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故事”看“中国故事”
　　平度悲剧再次呼唤着耕者有其田杜光近几年来，地方官员和房产商相互勾结，强占耕地，强拆民房，致使大量农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抗争无果，上告无门，酿成严重的群发性事件，每年达数万起，成为社会不稳的主要根源。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决定“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抵押、担保权能”，但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农民的这些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相反地，在“城镇化”的口号下，官商勾结有了更正当的借口，强占强拆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平度悲剧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平度悲剧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官商勾结，伪造文件，吞没地价款，强占强拆，激起抗争，暴力镇压。类似悲剧正在全国各地接连上演。3月25日的《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和记者的长篇调查，揭露福州仓山区城门镇潘墩村几千亩土地被违法违规征收，村民抗争，反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拘捕。围绕平度悲剧闪烁着一个亮点，就是媒体的及时报道。3月21日凌晨在平度发生火烧护地农民的帐篷、一死三伤的惨剧，《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第二天就发表《平度何以平度》的微评，要求有关方面公开及时回应，以司法公正给民众一个交代。新华社和其他媒体也在同一天发布报道或评论，网络上更是议论纷纷。在官民舆论同声督促下，当地警方25日就侦破此案，拘捕了纵火主犯开发商和村主任。诸如此类的悲剧，总根源在于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它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没有触动。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旗号掩盖下的封建专制主义。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扼杀民主主义的封建专制主义复辟，在这个“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实现全面垄断的新型专制主义，说它是新型的专制主义，是因为它融合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义传统，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式专制主义。农村耕地的集体所有制，就是斯大林主义的中国版。它毫无社会主义色彩，却适应了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成为专制主义统治的重要基础。因为掌握政治权力的特殊群体，可以代表集体成为耕地的真正主人，可以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任意处置，任意掠夺。六十年来的土地和农民命运的变迁史，充分证明了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专制主义特征。我从2002年起，多次撰文呼吁“把土地还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因为，从经济上说，这是与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小农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保证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自由劳动的所有制形式，最符合于市场经济的特点；从政治上说，这是摆脱专制权力对土地的实际占有和任意处置的特权，是在农村实现民主主义的需要，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反专制争民主的重要环节。所以，土地回家，耕者有其田，不仅符合于农民的利益，也是现阶段民主主义革命的合乎历史规律的要求。去年三中全会的决定发表后，我为了适应、迁就土地占有的实际情况和《决定》的精神，提出关于改革土地制度的阶段性设想，对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作出新的解读，写出第四篇关于三中全会文件的札记《土地制度：亿万农民的悲歌》。我在那里指出：理论上说，集体是个人的集合体，这是一个虚的概念，而个人却是实实在在的实体。没有个人，何来集体？既然土地是集体所有，那么，这个集体中当然包括每个耕种土地的农民，每个农民都应在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中享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决定》提到的“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应该就包含着对土地的所有权。现在需要做的，是把这一份所有权由虚变实，扩大农民对土地经营使用权的涵义，确认农村土地的双重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集体所有制就是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的统一。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互不相容的难题。