得整个天宫人人皆知，惊动玉帝、观音、如来，不亚于悟空的大闹天宫，是因为假冒者六耳猕猴确实有真本事，如果说孙悟空是天下第一名猴，那么六耳猕猴堪称是天下第一假冒者。
　　取经途经杨家庄，唐僧骑白龙马走在前面，突然一群强盗拦路抢劫，唐僧怕打杀，谎称钱财之物都在徒弟们身上，于是强盗把唐僧吊在树上。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