从实践来说，既然农民现有的土地使用权中，实际上包含着一份土地所有权，那么，他对于自己所使用的土地，就应该有权处置，包括出租、买卖、抵押、入股、合作等等，一句话，有权投入市场，自由流转。不经农民本人同意，任何机关或个人都无权占用。但迄今为止，土地的处置权一直掌握在被认为是代表集体的基层官员手中，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不能在土地处置权中得到体现。这当然是很不合理的。我的这篇文章，连同其他4篇关于三中全会的札记，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何祚榕研究员收入建议书，上达天听，但人微言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关于所有权的争议，在征地过程中落实到利益分配问题。我在那篇文章里，根据《决定》里的“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提出“个人所得应大于集体所得（集体所得包括村镇提留、政府税收等），”也就是说，出让土地的补偿款，一半以上应归农民所有。目前征地拆迁中的矛盾，主要是出让土地的款项，绝大部分为代表集体的村镇官吏所侵吞，农民所得，只是全部地价的零头。以这次平度悲剧为例，每亩地卖给开发商123万元，而给农民的补偿款每亩却只有7.5万元。这就违背了“公平分享”的原则。如果农民能够获得卖地款的50-60%，每亩补偿60万-70万，我相信就不至于发生火烧帐篷、致人死伤的惨剧。平度悲剧的发生，再一次地提醒我们，要杜绝因征地拆迁而发生的不幸事件，必须釜底抽薪，放弃假冒伪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把农民的土地经营权转换为所有权，变集体所有制为个人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当然，由于长期的宣传教育，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已经深入人心，要转换为个人所有制，首先需要实现朝野在理论观念上的转变，经历一个深刻的思想启蒙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转换的步骤和方式。这都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所以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规划蓝图。在实现所有制的转换之前，作为过渡措施，可以订出土地买卖流转的规范，包括任何变更土地使用方式和转换土地所有权，都必须取得用地农民的同意，并签订书面协议。出让土地的收益分配，可根据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规定，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保障被征地农民长远发展生计。”制订具体方案，保证农民能获得半数以上的土地价款。一个必须取得农民同意，一个半数以上地价款归农民所有，应成为改革土地制度的过渡时期的两条主要原则，因征地拆迁而引发的不幸事件，每年数以万计，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由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而带来的这种悲剧，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希望当政者能痛下决心，为了亿万农民的利益和权利，为了国家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彻底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改变这种悲剧迭出的局面。这是平度悲剧发出的最强烈的呼唤。日从“日本故事”看“中国故事”大海之聲到日本转了几天，从一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大抵是走马观花。但旅途并不寂寞，基本上在听导游侃“日本故事”。导游姓林，中国东北人，日本留学毕业后就留在日本工作，至今已经十一年，算得上一个“日本通”了。小伙子口才极好，一个个“日本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不知同行的同胞如何，本人此次日本之旅最大的收获，就是装了一脑袋“日本故事”回国。那么，从导游嘴里出来的“日本故事”是真是假？可信度如何？其中含有多少水份和泡沫？以笔者的判断：水份难免，基本属实。本来，听外国故事，多少有几分离奇，新鲜，满足一下好奇心，增添一些和朋友吹牛侃大山的资本，便足矣。不料回国上网浏览一番，竟突发奇想，脑海里的那些日本故事，竟鬼使神差地和一些“中国故事”“勾打连环”起来。且看，共识网上一篇重量级文章的标题就显得高屋建瓴，气势非凡：《思想家在想什么：十大思想人物把脉中国思想走向》。无疑，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中国的十大思想巨擘是谁？他们是怎样“把脉”中国的思想走向的？细读全文，疑团皆释。请看：“今年年初，以权威、独到、影响力和责任感为主要评选标准，人民论坛评选出了‘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他们分别为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教授胡鞍钢，教育部社科委副主任、武汉大学教授顾海良，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韩庆祥，国防大学军队政工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公方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张立文，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唐任伍，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看完中国“十大思想巨擘”的简介，他们的学养、学术功底和学术成就以及在改革实践中发挥的作用，的确令人折服，将他们看作政府智库中的顶级人才，并不为过。然而疑问也随之而来：如果按照“权威、独到、影响力和责任感”的标准衡量，为什么对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总设计”立下汗马功劳并时有新论的吴敬琏老先生不在其中？为什么“老牌”的经济学家并对改革常发“谔谔之言”的厉以宁先生不在其中？为什么今有“国师”之号、刚刚发表“石破天惊”之著《公天下》的吴稼祥先生不在其中？为什么一批“身在体制中”“思在体制外”且思想深度学术成就非同凡响的著名学者佼佼思者不在其中？当然，看看此次评选的主办者是谁，其中的计较就毫无意义了。不过，看完这十大思想巨擘的所思所想，的确深有启发，特别是其中的一个重大主题，即如何“重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十位思想家的见解独到、深邃、丰富、具有创建。然而问题的本质是：如果思想家的责任是选择、创建什么样的理论、信念、信仰或伦理道德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那么，选择创建好的“核心价值体系”尤如一幅绘好的蓝图，之后是否只要按照这个蓝图一砖一瓦地砌起来，一座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大厦就可拔地而起？我们知道，一座物质大厦按照设计蓝图进行建设，最后拔地而起，并不困难，因为建筑的地基、砖瓦、钢筋、水泥等一应建筑材料都是现成的。但建造起一座精神大厦——尤其是具有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信仰大厦、道德伦理大厦，情形则完全不同。这座大厦的地基何在？砖瓦为何？钢筋水泥又是什么？所以，在思考这一问题时，笔者油然想起了刚刚听到的“日本故事”。一，两则“日本故事”的启示对于中国大陆的游客来说，从日本导游嘴里说出来的日本故事，几乎有点不可思议。现列举两例，供网友赏析。大约在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的一家最负盛名的副食品公司“不二家”曝出了“惊天”丑闻。“不二家”的主打产品是蛋糕，其蛋糕品优味美、质高价廉，嬴得了日本全国消费者的青睐，该公司在全国的连锁店和营业点，竟达到3700多家。然而，就在“不二家”盛誉正隆、几乎成为日本生产蛋糕的名副其实的“不二家”时，公司内部职工举报：公司用过期牛奶做蛋糕！丑闻曝出，举国哗然。在全国消费者强烈的谴责声中，公司数次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国人民致歉，保证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然而，国内媒体和广大消费者仍然不依不饶。为表诚意，公司停业整顿一百天，全体高管自动辞职。为了取得消费者的谅解，公司核心层绞尽脑汁，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做出了一切可以兑现的承诺，就差把“心”掏给消费者了。但是，这一切都成了无用功，该公司遍布全国的3700家连锁店和营业点，几乎仍然门可罗雀，无人光顾。公司面临的惟一结局，就是破产关门。鉴于这么大一个公司倒闭会导致数万员工丢掉饭碗，经政府多方斡旋，该公司由日本山崎面包公司收购。结果，在山崎公司旗下，“不二家”只剩100多家营业点，且蛋糕基本不做。就这样，日本的广大消费者宁愿再也吃不到“不二家”的品牌蛋糕，也不愿原谅“不二家”弄虚作假的商业欺诈行为。再看下一个故事。朝青龙，日本新世纪最有前途的相扑明星，但却因一个不大不小、不轻不重的谎言，就倾家荡产，身败名裂，销声匿迹。相扑是日本的国技，是日本举国推崇的体育竞技项目。一个杰出的相扑运动员，在日本本国可以嬴得亿万粉丝的狂热崇拜，而朝青龙，就是日本新旧世纪之交冉冉升起的最光彩夺目的“超级巨星”。朝青龙是蒙古族人，1997年16岁时被选中前往日本的明德高校留学，1999年开始上场比赛，只经过25个场所比赛就升至最高阶，成为1958年之后最快升格为横纲的力士，曾25次夺得日本相扑赛冠军奖杯，成为迄今日本相扑历史上获得冠军次数第三多的相扑大力士。其师高砂。朝青龙不仅相扑场上显神威，而且其人品不错，古道热肠，是向日本慈善机构捐款最多的相扑运动员之一。正因为朝青龙人气极旺，每次出场都有日本亿万粉丝和全国各个新闻媒体的捧场，这也激起朝青龙雄心万丈，他竟萌生出退役后竞选蒙古总统（他是蒙古籍）的宏愿。据说，在蒙古总统竞选的民意测验中，朝青龙得分不菲，且大有希望。然而，正当朝青龙快要达到他的人生巅峰时，却发生了一个令他整个人生逆转的“意外”。媒体报道中朝青龙的退役原因多指他醉酒打人，实则另有隐情。2007年年底，日本相扑界举办每年一次的全国巡回义演活动，其收入全部捐给慈善机构。朝青龙自然是巡回义演的龙头角色。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一年的义演朝青龙却不想参加了，但又没有什么可以摆上台面的理由。于是，他灵机一动，让自己的私人医生开了一纸病情诊断书，谎称自已腰部扭伤，无法参加义演，并请假回蒙古疗伤。朝青龙的请求合情合理，被“领导”批准。于是，朝青龙心安理得地回国“疗伤”了。不料，读卖新闻的两名记者想出一出风头，弄出个朝青龙回国疗伤的“独家新闻”，便悄悄尾随，而朝青龙浑然不知。结果，朝青龙回国哪里疗什么伤，骑马，打高尔夫，跳舞，玩得不亦乐乎。两名记者感到全国人民都受了骗，愤然曝光。日本国内立掀轩然大波。当朝青龙得知铸下大错立马回日本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泪俱下认错道歉时，一切已为时太晚。本人的道歉，“领导”的处分，一切一切的“挽回”措施，丝毫不起作用，所有媒体的广告商，拒绝再为朝青龙的演出做广告，而以往朝青龙演出时万人空巷的场面已成过往烟尘，举凡朝青龙出场的演出，票就卖不出去。当朝青龙万般无奈宣布退役时，几乎所有的广告商都来和他打官司要求赔偿，结果所有家当几乎赔得精光，连老婆都和他“拜拜”了。朝青龙就这样被日本人民“抛弃”、“遗忘”了。导游讲，现在在日本，谁也不知道朝青龙人在何处，在干什么，像“蒸发”了一样。当然，这毕竟是“故事”。我相信其中有导游“润色”的成分，但我更相信其中的基本事实。从这两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民对于任何“权威”、任何“公众人物”或“偶像”、任何阶层和任何职业的欺骗行为，弄虚作假行为，谎言，“忽悠”的态度是名副其实的零容忍，且深恶痛绝到决绝的、不予任何宽容和原谅的程度。而正是这种对欺骗撒谎决绝到极致、对诚实信誉坚守到极致的民族心理素质，才会形成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和各个阶级、阶层、社会团体共同的价值取向。只有这种共同的价值取向，才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大厦坚实的地基。当然，这种建构在全民族共识基础上的“核心价值体系”也会整体出错，如日本整个民族在二战时期就迷失在军国主义的罪错之中。目前日本社会的右翼分子虽然仍在坚持军国主义中畸形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日本朝野并非对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罪错没有反思和忏悔。总体而言，日本人民认为自己在二战期间被一些政客忽悠了，因而至少大部分日本公民达成一种共识，政客不可信。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坚决取消日元纸币上的政治家头像，换上科学家或文学家的头像。如面值5千元的日元正面是大教育家新渡户稻造的头像，在历史上他曾以敏锐的思想为保守的日本人开凿了一条改革开放之路。1千日元钞票的正面是小说家夏漱石的肖像。1万日元的钞票正面是哲学家福泽谕吉的头像，他向日本全面而透彻地介绍了西方的新知识、新思维，大大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新版纸币上的人物头像分别是：1万日元——福泽谕吉，5000日元——樋口一叶，1000日元——野口英世。其中，野口英世是日本现代细菌学创始人，而樋口一叶则是明治维新时代的年轻女作家。说谎几乎是政治家的天性。再优秀的政治家，只要政治需要，他也会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去撒谎。导游告诉我们，日本朝野通过纸币头像的更换，表达了他们对政坛上所有政治家那种敏锐的警惕和防范意识，这种防范意识正是从二战中他们被政客们忽悠了的深刻教训中产生出来的，而更换纸币头像同时也表达了这个民族的决绝——也许这个民族的人民再也不会完全信任任何一名政治家，哪怕他再杰出，再伟大。中华民族有这样的决绝吗？二，在诚信问题上，究竟有多少“中国故事”难以启齿？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诚信体系能否构成，最简单的公式，就是看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阶级和阶级、阶层和阶层、行业和行业、职业和职业、团体和团体之间是否能够达到起码的相互信任。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存在于社会各个阶级、各个团体、各个行业、直至各个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正是这种相互信任，才形成了整个社会共同价值取向的地基，而只有形成了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才有可能建起文化的、道德的、信念的、伦理的、精神的核心价值体系大厦。当前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市场经济中的逐利功能和道德构建互为悖论。如“十大思想家”之一的叶小文认为：“市场经济有两个起点：每一个经济的个体，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本质）；每一个真实的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自私的本性），这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正是这两个最大化，进入市场经济运作，演出了一部剧烈竞争、效率至上的交响曲，从整体上形成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秩序。但它又会成为市场经济的阻力，这两个最大化的无限度追求，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市场经济的秩序就无法维持下去。市场经济有两个相反的方向：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会导致拜金主义，排斥道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整体日益追求公平、正义，要求道德水平提高。”我不知道一个事物朝两个相反的方向走，结果会是什么。正像一列火车，一头一尾两个火车头，各自朝前走，其结局要么一动不动，两个火车头的动力相互抵消，要么车厢断裂解体玩完。人们总是将资本运作中的自利本能和逐利冲动和道德挂起钩来，两者当然有关系，但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经济行为之所以要逐利，那是因为逐利是它的生存底线。企业家的生产如果不赚钱，那么这个企业的经济行为就毫无意义，它就没有资格生存。而如果所有的企业家都不赚钱，那么社会财富的增长就是一句空话，整个社会经济就要崩溃。但一个企业家在经营中逐利，并不妨碍他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可以把其中的一部分利润捐献给慈善机构，帮助穷人。而叶小文的另一段话就说得语焉不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整体日益追求公平、正义，要求道德水平提高。”那么，市场经济是如何“必然要求”规则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的？它在自身的“逐利”悖论中是如何化解自身矛盾，实现“规则”和“道德”的？事实其实很简单，人类的政治文明、道德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和市场经济同步成长的。在这种共同成长的大环境中，以社会分工形成的各种行业，各种职业，各种社会机构，以及以职业划分的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如果他们不树立起自己独立的社会形象，就根本无法在社会上立足。而这些各自不同的“社会形象”的内涵，则是由其职业形成的社会功能、社会信誉、社会责任。也就是说，在现代文明社会，任何一个社会职业和相应的社会机构，如果它不履行自己独特的社会功能、社会信誉、社会责任，一句话，它如果不能造福于整个社会，或者只会贻害这个社会，它就没有生存的资格、立足的余地。正像一个赤身裸体的人根本无法跑上大街一样。而集一个社会职业和相应社会团体的社会功能、社会信誉、社会责任于一身的所谓“社会形象”，同时也是这个社会职业和社会团体的利益边际。所谓利益边际，就是为防范一个社会职业和社会团体的利益越界而构筑的堤坝。所谓利益越界，就必然导致叶小文先生所说的“互相欺诈、物欲横流”的社会现象。而一个社会职业、一个社会机构、一个社会团体的社会形象所规范的利益边际，是由各种行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有关法律法规所构筑。而每一种社会职业、每一个社会机构、每一个社会团体树立起独立的社会形象，构筑起各自的利益边际，不仅不会影响到“资本的逐利”、“商人的赚钱”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反而会给这种“逐利”“赚钱”、“发展”提供一个和谐、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比如日本的“不二家”食品公司，它以什么样的“社会形象”立足呢？它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食品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增加百姓就业机会为社会已任。而它的社会功能、社会信誉和社会责任则要求其提供的蛋糕质优味美，货真价实，尤其独特的口感在日本独领风骚，且诚信经营，保证食品的绝对安全。这也形成了它的利益边际。但这个利益边际并不影响它赚钱。相反，以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独特的口味、独家的经营换取可观的利润，对它而言恰恰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当然，这个利益边际是不能突破的，这个边际是用行业的职业道德和有关法律法规严加规范的。而正是这种利益边际的道德、法律的规范，保证了公司和广大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然而，一旦这个利益边际被越界，比如用过期牛奶制作蛋糕，以降低成本赚取更多的利润，那么，“不二家”公司的整个社会形象就轰然崩溃，公司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信任也随之解体，公司的经营就必然走向末路。可见，“不二家”对自己利益边际的任何突破或延伸的越界行为，都构成了对消费者的欺骗和对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法律法规的破坏亵渎，而直接导致的恶果就是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失去立足生存的资格。再比如学校这种社会教育机构，它必须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人师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样的社会形象立足。而它的社会功能、社会信誉、社会责任则要求它实现人人都受到平等的教育，所谓有教无类也。那么，学校的利益边际在哪里呢？学生交学费，政府拿纳税人的钱进行学校各项软硬设施的建设，给每一个教职员工发较为优裕的工资，这就是学校和老师的利益边际，且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但这个利益边际是万万不能突破的，一旦学校和教师越界谋取其他的私利，则其“传道、授业、解惑”、“为人师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教无类”等社会形象就会轰然崩溃，学生对老师、家长对学校的信任（这种信任是商业行为之间的信任所不能比拟的，它上升到了道德、信仰的层次）也随之解体。同理，学校对自己利益边际的任何突破，都是更加恶劣、更加卑鄙的欺骗行为，这种欺骗行为就像理学家去奸淫妇女一样卑劣。那么，在中国大陆，学校和教师的利益边际有被突破的越界现象吗？它们越界的渠道、路径、方式都有些什么样的版本？我想，让中国大陆的学生和家长去想吧，他们一定熟知各种版本，而他们看到的事实才是最真实的，他们的亲身体验才是最深刻的。也就是说，相比而言，在诚信问题上，在对待各种弄虚作假、欺骗撒谎、坑蒙拐骗行为的态度上，中国民众有日本民众的那种决绝吗？人们对2008年的三鹿事件还记忆犹新。在三鹿奶粉曝光之后，全国竟有22家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的69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其中出现了三鹿、雅士利、伊利、蒙牛、圣元等国内知名婴幼儿奶粉品牌。尽管国家质检、司法部门对三鹿集团的处理是严厉的，也有多名有关官员因此落马，但中国的消费者是否像日本消费者那样，坚拒使用所有检出三聚氰胺的企业产品？中国民众对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欺诈“忽悠”等各种社会职业利益边际的越界行为的包容性、宽容性，绝对不是一种美德，也绝对不是一种仁慈，更不是一种“胸襟”。它至少来自于两个方面的成因，其一，有诸多中国公民，不仅是欺诈“忽悠”行为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假冒伪劣”的制造者。一个极普通的农妇到了医院被医生狠狠“忽悠”了一把，做了一大堆不必要的检查，但这位医生下班后到菜市场买的两把小青菜，很可能就是这位农妇专为城里人种的“毒青菜”，打了过量的农药，连自家的鸡都不吃的；一位政府官员，一位新闻记者，会义愤填膺地对某些企业的假冒伪劣产品或坑蒙拐骗行为口诛笔伐，大张鞭挞，但其中的一位可能正在为本地的GDP数字如何让上级满意而绞尽脑汁，另一位则可能正在为如何把本地一则被外地或上级媒体曝光的负面新闻“化解”为正面新闻而挖空心思，或者正在为拉一则企业广告如何在宣传文章中将黑的说成白的而“运筹帷幄”；其二，正因为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突破利益边际和道德法律规范的现象太普遍，身兼欺骗者和被骗者双重身份的“公民”太“人数众多”了，“撒谎”、“忽悠”几乎成了社会交往甚至社会生存的“潜规则”，所以大家对此种社会环境早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甚至有着“彼此彼此”“惺惺相惜”之感。“各行各业都在突破自己的利益边际、亵渎自己的社会形象”，这将是一种何等可怕的景象。信手拈来两例，看看在诚信问题上诸多“中国故事”为什么那样“难以启齿”。2月27日《南方周末》刊登习宜豪、张维的文章《我是假警察，我的雇主是警察》，披露了广西钦州“民间缉私队”的内幕。文章说，“过去的半年里，家住广西钦州钦南区的周永辉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25岁的独子周伟强，是在给警方‘办事’时发生车祸身亡的。日晚11点左右，周伟强乘坐一辆丰田套牌拼装小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追缉走私车辆，结果遭遇车祸，车上五人当场死亡。……尽管五人的家属声称，死者是死于缉私途中，但记者多方核实，他们均不隶属于任何拥有缉私执法权的司法机构。但周伟强的朋友邹勇告诉记者，周伟强出事的那辆车正是钦州市公安局提供给查私人员的日常工作用车，事故发生前的一个月里，他曾多次和周伟强乘这辆车执行查私任务。……他告诉记者，‘每晚七八点钟我租完车就到打非组拿警灯、停车牌、破胎器’。多名死者家属告诉记者，死者身上的警服，系王文权从钦州市公安局打非组组长蔡卓学处所得……防城港人刘济良曾因走私香烟而被判处走私普通货物罪。和王文权等人多次打交道的刘济良告诉记者，钦州警方在东兴就安排耳目和眼线，只要有人打算走货，蔡卓学就会收到消息，然后安排王文权等人在高速上查获。刘济良说，如果想平安无事，必须‘买关’，即向公安局交钱。按照行情，一辆车一个买关价格，根据走私的货不同，价钱也不同。从元不等。邹勇告诉记者，他们的工作除了缉私以外，最重要的是‘查关’，即查看拉着走私品的车辆是否已经‘买关’。每次出去‘做工’前，晚叔（王文权）都会从蔡卓学那里领到一份三页多A4纸打印的买关名单，名单上有对应的车牌号和手机号码。一旦查到走私车，邹勇和同伴们不仅要核实车牌号、手机号码，还要核实拉的货是不是买关所买的……”这篇报道披露：王文权等“民间缉私队”的收入由公安机关从查获的走私品拍卖中由取百分之十，同时，“民间缉私队”自己也被默许走私，从中捞钱。正如蔡卓学在车祸谈判中对一位死者亲属说（录音）：“……王文权一直都做‘老鼠’（即走私穿山甲），不止三二次，差不多晚晚都在做。所以你跟劳改三（死者何远航父亲的化名）讲，你知道你儿子（何远航）是做什么的？你儿子本身就是走私的，我们从来没有捉过他，他也不跟我买过一角钱关。”公安局作为政府的司法机关，它赖以立足的社会形象是什么，我想每一个读者都可以说得出来，而它的利益边际只应以政府财政（纳税人的钱）为其提供的办案经费、办公支出以及人员工资为界。除此外，它绝对不允许利用执法权和办案权谋取任何额外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更不容许以放纵犯罪分子、执法犯法来谋取额外利益，一旦越界，那么，公安机关的社会功能就会反向转化，成为践踏法制、纵容犯罪、侵犯民权、贪赃枉法的社会祸害，其社会形象也轰然崩溃。钦州市公安局缉私查获的走私品经拍卖后上缴了财政，其中抽取百分之十用作“民间缉私队”的劳务报酬，那么那些被缉私人员“放行”的走私贩留下的“买关钱”又弄到哪里去了呢？那可是一笔不菲的数字！问题是，这种令人发指的执法犯法、纵容犯罪、贪赃枉法行为并不是蔡卓学的个人行为，没有局领导的首肯，他凭着一个打非组组长的头衔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弄出这样一个大动作来。但这还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症结是，身为公安机关的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对公安机关应有的社会形象和严格界定的利益边际，居然没有任何使命感、责任感、敬畏感、信誉感和羞耻心。当丑闻曝光之后，钦州公安机关哪有像日本“不二家”公司和相扑运动员朝青龙那种痛心疾首、声泪俱下的自责忏悔，反而理直气壮地公然宣布：“钦州市公安局在开展打击非法经营违法犯罪工作中，没有聘请过任何人，也没有提供过任何服装、工具、车辆给任何人使用。”看，用一个更大的谎言掩盖自己的不检点时，真是“牛逼”到了极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这种心态驱使下，还有什么利益边际不敢跨越，还有什么违法乱纪、执法犯法的坏事丑事不敢去做，还有什么不义之财不敢去贪，还有什么使命责任可言，还有什么羞耻良知可讲！可怕的是，相当一部分社会公共服务机构跨越利益边际的越界行为都是以集体、单位的名义进行的。有多少公立医院将乱给病人开检查单、开药方的“创收指标”，作为医院的规章制度，公然列入医务人员的考核项目之中的？有多少司法行政机构，将乱收费乱罚款当作考核指标分摊到单位的每一个人头？就拿司法系统来说吧，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究竟发生了多少跨越利益边际的越界行为？这些越界行为走得有多远有多普遍？这是一道根本无法拉开的铁幕，我想，恐怕最清楚内幕的，是各级每一位、每一任的公安局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再看另一例。《看天下》第六期刊登了一篇调查文章《科场现形记》，说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和学生们三年多来共同完成了一项透析中国教育的大工程。2010年9月，郑教授在北大新开了一门课：批判的教育社会学，他要求每一个选修了这门课的学生都做一个关于中国教育的社会调查。最后，郑教授把学生们获得的这些教育实情汇编成自己专著的姊妹篇《科场现形记》。其中一项题为《围绕报考北大的师生博弈》的学生调查中说，在河南的一所重点中学中，老师为了诱使学生报考北大而采取了种种手段。这背后是学校和老师的利益。每个班都会挑选几个“北大苗”重点培养，做特殊发放的复习资料，还会组织“北大苗”穿西装，打红色领带进行誓师大会。一旦发现某个苗子没有潜力时便果断放弃培养。更惊险的博弈是在高考后。老师的策略是“全面撒网，重点捞鱼”。他们会力劝学生报北大而罔顾其风险，甚至还会故意向其提供虚假信息。因此，这所学校里有很多学生因为报考北大而导致当年落榜，不得不复读。这也是老师所希望的，因这这枚棋子又多了一次对赌的机会。C同学便是如此，高考后估分，感觉在北大分数线的边缘，学校领导力劝他报北大，结果落榜。他复读时，选择了另一所学校。结果原来学校的领导便来威胁他们全家，“上吊自杀都可以，但是不要走。”还反复骚扰他。这些事情也让学生对老师有了戒心。有些学生平时考试时就故意做错一些题，考差点，让老师对自己不管不问，最后成为高考黑马。在这些离奇手段后面的“学校和老师的利益”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什么内容的利益？这些利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魔力”驱使那些“为人师表”的“灵魂工程师”如此下作、如此利令智昏、如此厚颜无耻地“忽悠”自己的学生和学生的家长？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行政机关，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在突破他们自身应有的社会形象的利益边际时，究竟已经走了多远？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各种社会职业以及相应的社会机构和社会团体由各自社会形象严格规范的利益边际，有着三大社会功能。其一，它保证因社会分工形成的各种社会职业、各个社会团体的利益之间，能够形成一个可以和平共处、共同接受、互不侵犯的平衡点，只有在这个平衡点上，才可能达成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彼此信任；其二，所谓各种职业、各个社会机构和各个社会集团赖以立足的自身社会形象，其本质在于证明它们各自的社会功能、社会信誉和社会责任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因此，坚守它们各自的利益边际，是实现整个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诉求的必备前提和社会基础；其三，只有在整个社会成员达成相互信任、且共同认为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已经基本实现的社会共识上，才可能形成整个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只有在这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基础上，才谈得上构建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自觉遵守的核心价值体系或道德伦理体系。相反，如果突破利益边际的“越界”已成为“各行各业”的普遍行为，那么各种社会职业、各种社会机构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甚至各个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就会彻底破坏，所谓“社会公平”“社会正义”就会成为美丽的“海市蜃楼”，试想，在这种彼此充满猜疑、防范、不信任甚至敌对、仇视的人际关系流沙上，能形成任何“核心价值体系”或能建成任何精神文明大厦吗？随之而来的恐怕就不仅仅是“礼崩乐坏”的局面了，而是暴力相向的“革命”局面了。三，中国官民之间信任危机的症结在哪里？在中国大陆“各行各业”都普遍存在着的“边际利益越界”的乱象之中，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利益边际的越界行为引发的政府社会形象的损毁、公信力的下降以及民众对其产生的信任危机，显然起到了“祸首”的作用。那么，当今大陆民众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信任程度，降低到怎样一个“冰点”呢？眼下就有一个最好的例证。我们姑且来看看在共识网上发表的这篇《思想家在想什么：十大思想人物把脉中国思想走向》的文章，网民的评价如何。笔者走笔至此时，这篇文章的总点击数是11846次，点击率极高。在评价栏中，有162票。其中，正面评价栏中，“深刻”有2票，务实有一票，共计3票。而在负面评价栏中，“存疑”7票，“吃惊”3票，“犯晕”137票，冷汗12票，总计159票。对这样一篇比较纯粹的理论文章正负评价如此悬殊，其中的奥秘一目了然，皆因为这次评选是官方网站搞的，当选的“十大思想人物”又都是体制内学者。我想至少有一半以上投票的网民并没耐心将文章读完，或者是带着情绪投票的。其实，这十位“思想人物”的思想有诸多亮点，其思想深度和理论价值委实可圈可点。那么，为什么政府和官员的“越界”行为是整个社会“越界”乱象的“祸首”呢？我想有三个理由就足以验证这个结论。第一，在中国大陆，执政党及其政府是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社会价值体系、社会职业道德和精神文明体系的构建者、倡导者和表率者，如果他们带头违规失范，则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大厦难免崩塌。这种情形具化到政府行为和官员个体，则表现为口是心非，阳奉阴为，言行不一，众人面前道貌岸然，一腔正气，背后则徇私舞弊，男盗女娼。如一些官员会场上谈起反腐廉政时慷慨激昂，信誓旦旦，会场下却大肆受贿，贪得无厌，这种政府行为的异化和官员人格的扭曲所导致的政治道德的堕落，和执政党肩负的社会道德教化责任背道而驰，对败坏社会道德，毒化社会风气，起到极坏的“引领”、“教唆”作用；第二，政府和官员是掌权的，而不受选民制约的权杖，则是一柄可以对所有社会团体利益进行“生杀予夺”的利剑。因此，一旦掌权人利用这柄利剑突破利益边际，越界延伸自己的私利，则对其他社会成员的“侵权夺利”更为伤筋动骨，更为有恃无恐。比如一位普通百姓在商店买了一件假货，顶多损失了几十元钱而已。但如果他的子女在“萝卜招聘”中被某位处长的公子“鸠占鹊巢”，则肠子都会“悔”青。而权力越界比其他任何边际利益的越界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和更强烈的内在冲动，它因此在整个官员队伍中蔓延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也格外触目惊心，它对社会成员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侵犯规模、危害程度也超过其他利益越界行为；第三，对社会各行各业利益边际的规范和监管职能，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实施的。比如一个企业，对其产品质量的规范和监督，由政府的技术监督部门实施，对企业保证工人最低工资、保证八小时工作制、保证不使用童工等利益边际的约束和规范，由政府的劳动部门实施监控；对企业生产的排污、环保环节的监管，由政府的环保部门进行。可见，一旦政府的监管失范，或者政府边际利益的越界和被监管行业边际利益的越界融为一体，共同谋利，则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必将受到深深的侵害。比如，某地政府的环保部门只顾收取排污企业的罚款，收了罚款后根本不进行整改，企业照排不误，那么倒霉的自然是污染越来越严重的自然环境和当地的老百姓。可以肯定地说，当前相当一部分行业和社会团体边际利益的越界行为，直接滋生、繁殖并“接轨”于政府部门边际利益的越界和延伸。有一个典型事例很精彩：对于房价飙升这个“社会公害”，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大声疾呼：北京市区的房价以后要下降。其理由：保障房供应量加大，调节了市场供需。而全国政协委员、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却回应：房价的24%是税费，超过30%是土地出让，这些钱都被政府赚走了，要降房价，首先请政府不要“雁过拔毛”（据新华网3月16日报道）。这就是政府“越界”在前、房地产商“越界”在后、双双联手坑得老百姓买不起房的活样板。当前，“习李新政”对政府和官员边际利益的越界行为采取了一系列规范、约束举措，效果不错，颇获老百姓好评。但这究竟是“治标”还是“治本”，现在还不能下结论。因为要讲到中国执政党和老百姓之间如何实现真正的相互信任，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探讨。所谓官民之间的真正“互信”，实质上是两者之间平等的互信。而要实现这个平等的互信，执政党非要来一个千年大转身不可。何为“千年大转身”？就是转换角色，中国的执政党，要从中国数千年统治者的那种传统角色彻底转变过来，才有可能和老百姓达成真正的互信。我们知道，在中国皇权时代，皇帝就是“天子”，神圣且不可侵犯。老百姓之所以相信皇帝，是因为把皇帝当做“天子”膜拜。历代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的“互信”，都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这种“互信”也从来不是真正的信任，是一方以神灵自居，一方以愚昧自欺，在“忽悠”和迷信的互动中达成的互信。一旦愚昧自欺者觉醒，则对方头上神圣且至高无上的光环就立马熄灭，原先的“互信”也随之解体，只博得原来的“顶礼膜拜”者“恍然一笑”。中共建国以后，执政党充当的角色和中国历代统治者的角色如出一辙，只是头上的光环有所变化：无产阶级先锋队，带领全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实现全人类的最后解放。因而，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神圣且至高无上，全国的老百姓对之只有坚信不移、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份儿。如果说，建国初期执政党的领袖们和全体党员真的相信他们的确在带领全国人民走这条“最后解放之路”，他们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也非常虔诚，正像诸多中国皇帝真的相信他们就是“天子”一样，那么对于“相信者”和“被相信者”而言，只能说双方都处于愚昧之中。然而，当执政党的政治实践已经反复证明这条“人类最后解放之路”只是不折不扣的乌托邦、炮制这条“最后解放之路”的全套理论学说同样错误多多、荒谬迭出、那些带领人民走这条路的领袖们同样不是什么伟大的“先知”、他们包括“先锋队”的普通成员同样像常人一样为权力所困，为利益所惑。这样的历史实践至少让广大民众认识到如下几个常识：其一，人类对社会科学即自身社会的认识还非常肤浅幼稚，人类所获得的所有社会科学真理仍远远不足以“指引人类走向最后解放的道路”；其二，以某个阶级某个政党运用所谓社会科学真理以长期垄断权力的模式“带领全体人民实现社会大同”的任何承诺，都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其中最大的悖论，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任何阶级和政治集团，都不可能抵制住政治权力的诱惑和腐蚀；其三，人类走向所谓“最后解放”的现代文明之路，绝对不可能在一方为极少数救世主、另一方为绝大多数亟待拯救的羔羊的互动模式中实现。当人民已经认识到这些“常识”之后，如果执政党还一味坚持所谓“人类大同”的理想、“最后解放”的学说、“先锋队”的光环、“三个代表”的自诩，除了让人一眼看出执政者仍然在做着中国历代皇帝都做过的掌权永远、“万世一系”的美梦外，剩下的就不仅是单方的愚昧，而且是不折不扣的自欺了。因为作为老百姓的一方，已经觉醒了，他们再也不相信、不需要羔羊对救世主的那种顶礼膜拜、那种顺从信任，而是平等的信任，对等的信任，就像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同事之间的那种信任。而执政党只有实现由“圣”到人的历史转身，才能真正获得这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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